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府投资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条为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合理使用政府资金，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投资决策程序，完善投资责任制和风险约束机制，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市本级项目投资总额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总额100万元以下的政府投资项目由项目法人自行管理，接受市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的监督。

政府投资项目是指使用以下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

（一）财政性资金(预算内资金、政府性基金、非税收入资金、各类专项建设资金);

（二）中央、省补助资金（含国债资金）；

（三）政府性投资公司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建设资金；

（四）用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或还款担保的借贷性资金(含国外贷款)；

（五）其他财政性资金。

第三条政府投资项目的主要范围是公益性项目、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项目、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以及市政府确定的其他项目。

第四条政府投资项目根据资金来源、项目性质和调控需要，可分别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等方式。

第五条政府投资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利于履行政府职能，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升级，有利于城乡统筹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六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和年度计划的编制、项目审批和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向市政府报告。

市财政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工程财务决算进行审核、管理和监督。市财政部门和政府性投资公司根据批准的政府投资年度计划负责筹集和安排资金。

市审计机关负责对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准备、概预算执行、竣工决算等方面进行审计监督。

市建设、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环保、国有资产管理、工业经济、招标采购监管、行政监察、统计等相关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项目储备和年度计划

第七条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项目储备制度。

列入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的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其他专项规划；

（二）项目前期工作达到一定深度，有较明确的建设内容、规模、拟建地点和投资估算。

第八条政府投资项目按照批准的年度计划组织实施。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原则上应从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中选取。

第九条列入市政府投资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上年度政府投资续建项目；

（二）新开工项目，已列入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或已列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急需建设的，并已完成初步设计和概算批复、具备开工条件的。

第十条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于每年年底前，根据各部门提出的下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建议，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会同市建设、交通、水利、财政、规划、国土、政府性投资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拟定政府投资年度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其中使用市本级财政性资金的，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草案。

批准后的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由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下达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市财政部门或政府性投资公司根据投资计划和工程进度支付资金，资金实行直接支付制度.

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包括下列内容：

（一）政府投资安排的总量及重点支持方向；

（二）年度投资项目的名称、项目法人、用地规模、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期限、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年度投资额、年度建设内容等；

（三）其他应当说明的情况。

第十一条政府投资年度计划执行过程中，原则上不得变更；确需调整年度计划或增减新开工项目的，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等有关部门编制年度一次性调整方案，报市政府批准；涉及财政预算调整的，按法定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政府投资年度计划批准后，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报请市政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布政府投资补助项目的条件和重点支持方向等。

第三章项目审批

第十三条政府投资项目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投入的，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概算；其中，总投资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可合并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采用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方式的，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

按规定需要上报国家、省审批的项目，由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初审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上报。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拟申请政府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投入的项目,项目单位应采取竞争的方式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机构编制项目建议书，经其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项目建议书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根据申报项目的具体情况，征求有关部门对项目建议书的意见，并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规定审批。对本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在审批前应采取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第十六条项目建议书批准后，项目单位应采取竞争的方式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机构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其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市规划部门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和规划设计条件、市国土部门的用地预审意见文件、市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和其他所需材料。

第十七条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应采取竞争的方式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机构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估论证，并征求财政等有关部门意见，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其中，委托评估论证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第十八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项目单位应采取竞争的方式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单位组织编制初步设计和概算。设计单位应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所确定的内容、规模、标准，严格按有关规范设计。初步设计和概算经其主管部门审查

后，连同有关材料报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

项目投资概算应包括征地、拆迁、建设等所需的一切费用。初步设计中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范围，概算总投资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总投资的5%，超过5％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重新报批.

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审批初步设计和概算，比照第十七条规定办理。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应当在审批前将概算抄送财政部门进行评审。

第十九条项目单位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预算，并将预算报送市财政部门。

第二十条拟申请政府采取投资补助、转贷、贷款贴息方式投入的建设项目，项目单位应编制资金申请报告，经其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对资金申请报告，应征求财政等部门意见后提出审查意见报市政府。对市政府审定的资金申请项目,由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批准资金申请报告。

按规定需要上报国家、省审批的项目，由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初审后上报。

第二十二条市规划、国土资源、建设、财政、房地产、环保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建设程序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简化审批手续，实施并联办理，提高办事效率，在法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内及时办理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有关行政许可手续。

第四章项目建设管理

第二十三条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

第二十四条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公益性项目推行代建制，即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项目建成后交付使用单位。

代建制管理办法出台前，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公益性项目法人单位，可以是政府授权的具体承担项目建设任务的责任单位，也可以是市本级财政建设支出预算安排的预算单位。

第二十五条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必须按规定组建项目法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二十六条政府投资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制。凡符合招标条

件的，勘查、设计、施工、监理、设备和材料的采购均应当依法实行招标。所需设备和材料已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政府采购。政府投资项目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总承包单位进行合同分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合同管理制。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按照合同要求对项目法人负责。

第二十八条政府投资项目实行监理制。监理单位应当根据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设备监理合同以及工程建设合同，对工程建设进行监理。

第二十九条项目法人单位按照批准的建设内容、规模、标准组织项目实施。

因技术、水文、地质等原因确需变更设计，不增加政府投资或增加政府投资不超过概算1％的，由原设计单位编制变更设计说明，报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审核确定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需要增加政府投资超过概算1％的，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征求市财政等相关部门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办理调整手续。未经批准，严禁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规模、改变建设用途。

第五章项目竣工验收和决算

第三十条政府投资项目竣工后，应当在3个月内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组织验收。

第三十一条政府投资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项目法人应当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竣工决算和决算审计，并将竣工决算资料报市财政部门。

第三十二条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项目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未经竣工决算审计的，不得批准财务决算。审计机关或审计中介机构对政府投资项目竣工决算出具的审计报告和作出的审计决定，应当抄送市财政部门，并作为项目竣工后财务结算和国有资产移交的依据。

第三十三条工程竣工决算批准前，建设资金支付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合同总价款的90％。

第三十四条政府投资项目必须按规定办理产权登记，并办理资产、档案移交手续。

第三十五条政府投资项目交付试用期满后，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可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项目后评价，评价结论报市政府。

第六章责任追究

第三十六条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等投诉举报方式，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举报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和建设中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七条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未按相关规定审批或办理时间超过本办法规定时间的；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或未按本部门承诺规定办理的，依法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八条项目法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府投资综合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依法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调整建设标准和投资规模的；

（三）未依法组织招标的；

（四）转移、侵占或者挪用建设资金的；

（五）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的；

（六）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的其他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职责分工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3年内不得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相关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咨询、审计、工程造价等中介机构在咨询评估、财务审计、造价审核等方面弄虚作假，或者评估、审计、审核等结论严重失实的；

（二）设计单位不按固定资产管理程序和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情节严重的；

（三）施工单位不按批准的施工图和有关建设规定组织施工，情节严重的；施工单位转包或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

（四）监理单位不按国家有关规定履行职责，情节严重的；

（五）招标机构违背国家有关招标规定的；

（六）建设管理机构违背国家有关建设管理规定的。

第四十条政府投资项目发生重大责任和质量事故的，依法追究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同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在项目审批、执行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监督管理方面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国务院、省政府及其部门对使用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的政府投资项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各县（市）、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篇2

要提升中关村园区的竞争力，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园区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注入了一支生命剂。《条例》是一部由北京市人大批准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它不是以规定园区的管理机构和优惠政策为主要内容，而是以规范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行为规则和法律责任为主要内容。不仅是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本《条例》。凡是园区的组织和个人以及其它主体的相关活动都平等的，无一例外的适用本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以知识市场经济为主题，以高新技术为关键，从中关村实际出发，走向国际。它包括行政、民商、经济、科技、社区、文化、涉外、人事、执法等方方面面内容。《条例》显示出立法机关、决策人物、专家三方面较好的结合。《条例》的核心实质是把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成果最终通过法律体系固定下来。这部法规出台的宗旨是为了营造有利于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同时加快园区与国际的接轨。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是个什么样的法：①《条例》是一个区域法而不是产业法。其更侧重于把园区作为一个特区，通过立法在园区内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平台，而不是像以往的惯例，通过立法为企业争取到更好的优惠的政策。②《条例》是一个超前法不是现实法。所谓超前法是在立法时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为园区未来的发展留下较大的空间。而现实法旨在企业现实中遇到的问题。③《条例》是个创新法而不是集锦法。创新法是对先行法律制度尚未涉及的空间领域进行立法，为园区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集锦法只是将适用园区的现行有效的法规，政策汇集起来。④《条例》是一个框架法而不是个操作法。它着眼点是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发展构件一个性的制度框架，为园区提供一个法治平台。

