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条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正确履行检察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区别对待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联系，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注重社会效果，保证执法公正。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共同做好教育、挽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五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或者传播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诉讼权利。

第六条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人员承办。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第八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书和内部工作文书，应当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犯的有关情况和办案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随案移送。

第二章审查批准逮捕

第九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第十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案件中是否存在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犯罪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实际，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最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准确易懂，教育用语生动有效。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交待案件事实及自首、立功、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由女检察人员担任。

第十二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现实危险，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三条严格掌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一）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三）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四）犯罪后有明显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的；

（五）具有其他没有逮捕必要情节的。

第十四条适用本规定第十三条，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人、学校、单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三章审查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讲明法律意义。

对本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第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七条制作书，应当依法建议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八条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应将有效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认真做好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

（二）可以与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交换意见，实行证据开示，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应当分开办理。

第二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征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第二十二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的。

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观教育。

第二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落实法庭教育工作。

第二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对于经补充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不决定书，应当向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公开宣布，并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阐明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不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并告知被不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诉等权利。

第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违反法律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未成年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

第二十八条审查批准逮捕、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二）未依法实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时限内未对其讯问，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的；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胁、体罚、侮辱人格、游行示众，或者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八）对已作出的不批准逮捕、不决定，公安机关不予执行或延期执行的；

（九）在侦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遇有下列情况，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

（一）依法不应公开审理而宣布公开审理的；

（二）开庭或宣告判决时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委托辩护人，而人民法院也未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律规定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未予准许，未宣布延期审理，未另行指定辩护律师的；

（四）法庭未详细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

第三十条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时，应当注意审查该判决、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

第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拘役所中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和公安机关对监外未成年犯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行驻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发现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成年罪犯或关押成年罪犯的监狱收押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发现对年满十八周岁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没有转送监狱的，或者混押被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人民检察院在看守所检察中，发现对余刑不满一年的未成年犯留所服刑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发现拘役所对未成年犯没有与成年罪犯分押分管的，或者违反规定混押被判处徒刑的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加强对关押未成年犯场所的安全防范、卫生防疫、生活环境等狱务的监督，确保监管改造秩序和教学、劳动、生活秩序。

人民检察院配合执行机关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促进依法、科学、文明监管。

人民检察院发现执行机关对未成年犯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刑讯逼供、违规强迫劳动、违法使用戒具、禁闭不当、刑期届满未按时释放等问题，应当依法及时纠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未成年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案件和未成年犯提出的刑事申诉、控告、检举案件，应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第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实行监督。对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的，应当建议执行机关向审批机关呈报；发现呈报或裁定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对管制、缓刑、假释等未成年犯脱管、漏管或者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五章刑事申诉检察

第三十六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

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指派检察人员及时办理。

第三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直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的陈述或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查清事实。

第三十八条对已复查纠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

第四十条实施犯罪行为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第四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规定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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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九月之星】检察部主任先进事迹

毛红侠同志现任我院检委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从检三十年来，她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尽管膝盖长期病痛，但也从未影响过她的工作热情。

全市检察机关开展百日攻坚活动以来，一部牵头认罪认罚和少捕慎诉慎押工作。她作为一部主任亲自负责两项工作各项指标的督促、提醒。针对认罪认罚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不厌其烦关注着各种数据，通过艰苦劳动，她总结出影响数据的主要原因是案卡的填录，便不定时提醒、督促办案人员，案件审结时要重点核对案卡填录情况，应填事项一定不能漏填、错填。她亲自盯着办案系统案卡情况，时常登录办案系统反查不良指标，查漏补缺，找到问题原因，及时给办案人员打电话，逐个盯着督促承办人及时整改、补正。载止目前这两项工作数据良好。9月份至今，我院认罪认罚适用率为94.55%，确定刑提出率为95.74%，量刑建议采纳率、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律师参与率均为100%，工作数据持续在全市领先。

她作为员额检察官，带领办案组办好刑事案件，确保案件质量。九月份所办理的11件刑事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率、确定刑提出率、量刑建议采纳率、律师参与率均为100%。无一例退补、延期、复议、申诉案件。注重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时刻关注全院该项工作的进展，时常从报表系统查询核对工作数据。她所带领的办案组监督撤案2件，追捕4人，已作有罪判决5人，其中两人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篇3

