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强险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xx年最新交强险条例解读

一、商业三者险未到期的是否也必须在10月1日前投保交强险?

答：在20xx年7月1日前，已购买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且保单尚未到期的，原商业三者险保单继续有效。原商业三者险期满后，应及时投保交强险。

二、驾驶人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须携带何种保险凭证?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北京市实施办法》)第十五条及《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驾驶人驾驶20xx年7月1日以后投保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在机动车前窗右上角粘贴交强险标志;摩托车要随车携带交强险标志。20xx年7月1日以前投保商业第三者险且在有效期内的机动车，应当随车携带商业第三者保险凭证。标志(凭证)丢失的，应及时到保险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三、如果车辆没有投保交强险，或者携带的保险凭证不合格，交管部门如何处罚?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一)如果驾驶人驾驶的机动车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由交管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扣留车辆，责令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投保交强险，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处交强险基础保费2倍的罚款后发还车辆;

(二)对随车携带交强险标志但未按规定粘贴在机动车前窗右上角的(摩托车除外)，交管部门依据《北京市实施办法》第九十五条第(八)项规定处200元罚款并记1分，并当场责令驾驶人粘贴标志后放行;

(三)对未携带保险标志(凭证)的，由交管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扣留车辆，驾驶人须提供相应的保险标志(凭证)后，交管部门按照《北京市实施办法》第九十五条第(八)项的规定，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并记1分后发还机动车。

(四)对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保险标志的，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保险标志的，交管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扣留车辆，对当事人处1800元罚款。责令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投保交强险，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处交强险基础保费2倍的罚款后发还车辆。

四、如果保险凭证遗失仍驾车上路，交管部门如何处理?

答：如发生这种情况，交管部门将视为未放置保险标志，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扣留车辆。驾驶人须到投保的保险公司补办相应的保险标志(凭证)后，到交管部门接受处理。交管部门将按照《北京市实施办法》第九十五条第(八)项的规定，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并记1分后发还机动车。

五、没有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是否可以验车?

答：20xx年7月1日以前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且在有效期的，可以参加机动车检验。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已过期，且未投保交强险的，不予验车。

六、使用简易程序快速处理的交通事故如何确定赔偿责任?

答：(一)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经交通警察当场处理，各方当事人协商同意由机动车方当场赔付400元(含)以内的，交通警察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后，机动车方当事人可持《认定书》到保险公司索赔(包括20xx年7月1日以前已经生效且在保险期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

(二)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交通警察依法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比例，由各方当事人到保险公司索赔。

七、使用一般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如何确定赔偿责任?

答：(一)对于当事方车辆已经投保交强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1、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3、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二)对于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当事人有条件报案、保护现场但没有依法报案、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交通事故，按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即：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当事人有条件报案、保护现场但没有依法报案、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出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1、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一方当事人有上述行为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均有上述行为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有上述行为，又没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八、如何通知保险公司支付(垫付)抢救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条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抢救费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保险公司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已投保交强险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垫付抢救费用的，由办案民警制作《交通事故抢救支付(垫付)通知书》电传通知各财产保险公司在京的分公司支付(垫付)抢救费用。

交通肇事逃逸事故受害人抢救费用的垫付问题，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建立后再另行规定。

交强险相关知识链接：

一、什么是交强险?

交强险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二、为什么要实行交强险制度?

交强险是责任保险的一种。目前现行的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责险)是按照自愿原则由投保人选择购买。在现实中商业三责险投保比率比较低(20xx年约为35%)，致使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有的因没有保险保障或致害人支付能力有限，受害人往往得不到及时地赔偿，也造成大量经济赔偿纠纷。因此，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以提高三责险的投保面，在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障。

三、实施交强险制度对公众有什么好处?

建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有利于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经济保障和医疗救治;有利于减轻交通事故肇事方的经济负担;有利于促进道路交通安全，通过奖优罚劣的费率经济杠杆手段，促进驾驶人增强安全意识;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维护社会稳定。

四、交强险和现行商业三责险有何差异?

1、赔偿原则不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商业三责险中，保险公司是根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应负的责任来确定赔偿责任。

2、保障范围不同。除了《条例》规定的个别事项外，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道路交通责任风险。而商业三责险中，保险公司不同程度地规定有免赔额、免赔率或责任免除事项。

3、具有强制性。根据《条例》规定，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都应当投保交强险，同时，保险公司不能拒绝承保、不得拖延承保和不得随意解除合同。

4、经营原则不同。根据《条例》规定，交强险实行全国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费率，保监会按照交强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费率。

5、交强险实行分项责任限额。

五、交强险制度何时开始实施?什么人需要购买交强险?

根据《条例》规定，交强险制度于20xx年7月1日起实行。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自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要投保交强险，并在被保险机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

六、原已投保的商业三责险是否有效?

在20xx年7月1日交强险制度实施前，已购买商业三责险并且保单尚未到期的，原商业三责险保单继续有效，驾驶人应随车携带保单原件或加盖保险公司保单专用章或业务专用章的保险单(业务留存联)复印件，备查。原商业三责险期满后，应及时投保交强险。

七、什么是交强险责任限额?

交强险责任限额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对每次保险事故所有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所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xx元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其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分别按照以上三项限额的20%计算。即死亡伤残无责赔偿限额10000元、医疗费用无责赔偿限额1600元、财产损失无责赔偿限额400元。

八、交强险采取什么方式奖优罚劣费率浮动?

根据《条例》规定，交强险费率水平将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挂钩，安全驾驶者可以享有优惠的费率，交通肇事者将负担高额保费。

九、交强险可以购买多份吗?

每辆机动车只需投保一份交强险。投保人需要获得更高的责任保障，可以选择购买不同责任限额的商业三责险。

十、交强险的保险期间有多长?

《条例》规定，交强险的保险期间为1年。仅有四种情形下，投保人可以投保1年以内的短期交强险：

1、境外机动车临时入境的;

2、机动车临时上道路行驶的;

3、机动车距规定的报废期限不足1年的;

4、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一、购买交强险后是否不用再购买商业三责险?

交强险主要是承担广覆盖的基本保障。对于更多样、更高额、更广泛的保障需求，消费者可以在购买交强险的同时自愿购买商业三责险和车损险等商业车险，使自己具有更高水平的保险保障。

十二、什么情况下保险公司将垫付受害人抢救费用?

道路交通事故具有突发性。为了确保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条例》规定，对于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将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同时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十三、什么情况下救助基金将垫付受害人抢救费用?

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十四、交强险死亡伤残和医疗费用赔偿项目是什么?

1、死亡伤残赔偿项目。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

2、医疗费用赔偿项目。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

十五、交强险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享有何种权利?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除了按照交强险条款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获得赔偿以外，还享有以下权利：

1、投保人在投保时选择具备从事交强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

2、签订交强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3、保险公司不得解除交强险合同(除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4、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通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当立即给予答复，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

5、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保险人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6、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做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

十六、投保人购买交强险有何注意事项?

投保人购买交强险要注意以下事项：

1、投保时，投保人应当如实填写投保单，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重要事项，并提供被保险机动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复印件;

2、签订交强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当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3、应当在被保险机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

4、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

5、交强险合同期满，投保人应当及时续保，并提供上一年度的保险单。

6、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并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同时，被保险人应当积极协助保险公司进行现场查勘和事故调查。发生与保险赔偿有关的仲裁或者诉讼时，被保险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公司。

十七、什么情况下可以办理退保?

