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看守所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罪犯留所服刑

罪犯留所服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对余刑以下的罪犯和个别余刑在一年以上经批准在看守所执行刑罚。罪犯留所报刑是看守所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看守所执法活动中容易发生违法行为的一个方面。

对留所执行刑罚活动进行监督，是刑罚执行监督的一种。如何监督看守所对留所服刑罪犯执行刑罚，也是摆在监所检察部门面前的一个课题。

目前，看守所对留所罪犯执行刑罚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交付执行刑罚的严肃性与执行力，就引起社会的关注。

一、留所服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公安机关在交付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对余刑一年以上的罪犯留所服刑，有悖于我国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之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除此之外，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都应由公安机关依法将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刑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以下简称《看守所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由此可知，对于余刑一年以上的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仍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尚无法律规定。

当前，看守所将余刑一年以上罪犯留所执行刑罚的法律依据只有公安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五十六规定：看守所因工作特殊需要，经主管公安局、处长批准，并经人民检察院同意，对个别余刑一年的已决犯，可以留在看守所执行。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明显低于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和作为行政法规的《看守所条例》，也不应同《刑事诉讼法》、《看守所条例》同相违背。

2、监狱对交付执行罪犯的接收方面，存在随意拒收的不正常现象。《监狱法》第十七条规定：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经检查后，对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可以暂不收监。监狱方面在对罪犯的收监时，通常按照《监狱法》第十七条规定对符合拒收条件的罪犯进行拒收。同时又根据《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第三十条关于“其他需保外就医的疾病”的有关规定，将生活能够基本自理的患有疾病的罪犯按不宜收监执行而拒不收监，如患有一般疾病、乙型肝炎的罪犯。对于患有此类疾病而监狱拒收的罪犯，看守所只能将罪犯押回，遂后只有向法院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建议。如果法院对此建议不予采纳，看守所就陷入有病罪犯“看守所不能放，监狱不肯收”的困境。

3、关于法院下达《刑罚执行通知书》的时限没有法律规定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虽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最迟不能超过一个半月。但对法院判决生效到《刑罚执行通知书》下达，在期限上却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按审理期限来进行具体操作，只要审判人员在一个半月以内将案件审结完毕，审理期限即为终止。对于判决生效后，何时下达《刑罚执行通知书》，则法无明文规定。在没有接到法院《刑罚执行通知书》的情况下，尽管在押被告人的判决已生效，作为监管机关的看守所，也只有耐心等待，而不能将罪犯交付执行。如李某在法院判决生效时，余刑有一年零三个月，按规定应当交付监狱执行，到法院《刑罚执行通知书》送达时，余刑已不足一年，只有留所服刑。

4、由于经费问题，公安机关对已判决生效的罪犯存在交付执行滞后的现象。如《监狱法》规定，对于被法院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法院应当将《刑罚执行通知书》、《判决书》送达羁押该罪犯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收到《刑罚执行通知书》、《判决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但看守所往往为节约开支，等到应被送往监狱执行的罪犯达到一定数量（如3—4人）后，方才成批送往监狱交付执行刑罚。如罪犯王某，因盗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法院《刑罚执行通知书》送达时，余刑有一年一个月，等到看守所应被送交监狱执行刑罚的罪犯集够一批时，已过两个月，这样，王某的余刑就不足一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看守所留所服刑的对象。

二、产生的原因

1、存在着重实体法而轻程序法的思想。无论是办案人员，还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员，在思想上都存在着重视案件结果而忽视诉讼程序的现象，认为案件只要法院在法定时间内作出判决，就是不违法，至于何时交付执行，是否如期交付执行并不重要。有的甚至认为：罪犯必竟是罪犯，至于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执行都一样，只要不引起对罪犯的刑期的改变就行。

2、看守所受利益因素的影响，而对罪犯不及时交付执行。由于财政对人犯的伙食等是按人头拨发，除对看守所的正常办公经费予以保证外，其它费用只能由看守所自行解决。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对交付执行的罪犯实行到期一名投劳一名，势必要增加看守所对罪犯投劳的费用，对看守所来说，增加的额外费用难以承担。鉴于此原因，看守所对罪犯的投劳则采用成批的方式，以致于滞留投劳问题屡纠不止。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余刑一年以上的罪犯增加了留在看守所服刑的机会。另外，部分看守所为弥补经费的不足，则对在押人员实行力所能及的劳动，进行创收，这样，看守所因工作需要对个别有一技之长且余刑一年以上的罪犯留所。如电工、泥工等。

3、监督不力是导致留所服刑不按法律规定执行的原因之一。虽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对不按规定交付执行问题的监督权，但这种监督不具体，缺乏实质性操作。就目前监督的手段和形式看，只能对此类情况进行口头纠正、提出检察建议或下达《纠正违法通知书》，如公安机关执行，则问题能够解决，如仍不执行，则别无他法。因此，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则显得仓白无力，监督效果不明显。

三、对策

1、完善法律制度。一是以法律形式规定法院送达《刑罚执行通知书》的期限，使其在实践中便于操作。二是修改《监狱法》，把各种应当拒收的伤残情况明列清楚，使监狱不能随意拒收。

2、赋予监所检察部门相应的处分权。监所检察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职权，保障及时交付执行刑罚是驻所检察的职责。监所检察部门有权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留所服刑存在的问题提出纠正，但从目前来看，监所检察部门只有监督权而没有相应的处分权，难以解决留所服刑中的违法问题。因此，法律赋予监所检察部门一定的处分权，才能保障监督有力，有效防止留所服刑中的违法问题，确保刑罚执行的正确进行。

篇2

关键词：权利；保障；无罪推定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因素，我国对权利保护的水平不高，而对相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则更显薄弱。在本文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主要指其应当享有的人身权以及因参与刑事诉讼过程而产生的程序性权利。刑事诉讼法不仅是追究犯罪的有力工具, 而且还是保障人权、抑制国家滥用刑罚权的重要法宝。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 即无论是在侦查阶段、阶段, 还是审判阶段, 都应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是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领域具体体现，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和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它不仅对犯罪嫌疑人本人影响极大，也体现国家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一国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木桶”的最低一块“木板”。

事实上，我国刑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不乏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表述。《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等皆为原则性条款。《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不受非法羁押、非法伤害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现行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主要体现在国务院1990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和公安部于1991年10月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中对看守所的建制、人员收押、警戒看守、提讯押解、生活卫生、会见通信、检查监督等方面做的相应规定，明确了看守所不得随意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监管宗旨。但现实中犯罪嫌疑人权利受到侵犯的问题不断，舆论声讨一片。本文试对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问题进行探讨。

一、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牢头狱霸”现象屡禁不止

2009年2月12日，被羁押于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的李荞明突然死亡，死因为“中度颅脑损伤”。李荞明因为盗伐林木而被拘留，期间其父多次到看守所申请会见未果，试图保释李荞明也遭到拒绝，李荞明在看守所羁押11天后重伤送往医院，随后不治身亡。对此，晋宁县公安机关解释说，李荞明重伤是由于与同监室的狱友玩“躲猫猫”的游戏时，被狱友踢打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的，这个答案显然不能被李荞明的家属接受。据医生介绍，李荞明的头部左后方有一个约5厘米的伤口，在医院提供的X光片上，可以看到明显的骨裂现象。随着网友的不断转载，“躲猫猫”事件很快被全国所知晓，晋宁县看守所的这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对于看守所管理制度的极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晋宁县警方甚至组织了网友调查团赴事发地点参与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然而，人们又对所谓网友调查团的身份持怀疑态度，并不认可其调查报告。2月27日下午，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会，就该案进行通报，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称：李荞明系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对李荞明家属致歉，晋宁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看守所相关负责人及当班民警分别受到撤职、记过等处分，并且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后法院对看守所民警及三名直接责任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随后在多个看守所发生的“凉水死”、“睡觉死”“洗脸死”等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事实上来自于公权力的纵容，激起了人们对“牢头狱霸”问题的愤慨与声讨。

