问责条例范文
时间：2023-04-10 19: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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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深圳经济特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深圳经济特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在深圳经济特区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条例》和本实施细则，接受文化市场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依法开展文化经营活动。
第二章 管理部门和管理职责
第三条 深圳市(以下简称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文化市场发展规划的制定、整体布局及宏观调控并履行对下列文化经营项目的行政管理职能：
(一)歌厅、舞厅;
(二)营业性文艺演出、时装组队及表演、国际标准舞表演及比赛、社会办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三)音像制品的批发、批发兼零售及营业性播放;
(四)图书报刊的二级批发及批发兼零售;
(五)美术字画的展销及拍卖;
(六)文物的销售、展销及拍卖;
(七)文化娱乐经纪机构;
(八)电子游戏机室;
(九)综合性游艺。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八)项、第(九)项等文化经营项目。
第四条 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对下列文化经营项目的行政管理职能：
(一)卡拉OK厅以及茶座、酒吧、咖啡厅、餐厅中附设文艺表演、卡拉OK的歌舞娱乐场所;
(二)音像制品的零售及出租;
(三)图书报刊的零售及出租;
(四)美术字画的零售;
(五)营业性文化艺术培训;
(六)桌台球室;
(七)单项游艺。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中的音像制品的零售、第(七)项等文化经营项目。
第五条 市、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分别管理各自审批的文化经营项目。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文化经营项目可授权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管理。
第六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无《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超出《文化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的违法经营行为。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无《营业执照》或超出《营业执照》核定范围的违法经营行为。
第八条 公安部门负责对文化经营场所治安、消防进行管理、监督，对文化经营场所保安人员进行培训及考核。
第九条 税务、卫生、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管理文化市场。
第三章 申办条件和程序
第十条 申请从事长期性文化经营项目，按照国家规定应取得《文化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有审批权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立项申请。
立项申请包括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场所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资料;
(三)设施、设备资料;
(四)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资料;
(五)经营场所房屋使用证明及地址示意图。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齐备后，填写《深圳市文化经营活动审批呈报表》。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临时性文化经营项目，按照国家规定应取得《文化经营许可证》的，应向有审批权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申领《临时文化经营许可证》或《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第十二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对须报市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
第十三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立项申请或开业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不答复的，申请人可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章 管理
第十四条 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内悬挂《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并按证照核定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五条 经营者变更《文化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的，须到有管辖权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文化市场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年审验证制度。经营者应于每年12月到原审批部门办理年审验证手续。
第十七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广东省、市政府有关规定，从经营者的经营收入中征收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和文化发展专用资金。
管理费和文化发展专用资金应在每月10日前或临时性文化经营活动结束后10日内缴交。
收取管理费及文化发展专用资金应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票据并执行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规定。
第十八条 经批准的文化经营场所，半年内未营业的，视为自动停业，由原审批部门吊销其《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十九条 《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称演出资格，是指深圳的表演团体经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考核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以下简称《演出许可证》);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外、境外的表演团体按规定取得有关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表演团体进行营业性文艺演出时，应携带《演出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第二十条 营业性演出场所接纳表演团体和个人进行营业性文艺演出的，应签订书面合同，并书面告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营业性演出场所，不得接纳未办理《演出许可证》或审批手续的表演团体和个人进行营业性文艺演出。
第二十一条 茶座、酒吧、咖啡厅及餐厅中附设文艺表演、卡拉OK的歌舞娱乐场所，在管理上视同歌厅、舞厅及卡拉OK厅。
第五章 稽查机构和稽查人员
第二十二条 文化市场稽查机构是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领导下的监督、检查文化经营活动的组织。
市文化市场稽查机构负责全市文化市场的稽查工作，协调、部署全市文化稽查行动，并对区文化市场稽查机构的业务工作给予指导。
区文化市场稽查机构负责辖区内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文化经营活动的稽查工作，并对区内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文化经营活动出现的违法行为及时报告市文化市场稽查机构。
第二十三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市文化市场稽查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并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市场稽查证》(以下简称《稽查证》)。
第二十四条 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和稽查人员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文化经营单位进行例行检查;
(二)根据检查情况和公民的举报、揭发，对有关文化经营单位和文化经营活动进行调查;
(三)依照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或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非法经营活动涉及的工具、设备及非法物品实行扣押、查封等必要措施;
(四)对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经营单位和个人提请有关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五条 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和稽查人员履行职责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程序执行公务;
(二)为检举、揭发违法活动的人和所查阅复制的文件材料保密;
(三)秉公执法、廉洁奉公。
第二十六条 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在工作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任何形式参与文化经营活动;
(二)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向经营单位索取或变相索取财物;
(三)采用违法手段开展工作;
(四)袒护、包庇被查处的经营者;
(五)伪造、篡改、隐匿、销毁和扩散证据;
(六)泄漏案情和稽查活动安排。
第六章 稽查程序
第二十七条 文化市场稽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稽查证》。
第二十八条 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在对文化经营单位和文化活动现场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应填写《文化市场稽查现场检查记录》。
《文化市场稽查现场检查记录》应与事实相符，并由当事人签字。当事人拒不签字的，由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在《文化市场稽查现场检查记录》中做出必要说明。
第二十九条 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对在检查和调查中认定的违法财物，应依照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或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扣押或查封。
扣押或查封违法财物时，须填写《扣押或查封财物清单》。扣押的非法财物一律按规定登记入库，专人保管，严禁私自占有或外传。
第三十条 文化市场稽查人员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授权，可对《条例》和本实施细则规定的2千元及2千元以下罚款，当场作出处理。
执行当场处罚时，必须有2名以上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在场。
第三十一条 须立案调查的案件，应由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填写《立案呈批表》，并经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三十二条 案件调查中应收集的证据主要有：
(一)文化市场稽查现场检查记录;
(二)当事人的书面陈述材料;
(三)检查笔录(含证人笔录);
(四)对扣押物品的技术鉴定结论;
(五)录音、录像、摄影材料;
(六)案件涉及的信件、帐目、票据及其他物品。
第三十三条 案件调查结束后，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应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及规章，提出《案件调查报告》，报所隶属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议。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分别不同情况，作出下列处理：
(一)认定举报不实或证据不足的，立案予以撤销;
(二)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认定当事人有违反治安、工商、税收等管理法规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四)认定当事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制作《处罚决定通知书》，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五条 罚没财物应同时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
第三十六条 案件处理完毕后，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应填写《结案报告》，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结案。
《结案报告》连同案件文书、证据等应立卷存档。
第三十七条 被处罚的当事人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复议;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八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本级和下级文化市场稽查机构的行政执法行为实行监督。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九条 对繁荣特区社会主义文化有突出贡献的守法经营单位和个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给予通报表扬、物质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
第四十条 对检举、揭发文化经营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功人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按查获的非法物品价值或非法所得总额的一定比例予以奖励。
第四十一条 对秉公执法、廉洁奉公、为特区文化市场管理或稽查作出突出贡献的管理及稽查人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人民政府可给予通报表扬、颁发荣誉证书、行政晋级的奖励或物质奖励。
第四十二条 《条例》和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停业整顿，最高期限为3个月。
