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格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爱国格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

只有热爱祖国，痛心祖国所受的严重苦难，憎恨敌人，这才给了我们参加斗争和取得胜利的力量。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爱国心再和对敌人的仇恨用乘法乘起来只有这样的爱国心才能导向胜利。奥斯特洛夫斯基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当《国歌》响起时。

朋友，每当震憾人心的《国歌》响起时，你感觉如何？我每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是的，我们是“不愿做奴隶”的民族，我们是“万众一心”的民族，我们是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民族。正因为是这样的民族，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屈服，而且毅然接受了强敌的挑战。《国歌》不正是中华民族发出的吼声、前进的号角吗？

《国歌》不仅记录着中国人民英勇的战斗历程，今天它仍雄浑豪放，气势磅礴，使人振奋，促人向上。

同学们，不知你们是否觉察到许多老同志听到它，仿佛看到了那弥漫的硝烟、闪光的战刀，听到隆隆的炮声、雄壮的号音，似乎又回到了那杀声陈陈的战场，体验到同志间同生共死的阶级友爱和民族感情，促使它们百倍努力，继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忘我工作，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作贡献。

海外同胞听到它，就像游子听到母亲的如唤一样，感到格外亲切，无限幸福。他们中有的不惜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踏上归途，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把自已的知识和力量献给祖国四化的伟大事业。有的虽生在海外，却时时关心祖国的前途，为祖国的建设筹备资金，广泛宣传祖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广大青少年朋友，在《国歌》的熏陶下，对那些勇猛冲杀和不怕牺牲的革命前辈，无不更加崇敬；对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无不更加珍惜；对经过战争洗礼的伟大祖国，无不更加热爱。更重要的是《国歌》唤醒我们重温历史教训。国家贫穷落后，是要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是要挨打的，这就促使我们青少年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尽

快彻底改变祖国落后面貌，迎接世界的挑战。

我们不能忘记用血换来的教训，我们的先辈在最危险的时候，用血筑成的长城。而今，我们就要像先辈那样，毅然接受挑战，毅然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大业，不自叹，不自哀，奋发图强，贡献一切。蒋筑英，罗建夫，修瑞娟，马胜利就是我们的榜样，“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就是我们满负荷学习的口号。

中国能否强大？中华能否崛起？最终将取决于我们能否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团结精神、进取精神和牺牲精神。只有如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以强大的姿态迈入世界先进之列。拥有世界上最有才干的人民和丰富的天然资源的中国，才会成为世界上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我们需要这样的国家！

前进，不甘落后的人们！

篇3

一、做好革命历史陈列馆的陈列工作

当前社会经济技术快速发展，革命陈列馆也实现了一定的建设与发展，陈列展览也不断创新发展，陈列的形式更具特色，吸引了很多参观者，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教育基地。革命历史陈列馆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应努力提高陈列的品位，革命历史陈列馆中陈列的内容应是科学准确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陈列馆工作人员应积极寻找和收集相关的革命历史资料，在陈列的编排上要突出重点以及地方特色。我国的革命历史是涉及范围比较广、跨度比较大，革命历史陈列馆的每一件陈列物品都是经得起推敲的[1]。革命历史陈列馆应不断创新陈列的形式与内容，结合视听效果，促进设计的科学立体，利用现代化的手段，给参观者以亲身的体验。陈列馆的实物应是真实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要对革命历史陈列馆的实物进行细致的鉴定，并保证其完整性，通过各种手段征集革命历史实物，对于比较难征集到的革命实物，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进行再现，给参观者真实的印象。

二、提高队伍的素质能力

革命历史陈列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是宣教者进行宣讲，他们将参观者与革命历史陈列馆有效地联系起来，进行教育宣讲、引导等工作，在陈列馆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能否引起参观者的共鸣以及震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宣讲人员，因此革命历史陈列馆应加强对宣教队伍的培训力度，提高宣教人员的政治理念与素质，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积极、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带动参观者，引起共鸣，[2]使爱国主义教育深入人心。同时宣教人员要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革命历史陈列馆中陈列展示着各种革命战争等相关的文化艺术，因此宣教人员需要强化自己的文化知识，以满足爱国主义不断发展的实际需要。此外，宣教人员要充分了解陈列馆中陈列的内容，运用科学的语言以及讲解技巧为参观者进行科学合理的讲解，促进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的实现。