（二）刑讯逼供时有发生

2010年2月，河南省鲁山县王亚辉因涉嫌盗窃罪被羁押，却在三天后于看守所内死亡。其家属发现王亚辉的尸体遍体鳞伤，手部、背部有大面积的淤青，头部受伤。但鲁山县警方对其死因的解释是，他在提审时因口渴要求喝水，在喝了开水以后就突然死亡。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该省有关部门初步查明，在对王亚辉的询问中有刑讯逼供行为，涉案民警移交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旦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就意味着羁押，羁押的场所及看守所实为公安部门掌控。公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羁押是为了方便取证，而看守所作为公安部门的下属机构，也乐于为其办案人员提供讯问、取证上的便利。则“公安机关便在讯问时间、讯问间隔甚至讯问方式上拥有了极大的自，侦查人员就可以‘随时随地’‘对付’嫌疑人，直到得到适合自己的口供。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监管人员和侦查人员的“配合”，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三）超期羁押普遍存在

超期羁押是指公安部门、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超过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刑事拘留的期限最长为14日，“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拘留期限最长为37日。《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但是，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全市看守所羁押一年以上的未决人员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的情况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全市看守所共有一千余人超期羁押或久押不决，占总羁押人数的10%左右，绝大多数为重大疑难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滞留在审判程序中，约占超期羁押的70%以上。 首都尚且如此，何况各地方看守所呢？

“长期的羁押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体心理健康都将造成严重的摧残，如果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最终被证明有罪，那么对他们的羁押即是正当的，也是能够依法折抵刑期的。” 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因长期羁押所致的损失又将如何补偿？这种精神上的恐惧比肉体上的疼痛更难忘却，也更难以时间、金钱去消弥。

二、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薄弱的成因

（一）现有法律法规滞后、无系统性

目前，关于犯罪嫌疑人管理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该条例实施了二十年，功不可没，但就目前社会发展形势及我国的法治建设目标而言，已显滞后。

《条例》与《办法》中并未区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而一律称之“人犯”，这显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格权的侵犯。犯罪嫌疑人并未最终获罪，其身份充其量是被告人而非犯人。而现行《律师法》规定，在审查及审判阶段，辩护人均有权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经过批准，但现行《看守所条例》未反映此点，法规脱节，标准不一，以致产生了有的嫌疑人一旦被羁押便石沉大海的现象。

关于权利保障的条文散见于各个位阶的法律法规中且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实质性措施。连国际上公认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原则，如“无罪推定”，在我国法律中也需要根据其他原则来推定适用。由于我国法制传统为重“刑”主义，重公权力而轻权利利，此传统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仍有一席之地，致使对公民权利利的保护本身就缺乏自上而下的系统规定。刑事法律中更注重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犯罪的惩罚，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缺少了法律上系统性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则更遭忽视，难免成为公权力与权利利冲突的焦点。

（二）配套硬件设施不完备

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能仅靠有限的警力，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监控设备早应全面引进到看守所管理之中。利用监控设备对监舍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及时掌握动态，可节省警力事半功倍，加之民警的巡查和防控，应可以避免看守所内非正常死亡事件。应改善审讯场所的设施，建立分隔栏，让审讯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分别从不同入口进入，避免二者身体接触，以便有效防止刑讯逼供。

（三）相关检察监督机制没能发挥应有作用

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状况的监督机制自解放前就有探索，但这一良好机制却未能发挥应有效用。驻所检察室的主要职能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能充分实现其申诉、控告、检举揭发的权利，使其在受到公权力侵害时能及时得到司法救济。而本应独立于看守所管理，行使监督权的驻所检察室并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甚至形同看守所内的科室，监督职能大打折扣，更遑论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提供救济。

三、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完善

（一）逐步树立权利神圣理念，明确公权力边界

我国法律史有“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乃至崇尚刑讯逼供的传统。在此传统法律思维下，普通百姓的权益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更何况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因此，要规范公权保障权利，首先必须摒弃我国传统法律思维中的“重公轻私”，坚持权利本位。这一理念要通过舆论宣普，更要渗透到教育体系中，尤其是对执法者的教育培训中，在全社会培育权利也神圣的意识。

现代法治文明准则，公权“法不授权不得行，法有授权必须为”；而权利是“法无禁止即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法律的明文规定下进行，任何超越法律规定的授权都是违法行为。公权力的来源须遵循法律的规定。公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由法律来授予才可得行使。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所行使的权力均来自人民的赋予，并表现为法律上的授权。且公权力的取得程序须合法。“公权力授予必须程序化，没有正当程序的授权不能产生国家权力”。在我国长久以来的社会环境下，政府几乎介入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几乎丧失了其作为独立社会个体的特性，也几乎丧失对其权利利的完全支配地位。这种完全政府的表现之一就是监狱和警察在所谓人民授权的名义下，打着维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扩张其权力，干涉在押人员的权利控制，从而导致公权力与权利利冲突的激化。 因此，除了在立法中强调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条款，也应以法律形式明确公权力的职权边界、责任形式。对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利乃至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

（二）确立对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的刑诉原则

1.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现代大多数法治国家均在宪法或相关刑事法律中引入了无罪推定的原则，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无罪推定原则是西方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的基石而充分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保障了其合法权利。

我国未在立法中明确引入“无罪推定”这一表述，只是《刑事诉讼法》第29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已被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立法上的体现。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法院一向强调定罪权，长期以来“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而从字面上看“不得推定有罪”的表述与“应当推定无罪”的表述在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也表现出立法者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保留态度。正是由于保留态度的存在，使“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并未完全建立起来。

“无罪推定”原则所确立的任何公民在法律上均无罪的观念，可以使公民的权利利不受无端侵害，如果国家权力“只强调追究犯罪，忽视保障权利，势必会导致蔑视法制，违反程序、刑讯逼供、滥捕滥判，造成较高的错案率，最终既不能保障公民权利，也不能准确有效地惩罚犯罪”。因此，在我国立法中完整引入并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将使普通公民在正常状态下不受不法怀疑，也会转变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基本态度，由消极应付转变为积极保障，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利得到更好保护。

2．引进对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是对其权利利的严重侵害，即使是国家权力机关依职权行使国家权力，也应当有正当的理由和法定的程序。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逮捕与羁押都是有各自的法定程序的，以此来限制权力机关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而在我国，羁押并非独立的强制措施，完全依附于拘留和逮捕。在羁押后，也没有任何机构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使在阶段、一审、二审阶段以及整个诉讼过程中，都没有对未决羁押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那么，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因未决羁押而受侵害时，如何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呢？答案仍是空白。

因此，将羁押与逮捕分离，并分别建立针对羁押和逮捕的司法审查程序十分必要。首先，在羁押前对逮捕进行司法审查，要求公安部门或检察机关在逮捕嫌疑人时必须向法官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用以证明实施逮捕的必要性。其次，在嫌疑人被逮捕后的规定时间内将其交送羁押法官，由法官按照专门程序告知其相关权利，并在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就逮捕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予以辩论，从而决定是否需要继续羁押。第三，对未决羁押建立持续审查制度，法院应及时审查羁押理由存在与否，一旦发现羁押理由消失，即解除羁押。