通过严格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耐心细致的审查，给当事人合法合理的解答，解疑释惑，为息讼罢访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案情综述

2009年6月申诉人袁某某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书面申诉材料，对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做出的一份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不服，申请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抗诉。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2008年1月8日晚21时许，被告人贺某某饮酒后驾驶牌照号为津WL4321号红色夏利汽车（后经检测制动不合格），沿津塘公路由西向东行驶时，将同向步行的被害人方某某撞倒，后在场的方某某之夫袁某某报警，交警部门赶到后将贺某某带至队内审查，当日贺某某在交警支队接受调查时逃跑，后于同年1月28日到交警部门投案。方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此事故经交管部门责任认定贺某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方某某不承担责任。

另查，贺某某并非所驾驶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其供述几年前经朋友介绍购买。该车已经多手交易，但买卖人均未变更过户。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认为贺某某饮酒后驾驶制动不合格的汽车，并造成致一人死亡的后果，构成交通肇事罪，且系肇事后逃逸，同时因主动到侦查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具有自首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67条等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判决贺某某赔偿方某某抢救费用4132元，因肇事车辆仅有交强险，对贺某某无法履行部分，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法理分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案，在定罪方面不存在争议，符合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四要件：第一，被告人贺某某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第二，该行为侵犯了交通运输的安全，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三，被告人贺某某酒后驾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失；第四，被告人贺某某违反交通法规的驾驶行为造成了一人死亡的重大事故，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贺某某驾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其行为已造成刑法133条所规定的“重大事故”，因此，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并且其逃逸的行为符合该罪的加重情节即“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应该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的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量刑方面，即贺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自首，可否以自首为由减轻其刑事处罚。

本案中对于其是否存在自首的情节存在一定的争议，即贺某某在接受调查时逃跑后又投案的行为可否认定为自首。从法院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法院认定贺某某1月28日到交管部门投案的行为构成自首，而对其做出从轻判罚的判决。该观点认为根据我国刑法67条的规定，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构成自首的两个要件，本案中被告人贺某某在肇事逃逸后能够主动投案，并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其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自动投案中各种情形之中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同时，在自首后，被告人贺某某能够如实供述自己酒后违规驾驶并造成一人死亡的犯罪事实，综合考虑后应当认定为自首。而申诉人袁某某则认为贺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虽有主动投案情节，但在交警支队调查期间逃跑，其逃跑是为和车主串供，切断民事赔偿的责任链接，因此供述不真实，不满足自首所要求的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应认定自首，并且量刑畸轻，东丽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都存在错误，申请检察机关支持抗诉主张。

除此之外，法院是否应当支持死亡赔偿金也是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之一。袁某某的申诉请求，除了对刑事判决不服外，还认为法院民事判决对交强险判处存在不当之处。申诉人认为法院判决不应当只认定医疗费用，还应该判处死亡赔偿金11万元。

三、争议问题分析

综上所述，申诉人对本案的申诉，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自首的认定；二是对交强险赔偿数额的认定。

首先，关于被告人贺某某逃跑后投案的行为可否认定为自首的问题，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贺某某酒后驾驶制动不合格汽车，造成一人死亡，其在交警支队调查期间逃跑后，贺某某的行为属于肇事后逃逸，应该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自首，需要满足主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要件。首先，我们认为贺某某的行为应当属于主动投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犯罪后逃跑又主动投案的应当视为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自首所要求的“自动投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印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虽然该规定颁布于案件发生之后，对该案无溯及力，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自首及其自动投案的认定问题愈加细化而具体，并且愈加体现出鼓励自首，节约司法资源的政策。其次，关于被告人贺某某自动投案之后是否如实供述的问题，我们认为存在疑点，尚不能认定其如实供述了自己主要的犯罪事实。贺某某在逃跑后又投案的情节，其供述逃跑系出于害怕，而是否如申诉人所说是串供，现有证据无法证实。1998年适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二）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0年3月的相关司法解释中认为“主要犯罪事实”是指其交代的事实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确认的主要犯罪事实。那么，贺某某就车辆归属问题是否属于主要犯罪事实，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同时其供述的汽车归属是否属实也无据可查，因此无法判断其是否如实供述。因此，综上所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人贺某某逃跑后投案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自首。

