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戒毒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戒毒条例

篇1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戒毒工作，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统一领导，禁毒委员会组织、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戒毒工作体制。

戒毒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采取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多种措施，建立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救助服务兼备的工作体系。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戒毒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禁毒委员会可以组织公安机关、卫生行政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吸毒监测、调查，并向社会公开监测、调查结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对涉嫌吸毒人员进行检测，对吸毒人员进行登记并依法实行动态管控，依法责令社区戒毒、决定强制隔离戒毒、责令社区康复，管理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康复场所，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康复场所，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戒毒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会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等部门制定戒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对戒毒医疗服务提供指导和支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依据各自的职责，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提供康复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指导和支持。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第六条　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需要设置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康复场所的，应当合理布局，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康复场所的建设标准，由国务院建设部门、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制定。

第七条　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

对戒毒人员戒毒的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对戒断3年未复吸的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

第八条　国家鼓励、扶持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参与戒毒科研、戒毒社会服务和戒毒社会公益事业。

对在戒毒工作中有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自愿戒毒

第九条　国家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毒瘾。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第十条戒毒医疗机构应当与自愿戒毒人员或者其监护人签订自愿戒毒协议，就戒毒方法、戒毒期限、戒毒的个人信息保密、戒毒人员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终止戒毒治疗的情形等作出约定，并应当载明戒毒疗效、戒毒治疗风险。

第十一条　戒毒医疗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对自愿戒毒人员开展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预防、咨询教育；

(二)对自愿戒毒人员采取脱毒治疗、心理康复、行为矫治等多种治疗措施，并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戒毒治疗规范；

(三)采用科学、规范的诊疗技术和方法，使用的药物、医院制剂、医疗器械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四)依法加强药品管理，防止品、流失滥用。

第十二条　符合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条件的戒毒人员，由本人申请，并经登记，可以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登记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戒毒人员的信息应当及时报公安机关备案。

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三章社区戒毒

第十三条　对吸毒成瘾人员，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并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送达本人及其家属，通知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第十四条　社区戒毒人员应当自收到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

社区戒毒的期限为3年，自报到之日起计算。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社区戒毒工作领导小组，配备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制定社区戒毒工作计划，落实社区戒毒措施。

第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在社区戒毒人员报到后及时与其签订社区戒毒协议，明确社区戒毒的具体措施、社区戒毒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社区戒毒协议应承担的责任。

第十七条　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医务人员、社区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以及禁毒志愿者共同组成社区戒毒工作小组具体实施社区戒毒。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戒毒工作小组应当采取下列措施管理、帮助社区戒毒人员：

(一)戒毒知识辅导；

(二)教育、劝诫；

(三)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就学、就业、就医援助；

(四)帮助戒毒人员戒除毒瘾的其他措施。

第十九条社区戒毒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履行社区戒毒协议；

(二)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定期接受检测；

(三)离开社区戒毒执行地所在县(市、区)3日以上的，须书面报告。

第二十条　社区戒毒人员在社区戒毒期间，逃避或者拒绝接受检测3次以上，擅自离开社区戒毒执行地所在县(市、区)3次以上或者累计超过30日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

第二十一条　社区戒毒人员拒绝接受社区戒毒，在社区戒毒期间又吸食、注射，以及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二条　社区戒毒人员的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发生变化，需要变更社区戒毒执行地的，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有关材料转送至变更后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社区戒毒人员应当自社区戒毒执行地变更之日起15日内前往变更后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社区戒毒时间自报到之日起连续计算。

变更后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与社区戒毒人员签订新的社区戒毒协议，继续执行社区戒毒。

第二十三条　社区戒毒自期满之日起解除。社区戒毒执行地公安机关应当出具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送达社区戒毒人员本人及其家属，并在7日

内通知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第二十四条　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社区戒毒终止。

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拘留、逮捕的，社区戒毒中止，由羁押场所给予必要的戒毒治疗，释放后继续接受社区戒毒。

第四章　强制隔离戒毒

第二十五条　吸毒成瘾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所在地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与其就戒毒治疗期限、戒毒治疗措施等作出约定。

第二十六条　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的吸毒成瘾人员，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作出社区戒毒的决定，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的规定进行社区戒毒。

第二十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自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之日起计算。

被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3个月至6个月后，转至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执行前款规定不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提出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具体执行方案，但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

第二十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身体和携带物品进行检查时发现的等违禁品，应当依法处理；对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物品，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代为保管。

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身体检查，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第二十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设立戒毒医疗机构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配备设施设备及必要的管理人员，依法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提供科学规范的戒毒治疗、心理治疗、身体康复训练和卫生、道德、法制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第三十条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根据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性别、年龄、患病等情况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实行分别管理；对吸食不同种类的，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根据戒毒治疗的不同阶段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表现，实行逐步适应社会的分级管理。

第三十一条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患严重疾病，不出所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经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主管机关批准，并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备案，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允许其所外就医。所外就医的费用由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本人承担。

所外就医期间，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连续计算。对于健康状况不再适宜回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向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提出变更为社区戒毒的建议，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7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经批准变更为社区戒毒的，已执行的强制隔离戒毒期限折抵社区戒毒期限。

第三十二条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脱逃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立即通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并配合公安机关追回脱逃人员。被追回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应当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脱逃期间不计人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被追回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不得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第三十三条　对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提出的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应当自收到意见之日起7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批准机关应当出具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决定书，送达被决定人，并在送达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决定人的家属、所在单位以及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第三十四条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在解除强制隔离戒毒3日前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出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送达戒毒人员本人，并通知其家属、所在单位、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将其领回。

第三十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诊断评估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六条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或者被依法拘留、逮捕的，由监管场所、羁押场所给予必要的戒毒治疗，强制隔离戒毒的时间连续计算；刑罚执行完毕时、解除强制性教育措施时或者释放时强制隔离戒毒尚未期满的，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第五章社区康复

第三十七条　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

社区康复在当事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执行，经当事人同意，也可以在戒毒康复场所中执行。

第三十八条　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应当自收到责令社区康复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签订社区康复协议。

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拒绝接受社区康复或者严重违反社区康复协议，并再次吸食、注射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不得提前解除。

第三十九条　负责社区康复工作的人员应当为社区康复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和辅导、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指导以及就学、就业、就医援助。

第四十条　社区康复自期满之日起解除。社区康复执行地公安机关出具解除社区康复通知书送达社区康复人员本人及其家属，并在7日内通知社区康复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第四十一条　自愿戒毒人员、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人员可以自愿与戒毒康复场所签订协议，到戒毒康复场所戒毒康复、生活和劳动。

戒毒康复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为戒毒人员提供戒毒康复、职业技能培训和生产劳动条件。

第四十二条　戒毒康复场所应当加强管理，严禁流入，并建立戒毒康复人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机制。

戒毒康复场所组织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应当参照国家劳动用工制度的规定支付劳动报酬。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公安、司法行政、卫生行政等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泄露戒毒人员个人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签订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协议，不落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

(二)不履行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报告义务的；

(三)其他不履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监督职责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侮辱、虐待、体罚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

(二)收受、索要财物的；

(三)擅自使用、损毁、处理没收或者代为保管的财物的；

(四)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提供品、或者违反规定传递其他物品的；

(五)在强制隔离戒毒诊断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的；

(六)私放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

(七)其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篇2

解读（一）：

工伤保险中的职工权利

工伤事故是工业化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劳动风险。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心工伤职工和遗属的医疗、康复和生活问题，重视工伤预防。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就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针对原来用人单位自我保障体制的弊端，1996年原劳动部颁布实施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这是我国探索建立符合社会保险原则的工伤保险工作跨出的一大步。国务院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提高了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扩大了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从多方面更好地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新的《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赋予了职工的权利。

只要存在劳动关系，就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今年1月1日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给职工带来的第一个福音就是：只要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可享受国家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这里所指的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按照所有制划分，有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按照所在地域划分，有城镇企业、乡镇企业；按照企业的组织形式划分，有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个体工商户是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雇用7人以下、开展工商业活动的自然人。

这里所指的“职工”，是广大意义上的职工，是用人单位中的所有职工，不管其是正式还是临时工，也不管其是本地户口还是外地户口，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为明确这一概念，《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明确指出：“本条例所称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

在宣传《工伤保险条例》时，许多职工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企业就是不参加工伤保险，我们应该怎么办？”对这一问题，《工伤保险条例》在第六十条做了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为解决非法用工企业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专门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得使用童工，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童工伤残、死亡的，由该单位向童工或者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2003年9月23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第19号部令的形式颁布了《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明确规定：一次性赔偿包括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职工或童工在治疗期间的费用和一次性赔偿金，一次性赔偿金数额应当在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职工或童工死亡或者经劳动能力鉴定后确定。职工或童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在劳动部门

鉴定之前进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及所需的交通费等费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全部由伤残职工或童工所在单位支付。

工伤认定核心把握“工作原因”

工伤的认定，既是广大职工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工伤保险工作的中心环节。《工伤保险条例》明确了认定工伤、视同工伤以及不得认定和视同工伤的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了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二）醉酒导致死亡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这些规定，与过去执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有一定的不同，职工必须心里清楚。

