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传销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禁止传销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年来，直销逐渐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传销活动。一些不法的单位和个人打着“快速致富”的旗号，诱骗群众参与传销，利用虚假宣传、组成封闭人际网络、收取高额入门费等手段敛取钱财，传销进一步发展为以“拉人头”欺诈等为主要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了逃避打击，传销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采取更为隐蔽、更为恶劣的手段进行不法活动，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严重打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也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引发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还有一些人利用传销从事迷信、帮会、价格欺诈、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针对上述情况，1998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指出，“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对传销活动予以禁止，加大打击力度。从法律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传销，并对传销的定义、表现形式、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和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出台条例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正确引导和规范我国直销业发展的需要。直销是众多现代经销模式中的一种，这种经销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对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经销模式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很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直销人员也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所以，极容易引发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而损害广大消费者和直销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加之直销这种经销方式进入我国的时间不长，公众对直销的认识也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区别合法直销和非法传销的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制定一部能够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既符合我国国情，而又内外一致的直销法规，对直销业正确引导、趋利避害、稳步开放、规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其次，是履行人世承诺的需要。根据人世承诺，我国应当在2004年底取消对外资在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领域设立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并制定与WTO规则和中国人世承诺相符合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这里所称的“无固定地点销售”，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销。作为国际社会间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政府一向十分注重履行自己的对外承诺。制定这两个条例正是我国履行上述承诺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两个条例的立法指导思想

(一)条例的内容要符合WTO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入世承诺

在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在人世3年后取消对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在设立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同时，作为中国人世承诺的一部分，《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310段规定：中国将与WTO成员进行磋商并制定符合中国具体承诺减让表以及中国在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义务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这两个文件中所称的无固定地点销售，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销。根据上述承诺，我国应当在2004年12月11日之后开放直销业，并制定有关直销活动的法规。在起草审查条例的过程中，将直销条例将要确立的法律制度与WTO规则和我国人世承诺作了逐条比对，在两者不相一致的方面，对直销条例进行了修改完善。应该说，现在正式公布的直销条例的有关规定与WTO规则和我国的人世承诺保持了一致。

(二)坚持从严监管

直销条例对直销业确立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直销业的发展。严格的监管制度可以尽量减少违法行为的出现，而只有合法经营，直销业的发展才能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按照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继续对传销活动坚决打击

一是“拉人头”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牟取非法利益的；二是“团队计酬”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是骗取入门费的传销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两个条例规定的监管制度的特点

(一)禁止了多层次直销

大多数开放直销业的国家既允许从事单层次直销，也允许从事多层次直销。考虑到目前我国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监管手段也较为落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多层次直销经营容易演变为“金字塔诈骗”和“老鼠会”，有可能使直销业的发展重蹈1998年以前传销的覆辙，因此，直销条例没有开放多层次直销，并且在禁止传销条例中也作了禁止性的规定，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直销条例第24条规定，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总额(包括佣金、奖金、各种形式的奖励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等)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并对计算的比例作了严格限制。这样的规定，实质上从计酬制度方面禁止了多层次直销，只允许直销企业从事单层次直销。同时，在认真研究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条例还对我国的直销模式作了一些特殊规定：一是从事直销活动的主体只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第4条)；二是直销企业可以直销的产品仅限于本企业生产人的产品以及其母公司、控股公司生产的产品。允许直销的产品范围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共同确定；三是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便于消费者了解产品价格和换退货，规定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还必须在其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设立符合条件的服务网点；四是直销产品应当明码标价，并且其价格应当与服务网点展示的产品价格保持一致。

国外立法既允许从事单层次直销，又允许从事多层次直销，只是分别规定不同的监管制度。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直销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经批准采取直销方式销售产品的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禁止传销条例同时规定，对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进行禁止。

(二)创设了新的监管制度

即市场准入的特别要求、直销产品范围控制和直销员培训制度。

(三)将国外原本为多层次直销监管设计的监管制度实施于对单层次直销的监管上

信息披露、保证金等制度，是国外对防止多层次直销演变为金字塔诈骗而设计的监管制度，对单层次直销没有作这方面的规定，我们虽然禁止了多层次直销，但仍然保留了这些监管制度。如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直销企业或者直销员不履行退货义务，条例确立了对直销企业实行强制提取保证金的制度，其规定：直销企业应当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账户，存入保证金。保证金的数额在直销企业设立时为人民币2000万元；直销企业运营后，保证金的数额应当保持在直销企业上一个月直销产品销售收入15％的水平，但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最低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同时，草案还规定了使用保证金的具体情形，并授权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责保证金的日常监管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保证金存缴、使用的具体管理办法。

(四)监管制度设计更为严格

在无条件退货制度、信息披露、保证金和直销员报酬控制等四项制度的设计方面更为严格。如对退货期限的规定，采用了国外立法例中较长的时限30天；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直销员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条例借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监管经验，规定了无条件退货制度，即：直销员和消费者在购买直销产品后30日内，产品未开封的，有权凭直销企业开具的发票或者售货凭证向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或者推销产品的直销员办理换货和退货；后者应当在7日内按照发票或者售货凭证标明的价款办理换货和退货。

针对直销活动的隐蔽性，以及直销过程中直销企业与直销员、直销员与消费者间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为了便于直销员和消费者及时掌握有关情况，防止上当受骗，同时，有利于监管，直销条例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企业需要进行报备和披露的项目也是较多的：直销企业应当依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建立并实行完备的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直销企业信息报备和披露的内容、方式及相关要求，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五)规定了严格的设立条件

是维持较高的门槛，只允许少数有实力的企业从事直销：还是适当地降低准入门槛，把多数希望进入直销业的企业纳入监管体系之中进行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制度设计思路，哪一个更有利于直销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条例起草中也进行了论证。日本、马来西亚、我国台湾对直销企业的设立条例没有规定，是公司即可。条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规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企业要成为直销企业必须提出申请，并经许可。申请成为直销企业应当具备四个条件：投资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提出申请前连续5年没有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外国投资者还应当有3年以上在中国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依照条件规定在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保证金；依照规定建立了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必须在拟从事直销活动的省级行政区域内设立负责该行政区域内直销业务的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出申请，并经许可。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是，必须在其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建立符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的服务网点，以方便和满足消费者、直销员了解产品价格和退换货及企业依法提供其他服务的需要。

(六)规定了严格的直销员培训制度

直销就是通过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进行推销，因此，包括直销员的招募、培训和直销行为规范等内容的直销员制度，是直销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条例对直销员制度作了严格规定。一是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可以招募直销员，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招募直销员。二是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招募直销员应当与其签订推销合同。未与直销企业或者其分支机构签订推销合同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事直销活动。三是直销企业应当对拟招募的直销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试。经考试合格的人员，由直销企业颁发直销员证后，方可从事直销活动。四是直销员在直销过程中不得有欺骗、误导等宣传和推销行为，并应当严格遵守出示直销员证、尊重消费者意愿等直销行为规范。

(七)明确规定了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条例的规定，负责查处本条例第7条规定的“拉人头”行为、“团队计酬”行为和骗取入门费的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电信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含有条例规定的传销信息的。由公安机关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在传销中以介绍工作、从事经营活动等名义欺骗他人离开居所地非法聚集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商务、教育、民政、财政、劳动保障、电信、税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查处传销行为。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协助有关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查处传销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应当根据需要，建立查处传销工作的协调机制，对查处传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传销行为，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三、认真把握法规、政策尺度

切实贯彻好两个条例

两个条例出台后，虽然有个别企业通过其国家在WTO代表团，向我国代表团提出异议。但应当说，企业界与学界绝大多数给予两个条例积极、正面的回应，认为两个条例的施行，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智慧，对直销提供了保护，向传销发出了明确信号。有关媒体给予了充分关注：《人民政协报》认为，两个条例结束“草莽”时代。《中国物流与采购》认为，政府打造了可控的游戏规则。《中国经济时报》评论，是企业增强内功的时候了。《中国工商时报》认为，条例是合法与非法之标准。《工人日报》认为，苛刻的条件与高门槛卡住了非法行为的喉咙。《南方都市报》说，条例体现了中国政府的管理智慧。虽然业界仍有人认为略嫌保守，但也认为这是中国立法的重大进步。大多数企业完全理解支持，认为利国利民，赞成政府适度放开，循序渐进，并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表示将一如既往遵守国家法律，并依法调整现行经营方式。两个条例对于去掉“灰色区域”，对整个营销界意义深远，可以方便消费者，提升公司质量。有关学界也有理性的评论，认为：两个条例使市场告别混乱，进入法制，可以清理不纯企业，为保证直销业健康发展提供可能。并认为政府对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开放之初持审慎的态度是应当的，是理性的选择，可最大限度地保护直销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业界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如认为，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目的是为使进入直销业的经营者都是具备较强实力的大企业，从而确保直销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企业主动规避法律，不再寻求合法地进入直销业，转而从事未经许可的非法经营，游离于监管制度之外。还有，要运行条例规定的如此严格的监管制度，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现阶段能否承担这样大的监管成本。如果监管力量投入不足，在实践中制度的有效性就可能难以得到保证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些担心没有道理，但是通过充分调动业界落实条例的自觉性，通过执法机关的严格执法，这一问题是会最终得到解决的。