三、做好编研工作，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革命历史陈列馆应积极加强爱国主义陈列馆教育素材的编研工作，对现有的教育素材进行再挖掘，再编研，从新的角度进行思考和研究，给予爱国主义教育以时代的意义。同时对于征集到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应做好去粗取精的工作，对陈列馆的内容进行不断的升级，将具有特色的、重要的内容加入到陈列馆的展览内容中，使陈列馆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得以丰富。将已经成形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进行宣传，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现，将革命历史陈列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交流中心。

四、强化革命历史陈列馆的服务

革命历史陈列馆是为参观者服务的，应树立全新的服务理念，做好参观者的服务工作，使参观者体会到爱国主义教育。做好服务设施的建设工作，革命历史陈列馆应有场馆设施、陈列以及影视播音等服务，同时建立参观者的信息咨询以及服务中心，为参观者提供优质的服务。陈列馆外要建设好绿地、停车场等，使参观者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强化配套设施的完善，从参观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满足参观者的不同需求，设置轮椅、药品、雨具、中英文的导览器，[3]从而满足不同参观者的实际需要。宣教者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例如，小品、舞蹈、短剧等，给予参观者精神以及艺术上的享受，使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强化爱国主义的教育效果。

五、积极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新时期，革命历史陈列馆应积极做好创新工作，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的顺利开展。首先应创新教育工作理念，当前人们的物质以及精神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人们的价值观以及世界观需要正确的政治思想理论以及道德进行引导和规范，革命历史陈列馆应明确自身的责任感，积极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进行科学、规范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创新教育宣教方式，革命历史陈列馆可以组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将爱国主义送进校园、企业单位等，开展红色旅游，实现爱国主义的教育效果。

六、结语

篇4

黄河清：《艺术实践》是我翻译的一本比较早的书，1986年出版的。原版是法语，它论述塔皮埃斯的实践、革命以及如何反抗等等，提倡现代艺术所谓的批判精神，尤其是批判当时弗朗克所谓的专制。当时并不知道一些具体的环节，现在看来，塔皮埃斯是国际当代艺术培养的一个西班牙抽象艺术的代表。莫名其妙在西方参加一些活动，包括威尼斯双年展。他的情况类似于中国的赵无极，他们的艺术不可否认，但是他们的路径必须深思。对比赵无极和塔皮埃斯，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中国人，同样都受到西方当代艺术界的追捧。World Art：您说他可以和中国的赵无极相比，是说赵无极其实也是那段时间作出来的一个艺术家?

黄河清：我也在想，赵无极后来为什么突然转到抽象。那是当时的“革命形势”需要，画写实基本没有什么前途，大家都是在画抽象。他们很聪明地顺应了潮流，成功地转向抽象艺术。当时还有一个法国写实画家斯塔尔，他向抽象艺术转换没有成功就绝望自杀了。

World Art：我们国内对这些历史背景了解不深，大部分都是经过传闻了解。都认为他是在西班牙继毕加索之后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

黄河清：假如划分一个历史背景来看，也就变得很好理解。当时西班牙是封闭的，塔皮埃斯一个人走出来并代表了西班牙，毕竟他是离开了西班牙，而不是在西班牙国内获得成功。就像赵无极一样离开了中国，在法国获得了成功。是这样一个背景，当时国际当代艺术的背景就是推动抽象艺术。World Art：跟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有不约而同之处，也算是加入了这个阵营。黄河清：对，因为抽表是50年代末70年代初成型的，整个50年代就在大西洋两岸推行抽象艺术。

World Art：我也看到一些资料，看到他六十年代跟德库宁、马塞维尔、霍夫曼那些人开始结识，后来也参加类似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展览。

篇5

    

     当代中国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每当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想处于大转变的关头，所有的一切思想和学术研究便被转换为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总体性的研究和最基础的研究深度” 。