工伤认定等相关法律程序更加明确

《工伤保险条例》不但提高了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而且对工伤保险的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等方面的相关法律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广大职工必须明白这些规定，方可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工伤认定方面

《工伤保险条例》不仅规定了认定为工伤的七种情形，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和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而且还规定了工伤认定的相关法律程序。

工伤认定的时间规定：职工发生工伤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为职业病后，用人单位应当在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可在事故伤害发生或者诊断为职业病后1年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符合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

提请工伤认定申请须递交的材料：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工伤申请的材料，需要补正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一次性书面通知。申请材料完整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受理或不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劳动保障部门受理后做出认定的时间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申请后，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和职工等有关部门和个人应予以配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劳动能力鉴定的相关规定

劳动能力鉴定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织专家、依据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对工伤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进行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依据。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从事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组成。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分为两级：设区的市一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劳动能力鉴定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劳动功能障碍分为十个伤残等级，最重的为一级，最轻的为十级；生活自理障碍分为三个等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直系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有关资料。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从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由专家组提出鉴定意见，根据其意见作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医疗机构协助进行有关诊断。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参加鉴定的专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申请鉴定的单位或个人对区级劳动鉴定结论不服的，可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一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省一级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许之丰）

解读（二）：

带给工伤职工的福音

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一样是社会保障法体系中后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作用是保障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时能获得及时救治和补偿，分散用人单位的风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企业的安全卫生保护层次和管理水平。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直接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和保证工伤保险制度的贯彻和实施，标志我国对职工工伤保险权益的保护已经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条例》对维护工伤职工权益上较以往类似规章迈进了一大步。

工伤保险对象范围扩大，职工更放心了

《条例》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这一规定打破了原来以所有制形式或者以城市或者农村为界限划分保护对象的做法，直接以“各类企业”表明该条例的适用范围将覆盖全部以赢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各类经济组织，弥补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无法归入传统企业划分形式的经济组织逃避工伤保险缴费责任的缺陷；《条例》特别将个体工商户的雇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这样就可以将这部分劳动关系相对不稳定的劳动群体纳入工伤保险的体系，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无论有无责任都应补偿，职工更满意了

《条例》第14条、15条对哪些情况是工伤以及哪些情况视同为工伤的情况作了详尽的列举式规定。其别需要说明的有：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以及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工伤，都可以享受到工伤保险利益。

这些规定一方面把过去在工伤司法实践和理论中容易产生争议的情形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为保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因公伤亡的职工工伤利益的坚决维护。这些规定不仅明确具体地划定了给予法律保护的工伤的范围，而且还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是道德与法律相互结合的典范。

职工发生工伤事故时，无论其在事故中有没有责任，都应依法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在工伤认定申请中劳动者个人是否有过错不能作为是否发给工伤保险待遇的判定标准。

工伤保险待遇和支付标准细化，职工更明白了

《条例》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项目包括：工伤医疗待遇、伤残待遇、工亡待遇。工伤医疗待遇包括：工伤医疗费用、康复性治疗费用、辅助器具安装配置费用；伤残待遇（按伤残级别不同）包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三项；工亡待遇包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

除上述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项目外还有应当由企业支付的费用，包括住院伙食补助费、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停工留薪期的原工资福利待遇、伤残津贴以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其中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两项是按照职工本人实际工资的一定比例进行发放的，如果该津贴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社保基金补足差额。

由此，我们知道伤残津贴最低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一规定体现了国家在确定工伤待遇标准上的公平原则，比原先仅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来确定伤残待遇要更为合理。同时，条例还明确了职工在工伤期间有获得诸如亲属的供养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等的权利。这些规定对解决工伤职工的实际问题将起到重要作用。

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职工更轻松了

《条例》第19条规定，在工伤认定申请中当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这项规定没有沿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而是考虑到工伤者本人所处的举证弱势地位，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有利于及时有效解决工伤保险争议的原则作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安排，对职工来讲是非常有利的一项制度设计。

《条例》对可能影响工伤保险利益取得的有关事项从程序上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如工伤的认定、工伤后劳动能力的鉴定、以及对劳动能力鉴定的复查和再次鉴定，对工伤认定结论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程序链条，从而能够有效保证工伤职工保险利益的最终实现。

增加了违法成本，用人单位要小心了

对于不正当履行义务或者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形，《条例》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制裁措施。由于违法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作为企业来讲只有更快更好地履行相应的工伤保险缴费义务才能获得最大的实惠，这种制度安排对于《条例》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条例》确立了行业差额费率和行业内浮动费率相结合的制度，对于合理公平的确定不同行业企业的工伤风险责任，以及同一行业内工伤事故发生率不同的企业的风险责任大小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费率制度设计一方面可以使工伤事故发生率高的企业多缴费，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同行业内事故发生率高的企业利用工伤保险基金统筹使用的特点，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其他工伤事故发生率低的同类企业，比较公平合理。由于企业无法转嫁自己的工伤风险，而且企业的工伤保险缴费率的高低直接与企业实际工伤事故发生率挂钩，企业为了逃避或者减轻缴费额度，必然会在管理中加大安全卫生投入，更新安全设施和加强对职工安全卫生知识的培训，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

另外，《条例》对企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劳动者、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医疗卫生专家组以及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等所有参与工伤保险事务各个环节的人员和组织的权利义务都有较为详尽的规定，特别是对与劳动者的工伤利益密切相关的诸如企业的及时救助义务、工伤认定申请义务、劳动者的劳动能力鉴定权利、提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劳动争议的请求权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张丽云）

解读（三）：

《条例》中的新内容

200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开始实施。该条例是事关用人单位和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与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相比，条例增加了许多新规定。

上下班途中遇交通事故算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工伤是指劳动者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责任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到的伤害，从这一基本概念判断，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事故与工作有直接关系。因此受到伤害的，应该认定为工伤。

1996年劳动部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266号文）也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机动车事故纳入了工伤范围，规定：“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但266号文在此项规定的表述上存在不妥之处，有些规定不好操作。例如，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线路”的定义难以界定，因此引发了大量争议。同时，266号文强调职工在事故中无责任或不承担主要责任才能被认定为工伤，这一规定使职工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管辖路段以外的交通事故中受到伤害，无法被认定为工伤。在条例实施之前，职工在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中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主要责任还是承担次要责任，均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事故责任认定，而在有些路段，如胡同或乡村小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不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可能对其进行责任认定。这样，职工在机动车事故中承担什么责任，就没有了权威认定结论，不利于职工维护权益。

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将要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对上下班途中发生事故作了更为准确、合理的规定：凡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都应当认定为工伤。曾有一个案例：张某从家里驾驶摩托车到单位上晚班，途中与停在路边维修的一辆小轿车相撞受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张某在这起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按照266号文的规定，张某因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不能被认定为工伤。但是，在《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类似张某情况的，其所受伤害将被认定为工伤。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上下班途中”和“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含义，应把握尺度：“上下班途中”既包括职工正常工作的上下班途中，也包括职工加班的上下班途中；这种伤害既可以是职工乘坐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的，也可以是职工因其他机动车肇事所致；此种事故伤害发生的区域范围应当包括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工伤认定以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事实为依据，而不论受到伤害的职工对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责任。

工伤与民事双重赔偿

对于如何处理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工伤保险条例》虽没有明确条款规定，但没作规定本身即是规定，条例并没有回避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问题。

266号文对如何处理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工伤职工应先向侵权人进行民事索赔，工伤职工得到的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的赔付项目类似的，工伤保险不再支付相关待遇。工伤职工得到的民事赔偿低于应得到的工伤保险赔付的，工伤保险应补足其差额。按照该文件规定，当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发生竟合时，工伤职工应先进行民事索赔，这不利于工伤职工对伤病的治疗。同时，工伤职工如果得不到民事赔偿或者得到的民事赔偿低于应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应补足差额。这一规定可能导致工伤职工不积极向责任方索赔。其结果是，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都由职工所在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支付，而侵权的第三人却没有进行任何赔偿。

《工伤保险条例》确立了职工由于第三人的伤害造成工伤可以获得双重待遇（工伤赔偿和民事赔偿）的原则。

在一件案例中，王某是一名专职司机，其工作性质是从甲厂送货到乙厂。他在送货途中与一辆大货车相撞，被撞成重伤。后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王某在这起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这种情况，无论是根据266号文的规定，还是根据新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王某所受的伤害都应该认定为工伤。根据以前的法规，王某应当首先向肇事方进行索赔，肇事方无法赔偿或赔偿标准低于工伤保险赔付标准的，再由王某所在单位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给予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也就是说，王某只能获得一种赔偿―――或者是高于工伤保险赔付的民事赔偿，或者是工伤保险赔偿。但是，《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有王某类似情况的职工，不但能得到工伤保险赔偿，还可以向侵权人进行民事索赔，得到相应的民事赔偿。也就是说，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王某在得到工伤赔偿的同时也可以得到因第三人伤害造成的民事赔偿。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工伤保险条例》中获得双重赔偿问题，应从三方面进行理解，由于第三人伤害（无论是机动车伤害还是其他人身伤害）造成的工伤，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按照其他法律规定，如民法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有关法律的规定，职工有向侵权主体行使索赔权利，其索赔权不会因得到了工伤保险赔付而丧失；如果今后在这方面出台新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这方面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应按新规定执行。（王丽）

篇3

赌债的借条有用吗案例：

村民马某、温某等打扑克牌赌博，马某共计输给温某3000元，温某让马某打了一张借款欠条。后马某外出打工挣钱，而温某却将马某告上法庭。法院经调查取证后驳回了温某的，不知情的人都问：温某咋会输官司?