第四十三条 被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或《临时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1年内不得再次提出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申请。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擅自扩大经营范围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有关经营物品及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1倍的罚款;不悬挂证照的，处以5百元罚款。
伪造或涂改《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由有管辖权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以2万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有管辖权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理的，有管辖权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吊销其《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不按时办理年审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办理，并处以2千元罚款;超过3个月不办理年审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未缴交管理费和文化发展专用资金的，征收部门除责令其补缴外，还应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超过半年不缴交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未领取《演出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擅自从事营业性文艺演出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演出，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1倍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1倍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之日起施行。
文化市场的基本内容概要
所谓 文化市场，是指按价值规律进行文化艺术产品交换，和提供有偿文化服务活动的场所。
是文化艺术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中介。
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能供人们消费并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和活动;二是要有组织这种活动的经营者和需求者;三是要有适宜的交换条件。
主体
文化市场主体一般是指各类文化产业单位。
篇2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企业社会责任;利润;利益相关者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的财务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矛盾。社会责任不是企业的负担,相反,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
一、财务管理且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矛盾与一致性
(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目标的矛盾
每当提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反对者最大的理由就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企业经济负担的加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利润是企业存在的基础,也是企业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但是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要以一定的经济利润为代价。如果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能力,必然会导致企业的亏损,甚至于导致企业破产论文。
(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相契合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并不会排斥企业追求正当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多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甚至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收益。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给企业经营上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方面的。从短期来看,社会责任的承担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东财富,但是从企业长期的发展来看,积极的一面是远远大于消极一面的。
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展现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企业在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虽然消耗了部分经济利益,但是企业的行为向社会展现了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正是因为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目标才会被员工所认同,产品才能被更多的消费者认可,企业也才会被社会所认可。企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能够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企业发展的经营环境。可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于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2.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广告效应
在企业的营销管理过程中,为产品做广告宣传是扩大销售的必要手段,广告费用也成为了企业经营中一笔较大的支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往往以企业的名义直接出资承担社会公益事业,如教育、扶贫、慈善事业等等。这样企业在广泛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扩大了企业的声誉。而企业的这种公益行为,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社会的认可,赢得更高的评价,获得比单纯的媒体广告宣传更高的效益。
(三)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致性
1.法律强制下财务管理目标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
2.市场经济体系下财务管理目标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
市场经济体系下,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主要取决于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程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下,要想从竞争中获得利益,不仅仅依靠于企业自身的产品服务,还需要得到消费者、社会的认可。消费者是企业的衣食父母,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不可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最终必然会被社会,被消费者所遗弃,难以持续经营。而企业在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虽然会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赢得了社会,赢得了消费者.增加了企业的声誉,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及原因
(一)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企业奉公守法是社会对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企业能够生存的底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依法经营,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维护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二)企业为了赚钱,不顾消费者的利益
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利用免检制度做出的损害消费者健康的重大责任事件,这起事件反映出我国企业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这也是其存在的基础和动力,但企业唯利是图,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三鹿集团认为产品的质量问题不大容易被发现,存在一种侥幸心理,放松了对企业产品的质量要求,只注意到了企业的利润。
(三)企业推脱责任,逃避责任
一个长期奉公守法,服务于社会,以消费者为中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够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有些企业在产品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公众看到的不是一个积极承担责任的企业,而是想尽办法推脱责任的企业。企业一味地推脱责任,最终只能导致公众对企业丧失信心,损害企业努力经营的社会形象。
三、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使企业更好地实现财务目标
(一)相关部分法律法规的完善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要支付现实成本,所以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从战略角度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初级阶段。这就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应合理使用国际通用并符合本国国情的法规规章,以作为企业依法经营管理的刚性约束准则。如我国的食品安全法规,目前有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等,具体的质量标准近3000个,但遗憾的是,由于这些法规和标准的不完善,存在一定的交叉冲突,同时又不全面,使得法律中存在漏洞,这些漏洞给了违法企业可乘之机,削减了法律的惩处力度。
(二)加强宣传企业社会责任,培养“企业公民”意识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单元,应该像公民个人一样,成为对社会发展负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公民”。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淡薄,把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一种负担,只要有可能避免,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地逃避。
篇3
一、关于《细则》的适用范围。本市城近郊区、远郊区、县县城、建制镇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均适用《细则》。
二、建设工程用地跨区、县的房屋拆迁许可证由市房地产管理局核发。但拆迁房屋较多、任务较大的，也可以根据工程进度分别由用地所在区县的房地产管理局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并报市房地产管理局备案。
三、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后，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协议。对被拆迁人的安置需要有过渡期的，过渡期满正式安置时安置用房的实际居住面积少于协议面积两平方米以上的（含两平方米）部分，由拆迁人按安置房屋的成本价格对被拆迁人给予经济补偿或另行择房安置。
四、临时过渡的被拆迁居民，其安置人口的年龄计算以拆迁人通知正式安置的日期为准。
五、拆迁人或被拆迁人向区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裁决拆迁纠纷的，均以房地产管理局公布的规定拆迁期限期满第二天开始受理。
六、拆迁人与被拆除房屋所有人实行产权调换的，其房屋建筑面积由区、县房地产管理局测定。楼房的使用面积与建筑面积的换算方法均按市局京房管改字（1992）第480号文件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91）首规办规字第124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七、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不再另行安置。
八、拆迁安置房屋成本价格的计算包括以下内容：
1.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2.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补助费，其中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物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超转人员安置费、菜田基金、耕地占用税、原房作价补偿费、搬家费、周转费、清理费、单位拆迁费。
九、对在拆迁范围内有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按规定需增加安置住房但在拆迁范围外另有其它正式住房的被拆迁户，安置时应将其在拆迁范围外的住房面积计入安置面积。
篇4
关键词：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
引言
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为害之烈和机动车事故受害人所处地位之弱，我国在充分借鉴美、英、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之上，经过十年时间的充分论证，终于在今年三月三十日颁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过错责任、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借助这一套完整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以下简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帮扶居于弱势地位的车祸受害人，解决机动车保有者与车祸受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预防和减少机动车交通事故，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
一、对制度的评述