今年实施的《条例》，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上，首先确定了园区作为一个特定领域，受到特别法律调整的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园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以及工商管理领域，对于中关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条例》则对园区的整体法制规划,提出了建设科技园区的全方位法制环境:：第一是政府服务环境。.《条例》中表现强烈的政府为经济服务的特色.，这一点对于中关村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得到加强。公开执法，听取意见，接受监督，是《条例》中政府执法的重要要求；第三，使市场交易环境更加宽松，明确确立了交易的自主性和当事人意志的决定性；第四，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投资的形式，投资条件以及投资的保护都给予明确的规定。比较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条例》在约束投资的条件上放宽，而在保护投资上则加强力度；最后是人才流动环境。人才问题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问题，人才的自由流动，涉及到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管理制度，福利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一直是阻碍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条例》在这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保障人才的流动性。

《条例》为高科技企业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法治环境。它其中的一些条款在国家宏观的法律框架下也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具有鲜明的特色。下面将对于这些特色和创新结合条文进行分析：

⑴以从事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活动，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违公德的行为除外。”这是世界各国法律所普遍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其意思是说，任何在法律规范调整下的公民或组织，所实施的行为只要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为禁止的，都是合法有效的。这条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也是此次园区立法突破最大的一点，第三款后面的但书（属于排除形式的但书）对于三种最基本的损害社会，公民的行为，做出了排除。说明，“法无名文不为过”是在一定限度下的“不为过”。

⑵企业设立时可以不设立经营范围《条例》第九条规定，在中关村设立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时，工商机关对其经营范围不作具体核定。这表明中关村有关方面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将摆脱审批制，向核准制迈进。这是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向着市场化目标和国际惯例迈出的一大步。

⑶明文规定保护创业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组织和个人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投资的资产、收益等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占有或者实施其它侵害行为。这为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使自己富裕起来的投资者和创造者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一条是符合条例的立法宗旨的。

⑷规定了我国法律体系中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的企业形式-——有限合伙有限合伙是一种较为古老的企业、商业组织形态。他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适应不同投资者的要求。德国商法典规定了有限合伙，根据德国商法典第171条和172条的规定，有限合伙是为了在某一商号的名义下从事商事营业而建立的一种商事合伙。有限合伙中包括两种合伙人，即至少一个无限责任合伙人和一个有限责任合伙人。有限责任合伙人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合伙的债权人承担责任。而英美法则把以合伙存在的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一起统称为有限合伙。根据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是指在按照某一州的法律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合伙。其中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有限合伙人。这与德国商法典的有限合伙的概念基本相同。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合伙法中没有规定有限合伙的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的字样。”在我国《合伙企业法》起草时曾有专门的有关“有限合伙”的一章，但是在最后审查通过时被删除了，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国目前没有这种企业形态的实践，似乎也没有这种企业形态的需求。既无实践经验，也无立法需求，所以就这样被删掉了。该法第九条还规定：“合伙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一限制也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还应该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风险投资机构采取有限合伙的形式，可以防止过度赌博，投资者可以预测到自己受到的最大损失，作到量力而行。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对合伙实行双重征税。对合伙不应征企业所得税，只在利润回报个人的时候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是国际惯例，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要解决有限合伙在我国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就得突破现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条例》中对有限合伙做了肯定，明确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并且规定：“有限合伙的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交纳。属于自然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交纳个人所得税；属于法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交纳企业所得税。”《条例》的这项规定，可以防止重复征税，为投资者和经营者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

⑸明文规定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学校教师学生兼职创业合法《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可以离岗或者兼职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创业。凡离岗创业的，经所在单位与本人以合同约定，在约定期限内可以保留其在原单位的人事关系，并可以回原单位重新竞争上岗。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学生可以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转化工作。需要保留学籍的，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保留一定期限的学籍；保留学籍的期限，由所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与学生与合同约定。”

⑹为引进人才突破了制度障碍条例明确规定，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校科研机构应届毕业生受聘于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直接办理本市常住户口；引进园区发展所需的留学人员，外省市科技和管理人才，可按规定办理《工作寄往证》或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限制。这一条是对人才市场的开放的规定。其中“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办理《工作寄往证》或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限制，”可以算是一个进步，它是条例的核心制度，起到瓶颈作用。

⑺明文规定了反垄断第二十三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正常的商业秩序。“垄断”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利益，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或协同行动，或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他人正当的经济活动，在某一生产或流通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就广义而言垄断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条例》以明文的形式规定了反垄断，为中关村地区经营者，投资者建立一套自由、公正、有效、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使资源配置达到合理，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潜力。充分利用中关村的科技与资源，创造最佳的市场经济体制。

⑻明确具体地对保护商业秘密和竞业限制进行了规定本《条例》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条逐条对保护企业商业秘密方面进行规定。对企业与员工签订保密合同、员工承担保密义务、订立专门竞业限制合同等一些做出了具体的，专门规定。

⑼建立了信用担保准备金制度和财政有限补偿担保代偿损失制度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在中关村科技园区依法设立信用担保制度，为中小企业提供以融资担保为主的信用担保。

⑽规范土地一级开发明确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开发”的原则，解决中关村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关村一带房地产价格过高，这与它作为一级的科技园区是不相适应的。有关专家学者早就提出，要运用立法的形式改变中关村房地产价格过高的泡沫状况，使之适应价值规律。本条例规定的这一规则为这一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⑾增设了园区企业的投诉渠道除了现有的，复议和诉讼等渠道，《条例》规定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可以向园区管理机构投诉。

⑿我国法律中首次设专章规范政府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第五章以整章篇幅规定了规范政府机构。这是条例的一个亮点，是第一次专章对政府行为做出法律规范。并且第一次明确的，系统的规定了政府听证制度，虽然限定的范围过窄，但就同步来讲已是实属不易了。

⒀对政府“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文规定政府不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造成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上是笔者总结出的15项创新或特色。除此之外，《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立法原理、理论框架、结构模式上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篇3

一、制定地方性审计法规的必要性

《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级审计机关紧紧围绕发展大局，依法开展审计监督工作，审计领域不断扩大，审计内容逐步深化，审计质量和效果有了显著提高。同时，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审计监督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虽然国家分别于2006年和2010年对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修订，对审计监督的职责、权限、程序和审计监督机制等作了进一步规范，但其中有些规定仍较原则，尚不能完全解决审计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还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作进一步补充和细化。因此，根据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一部关于审计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对保障审计机关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早在2001年，我省就开始酝酿制定《条例》，有针对性开展了调研论证工作。2010年审计法实施条例修改后，我们正式启动《条例》的立法工作，并于2012年9月27日由江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通过，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是全省审计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审计工作的重要法规依据，对加强审计监督、规范审计行为、维护财政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更好地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条例》的颁布实施，是进一步健全江西地方审计法规体系的需要。

我省审计机关成立近30年，尚未有一部专门规范审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制定，以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全面总结江西审计实践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系统借鉴兄弟省市审计法规的成熟做法，充分体现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对审计工作的新要求，充实和完善了江西地方审计法规体系，为江西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提供了重要保障。

2.《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新形势下强化审计监督，贯彻实施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的需要。

随着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等审计目标的确立，新形势下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增加，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2006年和2010年修订出台的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为审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其部分规定还比较原则。如：对财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公众资金、企业事业和金融机构等领域的审计监督内容没有明确规定;对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资源环境审计、跟踪审计和联网审计没有明确规定;对审计整改的检查、督查没有明确规定。这些都需要通过地方立法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以满足我省审计监督工作的需要。