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在审查阶段基于上述理由在书中亦确定贺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没有认定自首这一情节。针对同样的事实，东丽区法院认定了自首情节，综合考虑判处贺某某有期徒刑五年。虽然东丽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贺某某投案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自首，但是由于五年的刑期在法定量刑幅度之内，且不属于法律所要求抗诉标准必须达到的“量刑畸轻”的范畴，因此没有达到抗诉的标准。袁某某在接到刑事判决后曾提请抗诉，该院公诉部门没有支持，其理由也是没有达到抗诉标准，不属于畸轻。因此最终控申部门认定申诉人袁某某刑事部分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故决定不予立案，驳回申诉。

其次，对申诉人袁某某提出关于交强险赔偿数额问题。经审查了解，根据2006年3月公布并于同年7月1日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及2008年1月11日公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自2008年2月1日零时起实行新规定，对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5万调整为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8千元调整为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不变。同时规定对截至2008年2月1日零时保险期间尚未结束的交强险保单项下的机动车在2008年2月1日零时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按照新的责任限额执行；在2008年2月1日零时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仍按原责任限额执行。

按照上述规定，申诉人袁某某申诉案的事故案发时间为2008年1月8日，应该实行原规定，即死亡赔偿限额5万、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千元。申诉人认为法院应判处死亡赔偿金11万元是其个人不理解保险规定所致，依照规定，法院应在判决中确定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连带承担限额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鉴于刑事部分已经生效，经检察机关和法院协调，法院答复当时正值交强险刚颁布实施，正在探索试行阶段，存在不规范之处。对死亡赔偿金将在判决执行程序中通过其他裁定形式进行补救，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四、释法解理

在案件审查终结和协调法院后，东丽区检察院将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送达袁某某，并将审查事实、证据及协调法院的相关情况与申诉人袁某某进行释疑解答，袁某某对检察机关的细致扎实工作表示满意，表示一定会息讼罢访，确实也再没到检察机关。

篇4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农村中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

(一)刑事案件呈高发态势

1.侵财性犯罪层出不穷。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利益格局的调整逐渐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一部分农村青壮年由于无技术特长，在日常生活中又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往往为了个人享乐铤而走险。以2014年度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两抢一盗”、诈骗、敲诈勒索等侵财性犯罪案件93件165人，其中有约三分之二发生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特别是抢劫案件，绝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偏远地带或城乡结合部。如犯罪嫌疑人田某伙同他人就曾在该县李庄镇边缘的乡村公路上抢劫作案7起，抢劫过往行人多名，因此处远离村庄，屡屡得手，累计抢得财物价值7200余元。又如犯罪嫌疑人胡某、方某伙同他人以介绍对象为名，诈骗该县泉源乡某村大龄青年李某现金1万元，也是利用了偏远农村村民纯朴老实的特点和寻妻心切的心理，自己不用出力，只是略施小计就创造出较多的“财富”。

2.破坏生产型犯罪屡屡发生。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下，部分人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择手段，不惜与破坏生产、生活资源来赚钱。以2014年度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毁坏公私财物、盗伐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生产经营等犯罪案件19件32人，其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农村或犯罪主体是农民。如犯罪嫌疑人陈某未办理手续即非法占用耕地7729.6平方米和不可耕用地15917平方米，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其他诸如盗窃耕牛、盗窃农村变压器及变电设施等犯罪更是不胜枚举。

3.安全生产方面犯罪经常出现。

安全生产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特别近几年来安全事故频发，更应引起重视。可仍然有人为了牟利，不惜以破坏安全生产为代价。以2014年度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非法制造爆炸物、私藏枪支、放火、破坏公共通信设施、破坏电力设备等犯罪案件18件20人，除私藏枪支1件1人、破坏公共通信设施犯罪中的1件2人外，其他案件全部发生在农村。特别是一些农民利用原始技术，私产烟花鞭竹以牟利，更是给安全生产造成了隐患。如犯罪嫌疑人刘某，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伙同他人生产鞭炮8300余盘，用去烟火药达70公斤，给安全生产留下了极大隐患。

