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自荐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银行自荐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银行求职自荐信1

银行求职自荐信1尊敬的领导：您好！感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垂阅的我的求职自荐信！贵公司（银行）的良好形象和员工素质吸引着我这位即将毕业的学生，我很愿意能为贵公司效一份微薄之力！我是来某学校的某专业应届毕业生。我在校期间学习努力认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尊敬师长，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与老师同学和睦相处，能说一口流利地英语，还在自学国际金融专业相关课程。在业余我有计划的抽出时间去阅读各类书刊，杂志，看电视，上网，力求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紧跟时代步伐。在放假期间，走出校门，我尽可能的去捕捉每一个可以锻炼的机会，与不同层次的人相处，最大化的让自己零距离的与社会接触，感受人生，品位生活的酸，甜，苦，辣，让自己尽快的适应社会这个“大家庭”。我很希望能到贵公司（银行）去工作，使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自己的人生能有一个质的飞跃。我相信贵公司（银行）的整体形象，管理方式，工作氛围会更加吸引我，是我心目中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因而我很自信的向您承诺：选择我，您绝不会后悔！最后谢谢您能在百忙之中给予我的关注。此致敬礼求职自荐人：xx某年某月某日

 

篇2

您好!

感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垂阅的我的自我推荐信！工商银行的良好形象和员工素质吸引着我这位即将毕业的学生，我很愿意能为你们银行效一份微薄之力！随信附上个人简历，期待与您的面谈。

我很希望能到你们银行去工作，使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自己的人生能有一个质的飞跃。我相信你们的整体形象，管理方式，工作氛围会更加吸引我，是我心目中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我在此诚恳的请求您能够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展示我的能力。

我在校期间学习努力认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专业基础。以下，我对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与老师同学和睦相处，能说一口流利地英语。在业余时间我通常会通过各种途径去找能够让自己得到锻炼的各种工作。

我个人方面，因为本身我自己的性格是非常随和的，而且善于和人沟通，能够很快的融入新的环境与团队。由于本人特别喜欢学习新的知识并运用于实际，所以很擅长于接受新事物并且善于钻研。对于新的挑战有很大的兴趣，并且不怕困难，能够很快在挑战与压力的环境中快速适应。在大学期间曾经参加过几次实习工作，让我 的工作及沟通技巧有很大的提升，加之自己的性格开朗所以每次的实习中都能够与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融洽的相处并没有发生过摩擦，而且对于团队队友之间的摩擦还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很好的融入团队并且协助团队更好的完成任务。

我的个人兴趣是钢琴以及声乐平时喜欢听一些古典音乐，也喜欢旅游。

最后谢谢您能在百忙之中给予我的关注。

篇3

刚转来的第一天，我紧紧牵着妈妈的手，怯生生地审视着周围的一切：陌生的校园，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操场上，几棵千年银杏的枯枝正在残冬的寒风中颤抖……

新班主任高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和蔼地对我说：“欢迎你来到汶河小学四（15）班！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你有什么困难，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尽量帮助你。”

很快，我就被高老师的课堂吸引了，她总是知识与故事相结合，幽默与严谨相统一。还记得她上《燕子》这一课时，忽而通过视频让我们欣赏燕子在春天里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的美景，忽而用粉笔三笔两画就将俊俏可爱的燕子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忽而又指导我们以声情并茂的朗读去感受小燕子的活泼与机灵……我惊喜地发现，我以前上课爱开小差的毛病竟然在这不知不觉中渐渐改掉了。

高老师不仅课讲得生动，也非常关心学生。没有了爸爸妈妈的监督，在学校代伙的我就不想好好吃饭了。有一次，我午饭只打了一点点。高老师看见了，连忙说：“再盛一些吧，一定要把肚子吃饱了。”我还没吃完就想倒掉，高老师又关切地问：“怎么？不喜欢吃？挑食可不利于健康成长，况且我们也不该浪费粮食呀！”像这样无微不至的老师怎能不让人感动？

篇4

一、国际上较为普遍的新型资本补充工具

巴塞尔Ⅲ将原有的一级资本与附属资本两个层级重新划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三个层级，确立了合格资本工具的监管标准，提高了对银行资本吸收损失能力的要求。

一级资本是在持续经营情况下能够用于吸收损失的银行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主要指普通股，其他一级资本需具备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吸收损失的能力，并具有期限永续、票息自主支付、不含赎回激励条款等特征，包括优先股和无期限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二级资本是在不可持续经营情况下（即破产清算时）能够用于吸收损失的银行资本，具有不含赎回激励机制、在无法生存情况下将触发损失吸收条款并通过减记或转股机制实现损失吸收机制等合格标准，主要包括混合资本债券、长期次级债券等二级资本工具。

1.优先股的监管标准及海外发行状况

巴塞尔Ⅲ没有对优先股是否可视为合格的其他一级资本给出判断，而是列示了其他一级资本的合格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必须具备在持续经营及清算条件下充分吸收损失的能力；二是不包含有强制性的收益分配权和优先权，银行在任何时候都具备取消分配和支付股息的自；三是银行拥有赎回权，且赎回时必须得到监管当局认可。只有满足了上述要求，优先股才可被认定为银行合格的其他一级资本，并计入一级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作为较成熟的融资工具，近年来优先股在国际主要银行的股东权益占比持续上升，尤其在本轮金融危机救助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资本补充作用。例如，美国银行优先股成为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参与银行救助的重要手段，即通过购入可转换优先股进行注资、补充银行流动性资金缺口，并获得固定优先股股利，在约定时间内转换为普通股，陆续在二级市场出售，进而实现投资退出，此举不仅帮助银行业渡过危机，同时也实现了可观的投资回报。

巴塞尔Ⅲ出台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普遍允许金融机构将优先股作为其他一级资本。截至2012年2月，欧洲、美国及亚洲（除日本外）主要银行的平均其他一级资本充足率为2%、2.5%和1.3%，其中通过优先股发行补充资本的比例约为0.6%、0.75%和0.39%。

2.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及海外发行经验

巴塞尔Ⅲ规定，合格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应满足相应标准。

巴塞尔Ⅲ正式颁布后，荷兰、西班牙、巴西、俄罗斯等国的银行已纷纷推出依据巴塞尔Ⅲ设计的附减记或转股条款的其他一级资本证券。2011年1月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发行的20亿美元附加减记条款的永续一级资本证券是首宗符合巴塞尔Ⅲ监管标准的其他一级资本发行案例，该证券具有在一级资本低于8%时部分永久减记、在无法持续经营时全额永久减记的损失吸收功能。

3.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特征及发行情况

巴塞尔Ⅲ规定，2013年1月1日后次级债等旧式二级资本工具的发行受限，并分10年逐步退出市场，新型二级资本工具面临急迫且较大规模的发行需求。

对于二级资本工具，巴塞尔Ⅲ大幅度提高了其合格标准，确保能够在银行清算条件下充分地用来吸收损失，降低政府救助成本以及纳税人的损失。主要包括：一是禁止含有利率跳升条款及其他赎回激励机制，且发行银行不得形成赎回权将被行使的预期；二是触发事件发生时能充分吸收损失，触发事件是指以下两者的较早者：监管当局认定若不减记银行将无法生存，或监管当局认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资，银行将无法生存；三是明确通过减记或转股实现二级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机制。