3.《条例》的颁布实施，是适应新情况，全面保障审计机关依法履职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财政资金、国有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资金流向范围的更加广泛，审计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办企业、民办学校和私立医院等经济组织使用财政资金情况如何加强审计，对资产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项目如何加强审计，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结果的效力如何认定，等等。这些问题在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中均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定，但审计实践又急需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与此同时，我省审计机关在审计监督工作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急需通过地方性法规固定下来。因此，为提升审计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有必要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条例》。

4.《条例》的颁布实施，是促进被审计单位加强财务管理，规范审计行为的需要。

加强审计监督，是维护正常的财政经济秩序、保障财政资金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条例》的制定，既是被审计单位加强财务管理、提高依法理财水平的需要，同时也是审计机关规范审计行为、提高依法审计水平的需要。

二、地方审计法规的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是指立法主体据以进行立法活动的重要准绳，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则，便有助于立法者采取有效的方式把一定的意志升为国家政权意志，使所立之法有效地实现立法者的目的。从《条例》的整个立法实践来看，我们认为地方审计立法要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依据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江西省立法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并注意保持与相关法律及国家审计准则的衔接。

审计法是我国审计监督工作的基本法律，明确规定了我国审计监督的基本原则、审计机关领导体制、审计职责、审计权限、审计程序和法律责任等国家审计基本制度。审计法实施条例是国务院为执行审计法而制定的配套法规，是审计法的下位法，其主要作用是对审计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进一步明确、细化和补充，推动审计法的贯彻落实。《江西省立法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其效力均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因此，制定《条例》，必须遵守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江西省立法条例》规定了立法的相应权限、程序和原则，《条例》的制定必须遵守其有关规定。同时，《条例》注重与相关法律和国家审计准则的衔接，发挥其他法律和国家审计准则的依据作用、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如，在第四十二条中，注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的规定相衔接，在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七条分别按照国家审计准则对专项审计调查和专题报告进行规定。通过对相关法律和国家审计准则的借鉴、参考和完善，体现《条例》的权威性、实效性和全面性。

2.按照建设法治政府要求，进一步规范审计执法，促进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本质要求是依法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摆正政府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制定《条例》，既要加强审计监督，建立健全审计整改督查机制，又要规范审计执法，设定必要的限制和程序要求，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依法保障被审计单位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和法律救济权;既要规定被审计单位的救济渠道，也要规定审计机关自身的纠错机制;既要明确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要明确审计人员违反审计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审计人员、、等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体现了《条例》对审计人员的执法行为和职业素养的规范性要求。

3.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和审计工作发展的需要，及时总结各地审计工作经验。

《审计法》颁布实施以来，我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社会经济形势也不断发展，审计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全省各级审计机关和广大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中探索形成了一些实践证明是成熟的经验和做法，需要及时总结固定下来。如，近年来在跟踪审计、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民办高校审计、农村集体组织审计等方面，我省各级审计机关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制定《条例》必须适应我省社会经济和审计工作发展的需要，并将成熟的经验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4.研究和借鉴外省审计立法的有益经验，逐步完善江西特色的审计监督制度。

虽然基于不同的经济条件，各省的省情不尽相同，在制度安排上也有相应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省都注重运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审计监督活动，而且这些审计法律制度具有很多地方审计的共性特征。如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对公众资金的审计、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审计等。这些共性特征，对于我省审计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制定《条例》要研究和借鉴外省审计立法的有益经验，逐步探索和完善既符合上位法、又具有江西特色的审计监督制度。

5.地方审计立法既要从立足于地方实际，又要兼顾适当的前瞻性。

地方审计立法既要立足于现实，突出地方特色，又要体现事物发展的趋势，增强立法工作的预见性和超前性。为配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江西省各级审计机关进一步突出和加强资源环境事项审计，有力地促进了环境保护工作。为使资源环境审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条例》特别对资源环境审计的对象和主要内容作了规定，从法规层面上推进和深化我省的资源环境审计工作，为积极服务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增添动力。除地方特色外，《条例》为顺应审计工作发展趋势和方向，还制定了一些前瞻性条款。绩效审计作为审计未来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近年来正日益受到重视。目前，我省绩效审计在审计项目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加大。《条例》对绩效审计的范围、内涵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从地方法规的高度将绩效审计法制化，要求审计机关着手这项工作，尽快为评价标准、方法和技术等的确定积累经验。同时规定了“绩效审计结果应当作为政府及有关部门考核、评价、奖励或者行政问责的依据。”为适应信息处理的电算化和网络化，联网审计等新型的审计方式在未来的审计工作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条例》第三十八条明确，审计机关在政府预算执行、税收、社会保险等重要领域实施联网审计，被审计单位不得拒绝。

三、地方审计立法的经验与体会

立法是一件既严肃又严谨的工作，立法的过程充满着艰辛和汗水，立法的过程也是各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从2011年5月启动立法进程到2012年9月正式通过，《条例》能够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顺利出台，并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得益于如下经验和做法。

一是领导重视，每个阶段亲自过问并参与立法调研。省政府、省人大当年的立法项目主要以修改法规为主，在厅长的亲自协调下，我厅报送的《条例》作为特例被予以安排，其他32件地方性法规仍然在继续排队等待条件成熟再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厅领导还参加了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大组织的立法调研和座谈，并及时对《条例》的修改提出指导性意见。

二是耐心沟通，上门做好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条例》的出台，必然涉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立法的过程，实际上是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厅等有关部门对《条例》有关经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等条款持反对意见或不同看法，我们积极主动上门作耐心、细致、反复的宣传、解释和沟通。同时，我们认真查找相关法律依据和外省立法资料，将有关条款的立法依据和理由提供给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得了省人大常委会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使相关条款得以顺利通过。

三是反复修改，积极配合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大财经委、法工委对《条例》的修改和审查工作。《条例》从立法前期调研到列入省政府、省人大立项，从起草送审稿到提交省政府法制办审查，从省政府常务会通过到省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和最后的表决通过，期间经过反复的调研论证，广泛的征求意见，逐字逐句的斟酌推敲，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二十余次，前后修改达四十余稿，一些重要的条款和语句经过多次立法博弈才达成共识。我们放弃双休日和集中休假时间，平时更是加班加点，使得《条例》立法进程稳步推进。

篇4

在公众对收费公路的批评质疑声中，公路管理机构在收费期限方面的普遍违规成为了关注焦点。无论是媒体批评，还是政府审计，均是以收费条例为准来对收费公路管理进行分析评价的。现行的制度设计仅适用于收费公路在路网中比例很低的情况，并不符合高等级路网普遍收费时的融资要求。法规把通行费定位于补偿建设投资成本来设定期限、费率，而未对收费期结束后正常运营期内的道路养护资金支出、因改建扩容增加投资等做出长远的制度安排。制度缺陷导致违反法规和规避法规问题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通过条例修改来完善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收费公路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共识。这次条例的修订根据当前和今后融资实践的要求，进行了调整。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第十四条增加的两项关于改扩建和养护的收费期限设定条款:“(三)高速公路因改建扩容增加投资需调整收费年限的，可依据本条例有关规定重新核定。(四)还贷、经营期满后，除由公共财政承担养护费用的以外，高速公路可按满足基本养护管理支出需求的原则收取通行费，收费年限可按照公路的两个大修周期进行核准。”改扩建、养护等资金需求是行业发展和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过去当收费政策仅限于零星路段时，这些路段停止收费后安排养路费或燃油税作为养护资金也未尝不可。但是当高速公路普遍依赖收费政策时，该设想已不现实。交通运输部正在构建“两个公路体系”，即统筹发展以政府主导的高速公路为主的低收费、高效率收费公路体系和以普通公路为主的体现政府普遍服务的非收费公路体系。那么依据改扩建和养护资金需求来调整高速公路收费规则同“两个公路体系”建设的要求也是相一致的。因此，通过条例修改来为公路长远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渠道，具有合理性。