4.痞霸犯罪居高不下。

受农村封建思想影响，再加上农村普法教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到位，一直以来，部分人老爱用所谓的“拳头”解决问题，以至于痞霸犯罪数量不减反增。以2014年度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寻衅滋事案件45件64人，聚众斗殴案件2件7人，故意伤害案件36件37人，其中绝大部分案件发生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如犯罪嫌疑人王某、林某雷在该县马头镇逢集时，公开索要“地皮费”，将在此帮别人卖东西的朱俊亮刺伤。除此之外，所谓的村霸、建筑霸以及因琐事即双双互殴的案件极多，数量之大，令人不能不怵目惊心。

5.未成年人犯罪及针对留守青少年的犯罪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解放，越来越多父母外出打工，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监管成为现实难题，从而导致农村青少年犯罪问题和侵害留守青少年的犯罪突出。2014年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未成年人犯罪22件34人，发案率较2013年有所上升，如丁某、杨再某8人抢劫案，截至被移送法院时年龄最大的只有19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另外针对留守青少年特别是针对女性留守青少年的犯罪也有8件9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案件居高不下

1.邻里纠纷申诉仍然较多。

中国的国情、文化、环境决定了邻里纠纷一直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其主要表现形式主要为土地、房屋、通风、采光等相邻权的利益冲突。以2014年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民事行政案件7件，其中有2件是相邻权纠纷案件，1件是邻里房屋纠纷案件，1件是要求确权排除妨碍案件。

2.经济纠纷申诉有所增长。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经济纠纷出现较多，相应的经济纠纷申诉也较多。以2014年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民事行政案件7件，其中经济纠纷申诉4件，占到所有申诉案件的约60%。

3.利益调整过程中纠纷不断出现。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不断地进行调整与磨合，纠纷也随之而来，如农村集体的土地、林木等承包事宜以及村办企业的改制，有的当时未签合同，有的虽然签了合同，但约定不够明确具体，以致部分农村出现了村委换届即转包，根本不考虑承包户的长远效益的现象。该县花园乡某村村民王某等3人就是因林木承包未到期，而村委却要解除合同转包他人一事，村委要求其履行承包合同。

(三)职务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1.贪污贿赂案件仍有发生。

尽管近几年随着法制宣传的深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案件发案率有所降低，但仍占有一定比例。如2014年郯城县检察院查办的该县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某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马某就涉嫌受贿、贪污、等多项罪名。

2.不作为、滥作为案件频仍。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上级乡镇党委政府执行工作任务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采取一些粗暴的方式来完成工作任务。如在协助计生部门执行计划生育任务时，往往采取打骂、关禁闭、“办学习班”等方式，侵犯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严重的还构成非法拘禁等犯罪。2014年郯城县检察院法渎职侵权部门查办的非法拘禁案件中，有2人系村支书、村主任等基层组织人员。

二、问题成因

形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农村地区普法教育不成功。

如在调阅有关讯问笔录时，多名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有类似的表述：我又没杀人，抢的钱又不多，有些还没抢成，应该没什么大罪。一些寻衅滋事犯罪嫌疑人也辩解：不就是打了几次架么，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还用得着逮我，农村还不是都这样。一些家属也表示：我们能不能以退赔等方式换取少判几年刑。可见，在农村，法制观念淡薄的现象普遍存在，普法教育不算成功。

2.农村的平安建设仍不到位。

尽管近几年该县大搞“平安郯城”建设，一些农村也购置了相应的设施，普遍建立了巡逻制度，形成了治安防护体系。但在偏远农村，特别是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农村，由于财力所限，外出打工人员多，难以真正做到建立治安防护体系，特别是远离村庄的田边地头、路口，属于所谓的“三不管”地带，更是无法顾及。