本案中马某虽给温某打的是借款欠条，可实质上是一笔赌债所以法院裁定驳回温某。

分析：

一般情况下，在民间借贷中，只要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同时不违反现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般会认为这种借贷关系成立，应受法律保护。有一些债务产生基于非法的行为，为了让这种非法债务表面合法化，当事人往往会采取一些规避法律的措施，如将赌债写成一般的借款欠条，这在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问题是，如何证明自己欠下的债务是非法债务?

所谓非法债务，常见的主要有赌债、因婚外情暴露或被他人拿捏了把柄后被胁迫写下的欠条等本不存在的、虚无的债务。对于这种情况，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

如果能够证明欠条、借条是在被欺诈、胁迫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写的，或者出借人明知借款人借款的目的是用于赌博或从事非法行为，这样的债务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否则，由于在举证问题上没有充分、确切的证据，不能证明债务非法，法院往往会支持对方的要求。为此，当事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欠款，不要随便给人出具欠条或借条;

(2)遇到他人敲诈、胁迫，不得不写欠条、借条脱身的，如有可能偷偷通过手机等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录音、摄像，保存证据。脱身后应及时报案，通过警方的调查取证和处理。即使警方处理不了，原来留存的以及警方调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往往可以成为日后被对方时据以抗辩的证据;

篇4

2009年《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后，上海市人大代表对食品安全地方立法问题高度关注，多次提出立法建议。最终确立了“既落实国家授权地方立法的任务，又重在解决本市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的立法总体思路，形成《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草案）》，于2011年7月29日审议通过。

2011年9月1日，《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正式实施，下称《办法》。那么，这部地方法规对上海市的食品安全问题能起到作用吗？具体有哪些措施？

【现象】目前上海市对食品的监管模式为“分段监管”，质监部门负责生产领域，工商部门负责流通领域，餐饮领域由食药监部门负责，还有农业部门、商业部门承担相应的食品源头监管，看似全面，其实总有职责交叉与监管空白处，形成了“大家都在管、大家都有管不到”的局面，容易造成部门之间“踢皮球”或出现监管盲点，需尽快加以解决。

【条款】《办法》第三条规定，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提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政策措施；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组织开展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调查处理工作；研究、协调、裁决有关部门监管职责问题。

【解读】本次立法制度创设的最大亮点就是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协调食药监、工商、质监等部门的监管职责问题，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编织一张食品安全监管网。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设立，真正解决了“分段监管”中的管理缝隙。

【现象】如此多的监管部门，市民遇到问题该向哪个部门进行举报呢？有这样一个例子，市民李小姐在某超市购买了一盒巧克力，回家拆开后发现巧克力已严重变形且表面出现霉斑。气愤的李小姐去该超市理论退货后，还欲对此进行举报，但她拿起电话时却犯了难：该向哪个部门投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局还是质量技术监督局？

【条款】《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将设立统一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现食品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行为都可拨打举报电话，也可以向有关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举报属实、为查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举报人给予奖励。

【解读】上海市将搭建全市统一的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受理中心，公布统一举报电话，避免市民在投诉时不知该向何部门投诉、打投诉电话却被告知不归该部门监管、市民感觉投诉无门等尴尬情况。同时，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经过广泛调查并征求市民意见，将公布有奖举报方案，鼓励市民举报，真正实现全民监管。

【现象】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安全问题被相关部门查处后，在“风声不紧”的时候会再次复出，改头换面，继续坑害消费者，赚昧心钱。

【条款】《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许可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并加强整改指导。

【解读】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是一个有效监管并督促食品经营者诚实经营的好方法，避免了那些黑心老板“今天关门大吉，明天粉墨登场”的情况。如果全国都能实行这样一个制度，也将避免那些不法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根源上杜绝了那些不法商贩。

【现象】在人们还没正确了解什么叫“食品添加剂”时，三聚氰胺、苏丹红、塑化剂等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出现在人们面前，且被人们误解为是“食品添加剂”。另一方面食品添加剂也确实存在过量和超范围使用情况，这让市民们总是误认为，只要是添加剂，都是对人体有害的，甚至到了“谈添加剂色变”的地步，从而导致市民对食品安全越来越没有信心。我们吃的东西里到底添加了什么？又有多少美味是勾兑出来的？

篇5

关键词情绪调节，心理健康，理论。

分类号 B842；R395

情绪调节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中国传统医学把情绪调节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怒伤肝，忧思伤脾”的观点，反映了朴素的心理免疫思想以及对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关系的认识；西方文化中诸如“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才能成功”，“让你的情绪作你的向导”等古老谚语，反映了西方哲学家们对情绪调节所持的两种相反观点。然而，情绪调节作为心理学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却仅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1]。向前追溯，情绪调节进入心理学的视野要数精神分析理论了，该理论是当代情绪调节研究的先驱，它否定情绪的积极作用，认为情绪如洪水猛兽，而个体情绪调节的任务就是，使自身尽可能少地受消极情绪所左右，通过行为和心理上的控制来降低消极情绪的体验。早期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个体出现精神问题是由于两类焦虑的调节出现困难：一种是基于现实的焦虑，它是由于自我难以达到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个体对焦虑的调节就是尽量避开某种情境或者过分抑制个体的行为。另一种是由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出现矛盾而体验到的焦虑，个体对其的调节就是降低受超我所审视的本我冲动，然而却可能因此导致未来更高水平的焦虑。而自我防御则是基于调节这两类焦虑以及其它消极情绪而提出来的术语[2]，也是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标志性的概念。在这里，情绪调节仅仅作为降低消极情绪体验的防御机制，情绪调节的困难导致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但是，它却难以解释人们有意识地主动调节情绪困难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也不能解释有些人因为积极情绪调节不当，为什么也会产生心理问题？

弗洛伊德的情绪调节理论是基于他治疗精神病人的临床实践而提出的，所以，只重视消极情绪调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后来的研究者[3]基于正常人群经验和有关实证研究，提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均可以通过主动调节，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这样，情绪调节不再仅仅作为个体被动防御机制，而强调主动进行情绪调节的积极作用，从而在心理健康中的地位得到肯定。尤其是随着智力或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面对不同情绪刺激，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不仅与心理或精神问题关系密切，尤其对个体的认知活动效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一共识对情绪调节研究的深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后的研究者对于情绪是否需要调节，如果需要调节，到底该怎样调节，调节多少等问题的展开了争论与探讨，尽管不同的文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所不同，但多多少少是基于其对个体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以及认知决策等的关系而展开的。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把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作为切入口，围绕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由对立到统一，由被当作单纯与个体心理健康相排斥的内容到被看成既可以破坏，也可以建立个体内部情绪环境平衡的一种力量的地位变化。粗略勾勒一条从把情绪调节仅仅看作应对暂时情境的工具，到看作随着情绪的产生而发生的过程，以及把情绪调节过程扩展到情绪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过程观点，再到情绪调节的结构观的大致理论脉络。

1 情绪调节的情境观

1.1 情绪调节的应对模型

情绪调节正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源于发展心理学研究[1]。借用压力和应对研究的传统，研究者针对儿童情绪调节发展的计划性和复杂性，提出情绪调节的应对模型：比较有影响的如Lazarus和Folkman提出的应对模型[4]：他们把情绪调节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问题为中心（problem- focused coping）――个体通过使用问题解决策略试图改变情境或去除引起紧张的威胁，如重新定义问题，考虑替代解决方案，衡量不同选择的重要性等，这样，个体面对问题情境，如果经过努力，问题获得解决，从而降低个体的情绪紧张程度或压力；一种是情绪为中心（emotion-focused coping）――个体为了降低情绪压力采用行为或认知调节策略，如行动上回避，转移注意力，换个角度看问题等，个体主要关注其自身的情绪调节，而不关注实际问题的情况。具体哪种应对类型有助于心理健康呢？研究[5]发现，过多使用以情绪为中心应对的个体，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而过多使用以问题为中心应对的个体，在任务不可控制的情况下，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水平。对依恋的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应对情绪情境类型，原因是安全依恋个体对外界具有较高的控制感[6]。而且，研究还发现，感知到的应对类型是依恋和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7]，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对自己情绪应对类型的感知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事实上，当知觉到的情绪情境为可控时，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应对，直接解除刺激对情绪的压力，有助于心理健康；而当知觉到的情绪情境为不可控制时，以情绪为中心应对情境，通过改变主体的认识或行为而降低情境对情绪的消极影响，进而有利于心理健康[8]。

该理论尽管采用压力和应对传统，有其精神分析的根源。但是，它的适应性、有意识的主动应对情境是与精神分析有根本区别的，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把情绪调节的注意力从个体的人格变量转移到所面临的情境变量。但其主要关注的仍是情绪调节对诸如焦虑，抑郁等个体内部心理问题的影响，而对个体情绪调节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则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1.2 功能主义的观点