二、建设投资与债务的发展问题

条例在第3条增加了关于收费公路融资的原则性规定，“收费公路以高速公路为主体，其发展资金除公共财政投入外，可利用社会融资方式筹集，通过收取的车辆通行费偿还。”已形成的存量债务和未来发展的融资压力正是影响收费公路政策的更直接和更关键因素。债务融资是支撑高速公路建设投资的主要渠道。2011年11月，全国有收费公路的所有省份均公布收费公路调查摸底结果后，近2.3万亿元的收费公路债务更加受人关注。鉴于中央和地方都制定了“十二五”期间和中长期公路发展规划，新建项目的交通流量增长下降和建设成本逐渐提高从整体上降低了高速公路网的财务效益，未来筹措建设资金依然是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中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和重大挑战，公路债务规模只增不减也成为必然的结果。条例修改不能回避发展债务问题，相反应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分析应对。一方面，条例完全按照项目单元的定价机制，仅适应于收费公路规模不大的发展初期阶段。当收费公路政策成为路网发展高度依赖的融资政策时，再沿袭完全按照项目单元的定价机制，明显不能满足路网整体融资要求。目前全国大多数省、区、市的收费公路还款机制实际上是通过统贷统还、借新还旧等方式进行的。这同条例按照项目收入专款专用来设定收费期限是相矛盾的。就融资而言，这次条例修改依然没有触及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统贷统还问题。因此，从过去项目单元转为区域路网整体来评价公路的融资可持续性，是当前条例修改的关键性难题，不容回避。另一方面，作为高等级公路发展的法规制度，《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本质上就是发展所遵循的金融财务规则。即使依据改扩建、养护管理、免费补偿来延长收费期限的立法通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借助收费公路政策进行市场化融资是有限度的。本来收费最根本的问题是公路建设本身的债务偿还问题，这一根本问题没有理清解决思路就考虑改扩建、养护管理以及免费补偿多种因素，无疑会使局面更趋复杂化。庞大的建设投资和债务压力必然转化成收费规模大、期限长和费率高等公众非常敏感的问题上面来。一直以来，在宣传公路交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政府很自然把收费融资与建设发展相互联系起来，肯定收费公路政策的资金保障作用。当面对公众批评质疑时，却没有从发展角度来认识目前困境成因。本次条例修改实质上回避了发展债务问题。如果要使《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成为公路发展所遵循的规则，就需要讨论是否增加关于融资能力标准的条款。

三、通行费的基本定位调整

篇5

《杭州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杭州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现就本条例的有关问题作一说明。

一、条例制定的必要性和经过

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是激励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内在要求，也是营造创新环境、培育创新人才的基础工程。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要求，体现了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性。据我市第五次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我市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8.62%，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但与北京、天津等地相比仍存在差距，且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在重点人群、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公众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仍然不高。为推动社会各界参与科普事业发展，明确政府及有关社会团体在科普工作中的职责，发挥科普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有必要制定地方性法规，保障我市科普事业的发展和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条例是杭州市人大常委会2014年立法正式项目。2014年8月，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请的条例草案。会后，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将条例草案在杭州人大网登载，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同时，还分别征求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会、市人大代表及各区、县（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并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此基础上，法制委员会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形成条例草案修改稿，提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共五章三十七条，分为总则、组织实施、社会责任、保障措施、附则。

（一）关于科普的定义及活动。科普能有效抵制愚昧迷信、伪科学，减少等活动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危害。条例明确科普不仅包含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还包含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广，将科普界定为“以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推广科学技术的活动。”

为了推进科普活动的开展，条例规定“每年5月的第三周为杭州市科技活动周，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杭州市科普宣传周，每年10月的第三周为杭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周。”同时规定，在科技活动周、科普宣传周、社科普及周期间，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各项主题科普活动，且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普场馆应当免费向公众开放。

（二）关于科普的组织实施。在科普的组织实施方面，条例明确了政府主管部门在科普工作中的职责，规定“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和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规定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域科普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和统计调查。

科协作为社会团体，承担了我市科学技术普及方面的具体工作。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明确其工作职责，规定“科学技术协会是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协助制定科普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为政府科普工作决策提供建议。科学技术协会应当组织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支持有关社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科普活动，并受政府委托组织本区域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监测评估。”同时规定，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重大事件以及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科协可以组织专家学者和专门机构开展专题科普活动。

此外，条例规定了教育、人力社保、农业、林水、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社科联在科普工作中的具体职责。

（三）关于科普的社会责任。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科普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参与。条例设专章对基层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群众团体、教育及科研机构、科技场馆、传播媒体、医疗机构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组织应当履行的社会科普责任进行规定。为了提高社会主体履行科普责任的自觉性，形成社会各界积极组织和参与科普活动的良好氛围，条例还设定了定期评估制度，规定由科协根据工作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定期选择一定数量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组织，对其履行科普责任的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此外，条例对科普组织、科普工作者参与科普活动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

篇6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表示，排水行业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法律文本。他认为，供水和排水属于公共服务，《条例》更应从服务角度来谈管理。

中国水协排水委员会主任、原北京排水集团总经理杨向平也提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是政府的公益事业，《条例》的出台具有四方面的功能：一，进一步加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管理；二，防治城镇内涝灾害；三，加强城镇卫生安全保障；四，强化再生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排水与污水处理

政府是责任主体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是市政公用事业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事业取得较大发展，但也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重地上、轻地下”，运营管理水平不高等突出问题。

对此，傅涛强调，《条例》的关键是要明确几方面责任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和运营单位的关系；明确排水部门和环保部门的衔接关系；明确污泥处理、再生水和污水处理的衔接问题。

《条例》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加大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投入。《条例》的出台，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纳入法制轨道。

杨向平表示，《条例》中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在政府与运营单位之间，政府始终是责任主体。

吸引社会资金

优化工作质量

《条例》明确地提出国家要鼓励采取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傅涛表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环境产业带来三大好处：一是政府可以把短期、大规模的一次性投入，转化为长期、稳定的服务采购，解决政府资金短期投入不足的问题，引导更大规模的社会资金进入；二是采购环境服务是面向效果付费，使环保投入与环境效果的联系更加紧密；三是有利于提高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效率。

杨向平也指出，“政府购买服务”的提出，是政策上一个重大的提升。将污水处理引入市场机制，使得污水处理的运作形式更多样，通过社会的参与优化工作质量。

规范污水处理费用

满足事业发展需要

据2012年调研数据显示，我国36个重点城市中仍有13个城市的污水处理费低于2005年确定的每吨0.8元的定价原则，城市污水处理费平均只有每吨0.79元。治污经费不足是导致这些污水处理厂治污设施运行不正常的关键因素。

傅涛分析：“国家指定的每吨0.8元的标准是基数，只是反映了污水处理的成本，还不包括污泥处理等在内，如果算上全成本，污水处理费要涨50%左右才能满足需求。”

篇7

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已于2004年11月公布,并即将于2005年2月1日开始施行,1987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 将同时废止。《条例》对《暂行规定》在财政违法行为的范围、内容、执法机关、审查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较大调整。而作为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条例》与《暂行规定》的核心即在于对作出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与违法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范。本文将集中分析、比较《条例》与《暂行规定》对于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与法律后果的规定,讨论其思路与依据,并指出《条例》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

法律责任主要由两方面要素构成,即责任主体与责任方式 ,也就是由什么主体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

与《暂行规定》相类似,〈条例〉中规定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两类,即实施了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及其“责任人员”。由单位和个人作为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首先源于财政违法行为本身的特性。财政行为的作出大多以国家公权力为基础,从广义上来说属于国家行为 ,因而财政违法行为通常是以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的名义作出的,如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国库机构、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等,这决定了这些单位是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另外,《条例》中将企业、事业单位的某些行为也归入调整范围 ,但同样这些行为也是以法人的名义作出的,单位自身应当是责任主体的一部分。

但同时,尽管我国立法实务中采用法人的独立人格论,认定法人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但行政处罚、处分的性质与普通的债务、侵权责任等民事责任不同。民事责任基于主体之间的平等,以对价或补偿损失为原则,目的在于实现对等的利益或恢复原状,责任的承担方式最终归于财产;而违法行为的责任则带有追究性质,以惩罚、警诫为目的,责任的承担不仅以财产为基础,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惩戒。因而民事责任可以由单位独立承担,而行政处罚、处分的责任则要归于以单位名义作出违法行为的个人。