3.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未能完全发挥作用。

部分农村，尽管建立了调解机构，但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如邻里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农村基层组织的劝说、调解，平息矛盾纠纷。但现实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怕得罪人，不愿去做这项工作，以民事纠纷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刑事案件。

三、建议与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仅提以下建议及对策：

1.借力新农村建设。

不仅要注重农村经济建设，同时要强化农村文化、法制建设，加大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和辍学未成年人的监管力度，正确引导他们。作为检察机关，要强化法律宣传，积极参与综合治理，继续在农村对各年龄阶段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法制宣传进村入社，提高群众法制意识，促进农村懂法、守法观念的形成，减少农村犯罪，维护农村社会治安。

2.立足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影响农村和谐的犯罪，维护农民群众利益。

围绕新农村建设，严厉打击破坏农村稳定的各类刑事犯罪，特别要严肃查处侵犯农民民利和经济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为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的职务犯罪打击和预防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3.全力化解矛盾，注重纠纷调解，创造农村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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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暂缓;自由裁量权;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206-02

一、暂缓的界定与特征

所谓暂缓,是指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依法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作出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 可见,暂缓的本质是检察机关享有的一种暂时搁置其权的自由裁量权。具体而言,该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1.暂缓只能由检察机关作出,是公诉权的一部分。

2.暂缓的适用范围主要是轻罪案件。

3.暂缓是附条件或期限不,否则就不是暂缓而是不。

4.暂缓决定作出后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暂缓并不意味着案件终结,只有在条件成就或“期间”届满,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检察机关撤销暂缓决定时,该暂缓决定才具有与不一样的实质确定力,即终结诉讼程序的效力。否则,就不具有终结诉讼程序的效力,检察机关得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二、暂缓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实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制度,当前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类似做法,被人们称为暂缓。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共青团浦东新区区委联合启动的“诉前考察制度”。根据其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首先由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查清犯罪事实,认为符合适用缓诉条件的,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区矫正建议书》,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以征求他们的同意。然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向社区工作服务站发出《社区矫正通知书》,并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和犯罪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签订《社区服务协议书》,同时成立一个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考察小组,负责对该未成年人进行日常考察。在考察期内,可安排该未成年人在社区从事公益劳动,参加社区的有关活动。每周安排他们与其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沟通以了解其思想状况。考察期满后,由考察小组写出书面的考察总结,提交给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该处以考察小组的考察总结为基础,查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根据社区服务记录,并综合家庭、被害人等各方面因素,对有悔改意向并表现良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免予。而对没有悔改意向,表现不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则立即提起公诉。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暂缓制度未作规定,各地的“实验”性做法因此显示了不统一的局面。某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暂缓制度的规定》有代表性,根据该规定,我国“实验”中的暂缓制度对象是未成年人。实体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3)在确定的3至12个月的考察期间未犯新罪。程序条件是:(1)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 (2)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3)通过检察长审批决定是否暂缓; (4)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5)定期帮教与考察。结果有两种:未犯新罪就作出不决定,或又犯罪而移送。

三、暂缓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我国实行暂缓制度的必要性

尽管目前暂缓制度还不具有法定性,但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国家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法治背景下,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实行已成为必要。

1.提高诉讼效率、合理使用司法资源的内在要求

随着犯罪数量的日益攀升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日趋复杂化,刑事司法资源越来越呈现一种紧缺状态。 如果不考虑刑事案件的多样性而盲目地对每一案件都投入等量的司法资源,必然会使那些轻微简单的案件毫无必要地经历复杂的诉讼程序,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而那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却由于投入的司法资源相对不足而难以得到理想的解决。为缓解这一矛盾,就要求我们在审判前阶段建立程序分流机制,而暂缓制度就可以作为分流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的通道。 同时,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和审判中,进而提高诉讼效率和质量。