（三）完善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

1.开辟快捷的行政复议通道

看守所隶属于各级公安部门，是合法的行政主体，其对于监管下的犯罪嫌疑人的各种监管行为，如考勤、奖励、处分等都应属于行政管理行为。应将犯罪嫌疑人与监管人员之间对于监管行为的争议也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复议系统中，如赋予其要求听证的权利，合理利用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程序及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防止处于被监管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对监管方不法侵害的复议申请受到阻碍，在看守所应开辟更为独立、便捷的申请通道。

2.建立完善的司法诉讼制度

司法救济是权利救济的终极防线。充分救济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应把其与看守所之间的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纳入到行政诉讼范畴。一直以来，由于看守所的特殊职能及与刑事诉讼间的密切关系，常把看守所内的管理关系简视为刑事法律关系，把对犯罪嫌疑人的监管视为单纯的司法行为，将犯罪嫌疑人看作是被监管者而忽视了其作为独立社会权利主体的地位。在这一不平等的监管思想指导下，犯罪嫌疑人只能通过事后的刑事诉讼来实现权利救济，这样单一的司法诉讼救济方式很难全面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应完善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国家赔偿诉讼的救济体系。

3.充分发挥律师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应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以更好地保护其合法权利；应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律师阅卷的相关规定，给律师依法执业提供更大空间，使犯罪嫌疑人能更早、更多地获得专业辩护人的帮助。

4.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应扩大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不仅人民法院应为其指定辩护，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都应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5、确保国家赔偿制度的落实

《国家赔偿法》是集中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利保护的一部法律，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15条明文规定了刑事诉讼中的国家赔偿范围，第19条对相关赔偿义务机关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是犯罪嫌疑人在经审判确认无罪后获得国家赔偿的法律依据。

但该法第20条将赔偿义务机关对侵害行为的确认作为赔偿的前置程序，即“只有经赔偿义务机关确认侵权事实后，受害者才能够得到赔偿，对于公检法等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而言，可以经过在诉讼程序获得的相关纠正错案的法律文书，从而获得确认。然而，对于看守所内监管人员的违法监管造成的权利损害，通常属于事实行为，不可能获得所谓纠正错误的文书，那么就只能由监管方确认，在这一环节中，确认的主体、标准、程序都应当受到严格的把控，以切实落实《国家赔偿法》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救济”。

参考文献：

1.参见郭茜：《“躲猫猫”事件透析看守所体制亟待改革》，《法治在线》2008年第8期。

2.程武，王焰：《论我国看守所管理制度的完善机制》，《群文天地》2009年第2期。

3.参见杨瑞侠：《我国犯罪嫌疑人的人道待遇权利》，《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4.欧昌浩：《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研究》，《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报》2007年第2期。

5.包玉秋：《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

6.穆昌亮，许家铭：《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缺失与确立》，《长白学刊》2010年第4期。

篇3

论文关键词 看守所 牢头狱霸 公信力

自2009年云南“躲躲猫”事件以来，监管场所发生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不时见诸报端。“牢头狱霸”现象严重破坏了看守所监管秩序的安全稳定，危害了其它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看守所检察工作也深受质疑。笔者从事驻所检察工作多年，提出从看守所、管教干警和在押人员的三维立体检察视角来有效预防与遏制看守所“牢头狱霸”滋生、蔓延的检察对策。

一、依法深入监区三大现场，全面强化对看守所日常安全检察监督，落实事前监督机制，不给“牢头狱霸”活动造成空隙

“功夫在平时成效亦在平时”，驻所检察的日常监督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监督工作。派驻检察工作人员坚持日常监督中严格要求深入押员“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对检察中发现监管场所的监管漏洞、安全隐患和违法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监督予以落实。

（一）加强对看守所安全设施检察监督，确保安全设施有效，对在押人员日常活动实行全方位监督，防止事故盲区、盲点出现

从监管场所发生押员非正常死亡事故案例来看，主要是监管部门工作存在问题，“躲猫猫”事件调查过程中发现该所监控设施损坏竟达半年之久未修复。试想如果事发前驻所检察工作人员有科学的事前监督机制，及时提出整改建议，这样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加强对看守所安全设施检察监督重点是督促、配合看守所对监所围墙，监室门、门锁、窗、墙壁、铺板，放风场顶部钢筋网等处是否牢固和完好无损；在押人员加戴的手铐、脚镣是否牢固可靠；监室内和在押人员人身是否藏有可供人犯行凶、暴狱、脱逃、破坏、自杀的危险物品和违禁物品；通讯、交通、照明、电源、电视监控、报警装置、消防器材、武器等安全设施和装备是否完好；在监室内安装报警装置，确保在押人员受虐时能够及时报警；特别是要对监控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定期检查、及时维护和维修，确保有效，通过监控设施来仔细查看每个监室的全天同步录像，对在押人员日常活动进行全方位监督，防止事故盲区、盲点出现。

（二）加强对看守所执行和落实各项监管制度情况的现场检察监督，确保看守所日常管理工作到位，将“牢头狱霸”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下，有关司法机关陆续出台了对在押人员的警戒、教育、值班巡视、安全检查、生活卫生管理和对违反监规行为的制裁等严惩“牢头狱霸”、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一系列制度，《看守所条例》和《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对看守所的监管执法和刑罚执行活动有着明确的规范作用。但这些管理措施、制度得不到有效地贯彻落实时就会给滋生“牢头狱霸”行为造成空隙。从诸多“牢头狱霸”事件中不难发现，“牢头狱霸”现象频发的主要问题在于监管执法和刑罚执行不规范，没有严格执行规定，执法管理活动比较随意。驻所检察人员应充分发挥法律监职能，深入“三大现场”，对看守所监管干警是否及时到岗履职进行检察督促；对看守所维护监所安全的规章制度是否严格执行、全面落实进行检察监督；对看守所日常管理是否到位、存在漏洞进行实时检察；发现违法问题或可能出现的“牢头狱霸”倾向性苗头，及时向看守所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并督促落实，将“牢头狱霸”扼杀在萌芽状态。

二、依法对看守所干警执法行为实行检察监督，全力为监室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铲除“牢头狱霸”滋生的温床

对在押人员的各项监管活动和刑罚执行活动都是通过看守所干警来实施的，要有效预防与遏制看守所“牢头狱霸”，必须更新监管干警思想观念，规范监管干警执法行为，强化监管干警责任意识。

（一）更新监管干警思想观念，强化监管民警的人权保障意识

现实中，尤其是西部等较为偏远地区，诸多看守所管教人员来源于部队转业军人、公安机关原老科所长等，管理理念陈旧，管教方式简单粗暴，法制意识淡薄，缺乏耐心。加上，我国历史长期形成的对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采取的“重打击轻保护”传统法制理念造成监管干警法治观念缺失、人权理念弱化。部分监管干警持“一看二守三送走”、“关得住，逃不了，不死人”的保守观念，长时间不深入监室了解掌握情况，管理教育松懈，监舍秩序混乱，给“牢头狱霸”留下可乘之机，为“牢头狱霸”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在驻所检察工作开展中，驻所检察人员要依法履行保障在押人员权益的职责，加强与监管干警的联系沟通。通过警示教育、法制宣传教育、狱情分析会、个人谈话等方式来更新监管干警思想观念，削除监管干警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沉疴，把执法理念转变到对人权保障的认识上来。