篇2

和《直销管理条例（草案）》一起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的还有《禁止传销条例（草案）》。这两个条例所涉及的具体内容，需要经过一定程序后才正式对外公布。目前各界人士对条例内容的猜测主要围绕以下四点：一是直销企业在一个地区店铺数量的下限，二是直销企业注册资金及保证金数额，三是直销员最高奖金比例，四是国内注册的直销企业的母公司是否必须为生产型企业。

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直销问题研究专家王义对记者说，条例正式颁布后，业内企业将“因法而变，进行调整”，合法运作的企业也肯定会配合政府进行调整。

事实上，直销业内一些企业早已着手进行调整，以期在条例获得通过后顺利拿到“直销牌照”。如直销巨头安利暗自加大对直销员的培训和招募力度，在广州成立了专门的培训学校，对推销员进行产品知识等多方面的培训。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总裁邱锦云说，如新一直在为直销法的正式出台作准备，目前已经在全国开设了150多家店铺，其中上海和广州都超过了30家。

王义同时指出，直销条例出台后，得到批准的企业会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企业面临四条出路：一是与合法的直销企业合作，二是转入国际市场，三是关门歇业，四是转入地下操作。他分析，多数企业可能会选择第四种方式，因为合作可能性不大，转战国际市场需要有实力，关门歇业是企业所不愿意的。所以，未来中国直销市场上可能会出现公开直销和地下直销并存、内资直销企业和外资直销企业并存的一种格局，这是他比较担心的一种格局。

“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条例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和正名后，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那么排斥我们了。”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在重庆的经销商吴小姐告诉记者：“自己出去时腰板硬了很多。”

王义认为，对广大直销员来讲，直销法的出台是期待已久的大事，因为他们需要依法识别什么是正当的直销，什么是不正当的直销；哪些是国家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国家明确这些对他们是一种法律保护。

有直销专家指出，“非法传销金字塔”、“老鼠会”不会因为直销法规的出台而消失，加之法律法规本身的滞后性，这些都对直销立法之后的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同时通过《直销管理条例（草案）》和《禁止传销条例（草案）》两个条例，说明政府表明一个态度，保护正当的，打击不正当的。”王义说，“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摘自2005年8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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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直销企业”是指依照《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经批准采取直销方式销售产品的企业。“直销员”是指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将产品直接推销给消费者的人员。

篇3

作者简介：刘爱童、袁艾玉，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将传销犯罪新增在《刑法》第224条之中加以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9 年10月16日所公布的《补充罪名（四 ）》中，将此罪定名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正如同传销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一样，在对本罪所属类型和性质的认定上，学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讼不一，莫衷一是。因此，很有必要对此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有裨于司法实践。

一、本罪的罪质地位之推究

当下，学界聚讼不一的是对《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所规定的传销犯罪，是针对传销犯罪整体的独立成罪规定，还是仅对传销犯罪行为之中的部分行为所作出的规定，产生了分歧。关于《批复》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以后，是否继续有效，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直接关系到司法地操作、执行等重大问题，因此，值得认真研究。《批复》是我国传销入罪首次作出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因此，对它产生和形成的背景了解，正是研究此问题的入手之处。

如前所述，对这种立法模式，目前在学者们的分歧是，是属概括式立法还是单一式立法？我们认为，《刑法修正案案（七）》所规定的传销犯罪的立法模式应是概括式立法模式，是对传销犯罪行为的概括式规定。亦即此规定的生效之日就是《批复》自动失效之时。今后，非法传销的犯罪活动不能再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其理由是：

一是在《禁止传销条例》中，根据我国国情，虽然对多层次的传销行为均规定在禁止之列。但传销必定是国际上认可的一种经营模式，国外立法例也仅是针对欺诈型传销（金字塔式传销）作为犯罪打击。对于非欺诈型传销不在禁止之列。由于传销这种经营模式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容易发生演变成为欺诈式的传销。因此，我国现阶段没开放多层次的传销，所以目前在我国对这种多层次的传销活动无论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为非法。但随着我国市场的不断开放，人们消费心理的日益完善和法治的健全，为进一步履行我国入世承诺，与国际市场接轨，非欺诈型传销经营模式有望在我国被合法化、制度化。因此，非欺诈型传销与欺诈型传销二者虽然特征相似，但本质迥异，没有必要将其犯罪化。从这次《刑法修正案（七）》中对传销犯罪的入罪类型看，正是规定的欺诈型的传销行为，亦明证了这一点。

二是此《批复》中所规定的“传销”，既包括单层直销也包括多层直销。根据《直销管理条例》，单层直销现已取得合法地位，显然已排出其犯罪性。在《禁止传销条例》中，多层次直销（传销）被禁止，也就根本不存在有合法经营的前提，亦不存在非法经营的命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以非法经营罪定性基础犯罪不符合传销犯罪的本质。”《禁止传销条例》中所禁止的传销行为与拐卖人口的拐卖行为的前提是不一样的，前者中的传销行为之一的非欺诈型传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望合法化，而拐卖人口的行为不可能非犯罪化。因而，这二者之间，不能同日而语。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非欺诈性的传销，虽未犯罪化，但对其行为仍可以行政违法进行处理。

鉴于以上分析，根据《刑法修正案（七）》之规定，非法传销入罪之行为，仅指欺诈性传销行为，非欺诈性的传销行为并未犯罪化。因此，不能将此行为放入具有“口袋”性功能的“非法经营罪”之列进行追究。

二、本罪犯罪主体之拷问

如何理解本罪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即对犯罪主体的认定。要弄清此问题，首先是要对本罪的行为对象――“传销活动”的理解。与《草案》对比，《修正案》将组织、领导的对象由“传销组织”改变为“传销活动”，对传销的种类加以了限缩，即仅指欺诈型的传销类型。如上所述，在实际的传销活动中，组织行为和实行行为相互融合，难以分割。在此情形中，如何确定组织者和领导者，应根据传销运作模式的具体情况加以认定。员和商为传销组织的核心，理应是本罪的首犯或者主犯。

三、对本罪客观行为之探幽

二是欺诈型传销活动，事实上是无商品经营行为，围绕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下线，无限的扩充人数，靠参加者缴高额的“入门费”和“变相入门费”，来骗取财产。但须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引诱、胁迫他人加入的行为，都符合本罪的客观行为。就每一个层级，都有上线和下线之分，但构成本罪之行为，一定是在依次两个层级以上的行为，即能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之行为。按照传销五级三阶式的层级模式，也就是培训员以上的行为才符合本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引诱、胁迫是实施本行为的手段，一般是“以高额回报”作为利诱，以限制人身自由和暴力威逼作为精神和人身控制的手段，其目的就是对已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去继续发展新成员加入传销组织。因此，刑法所打击的传销活动，就是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行为。

四、对本罪立法完善的建议

篇4

关注行业的人会发现，今年上半年，各大直销企业在山西省的活动尤为频繁。自2005年底两个条例颁布以来，山西省打击传销的工作在全国各省市当中实属翘楚，不仅循序渐进，而且效果明显。但纵观往年，除了老牌直销企业安利，有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牌照的正规直销企业在山西省的活动始终鲜有生机，而今年大家选择“集体出动”，是该省强力打击传销为直销扫清了道路？还是国家政策和山西经济发展需求为直销打开了窗户？抑或者是十年磨一剑，今朝终成器？直销在山西的道路是自两个条例颁布7年来，直企和各地方工商部门迂回的一个缩影，对以山西为代表的中西部省份具有很大的探讨意义。

山西与中西部省份直销市场共进步

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圈——打开中国版图，中部6大城市群正呼之欲出。曾经有人调侃，对于中部的一些省份，赶不上东部崛起，又列不进西部开发，是“不被国家疼爱的孩子”，山西作为中部典型省份，同时与陕西、甘肃、四川等12个西部省份有着相似经济情况和环境基础，在“去中部化”过程中，对直销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发言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1.27%，“中部急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部作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的定位不能变。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在进一步解放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就业的同时，也为农业集约生产、延伸农业产业链提供了契机，并释放出巨大的内需空间。这一空间的扩大，正为直销的入驻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传销分子也趁机而入，作乱市场，其发展势头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山西这6大中部经济带省份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性。