巴塞尔Ⅲ出台以来，国际大型银行已纷纷展开创新资本工具的尝试，积极探索补充资本的新渠道。海外市场已有多个符合巴塞尔Ⅲ要求的新型二级资本工具发行案例，且相对集中在欧洲市场。2011年10月工银亚洲在我国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行了10年期亚洲首只满足巴塞尔Ⅲ要求的新型二级资本债券，发行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发行定价为年票息率6%，损失吸收条款为当香港金管局认定工银亚洲无法生存时，其本金和利息将被全额永久减记。这类资本工具通常具有次级性，在正常市场环境下显示债券特征，而在触发事件发生时又表现出股票特征。

二、我国银行业进行资本工具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资本工具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增强银行损失吸收能力的需要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银行业在资本监管方面的严重缺陷。在银行的资本质量方面，由于国际银行业的资本构成中“债务资本工具”占比偏高，普通股占比较低，导致表面上的高资本充足率无法达到维持银行持续经营能力的目标，造成了危机在银行间蔓延，进而引发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为此，巴塞尔Ⅲ确立了“资本质量与资本数量同等重要”的原则，建立新的资本工具合格标准并强化资本工具吸收损失的机制等。

巴塞尔Ⅲ提高银行资本工具的质量要求，表现在对于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要求必须是无固定期限、不含利率跳升及其他赎回条款，并在特定条件下强制转为普通股或减记；对于二级资本工具，要求必须含有转股或减记条款，以确保银行在无法持续经营条件下二级资本工具能在政府救助以及纳税人承担损失之前充分吸收损失。

2.资本工具创新是我国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社会经济发展责任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和资本质量持续改善。截至2012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9%，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4%。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假设在不存在外源融资的情况下，若银行信贷和风险加权资产按照20%同比例增长，分红比例为40%，利润年均增长率为20%，则中国银行业在2012-2016年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7%、10.8%、10%、9.4%和8.9%。如果按照10.5%的充足率标准，则将于2014年出现资本缺口达四千亿元，2015年将达一万亿元。

与此同时，与西方银行业资本工具过度创新相对应，我国商业银行长期面临着资本结构过于单一、资本补充渠道狭窄的问题。我国银行业缺乏优先股、无期限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产品，银行资本补充主要依靠自身利润留存和发行少量次级债券，不仅对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构成制约，也对银行上市融资和资本市场产生压力。

根据巴塞尔Ⅲ以及银监会《资本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现已发行的次级债等旧式二级资本工具由于均不含有减记或转股条款，应被认定为不合格的资本工具，将从2013年起分十年逐年递减，进一步加大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压力。在现有的普通股不能持续、旧式次级债逐渐退出的背景下，尽快推进我国银行业资本工具创新，不仅是商业银行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监管规则调整的必然要求。

3.资本工具创新有利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减缓国内资本市场压力

近年来，在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的诸多不确定因素，资本市场持续提供融资的压力在不断增大。按照巴塞尔Ⅲ的规定，银行可以通过优先股、资本债券等形式发行新型资本工具，从而改变过度依赖直接融资的局面，拓宽银行间接融资渠道，将有助于缓解商业银行融资对资本市场的压力。同时，加快资本工具创新，拓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对于发展债券市场和开拓多元化的市场投资主体具有积极意义。

三、我国银行业资本工具创新面临的问题与监管改革进展

为了更好地推动巴塞尔Ⅲ落地及《资本办法》的顺利实施，银监会在《指导意见》中明确了商业银行是开展资本工具创新的市场主体，以及先易后难、先试点再推广的原则；同时，明确了新型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以及商业银行以合同约定形式达到相应认定标准的合格方式。然而，由于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在我国尚属空白，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的框架内，发行新型资本工具还存在着法律法规依据不足、发行渠道存在障碍等困难。

1.优先股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发行面临障碍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没有优先股融资工具品种，在合格一级资本工具缺乏的背景下，稳步推进优先股发行已成为我国银行业资本工具创新工作的重点之一。作为其他一级资本工具，银行优先股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权益工具性质明确，清偿顺序位于所有债务人之后，吸收损失能力较强；二是股息支付非累积且可取消，条款灵活度较高；三是银行拥有赎回权。

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我国优先股发行面临着法律基础缺失、配套规则缺乏、审批流程复杂、会计处理规则不明确、投资者资格受限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棘手的困难是，在我国法律框架中，没有对优先股进行任何界定，《公司法》中“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的“同股同权”条款，与银行优先股无表决权的基本属性相抵触；《证券法》中未涉及“优先股”的概念、性质、分红权、发行、赎回等规定，通篇仅以“股票”和“股份”作为总称。然而，《公司法》中“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股票以外的其他种类股票，另行做出规定”，为优先股预留了一定的立法空间。

在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资本办法》的背景下，监管当局明确提出“坚持以商业银行为创新主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时推出新型债务类和权益类资本工具”，无疑为商业银行试水发行优先股指明方向。

2.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的“期限永续”难解决

《资本办法》对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监管要求分别为8.5%和9.5%，若不推行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而仅以股权融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方式来达到监管指标，则相当于将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直接提高至9.5%，这将无形中大幅抬高银行的融资成本。

此外，在巴塞尔Ⅲ框架下，仅由普通股承担损失吸收的方式也使得原有普通股股东的投资风险高度集中。因此，尽快推出合格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用于补充一级资本，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非常必要。

目前推出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存在的困难有以下三点：

第一，依据《资本办法》下合格资本工具标准，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应具有期限永续、可取消票息支付等特征，这与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关于“本法所称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的法律定义存在差异。

第二，《资本办法》规定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必须具有本金吸收损失的能力，且必须含有减记或转股条款，当触发事件发生时，该工具能被立即减记或者转为普通股，但如何进行减记及转股，监管部门尚无具体规定。

第三，在现行法律法规要求下，可转换债券持有人对是否转换股票有选择权，这与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在满足触发条件或银行无法持续经营时，必须强制转换为普通股存在冲突。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的永续期限问题目前还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法，“长期+展期”（即给定足够长期限，如30年、45年，到期可续期）的方式是否可行，还有待巴塞尔委员会进行后续认定。商业银行在符合监管合格标准和相应限定条件的范围内，应最大限度地进行创新，为尽快推出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开辟空间。

3.二级资本工具附减记或转股条款即可创新试点

从2013年起国内银行已发行的旧式二级资本工具每年递减10%计入监管资本，10年后不再计入，因此预计每年将有1000亿元的次级债发行需求。

根据二级资本工具特性，在触发条件发生时，该工具将被立即减记或转股。但从国内现有法规来看，减记条款没有明确规定，转股条款则与现行《公司法》、《上市公司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对转换股票或不转换股票有选择权”有差异，这与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强制转股属性矛盾。