     在世纪之交，全球体育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多元化”的趋势，这里的“一体”指的是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类的全球性体育盛会，“多元”则是每个国家/民族体育各自的特色。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们试图从文化学的视角探索体育与文化的关系，更深层次地认识千差万别的体育现象，如体育道德、体育行为、体育风尚、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等。这些与体育有关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密切，个人的体育价值的实现更是关系到全民健身的有效实施。因而，从文化学的视野运用社会、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体育既是社会转型的要求，也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笔者在对体育文化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当前关于中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已经在许多相关领域中展开了讨论，但是研究者们对于体育文化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的构建等问题存在着较多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少地方仍处于模糊的边缘状态。更主要的是，对于这一研究的整体现状还缺少较为准确的把握，为了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透视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本文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JFD）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与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文章作为量化分析的文本，在历史回顾与观点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出当前中国体育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够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跨地域的交叉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得到巨大的发展，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格局已然显现。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的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对于自身繁衍生息的重大意义。许多学者断定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演变为“文化力的竞争” 。

    

     第一节 文化学研究与中国体育学研究的对接

    

     中国正处于历时性转折的重要时刻，社会文化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一宏观的社会语境对各个社会学科的文化理论与研究实践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作为文理兼容的一个研究领域，体育学自然面临着如何应对当代文化变革的新课题。本节试图从文化及文化研究的态势入手，分析文化学与体育学对接即体育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

    

     一、我们该如何理解“文化”

     至于“文化”的概念，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难题。在著名的泰勒定义 之后，众多不同的文化定义相继提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200多种。

     中国古籍中的“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中也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话，主要指文治教化，与“武功”相对应。在西方，“文化”一词主要源自拉丁语的“Cultura”，意思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的，通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 。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都各自从道德、美学及哲学领域对文化进行过理性的思索，但关于真正明确的“文化”定义，所有的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的引用19世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aylor）的提法：“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

     其实，泰勒定义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定义，它侧重于将文化定义在上层建筑的范畴之类。而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所说的：“文化者，人类心能锁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则是对中国学术界中影响较大的“大文化”即广义的文化定义。

     泰勒与梁启超的定义分别从描述与归纳两个角度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细想一下，文化其实无所不包，只要是与“人”相关的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可以划归文化的范畴。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的一段话进行简明的阐释：“文化或文明，是人类努力创造的结果之总和。由自然的演化而有人类，人类与自然之间却又存在矛盾。人类为了维持和提高其生活，必与自然斗争。在这斗争过程中，便逐渐创造了文化。斗争必由劳动，且必由集体的劳动，斗争的结果便改造了自然，同时亦改变了人类自身。”

     本文倾向于赞同《中国文化概论••绪论》中的定义：“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的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换言之，“自然的人化”即文化。

    

     二、体育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相互对接的学科背景

     在知识经济的现展中，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华文化恰恰是我国最为丰富和独特的资源之一，日渐融入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国文化也处在转折的历史关口。总结、概括、研究当前的文化转型，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与学科意义。随着学术界对文化资源的配置与盘活问题的深入探讨，中国的文化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以下态势：

     一方面，文化研究逐渐发展为跨学科的研究，许多边缘学科应运而生。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的影响，分工分科过细，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文化研究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界限，甚至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进行综合研究、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这既是文化研究本身的需要，也为学术语言的丰富开辟了道路。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在努力改变先前的纯理论化、思辩化的研究，追求实证化、社会化乃至量化的方式，突破学理层面的反复论争，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

    

     上述态势影响着众多学科的研究格局与研究实践，体育学自然也在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体育科学偏重于运用生物科学理论（主要是人体生理学、人体解剖学）和教育学理论来研究体育运动。前者属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后者虽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围，但视角过于狭窄和单一。把现代体育仅仅视为一种教育现象，已经落后于时代和体育运动的现实，无法深刻全面的对种种现象和相关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

     随着体育运动与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体育科学积极的引入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理论，从过去仅仅从生物学、教育学研究体育，发展为运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运动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立体、综合研究，体育科学也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知识体系。

    

    

     第二节 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流变历程

     一、文化研究的引入是中国体育学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多种文化结构可以并存，并且是被社会行动者不均匀地进行社会性分配和重组的”。 体育的发展也要同社会大文化的发展相一致。

     1. 体育理论研究关注体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如上文所说，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突破了原有的“体育理论”（包括体育的目的、任务、制度、手段以及体育锻炼、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和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的组织和方法等）框架，把体育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社会语境中，拓宽了研究视域。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与体育有关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个人的体育价值关系到全民健身是否有效实施。因而，体育越来越倾向于对体育与社会环境之间双向关系的研究，特别重视从文化学的视角探索体育与文化的关系，如体育道德、体育行为、体育风尚、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等。研究体育文化不仅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之一。