记者搜集整理了自两个条例颁发以来，中部6大省份打击传销案件的情况，发现三个相同点：一是传销组织和产品多数是东部省份进入当地，他们或者派人发展下线，或者在当地寻找人或加盟店；二是涉及产品以化妆品、日用品和保健品为主，也有做一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三是传销活动的形式更加隐蔽和复杂，非法牟利的诱惑性更强。这些传销活动有的是采用两级计酬、分红消费、重复消费；有的是利用网络购物，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团队计酬，并建立循环链，反复获利；有的实行“分级晋阶”制，采取威胁、利诱手段，利用亲情、友情、乡情发展下线；有的以加盟店、专卖店为阵地，利用消费返利迅速发展下一代加盟商。这些传销活动“返利”形式更加隐蔽，有的叫循环奖励、有的叫消费返利、还有称“广告费”和“推广费”。传销活动有的打着“联谊会”的名义，还有的是“营销授课培训”。

“打击传销，规范直销”是政府一贯的口号。在6大中部省份中，湖南有品牌直销企业绿之韵，带动湖北、江西直销市场发展；河南、安徽比邻东部沿海城市，其中正规直销企业诸如克缇、中脉，他们的宣传对当地直销思想的切入也是一剂良方；山西四面环山，相对封闭，从直销对社会的积极宣传来看，湖南最先，湖北随后、河南、江西次之，山西最后；而从与其一字之差“传销”的遏制当中，山西省首当其冲，在严防死守中，竟然让直销打开一扇门，可谓独辟蹊径，对同样受地理条件限制的西部省份具有参考价值。

山西与传销的较量

在《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颁布刚刚一年的时候，山西省工商局局长王虎胜提醒说，中西部省份正在成为非法传销活动瞄准的重点地区，传销组织和人员可能利用部分群众对直销政策法规尚不熟悉的缺点，利用隐蔽手段混淆是非。其后，山西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更大强度的清扫工作。连续几年，该省在晋中市、太原市、运城市、吕梁市、忻州市、临汾市等传销活动频发地区查处了几个大要案件，以此来震慑犯罪分子。如吕梁市“冬虫夏草”系列产品传销案、翼城县“天马”系列产品传销案、侯马市“永健”保健品传销案、临汾市“丹碧蔻”化妆品传销案、榆次“息斯敏黄金品”化妆品传销案等。此外，山西省工商部门还对转型企业违法招募直销员、违规计酬、违规培训等行为密切监控。2005年，山西省工商系统共查处各类传销案件192起，涉案金额141万余元，捣毁传销窝点162个，遣返传销人员2250人。2011年，查处各类传销案件57起，捣毁传销窝点92个，遣散传销人员3500余人。

法律控制的同时，山西工商部门也开展了多项教育措施。2010年，由山西运城市工商局牵头、运城市公安局配合编拍的全国首部打击传销数字电影《黑梦》上映，在全国开创了利用电影媒体宣传打击传销的先河；连续多年召开山西省直销企业座谈会，与山西省区域内直销企业相互交流，引导其开展规范宣传与教育、常规检查与自查自纠、直销员培训、活动报备等工作，同时倡导企业带领销售队伍从自我做起、规范经营、良性竞争、杜绝相互诋毁，共同树立直销行业的良好口碑，打造山西省健康的市场环境；去年，山西省工商局、团省委又为全省22所高校的打击传销志愿者宣传队授旗，以防传销进校园。对于传销，山西工商部门重重防守，严格监控。

山西与直企的融合

篇5

内容提要: 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传销活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具备骗取财物的要素的，仍然成立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传销活动，骗取财物，同时触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犯罪的，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不同类型的传销活动的参与人员，依然可能承担非法经营、集资诈骗等犯罪的刑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传销刚进入我国的时候，主要以传销商品为主，参与人员用高于商品价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购买商品，取得发展下线的资格，然后从所有各级下线购买的商品中，以滚雪球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获取自己的销售收入”。[1] 尽管这种行为对下线人员并不明显具有欺骗性质，但正如国务院1998 年4 月18 日《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 号）所言：“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传销作为一种经营方式，由于其具有组织上的封闭性、交易上的隐蔽性、传销人员的分散性等特点，加之目前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管理手段比较落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不法分子利用传销进行、帮会和迷信、流氓等活动，严重背离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利用传销吸收党政机关干部、现役军人、全日制在校学生等参与经商，严重破坏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利用传销进行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牟取暴利，偷逃税收，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于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 年4 月10 日《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对于1998 年4 月18 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之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传销行为，并不一定或者说并不必然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

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被禁止的传销行为并不以骗取财物为条件。例如，前述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指出：“自本通知之日起，一经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严肃处理：（一）将传销由公开转入地下的；（二）以双赢制、电脑排网、框架营销等形式进行传销的；（三）假借专卖、、特许加盟经营、直销、连锁、网络销售等名义进行变相传销的；（四）采取会员卡、储蓄卡、彩票、职业培训等手段进行传销和变相传销，骗取入会费、加盟费、许可费、培训费的；（五）其他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行为。”国务院2005 年8 月23 日公布的《禁止传销条例》第2 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该条例第7 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显而易见，这些规定所禁止的传销行为，并不以骗取财物为条件。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行为，也不必然包括骗取财物的事实。例如，1997年4 月，郑某、李某夫妇以台湾华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湖南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了华良（长沙）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海豹油等产品并进行传销活动。他们以按期返还高额红利的回报为诱饵，采取会员制网络传销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传销人员发展下线，传销境内企业生产的海豹油、目脑灵、减肥茶、神仙养生酒等产品。被告人王某、杨某、甘某、方某等人也加入传销组织，并分别主管不同部门。从1999 年12 月27 日至2001 年5 月，该传销组织非法经营数额近3 亿元人民币。法院认定各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2]不难看出，本案被告人虽未实施骗取财物的行为，但依然构成非法经营罪。类似的案件与判决并不少见。

由上可见，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前，之所以对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并不是因为传销行为骗取了他人财物，而是因为传销这种经营方式破坏了经济秩序。

“近年来，传销也不再要求传销人员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只要求缴纳一定的‘入门费’取得入门发展下线的资格，并直接按照发展下线的人数获得报酬。这种以发展的人头多少为基本计酬依据的传销方式，被形象地称为‘拉人头’。目前‘拉人头’式的传销已经占到所有传销的90%以上。……‘拉人头’传销，欺骗他人发展人员或者缴纳一定的费用，才能取得入门资格，既没有商品，也不提供服务，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标的，实际上也没有‘经营活动’，难以适用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给办案带来了困难”。[3]于是，《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224 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24 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骗取财物”成为该条规定的传销活动的基本特征或者构成要件要素。甚至有人认为“：骗取财物———这是传销活动的最本质特征。传销活动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骗取钱财。”[4]于是，只有当行为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具备“骗取财物”的要素时，才可能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便产生了本文所要讨论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传销活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具备骗取财物的要素时（以下简称原始型传销活动），应当如何处理？

第二，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传销活动，骗取财物的（以下简称为诈骗型传销活动），是否仅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第三，组织、领导者之外的参与传销的人员（以下简称参与人员）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

二、组织、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刑事责任

“虽然国家明令全面禁止传销，但是传销活动仍然十分猖獗。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每年查获的传销案件涉案人数都在百万人左右。一个传销个案，参与人员达几十万人，涉案金额可达几十亿”。[5]例如，“全国著名的玛雅传销案，涉案人员达50 万人；震惊全国的301 传销大案，传销人员涉及18 个省市，有60 多万人，涉案金额20 多亿元；而亿霖木业传销案骗取的资金则达上百亿元。据初步测算，全国约有上千万人参与传销活动，吸收上千亿元的民间资金”。[6]正是为了进一步打击传销活动，尤其是为了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活动，《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但是，刑法第224 条之一规定的传销概念的外延窄于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所界定的传销概念的外延。突出地表现在刑法第224 条之一要求传销活动“骗取财物”，而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所禁止的并不限于骗取财物类型的传销活动。此外，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2 条在规定传销概念时使用了“等方式”的表述，而刑法第224 条之一没有使用“等方式”的规定。值得思考的是，在传销方式不断演变，从传销“产品”向“资本运作”等名目转变，从收取入门费向“高额加盟”费转变，惩治传销活动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刑法就不需要“全面禁止传销”，只需要禁止“诈骗型传销活动”吗？换言之，在诈骗型传销活动盛行的当下，原始型传销活动就无罪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虽然当前的传销活动大多以骗取财物为目的，但不能据此认为当前和今后不可能存在原始型传销活动。立法者与解释者都应当吸取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取代拐卖人口罪的教训：即使现实中行为人拐卖的对象几乎100%是妇女与儿童，也不宜人为形成处罚漏洞，将拐卖已满14周岁男性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之外。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当前的传销活动几乎100%属于诈骗型传销活动，也不宜将组织、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之外。况且，倘若只禁止欺骗型传销活动，原始型传销必然更为普遍。