交强险投保后不得退保。以下情况除外：被保险机动车依法被注销登记的;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保险公司按照规定退还相应保费。

篇2

    一、交强险保险人对无证驾驶等情形的受害人的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从该条文意来看,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不论人身伤亡还是财产损失,也不区分驾驶人有无驾驶证,保险公司(指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都是第一位的,只有额度限制而无条件限制。该法没有其他条文直接对这个问题做出实体性规范。

    《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沿用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上述条文,但是其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等三类情形之下,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条第二款规定,有前述三类情形之一,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显然,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交强险条例》的上述规定文意上明显不同。就相关条文如何理解与适用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交强险条例》是关于处理交强险相关问题的特别法,该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就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已经明确规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应按此特别规定执行。而对人身伤亡损失,既然没有特别规定不予赔偿,就仍然应当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保险公司赔偿,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条文意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该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规定并不否定、排除和限缩保险公司在人身损害方面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交强险条例》关于财产损失不予赔偿的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相冲突而无效,而《交强险条例》关于保险公司在人身损害方面的赔偿责任,也应当完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文意执行。因为该法是条例的上位法,且该法的施行时间在条例的之后,旧规定与新规定不一致时应以新规定为准。

    笔者认为,第一,保险公司不仅对交通事故受害第三者(以下简称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予赔偿,而且对人身损害也仅负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不承担对抢救费用之外的人身损害其他部分的赔偿或者垫付责任。第二,在立法论上,应适时修订《交强险条例》,以便对受害人提供更为充分及时的救济。理由在于:

    其一,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现行法律中唯一明确提及交强险的一部,该法尽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都要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赔偿,但并未规定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相反,明确规定保险公司的责任是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关于这种责任限额具体如何设定,显然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范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对此已经明确授权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法也未再对此作任何进一步规定,因此,国务院的《交强险条例》就是目前确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内容的效力最高的法律依据。

    其二,依体系解释方法,《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应当解释为已经将无证驾驶致人损害、醉酒驾驶致人损害等情形之下交强险保险人的责任限缩规定为只承担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而不承担其他方面的责任。《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专门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致人损害时交强险保险人的责任作了特别规定,表明无论哪种情形之下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在获得保险人垫付抢救费用的必要性方面都是一样的,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致人损害的受害人不比其他情形致害的受害人更有理由获得这种垫付救济,所以,《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就不可能解释为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的受害人比其他情形的受害人有权多获得一种救济。那么,剩下唯一合理并可能成立的解释就是,条例对相关情形下的交强险保险人责任作了限缩解释,即只承担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而不承担其他责任。

    其三,以逻辑解释论,《交强险条例》的上述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冲突。《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在逻辑上讲也属于对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的规定,尽管其限额实际为零,与通常理解和使用限额一词时的概念未必一致,但仍属行政法规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的有效规定。该条例关于垫付抢救费用的规定也应解释为已将保险公司在该条情形下在人身损害方面的赔偿责任限缩规定为仅对抢救费用负垫付责任,而不赔偿其他损失,这在逻辑上也属于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责任限额规定,同样不与上位法相冲突。

    其四,基于上位法授权而在上位法未予明确的问题上所作的具体规定,只要不违反上位法的基本立法精神,就将成为相关问题的有效准据,《交强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基本立法精神。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并未提及交强险的立法目的、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等基本问题,相关问题均授权国务院规定。该法迄今已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通过于《交强险条例》出台之前的2003年,后两个版本(修订本)均出台于该条例施行之后。如果说条例的相关规定与法律相冲突的话,在该法的两次修订过程中都有机会以适当方式加以纠正,但是,两次修订的结果显然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足见立法者迄今为止并不认为《交强险条例》相关内容有问题。

    其五,从社会历史背景角度看,条例的限缩规定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我国现行法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相关规定保护范围比较狭窄、保护力度偏小的现状,与我国的现实国情有关。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机动车损害高发期,亟需出台交强险制度对受害人施以必要的救济。另一方面,交强险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许多问题尚待逐步摸索。在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交强险制度就会有一个逐步向“应保尽保”过渡的过程,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该制度施行之初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致害等几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责于被保险人情形的受害人的交强险救济权暂时打了折扣,仅赋予其抢救费用垫付请求权。这种安排的考虑是个别利益(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与公共利益(交强险制度得以顺利运作从而为公众提供救济渠道与利益保障)之间的平衡兼顾,两方面因素的连接点就是保费总额与可能赔付的保险金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交强险制度施行之初,对这一比例存在担忧,规定得比较保守是可以理解的。鉴于保险费缴费标准不宜高设,保险金总额就成为确保交强险制度顺利运作的相对易于控制的因素,而控制保险金总额的基本方法无外乎两个,一是无差别地低设保险金赔付标准,另一个就是区别不同情形而相对限缩其中部分情形的赔付标准。这两个办法之间的选择,也可能被归结为个别利益(少数情形下的受害人救济权)与公众利益(一般受害人普遍化的救济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这应当讲就是《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现有规定选择了前述后一个办法的支撑理据。

    综上,对我国现行交强险制度的正确解读应当是: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致害的受害人的交强险救济权进行了限缩规定,其对交强险保险人只享有垫付抢救费用请求权而不享有其他权利。

    但是现行制度选择的对受害人提供差别保护的办法并非完美,《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三类情形,尽管致害方的情形各不相同,但就受害人而言,则均为无辜遭受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理应同样享受交强险制度保障,其间所谓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象。诚然,因该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而受害的受害人相对于其他一般情形的受害人而言可能是少数,但是社会公众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既可能成为一般情形的交通事故受害人,也可能成为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的事故受害人,如果差别化地降低部分情形之下受害人的救济标准,实际上是在降低不特定公众在成为特定情形的受害人情况下的救济标准。因此,差别保护从一开始就有其局限性,应当尽快转变为平等保护。笔者建议适时修订法规,取消差别保护而对交通事故受害人无差别地提供交强险保护。具体地,宜只规定特定情形下保险人有追偿权,而不再将保险人的责任特别限定为垫付抢救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3月《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人身损害的,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醉酒、吸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二)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自向赔偿权利人赔偿之日起,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追偿权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保险公司在同一诉讼中向被保险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并作出判决。”该条规定的意旨笔者理解应为以相同程度的新的表述对《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相关内容进行覆盖。

    二、无证驾驶致害等情形下交强险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

    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致人损害的情形中,被保险人对交强险保险人有无请求权?何种情况下能够行使这种请求权?反过来,交强险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又有无请求权?怎样才能行使?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相关案例,不同法院的处理并不相同。有的法院不支持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提出的赔偿请求。{1}有的法院支持交强险保险人对无证驾驶以及醉酒驾驶致害情形的被保险人行使追偿权。{2}也有法院在被保险人已经对无证驾驶的交通事故受害人赔付之后,再向交强险保险人索赔的诉讼中判决支持了被保险人的请求。

    关于《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中交强险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有三种观点:其一,保险人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向受害人赔偿,也可以在赔付受害人之后向保险人追偿。其二,保险人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但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其三,保险人除垫付抢救费用外不承担责任,如果被保险人对损害发生有责任,保险人有权向其追偿。

篇3

一、交强险理赔对象

《条例》第三条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理赔对象是这样规定的：被保险机动车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条例明确将本车人员、被保险人排除在外。分析立法目的和宗旨，将车上人员排除在外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由于交强险的性质决定。交强险基于公益的需要由法律强制推行的目的在于保障交通事故中第三人的利益，具有第三人性，而驾驶员和车上人员应由投保人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已经另有险种予以保障；二是驾驶员自身因素与交通事故发生有莫大联系，车上人员也有注意、提醒之可能性，而车外第三人无法预知警醒避免就此机动车因素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故而才由法律规定交强险予以保护受害的第三人，目的也在督促驾驶员及车上人员提高注意义务。况且，车上人员若是付费乘坐，则往往可以受到乘客险的保障；如果是免费搭乘，一般是亲朋好友，在侵权法中，也有认为，行为人造成亲友人身伤亡，依伦理情谊关系，也无向行为人求偿可能，因此交强保险也没有必要承担保险责任。

但从国际上立法来看，交强险的理赔对象不仅应包括车外的受害人，还应该包括车上人员。笔者也认为理赔对象应包括车上人员，理由有三：一是交强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受害者，将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为目标，防止因司机逃逸、无能力赔付等情况发生而使得受害者遭受巨大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而将风险分散于有能力的保险人，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车上人员也极易遭受人身危险，只赔车外第三人却不赔车上人员于理不合；二是在机动车对行人和对方车辆无责时，车上人员得不到交强险赔付，而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也非强制性，如果没有，则车上人员的人身安全则无法保障；三是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由驾驶员控制，因驾驶员因素与交通事故发生固然有很大关联，但车上其他人员却难以控制。况且，若是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乘坐被保险机动车乘客所受到的事故损害列为交强险的除外责任，与责任保险向受害第三者提供基本保障的本意就相冲突了。

二、交强险理赔范围中是否包含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失

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了理赔范围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条例》第三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这个规定是我国借鉴了英国、美国的做法，要求理赔范围尽可能包括受害人的一切损害范围。理由在于交强险作为责任险，就是承保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了侵犯人身权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当然也包括侵犯财产权产生的赔偿责任，且这两种责任都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能够举证证明。