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为强调行为或心理成分的适应性、目的性与有用性。对情绪的基本看法为情绪不但能够建立、维持，还能够中断或破坏个体与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关系[9,10]。从该观点出发，情绪调节是通过排除影响个体目标达成的障碍，从而表现出其适应意义。反过来，失调或调节不当的情绪，却可能中断或破坏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个体在面对情绪刺激情境时，使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不同的影响。有研究者[11]把情绪调节策略归为三类：一类是转移注意。该策略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调节；第二类是搜寻刺激情境信息。即个体在面临情绪刺激情境时，期望获得到较多的解释性信息，个体了解的信息越多，越可能降低情绪的唤醒水平。第三类是寻求情感安慰。对低收入家庭儿童愤怒的研究[11]发现，在面对挫折任务时，从刺激源转移注意力和搜寻挫折情境信息与愤怒情绪降低有关。寻求安慰策略与母亲控制水平和亲子关系的质量共同影响愤怒情绪的变化。使用较多转移注意策略的儿童，其外部心理行为问题较少。即使忽略个体差异，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心理问题仍具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研究还发现，仅使用单一情绪调节策略或者随机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比随着刺激情境的变化而有计划地使用不同调节策略的个体，报告出较高的焦虑水平和表现出较多的身心症状[12]。

该理论强调了情绪调节的适应性，关注了情绪调节与个体内外部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关系，但是把情绪调节等同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把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理解为不同年龄阶段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有些不妥。

2 情绪调节的过程观

2.1 情绪调节的两阶段过程模型

不管应对模型还是功能主义的情绪调节观点，主要研究内容是针对消极情绪的调节，而且把情绪调节作为一次性完成的行为。而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两阶段过程模型[3]，则认为情绪调节是在情绪发生过程中展开的，在情绪发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情绪调节。他根据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之前或情绪反应之后，把情绪调节分为先行关注情绪调节（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和反应关注情绪调节（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激活之前，称先行关注情绪调节，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已经形成、情绪反应激活之后，称反应关注情绪调节。Gross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把情绪调节策略归为两大类：即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和表达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认知重评从认知上改变个体对情绪事件的理解，从而改变其情绪体验，属于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是指对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进行抑制，该策略调动了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但仅仅控制了情绪的表达，改变了外部情绪表现，情绪体验并没有因此改变，属于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

Gross及其同事就该模型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善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个体其幸福感、抑郁和满意度等反映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较积极。而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3,13]。这一点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14,15]的证实，研究还发现，抑制消极情绪表达增强了消极情绪体验，抑制积极情绪表达降低了积极情绪体验[16]。同时，由于表达抑制需要耗费认知资源，从而对其它认知活动产生消极影响[17,18]，比如，社会交往目标难以有效达成，可能因此导致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的破坏，反过来，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又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内部和外部双重的消极影响使使用表情抑制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而认知重评策略发生在情绪产生之前，不需要持续的调节，从而较少占用认知资源，因此，几乎不影响认知任务的完成。

该模型把情绪调节看作在情绪产生过程不同阶段所进行的，既有消极情绪调节，也有积极情绪调节，强调一般情绪调节过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另外，从调节情绪体验到调节情绪表现，在关注内部环境的同时，强调了情绪调节通过影响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该模型主要强调从行为层面上，降低不良情绪的表达，而没有重视对消极情绪适应性的表达。虽然抑制消极情绪与短期的社会能力呈正相关，然而长期而言，一味地抑制消极情绪表达不但使个体难以理解自己的情绪，还容易导致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而适应性的情绪表达却有利于提高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社会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19]。

2.2 自动-主动情绪调节的神经科学研究

Davidson从神经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通过对情绪理论的发展历史考察，认为情绪调节包括内隐的、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和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20]。当然，作为广义上的情绪调节过程，这两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但这并不能否定二者在时间上的相对先后延续性。

自动的情绪调节过程与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分别激活大脑不同的部位[21]。当个体受到情绪刺激时，先是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该过程更多与边缘神经系统、海马回、杏仁核等神经系统的变化有关，然后涉及到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该过程主要与认知调节以及个体对有关情绪肌的抑制与调节有关。该假设也得到了实验[22]的支持，研究通过先诱发被试产生某种情绪，对反映其有关情绪的指标进行测试，随后施以不同的指导语，目的是使被试进行不同方向的主动情绪调节，然后测试有关情绪指标。结果发现，不同的指导语对反映情绪的有关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效应。实验还发现，抑制消极情绪的能力与增强消极情绪的能力出现了显著的负相关[22]，表明在调节情绪的方向与效价（valence）上有显著的个体差异。而这种差异有可能导致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同。另外，自动情绪调节过程的长期影响有可能塑造情绪的中央神经系统，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甚至身体健康或免疫系统的功能。

该理论把情绪调节过程分为情绪产生的自动过程与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相当于扩展了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即不管是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还是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之前，都有一个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该过程与随后的调节过程关系密切，理应是情绪调节过程的内容。况且，情绪调节过程的部分目的是使个体适宜的情绪产生于自动的过程，一旦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符合个体的内外环境需要，主动的情绪调节就没有必要再参与进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情绪产生与情绪调节更像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也有人试图通过研究情绪调节过程中诸如注意等认知活动，对自动和主动情绪调节过程做较细致的区分，以考察与情绪调节有关的认知活动对情绪调节质量或心理健康的影响[23]，如焦虑是与情绪调节过程中的注意控制有关。

然而，无论是应对模型还是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只强调了情绪调节内容或情绪调节过程本身，即把情绪调节看作情境性的行为或过程，一旦完成，该情绪调节行为或过程即告结束。它们主要考察个体面对情绪刺激反应的广度（magnitude）或不同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方面：情绪调节所持续的时间（duration），即个体对情绪刺激反应的深度。而情绪调节持续时间理论则弥补了这一缺漏，该理论强调个体恢复到情绪刺激前的正常情绪状态所需的时间，以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相当于从时间维度上扩展了情绪调节的过程。

2.3 情绪调节的持续时间理论

研究发现，消极情绪调节持续时间越长，与其消极的健康状况成正相关，研究者用心理恢复力（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来解释这种现象，指个体在面对丧失、困难或厄运时有效的应对与适应，对某些事件的心理恢复力正如金属的弹性，如有的金属质硬，易折断，说明弹性小，而有的金属则质软，柔顺，不易折断，说明其弹性大。人的心理恢复力与此类似，在面对消极事件或情境时，个体在产生消极情绪的同时，也会产生与该消极情绪相对抗的心理恢复力[24]。研究者围绕心理恢复力对个体情绪，认知以及生理影响展开了许多研究，发现积极情绪是心理恢复力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基于此，Fredrickson提出了心理恢复力的形成理论[25]：扩大与积聚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与以往情绪调节理论不同，该理论强调积极情绪在消极情绪调节中的积极作用。

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体验扩大了个体瞬间思维-行动的资源库，反过来，这些可利用的资源又可能帮助个体建立或积累从身体、智力到社会和心理的资源[25]。通过该机制，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情境时，积极情绪能够帮助其较快地恢复到正常情绪状态，包括诸如血压，心率等生理指标以及主观情绪体验等[11]。这也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个体在体验积极情绪时，其思维模式更可能与众不同，灵活，有效且具有创造性，而且更可能使个体采取多种可能行为[25]。消极情绪则使个体思维狭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如果个体在遭遇消极情绪情境时，通过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提高积极情绪体验，积极情绪可以缓冲消极情绪所带来的压力，充当消极情绪延迟效应的“解药”（antidote），使个体尽快从消极情绪体验中恢复到正常水平，Fredrickson及其同事称该效应为“解除效应”（undoing hypothesis），一项对美国9・11前后大学生的研究[26]也支持了该理论。另外，研究者还设计了一个实验[27]，通过不同的任务诱发个体消极，积极和平静的情绪体验，然后再给予所有被试消极情绪刺激，结果发现，积极情绪体验组其心血管指标恢复得最快，悲伤情绪组恢复到正常水平所用的时间最长，平静组次之。因此，常体验到积极情绪的个体或能够较有效地调节自己体验积极情绪的个体，在遭遇消极情绪刺激时，其心理恢复力较高，具有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心理健康水平也较高。

心理恢复力是个体相对稳定的应对消极情绪的资源，它使个体尽快恢复到正常情绪状态，然而积极情绪并非仅仅反映了心理恢复力的高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情绪通过扩大机制能够提高个体的心理恢复力，二者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28]。情绪调节的主要任务是使个体在面对消极事件时，通过利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尽可能地体验积极情绪，在提高心理恢复力的同时，提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在该理论中，积极情绪作为应对消极情境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与消极情绪相对应的情绪类型。该理论把心理恢复力引入到情绪调节中，从而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从只强调情绪调节知识或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是否合适，到关注情绪调节所延续的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初步探讨了情绪调节延续时间的机制。

3 情绪调节的结构观

不管是情绪调节的情境观还是过程观，认为情绪调节是偏线性的，这也与信息加工过程的主流思潮相呼应，而与这种线性观点理解角度不同的情绪调节结构观，主要从横向角度考察情绪调节的结构，从而探讨其与不同的情绪失调或紊乱的关系。