其次，虽然诈骗型传销活动具有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性，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始型传销活动就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换言之，不能因为诈骗型传销活动危害更大，就认为原始型传销活动不具有可罚性。更不能因为诈骗型传销活动危害更大，就认为原始型传销经营已经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因而不再属于禁止之列。

以曾经发生的案件为例。2006 年4 月，被告人孙某与山东某公司签订合同，被该公司聘为副总经理，之后孙某便以该公司的名义开展非法传销活动。2006 年5 月25 日，孙某开始以会员制销售药酒。其销售方式为：消费1000 元为一单，购买价值分别为1000 元、3000 元、5000 元、1万元、2 万元的药酒，可以成为相应等级的会员。成为会员的同时，介绍另一人加入并成为会员，可以自购买货物第二日起开始返利，返至购买货物金额的两倍为止。介绍人根据其会员级别，还可以分别拿到被介绍人报单金额的不同比例的提成。参加的会员销售量达到一定数额，可以得到奖励。为了大量吸收会员，孙某又设立“物流商”，“物流商”可以从其发展的会员报单款中领取5％的提成。经鉴定，自2006 年5 月18 日至2006 年7 月5 日，孙某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009.044 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 万元。[7]显然，倘若这样的案件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就不可能将其认定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因为不具备欺骗财物的要素），只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仍然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

概言之，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由于组织、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行为，并不具备刑法第224 条之一所要求的“骗取财物”的要素，不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又由于这种经营行为被法律所禁止，并且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依然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与之相关联的问题是，如果原始型传销行为同时触犯其他犯罪的，应当如何处理？答案应是从一重罪论处。例如，行为人非法传销伪劣产品的，其传销行为就是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由于只有一个行为，仅成立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2001 年4 月10 日《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作出的“实施上述犯罪（即因实施传销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情形———引者注），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对于处理原始型传销活动案件，依然是有效的、合适的。

三、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刑事责任

在刑法第224 条之一将“骗取财物”作为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要素之后，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行为，是否只能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呢？回答是否定的。

可以肯定的是，以传销为名骗取财物的行为，完全可能构成更重的诈骗犯罪（主要是集资诈骗罪）。一方面，不法分子在集资诈骗的过程中采用传销的模式诱骗他人钱财的案件并不少见；另一方面，在传销过程中，以销售林地、墓地等名义，以高利率、高回报为诱饵吸引社会公众投资，将非法募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案件也并不陌生。例如，2006 年12 月，徐某与王某经过预谋，虚拟网上电子基金，欲通过出售美元骗取资金。他们先找到了电子基金网络蓝本，并租用美国服务器，然后指使闫某编制“美国科技基金”网站。随后，徐某、王某在该网站最高端根节点，虚构美金150 万元，承诺投资100 至1000 美元者，可得50 次返利，每天可得投资额的4%，总计可获投资额的200%；投资1100 至3000 美元者，可得50 次返利，每天可得投资额的5%，总计可获投资额的250%；投资3100 至5000 美元者，可得50 次返利，每天可得投资额的6%，总计可获取投资额的300%，被告人还许以“推荐红利奖”、“推荐培育奖”等鼓励投资者发展下线。从2006 年12 月中旬至2007 年1 月，徐某在杭州、宁波、绍兴、镇江等地通过他人发展投资者，伙同王某、闫某从被害人处共计骗取资金人民币888.5 万余元。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徐某死刑，缓期2 年执行，判处王某无期徒刑、闫某8 年有期徒刑。[8]由于刑法第224 条之一基本上是对以传销为名的诈骗犯罪案件的描述，所以，上述行为也符合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构成要件。

但是，对上述构成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仅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明显不当。

其一，集资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 年有期徒刑。倘若将以其他方式实施集资诈骗的行为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将以传销方式集资诈骗的行为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明显违反刑法的公平正义性。况且，在传销活动日益猖獗、需要严厉禁止的当下，立法机关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对利用传销方式的集资诈骗行为规定较轻的法定刑。可以肯定的是，倘若上述徐某集资诈骗案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对徐某仅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最高处15 年有期徒刑，就明显不合适。

其二，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前，司法机关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诈骗、集资诈骗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尽管如此，立法机关不可能因为以往对传销活动的定罪不一，就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或者传销组织）的行为一刀切，规定为一种中间程度的犯罪。根据正义的基本要求，对相同的行为应当作相同的处理，对不同的行为应当作不同的处理。原始型传销与诈骗型传销虽然外表相同，但其侵害的法益不同，违法性不同，不能作相同处理。所以，刑法第224 条之一并不是根据手段的相同性将以传销为手段的诈骗犯罪统一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

其三，不能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规定集资诈骗罪的第192 条、规定普通诈骗罪的第266 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进而对以传销方式实施诈骗的案件适用特别法条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

一方面，倘若认为刑法第192 条是普通法条、刑法第224 条之一是特别法条，根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对以传销方式非法集资诈骗的案件，就只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如上所述，这明显违反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那么，能否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是普通条款、第192 条是特别条款，进而适用刑法第192 条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刑法第192 条所规定的集资诈骗罪并无手段限制，而刑法第224 条将诈骗的手段限制为传销方式，故不可能认为刑法第192 条是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特别条款。[9]概言之，如果认为以传销方式集资诈骗的行为同时触犯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又要得出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的结论，就必须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192 条之间不具有特别关系。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集资诈骗行为。

另一方面，诈骗型传销活动，也可能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果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处罚的是特别的诈骗行为，亦即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266 条是特别关系，那么，根据特别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刑法第266 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对以传销方式诈骗他人财物的案件就只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不可能从一重罪处罚。可是，普通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最高法定刑为15 年有期徒刑，这便损害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易言之，如果认为以传销方式诈骗的行为同时触犯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又要得出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的结论，也必须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266 条之间不具有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诈骗行为本身。

由上可见，只有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处罚的不是诈骗（包括集资诈骗等）行为本身，才能得出公平正义的结论。

本文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进行组织、领导的行为。

首先，《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指出：“当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严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应当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不难看出，《刑法修正案（七）》的宗旨就是处罚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组织的行为。

其次，笔者注意到，2008 年8 月25 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规定:“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2008 年12 月22 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改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不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组织、领导的对象由“传销组织”改变为“传销活动”，看似导致了传销立法模式的变化，但在现行规定之下，依然能够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所处罚的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进行组织、领导的行为。一方面，传销活动与传销组织具有密切的直接关联，因为实施传销活动的主体，必然是一个传销的网络组织。一两个人不可能实施传销活动，传销活动越多，传销组织便越大，反之亦然。所以，将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理解为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不存在障碍。另一方面，诈骗型传销活动，事实上没有传销活动，只是一个以传销为名的组织而已。因此，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其实就是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

再次，从逻辑上讲，将刑法第224 条之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对象，解释为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不至于不当缩小刑法对传销活动的处罚范围。例如，倘若按照字面含义，认为只有被组织者、被领导者客观上已经实施了诈骗型传销活动时，组织者、领导者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那么，对非法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充其量只能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预备犯加以处理，而不能将其作为实行行为予以处罚，这与我国严惩传销犯罪的立法宗旨不相符合。[10]反之，如若将刑法第224 条之一理解为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的处罚，非法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便成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从而有利于禁止传销组织。

最后，笔者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涉及如何理解法条中的“骗取财物”这一要素的性质问题。本文认为，“骗取财物”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的描述，亦即，只有当行为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时，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如果行为人组织、领导的是原始型传销活动，则不可能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特征的“骗取财物”这一要素，并不要求现实地客观化。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组织、领导他人实施诈骗型传销活动，骗取财物，传销活动本身构成普通诈骗或者集资诈骗等罪的，应当如何处理呢？本文倾向于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对此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其一，从现实来看，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与骗取财物，其实是一个行为。换言之，成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同时就是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既然如此，就应认为这种情形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想象竞合犯。诚然，从理论上说，行为人仅设立了诈骗型传销组织，还没有实施骗取财物的行为，也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事实上，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过程，必须也是骗取他人财物的过程。因此，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不同于设立恐怖活动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就后者而言，即使没有具体实施任何犯罪活动，也可能认定行为人设立了恐怖活动组织或者设立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就前者而言，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就是骗取财物的行为。

其二，笔者注意到，《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指出：“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的犯罪，对实施这类犯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实行数罪并罚。”但是，这是针对2008 年8 月25 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的规定而言的。亦即，《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规定的是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而通过后的《刑法修正案（七）》第4 条即刑法第224 条之一规定的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再是《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第4 条。故《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中关于数罪并罚的说明，不再适用于刑法第224 条之一。换言之，对刑法第224 条之一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基本性质的理解，虽然可以部分地回到《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上来（即处罚对象仍为组织、领导行为本身），但刑法第224 条之一并不只是详细描述了诈骗型传销组织的具体特征，而是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作了部分实质修改（即不实行数罪并罚）。法定刑的修改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通过后的刑法第224 条之一删除了原草案中关于“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的规定。