鉴于转股条款与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且涉及更多的监管和审批程序、发行场所不确定等问题，加之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不景气，银行业股票面临投资者较多质疑，商业银行可首先明确在银行间市场推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试点，对于不涉及普通股补偿的本金减记，在法律上不存在实质障碍，可以合同约定的形式，在二级资本工具触发条件发生时，该工具的本金应立即按合同约定进行全额或部分减记。

四、加强针对性研究，有效推进银行业资本工具创新

为更好地推动《资本办法》的实施，实现各级资本达标，商业银行应坚持资本节约型发展方向，通过不断优化资本管理体系，提高资本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并做好资本规划，夯实内源性资本补充。资本工具创新是拓宽中国银行业资本补充渠道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应准确把握新型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稳妥地做好发行新型资本工具的各项工作。

1.尽快着手研究资本工具创新问题，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商业银行应组织专门力量，成立资本工具创新研究小组，一是了解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市场、资本工具的最新发展情况，沟通探讨适合银行资本充足率情况和资本结构状况的资本工具创新方案，并结合新的监管要求，对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创新进行前期沟通和方案规划。二是积极开展发行新型资本工具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监管当局的统筹协调下，积极探索、主动沟通，营造有利于资本工具创新的制度条件和市场舆论环境。

2.审慎评估银行业进行资本工具创新的可行性，明确对各级资本工具的需求

从外部环境来看，相较于中国银行业过度依赖股市融资的单一性，资本工具创新早已成为国际银行业资本补充的重要渠道。我国监管部门还未出台创新细则，要进行资本工具的创新突破虽然有难度，但从目前的监管动向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工具创新持鼓励和支持态度，对存在发行障碍的新型资本工具尚留有创新缺口。

从内部条件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达标上存在压力，加之《资本办法》已正式实施，此类银行对于二级资本工具的需求较为紧迫。国有大中型银行目前在二级资本上无明显需求，因此在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试点发行不能一哄而上。相反，这些银行的一级资本存在较大缺口，建议国有商业银行的创新重点应放在发行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上，尽早通过发行其他一级资本工具来补充一级资本，提高资本损失吸收的能力。

从技术层面上看，对于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名称，监管当局尚无具体规定，但要尽量避免出现权益或债务类的关键词，避免给市场造成波动；对于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方案，银行应在符合监管合格标准和相应限定条件的范围内，在触发条件、减记方式等方面进行最大限度地创新，为尽快推出新型资本工具开辟空间。

3.全面分析新型资本工具对商业银行股东权益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商业银行在合理制定资本规划、完善内源性资本补充机制的基础上，应结合自身发展战略，统筹考虑新型资本工具创新试点对银行股东、资本属性、融资效率及财务成本等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发行减记型资本工具将不会摊薄原有股东的权益。该工具的票息支付完全由银行决定，银行有权在一定情况下取消支付，并不进行票息累积。但由于存在股息制动机制，若取消票息支付，则银行在当年应同时取消对普通股股东的分红。此类资本工具的产品设计需要在满足合规性监管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第二，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在夯实银行资本质量的同时，还将有助于改善银行的总体财务状况。一是该工具在会计处理上被记为负债，可以享受税前利息抵扣的优惠，从而大幅降低发行成本，对净利润有正面影响；二是由于该工具不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因此不会降低全行的ROE水平；三是相比普通股融资的高成本，新型资本工具的融资成本平均可降低8至10个百分点。

4.研究新型资本工具发行条款，明确发行地点和发行规模等问题

为做到风险收益匹配，新型资本工具产品应通过情景假设和预测分析等方式，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具体发行条款不仅应符合监管标准，也要结合银行业的实际情况。

首先，新型资本工具的创设时机应充分考虑市场环境、监管环境等外界因素。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发行新型资本工具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投资者对新型资本工具的反应亦不同。在试点市场的选择上，建议境内市场与境外市场、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同步推进。

第二，在试点工具选择上，建议综合考虑减记型与转股型资本工具的市场接受程度、发行成本水平以及市场规模大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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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信仰；送子观音；习俗；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013?04

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重生”“贵生”的传统，对生命充满着崇敬和期待。这种重生的思想亦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诸如“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说明了“生”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儒家文化讲究家族香火的永恒延续和族类生命的无限传递；道家思想则从女性生殖崇拜而推及大地万物的产生和成长，婴儿姹女成为其炼丹成仙的主要概念，其最终落着点都是在对“生”的开拓上。在民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母以子贵”等耳熟能详的谚语亦都是对“贵生”文化最通俗的注解。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都是男权制社会，女性没有任何权利，更没有财产的继承权。因此，传宗接代不仅关系到父系生命的延续，更决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她们未来生活的依靠，这就使得中国妇女同男人一样，期盼生子的愿望非常急切。由此，重生、贵生文化又以“求子”为其最世俗、最直接的表现。求子行为，作为一种习俗，已经渗透到了岁时风俗、人生礼仪、神话传说乃至器物佩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贯穿着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

在这种生育文化中形成了庞杂的生育神信仰，其中尤以女神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性的生育神就有观音娘娘、九子母、碧霞元君、王母娘娘等。地方性的生育神则更多，闽台地区的临水夫人，在台湾地区则被称为注生娘娘；沿海地区的天后娘娘，它虽是海上的主宰神灵，但也掌管着生育；广东地区的金花娘娘也被称为是妇婴保护神；另外，还有天仙女、七娘妈以及锡伯族的喜利妈妈、鄂伦春族的额古都娘娘、土家族的阿密麻妈、畲族的插花娘娘、壮族的花婆等等。为了那永不变更的希望，各地各民族都以自己的信念敬奉着各自的生育女神。当然，在诸多的生育神信仰中，尤以送子观音的信仰最为普及和执着。

一、送子观音信仰的形成

佛教里的观音菩萨，虽然相对比较晚才进入中土文化，但由于她能够很好地切合中国文化的特点，满足人们解难救苦的需要，因此，在民间历来就有很大的影响。在刚传入中国的六朝时期，人们就特别注意到观音送子的功能。在早期翻译出的关于观音的佛经《妙华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就有称念观音名号能“求男得智慧之男，求女得瑞相之女”的说法：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1]

观音在其救苦救难的大慈悲下，对于生育竟然是如此的有求必应，于是，她迅速地与中土文化一拍即合，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则经文可以看出，在古印度佛教中，观音满足人们生育的渴望时是没有男女区别

的，也就是说，观音送男送女都可以。但是，由于中国文化早在《易经》时代，在骨子里就埋下了男女有别、天尊地卑的基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2]。长期的封建男权社会历程，使得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男子的社会地位极其凸显，而女子只有在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份。这种失调的男女地位影响到生育上，表现为人们不愿意生育女孩，“生女当如陪钱货”，而特别渴望生养儿子。因此，佛教中的观音菩萨进入中国文化以后，也改变了印度佛教中送男也送女的本义，逐渐演变成一位主要送男的生育神。