我国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第七十六条规定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无过错赔偿责任”，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又规定了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以分散肇事机动车的保有人过重的经济负担和责任风险，保证受害人能够获得及时而有效的赔偿。为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原则规定的实施，国务院于2006年3月30日颁布了《条例》，它共分七章，分别对强制保险的定义、办理的原则、赔偿处理等作了规定。《条例》规定保险公司经营机动车强责险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办理强制保险时，投保人有权自主选择具备经营强制保险资格的保险公司。强制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条款和统一责任限额。强制保险还将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目的是垫付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亡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一)制度的特色
《条例》所建立起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政府巧妙地借用“市场之手”，加以适当的政策化改造，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的成功典范。
之所以说“政府借用‘市场之手’”，是因为该险种完全由普通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销售和经营，并与任意责任保险配套使用，是任意责任保险的新发展；之所以说“政策化改造”，是因为这种强制保险虽脱胎于任意责任保险，但又不是任意责任保险，而是加入了许多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主要有：(1)强制缔约，机动车的保有人必须投保，而保险公司对于符合条件的投保人也必须承保，为了车祸受害人能得到迅速而基本的赔偿，在合同期间，双方均不得随意解除保险合同；(2)无过错赔付，机动车一方投保了机动车强责险之后，对于车祸之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即使没有主观上的过失，也要在机动车强责险的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也应当及时对受害第三人进行直接赔付；(3)受害人权利的扩张，车祸受害人并不是任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的合同当事人，但是在机动车强责险中，受害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法律地位甚至超过了被保险人，成为了机动车强责险中的两大主角之一，而被保险人则从主角之一变成了配角。也就是说，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不但拥有了越过被保险人而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的法定权利，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拥有了向社会救助基金求助的法定权利，使其权利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都是对“债权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国家立法基于公共政策的目的而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这在任意责任保险中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国家基于社会公益，还在保险费率厘定、被保险人的范围和监管等方面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各方主体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确保“车祸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切实的赔付”的社会公益目的得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完善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借助市场手段，辅之以政策化改造，以实现社会保障之目的。
(二)制度的优势
《条例》所确立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这一“私法”制度的“公法化”改造，其优势十分明显：其一，它能够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以解决受害人抢救费用上之燃眉之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是我国侵权赔偿上一个历史进步。其二，它通过强制广大机动车的保有人都参加这一保险，使某一车祸加害人的责任损失，在全体机动车保有者之间进行分散，从而使这一制度从任意责任保险的个体化的“矫正正义”到整个社会化的“分配正义”的转变；其三，这一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保险费率、责任限额制度，十分强调保险公司实行“保本微利”经营方针，并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这些举措，实质上是降低了广大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它既激励机动车保有人的投保热情，又不损害保险公司的正当利益，实现了“投保人(机动车保有人)—保险公司—受害第三人(车祸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该制度的良性发展，更有效地维护了广大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切身利益，维护了交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总之，这一制度坚持用市场手段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目标，做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制度均衡，既不损害市场主体的效益，又维护了社会正义，实现了“有效率的正义”，堪称同类制度之典范。
二、制度本身的不足及其完善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的颁布虽然标志着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道路交通安全法》仅有两条相关规定，而《条例》全文也仅有四十多条，且内容较粗疏，缺乏可操作性，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兼容性也不足，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被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综合考察被保险人的各项因素，正确厘定保险费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加以及汽车价格的下降，总的汽车拥有量将快速增加，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实施机动车强责险，因此，可以预见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各大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必将更加激烈。同时，国家规定保险公司在经营汽车强制保险时要保持不赢不亏、略有盈利。保险公司和有关部门只有确定尽可能公正、合理的保险费率，才能降低承保汽车强制保险的成本，同时减轻车主的保费负担，使保险公司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够保障人们的切身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鉴于此，我国《条例》的第八条虽然明文规定了根据被保险人的交通肇事纪录实行弹性费率制，这是我国立法界的一大突破，但笔者认为这还很不够。希望予以进一步完善，加入对被保险人一方的性别、年龄、职业特点、驾龄和驾驶环境等考虑因素，使弹性费率制进一步完善。
2．被保险人的范围的有关规定有待完善
笔者认为，对机动车强责险中的被保险人范围的认定不能过于机械。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确定。被保险人不仅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单中所载明之被保险人，即指名被保险人，以及其同居之全体家属，还应当包括经指名被保险人或其配偶所许可使用其汽车之人，以及对被保险汽车之使用负有法律责任之任何人，此即额外被保险人(袁宗蔚，2000)。在特殊情形下，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可能因某一被保险人对另一被保险人有损害赔偿责任而支付保险金，例如指名被保险人出借其汽车于邻居，此邻居开车撞伤指名被保险人，指名被保险人可能提出控诉其邻居所致之伤害，此邻居为保单承保范围内之额外被保险人，保险人应为邻居提出抗辩，并支持任何有利于指名被保险人之判决(袁宗蔚，2000)。再比如，指名被保险人及其配偶各有一车，两车发生碰撞，在此种情形下，配偶一方可能控诉对方，而保险人亦当提出抗辩(DonDewees，1996)。从理论上讲，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无论是指名被保险人还是额外被保险人都可以因被保险汽车在经授权的合格驾驶人驾驶时所致的损害而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从而成为受害第三人。但按照我国现有责任保险条款，指名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是不能视为第三人的。很明显此条款规定过于机械地理解了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概念，将相当一部分人排斥于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可能使我国交通事故保障体系出现盲区，故笔者主张第三人和被保险人的确定应当以交通事故发生时为准。
(二)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缩小保险人的责任范围
纵观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很少将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作为机动车强责险的范围。这是因为，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无非是确保受害人能获得及时而基本的补偿，为此，各国均规定，该受害第三人可直接向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而保险人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去对抗该受害第三人，且保险人的经营原则是“不赚不赔”的微利保本经营。这样一来，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保险人的个体利益进行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然而，一个好的民事法律制度必须在矛盾的双方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为此，各国法律大都规定，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仅对受害第三人的人身损失承担保险责任，而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但遗憾的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却将财产损失也纳入了机动车强责险的赔偿范围，《条例》第二十一条也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因过错应承担责任，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无疑将大大加重保险公司的责任负担，并最终通过较高的保费水平，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反过来，又会影响机动车强责险的投保人的自觉性，从而，从根本上威胁到这一制度的运行。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对《条例》的相关规定作适当的调整。具体办法是：对财产损害设定免赔额(DeductibleFranchise)或共同保险条款(Coinsuranceclause)。免赔额是指当承保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赔偿一定数额以上的损失。共同保险条款则规定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自己必须承担损失的一定百分比。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是对保险赔偿金额的一种限制，其意义在于减少小额损失之补偿，因为小额损失的理赔费用甚至可能超过实际补偿金额。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的引入可以有效降低赔付率和理赔费用，进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无论是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具有积极意义。根据机动车强责险着重维护受害人基本权益的特征，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违背以人为本的理念，且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为了能够请求赔偿，受害人可能夸大人身伤害程度，而医生和律师也会鼓励受害人增加医疗服务而使损失达到门槛标准(GarySchwartz，2000)。但对财产损失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不仅可以减少赔付和降低保费，而且可以通过调节免赔额幅度或共同保险比例起到控制违章，减少事故的防灾功能。
2．保险人不保事项的有关规定应当完善
所有保险合同中皆有不保风险事故之规定，它起到了从反面确定保险人之责任范围的作用。不保事项系指“依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不予承保之事项，是对保险契约上保险责任之限制”(袁宗蔚，2000)。有人称不保事项为免责事由或除外责任，广义的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项包括不保第三人、不保风险事故和不保损失等。而狭义的不保事项就是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