（二）加强对看守所监管干警管理在押人员行为的检察监督，强化监管干警的责任意识

监管干警的监管理念，直接影响到在押人员的社会地位与生存处境。监管干警责任心不强、怂恿是滋生“牢头狱霸”的一大成因。现实中，有的监管干警无视其它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信奉“以毒攻毒”的治监“秘决”，试培育出恶势力来帮其行使监管职能，这客观上为“牢头狱霸”提供了发展形成的条件；有的监管干警收受“牢头”的某种好处，对其恶行不予制止，加以放纵；有的监管干警滥用监舍里安排的“耳目”；这些充当“管理者”的一些在押人员仗势欺压其他在押人员而成为“牢头狱霸”。驻所检察人员应依法检察监督看守所监管干警对在押人员的规范管理行为，强化监管干警责任意识，要求干警对在押人员实行直接管理，规范化监管执法行为，禁止监管干警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公开或变相委任号长、管号等协管人员，把管理权限“下移”。

（三）严查“牢头狱霸”现象背后的监管干警渎职、失职行为，依法追究监管干警的责任

依法追究监管干警的责任是强化其责任意识的最具刚性的手段。多年的实践证明，许多典型“牢头狱霸”现象的背后都会存在监管干警的渎职、失职行为。有的是利用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造成“牢头狱霸”；有的是对“牢头狱霸”现象视而不见，放纵“牢头狱霸”；有的是对“牢头狱霸”查而不处；有的是巡视、观察不到位对自己分管监室的“牢头狱霸”现象不清。驻所检察人员发现监管干警存在以上行为，要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发出检察建议，对不予纠正或采纳建议致使“牢头狱霸”产生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党政纪责任，造成“牢头狱霸”打他人死伤等严重后果的，要及时介入、收集证据、查明事实和原因，对监管干警存在的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等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及时追究涉案人员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三、依法对看守所在押人员进行检察监督，做实教育与打击相结合的控制机制，减少“牢头狱霸”延续和发展空间

“牢头狱霸”现象的实质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自身的恶习在看守所这个新环境下的延续和发展 。因此，做好对“牢头狱霸”行为的正面引导、矫正和惩处对预防与遏制“牢头狱霸”意义重大。

（一）对在押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告知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实施正面引导

长期以来，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的法制教育力度不够，“牢头狱霸”不能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被“牢头狱霸”欺凌的在押人员不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驻所检察人员要经常性深入羁押场所，通过上法制课、办宣传栏、法律、法规、监规知识竞赛活动等方式宣传牢头狱霸行为的危害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对收押新入所人员，应当告知其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不准欺压他人，也不被他人欺压，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及时报告，并告知报告方法。与新收押员谈话了解其入所后是否有挨打和受欺侮情况；加强对监室的巡视监控，严密掌握在押人员思想动态，经常性对在押人员进行体表检查；增强在押人员的自我维权意识，鼓励其主动检举揭发和坦白交代存在的牢头狱霸行为；从而有效预防、减少牢头狱霸现象的出现。

（二）对在押人员实行教育转化，矫正心理障碍，铲除“牢头狱霸”的思想根源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有“牢头狱霸”行为的在押人员都有其认识性缺陷的思想根源，只有矫正在押人员心理障碍才能从源头上预防“牢头狱霸”现象的发生。驻所检察人员应坚持“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方针，加强与在押人员谈心交流，畅通与在押人员的沟通渠道，倾听在押人员的呼声，做实在押员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赢得在押人员的信任。通过深入调查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查找他们的犯罪根源，对他们进行“法、理、情”相结合的道德品质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疏导在押人员心理，来消除他们的对立情绪，矫正他们的心理障碍，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改正他们自身的恶习，才能铲除“牢头狱霸”的思想根源，使其改造成有益于社会的新人。

篇4

随着对看守所在押人员人权保障问题的关注，对其申诉权利的保障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日益得到重视。围绕这个问题，芜湖市公安、检察两部门在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看守所投诉处理机制项目”课题组的指导下，全面启动了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试点工作，这对于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的构建意义非凡。

一、背景介绍

按照我国《看守所条例》第2条的规定，看守所是专门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刑罚执行机关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1]由此可见，看守所在押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执行短期徒刑的已决犯；另一类则是未决犯。而对于未决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未经法庭终审判决的在押人员不是罪犯，因此，即便在羁押状态下，其合法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和保障。因此，不管是已决犯还是未决犯，都具有双重身份，其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如果他们的合法权益收到侵犯，应当依法享有申诉权利。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看守所在押人员提供一套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是指看守所在押人员对其生活待遇、人身权利、诉讼权利等方面有不满时向有权者提出，以寻求解决的一种救济方式。严格说来，我国与看守所的设置、规范化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均没有出现“投诉”一词，代而存在的是“控告”、“申诉”、“检举”。但因“投诉”的外延更为宽广，不仅能将“控告”、“申诉”、“检举”等词的应有之义涵盖其中，而且通俗、平和，哪怕只是对生活处遇的一些不满或抱怨，也能用“投诉”来表达，所以我们将保障看守所在押人员权利的制度设置命名为“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

二、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的相关原则

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以及理论层面的研讨，[2]我们目前总结出了以下若干原则，指导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的运行。

第一、秘密投诉原则。众所周知，检察机关对于举报人都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实行严格保密制度。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权益，由于所处生活环境的关系，其权益更易受到侵犯，更要注意保护。以往，在押人员无法完成投诉的一大原因就是“不敢投诉”。[3]如果在押人员因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而不敢投诉，那么投诉处理机制的设置便流于形式。这就需要投诉受理主体对投诉信箱的放置位置、投诉调查方式、投诉信件的密封等进行详细考虑，注意对投诉人的保护。

第二、及时处理原则。投诉的目的是为了处理，有些投诉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如果不及时处理便失去投诉的意义，即使投诉的问题不具有时效性，考虑到证据的固定、问题的调查和在押人员羁押期限，也要及时进行处理。就期限而言，无论处理投诉的是哪个机关哪个部门，都应以迅速及时为原则。有了处理决定以后，还要及时向在押人员反馈。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对于当面能解答的，投诉处理主体应立刻告知在押人员，事后形成书面的反馈意见，并且由在押人员签收。不能当面解答的，则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调查、取证，尽快的做出处理决定，并向在押人员反馈。

第三、公开公正原则。有关投诉处理主体在对投诉案件进行及时处理后，及时将投诉处理程序和结果进行公开，不仅可以使在押人员信服处理结果，消除其对立情绪，而且可以提升司法公信力，化解社会矛盾。荷兰、西班牙等国家的有关机构在调查处理在押人投诉案件后，都注意调查和处理结果的公开，特别是选择一些公众关注的案件通过媒体公开调查处理结果，以接受社会的评价和监督。[4]因此，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对投诉案件处理结果的公开，试点以来，经常选取一些典型的案件进行公开通报。为了确保投诉案件的公正处理，从社会各界公开选聘投诉委员组成投诉处理机制委员会，独立对投诉案件进行调查和处理

第四、依法进行原则。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作为一项新生改革事物，其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依法进行，不能突破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非但不能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人权，反而会导致权利的滥用，破坏现有的监管秩序和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损害现有的在押人员权益保护机制。“在社会转型中，在法治发展过程中，检察权作为一种公权力，一定要自省、内敛和谦抑，否则，检察权也是会被滥用的。”[5]所以，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必须依法设置，投诉处理主体必须依法开展各项工作。