2.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实行暂缓制度,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教育改造的补过机会,丰富了非监禁改造罪犯的手段和途径,同时也赋予了检察机关客观评价犯罪嫌疑人悔罪表现的时间要素,从根本上来说是保证了与不的质量,也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3.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我国公诉权的内容仅有和不两种,《刑事诉讼法》第83条和第141条确认的是法定主义,第142条第2款确定的是有限的便宜主义。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公诉权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无法从容应对,对一些犯罪情节较轻的案件作出不决定,不能给予一定条件的制约限制,嫌疑人得不到教育改造的良好效果。 作出的决定,不但浪费了司法资源,也得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据统计,人民法院审判的刑事案件量刑在3年以下的占70%以上,如果对这些案件作出附条件不的处理,既体现了检察官作出不决定的慎重,使公诉权的适用更具灵活性,又有利于减少我国的再犯罪率,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需要,符合构建和谐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

(二)我国实行暂缓制度的可行性

1.我国的相关法律为暂缓提供了法律制度基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9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决定。”从法律上看,“犯罪情节轻微”这一类型的案件属于不制度的范畴。而暂缓就是在“犯罪情节轻微”酌定不的基础上,再增设一个考验期限的环节,从质量上保证了不的实际效果。

2.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暂缓制度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我国当前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刑事犯罪要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做到宽严适度,宽严有据,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暂缓制度完全符合这一刑事政策的精神。

3.暂缓制度不会违反罪刑法定和罪行相当之刑法原则,也不会妨碍刑罚权的正当行使

我们认为,主观恶性本来就是量刑的依据之一,刑罚不仅仅是惩罚,还兼有教育的目的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的目标,对所有案件不分轻重都定罪判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与此同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还要受公安机关,被害人及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还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必须符合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和公共安全。而且暂缓只是程序性的处理模式,根本不涉及行为性质的实体认定,因此适用该制度并不会违反罪刑法定等原则。

四、我国暂缓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笔者认为,对该制度的适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明确暂缓的适用条件和对象

实行暂缓制度虽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因其针对的对象毕竟是已涉嫌犯罪的人,如处理不当,则往往会影响到整个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必须待以审慎的态度,我们认为,必须结合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悔罪表现等诸多因素来加以判断和考虑。适用暂缓的条件和对象应为:第一,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单处罚金的或者是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有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情节的;第二,犯罪嫌疑人必须应向被害人公开赔礼道歉,赔偿一定经济损失;第三,必须是不具有现实危险性的初犯、偶犯、胁迫犯、从犯、未成年人、老年人、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或者过失犯罪的,而惯犯、累犯、数罪并罚的一律除外。

(二)完善暂缓制度的制约机制

对暂缓的制约应包括事前制约和事后制约两方面。事前制约机制包括:(1)拟被暂缓人的制约。暂缓的适用前提之一是要征得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构成对暂缓决定的合理制约。(2)听证程序。即检察机关对拟作出暂缓的案件,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在听取各方意见和理由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暂缓。 事后制约机制包括: (1)检察系统的内部制约。下级检察机关作出暂缓决定后,应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暂缓决定不当的,可以撤销暂缓决定并指令下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公安机关的制约。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拟决定暂缓的,应当将暂缓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暂缓决定不当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提请复核。(3)被害人的救济。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暂缓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对复查结果仍不服时,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交付审判的申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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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龚瑜.上海浦东新区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N].中国青年报,2004-0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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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韶明.北京海淀检察院: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暂缓制度[N].中国青年报,2004-05-24.

[5] 杨相锋.暂缓制度新探――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谈起[EB/OL].200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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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首先必须弄清诸如核心概念、构建原则、基本要素等重要理论问题。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概念