3.1 多维度的情绪调节结构

Kim认为，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的情绪调节概念系统过于强调对情绪体验和表达的控制（control），以及降低情绪唤起的水平等[29]。而实际上，许多情绪失调或情绪问题症状的出现恰是情绪控制的结果，例如，避免体验、尤其是避免消极内部情绪体验促成了部分情绪紊乱的出现，同时，限制情绪表达还会提高个体生理唤醒水平，而且，有研究者[30]干脆把情绪调节等同于情绪控制。显然，情绪调节的概念系统本身就容易出现对情绪调节的误解。用Kim的话[29]来说，适应的情绪调节不是控制、排除（eliminate），而是调节（modulate）情绪体验，他试着提出了自己的情绪调节结构：（1）对情绪的意识和理解。（2）对情绪的接受。（3）控制冲动行为以及按照既定目标行为的能力。（4）根据个体的目标和情境的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来调整期望情绪反应的能力。情绪调节结构中的全部或任何一种成分的缺乏都可能导致情绪调节困难，进而出现情绪失调。

以该结构作为理论基础，他编制了一个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多种评价方法的数据均获得了较好的质量指标，最后确定了量表的6个分维度，即（1）难以意识自己的情绪反应。（2）缺乏对自己情绪反应清晰度的认识。（3）不能接受自己的情绪反应。（4）较少的有效情绪调节策略。（5）当体验消极情绪的时候，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反应。（6）当体验消极情绪的时候，难以按照目标的指导调节情绪[29]。该实验结果表明区分以下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即情绪意识（awareness）和情绪理解（understanding），以适宜方式实施一定情绪行为的能力和避免以不适宜方式实施一定情绪行为的能力。例如，难以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反应就很难有意识地进行情绪调节，而不能理解自己的情绪即使个体有意识地进行情绪调节，也很难奏效。因此，有关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从而干预或治疗的方法也会有别。

该理论从情绪调节的横向结构进行考察，对情绪调节原有概念系统进行了解构，通过理论探讨与实证支持初步重建了情绪调节的概念结构，然而，由于该结构提出时间尚短，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进行修订与验证，另外，对于各个概念或成分之间的具体关系仍需探讨与研究。

3.2 元情绪（meta-emotion）结构模型

元情绪概念是Salovey基于对情绪智力的研究而提出的[31]，指个体对情绪的理解、监控、评价以及对调节过程的反思与监控，并初步提出了元情绪的结构模型，而元即对情绪的反思与调节。后来Gohm做了进一步的工作，从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的角度提出元情绪的三个维度[32]：（1）情绪清晰度（clarity）。指个体区分和描述特定情绪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意识到情绪的好或坏。该维度是元情绪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如果个体对自己的情绪认识不清晰，导致对情绪体验困惑，而且在一些情境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或者不适宜的情绪表现。因此，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结果，导致个体试图削弱情绪以避免不可预料的行为发生。反过来，避免体验情绪又会降低对情绪清晰性的认识，导致出现情绪困扰，表现为难以进行情绪调节或者以一种紊乱的方式调节情绪。（2）情绪注意（attention）。指个体对情绪给予注意和重视的倾向性。对情绪很少给予注意的个体，很难进行情绪调节，因为其认为情绪的产生与任何事件无关。而对情绪注意过多或认为情绪非常重要的个体，也很少进行情绪调节，因为其认为情绪几乎与任何事件都有关而无从调节。而只有在这两个极端区间的个体，即对情绪给予中等注意者最可能对情绪进行有效的调节或管理，也最少出现情绪困扰。（3）情绪强度（intensity）。即个体体验到典型情绪的广度，它与唤醒度，生理或神经的表现相联系。情绪强度太大的个体可能意识到情绪的影响，但进行情绪调节难度显得更大。以新兵为被试的研究[33]发现，情绪清晰度高的个体在实地交火训练时，较少出现诸如大脑一片空白、不能思维等认知困难的情况，而情绪强度与情绪注意则与这些表现无关。显然，元情绪的三个维度对不同的认知活动影响不同。另外，其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如过度的情绪注意可能与焦虑有关，过高的情绪强度则可能导致攻击等外部行为问题。

该结构模型进一步对三个维度之间具体的关系以及组合做了阐述，并获得了实验[20]的支持。通过聚类分析，Gohm基于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区分出四类人群考察情绪调节的差异以及导致情绪问题的具体机制。例如，在三个分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平均分的一组人群称为激动型（hot），其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性较强。情绪强度较高，但情绪清晰性较低的群体称为狂暴型（overwhelmed），其情绪调节的方式与其他类型差异很大，甚至是相反的或没有能力进行情绪调节。各个分维度得分均低于平均分的一组人群称为淡漠型（cool），该类型的个体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性较低，因此情绪调节的动机水平也较低。理智型（cerebral）个体情绪清晰性得分很高，但其它两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平均分。各维度的不同结合形成不同元情绪结构特征的人群，其情绪调节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点，这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不同元情绪结构特征的人群降低焦虑或压力的贡献差异很大[34]，对有的人群贡献率很高，对另外的人群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有中等水平的情绪智力，但是却不曾应用，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这种强调个体差异的细致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情绪调节的具体机制，同时为有针对性的情绪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另外，元情绪模型在理论取向上既重视了情绪调节的结构，也没有忽视情绪调节的过程，对于理论上整合情绪调节的不同观点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4 小结

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密切关系为情绪调节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基于此，20多年来的情绪调节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个体通过调节影响自己体验到的情绪性质，何时体验，以及怎样体验和表达情绪等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则主要停留在相关范式，将来研究要集中探讨情绪调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相比较而言，机制研究对理论工作和临床意义更深远。另外，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受心理学主流的影响，情绪调节的研究也一直被传统的认知主义方法所统治，而对认知与情绪之间的关系之争，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或方法来解决，该问题的争论实际阻碍了情绪调节理论的发展。未来的研究或许应该放下纷争，采用系统方法结合情绪调节的不同观点，整合情绪调节不同成分以及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因为情绪调节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割裂开研究，往往使得在研究中只抓一点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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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湖南工伤保险条例全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职工均有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第三条用人单位应当在本单位内的显著位置公示本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名单、缴费工资额、工伤事故和工伤申报等情况。

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加强事故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培训，增强职工预防工伤的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并报告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其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

第二章工伤保险基金

第五条工伤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二)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

(三)延迟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滞纳金;

(四)政府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不足时依法给与的补贴;

(五)其他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第六条工伤保险基金在设区的市、自治州实行全市、州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全省统筹。

工伤保险全省统筹前，养老保险由省直接管理的用人单位，其工伤保险可以由省直接管理。

第七条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提出适用行业差别费率及行业内费率档次的具体方案，报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经办机构应当根据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批准的用人单位所属行业差别费率及行业内费率档次，确定用人单位的缴费数额。

第八条用人单位应按照经办机构确定的缴费数额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

难以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业和企业，经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核定，可以按照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的缴费办法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九条下列因工伤发生的费用和用于工伤保险的费用，依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

(四)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

(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

(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七)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

(八)终止或者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九)因工死亡职工的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十)工伤认定调查和劳动能力鉴定费用;

(十一)工伤预防宣传和培训费用。

第十条下列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一)应当从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

(二)境外治疗费用;

(三)不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费用;

(四)依法不予支付的其他费用。

第十一条建立省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两级工伤保险储备金制度。统筹地区按照当年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总额的10%提取储备金。自留5%，向省上解5%。

工伤保险储备金用于重大事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及工伤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时的支付。省级工伤保险储备金用于特大事故和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时的调剂。工伤保险储备金的具体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工伤认定

第十二条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工伤事故报告制度。

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重伤事故、死亡事故，用人单位应当于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报告;其他原因造成的轻伤事故和职业病，用人单位应当于事故发生后或者接到职业病诊断书3日内报告;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在上述时间内报告的，应当于障碍消除后3日内报告。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台帐，予以登记。

第十三条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申请工伤认定的，应当在《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期限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用人单位因特殊原因不能在《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的，经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期限可以延长60日。

用人单位未在前两款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的工伤待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

第十四条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应当填报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相关材料：

(一)受伤害职工的身份证明;

(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提交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公安部门的证明或者其他证明;

(五)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提交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

(六)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提交公安部门的证明或者其他证明;因发生事故下落不明，提出因工死亡认定申请的，提交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文书;

(七)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48小时内死亡的，提交医疗机构的抢救和死亡证明;

(八)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提交民政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

(九)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提交革命伤残军人证及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旧伤复发诊断证明。

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还应当提交用人单位的设立登记或者设立批准证明。

第十五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当场或者于5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逾期未告知的，收到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人提交了全部补正材料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于15日内依照前款规定作出并出具是否受理的决定。

第十六条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并应当说明理由：

(一)不符合管辖权规定的;

(二)属于《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情形的。

第十七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在《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时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经办机构。

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因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依照法定程序处理劳动争议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时限内。