三、引入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的现实意义

在看守所中引入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不应为一种应时之举。设立投诉机制的宗旨是为了在犯罪嫌疑人遭受不合理对待时，能有一套有效的救济路径使其传达的诉求得以妥善解决。同时，完善的投诉机制存在本身就是对实施违法违规的行为主体的一种威慑。因此，探讨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投诉机制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投诉机制有助于增强在押人员的维权意识。“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6]人权价值实现的真正动因在于人自身，在于权利主体的自我觉醒，在于人权主体的人权意识的遗传性决定。而在我国看守所在押人员权利保障实践中，由于在押人员缺乏权利维护意识，当权利收到侵犯时或者明知权利收到侵害，不知道使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致使其权利维护受到限制。因此，要通过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对在押人员进行权利维护意识教育，让其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其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其次，投诉机制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监督水平。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工作通过增加新的工作内容，提出新的工作挑战和要求，全面充分提高检察机关的监督水平。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室通过在押人员的投诉，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在押人员的思想动态，从中发现监管执法行为的薄弱环节及其隐患，及时向看守所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做到有效监督。通过对在押人员各种投诉的处理，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再次，投诉机制有助于规范看守所的监管行为。看守所管理人员通过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及时掌握在押人员的心理、生理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于出现的侵权事项在投诉发生前快速反应，有的放矢，及时避免监管不当或违法行为的发生，从而与在押人员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的试行，极大提高了监管队伍的素质，改善了监管执法环境，规范了监管执法行为。

最后，投诉机制有助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室在对看守所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定期将在押人员投诉处理工作情况向看守所通报，并将投诉处理结果向在押人员反馈，对在押人员情绪进行疏导，以消除看守所管理人员和在押人员之间的对立情绪，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目的。同时，不断完善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盘棋”思想，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稳定。

注释：

[1]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缩小了看守所代为执行刑罚的范围，在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这样，看守所羁押已决犯的范围由“剩余刑期1年以下”修改为“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参见张军、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新制度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

[2]张伯晋：《安徽芜湖：试水“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检察日报》2011年8月1日，第3版。

[3]参见孙皓：《在押人员不能离开投诉机制》，载《法制日报》2011年1月12日，第12版。

[4]笔者于2011年12月曾随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赴荷兰、西班牙考察当地羁押场所投诉处理机制，了解到上述情况。

篇5

你们好！我叫xx，今年33岁，是二中队副中队长负责二中队工作。一年以来，我在工作中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始终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履行着一名看守所人民警察的基本职责，默默无闻，尽职尽责的奉献着。正是平凡的工作岗位锻炼了自己能吃苦、肯干事的个性，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公平、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作风。工作中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对待本职工作，热爱看守事业，甘愿奉献。现就一年来思想、学习、工作各方面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学习，注重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提高。

一年来，始终坚持认真学习，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家庭观和财富观，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坚持"两个务必"，保持积极向上的追求和健康向上的心态，以平常心看待名誉、地位和报酬，不断加强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自己能自觉参加公安局、看守所、中队各种会议,一年来，共写心得体会、学习笔记累计1万余字。中队全体民警在我的带领下，思想觉悟都上了一个台阶。通过扎实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为自己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日常工作中在上级的领导下，同志们的帮助下，自己不断的总结下，自身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能够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注重更新知识结构，重点加强业务和法律知识学习，在一年中，我认真系统的学习了人民警察法、看守所条例实施法、看守所各种规章制度。并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使自己更加胜任本职工作。

二、爱岗敬业，想事干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想事干事，注重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岗位，用尽量短的时间实现由外行到内行的转变，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努力钻研，不断提高。

尽心谋事，倾力干事，力求多干一点实事、留下一点印象。任职以来，抱着“多干少说、先干后说、干好让别人评说”的决心，我一直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珍惜岗位，热爱本职，用一个党员、干部的标准经常要求、告诫自己，鞭策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在政治上做明白人，在生活上做廉洁人，在工作上做带头人。我在负责二中队的收押、释放方面，提讯、提解方面，门卫、监控、巡视值班方面，全中队人员均无发生违法违纪现象，更无出现监所安全事故，真正做到了“三无一降”的带头人。

三、深入开展深挖犯罪工作，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第二战场的作用。

为有效打击和惩治犯罪，根据看守所实际情况上级及时调整工作步骤，采取加强领导，全警参与，任务分解，健全奖、惩机制的方法，把深挖犯罪工作的具体任务分解到每名民警。并与奖励、年终考核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大家深挖犯罪工作的积极性。年初至今，我负责深挖犯罪这一块一共给办案单位提供线索50多条，目前，协破案件16宗，百分之一百零六完成了省厅下达的深挖任务，其中重大13起，一般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3万多元，其余线索刑侦大队及派出所仍在积极查处之中。理所当然，这些成绩是在上级的领导下，同志们的帮助下，自己的努力下取得的。在此，我向领导和同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怀和帮助。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方向：

篇6

【关键词】监所检察；现状；问题；完善

一、监所检察制度概述

监所检察，又称监所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一词语由监所和检察两部分组成，监所，指的是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等执行机构；检察，则是指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活动。监所检察指的就是由检察机关对上述监所部门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制度。监所检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派驻检察，二是巡回检察。派驻检察是监所检察的主要方式，而巡回检察则只适用于那些常年关押人数较少的小型监管场所。监所检察是我国检察机关最基本的业务之一，自检察机关设立以来就存在监所检察制度，它在国家法治建设和政治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监所检察制度起到了保障在押罪犯人权、打击监所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对刑事执行工作开展监督的重要作用。

二、监所检察制度的设立依据

（一）监所检察制度的法理依据

我国之所以要设置监所检察制度，主要的法理依据是国家机关间分权制衡的理论。在我国，刑罚的执行权由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等部门行使；犯罪嫌疑人由看守所监管，负有类似监管职能的还有劳动教养机关和未成年管教机关。这些机关中既有行政机关，也有司法机关，他们都担负着惩罚、教育、管理、改造违法犯罪分子的责任。在他们和被监管者的关系中，监所机关处于强势地位，被监管者则属于弱势的一方。监所机关为实现执行判决、裁定、劳动教养决定书中的内容，为达到执行目的，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手段，这就导致在现实中监所机关侵犯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被监管人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很难寻求到外部救济，因此需要在监所机关内设立一个供其申诉的地方。同时，监所机关掌握着为被监管人办理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事项的权力，这种权力如果行使不当也会对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种种现实使得客观上需要有一个相对中立的机关来监督监所机关的行为，保障被监管者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责任便当仁不让地落到了检察机关的头上。监所检察权能够对行政权和司法权形成有效制约，确保他们能够依法执行自己的职权，从而实现国家机关分权制衡，保障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便是设立监所检察制度的法理依据。

（二）监所检察制度的法律依据

监所检察制度设立的法律依据最早来自于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置行使、法纪、监所、经济等检察厅”的规定。此后，立法机关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监所检察有关的法律法规，如《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工作细则（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试行）》等。但这些法律法规随着时过境迁，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监所检察工作的需要，因此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以往监所检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出台了《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和《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下称“三个《办法》”）。这“三个《办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各监所部门的检察职责以及具体工作方法，可以视为现阶段执行监所检察制度的专项法律依据。同时，刑诉法、监狱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监所检察的规定，也是监所检察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

三、监所检察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一）立法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

与监所检察有关的现有立法虽然名目繁多，但过于分散，缺乏系统性，实践中的可用性不高。相关的立法除了上述“三个《办法》”外，还有《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发现有违法情况的，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看守所条例》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等等。但这些条文相对比较原则和笼统，实务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用到较多的“三个《办法》”主要由检察院自行制定，属于检察院内部的工作流程，法律效力层级过低，权威性也受到一定质疑。这些立法层面的不协调，导致监所检察出现“派而不驻”、“驻而不管”、“管而不严”等问题，给监所检察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适用法律方面的困难和不便。