其三，刑法第294 条规定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 年有期徒刑。倘若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并骗取财物的实行数罪并罚，意味着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行为本身就可能处15 年有期徒刑，意味着诈骗型传销组织本身的危害性重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这恐怕是难以令人赞同的。

其四，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同时主张当该行为触犯诈骗犯罪时按想象竞合犯处理，并无矛盾。因为如前所述，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同时就是骗取财物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一行为侵害数法益、触犯数罪名的想象竞合犯。如同盗窃罪的处罚对象是侵犯财产的行为，但盗窃行为同时触犯了故意杀人罪时成立想象竞合犯一样（反之亦然）。[11]另一方面，由于刑法第224 条之一中的“骗取财物”只是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特征的要素，所以，既不应认为以传销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一概包含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也不应认为以传销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一概另成立新罪。概言之，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对象是组织、领导行为本身，而不是骗取财物的行为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其中骗取财物的行为必然实行并罚。

综上所述，组织、领导以骗取财物为目的、以传销活动为外表的传销活动同时触犯集资诈骗、合同诈骗或者普通诈骗等犯罪的，应当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例如，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同时触犯集资诈骗罪或者诈骗罪，如果属于刑法第192 条或者刑法第266 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以集资诈骗罪或者诈骗罪论处；反之，则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样解释和适用不仅符合现实，更有利于惩治传销犯罪，而且能够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四、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224 条之一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仅处罚组织者、领导者。那么，组织、领导者之外的参与传销的人员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呢？

可以肯定的是，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言，参与人员不承担刑事责任。“修正案（七）将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打击的重点。而对于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他们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和教育。这样，有利于彻底瓦解、摧毁传销组织，防止新的传销组织产生，打击范围也不会过大”。12 但是，这一解释只是说明了传销参与人员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问题是，当参与人员对其他人实施了诈骗等犯罪行为时，应当如何处理？对此应区分为两种类型。

首先，就原始型传销活动而言，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在传销活动同时触犯其他更重犯罪时，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其他更重犯罪。因为非法经营罪的主体并不限于组织者与领导者，参与人员都可能成为本罪主体；当参与人员与组织者、领导者具有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时，不仅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而且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其次，就诈骗型传销活动而言，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等犯罪。一方面，受害者并不是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充其量仅构成酌情从宽处罚的量刑事由。例如，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不仅造成他人伤亡，而且造成自己受伤，导致自己的机动车毁损的，并不影响其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另一方面，认定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等犯罪，能够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组织者、领导者是诈骗犯罪的主犯，对参与人员可以作为诈骗犯罪的从犯乃至胁从犯处理。

当然，对于参与人员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和科处刑罚，则需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以案件具体事实为根据做出适当决定。

 

 

 

注释:

  [1]、[3]、[4]、[5]、[12] 黄太云：《< 刑法修正案（七）> 解读》，《人民检察》2009 年第6 期。

  [2]《非法传销，构成非法经营罪》（原文未署名），/law1.asp?id=1018（访问日期：2009 年5 月16 日）。

  [6] 王丽丽：《规定传销犯罪乃大势所趋》，《检察日报》2008 年8 月26 日，第3 版。

  [7] 高园：《大搞非法传销落法网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刑》，news.qq.com/a/20071013/000657.html（访问日期：2009

  年5 月16 日）。

  [8] 东明、李建平、陈群：《3 人模仿传销模式集资诈骗888 万》，review.jcrb.com/200801/ca667430.htm（访问日期：

  2009 年5 月18 日）。

  [9] 倘若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192 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但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对以传销方式非

  法集资的行为仍然以集资诈骗罪论处，也不失为一个思路。但是，这一思路不能解决传销行为同时触犯普通诈骗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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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法经营罪以主观上具有非法谋利目的而与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类犯罪相区别，实践中应注意运用司法推定这一证据规则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非法经营罪是由修订前刑法的投机倒把罪分解而来的一个新罪名。关于投机倒把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对把握非法经营罪的主观目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根据修订前刑法第117条的规定,投机倒把罪的罪状需依据有关的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来补充完全。国务院于1987年9月17日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就是这样的重要行政法规。《暂行条例》规定，投机倒把是指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法规和政策，扰乱经济秩序的经营行为。作为日常用语，经营就是指营利行为；投机倒把罪的部分犯罪对象，如国家禁止和限制买卖的物资、物品及许可证、执照等，均是非法经营的犯罪对象；两高于1985年7月8日公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将非法经营用作投机倒把的同义语；非法经营罪与投机倒把罪有承继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谋取非法利润是非法经营罪的主观目的。

生活中经营行为多种多样,其方式不时翻新,尤其是一些带有欺骗成分的非法经营行为,如销售伪劣产品、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人在占有相对人钱财时,已支付“对价”(即销售的、传销的商品)，再加上行为人往往对其行为意图百般回避，因此,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很难准确把握。这就需要我们以非法经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为中心，结合事例中的其他情况，运用推定的方法判断行为人在经营中的欺骗行为，究竟是为了骗得他人来购买或加入传销而使非法经营行为人通过销售商品实现牟利目的，还是为了直接非法占有他人钱财。如是前者，则可能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或因传销、变相传销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是后者，则可能构成诈骗罪。试举一例:1999年3月,李某与福建省益生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福建公司”)签订由李某在浙江省某县销售“益生藻”合同，规定李某每销售一份298元的“益生藻”,可获得50元提成。同年5月,李某在我省某县成立“益生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某县点”，向客户许诺：凡以298元购买保健品“益生藻”一份的，从购买之日起到第20天时返还50元，到第40天时再返还230元，到第60天时再返还218元，共计返还498元。也就是说,根据许诺,客户购买一份“益生藻”,60天后可净赚200元。李某从5月4日到6月10日期间，共卖出3015份(其中以货未到为由,未交付“益生藻”给购买者的有1000份)，收取的货款共计898470元,付给福建公司600470元，获得福建公司返还的提成100750元，李某共支付客户返还款49000元。1999年6月10日晚，李某携款出逃。几百名消费者以被骗为由报了案,并从6月13日起，经常聚集到当地政府上访，严重妨害了社会秩序。11月27日，李某被抓获归案。

对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有观点认为李某已明确告诉购买者支付298元购买一份“益生藻”,在60天内除收回本金外还能赢利200元。这说明购买者付出的本金已购买了“益生藻”,用于了个人消费(未给货的1000份，是李某对购买者的违约)。这种买卖关系成立的事实,否定了购买者被诈骗的结论。所谓购买者被欺诈，是因为他们自身参与传销经营所期待的利益未实现，而并非原始的财物被别人无偿占有。因此，李某的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不构成诈骗罪。事实上，李某违反1998年的《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活动的通知》的规定，利用“还本销售”的变相传销手段，谋取非法利润，经营额近90万元，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已构成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笔者认为,本案的定性并不象上面这种观点分析的这么简单。李某的整体行为如只以非法经营罪定性的话，显然是认定李某主观上只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但是,根据本案中李某与购买者的协议,购买一份“益生藻”，李某最终需支付498元给购买者,扣除从购买者处收到的298元和从福建公司返还的提成50元，李某每卖出一份“益生藻”就要亏损150元。显然，李某想要通过代销行为最终赢利,在客观上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认定李某的行为仅构成非法经营罪，可能只是看到了李某行为的部分特征，而没有把握其行为的全部特征。当然，要从整体上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有两个障碍无法克服：一是李某给付了2015份“益生藻”，支付了一定对价；二是李某将2015份“益生藻”的贷款60余万元支付给福建公司。

笔者认为，(1)虽然一份“益生藻”加上60天时返还498元的期待权才卖298元，似乎可推定其实际价值几近于无。但是,由于李某的虚假许诺是引诱他人购买而使自己通过获得提成的方式赢利的经营手段，还是直接骗取他人购货款的诈骗方法，至此尚不能完全确定，故没有充分条件推定“益生藻”价值几近于无，不构成交易对价。从证据上说，还是应该认定李某交付2015份“益生藻”构成了其收取2015x298=600470元的对价。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李某诈骗他人600470元；(2)李某将2015份“益生藻”的贷款交给福建公司，获得福建公司的提成2015x50=100750元，李某还支付了购买者购买20天时的返还款49000元。从这些客观行为推断，李某这时主观上是有通过获得提成而赢利的目的。但是，如果李某真按自己的许诺兑付返还款的话，其必亏无疑。因此，李某收取1000份货款后，就以货没到为由，欠付购买者1000份“益生藻”，其后也没有将购买者购买1000份“益生藻”的298000元货款交给福建公司。因为这时其没有事先从福建公司拿来“益生藻”，不需支付货款，其也不打算支付1000份“益生藻”给已付货款的购买者，故其亦不必再从福建公司购买。最后，在须支付40天的返还款的日子到来前，李某就逃之天天了。从李某上述的后续事实可以推断，李某的主观意图并非始终如一，而是有了变化，已从当初赢利的目的转变为非法占有的目的，李某的虚假许诺也已从盈利的手段转变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诈骗手段，其非法占有1000份“益生藻”货款的行为应定为诈骗犯罪。笔者认为，李某的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并罚，非法经营额为600470元，诈骗的数额为298000元。从这个案例看，行为人行为可受多重故意和目的的支配，多重故意、目的可交织在一起，即俗话说的“一石两鸟”、“一石三鸟”。此外，故意、目的也会发生转变，并非一成不变。