机动车强责险之主旨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保障，故其风险事故以交通事故为限。但何谓“交通事故”呢?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交通事故应当是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发生的致损事件，而非因机动车上路行驶带来的损害，即使是与机动车有其他物理上的联系也应列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故。但《条例》却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笔者认为此规定欠妥，因为这不仅不合理地加重了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责任，而且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之虞，建议将来在修订《条例》时予以删除。另外，道路交通事故中亦有若干情形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第一，驾驶资格欠缺的驾驶员驾车所致之交通事故。如尚未取得驾驶执照或驾驶执照被吊销的人员肇事；第二，驾驶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三，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四，因驾驶人酗酒、吸毒或服用物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五，驾驶人或第三人从事犯罪活动引发的交通事故；第六，被保险人自愿在暂时或永久对公众人士封闭的区域参加赛车活动所致损害，受害人也是不能获得无过失保险机制的赔偿的。排除这些事故的原因在于，责任保险中的交通事故应当是通常情况下发生的，而以上情形，或者是当事人故意造成事故，或者是当事人因严重违法行为引发事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按照保险原理，故意造成事故或者从事严重违法行为的人是不应得到保险保障的，否则就不利于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造成“鼓励”引发事故或违法犯罪的倾向。另外，当事人故意或严重违法的风险也是保险人在进行风险评估时难以测算的，因此应当将这些事故从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排除出去。当然，将这些事故排除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并不等于机动车强责险对这些事故中的受害者(尤其是无辜的受害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是应当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为受伤的受害人垫付抢救费用。此时，保险人实际上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是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当然，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补偿保险人因此支出的费用，法律应当赋予保险人于事后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
3．应赋予保险人对加害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
为了更好地保护车祸受害人的公益性目的，《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违法导致交通事故时，仍然有义务向受害的第三人支付保险金，但有权在事后向被保险人追偿，以保障车祸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这一规定与任意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相比，实际上是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也应当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注意适当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明确赋予保险人对其他加害人的代位求偿权，以利于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具体可作如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如果是由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即加害第三人)引起的，但依本法应当由被保险人与该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险人在给付赔偿金额后，应代被保险人向该第三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其所请求的数额应以赔偿金额为限。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时，保险人无代位请求权，但如果机动车交通事故是由该第三人故意引起的，不在此限。
(三)受害第三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确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
鉴于发达国家均已承认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机动车强责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一规定是对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保险给付直接请求权的确认，是一个立法进步。但笔者认为，仅仅规定了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还要保证该权利的真正落实，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还应当规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的协助义务，以增加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可操作性。如果离开了被保险人或保险人的配合和帮助，法律关于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相关立法必须明确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以下职责和义务：
(1)在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接到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对方，以便对方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准备，可尽快落实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2)在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还应当明确被保险人的必要协助义务，被保险人应当向受害第三人提供有助于受害第三人的主张权利所需要的材料。例如：提供保险单及其条款、保险人或其人的法定地址、联系方式、允许受害第三人核实的相关文件、向受害第三人提供索赔所必需的其他材料和文件等等。
(3)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还应当负有注意义务，即在受害第三人未得到被保险人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
(4)明文规定保险人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所谓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是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不得以普通保险合同中的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即被保险人违反了一般保险合同中的如实说明和担保义务)来对抗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从而保证了受害第三人能够得到及时、可靠的赔偿，以实现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而在一般责任保险中，如果被保险人的陈述不实、隐匿、遗漏、违背担保或欺诈，保险人可以终止保险合同，并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但这一原则对于法定的机动车强责险却不适用(郑功成，1991)。国外的机动车辆法定保险中，保险人不得因被保险人违反保单规定的赔付先决条件而拒绝承担责任，可惜的是，我国刚刚颁布的《条例》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当吸取国外法的成功经验，增设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的规定。
2．应完善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制度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要设立车祸受害人的社会救助基金，以进一步扩张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条例》第二十三、二十四条也相应地规定了社会救助基金的适用对象和基金来源。但是，笔者认为还需要对基金的管理机构、征收、赔偿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以保证社会救助基金的正常运作。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改进措施可供参考：
(1)关于救助基金来源渠道问题。笔者认为，还应当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看，除从保费收入、罚款收入和年检费税收入提取外，还有下列途径可供考虑：受害人死亡，且无人继承的机动车强责险赔款；社会捐赠；从燃油税中提取的金额等。其中最值得采纳的就是从燃油税中提取，该来源较为可靠且收取便利，同时缴纳燃油税较多的机动车必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更长，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更高，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基金份额是合情合理的。从燃油税中提取还可能使驾驶量比较大的投保人因为增加成本而减少驾驶。这就会降低和驾驶量相关的交通事故。事实上，新西兰的“无过失保障机制”就是多征收了2％的汽油税(JainesHenderson，1999)。我国可将燃油税列为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2)明确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笔者认为，车祸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应由非官方或半官方身份的非营利性组织来管理。因为救助基金来源和使用都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因而不能从中获利，因此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无疑是不适合的。而由政府来管理，无疑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与我国精简政府机构的潮流相违背。因此，由非营利和非政府性的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最合适。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初由司法部管理，后转由运输部、消费者和商业关系及金融协会管理，现由安大略金融服务委员会管理；美国纽约州则专门成立了“机动车辆事故补偿机构”(MotorVehicleAccidentIndeminificationCorporation，缩写MVAI)负责救助基金管理，该机构经法律授权而具有一定的事故仲裁职能，属于半官方主体。笔者建议，鉴于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明确赋予了社会中介组织“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地位”(丁凤楚，2005)，我国由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救助基金较为适宜。
3．应建立对受害人的“暂付款制度”
我们知道，在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而言，他最急需的是一笔抢救费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外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大都规定了“暂付款制度”。所谓暂付款制度是指在调解机关或司法机关尚未就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和赔偿金额作出决定、受害人因此而不能行使直接请求权时，受害人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一定金额暂付款的制度(李薇，1997)。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均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未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首先推行暂付款制度，以保证对受害人给予及时的救助。事实上，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的做法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在受害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将责任保险卡抵押在医院，以保证对受害人的及时救助。因救助受害人而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医院凭保险卡的账号直接从保险公司划转。在经公安机关调解或依法确定，如被保险人确需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所预先支付的医疗费用在保险赔偿中扣除；如被保险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对其所预付的医疗费用向受害人追偿。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公司的这种以保险卡抵押救治的方法已经具备了暂付款制度的雏形，有利于对车祸受害人的救治，但由于欠缺法律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引起很多争议。如：保险公司常常对医疗费用设立较低的限额，妨碍了对受害人的救治；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追偿得不到法律保障等等。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应当明确引入暂付款制度，是对上述做法在法律上的确认和规范，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
机动车强责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带有强烈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的特殊保险，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条例》的实施也离不开交通运输部门、公安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为此，目前通行的办法是在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监管的同时，成立专业性委员会(或者是联席会议)，对强制机动车强责险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和指导。如日本的保险由金融厅管理，但对于汽车机动车强责险(CALI)，另行成立了由相关行业专家组成的(CALI委员会)，它对CALI的实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我国，应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机动车强责险进行统一监管，同时，成立能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并具有相当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保险行业协会，以加强保险业的自律管理。笔者认为，该行业协会的组成人员应包括保监会代表、交通管理部门的代表、保险学专家、法学专家、保险公司代表等等，并且，协会“应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对经营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公司实行行业自律管理”(丁凤楚，2004)。