民间观音送子信仰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观音初入中土的时候，观音信仰还不是很普及，人们向观音求子的行为并不是那么主动，大都是受出家僧人的指点才跪拜观音求子的。如六朝唐临的《冥报记》中记载，信行的母亲久不得子，有沙门“劝念观世音菩萨。母日夜祈念，顿之有娠，生信行”[3]。此类故事在《太平广记》卷100和卷101中收集更多：

刘宋孙道德，四川益州人也。素奉道，职任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道德曰：“苟心要求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如此可有后望也。”德遂罢不事道，丹心投诚，归诵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产男。（出《冥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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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资本；战略性新兴产业；途径；机制；建议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02

一、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民间资本一直缺乏稳定的投资渠道。以往大量民营企业主要从事传统工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调结构，促升级”，许多传统制造业最近几年面临转型升级的困境，使得大量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但当前很多民间资本并未能如愿进入实体经济，反而变身游资，成为扰乱经济秩序、抬高物价的因素。因此，正确引导民间资本对于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助推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加速科技创新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我国很多产业多年由国营企业把持，近乎垄断，即便国家降低门槛允许进入，民间资本真正进入也比较困难。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则不同，该产业刚刚起步，民间资本可与国有资本处于同一起点，并能享受到更为公平的待遇。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市场开放、多元化主体竞争的新领域，为民间资本的进入提供了重大机遇。

二、当前我国民间资本投资流向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民间资本造就了大批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累积了庞大的民间资本。但无论是与国有资本投资的横向比较，还是与往年民间资本投资的纵向比较，都显示出当前我国民间资本投资明显不足，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随着政府投资的规模和效应的递减，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充沛的民间资本能否被真正有效地全面激活，关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但当前我国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间的流动存在严重的瓶颈：

一方面我国积累了巨大的民间资本，但由于各种显现的和潜在的原因，民间资本投资的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却不高，存在低档次、粗放型投资的趋势，只考虑那些回报周期短、低水平扩张产能的项目。向高新科技、集约型投资的转变尚不能实现，很多民间投资不能把握国家经济的长期走势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不能把自己的资金投向与产业升级的方向、政府引导的目标有机结合，盲目热衷于“短平快”的项目，既不能提高投资收益，也没有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却资金紧张，大量缺少资金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在向正规银行信贷求而不得的情况下，只能转向求助于民间借贷市场，寻求民间融资方式。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市场监管，民间借贷不仅推高了民间融资利率，增加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也进一步加剧了其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规模巨大的民间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而需要资金注入的中小企业又找不到资金来源。在此背景下，我国要从破解民间资本投资难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的“两难”困境出发，要正确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流向，理顺投资渠道，清除投资过程中的隐形障碍，将民间资本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

三、阻碍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原因分析

一直以来民间资本在新兴产业领域投资比重相对较低。当前，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几个障碍：

一是民间资本对新兴产业不熟悉，往往选择快进快出的产业，或虚拟产业。所以，政府需要通过规章制度，保障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新兴行业投资中的安全。

二是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对新兴行业不了解，所以投资是相对谨慎的，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新兴产业的介绍和引荐，让民间资本有信心投资。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是投入资金大，回报周期长，而传统民间资本希望投资“短平快”或速成的项目和产业上。

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体制不完善，投资不足。国家目前还没有健全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处于成长阶段的新兴产业，很难通过正规银行信贷或上市来获得资金融通。

要破除这几方面的障碍，就需要在政府主导下，构建相关的对接平台，引导民间资本转变投资思路，加强新兴产业与民间资本的对接与交流。

四、探索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战略新兴产业的途径和机制

虽然我国已经向民间资本敞开了大门，使其“可以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但这并不意味民间资本就“愿意进入”。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类企业大多存在研发投入高、初期不易进入市场、融资比较困难等各种问题和风险，民间资本虽然“可以进入”却可能会出现“不愿进入”的现象，潜在的民间资本也更容易形成游资，这正是国家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要破解这些难题，各地应结合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正确引导民间资本，创新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战略新兴产业的途径和机制。

1.清除针对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

在一定程度上民营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存在一些隐，一些地方政府或园区在投资规模、产能大小等方面设置门槛。各地应对那些阻碍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准入条件进行及时清理，不在注册资本、土地供应、投资规模、产能强度等方面针对他们设置门槛。要利用民营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敏感性和创新能力，及其本身的体制机制优势，重视发挥他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的探索、试错等风险承担功能。

2.加强财税政策扶持，通过利益诱导民资流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金额大，产业周期长，而民间投资又往往难以享受到与国企同等的政策性补贴、税收减免和政府注资等优惠政策，往往显得动力不足。各地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资金建立专项补助，降低高风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成本。还应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细则，通过资源补偿、税收返还、价格补偿、利差回报等方式保障民营投资的收益水平。做到既“晓之以理”，又“诱之以利”，使民间投资有利可图，增强其投资积极性。

3.提高民间投资能力和水平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民企转型升级

对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而言，光看清投资方向还不够，还必须看清宏观经济形势，并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适当的策略。既要量力而行，注重投资节奏，又要脚踏实地，尊重市场规律。应引导民营企业把握好后危机时代面临的六大机遇，支持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瞄准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投资或联合投资资源消耗低、发展后劲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自身转型升级，提高民间资本的竞争力，带动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4.优化投资服务，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

要激励民间投资，就应构建社会化投资服务体系，建立专业化投资服务机构，完善民间投资综合服务项目，包括管理决策、营销策划、投资咨询和审核报批等方面。搭建综合性投资信息网，为全社会提供准确、充分的投资信息，帮助民间资本准确了解政策、技术和市场，正确筛选投资项目。同时还应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权益的有效保护，使民间投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让他们愿意投资、敢投资。

5.制定实施细则、认真开展试点、先期启动重点，理顺民间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

首先，各地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完成本行业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新兴产业的实施细则，明确民间资本进入的细分领域与途径、资质要求、运营管理服务办法等内容。其次，各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据实施细则，在本行业领域内加快开展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兴产业的试点，制定详细的试点方案及进度安排。最后，结合当地民间投资发展现状，各地应该先期选择一两个重点产业或项目进行突破，作为启动民间投资的重点，重点启动的项目要有突破性实质进展，发挥引领作用。

五、推动民间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对策建议

1.加快民间资本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

“十二五”时期各地应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的特点，结合当地产业领域的实际情况尽快出台总体思路和规划，确定战略目标和发展重点，列出具体新兴产业发展领域、发展方向、时间表、线路图。选择几个重点产业或项目进行突破，加快转化或引进一批重大科研成果，推进产业升级和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延展，形成高端产业集群。依托各地的专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培育一大批创新能力强、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特别要积极扶持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的民营科技企业，对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将产生示范和引领作用。

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民间资本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机制，着力推进制度建设，逐步实现“一站式”办公，全面公开办事流程，精简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不断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完善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项目的协调服务工作机制，积极推行项目审批（审核）部门间网络互联和信息共享。