但具体分析,《条例》对责任主体的规定与《暂行规定》又有着根本的变化。《暂行规定》中认定的财政违法行为基本上均属于国家行为,除公务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一项外,均为特别的国家财政机关才能实施的行为。而《条例》中则增加了很多普通企业、事业单位的也可能从事违反国家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十七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即所谓的“小金库”问题,另外还有企事业单位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骗取财政资金、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等行为。应当说,将这些行为一并规定在《条例》中,适用同样的审计、监察制度,对于加强对此类的行为的监察强度有相当的益处。

对于承担责任的方式,《条例》和《暂行规定》均混合使用了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手段。具体说来,《条例》较《暂行规定》在单位的在单位的责任方面基本一致,行政处分主要是警告或通报批评,行政处罚为罚款;而对个人则很大的转变。《暂行规定》对个人的行政处分分为记过以下处分和记过以上处分,分别适用于同类违法行为的不同严重程度,同时处以相当于若干月工资的行政罚款。而《条例》则将个人的违法财政行为分为两类。

一类是作为国家机关作出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这一类个人由于并不直接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因而只处以行政处分,通常规定为“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另一类则是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违法行为或个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对这一类个人则只处以行政处罚并直接规定罚幅,如果同时是公务员则并处行政处分。这样的区分显然比《暂行条例》要明晰科学,尽管国家公务员以国家机关名义从事财政违法行为必然是为获得某种利益,但毕竟不是通过其行为本身直接获得而是通过其他途经收受非法财产,应当以其他规范公务员行为的法律法规加以调整,而不应与财政违法行为混淆处理。

三、财政违法行位的法律后果

《暂行规定》的一个严重漏洞在于,只规定了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而没有规定这种行为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也就说,规定了如何处罚违法者而没有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行为造成的问题。

《条例》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对于各项财政违法行为均规定了事后处理的方法。如对于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补收应当收取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对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违反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被截留、挪用、骗取的国家建设资金,没收违法所得,核减或者停止拨付工程投资” 等。

尽管《条例》对每项违法行为均作出了规定,相对《暂行规定》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条例》的规定还是存在重要的弊端。问题在于,《条例》只规定了追回、退还国家被非法侵占、使用的财产,而没有考虑这些财产于发现违法行为时所处的状态,更进一步说,考虑了违法行违法者与国家两方的问题,而没有考虑潜在的第三人。

例如,《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要“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和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却没有考虑,如果已经有第三人善意的取得了该“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又该如何处理?国家或者该违法行为人是否有权向第三人主张该财产的返还?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

? 又如《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擅自提供担保的”,要“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却没有规定该担保是否有效?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案例,企业出于对政府信用的信任才接受其担保作出投资决定,事后发现该担保行为属超越职权,投资的企业利益得不到保障。行政法强调信赖保护原则,政府作出的行为即使存在错误也不能轻易改变,即使因重大的公共利益而改变也要给予相对人以合理补偿。 而由于法律法规往往有意无意忽视第三人这个重要的问题,只规定国家追回财产的绝对的权力,而不规定对第三人的补偿方法,实际上造成第三人因政府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害却又无法通过复议、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篇8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旅行社的管理，保障旅游者和旅行社的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旅行社和外国旅行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常驻机构（以下简称外国旅行社常驻机构）。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旅行社，是指有营利目的，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本条例所称旅游业务，是指为旅游者代办出境、入境和签证手续，招徕、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安排食宿等有偿服务的经营活动。

第四条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旅行社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旅行社的监督管理工作。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部门统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第五条旅行社按照经营业务范围，分为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本条例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规定。国际旅行社的经营范围包括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国内旅行社的经营范围仅限于国内旅游业务。

第二章----旅行社设立

第六条设立旅行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二）有必要的营业设施；

（三）有经培训并持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的经营人员；

（四）有符合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注册资本和质量保证金。

第七条旅行社的注册资本，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国际旅行社，注册资本不得少于150万元人民币；

（二）国内旅行社，注册资本不得少于30万元人民币；

第八条申请设立旅行社，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交纳质量保证金：

（一）国际旅行社经营入境旅游业务的，交纳60万元人民币；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交纳100万元人民币。

（二）国内旅行社，交纳10万元人民币。质量保证金及其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期间产生的利息，属于旅行社所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从利息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第九条申请设立国际旅行社，应当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申请设立国内旅行社，应当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申请批准。

第十条申请设立旅行社，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立申请书；

（二）设立旅行社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旅行社章程；

（四）旅行社经理、副经理履历表和本条例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的资格证书；

（五）开户银行出具有的资金信用证明、注册会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六）经营场所证明；

（七）经营设备情况证明。

第十一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收到申请书后，根据下列原则进行审核：

（一）符合旅游业务发展规划；

（二）符合旅游市场需要；

（三）具备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条件。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经审核批准的申请人颁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人持《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三条旅行社变更经营范围的，应当经原审批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或者停业、歇业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原审核批准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旅行社实行公告制度。公告包括开业公告、变更名称公告、变更经营范围公告、停业公告、吊销许可证公告。

第十五条旅行社每年接待旅游者10万人次以上的，可以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社（以下简称分社）。国际旅行社每设立一个分社，应当增加注册资本75万元人民币，增交质量保证金30万元人民币；国内旅行社每设立一个分社，应当增加注册资本15万元人民币，增交质量保证金5万元人民币.旅行社同其设立的分社应当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财务、统一招徕、统一接待。旅行社设立的分社，应当接受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外国旅行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常驻机构，必须经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外国旅行社常驻机构只能从事旅游咨询、联络、宣传活动，不得经营旅游业务。

第三章----旅行社经营

第十七条旅行社应当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旅行社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商业道德。

第十八条旅行社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旅游业务，损害竞争对手：

（一）假冒其他旅行社的注册商标；

（二）擅自使用其他旅行社的名称；

（三）抵毁其他旅行社的名誉；

（四）委托非旅行社的单位和个人经营旅游业务；

（五）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其他行为。

第十九条旅行社与其聘用的经营人员，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经营人员未经旅行社同意，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旅行社商业秘密。

第二十条旅行社应当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旅行社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服务信息必须真实可靠，不得作虚假宣传。

第二十一条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并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旅游人身、财物安全的事宜，应当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第二十二条旅行社对旅游者提供的旅行服务项目，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旅行中增加服务项目需要加收费用的，应当事先征得旅游者的同意。

旅行社提供有偿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旅游者出具服务章据。

第二十三条因下列情形之一，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旅游者有权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投诉：

（一）旅行社因身过错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标准的；

（二）旅行社服务未达到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三）旅行社破产造成旅游者预交旅行费损失的。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旅游者的投诉，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旅行社为接待旅游者聘用的导游和为组织旅游者出境旅游聘用的领队，应当持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

第二十五条旅行社组织旅游者出境旅游，应当选择有关国家和地区依法设立的、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并与之签订书面协议后，方可委托其承担接待工作。

因境外旅行社违约，使旅游者权益受到损害的，组织出境旅游的境内旅行社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再向违约的境外旅行社追偿。

第二十六条旅行社招徕、接待旅游者，应当制作完整记录，保存有关文件、资料，以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核查。

第四章----外商投资旅行社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七条外商投资旅行社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条例其他有关规定。

前款所称外商投资旅行社，包括外国旅游营者同中国投资者依法共同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和中外合作经营旅行社。

第二十八条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400万元。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可以进行调整，调整期限由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确定。

第二十九条外商投资旅行社的中国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是依法设立的公司；

（二）最近3年无违法或者重大违规记录；

（三）符合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慎的和特定行业的要求。

第三十条外商投资旅行社的外国旅游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是旅行社或者主要从事旅游经营业务的企业；

（二）年旅游经营总额4000万美元以上；

（三）是本国旅游行业协会的会员。

第三十一条设立外商投资旅行社，由中国投资者向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文件和符合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文件。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对申请审查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审定意见书》；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持《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审定意见书》以及投资各方签订的合同、章程向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提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申请。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对拟设立外商投资旅行社的合同、章程审查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通知申请人向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凭《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外商投资旅行社的注册登记手续。