但是，立足我国国情，保险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交强险制度更是处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一味地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会使得保险人负担加重，不利于保险业的良性发展。故而，许多学者建议，交强险应仅仅限于人身损害，其主要理由为：首先，将赔偿范围限定于人身损害将更好地实现交强险的目的。财产是有价的，可以恢复或通过其他方式弥补，但生命是无价的，交强险是政策险，其立法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受害者，提供基本的保障，促进社会稳定。与其将有限的赔偿金在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间分配，不如集中力量最大程度保障受害人的生命安全，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其次，将交强险的范围限定于人身损害，不是说财产损失不赔，以行为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理念，肇事者本应对自己行为负责，才能增加其风险防范意识，交强险之所以突破这种理念，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是出于公共利益考量，机动车交通事故危及人的生命安全，而数额庞大的人身损害赔偿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负担，因而采取风险分散的原理，强制机动车投保交强险。况且，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时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为2000元，无责任时赔偿限额为100元，对于一般投保人都是可以承受的，让其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也有利于其加强注意行车安全；最后，就目前其他国家来说，虽然像英美这些国家是将财产损失一并纳入交强险理赔范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保险法发展都比较成熟，经济也较为发达，有能力提供更为全面的保障，但就我国而言，一是经济后盾不如经济发达国家雄厚，二是保险业也处于起步阶段，而开始就讲财产损失也一并纳入强制责任保险，似负担过重，不如学习德国，先集中财力保障人身损失，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再逐步扩大强制责任保险范围。再者，就精神损失这方面，虽然《道交法》和《条例》均未作具体的规定，但是，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交强险条款》）将精神损害纳入死亡伤残赔偿范围之中。有学者认为，交强险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使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的基础的保障，尤其要防止出现人身伤亡的受害人因费用不足不能及时抢救和治疗的情况，因此应当以对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为目的。精神损害不像人身损害那样具有补救上的急迫性。从基本人权的层次角度讲，精神权利相对于生命权是较高层次的权利如纳入交强险理赔范围有违背政策险保障基本的宗旨。而且，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和难以确定性也不利于将其纳入以及时提供受害人基本救助为特点的交强险范围内。

但是，司法实践做法却对精神损害做了赔偿。我国最高院于2008年10月16日的相关“民一他字第25号复函”中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中的赔偿次序，请求权人有权进行选择。请求权人选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对物质损害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这一答复，明确了交强险人身伤害赔偿限额中应当包括精神损害，并且受害人可以优先主张。但是，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比重，特别是当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害数额之和超过总限额时，应如何分配二者的比例，并未明确，而是由法院酌情决定。笔者认为，将精神损害纳入交强险范围有其合理性。首先，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受到严重的身体创伤，精神也会遭遇巨大的打击，而精神损失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又是免赔的，所以赋予受害者的选择优先在限额内先赔偿精神损失，再在商业第三者险中获得身体损害财产损失的赔偿，才能达到足额赔偿，否则精神损害后赔，若已经超出限额，则又不能在商业第三者险中获得赔偿，而身体损伤财产损失在交强险中已经获得足额赔偿，则商业第三者险也丧失其作用。其次，《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侵犯他人人身，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精神损害不划入交强险赔偿范围，而是由致害者赔偿，那么在致害者逃逸、无力赔偿情况下，被害者的精神损害无疑将落空，无从追偿。况且在交通事故中受害者、受害者亲属受到的精神上的损害有时会远大于身体损害，所以宜把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而赋予受害者选择权，以实现交强险保护受害者的真正目的。并且，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额标准不高，且也必须符合分项限额，因而对保险人来说不会增加过巨负担。

三、交强险理赔的免责范围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保险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前款所列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道交法》并无对保险人免责范围作规定，其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的无过错责任的性质，所以，交通事故中发生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时，不必考虑被保险人的主观过错，均属于由交强险理赔的范围。而《条例》作为其下位法，却作出超出上位法的规定，应视为无效，直接适用上位法《道交法》的规定。《条例》本是配合《道交法》实施，且在其之后出台，如果直接忽视《条例》第二十一、二条的规定，在受害人故意这种情况下仍需由交强险理赔，不仅有违交强险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对不法行为的鼓励，更是浪费社会公共资源，不利于交强险的良性发展。所以，对交强险设定免责事由是情理之中，立法中的缺陷是我国保险业处于起步时期，交强险制度也在摸索阶段而致，不能一步到位制定出一部完美无缺的法律也情有可原。因而，应该采纳《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条例》第二十二条是否规定了保险人的免责范围，争议颇多。有人认为，依据文义理解，在未取得驾驶资格、醉酒、机动车在盗抢期间、被保险人故意这四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既然是垫付责任，则不必承担赔偿责任；也有认为，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人身损害仍应承担责任；也有认为，此条并非为免责条款。

笔者比较同意第三种意见，真正免责条款仅为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的情形，而二十二条列举的四种情形，并不包括在内。法律之所以特别将未取得驾驶资格、醉酒、机动车在盗抢期间、被保险人故意这四种情况特别指出，保险公司需垫付抢救费用，是考虑到在此四种情况下，容易出现肇事者逃逸造成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而一般情况下，通常由肇事者现行支付医疗费用，待取得相关费用证明后，再向保险公司索赔。《条例》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恰恰是对受害人的一项人性化的保障措施，由保险公司现行垫付抢救费用以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不是减轻保险公司的责任，而是进一步强化了保险公司的义务，不能因此而将其视为免责条款。况且，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规则，驾驶人因一般违法行为如超速等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尚要赔偿，而若机动车存在四种情形的严重过错行为，保险公司当然更应赔偿，不能让受害者为加害者的违法行为买单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当然，对于此类因为驾驶人自身违法行为而导致保险公司的损失，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又是极其不公平的，因而法律又赋予了保险公司的追偿权，可以认为是对违法肇事者的惩罚，让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样可以有效地使驾驶人注意文明驾驶，避免就范，提高道路交通安全，也使得保险公司的负担减轻，不必将有限资金浪费到这四种情况中，使得交强险制度真正尽其所能，不可谓无积极的作用，但我们绝不能因为事后保险公司有权追偿就否认了保险公司先前的垫付责任也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

四、交强险理赔范围应否设限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交强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并作出分项赔偿的规定，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也对限额作了规定。2008年1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了交强险责任限额，被保险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被保险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

首先，对于交强险设限应该是情理之中。它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受害人的基本救济，也是对保险人赔偿责任限定了一个范围，以减轻保险人的负担，促进保险业良性发展。同时也是基于交强险的设立宗旨是保障受害人获得急需的基本赔偿，所以限额不宜过高。如果责任限额设定过高，加重保险人负担，反过来又提高了保险费率以维持高的赔付成本，那更使得交强险的推广受阻。同时，过高的责任限额也容易诱发道德风险，不仅被保险人会因为高额保险而降低防范注意义务，而且第三人也可能因有高额赔付而缺乏对交通行为的规范和谨慎。另一方面，若是限额过低，又丧失了其保障受害人及时基本救助的立法宗旨，不利于对第三人的保护。

但是，这种分项限额赔偿却不甚合理。分项赔偿使得每一项都不能超过该项限额，而各个部分却相互独立，不能替代，实践中往往出现某项不足限额，某项超出限额，只能各项限额内赔偿，使得总额不得满足。而且，随着医疗费用的增加，医疗费限额过低，实际过程中，某些受重伤者因医疗费用过巨而得不到足够的资金赔偿延误了治疗，而死亡伤残赔偿是需要等治疗后确定伤残等级才能获得，这样不能将死亡伤残赔偿额先用于医疗费用中，对于实际操作过程是不利的，不符合真正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基本治疗的交强险的设立初衷。并且，考虑到医疗费用限额过低，交强险对医疗费用的负担过于有限，对一般加害人的负担过重，使得肇事者易有撞残不如撞死的想法，极易引发道德危险，不利于社会和谐。并且，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限额同时作为人身损害赔偿，将其合并，才符合实际，并无分开的必要。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交强险保障第三人人身安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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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强险 立法目的 分项责任限额

一、背景：我国交强险赔偿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颁布至今已有6年时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制度对解决交通事故受害人赔偿问题有积极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护，但由于制度的设计上尚不完善，在实践运行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法院在处理争议案件时解读不一，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多人伤亡的事故中交强险的赔偿、分项责任限额的使用等。事实上，交强险实施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赔偿责任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责任限额规定的不合理。我国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10000 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 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 元，各限额之间不能打通。为了分析交强险分项责任限额制度，本文以下部分从源头--立法宗旨开始梳理，以准确定位交强险的的目的。

二、交强险的立法宗旨

交强险的立法目的在《强制保险条例》中有所体现，总则规定：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道交法》、《保险法》，制定本条例。从这一条可以看出，交强险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和"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可以将这两个目标理解为损害赔偿与损害预防，其中损害赔偿是首要目标，损害预防是次要目标。在具体设计交强险制度时，应在这两个核心目标的指导之下，不应有所偏离。