3.构建扶持民间投资发展新兴产业的税收支持体系

一是坚持“少取多予”的方针，通过推行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税外费用征收等手段，对从事新兴产业的企业进行“减税、减费和贴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创新企业和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二是研究制定扩大增值税优惠范围，对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征增值税政策，对产业相关民营企业的出口实行退税政策；对尚未纳入征税范围的非循环经济范畴的重要消费品征收消费税，以此拉开其与循环经济产品的税负差距，体现新兴产业优势，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新兴产业的行业所得税率至15%；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三是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开发基金和结构调整准备金允许税前列支；加大投资抵免力度。建立技术准备金制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在税前提取准备金，用于研发、技改等。

4.建立民营企业政府专项采购制度

要加大政府采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支持民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允许在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范围列支，确保民间资本投资后的销售渠道畅通。完善政府采购政策，鼓励民间投资企业通过公开竞争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支持民间投资企业通过价格、安全、质量、服务的竞争赢得市场。

5.发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政府在创业投资领域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由直接投资者转变为间接投资者，不再直接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公司，而是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进而引导这些资金的投资方向。各地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投基金，吸引外地有影响力的股权投资基金落户当地，推动本地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基金业的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不是政府引导基金，它是一个完全由市场运作、专业管理的产业基金。可以说，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正确引导民间资本的流向。

6.提供技术支持

由于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研发力量薄弱的情况，致使民营企业吸引高端人才较困难，也难以争取到政府支持的科技开发项目，更难以参与标准制定和前沿技术研发。因此应该积极帮助民营企业进行项目调研和可行性分析，提供技术支持，引导企业自主创业，使民营企业逐步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研究开发任务。

六、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一大特色，民间资本更是国民经济的活力所在。我国当前虽然已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但“可以进入”只意味着刚刚开始。面对我国雄厚的民间资本，如何加以科学引导，将相关政策细化落实，既可以避免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不畅的问题，又可以给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正是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Z].

[2]《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Z].

[3]发改委.《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Z].2011.

[4]周德文.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J].财经界，2012（06）：102-103.

[5]黄先海.浙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路和对策[J].浙江社会科学，2010（1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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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理教学；课堂行为；构建新知

4月，有幸去格致中学观摩了吴照老师的《人口增长》一课。听课之后，我觉得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和信息，而是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一种融洽的师生关系。那么在课堂上，学生活动方式有哪些?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我想，并不是活动方式越多，课堂越热闹就是成功的课。在分析教材的基础上，更应关注这些活动方式的有效性。思考、读图、小组活动等，都是地理课堂中常见的学生活动方式。但无论哪一种，只要教师能始终调动学生的“胃口”，启发其思考、探讨，这些都是有效的。以下，我就结合《人口增长》一课，谈谈自己的体会。

1 创设情景，激发兴趣，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纵深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当教师能驾轻就熟地在教学中创设情景，便可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其思维。同时，也应注重本班学生的实际，从学生的实际兴趣出发，与课堂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吴照老师任教的是上海格致中学，而且还是理科班，以男生居多。因此，书本上可以找到的答案已无法满足学生的兴趣。如何将学生的思维引向纵深呢?只有学生对数学感兴趣时，才能孜孜不倦、全神贯注地沉浸于求知的境界之中，吴照老师以漫画“苦难的母亲”导入，引发学生思考：“为什么母亲愁眉苦脸?”；而后，又不断地利用计算、质疑等方式，使学生能孜孜不倦、全神贯注地沉浸于求知的境界之中。因此，教师应尽可能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必要时教师给予适当的引导，使学生的思维进一步得到深化。

2 情系学生，建立自信，让探究成为学习的沃土

课堂上有意地淡化知识应用方面的讲授，而辅之于更多的自主探究实践和体验活动。要鼓励学生有好学好问，敢于质疑、敢于“犯错”。错的教训和对的经验同样宝贵，都是经验，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对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教师都应给予同等的关爱，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建立信心，也就会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吴照老师的这整堂课中，他充分体现了对于学生的肯定和鼓励。他不再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讲授知识，而是始终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将这些问题、错误内化为一种理性的认知。比如，他区别于以往的教学常规，而是同时展示了“世界人口增长历程”折线图和“人口发展模式”示意图。通过观察和比较，引导学生产生质疑――“为什么世界人口并不像人口发展模式中一样增长缓慢?”从而使学生认知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水平等原因，还处于工业化初期，而中国则处于工业化中期。由此，也可以看出学生在这一堂课中的表现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平时的探求过程中，教师便可引发学生强烈的探究意向，唤起学生高涨的学习激情，调动学生学习求知的内驱力，推动学生主动地探究获取新知。

3 关注生活，引起共鸣，让地理课堂更贴近学生

新课改要求学生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生活中，老师在教学中就要首先从生活入手，多采集生活中的热点现象让学生们对地理课更感兴趣。因此，如何去研究教学内容并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挖掘其中的实用价值，指导生活实践、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是很多地理课堂的难题，也是很多地理教师的困惑。在本堂课中，吴照老师非常灵活地找到了专题知识与生活的结合点。通过小组统计家庭三代人口数据，并以Excel的图表方式显示祖辈、父辈、我辈的人口比例，从而引导学生分析上海目前的人口问题。同时，又以父辈出现“下岗潮”的现象，结合历史背景，分析起原因。在此基础上，让学生集思广益，探讨上海的人口政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让地理走进生活，可以让学生在生活经验基础上构建知识，帮助学生认识我们的生活环境，体会地理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和地理学的应用价值，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服务于实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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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全面推进，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创新活跃、发展较快，在便利流动性管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部分同业业务发展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为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经营行为，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从多方面对银行同业业务进行规范和管理，以促进该业务的健康发展，助力直接融资大提速。

迅猛生长存变异

同业业务是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的以投融资为核心的业务，主要业务类型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融资业务和同业投资业务。

近年来，由于同业业务不缴存存款准备金、不受存贷比约束，资金使用效率高、盈利空间大、资本消耗低，以及交易对手之间互利等特点，对银行来说“有利可图”，因此在短期内出现“井喷”式发展。央行数据显示，2009年初至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纳入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项下核算的同业资产从6.21万亿元增加到21.47万亿元，增长246%，是同期总资产和贷款增幅的1.79倍和1.73倍；纳入同业存放、拆入资金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项下核算的同业负债从5.32万亿元增加到17.87万亿元，增长236%，是同期总负债和存款增幅的1.74倍和1.87倍。同业资产和负债远高于同期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存款增长水平。

与之前同业业务的主要功能是调剂资金“头寸”、熨平银行流动性波动相比，同业业务已成为银行当前进行资产负债调整的重要工具。

同业业务规模越做越大的背后，是性质的变异，很大部分同业规模实质演变为银行的投资业务，部分甚至是违规将表内业务转到表外。特别是同业业务打通了银行、信托、券商等金融机构的界限，其中蕴藏着期限错配风险，而且风险敞口巨大，一旦发生问题，将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在4月29日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特别指出，同业业务存在发展不规范、规避监管、期限错配增大和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效果，存在风险隐患。金融机构间资金联动性增强，部分同业业务通过多层“通道”包装，结构复杂，资金划转频繁，造成金融机构整体资产规模虚增，一旦某个环节发生风险，极易引发交叉性风险传染。