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还可以适当地推行机动车强责险的法定再保险制度，规定保险人对于风险系数过高的机动车，实行法定分保。
(五)应当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模式
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直接规定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条例》的法律效力等级偏低了。
世界各国强制性的机动车(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规范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此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英国于1930年在其《道路交通法》中规定了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赋予强制投保的法律依据，再由保险法来作进一步规定。美国的加州即采用这一立法模式。1989年的加州汽车法第七篇：《财务责任法》规定了驾驶人或所有人的投保汽车责任保险的义务，而汽车责任保险的其他事项则由加州保险法规定。第三种模式是由专门的机动车强责险的单行法规范。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5年制定的《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德国的《强制汽车所有人保险法》，韩国的《汽车损失赔偿保证法》等等(马永伟，2001)。
在各国有关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中，以采取第三种立法模式的居多。不仅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如此，就连英美法系国家也有不少，如美国的新泽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采取第一、二种立法模式的尚属少数。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及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采用第三种立法模式：单行法的模式。因为这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就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内容而言，有关保险人经营权归属、经营方式、受害第三人直接给付请求权、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解参与权等等均有其特殊的规则，且都有别于我国《保险法》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而刚刚颁布的《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保险法》，属于《保险法》的下位法，而不是其特别法。因此，《条例》中的机动车强责险的规定是不能与《保险法》中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相抵触的，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强化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立法保护，并体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笔者认为，应制定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使之与《道路交通法》和《保险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配合，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实施细则进行规定，即由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细则》，从而确立“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丁凤楚，2006)机动车强责险法律规范和制度。
三、与相关制度的协调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单靠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本身，还无法充分地实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在完善该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配套措施，构建以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为中心的完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保障体系”。因此，为了真正有效地贯彻与落实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笔者建议除了完善该制度的有关规定之外，还要处理好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具体措施如下：
篇5
据了解,从“三西”扶贫开始,宁夏目前已减少贫困人口290万人,到2018年建档立卡的58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但长期以来扶贫开发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进,未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今年3月宁夏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条例》提出,县级以上政府应当把农村扶贫开发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同时,各级政府应当支持和引导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对贫困户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的,给予补助或者贷款支持;对扶贫对象创业的,在项目、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予以优惠和支持。另外,宁夏还将重点对农村贫困户子女接受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的,给予免费和补助;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给予家庭扶贫助学补助;接受技能培训或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的,给予生活费补贴。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对因灾因病等陷入暂时性贫困的农户提供救助;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实施扶贫项目和就业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并提高农村低保标准。
根据《条例》,经考核验收按期或者提前实现脱贫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享受的扶贫优惠政策可以保持不变;在规定时限内未实现脱贫的,主要负责人将被问责。
据介绍,条例对农村扶贫开发措施进行了全景式的规定,主要内容涉及精准扶贫、整村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技能培训等内容。针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条例草案拟确立了7个方面的措施:明确农村扶贫开发的原则、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农村扶贫开发范围和标准,规定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确认程序;突出农村扶贫开发规划和计划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明确农村扶贫开发规划和计划的相关内容;规定农村扶贫开发各项具体措施;规定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有关内容;规定监督检查,包括人大监督、审计、财政监督、绩效考核等;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宁夏要在2018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58.12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00个贫困村全部销号、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这一任务,时间紧、任务重。
篇6
[关键词]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立法 建议
青少年犯罪往往与家庭教育的缺失或失误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的家庭教育立法，仅在《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教育责任做出了一些规定，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监护侵害意见》），对家庭教育中监护人侵害青少年权益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新疆也于2009年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对家庭教育的责任做出了相应规定，但是现有国家和新疆地方立法过于原则、概括，缺乏实施细则和评价标准，可操作性不强；同时，现有立法大多规范的是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未能涵盖家庭教育的其他方面，导致现有家庭教育立法部分内容缺失、滞后。建议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家庭教育做出指导和规范，使家庭教育切实发挥教育、保护青少年及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作用。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家庭教育地位尴尬，迫切需要立法确认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起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由于家庭教育大多基于亲缘关系产生，而且影响人的一生，因此，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能直接、深远的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人生观、价值观，是其他一切教育的起点和基石。目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法律地位都已通过立法得以确认，但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却始终没有得到法律确认，家庭教育大多是自发进行的，缺乏指导、监督和约束。由于家庭教育既具私人性，也具有社会性，因此，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当，既会给家庭造成损失，影响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效果，阻碍青少年的未来发展，也会妨害他人正常生活，侵害社会秩序，给社会造成损失。家庭教育尴尬的地位严重影响到对家庭教育的引导和管理，不能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教育保护青少年，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立法确认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
（二）家庭教育的责任和义务需要立法进行明确
现有立法对家庭在青少年教育中应该做什么、禁止什么规定的较为全面，但对如何具体履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监护侵害意见》也仅对有关机关和个人在规范“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监护侵害行为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对一般性的监护侵害行为和其他家庭教育责任履行和监督、帮扶，并没有做出相应规定。比如：由哪个部门或机构主管、监管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经费如何保障？青少年遭遇家庭教育危机时应当向哪个部门申请救济？对没有教育能力或教育资金匮乏的家庭，应向哪个部门申请确认和帮扶？由哪个部门或机构负责提升家庭的教育能力？家庭教育的法律监督及帮扶援助由谁负责？这些内容的缺失使政府、社会和法律对家庭教育的约束和帮助很有限，造成原有立法对青少年教育保护的初衷不能完全实现。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政府、社会和家庭在家庭教育中的职责范围、权利和义务，才能保证家庭教育的有效实施和运行
（三）现有立法不足以调整家庭教育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整合规范
1.现有立法标准不清难于操作
家庭教育的责任内容，现有立法规定的较为全面，大致可归纳为：尊重和保障青少年受教育权的责任；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责任；依法履行对青少年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的责任；创造良好、和睦家庭环境的责任；尊重和保护青少年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的责任；教育和帮助青少年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责任。但是，现有立法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如何教育？教育什么？教育的效果如何检验？以什么为标准衡量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当行为已经需要由政府有关部门介入、干预？细则的缺失，难以发挥立法的指导、规范和约束作用，导致家庭教育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随意性较大，除造成严重后果的外，大多处于不涉的自发、自律状态。在国外，很多国家对家庭教育的履责标准规定的非常详细，如：美国明确规定，家长必须对孩子的逃课行为负责，孩子一学期逃课达到一定的量（一般为十几节），其监护人会被因此监禁15天，这样明细的规定，在实践中便于衡量进和操作，值得我们借鉴。
2.监护制度尚不能保证家庭教育真正落实