三、我国的交强险分项责任限额及评价

（一）采取分项责任限额

采取封顶式的分项责任限额，即对死亡伤残、医疗费用、财产损失等不同类型的赔付项目分别制定不同的责任限额，各种费用支出在相应的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

实施分项责任限额一直争议较大，首先，对受害人的保障不充分，单项保障不足，总限额有余。这里主要指对医疗费用的保障不足，医疗费用支出是交通事故涉及的主要赔偿，随着医疗费用日益上涨，1万元显然不足以满足受害人的需求。即使在一起案件中，死亡伤残责任限额有所剩余，也不能用于抢救和治疗，受害人的合理损失无法得到全额赔付。其次，"反复碾压""故意加害"的悲剧折射出交强险制度的不良制度激励。原因在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大大高于医疗费用限额，受伤较重的受害人的医疗费用可能是持续性的，而交强险1万元的医疗费用，远不能满足治疗需要。一小部分肇事者为减轻经济负担，宁愿将受害人撞死，让保险公司赔偿11万的死亡保险金。如果将死亡伤残与医疗费用两个责任限额合二为一，便能一定程度上杜绝这种不良制度激励。

从立法目的上评价，分项责任限额更多地考虑到了保险公司在实际运作中的风险控制，对"保障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的立法目标贯彻不够，在这一点上概括限额比分项限额对受害人的保障更充分。笔者认为，应先考虑立法目标，再看现实的制约，在立法目标的指导下克服运作上的制约，争取最大化地实现交强险的职能。按照这个思路，在设计交强险制度时，优先考虑对受害人的保障而非保险公司的经营问题，概括限额更贴近立法目标，应采取概括限额。

对此，一个可以考虑的改进方案是合并死亡伤残限额和医疗费用限额。合并死亡伤残限额和医疗费用限额不是两个限额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精算的基础上调整合并后的责任限额，还需考虑赔付率、保费后重新确定新的总限额。

（二）采用事故限额的方式

事故限额的方式，即每车限定一个限额。《强制保险条例》没有明确说明责任限额的确定基础是以每一事故还是每一受害人，但在实务中统一采用事故限额的方式，即一次事故一个限额。在多人伤亡交通事故中，多位受害人只能在限额内分配，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有观点认为事故限额的方式有利于控制风险、降低保费，但从立法本意上看，事故限额方式与交强险的立法目标背道而驰，没有充分保障受害人的权利，尤其是在多人伤亡这种最需要保险保障的事故中。

对此我国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采用受害人限额的方式，即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是针对每一受害人，如果有多位受害人，则每一位受害人可以得到限额内合理的赔偿，不再有多位受害人分配一个赔偿限额的情况。这种受害人限额的方式与事故限额方式相比，有以下几个好处：首先，更符合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更能体现对受害人的保障，尤其是在多人伤亡的严重交通事故中，社会秩序得到维护。其次，交强险是公共产品，受害人限额方式更具公平性，在受害人限额方式下，每位受害人能够获得的保险赔偿是相互独立的，不必多人分割固定的保险赔偿，避免了同伤不同赔的情况，有助于社会公平。

为了保障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依法得到保障，责任限额应以以每一受害人为基础，在多人伤亡的事故中，每位受害人获得的交强险赔偿与之有一人伤亡时获得的交强险赔偿应该是相等的。具体做法上，首先完善《强制保险条例》，应在《强制保险条例》中明确机动车交通事故采用的责任限额是以每一受害人为基础。其次，调整责任限额。采取受害人限额方式后，保险公司理赔金额会上升，影响到保险公司的运营，应在保险精算中重新调整责任限额。

参考文献：

[1] 韩长印.我国交强险立法定位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2，5.

[2] 管贻升.中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现状以及未来走势之探讨.中财讲坛.2006，1.

[3] 董聪聪.交强险责任限额制度相关问题探讨.法学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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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第17条明确：驾驶人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损害的，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同时，保险公司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

这一条款立刻引发了广泛关注，各方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一些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担忧。一家大型财产保险公司法务部人士认为，征求意见稿扩大了交强险的保险责任，将导致赔付成本的增加。“如果最终出台的司法解释就这么写，那守法的驾驶人将与违法驾驶人一起，为违法行为买单。”

许多律师和学者则持肯定态度。“保险公司以醉驾为由拒赔交强险，是不折不扣的‘霸王条款’。不能为了惩罚醉驾，而忽略对伤者的保护。”云南昆明的律师张宏雷称。

中国保险法学会副会长、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陈欣说：“维护公共利益是保险最基本的原则。我觉得征求意见稿这条写得很好，体现了这个原则。”

那么，醉驾发生交通事故后，交强险到底该不该赔偿受害人的损失？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争议？又应当如何解决争议？

认识分歧，导致同案不同判

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保监会批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9条规定：无证驾驶、醉驾等情形下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仅需垫付伤者的抢救费用，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

在醉驾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纷纷援引该条规定，拒不赔偿受害人。不过，这个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并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局面。

2010年7月，云南个旧市民王洪醉酒驾车撞上行人樊某，致其死亡。半年后，个旧市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王洪有期徒刑1年零9个月，同时判令为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11万元，王洪赔偿19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认为依照交强险条款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至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上诉理由，撤销了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保险公司无需赔偿。

同样是醉驾撞上行人，同样是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同样是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09年4月发生在北京通州永顺北街的另一起醉驾案件却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2011年3月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宣判，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伤者董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共计近10万元。

研究过不少案例的陈欣告诉记者，各地法院对这类案件的认识存在分歧，有的认定保险公司应该赔偿受害者，有的则认为不应该赔偿。“近几年判决赔偿的越来越多，这是个总趋势。司法解释应该尽快把这个问题明确下来，也便于统一裁判尺度。”他说。

相同内容不同规定，导致分歧产生

交强险条款第9条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是争议的焦点。

交强险条款其实是一种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全国通用。前述大型财产保险公司法务部人士称，车主购买交强险，都要签交强险合同。交强险条款作为交强险合同的一部分，对合同双方产生直接约束力。

这位人士还表示，交强险条款第9条的法律依据，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这部条例第22条规定，无证驾驶、醉驾等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该人士认为，既然交强险条例规定醉驾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仅垫付抢救费用，保险公司在合同条款中写明不垫付和赔偿其他损失和费用，是合法的。保险业内的坚持，并未得到法院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交强险条例第22条和交强险条款第9条在实务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浙江省保监局法制处处长陈沁坦言。

北京通州法院法官张若琳分析，交强险条例第22条只是明确了在醉驾等情形下，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予赔偿，但并未规定对人身伤亡也能免责。

张若琳强调，在没有明示的情况下，要从上位法即道路交通安全法去探究交强险的立法目的。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已有明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意味着，只要发生交通事故，不论驾车的人有无过错，保险公司都应当予以赔偿。

应当既保护受害人，又惩戒醉驾

“道交法的本意是从保护受害人角度出发的，如果醉驾事故的受害人无法从交强险中获得赔偿，这就违背了立法保护公众利益的初衷。”张若琳说。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梁鹏看来，交强险条款第9条是以对受害人的人身伤亡不予赔付的手段，来惩戒醉驾者，进而促进交通安全。

“但这种手段是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既避免损害受害人的利益，同时又达到惩戒醉驾的目的。”梁鹏表示，征求意见稿要求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受害人，再向醉驾者追偿，就是很合理的做法。

那么，规定醉驾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会不会起到鼓励、纵容酒驾的反效果？梁鹏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首先醉驾已经入刑，肇事者是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次，保险公司仅是出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先行赔付，后期还可以找醉驾肇事人追偿，肇事者并不是不赔一身轻，天天有人追上门来讨债，估计日子也不好过。因此，相信真正认清醉驾高成本的人，是不会以身试法的。”梁鹏解释说。

调整经营模式，实现多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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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

    引言

    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为害之烈和机动车事故受害人所处地位之弱,我国在充分借鉴美、英、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之上,经过十年时间的充分论证,终于在今年三月三十日颁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过错责任、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借助这一套完整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以下简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帮扶居于弱势地位的车祸受害人,解决机动车保有者与车祸受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预防和减少机动车交通事故,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

    一、对制度的评述

    我国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第七十六条规定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无过错赔偿责任”,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又规定了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以分散肇事机动车的保有人过重的经济负担和责任风险,保证受害人能够获得及时而有效的赔偿。为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原则规定的实施,国务院于2006年3月30日颁布了《条例》,它共分七章,分别对强制保险的定义、办理的原则、赔偿处理等作了规定。《条例》规定保险公司经营机动车强责险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办理强制保险时,投保人有权自主选择具备经营强制保险资格的保险公司。强制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条款和统一责任限额。强制保险还将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目的是垫付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亡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一)制度的特色