    

     2.“文化热”潮流的具体体现

     党的以来，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伴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要求，思想文化领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关于文化讨论的大热潮，当时即被称为“文化热”。许多类型的文化研究也随之伴生，兴盛一时，例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旅游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并不限于精英文化的范围，而是扩展到大众文化领域，“文化”一词也不再是少数精英学者们的专利。我国的体育文化研究便在这股热潮的具体体现之一。

    

    

     3. 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体育研究与世界体育研究的接轨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对于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体育与文化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学者就取得了一定成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体育社科界开始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积极组织、参与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如奥运会科学大会、国际体育社会委员会（ICSS） 等。目的是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扩大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提高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国际科学论坛中的地位。

    

     二、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主要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文化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其具体发展科分为三个阶段：

     1. 引入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体育，引起了一些社会工作者和体育界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有识之士的极大兴趣。冯之浚、高尔泰、金大陆、郑也夫等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在体育报刊上撰文、在体育文化讨论会上发言，与同时期的体育界研究者程志理、解毅飞、郝勤、张争鸣等附和，推动了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兴起。

     八十年代后期，一批经历过社会科学正规训练的中青年人进入体育界并逐步成为体育文化研究的主力，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一些体育期刊杂志也开办了体育文化研究专栏。除了江苏省的《体育与科学》杂志的“体育文化研究”栏目外，国家体委的《体育文史》、《体育论坛》杂志也是体育文化研究的主要阵地。此外，陕西省的《体育世界》杂志和北京市的《五环》杂志也一度重视体育的文化品味。

     除了著作以外，举行体育文化研讨会也是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和宣传的主要方式。1996年成都体育学院成功地举办了一届全国体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期间有不少有关体育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或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讨论，或以墙报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在那之后的三年里，出现了一场小范围的体育文化研究热潮，相继在报刊上发表了100篇左右的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章。

     这一时期多数学者就“体育是不是文化”这一问题已达成共识，普遍的观点认为：体育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2. 萧条期

     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对文化研究陷入“热潮”之后的“冷却”，体育文化研究也呈现出比较萧条的景象。多数体育科普杂志的兴趣从较注重文化品位转向宣传足球、篮球等比较容易吸引读者的内容。当初以全面宣传体育为办刊宗旨的刊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体育文化宣传的责任心。

     在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中日趋减少时，“弘扬人类崇高体育精神、宣扬体育的文化价值”几乎成了一句空话。所幸的是在人们对体育文化的宣传失去激情后，一些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却横空出世。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关于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包括旷文楠主编的《中国武术文化概论》，胡小明主编的《体育人类学》，以及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等。这些专著已开始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审视体育学研究，其中体现了作者对体育文化内涵及外延的把握和对体育现象的哲学认识，但在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却一直存在重大的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3. 发展期

     9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首次明确地将文化放在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进行宏观构架，重新认识了关于“文化生产力”的价值论断，中国又呈现出“文化研究热”的繁荣景象。

     有关体育文化的研究内容相应增多，仅体育文化的定义就出现了数十余种提法，并已逐渐走到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对体育文化理论体系的研究初现端倪，一些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现，如闻昊主编的《体育文化学概论》、易剑东主编的《体育文化学》、伍晓军主编的《体育文化学》。此外，体育文化的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对相关亚文化，如校园体育文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西比较体育文化等，研究规模颇为可观。

    

     从以上三个时期的描述中，可以简单勾勒出体育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笔者对体育文化研究历史回溯的目的在于：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握当前体育文化的研究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及时解决的可能，使研究主体对体育文化的发展具备更客观的前瞻。

篇6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第十八险滩――黄公滩。黄公滩地处万安古城观澜门外，距万安县城约1公里处（万安水电站大坝下游），“黄公滩”是18滩最后一滩，也是最险恶的一滩，此滩最深、最奇、最险。古人有《水中石头记》这样描绘黄公滩：“石多如牛者、如狗马者、如龙蛇而狞欲飞走者，如猿而上下其臂，或蹲似啼者，皆激水者闻百里……舟行无不动心，稍不慎则又齿之而碎。”令历来舟子视为畏途。后将“黄公滩”改为“惶恐滩”的，是大名鼎鼎的坡。1094年，苏轼被贬谪广东惠阳，路过万安，寓于与知津阁，写下了著名诗篇《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七千里外二毛人， 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 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 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 此生何止略知津。