监护履职是否到位决定家庭教育是否能正常发挥功能，现有相关立法虽然对青少年的监护做出了规定，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监护主体监护资格不够完善。只考虑了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情感的联系状况等”给青少年提供生活保障的抚养能力，没有考虑监护人是否具有认真履行监护责任的品行，是否存在侵犯青少年利益的不端品格以及是否具有对青少年的教育能力。二是，存在监护人实质缺位的情况。比如：留守儿童委托监护的主体，现有立法仅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为：“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什么“是有监护能力”？认定委托监护人的资格应当遵循何种标准？立法均未作出规定。实践中，父母选任委托监护人的随意性较大，大多数留守未成年人被委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其它老年亲戚监护，由于年龄、文化、健康等原因，很多被委托监护人根本无力承担对青少年的管教责任，甚至反过来需要被监护人对其进行扶养照顾，使留守未成年人处于“名义上被监护，实质上脱离监护”的状态。立法规定委托监护人只能是“其他成年人”，父母找不到“其他成年人”来承担监护责任时怎么办？实践中存在未成年人独自留守，处于无人监护的脱管状态的情况。监护缺位的情况在单亲儿童、残疾儿童、经济困难家庭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中也都有出现，使这些这些孩子陷入亲情失落--生活失助--学业失教--安全失保--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的恶性循环。三是，监护失当行为没有有效监督机制。刑法虽然规定有虐待罪、遗弃罪，但刑法的处置都是事后救济，起不到预防作用。而且基本上都是情节严重到犯罪的程度才有有关组织进行干预，对于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干预。必须建立事前、事中的干预机制，才能防患于未然。
3.惩罚力度不够或缺少相应罚则，不足以起到约束作用
第一，现有立法对家庭教育失职行为处罚过轻。《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家庭教育缺失
失职行为的处罚仅限于：“劝诫、制止、行政处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同类行为的追责方法也仅限于：“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责令立即改正。”《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行为的干预方法为：“劝阻、调解、制止、行政处罚”。上述追责方法使家庭教育失职行为责任过轻，不足以起到约束作用。《监护侵害意见》虽然通过设置了“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和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来约束监护人及保护未成年人，但由于其只针对监护人“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适用范围较窄，未能规范大量存在的一般性监护侵害行为、监护忽略行为和其他教育失职行为。英美国家认为：对监护人的惩罚越重，更能让他们感到责任重大，也就更有利于减少因监护真空而出现的安全问题。在美国，对家庭教育主体失职行为都会有与失职行为相当的处罚，比如：如果小孩逃课，家长每次最高可能被罚款100美元。如果小孩在商店偷东西，或从图书馆偷书，家长每次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如果小孩违反宵禁规定，父母可被罚缴纳运载费用等。我们不认为对于家庭教育失职行为必须给予严重的惩罚，但给予的惩罚至少应当能够让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主体产生应有的重视，否则，无法起到督促作用。
第二，禁止性、义务性规范缺乏相应的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与青少年家庭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对家庭的监护、教育职能以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的方式做出了较为全面地规定，但是现有立法缺乏相应的罚则规定。如，《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但是违反了该项规定却没有任何的惩罚性规定，这就使立法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约束力。
二、制定《条例》的可行性
第一，《条例》拥有立法法律根据和法制基础。我国1990年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深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家庭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儿童的成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协助......”该规定强调了家庭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应当为儿童的成长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协助”。同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民法通则》、《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陆续对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家庭教育保护的责任及相关要求做出了规定。这都给条例的制定提供了立法法律根据和法制基础。
第二，《条例》拥有国家规划和政策基础。国务院1992年颁布实施的《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要建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育人机制”，“制定完善有关保护儿童权益的专项法律”。1996年全国妇联、国家教委联合印发的《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提出“加强中国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制定地方性家庭教育法规，使家庭教育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也都再次强调“推进、完善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使家庭教育工作走上科学化、社会化、法制化轨道”。上述规划和文件，为条例的制定奠定了规划和政策基础。
第三，《条例》拥有前期地方立法经验借鉴基础。自2002年上海市人大代表提议制定《家庭教育条例》以来，全国各地已有很多省份组织专家组进行地方立法调研，论证家庭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科学性，设计了家庭教育地方立法的基本框架和重要条款。 2014年重庆市更是将《家庭教育条例》纳入立法计划。各省份的有益尝试，给《条例》的制定提供了经验基础。
三、对《条例》的具体意见
（一）明确立法的宗旨、目的和基本原则
首先要明确《条例》的立法宗旨、目的，解决为什么要制定《条例》，《条例》解决什么的问题。其次，在《条例》中明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家庭教育平等的原则、政府主导的原则，全社会共同责任原则”，从立法层面保障“保护儿童最大利益；每一个青少年不分性别、民族、家庭经济情况都享有平等地享受家庭教育的权利；政府发挥管理、指导、保障作用；全社会共同参与”等家庭教育指导思想的贯彻实施。
（二）明确家庭教育的工作机制
在家庭教育的工作机制上，《条例》应当重点调节家庭教育管理和实施两大法律关系。
第一，理顺管理机制。《条例》重点要明确政府在家庭教育管理中的责任。首先要明确家庭教育由谁来管？具体落实家庭教育的主管机构、指导机构、帮扶机构、监督机构、经费保障渠道等。其次，要明确如何来管？必须细化家庭教育管理、指导、帮扶的组织管理、人员投入、经费保障的内容和程序。理顺管理机制才能确保《条例》有效运行。
第二，理顺实施机制。首先，明确家庭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家庭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明确规定家庭教育的内容：一是养，保证青少年得到抚养，确保身体健康成长；二是护，切实承担起对青少年的保护作用，防止青少年受到侵害和腐蚀；三是育，包括对青少年身心、伦理、道德、行为习惯的规范和教育。通过立法明确家庭教育的内涵、外延和内容，发挥法对家庭教育的引导作用，促进教育主体依法规范家庭教育行为。其次，明确监护人在家庭教育中责任和义务。一是，承担好对青少年的养护育的责任。在这部分内容里不能仅仅泛泛给出总则性的指导意见，更应对家庭教育行为给出规范的执行标准。二是，要求监护人主动学习掌握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规律，不断提升家庭教育能力。明确在什么情形下监护人必须接受强制学习以及学习后的考核标准。
（三）完善相关制度
1.完善家庭教育督导制度
家庭教育立法应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矫正，其立法重点不是惩戒，而是指导和服务。《条例》在制定时，可从两个层面建立家庭教育督导制度，及时对家庭教育缺失、失职行为进行干预，预防青少年受到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
第一，政府层面。立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督导家庭教育的具体部门、督导的范围、方法、程序及问责办法。
第二，社会层面。借鉴国外做法，建立强制举报制度，发挥群众和社会监督作用。一是，规定任何人发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尽监护、教育职责，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或家庭教育管理部门举报。考虑到教师、医生、处理儿童工作的人员及行政执法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会和家庭教育缺失、失当或监护不到位的孩子有近距离的接触，应当明确规定上述人员发现青少年处于监护、教育缺失、失职状态，必须及时向司法机关或家庭教育管理部门举报，否则，将受到相应制裁。二是，对于举报的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范围，不应当要求“情节严重”，只要存在“可能对青少年产生危险或危害”就可以举报，否则，举报起到的更多的是对正在进行的严重侵害青少年权益行为的制止和惩罚作用，很难通过及时干预一般性的侵害行为而达到预防可能发生的严重侵害行为的。在美国，以下行为在各州都会被视为危害儿童罪：将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车上载有儿童时酒后驾车；雇用有前科的人看护儿童；孩子无人看管或者交由其他儿童看管；子女面前制造；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危险地带等。任何人见到这种情形都有权向有关机关举报，父母可能会为此坐牢。甚至父母在酒店吃饭，让未成年孩子独自在酒店楼梯上玩耍，都面临有目击者要去报警的威胁。这种对监护、教育侵害行为举报范围尽可能大的设置，才能有效预防可能发生的对青少年不利后果。三是，明确规定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的处理程序和内容，包括可以代表被监护人侵害的青少年向法院提讼的权利。使家庭教育、监护缺失、不当的行为能够及时得到有效干预。
2.完善家庭教育干预、追责制度
《条例》应当完善对监护、教育失职行为干预制度，同时制定与失职行为过错相当的处罚方法和力度。
第一，建立监护、教育失职行为的干预制度。建议在《监护侵害意见》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青少年的监护人，建立暂时剥夺监护权制度，剥夺监护权案件调查期间及剥夺监护权后青少年的教育、监护转移、安置制度和被剥夺监护权的监护人的行为、品行评估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一般性监护失职行为和其他教育失职行为的及时干预制度，防止一般性的失职因为没有被及时干预而演变为严重失职行为。一是，可建立对一般性监护失职行为和其它教育失职行为的告诫及行政处罚制度，有关部门在发现或接到有关上述失职行为的报案、举报后，可视情节，对行为人进行口头告诫，经3次告诫行为人仍未改正的，可给予拘留的行政处罚。二是，建立对被告诫行为人的跟踪评估制度，以评价行为人在被告诫之后是否改正，对未改正的及时督促或再次提出告诫。
第二，建立强制接受培训指导制度。《条例》应当明确相关家庭教育强制性指导和帮助的条款，强制教育方法不科学、缺乏教育能力的家庭或有偏差行为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接受有关部门的培训和指导，促使其从教育思想和方法上都能得到提升。在《条例》中应当明确由哪个部门或机构来确定父母或监护人是否应当接受强制培训、指导，由哪个部门或机构担任培训、指导的教学机构以及培训、指导的内容、范围和对学习效果的检测标准。
第三，细化行政追责条款。要细化《条例》中的追责条款，规定追责标准，便于监护人、管理部门和监督机构衡量、操作，做到义务性、禁止性规定都有相应罚则呼应，使《条例》发挥应有的约束力。
3.建立、完善特殊青少年家庭教育帮扶制度
《条例》应当针对对心智特质、生理特质、神经动作、感觉能力、社会行为和沟通能力偏离常态儿童的青少年，以及流动人口子女、贫困家庭子女、留守未成年人、流浪未成年人、单亲家庭的家庭教育问题建立家庭教育帮扶制度：一是，家庭教育福利制度。建立上述特殊青少年家庭教育补贴和社会活动补贴申领制度。在经济上保证特殊青少年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二是，建立家庭教育帮助制度。对于上述特殊青少年的监护人，提供各类帮助、指导，帮助其承担好家庭教育职能。
英国教育家洛克指出：“家庭教育，给孩子深入骨髓的影响，是任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代替不了的”。在国家层面《家庭教育法》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制定地方《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来规范家庭教育的管理、指导、监督和实施，提升家庭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减少、纠正家庭教育的失职行为，预防家庭内部对青少年的侵害行为，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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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在我镇主次干道、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点开展为期3天的流动及定点宣传，发放《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宣传资料1000余份，张贴宣传标语20余幅，报送信息简报1期，同时积极参与市、县组织的各项流动宣传活动。
二、明确宣传重点，保证落实到位
为确保宣传活动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真正收到提高居民素质的效果，活动领导小组将《条例》与我镇的实际结合起来，明确重点，针对实施，保证落实到位。
（一）凡是《条例》内容涉及的企事业单位及门市等，落实专人上门到户发放宣传资料并作详细解释，对后期出现的违反《条例》的行为，及时发放整改告知书，并列举所违反《条例》的具体款项和内容。
（二）加强对清（保）洁工及片区管理员的教育培训，熟悉并掌握《条例》内容及意义，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推进依法治理程序。
三、建立监管机制，制定工作措施
自年镇市政环卫所成立以来，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和自身不断总结下，建立了工作协调、经费保障、队伍建设、宣传督导、考核奖惩、督查问责六大机制，制订了《镇人民政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考核办法》（镇府发[]30号）、《镇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垃圾清运处理及卫生保洁工作的实施意见》（镇府发[]16号），参照《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设考核办法>的通知》拟定了《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目标考核办法》等，措施基本齐全，长效考核机制将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四、统筹工作安排，全面落实开展