    《条例》所建立起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政府巧妙地借用“市场之手”,加以适当的政策化改造,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的成功典范。

    之所以说“政府借用‘市场之手’”,是因为该险种完全由普通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销售和经营,并与任意责任保险配套使用,是任意责任保险的新发展;之所以说“政策化改造”,是因为这种强制保险虽脱胎于任意责任保险,但又不是任意责任保险,而是加入了许多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主要有:(1)强制缔约,机动车的保有人必须投保,而保险公司对于符合条件的投保人也必须承保,为了车祸受害人能得到迅速而基本的赔偿,在合同期间,双方均不得随意解除保险合同;(2)无过错赔付,机动车一方投保了机动车强责险之后,对于车祸之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即使没有主观上的过失,也要在机动车强责险的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也应当及时对受害第三人进行直接赔付;(3)受害人权利的扩张,车祸受害人并不是任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的合同当事人,但是在机动车强责险中,受害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法律地位甚至超过了被保险人,成为了机动车强责险中的两大主角之一,而被保险人则从主角之一变成了配角。也就是说,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不但拥有了越过被保险人而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的法定权利,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拥有了向社会救助基金求助的法定权利,使其权利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都是对“债权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国家立法基于公共政策的目的而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这在任意责任保险中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国家基于社会公益,还在保险费率厘定、被保险人的范围和监管等方面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各方主体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确保“车祸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切实的赔付”的社会公益目的得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完善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借助市场手段,辅之以政策化改造,以实现社会保障之目的。

    (二)制度的优势

    《条例》所确立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这一“私法”制度的“公法化”改造,其优势十分明显:其一,它能够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以解决受害人抢救费用上之燃眉之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是我国侵权赔偿上一个历史进步。其二,它通过强制广大机动车的保有人都参加这一保险,使某一车祸加害人的责任损失,在全体机动车保有者之间进行分散,从而使这一制度从任意责任保险的个体化的“矫正正义”到整个社会化的“分配正义”的转变;其三,这一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保险费率、责任限额制度,十分强调保险公司实行“保本微利”经营方针,并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这些举措,实质上是降低了广大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它既激励机动车保有人的投保热情,又不损害保险公司的正当利益,实现了“投保人(机动车保有人)—保险公司—受害第三人(车祸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该制度的良性发展,更有效地维护了广大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切身利益,维护了交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总之,这一制度坚持用市场手段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目标,做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制度均衡,既不损害市场主体的效益,又维护了社会正义,实现了“有效率的正义”,堪称同类制度之典范。

    二、制度本身的不足及其完善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的颁布虽然标志着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道路交通安全法》仅有两条相关规定,而《条例》全文也仅有四十多条,且内容较粗疏,缺乏可操作性,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兼容性也不足,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被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综合考察被保险人的各项因素,正确厘定保险费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加以及汽车价格的下降,总的汽车拥有量将快速增加,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实施机动车强责险,因此,可以预见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各大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必将更加激烈。同时,国家规定保险公司在经营汽车强制保险时要保持不赢不亏、略有盈利。保险公司和有关部门只有确定尽可能公正、合理的保险费率,才能降低承保汽车强制保险的成本,同时减轻车主的保费负担,使保险公司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够保障人们的切身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鉴于此,我国《条例》的第八条虽然明文规定了根据被保险人的交通肇事纪录实行弹性费率制,这是我国立法界的一大突破,但笔者认为这还很不够。希望予以进一步完善,加入对被保险人一方的性别、年龄、职业特点、驾龄和驾驶环境等考虑因素,使弹性费率制进一步完善。

    2.被保险人的范围的有关规定有待完善

    笔者认为,对机动车强责险中的被保险人范围的认定不能过于机械。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确定。被保险人不仅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单中所载明之被保险人,即指名被保险人,以及其同居之全体家属,还应当包括经指名被保险人或其配偶所许可使用其汽车之人,以及对被保险汽车之使用负有法律责任之任何人,此即额外被保险人(袁宗蔚,2000)。在特殊情形下,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可能因某一被保险人对另一被保险人有损害赔偿责任而支付保险金,例如指名被保险人出借其汽车于邻居,此邻居开车撞伤指名被保险人,指名被保险人可能提出控诉其邻居所致之伤害,此邻居为保单承保范围内之额外被保险人,保险人应为邻居提出抗辩,并支持任何有利于指名被保险人之判决(袁宗蔚,2000)。再比如,指名被保险人及其配偶各有一车,两车发生碰撞,在此种情形下,配偶一方可能控诉对方,而保险人亦当提出抗辩(Don Dewees,1996)。从理论上讲,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无论是指名被保险人还是额外被保险人都可以因被保险汽车在经授权的合格驾驶人驾驶时所致的损害而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从而成为受害第三人。但按照我国现有责任保险条款,指名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是不能视为第三人的。很明显此条款规定过于机械地理解了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概念,将相当一部分人排斥于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可能使我国交通事故保障体系出现盲区,故笔者主张第三人和被保险人的确定应当以交通事故发生时为准。

    (二)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缩小保险人的责任范围

    纵观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很少将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作为机动车强责险的范围。这是因为,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无非是确保受害人能获得及时而基本的补偿,为此,各国均规定,该受害第三人可直接向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而保险人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去对抗该受害第三人,且保险人的经营原则是“不赚不赔”的微利保本经营。这样一来,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保险人的个体利益进行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然而,一个好的民事法律制度必须在矛盾的双方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为此,各国法律大都规定,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仅对受害第三人的人身损失承担保险责任,而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但遗憾的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却将财产损失也纳入了机动车强责险的赔偿范围,《条例》第二十一条也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因过错应承担责任,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无疑将大大加重保险公司的责任负担,并最终通过较高的保费水平,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反过来,又会影响机动车强责险的投保人的自觉性,从而,从根本上威胁到这一制度的运行。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对《条例》的相关规定作适当的调整。具体办法是:对财产损害设定免赔额(Deductible Franchise)或共同保险条款(Coinsurance clause)。免赔额是指当承保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赔偿一定数额以上的损失。共同保险条款则规定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自己必须承担损失的一定百分比。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是对保险赔偿金额的一种限制,其意义在于减少小额损失之补偿,因为小额损失的理赔费用甚至可能超过实际补偿金额。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的引入可以有效降低赔付率和理赔费用,进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无论是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具有积极意义。根据机动车强责险着重维护受害人基本权益的特征,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违背以人为本的理念,且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为了能够请求赔偿,受害人可能夸大人身伤害程度,而医生和律师也会鼓励受害人增加医疗服务而使损失达到门槛标准(Gary Schwartz,2000)。但对财产损失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不仅可以减少赔付和降低保费,而且可以通过调节免赔额幅度或共同保险比例起到控制违章,减少事故的防灾功能。

    2.保险人不保事项的有关规定应当完善

    所有保险合同中皆有不保风险事故之规定,它起到了从反面确定保险人之责任范围的作用。不保事项系指“依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不予承保之事项,是对保险契约上保险责任之限制”(袁宗蔚,2000)。有人称不保事项为免责事由或除外责任,广义的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项包括不保第三人、不保风险事故和不保损失等。而狭义的不保事项就是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

    机动车强责险之主旨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保障,故其风险事故以交通事故为限。但何谓“交通事故”呢?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交通事故应当是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发生的致损事件,而非因机动车上路行驶带来的损害,即使是与机动车有其他物理上的联系也应列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故。但《条例》却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笔者认为此规定欠妥,因为这不仅不合理地加重了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责任,而且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之虞,建议将来在修订《条例》时予以删除。另外,道路交通事故中亦有若干情形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第一,驾驶资格欠缺的驾驶员驾车所致之交通事故。如尚未取得驾驶执照或驾驶执照被吊销的人员肇事;第二,驾驶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三,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四,因驾驶人酗酒、吸毒或服用麻醉药物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五,驾驶人或第三人从事犯罪活动引发的交通事故;第六,被保险人自愿在暂时或永久对公众人士封闭的区域参加赛车活动所致损害,受害人也是不能获得无过失保险机制的赔偿的。排除这些事故的原因在于,责任保险中的交通事故应当是通常情况下发生的,而以上情形,或者是当事人故意造成事故,或者是当事人因严重违法行为引发事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按照保险原理,故意造成事故或者从事严重违法行为的人是不应得到保险保障的,否则就不利于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造成“鼓励”引发事故或违法犯罪的倾向。另外,当事人故意或严重违法的风险也是保险人在进行风险评估时难以测算的,因此应当将这些事故从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排除出去。当然,将这些事故排除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并不等于机动车强责险对这些事故中的受害者(尤其是无辜的受害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是应当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为受伤的受害人垫付抢救费用。此时,保险人实际上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是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当然,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补偿保险人因此支出的费用,法律应当赋予保险人于事后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