“拆短投长”藏风险

同业业务本应是银行临时性、短期性资金头寸调度的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为银行规避政策和寻求套利空间的手段。信贷调整政策对相关行业贷款的限制及对融资主体的要求，使得商业银行往往无法对授信客户发放贷款，而为留住此类客户，追求高收益，一些激进型的商业银行通过扩大期限错配，拆短投长，将同业存放资金、拆入资金投资于期限较长的票据类资产及买入返售资产，以此来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所谓买入返售业务，是指商业银行（逆回购方，即资金融出方）与金融机构（正回购方，即资金融入方）按照协议约定先买入金融资产，再按约定价格于到期日返售给该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行为。

2012年以前，银行买入返售资产的余额约在4万亿元左右；2012年之后，买入返售资产规模快速增长，到2013年第一季度末超过9万亿元。还有部分银行要赶在规范文件正式出台前，拼命做大规模。据了解，更有部分银行正在采取“创新”的同业业务模式——委托定向投资，把原买入返售项下的业务转入同业存放项下，但并不计入资产负债表，个别银行规模已做到千亿元，此种模式签订两份合同，却拿一份合同入账，明显存在违规。从上市银行年报发现，近几年来，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迅速膨胀，城商行尤为突出。例如，上海某银行2013年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规模为331.14亿元，较2012年的83.23亿元增长297.86%；天津某银行2013年买入返售金融资产718.93亿元，较2012年的95.82亿元增长650.29%。同业的风险权重只有25%，若直接对应信托受益权则是100%的风险权重，通过买入返售方式将企业债权转变为银行同业债权，可以减少资本占用，并且银行通过单一信托计划以自有资金买入信托受益权产品，计入到同业科目，从而规避信贷规模、投向、资本金要求等监管政策限制，间接实现为客户融资，获得高于银行利率水平的收入。

在银行间整体流动性宽松、银行间拆借利率较低时，此举能带来较高的收益，同时各家银行也能“相安无事”。然而，在货币政策一收紧时，则易引发流动性风险。

监管新规终落地

5月16日，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以及银监会配套文件《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以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为两条主线，首次对同业业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规范，确立了监管框架，旨在规范我国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发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堵邪路从规范核算入手。针对同业业务透明度低、会计核算不规范、加大风险监测和监管难度的现状，《通知》明确指出，金融机构开展的以投融资为核心的同业业务，应当按照各项交易的业务实质归入上述基本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同业业务实施分类管理。监管层此次对于前期监管套利较为严重的同业代付、同业三方买入返售业务进行会计科目调整。通过采用正确的会计处理方法，确保各类同业业务及其交易环节能够及时、完整、真实、准确地在资产负债表内或表外记载和反映，将原来监管空白区有效覆盖住。

此外，为防止交叉性风险传染，《通知》明确了买入返售的定义，并规定“三方或以上交易对手之间的类似交易不得纳入买入返售或卖出回购业务管理和核算”；还着重限定了买入返售（卖出回购）业务项下的金融资产应当为银行承兑汇票，债券、央票等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和较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通知》还要求，金融机构开展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和同业投资业务，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明显约束了非标业务的扩张。因为非标业务大部分依赖于银行的信用支撑，如果不能进行显性或者隐性的担保，没有银行信用的明显支撑，非标业务本身也难以大规模扩张。

《通知》同时强调金融机构要加强内审管理，加强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内部管理，提高同业业务外部监管要求，规范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创新，提高同业业务透明度，切实防范风险隐患。

开正门促进常态化发展。近两年同业业务的成倍增长拉长了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流转环节，提高了资金成本，挤压了利率敏感性企业的信贷需求，造成金融机构整体资产规模虚增和部分行业、领域的信贷风险加大。此外，同业业务的纵深发展加大了流动性风险的集聚，拉长了潜在危机的传染链条。

央行《通知》的出台将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提高效率，推动开展规范的资产负债业务创新。比如，《通知》提到，金融机构办理同业业务，应当合理审慎确定融资期限。其中，同业借款业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年，其他同业融资业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业务到期后不得展期。“一年”期限设定基于便于流动性管理、更好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考虑；“三年”的限定则基于满足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的考虑。

《通知》同时为金融机构规范开展同业业务开了“正门”，比如“支持金融机构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常规发展”，“积极参与银行间市场的同业存单业务试点”，“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主动性、标准化和透明度”。

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试点，可以有效引导部分同业业务向标准化和阳光化转变，为金融机构主动调节资产结构创造手段。金融机构同业资产中的部分买入返售业务与实体经济联系密切，这种实质性信贷资产在同业之间的流转与资产证券化的本质相同，因此可以视为类证券化产品，只是业务开展的动机不单是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还为了规避信贷规模、存贷比和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限制。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试点，就可有效推动同业非标业务的标准化和阳光化，提升同业资产流转的透明度，降低同业业务风险。

直接融资将提速

五部委联手整治金融机构同业业务，有助于强化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提升债券等标准化产品需求，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通知》提出金融机构在规范发展同业业务的同时，应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常规发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积极参与银行间市场的同业存单业务试点，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主动性、标准化和透明度。

回归本质控制流动性风险。此次管理层限制了三方或以上交易对手资金的买入返售（卖出回购）业务，并将除同业借款业务以外的同业融资业务期限限定为一年以内且到期后不得展期。这意味着银行买入返售资产中的信托收益权等非标类资产投资将直接受限，资产流动性提高和期限缩短将显著降低银行同业业务的流动性风险。同时，《通知》中关于金融机构开展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和同业投资业务，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的规定，约束了非标业务的扩展、降低了信用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通知》要求由法人总部建立或指定专营部门负责经营，强化法人总部对同业业务的统一管理，有利于商业银行对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统筹管理，确保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同时，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回归流动性管理手段的本质，降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

事实上，近期受部分银行压缩非标资产影响，银行间市场资金总体呈现出宽松态势，货币市场利率也始终在低位平稳运行。之前是利率不敏感部门与利率敏感部门争夺资金，而现在利率不敏感部门退出竞争，必然导致利率的回落。当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总体宽松，且央行也有了更为定向救助商业银行流动性的SLF（常备借贷便利）工具，部分中小银行为满足同业融出或融入比例而被动减少同业资金的拆入、拆出，不会对银行间总体流动性造成影响。

标准化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商业银行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标准化债权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非标这种高收益“无风险”资产的存在。在同业、非标进行整顿之后，商业银行将有动力投资标准化产品，直接融资比重将得到提高。随着管理层祭出“利器”，非标转标将成为今年的大趋势。未来几个月银行表内非标规模将随着同业类非标的到期而下降，这些到期的非标应有相当一部分会转向债券类融资。目前短融和中票收益率相对于贷款利率的打折幅度回到历史均值附近，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会推动企业积极发行信用债来降低融资成本。这也使得在间接融资信用供给能力放缓的背景下，未来直接融资将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融资功能。