第三十二条外商投资旅行社可以经营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外商投资旅行社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第三十三条外商投资旅行社不得经营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务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旅游的业务。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旅行社和外国旅行社常驻机构的监督管理，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第三十五条旅行社应当按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其服务质量、旅游安全、对外报价、财务帐目、外汇收支等经营情况的监督检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执行监督职责时，应当出示证件。

第三十六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施行社每年进行一次年度检查。旅行社应当按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提交年检报告书、资产状况表、财务报表以及其他有关文件、材料。

第三十七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质量保证金的财务管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质量保证金用于赔偿旅游者的经济损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质量保证金。

第六章----罚则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人民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15天至30天，可以并处人民币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3天至15天，可以并处人民币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旅行社被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应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三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投诉，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应当根据旅游者的实际损失责令旅行社予以赔偿；旅行社拒不承担或者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从该旅行社的质量保证金中划拨。

第四十四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当颁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而不予颁发的。

篇9

 

关键词：期货市场  期货法  法律制度

一、其他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法律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最早于1848年成立时，美国并没有相关的规范期货交易的法令，这些市场仅仅依靠交易所自定交易规则。由于长期缺乏监督管理，一度导致市场局面混乱，囤积现货、炒作期货价格、非法交易及欺诈等事件层出不穷，于是美国政府1916年通过《棉花期货法》试图改善市场环境，但该法仅就棉花等级加以规范，对期货交易行为未作规定。

1921年，第一个涉及期货交易的《期货交易法》应运而i，但1922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确定该法案的个别条款因赋税问题而被宣布为违宪而失效，此法后重新修订并改名为《谷物期货法》，以管理当时境内九家期货交易所。《谷物期货法》于1922年9月21日正式颁布，这也是美国期货交易法正式存存的开始，该法要求所有期货交易应在规范的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所应公开更多的信息及限制市场垄断的数量。所以该法最终还是约束了交易所本身。

由于受到1929年股市崩盘及经济萧条等事件的影响，以及为与1933年、1934年证券法配套，于1936年，1922年的《谷物期货法》被修订为《商品期货交易法》，此后就存在的问题多次进行小规模修改。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的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会根据新的市场条件，对1936年《商品交易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将新法规定名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法》。1983年被修改为《期货交易法》，1986年又被修改为《商品期货交易法》。1992年由于《商品期货交易法》在修改中较多的引入了一《期货交易实践法》的草案内容，所以又称为《期货交易实践法》。此外，鉴于当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管理规范烦琐、缺乏弹性，导致期货商及期货交易所丧失海外交易和柜台市场业务的竞争优势，美国于1998年开始修订《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该法案并于2000年12月ll目正式通过，其又被称为~2000年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需要注意的是，该部法律名称定义仍为《期货交易法》。

(二)台湾地区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台湾期货业的发展，特别体现了台湾对待市场开放的态度。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期货市场的发展顺序相反，台湾先开放外国期货市场的交易，再设立本地的期货市场。l993年1月10日，”境外期货交易法”正式开始实施，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参与境外期货交易通道，台湾的期货交易进入了一个新局面，但岛内期货市场的立法和交易所的筹设却迟迟未能如期完成。

1997年1月9日，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分别推出”摩根·斯坦利台湾股票指数期货”和”道·琼斯台湾股票指数期货”，在这种彤势下，台湾期货市场的建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继1993年台湾”境外期货交易法”通过生效后，规范岛内外期货交易的基本大法”期货交易法”， 1997年3月26日公布并丁-同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了主要调整期货经纪商行为的”境外期货交易法”。1997年9月正式成立台湾期货交易所，随后开始进行境内期货交易。台湾”期货交易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预示着台湾期货交易法律制度初具规模，而且也有助于岛内期货交易制度的建立和规范运作，同时为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台湾这种独特的经验，对于大陆期货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有很大参考借鉴意义。为保障证券和期货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于2002年7月17曰公布了”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施行。

(三)香港地区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香港政府一贯采取不十预的经济政策，基于这个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政府对证券及商品i场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管，而在1973年至1974年间发生的股灾，促使政府开始逐步推行系列监管市场和保护投资者的措施。1973年香港政府颁布的《商品交易所条例》，禁止开设及经营新的商品交易所：l975年香港立法局原则上赞同在香港成立一个商品交易所的建议，其后当局制定《商品交易条例》，使交易所可以在香港依法成立。1982年香港政府对《商品交易条例》进行了适当修改，加强对期货交易所的监管。《商品交易条例》作为政府管理期货市场的法规，对期货市场政府监管机构一商品交易事务监察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和义务、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及管理、交易商的资格和管制以及期货交易的惯例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为期货市场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目前，香港的证券及期货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进行监管。《证券及期货条例》整合及革新了10条规管证券及期货业的条例，其主要及附属条例均已于2003年4月1日正式生效。

(四)国外及其他地区期货市场法律演变的启示

纵观国际期货市场的历史，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立法道路，比较而言，期货市场立法的主要模式可以概括为：1．”先有期货市场，后有国家立法，先产生期货市场规则，后在此基础上产生国家性的法律”。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了期货市场，进而‘步步的产生了期货市场的运行规则，当规则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期货逐渐成为一个产业后，国家才有了立法。2．”先有国家立法，再依法产生市场，国家法律与期货市场的规则同步产生。”这种模式的产生要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其本国或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是一体化的，而这些国家与期货发达国家又处于不同的时区。

二、我国期货市场法律发展演变

在我国，1991年郑州第一个期货合约挂牌交易，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开端，至今已经过10多年风雨历程。在期货市场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1999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的期货法律制度。但期货市场发展至今，这些”条例”、”办法”早已不能适应曰新月异的市场现状，期货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前进的障碍。

篇10

三《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和事实根据

(二)“特殊立法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四 放弃现行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一) 放弃“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必要性

(二) 解决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结论

三 《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44]

如前所述，答记着问强调， 条例“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那么， 答记者问所说的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上， 条例所体现的立法政策与民法通则所体现的立法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条例所体现的特殊立法政策又是以什么事实为根据的呢? 被作为根据的那些“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呢? 即便符合客观现实， 以这些事实为根据， 是否能够证明条例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限制性规定具有政策上的合理性呢? 这些就是本节要检讨的问题。

(一) 条例所体现的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及该政策的事实根据

条例第1条规定，制定条例的目的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条例起草者卫生部的汇报指出， 修改办法的经济补偿制度的原则是“既要使受损害的患者得到合理赔偿，也要有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健康发展”[45]。答记者问的表述与卫生部汇报的见解基本相同， 但更为直截了当。它指出， 条例之所以要对赔偿金额作出限制， 就是“为了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换言之， 如果不对医疗事故的赔偿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所作出的限制， 如果法院对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适用体现了实际赔偿原则的民法通则的规定， 那么， 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46]。由此可见，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特殊立法政策的“特殊”之处， 亦即在赔偿政策上条例与民法通则的不同之处，在于条例以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这一公共利益来限制患者或其遗属原本根据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所可能得到的赔偿这一个别利益。笔者在此将该政策简称为“公益限制赔偿政策”。

根据答记者问的说明， 条例所体现的公益限制赔偿政策是以下述被政策制定者所认定的四项事实为根据的。① 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② 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 ③ 我国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 ④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照条例起草者卫生部的汇报可以发现， 答记者问所提出的事实根据论，除了其中的第①项似乎是答记者问自己的看法(笔者不知道卫生部是否在其他正式场合表达过这样的见解)以外，基本上反映了卫生部在汇报中所表达的见解[47]。

以下， 笔者对“公益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进行分析和评论。

(二) “公益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1． 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不能说明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性。

答记者问没有说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与限制赔偿到底有何关系。笔者在此姑且作出两种推测[48]，然后分别加以评论。