（二）监督手段刚性不足，监督方式不合理

要实现监所检察的监督职能，需要有一定具备强制力的手段作为后盾，才能充分发挥监所检察的效力。《刑事诉讼法》规定监督的手段主要是“提出书面纠正意见”，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但是这些“意见”是否被执行机关采纳，执行的效果如何，不执行的后果如何，监所检察机关除了向上级检察部门反映之外，并没有很有力的后续手段来过问，这无疑会制约监所检察职能的发挥。当前我国监所检察的主要方式仍然以事后监督为主，而表现形式主要为提出书面意见，对监所机关的监督力度太弱。例如，对于监所检察在减刑和假释问题上的乏力表现，有学者总结道：检察人员无权参与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的会议和发表意见；在公示期内不允许检察人员对公示的内容提出异议；无权介入减刑假释的审批程序，在减刑假释的决议通过后，监狱在向法院提请的同时才向检察机关通报3。由此可见，由于检察机关难以对减刑假释程序施加实际的影响，因此这种事后监督的形式形同“花瓶”，难以发挥检察权应有的作用。

（三）基础性保障不到位，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目前包括检察院、监狱、劳动教养所的经费都主要由地方财政保障，驻监所检察机构的经费纳入检察机关的总体经费，在检察机关本身业务经费都紧张的情况下，监所检察的经费就更加难以保证。许多监所检察室的办公条件较差，驻监所检察人员的补助难以就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基础性保障的不足，使得部分监所检察人员求助监所单位为其改善工作条件，提高适当补贴，而为了与监所检察人员搞好“关系”，监所单位也乐于提高这种“帮助”，长此以往，监所检察室和监所单位难免结成“利益共同体”。监所检察室本来应该是独立于监所单位之外的监督机构，却因为财政保障的不足而被监所单位“收买”，失去了其应有的职能，违背了检察权的监督职责定位，损害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部门的形象。而且由于过去“公检法是一家”的偏差认识，加上监所检察人员与监所工作人员长期在同一监管场所工作所形成的“熟人关系”，都使得监所检察机关很难有决心和力度查处监所单位的违法犯罪案件。即便有时发现监所单位的问题，怕影响彼此关系也不会真正加以查处，这些都违背了监所检察机关设置的初衷。

（四）监所检察人员配置不足，部分人员素质不高

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有监所派出检察院80个，派驻检察室3204个，这些派出、派驻监察机构共有派驻检察人员9000多人，对全国95%的监所单位实行了派驻检察。平均下来每个监所检察室的人员不足3人，而目前监所单位关押的人员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这样的配置比显然难以满足现实需要。监所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的主要业务之一，工作性质的繁杂和工作地位的重要，决定了监所检察工作应当由高素质专业检察人员来承担。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驻监所检察室不仅人员配备少，而且往往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业务素质偏弱，很难担负起法律赋予的监所检察职责。

四、监所检察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监所检察制度虽然发挥了重要的法律监督作用，但是在现实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有效的发挥这套制度的优越性，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加强监所检察部门权限

刑事诉讼法中专门规定监所检察的的条文不多且不够明确，影响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建立在立法中对这一问题加以明确，例如明确规定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法律强制力，监所检察监督权应当如何行使，以及不服从检察监督将受到的制裁后果等，从而保证检察监督的效果和质量。具体而言包括首先要加强监所检察部门在罪犯减刑假释中所起的作用，其次是要明确监督时效。三是要修改制定《看守所检察工作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完善监督程序，规范监督方式；在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的有关立法中，应将一些弹性监督条款改为刚性规范，制定一部统一的、能够协调不同执行机关关系的、能够有力保证执行公正和高效率的刑事执行法律规范。

（二）推行监所检察工作新机制，落实监督责任制

监所检察工作要加大创新，积极思考和探索新的工作机制，推动开展质量考核、绩效管理、规范办案流程等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要建立健全工作岗位责任制和工作目标责任管理制，结合工作现状制定和完善实用的监所检察制度。其次要以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作为突破口，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实行羁押期限告知、羁押期限跟踪等制度，把对超期羁押问题的监督落到实处，切实预防和及时纠正超期羁押。第三要建立健全派驻监所检察干部定期轮岗交流制度，防止派驻检察人员被“同化”。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责任制，使监所检察人员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使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三）完善监所检察手段，确保监督效果

驻监所检察干警对监管部门呈报的减刑、假释材料要认真审查，及时发现问题，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检察机关监所部门要审查执行机关上报的减刑、假释罪犯的对象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应向执行机关口头建议或发《检察建议书》督促监管单位及时纠正。如果在书面和实质审查中发现执行机关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活动中有违反法律或有关规定的情况，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对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有关部门，凡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要依照纪律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

（四）落实检务保障，确保监督到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就在《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切实把监所检察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进一步加强领导”。并提出要规范派驻监察机构建设，派驻检察机构的经费要独立预决算或直接拨款，对派驻检察室实行规范化等级管理，鼓励各级检察机关加大对监所部门的资源投入。最高检的规定已经相当明确，现在欠缺的就是具体的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及检察机关经费分配部门要增加对监所检察部门的投入，改善其工作条件和人员待遇；并为驻监所检察室装备现代化网络及监控设备，实行专人负责，专人管理；提高监所检察人员的干警职级，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五）加强监所检察人员队伍建设，重视其素质提高

最高检在《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中也提出要加强监所检察人员建设的要求――“逐步优化监所检察队伍的人员结构。把综合素质好，协调能力强的业务骨干充实到监所检察部门，对不适合在监所检察部门工作的人员要及时调整”。要落实这一规定，首先应当把能力强、态度端正，组织协调能力出色且年富力强的同志调到监所检察部门，逐步淘汰能力差、态度不端正、业务能力差的人员，从队伍建设层面提高监所检察工作人员的素质。其次要加强监所检察人员的政策学习、法律学习和检察实务学习，加强对办案业务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办案能力和应用技术能力。通过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工作到老学到老的方式，使其工作能力在实践中迅速提高，从而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监所检察队伍培养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永恩.监所检察教程[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2.

篇7

“司法改革是否在走回头路?”这是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2月1日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下称《报告》)要论证的主要问题。《报告》由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主持，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37名博士、硕士参加。

在法学界热议司法改革未来走向的当口，《报告》的出台引发多方关注，而其结论也同样引人深思。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徐昕说，他希望通过这个报告“给大家打打气”：司法改革趋缓，却依然在前行；尽管有反复和不足，但朝向法治和司法现代化，却是大势所趋。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此报告的结论，“司法改革迈向了决定大方向的十字路口”，徐听说。

法院正在成为“清道夫”

报告启动前，关于司法改革“有所转向”的观点早已产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司法正规化”逐渐淡化，转而强调“调解为主”，法官专业化的追求，逐渐被“法官大众化”的呼声替代，以前强调法院审判“依法律”，现在则提出要“依民意”。

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司法改革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发言称：“我有一个担忧，法院正在成为‘清道夫’，不仅要担负正常的司法审判工作，还要担负维稳职责。比如说北京奥运期间，法院就会派人去值班。还有涉法、涉诉案件，最后也要由法院去处理。”

徐昕也发现，法律人开始感慨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但又没有严肃的相关报告能证明这种变化。于是，做一份年度报告，分析总结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趋势，这个念头在徐昕脑海里产生。

从何处获取报告所需资料，是完成这份报告要面对的第一大难题。一个办法是尽量多地获取来自官方的材料。这些材料多是内部的，部分甚至，但是可信度最高，据此作出的报告也更具权威性。