    3.应赋予保险人对加害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

    为了更好地保护车祸受害人的公益性目的,《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违法导致交通事故时,仍然有义务向受害的第三人支付保险金,但有权在事后向被保险人追偿,以保障车祸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这一规定与任意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相比,实际上是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也应当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注意适当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明确赋予保险人对其他加害人的代位求偿权,以利于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具体可作如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如果是由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即加害第三人)引起的,但依本法应当由被保险人与该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险人在给付赔偿金额后,应代被保险人向该第三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其所请求的数额应以赔偿金额为限。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时,保险人无代位请求权,但如果机动车交通事故是由该第三人故意引起的,不在此限。

    (三)受害第三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确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

    鉴于发达国家均已承认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机动车强责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一规定是对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保险给付直接请求权的确认,是一个立法进步。但笔者认为,仅仅规定了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还要保证该权利的真正落实,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还应当规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的协助义务,以增加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可操作性。如果离开了被保险人或保险人的配合和帮助,法律关于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相关立法必须明确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以下职责和义务:

    (1)在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接到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对方,以便对方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准备,可尽快落实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2)在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还应当明确被保险人的必要协助义务,被保险人应当向受害第三人提供有助于受害第三人的主张权利所需要的材料。例如:提供保险单及其条款、保险人或其人的法定地址、联系方式、允许受害第三人核实的相关文件、向受害第三人提供索赔所必需的其他材料和文件等等。

    (3)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还应当负有注意义务,即在受害第三人未得到被保险人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

    (4)明文规定保险人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所谓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是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不得以普通保险合同中的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即被保险人违反了一般保险合同中的如实说明和担保义务)来对抗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从而保证了受害第三人能够得到及时、可靠的赔偿,以实现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而在一般责任保险中,如果被保险人的陈述不实、隐匿、遗漏、违背担保或欺诈,保险人可以终止保险合同,并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但这一原则对于法定的机动车强责险却不适用(郑功成,1991)。国外的机动车辆法定保险中,保险人不得因被保险人违反保单规定的赔付先决条件而拒绝承担责任,可惜的是,我国刚刚颁布的《条例》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当吸取国外法的成功经验,增设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的规定。

    2.应完善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制度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要设立车祸受害人的社会救助基金,以进一步扩张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条例》第二十三、二十四条也相应地规定了社会救助基金的适用对象和基金来源。但是,笔者认为还需要对基金的管理机构、征收、赔偿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以保证社会救助基金的正常运作。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改进措施可供参考:

    (1)关于救助基金来源渠道问题。笔者认为,还应当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看,除从保费收入、罚款收入和年检费税收入提取外,还有下列途径可供考虑:受害人死亡,且无人继承的机动车强责险赔款;社会捐赠;从燃油税中提取的金额等。其中最值得采纳的就是从燃油税中提取,该来源较为可靠且收取便利,同时缴纳燃油税较多的机动车必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更长,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更高,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基金份额是合情合理的。从燃油税中提取还可能使驾驶量比较大的投保人因为增加成本而减少驾驶。这就会降低和驾驶量相关的交通事故。事实上,新西兰的“无过失保障机制”就是多征收了2%的汽油税(Jaines Henderson,1999)。我国可将燃油税列为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2)明确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笔者认为,车祸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应由非官方或半官方身份的非营利性组织来管理。因为救助基金来源和使用都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因而不能从中获利,因此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无疑是不适合的。而由政府来管理,无疑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与我国精简政府机构的潮流相违背。因此,由非营利和非政府性的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最合适。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初由司法部管理,后转由运输部、消费者和商业关系及金融协会管理,现由安大略金融服务委员会管理;美国纽约州则专门成立了“机动车辆事故补偿机构”(Motor Vehicle Accident Indeminification Corporation,缩写MVAI)负责救助基金管理,该机构经法律授权而具有一定的事故仲裁职能,属于半官方主体。笔者建议,鉴于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明确赋予了社会中介组织“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地位”(丁凤楚,2005),我国由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救助基金较为适宜。

    3.应建立对受害人的“暂付款制度”

    我们知道,在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而言,他最急需的是一笔抢救费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外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大都规定了“暂付款制度”。所谓暂付款制度是指在调解机关或司法机关尚未就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和赔偿金额作出决定、受害人因此而不能行使直接请求权时,受害人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一定金额暂付款的制度(李薇,1997)。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均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未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首先推行暂付款制度,以保证对受害人给予及时的救助。事实上,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的做法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在受害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将责任保险卡抵押在医院,以保证对受害人的及时救助。因救助受害人而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医院凭保险卡的账号直接从保险公司划转。在经公安机关调解或依法确定,如被保险人确需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所预先支付的医疗费用在保险赔偿中扣除;如被保险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对其所预付的医疗费用向受害人追偿。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公司的这种以保险卡抵押救治的方法已经具备了暂付款制度的雏形,有利于对车祸受害人的救治,但由于欠缺法律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引起很多争议。如:保险公司常常对医疗费用设立较低的限额,妨碍了对受害人的救治;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追偿得不到法律保障等等。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应当明确引入暂付款制度,是对上述做法在法律上的确认和规范,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

    机动车强责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带有强烈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的特殊保险,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条例》的实施也离不开交通运输部门、公安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为此,目前通行的办法是在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监管的同时,成立专业性委员会(或者是联席会议),对强制机动车强责险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和指导。如日本的保险由金融厅管理,但对于汽车机动车强责险(CALI),另行成立了由相关行业专家组成的(CALI委员会),它对CALI的实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我国,应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机动车强责险进行统一监管,同时,成立能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并具有相当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保险行业协会,以加强保险业的自律管理。笔者认为,该行业协会的组成人员应包括保监会代表、交通管理部门的代表、保险学专家、法学专家、保险公司代表等等,并且,协会“应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对经营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公司实行行业自律管理”(丁凤楚,2004)。

    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还可以适当地推行机动车强责险的法定再保险制度,规定保险人对于风险系数过高的机动车,实行法定分保。

    (五)应当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模式

    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直接规定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条例》的法律效力等级偏低了。

    世界各国强制性的机动车(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规范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此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英国于1930年在其《道路交通法》中规定了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赋予强制投保的法律依据,再由保险法来作进一步规定。美国的加州即采用这一立法模式。1989年的加州汽车法第七篇:《财务责任法》规定了驾驶人或所有人的投保汽车责任保险的义务,而汽车责任保险的其他事项则由加州保险法规定。第三种模式是由专门的机动车强责险的单行法规范。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5年制定的《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德国的《强制汽车所有人保险法》,韩国的《汽车损失赔偿保证法》等等(马永伟,2001)。

    在各国有关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中,以采取第三种立法模式的居多。不仅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如此,就连英美法系国家也有不少,如美国的新泽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采取第一、二种立法模式的尚属少数。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及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采用第三种立法模式:单行法的模式。因为这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就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内容而言,有关保险人经营权归属、经营方式、受害第三人直接给付请求权、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解参与权等等均有其特殊的规则,且都有别于我国《保险法》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而刚刚颁布的《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保险法》,属于《保险法》的下位法,而不是其特别法。因此,《条例》中的机动车强责险的规定是不能与《保险法》中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相抵触的,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强化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立法保护,并体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笔者认为,应制定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使之与《道路交通法》和《保险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配合,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实施细则进行规定,即由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细则》,从而确立“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丁凤楚,2006)机动车强责险法律规范和制度。

    三、与相关制度的协调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单靠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本身,还无法充分地实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在完善该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配套措施,构建以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为中心的完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保障体系”。因此,为了真正有效地贯彻与落实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笔者建议除了完善该制度的有关规定之外,还要处理好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具体措施如下:

    (一)处理好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的关系

    机动车强责险是为了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获得迅速而基本的赔付,以解决其燃眉之急,因此,它赋予了受害人向保险人的直接赔付请求权,并限制保险人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抗辩事由来对抗受害第三人,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权益,并导致了被保险人与受害第三人之间相互串通骗保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弥补保险人与被保险入和受害人之间这种不平等,各国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均规定了较低的保险责任限额,大多数国家还规定保险公司仅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失进行赔付。因此,机动车强责险本身不能给予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充分的补偿,也就是说这一强制险制度不能对被保险人的全部责任风险进行分散。而广大机动车保有人要想进一步分散其责任风险只有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作为补充。另外,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责险中必须是“保本微利”经营,其利润空间不大,而为了维持和扩大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也需要发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事业。因此,为了机动车强责险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机动车强责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过分强调机动车强责险的作用,而严重地压缩了保险人的商业利润空间。

    (二)处理好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国外的实践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助机制决不能单靠责任保险制度,还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日本在实施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后,又相继设计了汽车第三者责任相互保险制度和政府管理运作的汽车损害赔偿事业制度,再加上其他已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形成了多种制度并存且互为补充的格局[11]。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制度之外,现有的车损险制度、车上人员责任险制度、财产损害险制度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制度等保险制度和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也应视为该保障体系之一部分。笔者建议,将机动车强责险置于整个车祸受害人的保障体系之内考虑,在设计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费率和责任限制及不保事项时,要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不能过分挤占其他制度的生存空间,造成不必要的冲突与浪费,而应使这些制度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以实现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和谐统一,建立起完善车祸受害人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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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摩托车；交强险；拒保；治理

一、当前摩托车交强险拒保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

1.明示或者暗示拒绝承保。当车主去投保交强险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明确告之不予承保摩托车交强险。或虽未明确拒保，却找各种理由推诿，如保单紧张“无法出单”或“出不了保单”，当向工作人员询问什么时候有保单时，很难得到确切的回答。

2.限量发行控制投保总量。很多保险公司通过限量发行的形式来控制每天摩托车交强险的投保量，且很多地方当天不给发票。现在经常能看到早上上班前保险公司门前就排起了长队，很多车主在几次排队购买不到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投保，尤其是农村车主，造成很多农村摩托车没投交强险。

3.强行搭售其他商业险种。很多保险公司为填补交强险业务的亏损，在车主购买交强险时强行要求车主购买其他商业险种，如驾驶员人身意外伤害险等商业险，否则不予承保。

二、摩托车交强险拒保的危害

1.法律权威受到挑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拖延承保。保险公司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交强险行为的，保监会将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尽管保险公司拒保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作为大型国企，除经济效益之外，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保险公司的拒保行为是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公然违反，是对法律权威的严重挑战。

2.保险意识受到冲击。强制保险，是我国政府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通过颁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对于关系到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风险，强制保险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也是尽力挽回伤者生命、体现社会对生命权的尊重和减少社会矛盾的经济高效手段。就机动车责任保险而言，其本意是出于分散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考虑，也间接惠及交通事故受害人，因此世界各国均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强制机动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从2003年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到2006年颁布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交强险的具体实施，广大车主也经历从被逼投保到自愿投保的过程，这种保险意识的培育来之不易，而保险公司拒保必将使投保人的投保积极性受到打击，保险意识受到冲击。

3.事故赔偿风险增加。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损失计算标准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交通事故总的赔偿数额也在不断增加。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果事故双方的经济能力有限，受害人将很难得到及时救助和赔偿。而审判实践表明，12.2万元的交强险赔偿限额能满足大多交通事故的赔偿，即使分项责任限额超标，大多机动车主也能承受，不致因事故致贫，一蹶不振。保险公司的拒保行为将会增加的车主的赔偿风险，影响事故受害人的及时救治，进而引发社会矛盾。

三、摩托车交强险拒保现象的治理

交强险既有国家性、社会性，同时也具有保险的一般性质，也要讲究经济效益，因而，对摩托车交强险拒保现象的治理必须多管齐下，方能取得实效。

1.继续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国务院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进一步明确，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拖延承保。保监会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应继续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坚决治理摩托车交强险拒保现象。

2.推行地区浮动费率机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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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依据如上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形下，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并且该项赔偿不以事故的责任划分为前提。言下之意，凡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即12.2万元内予以赔付：(一)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万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不足部分，则分情形按比例支付。对于保险公司免赔的情况，在第七十六条只规定了一种免赔事由，即“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除此之外，保险公司无任何拒赔理由，《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保险公司在机动车驾驶人无驾驶资格、醉酒时享有免赔权利。

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该条例规定在机动车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情况下，保险公司在限额内只垫付抢救费用，且明确规定对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享有向致害人追偿的权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免赔事项上明显存在冲突，在司法实务中，保险公司往往以承包车辆的驾驶人无驾驶证、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限或车辆的临时牌照过期等各种理由拒绝理赔，扩大自己的免赔权利，而无形之中放大了受害人的损失，其最终导致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争执甚为激烈，各地法院做法也是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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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交通事故 交强险保险 利益分配

一、审理多死多伤类交通事故案件的现实困境

（一）受害人权益的及时救济与权利的不及时行使之间的冲突

针对受害人不同时起诉情形，一种意见认为，按照《民法通则》“不告不理”的原则，对于其他受害人在权利受到侵害之后，由于其自身原因没有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行使权利，再加上有些受害人联系方式不详，无法查找，本着及时救济受害人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原则，采取先受理先处理的方式，其他受害人可以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按照《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除了已经起诉的受害人，其余的受害人均享有平等独立的请求权和受偿权，并且在处理结果上有直接的厉害关系，应该通知其他受害人一同参加诉讼，一并处理，对于联系方式不详的受害人，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

（二）受害人起诉至不同法院引发受害人诉权之间冲突

在受害人所在地不一样（尤其是长途客运当中）分别起诉到不同法院的问题的时候，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最先受理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其他法院把案件移交到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这样做是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符合立案管辖的一般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由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进行管辖，因为事故发生调查取证更为方便，更有利于案件的处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由被告人所在地法院进行管辖，理由是在交强险保险利益不够分配的情况下，更有利于查询被告人的其他财产，及时维护受害人的利益。

（三）伤势较轻者先起诉引发的保障不足与保障过剩的冲突

如果在本案当中，受伤较轻者先起诉至法院，其他受伤者没有起诉；或者在本案当中只有两名受害者，且受伤程度较轻；那么交强险保险利益分配就会显得富裕，就会与本案的交强险保险利益不够分配情况形成较大的反差。一方面是受害者合理损失没有得到足额补偿，另一方面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充足即所谓的富余。交强险保险利益的保障不足与保障过度构成明显的冲突。尤其是在医疗费用不断高涨的今天，1万元的医疗赔偿限额显得杯水车薪。

（四）法院审判自由裁量权引发的公平法律价值与合理法律价值的冲突

法院在处理多人伤亡情况下交强险保险利益分配案件过程中，特别是在肇事者只投保了交强险且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伤者与死者之间做到公平合理；如何在不同受伤者之间做到公平合理；如何在不同伤情的受害人之间做到公平合理，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凭借的就是法官们的自由裁量和自由心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官们在目前法律框架之下去判决，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是要做适合本案的案情，充分照顾到每个受害人的利益，难度是很大的。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法院判决合法但不合理的状况出现，这也成为笔者的一种担忧。

（五）《强制保险条例》赔偿限额设计不合理引发的制度冲突

按照《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人民币。在实践中如果一人的医疗费超出该限额时，按照《强制保险条例》规定，1万元的医疗赔偿责任限额还无法满足一个人的治疗费用，医疗赔偿限额在造成多人伤亡情况下数额更是奇少。如果死亡赔偿限额11万元只赔偿给一人，对其他受害人明显不公平，尤其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严重的受害者，他们受到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打击更大，需要的后期治疗费用负担更重。

二、破解多死多伤类交通事故案件现实困境的对策与构想

（一）根据受害人不同的伤情区别对待

1.在损失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受害人损失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受害人有均等受偿权。这样可以充分体现法律在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方面的公平性，同时也能让当事人平等的享有强制保险制度给其带来的好处。

2.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根据各受害人家庭经济状况，给予家庭困难又急需治疗费用的受害者特殊照顾，适当提高分配比例。笔者在具体案件操作中，对于家庭实在困难的，在确定各人受损比例之后，提高特困家庭比例以不超过10%为准。一般经过对其他受害人进行解释，绝大多数其他受害人及家属都等得到理解和支持。

3.在损失相差较大，没有造成死亡的情况下的按比例分配。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出现受伤程度不同，损失相差较大的情况，总的赔偿额又超出了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建议按照受害人各自损失额按照比例分配。对于伤势较重，后期治疗费用需求很大，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分配交强险的时候法官应综合各种因素予以适当照顾。