二、非法经营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构成了非法经营罪,要以行为违反的国家规定为平衡点。

要严格把握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尽量避免本罪作为新的"口袋罪”所带来的弊端。依照刑法第225条和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8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或者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或者进行其他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看出，非法经营罪是通过对违反国家规定且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的惩处，维护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从而维护市场秩序的。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是非法经营罪的保护客体。除了个别的司法解释，有关非法经营罪的补充立法和司法解释均准确体现了非法经营罪保护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的特点。判断具体的非法经营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非法经营犯罪行为，要严格依照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来衡量。先判断行为是违反部门规章、地方法规或地方部门规定，还是违反国家规定；如果是违反国家规定，再判断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中的有关许可证制度或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定；如是，接下去判断行为有无达到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程度。如再是，则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否则，行为仅是一般违法经营行为。这种层层剥笋式的判断方法，运用得当，可避免随意人罪。

例如，某县个体商户吴某某持有所在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烟草专卖管理机关颁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吴某某利用所在县与相邻的外省某市之间某些品牌卷烟之间的差价，于2001年9月至同年11月之间,购买外省无证经营者王某运至某县倒卖的价值340395元的各种品牌卷烟2900余条，并分两次销售给王某价值47355元的卷烟297条。

某县检察院指控吴某某违反《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行为构成非法经售罪。我们认为，吴某某从所在县烟草批发企业以外进货的行为，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不构成非法经崔罪,理由如下：《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视为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第25条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理。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比较这两条规定可知，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从当地烟草批发企业以外进货的行为，《条例》是将其与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行为，区别对待的，即前者不视为无证经营，后者视为无证经营。《条例》为什么这样规定?我们理解,经营行为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就经营卷烟行为来看，买人卷烟是手段行为，销售行为才是直接实现营利目的的目的行为。对同一经营行为人来说，买人卷烟和销售卷烟的行为对烟草市场秩序产生影响的方式有直接间接的区别，程度有轻重的不同。而且，有购买行为必然有对应的销售行为，对向违规购人卷烟的行为人销售卷烟的一方的销售行为来说，有《条例)第26条予以规范,违反者视为无证经营,情节严重的,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对购入方来说,其销售行为一样要受《条例》第26条的规范。因此，《条例》有选择地重点规范销售阶段，抓两头、放中间，是经过考虑的。再从烟草制品的许可证制度的构成看，该制度划分为两块，即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和批发许可。

本案中，吴某某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意味着其获得了烟草零售市场的准入证，其从当地烟草制品以外进烟的行为，并没有破坏零售市场的准入制度。因此，其该行为不是无证经营的行为，也就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然而，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只是获得了烟草零售市场的准入许可，并不能同时获得烟草批发市场的准入许可。烟草零售和批发在数量上的区别，《条例》规定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为批发行为。本案中，吴某某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无权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但其两次一次性向他人销售50条以上卷烟,从事了卷烟批发行为,破坏了烟草批发市场的准入制度，根据《条例》第26条的规定，该行为属于无证经营行为。然而，吴某某无证经营的数额为47355元，其余情节一般，故其非法经营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故其该行为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不需动用刑罚，只予以行政处罚就够了。

如上所述,我们在判断非法经营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构成了非法经营罪,要以行为时违反的国家规定为平衡点,看其有无侵犯国家规定具体确立的并由刑法第225条予以刑法保护的市场准入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是否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三、行政法规禁止某种经营行为，也对此设置了行政处罚措施，但没有相应的“构成犯罪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该种经营行为,依照刑法第225条判断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的话，可以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有人认为，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罪状中的“国家规定”中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决定、命令，应有对其禁止和限制的非法经营行为有“构成犯罪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否则，追究该种非法经营行为的刑事责任就缺乏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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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015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1880起传销案件。这一数字与上年相比是减少的，但并不代表形势好转，在多种复杂的原因中，新型网络传销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

传销正疯狂蔓延至网络

记者了解到，在被查处的1880起传销案件中，主要分为四个类型：其一，异地要约型，即集中到异地，进行洗脑传销活动；其二，过境传销，即进行传销的公司主体设在境外。其三，网络传销，其载体既包括传统的互联网，也涉及移动互联网。其四，团队计酬。

尽管传统传销还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传销呈现上升态势”，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近日，一份由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的关于新型网络传销的报告，让各种打着“电子商务”、“网上创投”、“网上股权投资”、“微信营销”、“微商”、“虚拟货币”、“金融互助”、“慈善救助”、“免费旅游”等旗号的网络传销活动现出原形。

按照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武长海的调研结果，保守估计，微传销参与人员千万人以上，参与金额达数千亿，无论人数和金额都远远超出传统传销。

中国反传销救助中心网负责人马胜玲对此最有体会，“我每天都要接到几十个(关于传销的)电话，有求助的，有咨询的。”她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她发现，尤其是最近一年，传销正疯狂蔓延至网络。在她提供救助和咨询的对象中，有很多是借助微商微信，QQ聊天，陌陌聊天卖化妆品保健品，虚拟货币，股权基金等。“都是以高额利润为诱饵，层层挖下线，多层次计酬形式。”

由于更强的隐蔽性，网络传销并不容易辨别。在马胜玲的案例中，不乏行政官员、大学教授深陷其中不惜与家人反目的例子。“在金钱诱惑面前，官员也好，教授也好，与小学生的辨别力是一样的。”这是马胜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总认为这是很流行的赚钱手段

敢于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唤醒尚沉睡在“天上掉馅饼”梦里的网络传销参与者，在受害者中并不多。

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的樊京刚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现身说法”者。他曾经从事过异地传销，两年后回家又觉无事可做，朋友将他拉入了一个QQ群，在那里推荐给他一个生财之道。即买卡做会员，100美金起步，支付不同费用获得黑卡、银卡、金卡、钻石卡等不同级别，可发展下线赚钱。

“总觉得网络是发展前景，总认为这是很流行的赚钱手段。”起初，樊京刚并不认为这是违法的传销。直到突然有一天，这个资金盘被关掉了。

他东拼西凑借来的7万元血本无归。“后来我才知道，朋友告诉我他赚钱了，只是为了骗我加入。结果多年的朋友也断交了。”

他的钱再也找不回来了，却无能为力。他的境遇还不算最惨的，马胜玲告诉记者，妻离子散、家人反目、家产尽失、负债累累乃至轻生自残的例子举不胜举。

“传销危害这么大，我们作为民间组织，常常是有心无力。”马胜玲有过多次配合工商公安部门查处传销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取证难是最大问题。

比如，互联网中大家都用网名，有的交钱就是用现金，没有收据等任何证据证明，有的干脆就是专门开个银行卡，把卡和密码一块给人家了。”马胜玲说。

推动《禁止传销条例》尽快修改

取证难，正困扰着反网络传销工作。这一点，得到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证实。比如，网络传销都借助第三方平台开展，而目前这些平台对于数据的保护又非常强，比如，相关部门去阿里和腾讯等平台取证，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调取到相关数据。”

据了解，国家工商总局已设置两个传销监测中心，一个是重庆市，一个是福建省泉州市。后者侧重于舆情监控，而前者就侧重于取证。

除了取证难，执法机关的立案标准不一，也让反传销工作的从事者们感到困惑。比如，马胜玲曾经参与救助的一起传销案件中，公安机关要求必须有30个受害者出来指认，因有些受害者不肯露面或不能到场，最终导致组织者未受到任何处罚。“这些传销头目出来后更加猖狂，他们会说，我做的就不是传销，国家支持。”

此外，“公安与工商部门相互推诿，也导致很多传销案件的责任人并未受到法律制裁。”马胜玲说。

据了解，工商系统正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传销警示，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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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要依据《刑法修正案》增设的“组织领导传销罪”及严格执行《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坚持防打结合、重在防范、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认真履行打击传销方面的工作职责，做到责任明确，监管到位，反应快捷，处理果断，确保打击传销工作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组织机构