(1) 答记者问也许是想说: 高风险性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 降低了过失这一医疗侵权的主观因素在赔偿责任构成中的意义。人们应当承认以下两个事实， ① 在医疗过程中， 即使医务人员充分履行了注意义务， 也未必能够完全回避诊疗的失败及由此引起的患者人身损害的发生; ② 即使医务人员在实施医疗行为方面确实存在过失， 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与该项医疗行为固有的风险性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 在设计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时， 应当考虑到医疗风险这一客观因素在损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不应当把在客观上应当归因于医疗风险的那部分损失也算在医疗机构的头上。条例对赔偿数额作出限制反映了医疗事故损害与医疗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这一事实， 因此是合情合理的，是正当的。

笔者基于下述理由认为， 上述推论是不能成立的。① 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这一事实认定本身不能反映现实中的医疗行为与医疗风险的关系的多样性。现实情况是，医疗行为不仅种类极其繁多而且存在于医疗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有的可能具有高度的风险( 比如确诊率极低的没有典型早期症状的某些疾病的早期诊断， 成功率极低的涉及人体某一重要器官的复杂手术，对抢救患者生命虽然必要但严重副作用的发生可能性极高的急救措施)，有的则可能几乎没有风险（比如在遵守操作规范的情况下的一般注射，常规检验，医疗器械消毒，药房配药，病房发药等）② 这种推论误解了医疗风险与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关系， 因而是根本说不通的。众所周知， 我国的医疗侵权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而非严格责任原则。既然如此， 那么在医疗损害的发生被证明为与医疗过错和医疗风险(特指与医疗过错无关的风险)[49] 二者都有关系的场合， 医疗机构只应承担与其医疗过错在损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医疗侵权法上， 风险因素与民事责任不是成正比而是成反比， 风险因素对损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越大， 医疗机构因其医疗过错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就越小。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不是增加而是可能减轻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因素。只有在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侵权领域， 高风险性才可能成为增加民事责任的因素。

(2) 答记者问也许是想说， 如果事先不通过制定法(比如条例)对赔偿范围和数额作出必要的限制， 那么医疗机构就会因害怕承担其不愿意承担或难以承担的高额赔偿责任而指示其医务人员以风险的有无或大小作为选择治疗方案的主要标准，尽可能选择无风险或较小风险的治疗方案; 医务人员在治疗患者时就会缩手缩脚，不敢为了抢救患者的生命而冒必要的风险， 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因此就可能得不到原本应当得到的医疗保障。所以， 条例限制赔偿标准，有助于调动医师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 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笔者认为，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严重脱离实际的推论， 因而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① 在对赔偿数额不作限制(尤其是不作低标准限制)， 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医师果真会从积极变为消极， 对患者该治的不治， 该救的不救， 该冒的险不敢冒吗? 限制了赔偿数额，医师果真就会因此而积极工作， 勇于担负起治病救人的重任吗? 这一推论符合医疗侵权的实际状况吗? 依笔者之见， 在适用民法通则的实际赔偿原则或赔偿标准高于条例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情况下， 医师未必会因害怕出差错承担较高的赔偿责任而该治的不敢治， 该救的不敢救， 该冒的险不敢冒。因为在许多场合， 采取这种消极回避态度反而会导致医疗不作为或不完全作为所构成的侵权。不仅如此， 因为这种消极态度可能具有放任的性质， 因而在其导致的侵权的违法性程度上也许比工作马虎或医术不良所引起的延误诊疗致人损害的侵权更为严重。② 医疗的宗旨是治病救人， 因而是不考虑风险违规乱干不行， 顾忌风险违规不干也不行的典型行业。医师必须遵循诊疗规范，充分履行注意义务，尽善管理。③ 限制或降低赔偿标准， 就算可能有调动医师积极性减少消极行医的效果， 也免不了产生降低医师的责任感， 纵容违规乱干的严重副作用。④ 按照风险论的逻辑， 条例规定的赔偿制度还不如办法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制度; 对广大患者而言， 他们的生命健康利益获得医疗保障的程度在条例时代反而会降低， 因为医务人员的救死扶伤的积极性由于条例( 较之办法)加重医疗事故赔偿责任而降低了。

2． 即使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质， 以此为据限制赔偿也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

答记者问没有(卫生部汇报也没有)具体说明我国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有何含意， 更未具体说明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与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之间有何关系。笔者在此参考有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和一些文章中的议论[50]， 分别对这两个问题的内容作出以下的推测。

(1) 我国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立医疗机构，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公益事业单位，它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对患者而言， 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② 政府对公共医疗事业的财政投入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为公共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而为广大患者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政府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实行税收优惠和合理补助的政策，为这些机构的福利性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支持。③ 政府为了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福利， 减轻患者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 在城镇为职工建立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在农村推行和资助合作医疗制度， 邦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当地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④ 政府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 对医药品市场价格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适当的控制。

(2) 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 决定了因医疗事故而发生的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① 它是在非自愿( 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在法律上有义务向需要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的并且是非完全等价( 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不以完全的等价有偿为原则 ) 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 患者仍需支付一定的医疗费用) 的当事者之间发生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在完全自愿等价有偿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的当事人即通常的民事活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赔偿关系。② 它是提供医疗服务利益的医疗机构和接受医疗服务利益的患者之间因前者的利益提供行为发生错误导致后者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赔偿关系， 换言之， 是好心人办错事引起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通常的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所引起的赔偿关系。③ 它在事实上又是以作为公共医疗的投资者的政府为第三人( 赔偿问题不仅可能影响到政府投资的效益，而且可能使政府投资本身受到损失)同时以利用该医疗机构的广大患者为第三人( 赔偿问题可能影响到该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从而影响到利用该医疗机构的广大患者的利益)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仅仅涉及当事者双方利益或至多涉及特定私人第三者利益的赔偿关系。

(3) 正是因为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决定了因医疗事故而引起的医患之间的赔偿关系具有不同于通常的债务不履行或通常的侵权所引起的赔偿关系的特征， 所以条例起草者才将该事实作为调整这种赔偿关系的特殊政策的依据之一。如果不考虑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 如果不以该事实为依据制定特殊的赔偿政策， 而是完全根据或照搬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 医疗事故赔偿的结果， 不仅对于赔偿义务人医疗机构可能是不公正或不公平的， 而且会使国家利益和广大患者群众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笔者认为， 上述见解（假定确实存在）， 根本不能说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

(1) 答记者问在论证限制赔偿政策具有合理性时， 只提“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不提我国的医疗行业和医疗服务在相当范围和相当程度上已经市场化和商品化， 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还得不到医疗费负担方面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两个有目共睹的现实。这种论法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认定，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 这一“事实”作为答记者问所支持的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前提之一， 本身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的。

① 众所周知， 在条例起草和出台之时， 更不用说在答记者问发表之时， 我国的医疗行业已经在相当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第一， 从我国医疗行业的主体来看， 被官方文件定性为“非营利性公益事业”[51] 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确实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所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 据说因其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 所以对接受该服务的患者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但是，在我国的医疗行业， 非公立的完全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早已出现， 其数量以及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所占有的市场分额均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民间资本或外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各种形式的合资经营也已经成为常见的现象。它们扩大了完全商品化的医疗服务市场。由于它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在价格上是放开的， 所以对接受其服务的患者而言， 没有福利性 ( 除非将来有一天把这类医疗服务也纳入作为社会保障的医疗保险的范围)。此外， 只有非营利性公立医疗机构才是中央或地方财政投入及有关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对象。营利性医疗机构当然是自筹资金、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52] 。第二， 从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来看， 首先， 公立医疗机构配售给患者的药品和消耗性材料的价格往往高于或明显高于市场零售价(换言之，实际上往往高于或明显高于医院采购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总和)， 具有明显的营利性(据说其目的在于“以药养医”); 尽管医疗机构所采购的一定范围的药品的市场价格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控制(以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方式)， 但这种控制是为了保证基本医药商品的质价相符， 防止生产或销售企业设定虚高价格 (明显高于生产经营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总和的价格即暴利价格) 谋取不适当的高额利润[53]。因此这种政府控制价格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价格有本质的不同， 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即所谓“低价”， 而是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格。所以， 这种价格控制， 虽然有利于消费者或患者正当利益的保障， 但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性。其次， 基本诊疗服务项目( 比如普通门诊和急诊; 一定范围的检验和手术; 普通病房等一定范围的医疗设施及设备的利用)的价格，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控制， 因而也许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 但具有明显的收益性或营利性( 即所谓创收 )的医保对象外的五花八门的高收费医疗服务( 比如高级专家门诊、特约诊疗卡服务、特需病房、外宾病房等)在较高等级的许多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中早已出现并有扩大的趋势。此外， 在许多医疗机构中， 原本属于护理业务范围内的一部分工作也已经由完全按市场价格向患者收费的护工服务所替代。所以， 被官方定性为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在事实上正在愈益广泛地向患者提供没有福利性的甚至完全收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服务。