第十八条工伤认定实行案例指导制度。

省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选择工伤认定典型案例，经省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审查，报省人民政府审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处理相同的工伤认定事务，出法律依据和客观情况变化外，应当参照已经的典型案例。

第四章劳动能力鉴定

第十九条省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负责工伤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并对以下事项进行技术确定或者鉴定：

(一)停工留薪期延长的确认;

(二)疾病与工伤的因果关系鉴定;

(三)配置辅助器具的确认;

(四)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确认;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事机构具体负责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

第二十条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向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二)工伤职工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医疗诊断证明、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于《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时限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并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送达申请人。

第二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之日起30日内，持工伤认定决定书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到统筹地区经办机构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申报手续。

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未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工伤职工的劳动能力鉴定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应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所在单位申请进行的劳动能力再次鉴定或者复查鉴定，结论高于原鉴定等级的，鉴定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结论低于原鉴定结论或者与原鉴定结论相同的，鉴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劳动能力鉴定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章工伤保险待遇

第二十三条经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职工，其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工伤康复费用和辅助器具配置费用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工伤认定前，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垫付;经依法认定为工伤的，垫付费用及以后的医疗费用由经办机构核定后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以及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待遇。

第二十五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待遇。

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停发伤残津贴，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具体标准是：五级伤残为24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是：五级伤残为36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30个月的本人工资。

第二十六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按照《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关系，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具体标准是：七级伤残为15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0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8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6个月的本人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是：七级伤残为15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0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8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6个月的本人工资。

终止劳动关系或者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时，工伤职工本人工资低于本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本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和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二十七条五级至十级工伤职工自愿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含5年)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不足5年的，每少一年减除20%，但最高减除额不得超过全额的90%。

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或者办理退休手续的，不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二十八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享受《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的待遇。

用人单位应当于确认职工因工死亡后30日内，持死者的工亡认定证明和死者亲属资料到经办机构申报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经办机构应当在接到申报后15日内核定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第二十九条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由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与养老保险待遇同步调整。

第三十条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或者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明的，事故发生当月起3个月内由用人单位照发工资，从第4个月起停发工资，由工伤保险基金向其供养亲属按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预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50%。职工重新出现的，供养亲属按月领取的供养亲属抚恤金、预支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当及时退还经办机构。

第三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每年按规定向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提供工伤职工享受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享受抚恤金待遇的证明。

工伤职工或者工亡职工供养亲属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发生变化，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应当及时报告统筹地区经办机构，经办机构从条件变化的次月起调整工伤保险待遇。

第三十二条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承继单位应当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原用人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承继单位应当到当地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变更登记。

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将生产经营权、劳务工程等施工权违法转移或者承包给没有经营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工伤保险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

职工被借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原用人单位与借调单位可以约定补偿办法。

职工在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就业的，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时为之工作的用人单位承担。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名义经营的，工伤保险责任由挂靠单位承担。

原用人单位被依法注销的，工伤保险责任由清算组织或者清算报告中确定的权利义务承受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工伤复发的医疗待遇，但不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履行下列职责：

(一)征收工伤保险费，定期公布工伤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二)核查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和职工个人工资、年龄、工种等基本情况，办理工伤保险登记，并负责保存用人单位缴费、职工个人基本情况、工伤保险待遇情况的记录;

(三)进行工伤保险的调查、统计和信息系统管理;

(四)按照规定管理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负责工伤保险基金的预决算工作;

(五)按照规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

(六)为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免费提供咨询服务;

(七)根据工伤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调整行业差别费率的建议。

第三十五条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将受伤职工送往与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伤情稳定后转往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

工伤职工的就医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卫生等部门制定。

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及时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申报手续的，未办理期间工伤职工的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由用人单位根据《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标准负责支付。

第三十七条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无故停缴工伤保险费，其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经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后，由用人单位依据《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承担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后未按规定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损失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

第三十八条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职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为职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职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职工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职工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违反前两款规定，职工患职业病的，其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用人单位拒绝支付、拖延支付或者无支付能力的，由工伤保险基金依法先行支付。用人单位应当偿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经办机构依法向用人单位追偿。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所称老工伤人员，是指国有、集体企业在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管理以前确认为工伤或者因工患职业病，仍由企业或者主管部门支付工伤待遇的在职工伤人员、退休退养工伤人员、工亡人员的供养亲属，不包括与原企业解除、终止了劳动关系或者终止了工伤待遇关系的工伤人员和已经享受了一次性工伤保险待遇、抚恤待遇的工伤人员、供养亲属。

本办法规定的时效日期，超过10日的为自然日，10以下的为工作日。

第四十条本办法自4月1日起施行，20xx年4月1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5号)同时废。

湖南工伤保险条例解读

超龄劳动者未参保

遇工伤单位需担责

政策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解释,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建筑工程领域。现在我省对难以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施工人员发生工伤后,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确认劳动关系。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由统筹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工作证、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据,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上下班途中合理路线

遭遇意外可认定工伤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但是,长期以来,这个上下班途中到底怎么算?上班之前,送孩子上学了;下班后没回家,而是中途去买菜了,算不算上下班途中?类似的问题曾经引起广泛讨论。这次补充意见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今后,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出了意外也都认定为工伤。

此外,意见明确规定,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因,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动除外。职工因工作原因驻外,有固定的住所、有明确的作息时间,工伤认定时按照在驻地当地正常工作的情形处理。

工伤后新发生费用

社保基金按规定支付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新发生的费用,是指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前发生工伤的职工,在参加工伤保险后新发生的费用。其中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按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包括:

因工受伤的,支付参保后新发生的工伤医疗费、工伤康复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统筹地区以外就医交通食宿费、辅助器具配置费、生活护理费、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伤残津贴,以及参保后解除劳动合同时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因工死亡的,支付参保后新发生的符合条件的供养亲属抚恤金。

五类特殊情况申请工伤

被延误时间不计认定时限

按照规定,劳动者遭遇工伤须在一定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考虑到参保人员的实际情况,意见规定:五类特殊情况申请工伤, 被延误的时间不计算认定时限内。

其中包括:受不可抗力影响的;职工由于被国家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申请工伤认定的;申请人正式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但因社会保险机构未登记或者材料遗失等原因造成申请超时限的;当事人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的;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此外,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死亡,其近亲属同时符合领取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抚恤金待遇条件的,由其近亲属选择领取工伤保险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一种。

用人单位办理工伤参保

划分注册地、生产经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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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化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为首都区域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2　强化技术交易中介服务体系在促进市场发展中的功能，突出对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增加对技术中介服务的扶持政策。

3　强化促进技术市场和技术交易的政策保障。更加准确定位政府在技术市场中的管理职能和服务功能。

规范技术市场秩序

建立规范的技术市场秩序，是保证北京地区技术市场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务院2001年4月《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特别强调了规范市场秩序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因此，建立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技术市场秩序，是修订《条例》的重要目标。《条例》进一步强化了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措施。

1　关于技术交易当事人的行为规范和技术、技术信息的合法性。对技术交易的当事人规定了行为规范，要求提供技术、技术信息的卖方、中介方，应当保证所提供技术、技术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并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买方应当使用技术并支付费用。《条例》第九条规定：“在技术交易活动中，卖方应当是所提供技术的合法拥有者，并保证其所提供技术的真实性；中介方应当保证自己所提供技术信息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买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技术，支付费用。”

2　关于技术交易活动中禁止的规定。将非法垄断技术和妨碍技术进步以及侵害他人科技成果权等行为，列为技术交易活动中明令禁止的行为。《条例》第十条规定：“在技术交易活动中，禁止下列行为：(1)非法垄断技术和妨碍技术进步的；(2)侵犯他人专利权、技术秘密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的；(3)作虚假广告、宣传的；(4)串通投标的；(5)以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技术合同的；(6)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3　关于拓展技术交易的形式。《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技术交易买卖双方可以直接交易，也可以通过中介方交易。技术交易可以采取招标、投标、拍卖等方式进行。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科技计划项目适宜招标的，应当招标。”还规定：“技术交易活动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

加强技术市场服务

技术市场中介服务是技术市场发展的重要环节，技术交易服务的水平是衡量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本市交易服务的水平和现状已经不能适应技术市场发展的需要，严重阻碍着本市技术市场的发展。

因此，《条例》专设“技术市场服务”一章，针对本市技术市场发展中技术交易服务薄弱，专业化程度低以及科技中介服务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等问题进行了规范。在内容上强化了本市对技术交易服务的鼓励、放开和培育。《条例》对技术交易服务的关注，体现了本市技术市场管理工作的思路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1　关于鼓励发展技术交易服务体系。鼓励和建设技术市场服务体系是涉及全局性的重要问题。《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本市建立和完善专业化、社会化和网络化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鼓励兴办各类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为技术交易提供场所、技术信息、技术评估、技术论证、技术经纪、技术产权交易、技术招标等服务。”

2　关于规范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在加强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的同时，《条例》也强化了对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即严格了技术交易服务机构和技术经纪人的市场准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法注册或者登记，国家对资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照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开展技术交易服务活动。”

第十六条规定：“技术经纪人在经纪活动中应当将定约机会和交易情况如实、及时地提供给当事人各方，真实反映当事人各方的履约能力、知识产权情况，按照约定为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协调技术合同的全面履行。”