4.在造成死亡的情况下，先根据案情确定死亡者家属受偿数额，剩下的受伤者根据伤情按比例分配。在办案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因素：死亡受害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及前期治疗费用，其他受害者家庭经济状况及后续治疗费用。

（二）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由侵权行为地法院审理更为有利

在同一机动车造成多人伤亡情况下，由事故发生地即侵权行为发生地法院管辖更为有利，理由如下：

1.大多数的受害人和肇事者都是事故发生地的群众，受害人选择就近法院管辖一方面便于当事人诉讼、节约成本，及时救济，同时也有利于法院及时通知其他受害人、查证受害人家庭情况、受害人受损情况，提高结案效率。

2.件审理中关键证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方面均是由事故发生地交警部门出具，法院调取便捷，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需要从新认定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处理起来更加方便。

3.事故发生地法院处理，更有利于受害人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方便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在当事人之间进行有效的调解。

（三）受害人不同时起诉情况下区别对待

1.受害人向同一法院不同时提起诉讼的，法院合并审理。不同的受害人分别先后起诉至法院，受理在先的案件中止审理，法院根据案情及时通知其他受害人到案参加诉讼。由于受害人都享有独立的诉讼请求权，并且在裁判上都有直接的厉害关系，法院把这些案件合并审理能充分照顾到每名受害人的利益，更有利于进行交强险保险利益的分配。

2.受害人分别向不同法院不同时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移交侵权行为地法院后合并审理。受害人分别向不同的法院先后起诉的，首先移交到事故发生地即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然后按照合并审理的原则再把所有受害人起诉的案件综合起来进行审理。

3.受害人有的起诉有的不起诉的，法院通知其他受害人后合并审理，区别对待。

一是法院在收到最先起诉的受害者起诉书之后，以通知所有受害人来参加诉讼为原则。法院可以通过交警部门出具责任事故认定责任书上登记的受害当事人联系方式进行通知，对受害者行使释明权，告知他们来参加诉讼一并审理。

二是法院在收到最先起诉的受害人起诉书之后，通知受害人来参加诉讼，有些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赔偿请求权的，法院不再予以受理。比如受到的伤害较轻当事人不参加诉讼，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至于什么是明确表示放弃，笔者认为不能一概以当事人书面说明为准，因为本着及时救济伤势较重者的原则，可以放宽当事人表示的方式，只要是当事人本人的真实意识表示既可。

三是法院受理最先起诉的当事人起诉书之后，通知到了部分当事人，但是有些当事人通过现有的线索无非联系到的，可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在法院依法公告之后，可以就对交强险进行全部分配而不预留份额。公告期满后的其他受害人可以通过提起侵权之诉的办法另行起诉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也就是说，法院这样做一方面并没有关闭他们的权利救济之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强制保险条例》及时救济的立法目的。

篇10

车祸痛失爱妻

今年1月17日，对于罗圣康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日子。

当天上午，其妻杨久凤吃过早饭，乘车前往县城办事。下午，她乘坐本村罗五湖驾驶的湘N21252号中巴客车返回家中。傍晚5时许，当该车行驶至团河镇燕冲村一下坡路段时，因刹车失灵，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往山下冲，“轰隆”一声巨响，失去控制的客车与相向驶来的另一辆农用变型拖拉机猛烈相撞，随即翻入公路左边的坎下。

这次事故，共造成杨久凤等两名乘客死亡，另外还有十多名乘客受伤。

1月29日，会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下发《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五湖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客车上路行驶，且安全意识不牢，临危处置措施不当，应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2月2日，罗五湖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事故发生后，罗圣康仅从罗五湖夫妇处获得赔款2.5万元，处理完妻子的丧事后，已所剩无几。

索赔遇到麻烦

杨久凤刚满39周岁，上有七旬老母，下有未成年的女儿。直觉告诉罗圣康，妻子毕竟因为这场交通事故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区区2万余元赔款，实在太少，离他应得的赔偿款还相差一大截。而罗五湖夫妇已因车祸债台高筑，毫无赔偿能力可言。

罗圣康了解到，湘N21252号中巴客车虽然系罗五湖出资购买，但行驶证上载明的车主为会同县运输商务中心，罗五湖每年向该中心交纳管理费1500元。同时，罗五湖于2006年12月4日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财保公司）为肇事车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承运旅客责任险，其中：“交强险”中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5万元；承运旅客责任险中，每个座位的死亡赔偿责任限额为13万元。

但他向中华财保公司索赔时，却碰了一鼻子灰，该公司以其与他无任何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由，拒绝了他的赔偿请求。

3月9日，罗圣康携同女儿罗晶元、岳母徐立秀到会同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罗五湖、李秀娥夫妇赔偿因杨久凤死亡的各项损失28万元，会同县运输商务中心和中华财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由于会同县运输商务中心是几个合伙人办的中介服务机构，近似于一家空壳公司，也无赔偿能力可言，罗圣康提讼的目的，实际上是希望法院判定中华财保公司对妻子的死亡在相应的保险责任限额内负有连带赔偿责任，以便最终由财大气粗的保险公司来直接为妻子的死亡“买单”，使自己一家人及时获得足额赔偿。

但中华财保公司仍坚持认为其是与罗五湖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根本就没有与原告一家人签订保险合同，其对原告既无违约行为，也无侵权行为，更没有什么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自己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

7月25日，会同县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被告罗五湖、李秀娥赔偿原告罗圣康、罗晶元、徐立秀因杨久凤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86991.42元（含已付的205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被告会同县运输商务中心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交强险”有软肋

这份判决虽然明白无误地告诉了罗圣康相应的责任人应对妻子的死亡总共承担86991.42元的赔偿责任，但同时又将中华财保公司的连带赔偿责任排除了，这让他大失所望。

会同县法院为何要驳回罗圣康要求中华财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呢？

此案的主审法官刘平韬是这样解释的：

由国务院颁布、于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36条规定：“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分别为旅客或者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其第68条进一步规定：未按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投保；拒不投保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了确保这项工作落到实处，许多省都出台了相应的硬性措施。如早在2005年1月12日，湖南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和湖南省保监局便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自2005年1月1日起，在全省全面实施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制度，按照营运客车核定的座位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最低保险金额为10万元/座；对未投保此险或保险金额达不到最低标准的客车，一律不予办理营运手续。可见，营运客车上的乘客作为车上人员，其合法权益受到了法律的强制保护。本案中肇事客车按照13万元/座的标准投保的承运旅客责任险，亦明显属于法定的强制保险。

遗憾的是，同样由国务院公布、2006年7月1日才开始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与此配套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亦明确规定：“强制保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这表明，“交强险”保障的是车外人员的利益。而本案中的受害人杨久凤作为车上乘客，非车外人员，不属于“交强险”的保障对象。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关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可知，如果保险公司不主动赔偿，受害人享有诉请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的权利。

承运旅客责任险和“交强险”虽然均具有法定强制保险的性质，又均属于责任保险，但毕竟属于不同的险种，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由于罗圣康等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肇事车所投保的“承运旅客责任险”即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故他们要求被告中华财保公司直接赔付保险金于法无据。

刘平韬法官深有感触地指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但后来颁布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而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这两者在名称的衔接上就出现了瑕疵。至于哪些人属于“第三者”，法律、法规并无明文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将保险车辆上的人员均排除在受害人之外，实际上对“第三者”作了狭义的限定，这对包括客运车辆乘客在内的所有因车祸伤残、死亡的“车上人员”是很不公平的，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充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权利的立法宗旨也相背离。

修改立法势在必行

湖南怀化学院副教授周开松说，在现行立法框架内，假如某辆客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刹车失灵，撞伤了路上的行人甲，然后驶出有效路面翻入沟中，车上乘客乙因此而受伤。由于甲是车外人员，属于“交强险”的保障范围，享有依法要求保险公司直接赔偿的权利；而乙因系车上人员，不属于“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并不有此项权利。这显然违背了民法的“帝王”原则――公平原则，对车上乘客是极不公正的。其实，无论是车上之人还是车外之人，其生命和健康均应该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关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立法旨意，本来是为了减少社会的管理成本，删除交通事故受害者索赔的中间环节，使他们及时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但由于相应的法规与其“对接”得不够严谨，几年的实践表明，交通事故受害者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渠道依然不畅通，立法的初衷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为了解决这种窘境，他建议：

一是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概念进行相应的修改，扩大其覆盖面，尤其是要对“车里”、“车外”的人员均同等给予法律保护。

二是提高“交强险”的赔偿限额。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规定的最高赔偿限额总共才5万元，对损失稍大点的事故，这么点钱便成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