② 从患者负担医疗费用的情况来看，第一， 加入了基本医保的患者，一般除了必须自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外，还须支付超出其医保限额的医疗费用。他们选择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保对象外的医疗服务，或选择定点医保医疗机构以外的医疗机构（包括营利性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因而完全自付医疗费的情况并不少见。同样是享受医保的患者，其享受医保的程度即自付医疗费占实际医疗费的比例可能不同; 符合特殊条件的一小部分患者，则可能基本上或完全免付远远大于一般医保患者所能免付的范围的医疗费[54]。第二，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 我国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医保制度，不是以全体居民为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比如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而是仅仅以城镇的职工(城镇中的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本人为对象的医保制度[55]，加入者的人数至今还不满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56]。换言之， 我国城镇的相当数量的居民和农村的所有居民是不能享受基本医保的(即完全自费的或几乎完全自费的)社会群体(除非加入了商业医保，但商业医保不具有福利性)。政府虽然已决定在农村建立由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资助的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且不说这一制度才刚刚开始进行个别的试点(更不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设施也不存在)，就是全面铺开，它为广大农村居民所可能提供的医疗保障的程度也是极其微薄的[57]。要言之，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所强调的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对于我国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 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比如公立医疗机构的部分诊疗服务的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也许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也只是非常有限的，微不足道的。

笔者之所以强调上述两个方面的事实， 并非为了批评现行的医疗福利政策， 而仅仅是为了指出以下两个多样性的存在。第一个多样性是医疗行业或医疗服务与医疗福利的关系的多样性。医疗行业既存在福利因素又存在非福利因素， 既存在公益因素又存在营利因素; 有的医疗服务具有福利性，有的医疗服务则没有福利性; 有的医疗服务具有较高程度的福利性， 有的医疗服务只有较低程度的福利性。第二个多样性是患者与医疗福利政策的关系的多样性。有的患者能够享受较多的医疗福利， 有的患者则只能享受较少的医疗福利， 有的患者则完全不能享受医疗福利; 能够享受医疗福利的患者既有可能选择具有福利性的医疗服务， 也有可能选择没有福利性的医疗服务; 享受基本医保的不同患者所享受的医保利益又可能存在种种差别甚至是巨大的差别。据此， 我们应当承认， 支持医疗事故赔偿限制政策的公共福利论无视这两个方面的多样性， 严重脱离了现实， 因而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2) 即使医疗行业所具有的公共福利性能够成为限制福利性医疗服务享受者的医疗事故赔偿请求权的正当理由之一， 现行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规定， 由于没有反映以上笔者所指出的患者与医疗福利政策的关系的多样性这一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所以它不仅违反了条例起草者卫生部所主张的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而且从公共福利论的观点看， 它又是显失公正和公平的。

① 根据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条例原本应当将患者所接受的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服务与医疗福利的关系(即是否具有福利性， 具有多少程度的福利性)作为确定医疗事故的具体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之一， 原本应当采取赔偿数额与自费程度成正比与福利程度成反比的原则，使得自费程度较低的被害人较之自费程度较高的被害人，部分自费的被害人较之完全自费的被害人，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获得较低比例的赔偿数额。换言之， 使后者能够获得较高比例的赔偿数额。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条例竟然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条例仅将医疗事故等级、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作为确定具体赔偿金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第49条第1款))。

② 公正性是良好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如果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公共福利论， 从所谓“患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与该患者自付的医疗费用应当实现某种程度的等价性”的观点看， 确实还带有那么点“公正性或公平性”的意味的话， 那么， 卫生部在以我国医疗具有公共福利性为事实根据之一设计医疗事故的赔偿制度时， 就应当充分注意患者与医疗服务福利性的关系的多样性， 所设计的赔偿制度就应当能够保证各个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都有可能按照所谓“等价性”原则获得相应数额的赔偿。很可惜， 现行条例的赔偿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一刀切的错误。说的极端一点， 它使得医疗费用自付率百分之百的患者，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只能获得医疗费用自付率几乎接近于零的患者所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

③ 从立法技术论上看， 卫生部的失误在于， 她将医疗服务的福利性这个因案而异极具多样化和个别化的事实，因而只能在各个案件的处理或裁判时才可能确定的事实，当作她在制定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所依据的事实即所谓“立法事实”(具有一般性或唯一性并且在立法之时能够确定或预见的事实)。卫生部显然没有分清什么样的事实属于立法事实，可以被选择作为立法的依据， 什么样的事实不属于立法事实， 因而不应当被作为立法的依据，只能被选择作为法的实施机关在将法规范适用于特定案件时认定或考虑的事实。混淆二者，是立法上的大忌。如果将后者作为前者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一个因素或情节指示法的实施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加以认定或考虑， 那么，制定出来的法就不仅会因其事实根据的不可靠而可能成为脱离实际的有片面性的法， 而且在其适用中可能成为不公正的法。如前所述，为了避免条例制定的赔偿标准在适用中引起明显的不公正后果， 卫生部原本(如果她认为在政策上确实有此必要的话)应当将涉及福利性的问题作为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同医疗事故等级等因素一起，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加以规定。 (3) 即使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相当高度的、相当广泛的、对不同的患者而言相当均等的福利性( 比如达到了日本或一些欧州国家的程度)， 以其为据限制医疗事故赔偿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① 生命健康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理所当然地受到现行宪法和一系列相关法律的保护。充分保障这一权利， 建立具有适当程度的公共福利性的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使每一位居民， 不论其经济能力如何， 都能得到相当质量的必要的医疗服务， 是政府在宪法上的责任。我国医疗行业保留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公共福利性，政府从财政上给予医疗事业必要的支持， 应当被理解为是人民权利的要求， 是政府对其宪法责任的履行， 而不应当被看成是政府对人民的恩惠。财政对医疗事业的投入， 并非来自政府自己的腰包， 而是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在笔者看来， 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人民的宪法权利和政府的宪法义务这一基本的宪法意识，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看成是政府通过医疗机构的服务对百姓患者实施的恩惠。

② 如果说社会福利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的一个时期内， 曾被仅仅视为国家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或恩惠(不是被视为福利享受者的法律上的权利)的话， 那么就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它当然应当被首先理解为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我国只要还坚持宣告自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就必须坚持这种理解。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鲜明的社会主义观念，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医疗福利仅仅理解为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爱民利民政策。

③ 任何社会福利政策，只有获得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保障才可能真正为人民带来切实可靠的福利。笔者在此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保障是指，不仅福利的提供要有法律保障， 而且在福利的享受者因福利的具体提供者的过错而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也要有充分的法律救济的保障。 否则， 提供福利的法律保障就失去了充分的现实意义， 人民享受的福利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福利。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全面法律保障的观点， 它弱化了法律救济的机能， 使本来就程度很低范围很窄的医疗福利退化为残缺不全的福利。

④ 治病救人是医疗行业的根本宗旨， 严格遵守医疗规范、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关爱患者、 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神圣职责和法定义务(执业医师法第3条，第22条)。患者托付给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是他们作为人的最为宝贵的健康和生命的命运。医疗事故恰恰是起因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违规失职， 恰恰是背离了患者的期待和信赖， 恰恰是危害了患者的健康或生命。对性质在总体上如此严重的侵权损害， 如果认为有必要设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的话， 毫无疑问， 至少不应当在范围上小于、在标准上低于其它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怎么会如此的“理性”， 理性到无视医疗事故侵权在总体上的严重性质， 理性到搬出诸如医疗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服务的不等价性之类的似是而非的理论( 无论是土产的还是进口的)。这些理论又怎么能够证明限制医疗事故赔偿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