3　关于技术经纪人培训、考核问题。技术经纪人的培训与考核，应遵循分开的原则。《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从事技术经纪业务的人员应当经过培训，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工商行政部门考核，并取得技术经纪资格证书。从事技术经纪业务的机构，应当有符合规定数量的具有技术经纪从业资格的专职人员，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成立技术产权交易机构

技术产权交易机构是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有形技术市场形态。它与传统的技术市场相比有着新的内容。它以技术和资本相结合为业务核心，参考了国内外某些市场形态的做法，在交易场所实行会员制，对进入市场交易的技术项目进行专业化的价格评估、包装，以挂牌的形式向投资商推荐，为技术及产权交易双方提供洽谈场所、信息咨询和融通服务。由于对上市项目的企业“门槛”较低，吸引了很多处于起步阶段，但科技含量较高，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希望通过这个交易平台和窗口，找到合作伙伴。由于从服务机制上抓住了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的交汇点，抓住了技术项目转化及技术产权转移的关键需求，给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退出机制，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在实践中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上海、陕西、深圳、四川、成都、山东等省市相继成立了技术产权交易所，北京也于2000年5月8日成立了北京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中心。虽然这一新形态的市场是应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但其规则、模式、政策等方面仍带有很强的探索性。

为了保证北京技术产权交易机构的健康、有序发展，《条例》对其经营范围和运作方式作了原则规定。《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本市设立技术产权交易机构，依法开展技术成果入股、高新技术企业产权转让、高新技术企业的增资扩股以及含有技术参与的并购业务，促进技术成果与资本的结合。”

建立技术市场同业协会

《条例》增加了关于协会的条款，明确了技术市场同业协会的权利、义务和作用。《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技术市场各类同业协会应当依据协会章程开展活动，并对会员进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以及执业技能等自律性管理，提供技术交易信用服务，定期公布技术交易当事人的信誉信息。”

促进与保障技术交易市场的发展

在《条例》中“促进与保障”是条款最多的一章，共13条24款，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入了一些新的条款和内容。这些促进和保障的政策，将为北京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力地推进本市技术市场健康、有序

地发展。

1　关于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只是作为享受优惠政策的必经程序，并不影响技术合同的效力，是否需要认定登记由当事人自愿决定。《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技术合同经认定登记，当事人可以按照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的优惠政策。”

《条例》明确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程序，并强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技术合同生效后，技术交易的卖方、中介方可以向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申请认定登记。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应当提供真实、完整的中文书面技术合同文本和相关附件。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当在受理认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认定登记。当事人对不予认定登记有异议的，可以向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申请复核。”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是北京市政府核准类行政审批事项。实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作用，一是加强技术市场管理，保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奖励政策、科技信贷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的贯彻落实；二是加强对技术市场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指导、管理和服务；三是方便对技术市场统计和分析工作。

2　关于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的设立及其义务。政府管理监督技术市场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它既关系到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又关系到国家财税优惠政策的落实，所以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责。对于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的职责，《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等有相应的规定。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的法律责任，《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等有明确的规定。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并非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直接设立，而是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批准设立。设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的单位，应当是具有技术市场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行业总公司。认定登记工作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批准设立和撤销，并予以公布。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涉及国家秘密及当事人商业秘密的技术合同，应当承担保密义务。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上报有关统计数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3　关于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对当事人乱收费的救济。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效地打击乱收费行为。《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项目、范围和标准收费，并予以公开。对超范围、超标准的收费，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并可以向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举报。”

4　关于技术合同的新方式。《条例》明确了技术合同的一些新方式，如技术入股合同、技术承包合同和技术产权交易合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以技术入股方式订立的合同，可按技术转让合同认定登记。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为内容的技术承包和技术产权交易合同，可以根据合同内容确定的合同类型，予以认定登记。”

5　关于以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及收益分配。技术入股作为一种新的技术交易方式，在《条例》中需要解决的是技术交易中的技术作价金额问题，而不是技术交易完成之后的收益分配问题；同时，《公司法》明确规定，对作为出资的技术，必须进行评估作价，不得高估或者低估。《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以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其作价金额可以由交易双方协商约定。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　关于技术中介服务收入。为促进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制定了优惠政策。《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从事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中介服务的收入，经认定，可以视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收入对待，享受国家及本市规定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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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可行性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传统制度，它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在当事人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民事权利和义务或诉讼权利和义务问题达成协议，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民事争议的诉讼活动。在我国调解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它既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虽然调解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有过曲折的发展，但调解意识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审判形势和社会形势下，正在逐步强化。行政诉讼法上的调解与民事诉讼法上的调解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二者都具有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行为的双重属性①。行政诉讼中采用调解是当事人以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处分标的合意行为，调解协议或文书与判决书的效力相当，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②。因此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必将顺应司法为民的历史要求，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助推器”。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妥善解决纠纷和矛盾，平衡各方面社会关系，保持和稳定社会秩序，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的课题。回顾我国司法调解的历史可以看到，建国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内部纠纷，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在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时间，调解是审理民事纠纷的主要主式，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规定了着重调解的工作方式，20 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方式的改革，使调解制度得到了规范并发挥了其优势，为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纠纷解决机制，消化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党和政府重视调解工作，对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大部署，近一个时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继出台，使我国调解制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人民法院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解决者，诉讼调解成为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坚持自愿、合法原则，作出的调解结果，既体现了法律的规则之治，又尊重了当事人的意志。调解的积极作用表现在③：1、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诉，能够实现纠纷和矛盾的彻底解决，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目前，在我国诉讼量增长，判决比例提高的同时，审判的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性产生信任危机，给法院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调解则可以极大地减少这种现象。2、调解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已经成为司法难以克服的痼疾之一，已显得积生难返，除了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原件外，真正的难点在于义务人没有执行能力，以及由于信用金融体制不健全带来的技术性难题，在目前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因调解有便于履行的好处，调解的促成便于当事人履行义务，减少了上诉环节，避免了执行难的现象，虽然调解协议的达成，并不能保证债务人即时履行或者自觉履行，但调解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3、调解有利于提高法院工作效率。调解与效率的关系与法官和当事人情况直接相关，特别是审前调解和简易程序中的调判结合，可以较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利于法院资源的合理分配。此外，调解可以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一并解决更多的争议，而不必另案处理，符合法院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主题。4、调解有利于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保证社会稳定。保证审判的效果，维护社会稳定，既是社会各界对法院的要求，也是法院保护自身的需要，调解能够达到当事人无反悔、无申诉、无上访的结果，是法院的理想境界，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既然调解有上述之优点，我们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也在法理与情理之中，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其一旦形成，则可对实践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发挥上述调解的积极作用和行政诉讼的特殊作用，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而在此之前的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已经规定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所作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此规定说明，调解的实质是参与调解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作出实质上的处分，以牺牲一定的权利为代价求得争议的解决。

因此，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有完全处分权利来处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权利的诉讼形式，而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不是该项权力的绝对所有者，无权自由处分本质上属于国家的行政权，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方式，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不适用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④。但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自建立以来，在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显而易见，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贯彻，然而，在贯彻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的同时，大量行政案件变相地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或者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事实，已经悄然升起，不允许调解的规定已名存实亡。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调解却可以和解。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

1、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对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有决定性的必要。

不容置疑，制度的内容及形式决定了制度的目的，行政诉讼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相对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制度，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而言，其作用的发挥应倾向于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而不是维护，这是国家权力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应当是正义和平等价值在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具体体现。行政诉讼只有保持与法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定位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救济和补偿的基点上，才是符合正义的有价值的良法。行政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处理结果，从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来说，其直接动力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寻求司法救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不是行政相对人追求的诉讼目的，及时解决纠纷和矛盾是行政相对人的需要。因此，行政诉讼的这一目的，对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2、行政诉讼的实践表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已成为现实的必要。

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项诉讼活动，与刑事自诉和民事诉讼一样，当然可以适用解决纠纷的普遍方式――调解。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工作过于刚性，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做法，实际上把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视为不可调和的双方，使得行政诉讼缺乏人情味，从审判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撤诉率的现象已经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得到解决，有的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原告撤诉的结果，有的因法定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主动与行政机关交换意见，有的是诉讼外被告给予原告某些好处而使原告撤诉，作为解决纠纷的主持人――人民法院几乎对申请撤诉的都予以准许。审查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⑤。与其让这些变相的调解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准予当事人调解、协商，由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不违反当事人自愿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使调解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工作方式。

3、行政法理论的研究使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现代行政权的行使和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主张行政机关绝对不能处分行政权力的观点已不能自圆其说，行政权作为一种国家机关执行，适用法律的活动，在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自主权，行政法规赋予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较大自由裁量权。行政过程中追求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以“公权不能自由处分”为由排斥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已经缺乏理论的支持。因为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无疑是羁束性权力和裁量性权力，虽然行政机关对羁束性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但是，裁量性权力使行政机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处分，从解决争议的诉讼目的来看，正是由于存在行政裁量行为，法律禁止调解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的公权力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行使，而作为私权利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就可以处分⑥，况且公权力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诉讼程序阶段，均存在一个自由裁量的幅度问题，所以，公权力的处分仍然可进行调解并做适当的让步，行政机关的自主权应得到法律的保障。