成立以镇长为组长，分管领导、公安、工商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镇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各社居委也要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参加镇打击传销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中，公安机关应成立不少于10人的应急分队，工商和城管各成立不少于10人的应急分队，镇成立不少于10人的应急分队，各社居委也要成立不少于10人的应急分队。民政部门应配有应急人员呼应镇打击传销应急分队的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重大传销突发事件发生后，负责组织、协调相关人员及时控制事态，收集相关证据，封存、扣留相关物品，调查案情，并及时向同级党委、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做好书面情况汇报。

三、应急措施

（一）各社居委要做好传销前期线索摸排工作，镇将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打击活动，为后续的区级规模性打击活动奠定基础。在打击活动中做好情况上报和重大事件请示工作。

（二）参加区统一打击传销活动中，各主要成员单位配备车辆、参战单位通讯器材开通，办案文书、设备齐备，行政执法人员要着装配证上岗。

（三）捣毁传销窝点中，工商、公安、社居委、物业管理敲门入室，公安、工商、城管做好现场检查工作，传销人员信息登记由城管和社居委负责，现场询问调查和查封传销赃物由工商部门负责，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公安部门负责。

四、应急状态等级

打击传销应急状态等级分为两级。

一级应急状态：组长、副组长在岗，镇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车辆备勤、各类通讯器材开通，办案文书、设备齐全，不分白昼。

二级应急状态：副组长在岗，应急分队成员及车辆备勤，各类通讯器材开通，办案文书、设备齐全，不分白昼。

五、应急行动程序

（一）全镇应急状态由镇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决定，发生重大传销事件后，应在1小时内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事发地责任单位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控制事态，收集相关证据，封存、扣留相关物品，调查案情等。

（二）重大传销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责任单位要在2小时内向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及镇党委、政府报告；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应在获知信息后指挥应急小组及时到处处置。

（三）重大传销事件发生后，要将情况通报有关部门，引导群众主动与政府部门配合，提供相关线索，形成打击传销的执法合力，尽快铲除传销行为。

（四）成员单位接到应急通知后，应按应急等级迅速做好各项准备。本辖区执法人员应及时到达指定地点。

（五）处置打击传销行为的所有资料、文件必须保持完整无损，装订整齐，不得随意涂改。事故处理完后及时上报。

六、应急纪律要求

（一）应急人员不分白昼，应始终处于应急状态，各应急人员手机始终处于开通状态，随时接受应急任务。

（二）应急人员处于应急备勤状态时，应检查装备，手机处于开机状态，做到通信畅通，召之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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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层次直销；双轨制；经济学分析

直销进入中国已经快30年了，从无序发展，到“禁止传销”，再到《直销管理条例》颁布，中国直销已经走入规范法制时期。近些年，商务部颁发直销牌照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无照经营的数不胜数，疑似传销比比皆是。百姓更是无法辨别直销、传销的区别，往往误入。直销（Directselling）是将产品或服务直接卖给消费者，没有固定销售地点的销售方式。我国《直销管理条例》中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由于计酬方式的不同，直销又分为单层次直销、多层次直销（传销）。单层次直销减少了环节，故价格能够更优惠，比如天猫或京东旗舰店销售的部分商品，而多层次直销，尽管减少了环节，但是毛利被直销员重新分配，实质上价格没有优惠。无论单层次还是多层次直销均称为直销，而有些地区，称多层次直销为传销。目前中国没有开放多层次直销，《禁止传销条例》中明确指出,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的行为。这其中又有一悖论，商务部颁发牌照的直销公司目前基本以多层次直销发展自身业务，至少国家对发牌的直销企业是默许的。多层次直销的奖励制度以太阳线与双轨制为主，而双轨制已是主流。多层次直销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模式的发展，这种模式的魅力尚不被社会主流认可。Wotruba（1996）发现，直销产品多是家居产品、保健美容等，直销员身兼数职，既要销售、又要售后，还要培训和管理，与分工理论不符，成功者多是外向、激进、热情、冒险。国内对直销的研究，比较少。陈凯、周兴龙,研究了直销员的文化管理；石玉凤等探讨了多层次直销的管理与经济效率，提出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王雨本对《直销管理条例》进行了解读，提出了直销企业的社会责任；郭丽敏等剖析了多层次直销制度，促使直销人员专注于推荐新人，冯蓬蓬基于角色研究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双轨制奖金不同于太阳线制度，每名直销员的业绩只有左右两个区域，发展业务的速度更快。奖金按照左右两个区域业务量计算提成，有按照2:1计算的，也有按照1:1计算的，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双轨奖金制度，探索多层次直销的魅力与不足。以下所有奖金都来源于假设，但基于部分公司的实际。

一、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多层次直销可实现利润最大化

现有直销公司多数收取会员费9000元甚至更多，而不是以销售额计算业绩。双轨制度的魅力在于不断复制，复制的前提在于新人的加入，而企业的拨比率是从会员费中按照固定规则拨比发放给直销员，以某公司制度举例说明。X公司的直销报单有三种，银卡、金卡、钻石卡，推荐奖励为10%，对碰奖按照左右两区BV值的10%计算（BV值与业绩收入有比例关系，随时可以调整），店补8%，其他奖励暂时不计算。假设销售网络是完全的，A推荐B、C，B推荐D、E，C推荐F、G，每直销员网体下都有两名直销员，即第一层1名直销员，第2层2名直销员，第三层4名直销员，第N层2N-1名直销员，且每名直销员报单金额都相同，都是金卡会员。非直销模式的制是按照成本加成、市场或顾客导向的，销售收入是按照零售额计算的，只要消费者消费了就是销售收入，毛利就能计算了，例如成本100元，出厂价120元，零售200元，销售100件，毛利就是2000元；而以会员制为基础的双轨制不同，零售额不产生报单，只能是公司收入，由于没有中间商，直销员从公司按照售价进货200元，销售100件，其中16000元产生报单，拨比率按照50%计算（直销管理条例规定，拨比率不得超过30%，但很多公司超过30%限制，故产品价格偏高），奖金8000元，毛利还是2000元。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多层次直销的最底层有着幂指数级的直销员，他们没有奖金收入，这部分业绩滞留在公司。另外多层次直销的拨比率是可控范围，直销网络不完全导致拨比率更低。以上述公司为例，对碰奖是按照左右两区BV值提取的。

二、企业与直销员的委托关系，企业更容易控制终端

《直销管理条例》规定了直销不得招募正式员工为直销员，故直销员与企业的关系不是劳动关系，这样减少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负担，不必承担五险一金等。直销员与企业是委托关系，企业是委托人，直销员是人，前者根据后者的业绩提供相应报酬。人的行动是不完全信息，委托人无法掌控。委托人和人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由此就会产生成本。为了使得人与委托人目标一致，众多直销公司设置了针对各种奖金以激励人，如领导奖，对培训下属成为精英进行奖励，如帮助X公司培养N个稳健市场,X公司将奖励4%领导奖；公司分红奖，对于业绩达标的，公司给予分红奖励，成为公司的名义股东，如X公司规定，当年小区业绩达到108000，可参与公司分红；临时奖励，如旅游奖、车奖、房奖刺激直销员快速开发市场，如X公司临时促销，当月业绩达到36000，奖励国内游两天；重复消费奖，对拨发的奖金以产品的形式给付，形成二次消费，彻底锁定消费，部分公司对奖金截留10%，但没有有上限，鼓励消费公司产品，形成二次消费。多层次直销是以团队方式计酬的，有很多层次，直销员众多，产品可以从工作室、地区分公司或公司网购，但是按照二八定律，优秀的直销员是有限的。公司可以通过对临时奖励，组织旅游时，或者年终表彰，授予荣誉称号时，或者晋级大会，参与公司决策时，与优秀直销员建立起密切关系，与公司利益绑定，达到能很好的掌控终端的目的。直销员从A公司转换到B公司的成本过高，不像公司员工跳槽，直接领取更高的待遇。直销员跳槽后，可能失去自己的部分团队，几乎再次从“0”开始，重新建立网络，开始新的市场开拓。转换成本不仅削弱了顾客对价格的敏感性，而且由于转换成本的存在，顾客忠于竞争激烈的同质化原品牌。

三、直销员可以低成本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下，房租日益高涨，员工工资也水涨船高，创业的会计成本是极高的，这里还没有考虑机会成本。的费用不等，从0加盟费到数万，多数需要首批货款限制，这样对资金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基本是一年的房租加产品至少10几万。传统的分级模式，在信息不发达、物流不畅通时，渠道利润空间较大。现在物流畅通、信息发达，消费者只需动动手指就可在京东、淘宝上查到价格，几乎所有产品的价格在互联网面前几乎是透明的。这就需要服务的升级，满足消费者需要。但是对于相当多的直销员来说，资金压力比较大，技术水平也不强，只能放弃创业谋求就业。直销由于不需要店面，直接面对面销售，没有房租压力，可以节省开支。产品多是生活用品和保健食品，家庭必备。推荐产品也无需专业技术，迎合了众多直销员创业的需求。投入少，门槛低，既可以兼职，又可以全职。