《报告》的另一位执笔者、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博士卢荣荣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们曾征询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希望获取相关材料，但大部分请求都被婉拒，“即使给出的一部分，也被叮嘱只能看，不能用。”

于是徐昕选择了第二条路：尽最大努力收集网络上的资料。这些材料或源于公开报道，或直接源于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

“这些材料能反映司法机关已经在做或者正要做的，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证客观性。”卢荣荣说。

每隔一段时间，徐昕会组织学生就单项问题开会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汤唯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宗智以及北京大学的教授也经常给整个团队提供帮助。

铁路改革没了下文

《报告》指出了2009年司法改革的不足：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并未触及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

《报告》称，部分改革如规范涉法涉诉、推进司法廉政建设，只是权宜之计；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仍困难重重；某些方面，比如审判委员会及案件请示制度的改革，有所倒退，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

铁路司法转制即是一例。2009年7月23日，国家公务员局官方网站上一则工作动态称：国家公务员局、铁道部在京联合召开铁路公安民警公务员过渡工作会议，对铁路公安民警公务员过渡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这被视为“终结铁路司法时代”的信号。不过，这个改革在卢荣荣看来，“已经没了声音”。她告诉本刊记者，根据《报告》，铁路司法改制还只限于铁路公安的这点动作，“他们开了个会，安排了考试，铁路公安也由企业制转为公务员”。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人、财、权如何从铁路系统脱离出来，以前的部门是保持原有建制，还是回归公检法?是直属于中央，还是分归地方?另外，铁路法院、检察院何时改制?这些都还没有提上日程。”卢荣荣说。

云南“躲猫猫”事件推动的监所体制改革也引起《报告》撰写人的关注。发生于2009年初的该事件，暴露出监所管理制度混乱、管理人员渎职甚至纵容培养牢头狱霸、、监管执法不公开、监督流于形式、问责制度缺失等问题。

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全国看守所展开为期5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出台《看守所防范和打击“牢头狱霸”十条规定》，建立收押告知、被监管人员受虐报警和监室巡视监控等制度。

但这些措施在《报告》看来并不足够。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告诉本刊记者：“关键是看守所应从公安机关分离，归属司法行政机关，实行羁侦分离。学界呼吁了很久，有关部门一直不为所动。”

改革看来难以一蹴而就。卢荣荣期待2010年羁侦分离改革能有所突破。《报告》也特意提到，在2009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拘留所条例(征求意见稿)》，“这是一个信号：根据征求意见稿，拘留所与看守所已有了分离的趋势。”

“放下法槌、脱下法袍”

2009年，学界争议较大的是最高法出台的两份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

意见后，各地法院相继改革。江苏法院开始强调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全程诉讼服务；上海、广东、山东、福建、黑龙江、湖南等地法院则进一步推进“立案窗口”建设。

一些法院走得更远。陕西陇县开始推行“一村一法官”的工作机制：在年平均发生纠纷20件以上的村，每村设立一个法务庭，加件以下的村，4至7个村设立一个法务庭，确定一名法官负责联系指导员。指导员则由驻村法官和民警担任，“把工作任务和维稳责任落实到村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的言论颇具代表行，他说要“放下法槌、脱下法袍”。“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样戴着头套，穿着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吗?”他建议法官改穿制服，“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观察家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从未像这一段时间里如此明确过：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保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这引来学界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刘作翔表示，他曾专就此事在陕西省高院谈过看法。他认为，现在各地法院院长，尤其是过去曾从事过政治工作的院长，老是把司法、诉讼直接看成是家长里短，看成是婆婆妈妈。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不赞同法官与群众走得太“近”。他认为，为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法官要尽可能避免过于主动地行使权力，只有当事人向法院提讼，法院才能够受理。中立的司法，更容易服判息争。

篇8

关键词：司法警察；服务办案；参与办案；监督办案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人权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程序”、“技术侦查措施”、“社区矫正”、“特别程序”等一些刑事诉讼法学的先进理念以及我国近几年来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纳入法律加以确认，作为检察机关的职能机构，司法警察部门的工作也必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刑事诉讼框架中，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履职日趋多元化，然而最主要体现在配合自侦部门办案，保障办案安全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今后司法警察“服务自侦、参与自侦、监督自侦”三种基本履职方式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三个层面”为内容履行司法警察工作职责。

一、服务自侦

所谓服务自侦，集中体现在自侦办案时，司法警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履行职责，协助收集调取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和涉案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传唤、搜查、看管、提押、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等，确保检察官全身心投入到案件侦破中，保障办案安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司法警察履行职责，配合办案具有一定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91条增加了应立即将被拘留人、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这种修改的目的，一是减少超期羁押。司法实践中，送往看守所之前的侦查羁押是不能作为先行羁押来看待从而折抵刑期的，规定在拘留逮捕后立即将被押人送看守所羁押，实际上杜绝了侦查机关变相超期羁押的现象，减少了犯罪人最后被实际羁押的时间；二是保障办案安全，减少办案安全事故的发生。看守所作为专门的羁押场所，其安保机制比较完善，而侦查机关的办案场所并非专门羁押场所，规定将被拘留逮捕人立即送往看守所，能有效降低办案安全风险。基于这两点修改意图，相应地就对法警押解工作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下，要求法警在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时间将被逮捕人送往看守所羁押，司法警察部门就必须时刻处于待警状态，随时出警执行相关强制措施。

（二）刑事诉讼法第117条第2款规定了传唤、拘传持续时间的特殊情况。即“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第3款规定了“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作为自侦案件中传唤、拘传工作的执行者和传唤、拘传到案后看管工作的执行者，司法警察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明显加大。在此过程中，为坚决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等办案安全事故发生，要求司法警察部门在警力分配、责任机制、防范预案上下功夫加以应对，切实防范办案安全事故发生。

二、参与自侦

从法律层面上看，司法警察参与自侦办案并没有相关具体规定，只是在《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参与检察活动，根据检察长授权，“完成交办的其他任务”，但何为参与，参与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法律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当前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队伍建设不断加强，队伍素质普遍提高，工作中耳濡目染也会积累一定的办案经验，司法警察参与职务犯罪侦查的实践经验已渐渐成熟。为了充分用好这支队伍，在当前检察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针对这次刑诉法修改几个方面的新要求，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侦查工作。

（一）可以探索赋予司法警察部分侦查权。刑诉法第130条对人身检查做出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对人身检查的主体笼统地规定为“侦查人员”。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框架内，检察官扮演了自侦案件侦查人员的角色，承担着与公安机关类似的侦查职责。人身检查是传统的侦查手段之一，其运用有着严格的限制，牵扯到公民人身权的保护，要求侦查人员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技侦手段，显而易见，这样专业的侦查手段由检察官来运用是不现实的。检察官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主体，一般上并不具备专业的侦查技能，并且其精力有限，应该保证检察官将精力集中在案件侦破策略制定和法律运用上。而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检查这一任务由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承担，符合人民警察的职业性质，有利于从理论上解决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存废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质疑不断，共同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尽法律监督之本质，将带有强制性质的侦查权赋予文职化的检察官不符合侦查权的内在要求。如果将一些带有强制性的侦查权力赋予司法警察，这一争议就会得到有效解决，为检察机关侦查权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二）可以探索实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一直以来，司法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如何在自侦案件中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新途径，也就是“检警一体化”的办案机制。如在协助侦查过程中，司法警察不仅要熟悉自己的职责和技能，又要懂得案件侦查的程序和方法；案件侦查、决策、人员组织、指挥等由主办检察官负责，检察官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侦查方向，研究案件的突破和质量把关上；司法警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履行职责，协助收集调取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和涉案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参与讯问、询问、执行传唤、搜查、看管、提押、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等，这样，既可以保证检察官集中精力突破案件，又可以确保办案安全。比如，在看管、押解环节的检警间协作就要求在执行看管前，侦查人员与司法警察要共同分析、掌握被看管对象的家庭情况、涉案情况、思想情况等，使法警对被看管对象的情况心中有数，以便于主动配合侦查人员开展审讯工作。建立“检警一体化”办案机制有几方面优点：一是能有效确立检察官司法人员公信力，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二是检警互通案情，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降低办案成本；三是司法警察直接参与办案，有利于办案安全；四是检警以不同方式、不同角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思想政策法律教育，有利于案件侦破；五是可增强自侦部门的办案力量，锻炼司法警察队伍。