4、域外行政调解的运用使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成为可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对我国行政诉讼的调解建立有借鉴意义，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者法院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⑦。”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⑧。”日本、瑞士等国虽然未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在域外，既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有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在采取行政诉讼调解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行政处分权有限，调解可能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的顾虑，但行政诉讼调解的正面效应决定了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域外审判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

三、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的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行政纠纷解决途径⑨。应当明确的是行政诉讼的调解不同于诉讼中的和解。诉讼中的和解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相互让步以终结诉讼、解决纠纷为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诉讼中的调解具有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的双重含义。笔者认为，调解在行政诉讼中不应作为一项原则，而应作为诉讼活动中的审理和裁判方式。从调解制度应具备的基本内容分析，行政诉讼的调解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1、调解应以不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为前提。调解是终结诉讼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调解合法成立后具有实质上的法律效力。建立行政诉讼调解要充分体现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同时能够保障原告有与被告平等协商的能力，坚持合法性调解应确立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很多情况下，依法调解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能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这里的合法性说明，并非所有的行政争议都适用调解，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行政机关不能在调解中超越或者放弃法定职权，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调解的低成本、高效率，达到纠正违法或不合理行政行为，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2、调解适用的范围应当采取有限原则。

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看，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争议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调解，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能，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的调解受到限制，而且，如果不对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作出限制，可能会导致滥用调解权，影响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因此，笔者建议行政诉讼应建立有限的调解制度，法律中明确限制性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协商，法律没有限制性规定的，调解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说明，有的行政行为使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的行政行为因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使行政机关不享有自由裁量权，因此，适用调解解决的行政争议有：（1）因行政主体的非强制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可适用调解。在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中，作为行政相对人有进行判断并进而作出是否服从的选择自由，若相对方不服从，行政主体不能因此而给予其处罚或者其他形式的制裁。其实现是以相对方的认同为前提，如行政合同争议，行政指导引起的争议等。（2）因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而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调解。社会分工的细化，必然要求赋予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中，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选择的权利。行政主体对具体案件行使自由权也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并无掺杂个人因素，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不仅是行政程序中，行政诉讼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应是顺理成章之事。（3）因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调解。行政赔偿诉讼也许调解已由法律作出规定，而作为行政补偿，理应允许调解，对具体补偿数额达到相互协商，解决纠纷的目的。

3、调解模式的选择应借鉴民事诉讼调解模式，结合行政审判的实践确定。调解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判决是以强制为特征的，二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审判的关系，使二者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调解应选择调审合一模式，在目前民事调解、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案件调解和行政赔偿诉讼调解已经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值得我们借鉴，行政审判实践中的协调作用发挥已证明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调解不论是审前还是审判中，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妥善解决行政纠纷。当然，调解不应仅限于一审程序，行政诉讼调解的确立已给予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在二审、再审程序中适用调解，也能够更好、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指出，中华民族讲究 “和为贵”，调解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是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有的善于依法裁判，有的善于说服调解，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努力成为一个审判和调解的多面手。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最高法院已经根据行政审判实践提出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法院可以就协调解决行政争议之方式进行探索和实践，总结经验。笔者通过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可行性的探讨，以期我国《行政诉讼法》能尽快修改，适应不断变化的行政审判工作需要。

注释：

①吴庚：《行政争讼法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17页；

②乌怀德：《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③范愉：调解的重构，中国民商法律网；

④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⑤刘恒：《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⑥王振清：《行政诉讼的前洞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⑦同⑥；

⑧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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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体验了一次学生阅读。检测数据说明，在脱离一切可参考资源的前提下，教师与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差异不大，而且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得分率低下的原因。

客观上：一是时间比较仓促，教师没有足够的阅读和理解文本的时间。在40分钟内阅读两篇文章并完成12个解读试题是有一定困难的。由此，教师应该切身体会到解读文本需要时间和过程，其起点应是“阅读”，而不是盲目的分析。二是试题难度过高，如选文《我们为什么活着》的解读题中“文章结尾段的排比句有哪些作用？具体说说④段在文章结构上的作用”等问题不仅超越了学生认知水平，同时也超越了教师解读水平。三是“问题”和“参考答案”设计不够科学。如，选文《背影》的解读题中“四次背影出现，有虚写也有实写，虚与实关系（参考答案：实是虚的基础，虚是对实深化和升华）”。但这类偏难、偏怪的解读题自始自终伴随着阅读教学，学生经常接触却始终是盲点。由此，教师应深深体会到阅读理解思考题要符合学生接受能力和认知水平。

主观上：教师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特别是教参。如《背影》中“父亲的形象、文章的主题”等，教参中分析得很详细、很到位，但都没有很好地把握。由此，教师应该认真反省自己的备课行为。

总之，教师已有的阅读素养与现行的解读目标差异悬殊和教师急功近利的解读行为是导致阅读教学效果低下的根源。迅速提高教师阅读素养势在必行，因为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决定阅读教学的效果。因此，教师努力做到以下几方面：

1. 熟读文本。目前，教师浅读文本的行为十分严重，教师的备读仅仅停留在正确和流利上，以便给学生范读，而且面对刚刚接触课文的学生，还没来得及正确朗读就开始实施理解。浅则研究文章的“线索、主题”之类的问题；深则探究文章的“论证过程、结构特点”之类的问题。这种抛开文本讲文本的解读行为，违背了文本解读规律，不但没有效果，反而滋长了学生的厌读习性。

其实，文本解读是一种通过语言媒介来理解文本、接受信息、体验感悟和获得美感的过程，所以很多优秀的语文教师都十分注重熟读文本。有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谈到自己的备课经验时说；“首先，备学生；其次，备课文，就是通读教材，熟读课文，把内容精美的课文背下来；最后，备语言，就是把导入语、讲授语、提问语、总结语等背下来。”语文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也说过：“阅读教学，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平等对话，就是教师先自己解读教材、体验教材，然后于课堂上引领学生重走自己解读、体验的过程。”这就是说，熟读理解是解读文本的最基本思路。教师是学生阅读的“引路人”，所以教师要养成熟读文本的习惯，要读出理解，读出感受，读出收获，同时要善于“换位思考”，细心揣摩学生的认知、需要、障碍和困难，要站在学生的立场去阅读，去思考每一个文本解读题，进而把自己良好的解读思路转化为指导学生阅读的“导读过程”，让学生学会有效的阅读方法。

2. 深读文本。教师备课敷衍的行为很明显。一般情况下，很多教师先看课后阅读理解题，再看其参考答案，然后就进行教学设计。我们常常听到教师们的埋怨声：“这些理解题很简单，学生就是答错！”首先，教师的语文素养、鉴赏水准、知识能力、人文精神、逻辑思辩等综合素质即阅读素养均比学生高，更重要的是教师先看了答案，当然是再难的问题也觉得简单了。有位老师在解读《草船借箭》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假设那天没有雾，如果你是诸葛亮会怎么做？提出如此荒唐的问题，说明教师根本不懂文中的诸葛亮。还有位教师在教学《贝多芬》一课时，给学生配乐范读课文后问道：同学们听到了怎样的音乐旋律？教师简直把学生当成音乐家了。《阿里山纪行》一文，由于教材编者的失误，将文中“潭无鱼鳖，林无鸟兽，偶或有如蝉、如蝇、如蚊的声音，侧耳谛听、分辨、捕捉，却又没有。那是静谧的世界、净洁的世界，甚或禅的世界。”一句中“禅的世界”写成了“蝉的世界”。经学期末检测得知，所有的教师都没发现错误。“蝉”与“禅”，在字形上只是小小的偏旁差异，但含义上却是两种文化的差异。这种“曲解、误解和错解”的解读现象频频出现在教学当中。“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好教材最重要，这法那法掌握不好教材就没法。”这句话足以说明钻研教材的意义。只有突破教材内容，才能保证正确解读文本，进而将文本中潜在的知识充分地挖掘并传授给学生。如：教学《春》（朱自清），挖掘优美的语言资源，让学生充分感受“生动、准确、精美、朴实、鲜活”的语言美，同时学习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形容词的运用方法，学习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教学《乡愁》（余光中），让学生领悟作者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同时习得“意象”的提炼方法；教学《请欣赏别人》（谭士桢），让学生感悟“欣赏”的神奇力量，同时习得论辩方法……这就是说，钻研教材是备课的基点，只有突破教材内容，才能保证文本解读的质量，才能驾驭文本潜在的资源，最终实现阅读教学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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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拓展：iPhone辅助功能介绍：

在iPhone手机的辅助功能里，第一个功能就是旁白功能，该功能是一种基于手势的屏幕阅读器，启动该功能后，无论正在使用苹果手机的哪个功能，只需要连点三下屏幕即可听到屏幕上的内容。

“旁白”模式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读出手机屏幕上的内容，为盲人或者是视力不好的用户带来便利。当然，如果我们在做一些特定的事情，也可以使用这一功能让iPhone读出屏幕上的内容。

第二个功能就是缩放功能，这个功能可以放大整个屏幕，尤其是遇见字体很小的文章时，我们使用缩放功能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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