在主要做好日常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同时，重点做好“五乱”治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和提高“七进”活动开展等工作。年主要实现农村清扫保洁市场化运作，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经费由原来的82.818万元/年，控制在59.1万元/年，目前计划逐步实现场镇保洁权市场化运作。
五、找出存在差距，促进工作落实
通过全镇各级、各部门和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我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贯彻实施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清保洁员及居民群众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二）无专项资支持运转、乡镇环卫部门无执法权力。
（三）虽然得以开展，但距离省、市、县的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六、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进一步提高全镇各级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正确对待此项工作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为治理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促进全民参与共建
1、加大宣传力度，及时通报工作推进情况，表彰先进事例，曝光存在问题。
2、继续利用广播、大小会议、墙报、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逐步提高村民环保意识。
3、继续利用公开信、倡议书、信息简报、督查通报等形式加大监督力度。
（三）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大力推进治理工作
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通过采取检查督导、考核、奖惩等措施，切实推进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篇8
【案情简介】
2008年9月,袁某为所有轿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2009年2月,袁某驾驶保险标的,与杨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后乘窦某)发生碰撞,造成窦某受伤。经公安交通大队现场认定,袁某属于醉酒驾车,应负事故同等责任;另杨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且未按规定下车推行通过人行横道,应负事故同等责任。
人保寿险资本金将超200亿元人保太保平安暂停商业车险1个月国家鼓励机构研发鲜活农产品保险北京非京籍职工纳入生育保险保险发展策--建言保监会新主席 出险后,受害人窦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并就其抢救费用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根据相关材料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1万元。后窦某就其后续治疗费及其他损失赔偿问题,将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12万余元。
【法院判决】
2009年12月,法院经审理调查本案,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原告窦某伤残赔偿金7.9万元。保险公司接到判决后,及时对受害者进行赔付,同时以保险追偿权为由,将袁某诉讼至法院,主张向袁某追偿8.9万元(包括前期垫付的抢救费用1万元)。2010年11月,法院根据双方同责的责任认定,判决袁某给付保险公司伤残赔偿金3.95万元,而对于垫付的医疗费1万元,认为属于保险公司自愿行为,因此对其追偿不予支持。
【案件评析】
一、驾驶员醉酒驾驶造成第三者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垫付后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对于驾驶员醉酒驾驶造成第三者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应属垫付行为,并在垫付后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因为交强险立法宗旨是为维护交通事故中的弱视群体,最大限度保护受害者权益。因此,为确保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保险公司不应以驾驶人醉酒驾驶行为,来对抗交通事故中的第三者,而是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垫付第三者,并在垫付后向被保险人进行追偿。
二、保险公司在垫付后如何追偿?
1.商业险分责任比例,而交强险不分责任比例,只分有责无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通过上述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看出交强险赔付并不按责任大小,而只分有责与无责进行限额赔付,即只要有责就在交强险有责分项限额内赔偿第三者损失,无责就在交强险无责分项限额内赔偿第三者损失,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再按照双方的事故比例在商业险项下进行赔偿。
2.抢救费用不应判决保险公司自行承担。
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1万元,属于保险公司自愿行为,对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追偿的主张不予不支持。笔者认为法院判决明显不妥,具体分析如下:
为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使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救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一)款已经明确,被保险人醉酒情况下造成受害人损害,保险公司对受害人发生的抢救费用在医疗费用限额内具有垫付义务。由此看出保险公司垫付行为并非保险公司自愿行为,因此法院应该支持保险公司追偿诉求。
篇9
关键词: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建筑企业;变化及影响
一、新《营业税暂行条例》的修订背景
营业税是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作为三大流转税之一,它具有征税范围广、税源普遍,计算简便、便于征管,不同行业不同税率、公平税负等特点;是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也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营业税2009年全年征收额达到9015亿元,比2008年增长18.2%,是增值税、所得税之后我国的第三大税种,足见其对财政稳定的保障作用。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保财政稳定,保持续发展是各国政府对抗金融危机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修订《营业税暂行条例》,使之更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好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就成了当务之急。因此,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0号)修订通过了新的《营业税暂行条例》。
新条例从满足政府和企业的客观需要入手,着重对一些界定不清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解释,进一步完善了税制:
1.配合增值税转型改革的需要:新《增值税暂行条例》核心变化是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目的是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推动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营业税与增值税有较强的关联性,有必要保持两项税制之间的有效衔接。
2.促进企业走出去的需要:为公平负担,重新界定境内外劳务判定原则,对境内企业劳务出口更加有利,使境内外企业税负更加公平。
3.营业税自身完善的需要:旧条例已实施15年,部分条款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势,适当修订旧条例,可以充分发挥营业税这一税种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
4.改进纳税服务的需要:延长纳税申报期限给纳税人提供了充足的纳税准备,更好地体现了税务机关切实为纳税人服务的职能和宗旨。
二、新《营业税暂行条例》涉及建筑业的几大主要变化
1.改变了营业税应税劳务的境内外判定原则
新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同时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这一条进一步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提供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是指:1、提供或者接受条例规定劳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2、所转让的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的接受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3、所转让或者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在境内;4、所销售或者出租的不动产在境内。”
这一解释使得营业税的涉税范围进一步扩大了,针对于建筑业来讲,其变化就是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所有建筑业劳务(包括境外提供的建筑业劳务)都属于境内提供劳务,而境外单位和个人在中国境外为中国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也应作为境内劳务征收营业税,即所谓的“属人原则”。
2.确定营业税纳税地点的原则有所调整
新条例规定,除了纳税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以及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已明确规定应当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的其他应税劳务外,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原则上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与旧条例相比,新条例确定营业税纳税地点的原则改变,由“以劳务发生地为原则,机构所在地为例外”变为“以机构所在地为原则,劳务发生地为例外”。而建筑业营业税仍在建筑业劳务发生地申报缴纳。照这样理解,建筑业营业税遵循的是“属地原则”,但这就与上文提到的第一点变化有了矛盾的地方。
3.扣缴义务人的界定变化较大
新条例增加了“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境内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人的,以受让方或者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的规定,删除了旧条例 “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者转包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的规定。
4.纳税义务和扣缴义务时间发生了变化
新条例规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实施细则中则进一步对建筑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做出了解释,具体归纳如下:
(1)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2)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过程中,如果合同规定了付款日期的,则不论届时是否收到款项,均以该日期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3)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的当天。这里需要区分,工程完工前实际收到的款项应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当天确定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工程完工后按照取得竣工结算单的当天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结算总价减除实际已收到款项确定计税营业额。新条例及实施细则突破了“结算工程价款的当天”和“根据工程形象进度按月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从实践操作上征管双方都便于理解和执行。
三、新《营业税暂行条例》的变化对建筑企业的影响
伴随着新条例的执行,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也随之出现,特别是建筑企业在执行新条例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更难界定甚至不合理的新问题,重点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1.营业税应税劳务境内外判定原则的改变,进一步扩大了建筑业营业税的涉税范围,将境内企业或个人在境外无论是提供或接受的建筑业劳务都归为应税劳务。
一直以来,政府都鼓励建筑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在外汇资金、信贷、财政税收等方方面面给予支持,使得建筑企业在开拓国际承包工程、劳务市场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极大的带动了国内建筑机械、建筑材料和劳务的输出。如果对建筑企业在境外的承包工程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势必给整个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不仅会造成项目成本的增加,更会削弱未来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承揽工程的竞争力,严重阻碍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虽然2009年底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出台了财税[2009]111号文,对中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外(以下简称境外)提供建筑业、文化体育业(除播映)劳务暂免征收营业税。但暂免征收只是一项优惠,并没有改变新条例确定的新原则,而一旦未来暂免征收的优惠被取消,它带给“走出去”的建筑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目前,建筑企业在境外承揽工程项目大都是根据国际惯例适用项目所在国法律的,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合同条款中都会明确列出应由企业承担的税负。如果因为中国的税法规定,这些适用所在国法律的境外工程承包收入需征收营业税,很可能导致项目无法正常运作。首先,目前所有国际项目的投标报价体系中均不包含营业税,项目业主和所在国政府不会针对这部分给予企业补偿。其次,营业税的征收并不符合国际惯例,项目所在国政府和业主可能根本不认同中国的税法,甚至会认为是企业试图转移利润,不允许企业将这部分税金在项目成本中列支,进而加剧企业的税负和成本!