在限制高融资成本行业融资的同时，必然降低全社会整体利率水平。《通知》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同业非标谢幕，债市繁荣开启。预计部分同业非标将转入债市融资，如测算的四家主要存量同业非标银行的1.08万亿元同业非标余额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补充融资，尤其是地方平台部分可以较为顺畅地转化为在债券市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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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血液透析;心理健康;神经营养因子

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显示，每年依靠血液透析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CRF)患者的增速达18.7%〔1〕。长期的血液透析治疗容易导致患者心理状况发生变化，产生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不仅影响治疗效果，也严重干扰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2〕。近年来有研究发现神经营养因子(NTF)与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有密切联系，本研究旨在探讨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MHD)的老年患者心理状况和NTF的关系。

1材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选择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在朝阳医院西院血液透析中心接受MHD的患者228例，年龄60～85岁，平均(71.05±8.21)岁，其中男140例，女88例，纳入标准:①终末期肾功能衰竭患者，接受MHD3个月以上且纳入研究前3个月内透析方案没有变化;②年龄＞60岁，患者意识正常，能自主交流;③3个月内没有外科手术史，生活和家庭没有重大变故。排除标准:①颅脑外伤、肿瘤患者;②有家族精神病史或神经病史者。另选同期在我院接受健康体检的60岁以上老年志愿者40名作为对照组，排除精神病史和肾脏功能损伤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所有研究对象均了解本研究内容和方法，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1.2心理状况自评量表〔3〕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抑郁和焦虑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均采用Zung编制的量表，均由4组特异症状，共20个条目构成，每个条目评分1～4分，表示极少、很少、经常、一直如此，总分80分，参考中国常模进行标准划分，SDS得分＜53分为无抑郁，53分≤得分＜63分为轻度抑郁，63分≤得分＜73分为中度抑郁，≥73分为重度抑郁;SAS得分＜50分为无焦虑，50分≤得分＜60分为轻度焦虑，60分≤得分＜70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1.3血液标本采集采集所有研究对象清晨空腹肘静脉血10ml，其中6ml加入抗凝管中用日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红蛋白(Hb)、总蛋白(TP)、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血钙(Ca)、血磷(P);另4ml血液室温静置30min后3000r/min离心10min，取血清分装保存，带样品收集齐全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中脑源性NTF(BDNF)和神经营养因子3(NT-3)，试剂盒购自美国Promega公司，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7.0进行方差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MHD患者抑郁和焦虑发生情况228例MHD患者中，抑郁发生率为64.04%(146/228)，其中轻度65例、中度58例、重度23例;焦虑发生率为33.77%(77/228)，其中轻度53例、中度18例、重度6例;对照组抑郁发病率为17.50%(7/40)，其中中度抑郁1例，轻度6例;焦虑发病率为7.50%(3/40)，均为轻度焦虑。MHD患者抑郁和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30.080，11.220，P＜0.05)2.2不同抑郁程度MHD患者血液各项指标比较228例患者分为抑郁组(146例)和非抑郁组(82例)，两组Hb、Tb、Alb、Ca、P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其中抑郁组Hb、Alb、Ca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0.05);两组SCr、BUN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非抑郁组PA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抑郁组BDNF水平显著低于非抑郁组和对照组，NT-3水平显著高于非抑郁组和对照组(P＜0.05)，见表1。2.3不同焦虑程度MHD患者血液各项指标的比较228例患者分为焦虑组(77例)和非焦虑组(151例)，两组Hb、Tb、Alb、Ca、P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SCr、BUN、NT-3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焦虑组NT-3水平显著高于非焦虑组(P＜0.05)，三组PA和BDNF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2.4MHD患者抑郁/焦虑评分的Logistic回归分析将上述血液指标作为自变量变量，以抑郁或焦虑得分为因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抑郁与Hb、BDNF和NT-3相关，而焦虑只与NT-3相关(P＜0.05)。见表3。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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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影子银行；信贷资产转让；银信合作

JEL分类号：G21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2-0051-04

一、影子银行与我国监管的现状

影子银行的概念始于美国。在美国，为了缓解自婴儿潮始由人口激增所带来的住房购买需求，金融界人士开始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品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和1999年的《格朗－利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均对影子银行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长期的债权债务能够通过短期的一纸合约得以在即期市场上流动，但由于既有的监管体制没有很好地涵盖这一金融创新领域，使得影子银行体系所带来的表外风险难以防控。在中国，受央行和银监会对信贷规模的种种限制，商业银行从2008年底开展了大规模的信贷资产转让、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股票质押融资、银信理财合作等“影子银行”业务。由于商业银行通过各种理财产品疯狂揽储，使得各种商业风险扩散到广大公众。不确定性将有可能迅速异化为影响范围更广、受害程度更深、监管难度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受持续激增的不确定性影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采取了“堵”和“疏”的不同监管方略。银监会采取了“堵”的监管方法，陆续出台银监发[2009]111、银监发[2009]113和银监发[2010]102等文件规范和禁止信贷资产转让的若干业务。一禁再禁的监管方法难以赶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商业银行通过票据买卖、“双买断”、“双信托”，最后甚至是小额贷款公司等中间渠道屡次规避银监会的监管指令。如果继续这样的“鹰鸽博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终将陷入“监管辩证法”的“囚徒困境”。相反，中国人民银行则采纳了“疏”的监管思路，即“由场外放任转入场内防控”。这一监管理念的实际载体就是信贷资产转让交易平台。2010年9月，央行在上海批准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交易系统。以期对商业银行之间的贷款转让提供限制性许可和风险可控的交易平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了《贷款转让交易主协议》，并获得了该交易资格。央行通过主动建立交易市场，疏通扭转渠道，来规范我国信贷资产转让市场的发展，这种监管方略对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银信合作与“影子银行”的相似性

(一)影子银行的基本特征

第一，影子银行发挥了商业银行的替代效应，却鲜有周全监管。一方面，组合批发、柜台交易、信息不透明等都是影子银行的外在表现。这些外在表现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影子银行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零售的服务模式，采取了类似打包、捆绑、组合的批发销售模式。进一步讲就是影子银行在持续替代各大商业银行发挥着银行服务社会的各种功效。另一方面，既有监管体制将监管视野放置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中，监管操作遵循的依旧是现场与非现场的传统监管手法。传统的监管视野与方法难以涵盖当今金融创新的各项具体实务和操作手法，诸如表外剥离、隐性回购、股权交易等。

第二，影子银行的杠杆率较高，风险集中度较大，凸显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影子银行没有充裕的资本金，只能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创新市场是影子银行长袖善舞的平台，但“移花接木”的路数难以抵抗住真正的危机浪潮。在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表现出的金融脆弱性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三，影子银行能在制度缺失下“茁壮成长”。影子银行能在我国“茁壮成长”缘因两个制度缺失。一方面，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让市场呈现出强烈的资金需求。而货币供给和市场利率均有严格的政策性限制。在流动性“供需”出现严重缺口时，由影子银行体系所产生的非正规资金流对民间资金需求敞口提供了大量的补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间资金流动的需求，但却会对我国主体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仍构筑在一行三会的主体监管下，金融法领域的立法修法工作还很欠缺。而商业银行金融衍生、金融创新的步伐早已仿效国外鸠占鹊巢。近年来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不胜枚举。但市场交易的各方主体难以尽善尽美地实现“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局面。在欠缺法律规制的情况下，银监会作为监管主体只能尽量出台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制，但其法律执行与落实力度只能翘首以待。当市场有需求，法律有缺失的情况出现时，影子银行便在实体金融市场中呈现出“茁壮成长”的态势。