苏轼在这里改“黄公”为“惶恐”，其因有二：一是误听，因为“黄公”与“惶恐”读音接近。二是有意，因为只有用“惶恐”，才能准确表达此滩之可怕；只有用“惶恐”才能对上“喜欢”，只有用“惶恐”才能体现诗人此时此刻的处境及心情。因坡而有了惶恐滩之名，从此名扬四海。

古代诗人吴兴祚也曾有感而发：“怪石触舟怯，飞涛惊梦寒。曾问三峡险，不似此行难。”后有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此挥笔写下千古名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民间亦有流传：“惶恐滩，鬼门关，十船过滩，九船翻。”其实，围绕赣江“十八滩”，特别是针对万安境内的九个险滩，千百年来，已留下众多诗词歌赋。如杨万里的《过皂口》《过百家渡四绝句》，朱熹的《野馆》，周敦颐的《香林寺唱和诗》，赵\的《惶恐滩》，文天祥的《过万安县》《题凝祥观》，彭汝砺的《万安道中》，戴复古的《游五云阁》，郭师元的《云洲》，乐雷发的《金滩》，辛弃疾的《书江西造口壁》，解缙的《过十八滩》《疏源诗》等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滩头文化。

由于万安处吉州、虔州（今赣州）之间，为水陆交通要道，因此，历代特别是宋代，有无数文士骚客，达官要人途径万安，过十八滩，或传经讲学，或吟诗作词，或结朋交友。他们之中，有唐代的张九龄、张籍；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胡铨、周必大、文天祥、杨万里、刘辰翁、朱熹、周敦颐、赵\；明代有戴复古、解晋、罗钦顺、罗洪先；清代有王士祯、袁枚等，这些人，大都在中国文学、哲学史上有一席之位。因为他们，十八滩文化才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高雅的品位和永恒的魅力。

十八滩文化的主干是十八滩诗词，载于旧《万安县志》的诗词就有几百首，其中大部分与十八滩文化有关。这些诗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咏物诗，以描述十八滩及万安的山水风光为主要内容，其代表作有张籍的《玉山馆》、杨万里的《过皂口》、王士祯的《十八滩三首》以及袁枚的《过万安县》等。在唐代著名诗人中，留诗万安的只有张籍，他的《玉山馆》写得情景交融：

长溪新雨色如泥， 野水阴云尽向西。

楚客天南行渐远， 山山果树鹧鸪啼。

在文学史上，杨万里以高产诗人著称，在万安留诗的名人中，杨万里留诗最多。他的《过皂口》写得优美自然：

赣石三百里， 春流十八滩。

路从青壁绝， 船到半江寒。

不是春光好， 谁供客子看。

犹频一尊绿， 并遣百忧宽。

在十八滩诗词中，对十八滩的险恶之状描述得最生动形象的，当数王士祯，他的《十八滩三首》中的第一首，是专门描述惶恐滩的：

系舟万安城， 已闻滩声恶。

连峰造天关， 疾雷殷地络。

篱槁师理楫， 直与惊湍薄。

万山立积铁， 其下临大壑。

沈沈蛟龙宫， 神物信所托。

排空纷怪石， 森林奋博攫。

潜虬动鳞甲， 巨刀扬镡锷。

地根在何处？坐觉坤轴弱。

怅然念神禹， 封泥此疏凿。

长年聚群力， 撒旋出寥廓。

三复垂堂言， 远游亦何乐！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和丰富的修辞方法，把惶恐滩的凶险描述得淋漓尽致。

另一类诗词，则以抒情为主，这类诗词数量不多，但质量上佳。这些诗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诗人把十八滩的风光与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联系起来，发思古幽情，抒爱国之豪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中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是这类诗词中的扛鼎之作，如两颗恒星光芒四射。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大举南下，从湖北进军江西。隆裕太后（高宗的伯母）从南昌逃到万安造口，又从造口逃到虔州（今赣州）。淳熙三年（1176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途经造口，怀古叹今，写下这首词，作者怀爱国爱民之情，发出了“中间多少行人泪”、“可怜无数山”的悲愤之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