而另一方面,中国境内单位或个人在中国境外接受境外单位或个人为其提供的建筑业劳务,本应属于完全发生在境外的劳务,但因不在财税[2009]111号文暂免征收的范围内,只能作为境内应税劳务征收营业税。这种将境外单位或个人为境内单位或个人在境外提供的建筑业劳务,仅由于接受方是中国境内单位或个人,就判定为境内劳务是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实践中也不可行。
其实前文提过,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本身就有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明确指出:“建筑业营业税仍在建筑业劳务发生地申报缴纳”;另一方面又解释说“境内企业或个人在境外提供或接受的建筑业劳务都归为应税劳务”。这种矛盾造成的结果就是建筑业营业税在实际征收过程中,执行的是“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造成了很多企业的重复缴税。笔者认为营业税作为流转税种应当遵循的是“属地原则”,即纳税人应当就提供的劳务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建筑企业在境外无论是提供或接受劳务,应税劳务发生地肯定是在境外,都不应属于营业税的征收范围。
2.新条例取消了建筑业工程的总承包人法定的扣缴义务,分包方应自行于劳务发生地缴纳税款,而总承包人的营业额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
这一改变看似给总承包人带来了便利,但实际上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操作?新条例及实施细则都没有对建筑业总承包人在发生纳税义务时如何计算营业额并申报纳税进行解释。总承包人如何抵减分包方营业额?税务部门如何核定总承包人的营业额?总承包人和分包方又该如何开具发票?由于这些实际操作的问题新条例和实施细则没有给出统一的说法,导致各地的税务部门只能根据自身情况做出规定。但现实中营业税发票的管理不同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有效期和流转环节上都没有限制,常常使得总承包人无法按规定抵减营业额申报纳税,从而造成额外的税负和资金成本。
笔者认为,建筑业营业税在分包方营业额的抵减上与增值税发票的进项抵扣有些相似,是否可以参考增值税的管理办法或者流程,以方便税务部门和总承包人双方的操作。
3.新条例用“纳税人提供建筑业或者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的规定取代了原先财税[2006]177号文的 “单位和个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和商誉时,向对方收取的预收性质的价款,其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以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该项预收性质的价款被确认为收入的时间为准”。
但这一改变不能体现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新条例将“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作为确认纳税义务发生的前置条件,本身就是为了使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的基本原则更符合权责发生制的要求。而建筑业是一个微利行业,很多项目都是依靠预收款方式来保证项目的正常启动和运作,甚至很多时候预收款都不足以支持项目资金需求,还需要向金融机构融资。再以预收款当天为纳税义务时间,对于本就没有分包营业额可以抵减、且资金紧张、融资成本高的总承包人来讲,无疑更加重了其负担。因此,在预收款问题上笔者认为还是旧条例更符合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和实际操作。
综上所述,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自2009年开始执行以来,在营业税的征收和管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对于建筑业营业税的申报和缴纳有着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建筑业营业税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明确解释,其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能够针对一年多来的问题所在,进一步出台文件,避免由于政策不清晰给建筑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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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目标
(一)局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二)工作目标
围绕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加强作风制度建设决策部署，以“服务优、环境好、效率高”为主要工作目标；以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和效能“八项制度”为主要工作依据；以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查摆问题、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为主要工作内容，进一步强化“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观念，通过严肃整治“庸懒散拖”问题，努力构建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机制。
二、开展学习教育，剖析存在问题
(一)开展学习教育
要充分利用专题学习会、党员干部学习日、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认真学习《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市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效能实施细则》和效能“八项制度”，着重学习效能制度、绩效管理、效能督查、效能投诉、效能问责等主要内容，针对机关存在屡禁不止、多次反复的“庸懒散拖”突出问题，开展各种形式教育。制定局机关加强作风和制度建设的日常管理措施，作为整治“庸懒散拖”问题及开展对照自查的重要内容。
(二)剖析存在问题
局机关和各科室及每个机关干部都要深刻剖析自身在作风和制度建设中存在“庸懒散拖”的问题，不仅要查摆“庸懒散拖”问题在日常行为中的具体表现，还要深挖其思想根源，剖析其产生的危害。切实整治局机关干部中存在思想平庸、行为懒惰、作风散漫、办事拖拉等顽症。8月份组织局机关干部集中开展全面学习教育，今后每月开展一次学习教育，把改进机关作风和加强制度建设，整治“庸懒散拖”问题的学习教育形成制度化。
三、开展自查自纠，落实整改措施
局各科室要针对区机关效能领导小组提出整治制度规章执行不力、工作不作为、工作乱作为、办事效率低、服务意识差、办事不透明、管理松散、作风不实、精神萎靡不振、整改工作态度不端正等十项“庸懒散拖”重点问题，结合本科室职能职责，认真进行对照自查，查摆本科室存在“庸懒散拖”的具体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形成自查自纠书面报告，于9月底前报局办公室汇总落实。
四、加强问责处罚，明确工作职责
采取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措施，通过上级监督和查究问责以及本级自查自纠的方法，加大对机关作风和制度建设中存在“庸懒散拖”的突出问题的问责查处。加大对突出问题“一案多责”效能查究，严格按有关规定，追究违纪人员责任，并进行严肃处罚。局各科室主要负责人是本科室效能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效能管理的主体责任，强化本科室日常效能管理工作。局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负起本单位效能监督检查的重要责任，加大力度督促相关科室落实效能制度，改进工作作风，开展自查自纠，落实整改措施，对违纪违规人员进行严肃查处。
五、加强局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总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