(二)银信合作与影子银行的特征分析

银信合作是信贷资产转让最为典型的代表形式。因为银信合作涉及商业银行、贷款企业、信托公司和大众消费者四方主体，在其特征上与影子银行具有很多相似性，所以从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法律关系要素对二者进行特征分析，可以更加明晰对银信合作的监管路径。

1、主体要素。

在主体要素上，银信合作和影子银行均有交易主体繁多、权责不清、欠缺法律规范的特点。《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09[113]号文)第十八条规定“本通知适用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具体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及政策性银行”。该通知在篇首特别注明需抄送于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银信合作在信贷资产转让的环节中涉及了银行、贷款企业、信托公司和大众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当银监会禁止银信合作时，商业银行近期又转向与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回购交易，对信贷资产进行表外剥离。同样的手法，但交易对象却再次发生了变化。正是因为各个主体之间的权责难以明定，涉及的边缘法律问题繁多。银信合作也凸显了和影子银行系统类似的风险程度。同时，对银信合作的法律规制，在银监发[2009]111、113号规范性文件出台以前，也几乎没有任何条文可见。交易主体仅能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满足各自的风险规避需求。对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欠缺考虑，各种法律纠纷也难以避免。

2、客体要素。

银信合作的客体是在转让过程中所指向的信贷资产。作为信贷资产转让法律关系的依托，《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09[113]号文)第二款指出“信贷资产(含贷款和票据融资)是确定的、可转让的”。倘若说银监发2009[113]号文的说法还比较含蓄，那么在《关于

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0]102号文)中第二款则明确指出，“本通知所称信贷资产是指确定的、可转让的正常类信贷资产，不良资产的转让与处置不适用本通知规定。”而影子银行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对商业银行内部的各项资产进行交易。但影子银行会涉及不良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交易。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银信合作的客体要素要比影子银行的客体要素范围小。从明晰法律权利和义务。乃至当出现法律纠纷时能较好确认法律责任的角度上看。审视信贷资产这一客体对象本身也显得尤为重要。

3、内容要素。

法律关系的内容表现为权利和义务关系。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发展经历了从票据融资到“双买断”再到“双信托”的历程。随着监管层政策的变迁，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方主体权利义务内容均在各个时间段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起初票据融资的过程中，只涉及甲乙两家银行之间的买卖关系。当发展为“双买断”和“双信托”这两种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形式时，信托公司作为新的主体加入，改变了原来的法律关系。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介入成为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转让的新路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没有专门的立法规制，直到2010年底银监会出台的若干规范性文件才明确了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过程中各方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性文件对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也为今后商业银行在信贷资产业务上的不断创新开辟了道路。

“双信托”是由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发售理财产品。“双信托”的操作手法已经陆续被银监发[2009]111、银监发[2009]113和银监发[2010]102等规范性文件禁止。银行通过募集的资金定向投资于信托公司的各项信托计划，虽然能够不占用自由资本金，而且还规避了审慎监管。但信贷资产的合规调查、贷后管理、风险承受等法律问题仍然存在。近两年来天量的理财产品和庞大的资金存量终于促使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期对商业银行理财问题进行详细规范。

而下图则反映了影子银行系统金融衍生的交易过程。和银信合作类似，繁冗的交易对家，被抵押、质押和担保的各种打包证券组合在国内乃至国际资本市场上流转。而且这些资产的流通均是游离在资产负债表以外，交易过程的“隐秘与晦暗”也使得监管机构很难通过非现场形式对其进行审慎监管。

三、对完善监管意见的反思

虽然诸如银信合作一类的信贷资产转让监管与影子银行监管有诸多特征上的相似性，但比较看来其交易主体更为简洁，交易程序更为透明，结合影子银行特征及其监管实践，进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会更好地促进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发展。

(一)三大原则应加入对宏观性和系统性的考虑

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有真实性、整体性和洁净性三大原则。

诚然，三大原则能有效地规制在信贷资产转让市场中交易主体之间权责利不明的态势，但从更深层次立法规制如银信合作一类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发生才是当务之急。现代民法思想观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公共福利或社会公正，从极端的个人自由转为社会本位思潮。在金融法领域同样存在这样的转型，国际银行监管组织巴塞尔委员会自2008年次贷危机后也陆续指导性意见，涉及系统性风险和金融稳定等监管方略。这样看来，信贷资产转让的三原则仍停留在规制交易主体本身和内部风险的法律思维层面，而更为宏观的系统性风险、国家金融稳定等层面的监管理念没有明确得以体现。银监发[2010]102号文第四条规定的对“双买断、双信托”禁止的真实性原则和银监发|2010]102号文第五条所涉及到的本金与利息不拆分的整体性原则只是交易主体之间具体业务操作的规范。不能体现系统性风险与宏观金融稳定的监管理念。只有洁净性原则略微涉及到关于风险的诠释。银监发[2010]102号文第六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转让信贷资产应当遵守洁净转让原则，即实现资产的真实、完全转让，风险的真实、完全转移。洁净转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资产，一个是风险。从程序上要求转入方与借款方重新签订协议，以确认变更后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一规定不同于我国《合同法》。当债权出现转移时，《合同法》没有要式规定，而信贷资产转让却规定要采用书面形式重新签订以明确各项权利义务。这也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涉及信托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作了良好铺垫。在法律风险中，银监发[2010]102号文则在第六条中分别就保证人、抵押物、质押物的各项细则作了明确规定。以实现风险的完全转移。虽然洁净转让原则提出了交易主体之间的风险转移，但这一原则却难以涵盖对整个金融市场多米诺效应与系统性风险防控的价值指导性。

(二)入表监管应考虑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

由于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成为商业银行将各项资产剥离资产负债表以规避监管的方式，银监会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进行规范。从制度变迁理论来讲，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能更有效地达到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从监管方略上看，银监会陆续出台过的规范性文件先后对会计操作和财务处理均有涉及。但内容也不太详细。商业银行本身也没有太多的人力与物力去修缮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银监发[2010]72号和银监发[2011]7号可谓一剂猛药。当银监会一纸政令禁止银信合作时，商业银行难以割舍的逐利情节又促使其与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表外资产业务。试想，当银监会今后继续禁止商业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的信贷资产转让后，商业银行还会探寻那些法律主体进行金融交易的对象呢?银行业监管机构批准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除了信托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以外，还包括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汽车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消费公司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核准或报备的专业性公司，如典当行、专业合作社、青年互助与创业信贷、担保公司等。而这些潜在的金融创新交易对象将成为今后商业银行开发理财产品和信贷资产转让的新路径。监管机构应该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循序渐进地将诱致性的法律规制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监管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