（三）可以探索建立司法警察对证人的保护制度。刑事诉讼法增加第62条规定了证人的保护制度，此次制度设计旨在加强对证人的人身安全保护，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作证难这一顽疾，但是在制度的设计上，由谁来担当具体的保护职责成为关键性问题。所以，可以探索由司法警察来承担起保护证人的职责。一方面这是由司法警察制度的设计初衷来决定的。司法警察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保证办案安全，而保证办案安全不但包括采取各种措施杜绝办案事故的发生，更应当包括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由司法警察负责保护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也具有现实的可能。近些年，随着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装备建设的不断完善，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一重大职责。并且对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来说，把公诉方准备出庭的证人交由本院司法警察部门保护，相对于交公安机关保护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监督自侦

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作为检察院自侦案件的重要参与者，相关规定也同时赋予了司法警察对于检察官的办案程序是否合法一定的监督权力，例如《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看管工作细则》第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执行看管任务时，应当适时提醒办案人员遵守办案时限，发现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体罚、虐待、刑讯逼供时，应当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向主管领导报告。”《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区设置和使用管理规定》第12条、《天津市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区使用管理办法》第4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此次刑诉法新增第54条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第117条规定了传唤、拘传的时限以及限制性规定，第121条对录音录像做出相关规定。这些法条均是对侦查权力的限制性规定，同时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以上几条限制性规定意义重大，反映了国家立法机关对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多发的刑讯逼供、非法羁押、变相刑讯等不良现象的反思，是从立法高度上的回应。

篇9

    陕西省吴旗县农民白彩珍因家中被盗，报案后派出所又未能及时出警，多次上访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与当地公安局长发生口角，不料却因此被行政拘留七天。

    白彩珍是吴旗县新寨乡堡城村村民。她介绍说，2月23日晚，她发现家中17000余元的借款条据和174元现金被盗，当晚就向县公安局铁边城派出所报案。在此后的几天里，她多次打电话并到派出所询问，希望能尽快出警了解案情。然而直到3月4日，铁边城派出所的民警及协警员才第一次来到现场调查。随后，为让此案尽快破获，白彩珍先后多次找到该县公安局局长张鸿翔、副局长宗海明及县里有关领导，并得到县里领导的批示。

    白彩珍说，4月26日下午，她拿着县领导的批示再次找到张鸿翔，希望尽快侦破她家的盗窃案，没想到张鸿翔却对她说：“你找到哪个领导也没用。”于是白彩珍说：“你绝筋了（当地方言，意为人的素质太差），还当公安局长呢！”在发生口角过程中她被人带到另一房间。当天晚上，城镇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告诉她被拘留了，并让不识字的白彩珍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按了手印。由于她找不到保人又交不出保金，白彩珍于4月27日上午被送进看守所。

    记者几经周折采访到吴旗县公安局局长张鸿翔。张认为白彩珍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公开侮辱他人”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拘留七日的决定是恰当的。由于白彩珍干扰了正常工作，只有对她进行处罚，才能规范涉法上访人员的行为，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此事发生后，延安市公安局非常重视，于5月13日派出调查组到吴旗县调查此事。据调查组负责人、延安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曹延安介绍，整个事件过程中的确有警方人员出警不及时等问题，这说明当地公安队伍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执法为民意识不强。同时他指出，要严肃处理事件相关责任人，该辞退的辞退，该撤职的撤职。目前，白彩珍已申请了行政复议，请求撤消吴旗县公安局对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进行赔偿。

篇10

李庄案第二季

【本刊讯】（记者 徐凯 张有义 凌馨）作为一场被“剧透”的大戏，曾经的北京律师李庄，在刑期将满之时又面临第二季的审判。

来自重庆官方的消息称，因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已于4月2日向江北区法院对李庄提起公诉，法院业已受理此案。

不考虑减刑因素，如无新罪，李庄将于今年6月刑满出狱。但由于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最高刑期为七年，新的指控一旦成立，李庄短期内难以重获自由。

据检方称，2008年，李庄在担任一起挪用资金案的一审辩护人期间，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教唆证人违背客观事实改变证言，已触犯《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此罪被称为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李庄前刑亦由此而来。2009年12月12日，因在重庆龚刚模涉黑案中涉嫌伪证犯罪，时为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李庄被重庆市公安局拘捕。2010年2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其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成立，处1年零6个月刑期，判决在司法界引发巨大诟病。

新罪名为检方过滤的结果。4月1日，重庆公安局公布，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两项罪行。据《财经》记者了解，前罪仍关乎龚刚模案；后罪则涉及上海徐汇区一起旧案，李庄被指在这起挪用资金案中影响证人出庭证言。但次日检方即称仅诉后罪。

4月6日上午，受李庄家属委托，北京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和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学林，前往江北区法院调取卷宗，并于当日下午在江北区看守所会见了李庄。

杨学林称，李庄对书的指挥予以否认，认为所谓他在上海“引诱、 教唆”证人违背客观事实改变证言，证人按照他的授意向法庭进行虚假陈述，根本不是事实。

律师会见前一小时，法院对李庄进行了提讯。两位律师在会见结束时问李庄：“我们有没有向你眨巴眼睛？”李庄回答：“没有，一次也没有眨！”此前李庄获刑，正因事关龚刚模作证称李庄在会见时眨眼暗示其承认有刑讯逼供。

4月6日中午，杨学林对《财经》记者称，将首先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的法院。此前4月2日，重庆检方已就此公开称，根据相关规定，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法院管辖。

重庆检方的法律依据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罪犯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李庄案原审法院，即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李庄案第二季前景尚不明朗，此案已超越案件本身，在司法界引发巨大关注，更被指事关中国法治进程。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副总编辑刘桂明撰文称，李庄案已成律师的心结、死结。

案讯

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被查

【本刊讯】3月25日，工信部对外证实，其总工程师苏金生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具体原因则未公布。

据了解，其被查可能与任职电信管理局期间有关。

现年56岁的苏金生早年任西安市电信局副局长，主要工作经历与电信管理局有关，2000年至2009年长达十年间一直担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一职，直至2009年4月升任工信部总工程师。包括苏金生，工信部共有两名总工程师。

法制

《个体工商户条例（草案）》通过

【本刊讯】3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个体工商户条例（草案）》。

该条例的起草是为进一步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其中取消了对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人数、申请设立者身份的限制，放宽了经营范围，规定了对个体工商户的扶持、服务措施和个体工商户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行为规范等。

墓地年限与土地使用年限一致

【本刊讯】4月4日，针对媒体报道有民政部官员称“墓地的使用期限为20年”，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该提法“存在误区”，墓地使用期限与其占用的土地使用年限一致，一般为50年或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