四、直销员可以晋升，满足自身需要

直销奖励制度把人性参悟的很透彻，管理学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经济人的所有活动是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金钱是激励经济人的唯一动力。社会人作为集团的某份子出现的，只有投入到集体中，才能得到自由，除了物质，还有心理和社会的满足，不单纯追求金钱，更需要友情、爱情、尊敬、呵护、理解、归属。ERG理论认为人有三种需要，生存、关系、和成长。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提出了，激励因素是保证员工提高积极性的因素，包括成就感、认可、个人晋升等。强化理论倡导对正确的（错误的）行为奖励（惩罚），一定程度上决定这类事情今后是否重复。多层次直销很好的把激励理论融入了奖金制度，以A公司为例进行说明。直销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晋升到银级、金级、钻石级、一星总监、二星总监、三星总监、董事，公司给予了授聘、嘉奖和鼓励，收获其他人的赞许和羡慕。制度保证了，努力就有收获，满足生存的需要。在多层次直销的团队合作下，直销员间的关系是互助互惠，在逐级晋升的过程中，与公司共同成长。这里不只伴随着物质的奖励，更多的是获得晋升，得到尊重。在每隔几个月的促销奖励中，对业绩好的团队领导及优秀个人进行表彰奖励，鼓励团队成员学习，以期重复发生这类事情。

五、帮助政府解决就业，提高保健意识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明显变缓，人口红利期也已过去，2015年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在达沃斯论坛表示，未来中国制造业将失业1.24亿。这些失业人口都是学历较低，技术水平较差的，再就业难度较大。截止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占15.5%(比重超过10%，就代表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但是保健意识和经济水平都没有达到。多层次直销尽管有自身不足，造成疑似传销的企业混水摸鱼，伤害了直销员的利益。但是吸收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对直销员的就业创业培训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在面对面销售加信息手段的推广，消费者的保健意识逐渐也增强，直销员也可以从中获取收入。但是市场上仅存有限的直销牌照，且有直销区域与直销品种的限制。还有公司打着国家项目的名义进行资本运作，既不正规，又有损消费者利益。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现状，建议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1.加快颁发直销牌照、进行后期监管对满足保证金制度和有关规定的公司，颁发直销牌照，满足市场的需求，可简化审批手续，对直销公司后期进行监管，发现违规行为给予警告、撤牌等处理。2.对违规的涉嫌传销的公司予以约谈建立直销APP，互联时代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信息是滞后的了。对于涉嫌传销的发现就约谈，有事实依据根据相关法律制裁。对境外无法约谈的公司，采取金融手段，封财务账号等。3.实现实时教育，针对直销法律法规进行视频说法多数消费者、直销员根本不懂法律，人云亦云，对行业伤害很大。以往发现涉传均是公安部门教育，没有专门讲述直销法律法规的APP，至少没有官方的详细的讲述。通过网络手段，对直销讲述为消费者、直销员指点迷津。综上所述，多层次直销有益于企业、直销员、政府，但是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下成长，保证企业、直销员、消费者利益。

参考文献：

[1]石玉凤,杨明明,崔海霞.直销模式的管理与经济效率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0(2):260-261.

[2]王雨本.直销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0(3):61-65.

[3]郭丽敏,聂普焱.多层次直销薪酬制度及其经济学分析[J].经济经纬,2010(6):118-122.

篇1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直销研究课题组组长

要在立法后的中国直销市场合法经营，就只能把其中属于传销机制的部分根据两部条例进行转换，这将是一个艰难，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对于总部设在境外的外资跨国公司，其转型难度要比内资中小企业大得多。

在长春发生的玫琳凯涉嫌传销的案例，对正处在转型中的中国大陆直销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这涉及到直销法规执行后，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对于传销机制和传销行为的认识标准的统一问题。

《禁止传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对于传销机制进行了明确严密的定义，条例第七条对于传销行为也进行了明确界定（具体内容见条例）。从条例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传销机制和传销行为的规范是相当严格的。而且，条例的适用范围不仅局限于外资或者内资哪一类企业，只要是使用传销机制的企业，都要受到这个条例的约束。而事实上，截止日前，盛行于中国市场的90%以上的直销企业所采用的运作模式中都含有传销机制的成分，因此，要在立法后的中国直销市场合法经营，就只能把其中属于传销机制的部分根据两部条例进行转换，这将是一个艰难，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对于总部设在境外的外资跨国公司，其转型难度要比内资中小企业大得多。

如何转换机制

直销企业二次转型中最困难的是机制转换问题，而企业机制转换实际上是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和自主创新的核心问题:

一、整合资源、改革旧机制

目前，境内的直销企业和类直销企业分为两个部分:一小部分大型企业具备了取得直销牌照的条件，这部分企业需要按照直销双法的规定转换机制，进行转型;而另一大部分内资企业以及其它中小企业面临的则是或许整合、或许兼并、或许投靠大企业。但是不管怎么样，若要在直销市场中合法运作就必须祛除经营机制中的传销成分，进行机制转换，而机制的外化即体现在直销企业的制度上，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改制。任何一种改革都是要保留合理的成份，祛除不合理的成份。直销企业的微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要保留直销符合中国内地市场环境和市场运作的合理部分，同时整合有效资源，保证企业合法运行。因此，改革旧的机制，调整制度才是惟一办法。

二、综合创新

改革与创新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破不立，不立也不能有效的破。微观经济体制改革是找出机制中不符合发展的部分进行剔出，而创新则是要把这些不符合中国内地的政策法规环境、内部条件及其机制的部分转换为合法、合理、合情的机制，同时保留其合法、合理、合情的部分。

目前，有的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在中国内地的组成部分遭遇质疑，这和这种企业在这个转型阶段没有从机制上进行转换有关。同时，也和这种企业还没有研发出来具有创新性、符合当前局势的方案有关。在中国内地的直销商按这种经营机制进行运作，必然与市场环境出现逆向运行，这样会给直销商造成损失，使他们失去安全的保障。总部设在国外的跨国公司由于决策链条层次较多，可能会出现在处理某一突发事件过程中，公司总部与各级管理机构以及其具体负责人对于媒体的回答反映较慢，这在转型刚刚开始的阶段往往会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出现整合不到位的问题。当然，这里也有客观原因，转型必须有一个过程、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刻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好都有可能出这样的纰漏。

转换机制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内地的直销业要转换机制是一件非常艰苦的过程，任务十分艰巨。无论是外资的跨国公司，还是内资的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转型和改制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制转换，因此，在这种系统化的运作过程中应注意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一、合作创新

直销行为的直接主体是直销商，直销企业虽然是主导的方面，但企业必须依靠直销商及其团队才能发展。企业制订适合直销商运作的制度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制度本身是机制的外化，因此，要消除企业中传销机制的成分必然要调整制度。而制度与直销商息息相关，所以，企业必须尊重直销商，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转换自身经营机制。

作为直销商而言，他必须借助直销企业这个平台来发展，直销商必须靠着企业才能存活。因此，企业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直销商，另一方面，直销商的一举一动也牵着企业，所以在改制的过程中，有实战经验的直销商应当积极主动参与并提出建议。

直销公司与直销商的关系是合作关系，直销商与直销商的关系同样是合作关系，因此，他们之间这种唇齿关系决定他们必须合作创新，这样才能搞好机制转换。

二、科学创新

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有科学的依据，并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不能违背一般性的市场经济规律，也不能超越法律的限制。直销本身只是营销方式中的一个种类，因此，它也必须符合一个营销规则的共性，这样的交易行为才能被接受，因此，要站在科学的高度来转换机制，创新营销。

三、务实创新

企业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过去的经营机制中部分不符合法律被限制后，进行改制必然牵涉到权益重组，那么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必须采取一个协商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方法。

四、沟通与协调

直销企业是公众性公司，公众性公司是和众多的具有共同属性的权益主体相关联，而且直销的传播往往是通过直销商进行的，其权益主体是直销人员及其团队，因此，企业转换机制，直销商及其团队也应该相应的跟着转型，这里就存在企业与直销商之间的沟通，以及团队成员与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当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需要协商，只有各方的沟通和协商才能保障转型和改制最终完成。

直销实际上是一种高文化行为的体现，而且直销商的特质就在善于沟通，因此直销企业创新过程中的沟通和协调问题应该是一个具有优势的工作。

外资跨国公司转型中面临的难点

透过现象看本质，长春玫琳凯的案例引发的不仅是一般企业机制转换的问题，而且也引发出目前在中国内地外资跨国公司直销行为普遍面临的转型和改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