1.法律援助质量。质量概念有广狭二义，前者指法律援助工作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后者是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本文采用狭义阐述。其中，需要和满足需要为质量的核心内容，这种需要包括法律和行业规范规定的要求，也包括受援人提出的要求。因此，法律援助质量实质上是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法律、行业规范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程度，它是通过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各种要求的能力的一系列特性表现出来的。揭示法律援助质量所包含的特性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办案的要求和满足要求的能力，也是制定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的基本依据。我们认为，这些特性主要包括：（1）功能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2）规范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按照法律、行业规范规定的环节和要求操作。（3）可靠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准确，不出差错。（4）安全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有效避免受援人的诉讼风险。（5）时间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及时、准时和省时。（6）勤勉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勤勉尽责，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7）文明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主动热情，尊重、重视受援人的意见和诉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特性只是确定了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基本方面，而它们所提出的要求则构成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具体内容。对于确定该标准的基点，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应当是一个合格标准，即基本要求或最低要求”①。我们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为制定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进行了定位。当然，基于这些特性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法律、行业规范的修改和受援人要求的提升而不断提高的，由此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也将随之不断提升。2.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指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和办结后，由评价主体按照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承办案件质量进行全面综合审查和评定的活动。它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统一。从评价内容看，评价主体是对法援人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办理案件能力的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具有法律专业性；从评价手段看，评价主体是按照一系列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办案情况作出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带有技术性。第二，全程性和事后性的统一。从评价实施看，它是受援人、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进行的过程评价和法律专家进行的案后评价的结合，评价结果是两者评分的相加。第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统一。全面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在了解案情、证据搜集、参加庭审、整理案卷等各办案环节的工作进行评价；综合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状况和态度状况作出综合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有效弥补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法律援助质量过程监管的缺陷。质量评估仅是结案后的专家评价，其最大缺陷是专家面对的案卷材料和受援人反馈意见等评估材料不能充分反映法援人员庭审表现等动态状况和现场效果，也不能准确反映受援人的真实感受和投诉原委，从而影响评估的准确性。过程监管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实施的，由于监管者受到人员数量、专业能力、查阅完整案卷材料等限制，加上质量监督体系缺乏，这种监管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以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相结合、多元主体参与评价为特征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3.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指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评价要素构成的整体，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程序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内涵特征。从整体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上述若干评价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从系统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这些评价要素构成的严整有序的运行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从协调性来说，评价体系的各评价要素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紧密衔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服务需求来源于受援人，而服务的提供者是法援人员，建立该体系的目的根本上是为了满足受援人的需求，实现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使法援人员积极地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奠基于一定的原则之上的，因为这些原则内含了构建者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体系中各要素的内容确定和规范设计。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遵循援助案件办理的规律，符合法律援助质量及其评价的要求，确保质量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按照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对照法律援助的质量要求，找到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以及支撑这些因素的可考量的办案行为，并按照影响大小合理分配评价分值，以此形成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2）在确定评价主体时，要分析评价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对于评价主体的要求，以此作出不同评价主体的合理定位和事务安排。（3）在考虑评价方法时，要研究评价主体进行评价的分工和内容，以此确定保障其准确评价的基本方法。（4）在制定评价程序时，要认真分析各个工作步骤与评价结果的关系，以作出合理的程序设计。2.可行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符合本地区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情况和实施质量评价的具体条件，便于有效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出发，找到影响案件质量的核心因素与重要行为，构建起适合本地区、简便有效的指标体系。（2）在考虑评价主体、方法和程序时，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评价主体的各自权限，确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形成高效便捷的评价程序。3.合目的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合乎自身的目的，即更好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和提升案件办理质量，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影响案件办理的关键行为和提升办案水平的重要环节入手，考虑一级、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标准，确定其分值和权重。（2）在确定评价对象时，要将案件风险状况和承办律师覆盖面作为考量因素。（3）在确定评价主体时，应将受援人纳入其中。（4）有效运用评价结果，实现评价自身的目的。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由相互关联的诸多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位置并起着特定作用，以确保系统功能的实现。这些要素主要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1.评价对象。评价对象就是对法援人员从事的哪些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质量评价。目前，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服务数量很大，2015年办理的刑事、民事案件达5327件，提供的法律咨询更多。考虑到评价的人员、时间、经费有限，办案比咨询对保护受援人权益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将评价对象限于法援人员办理刑事、民事案件的个案质量状况。当然，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对其中的部分案件进行评价。在确定评价对象时，应考虑如下因素：（1）被评案件的数量。被评案件数量多少取决于评价主体的承受能力和评价工作的经费安排。2013年，浦东新区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对刑事案件的旁听率达5%②，结案后对100个案件（刑事、民事案件各50个）进行专家评估③。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每年评价150个案件为宜，约占案件总数的3%。（2）被评案件的风险状况。案件的复杂程度、社会影响面和当事人心理期望值决定了案件风险的大小，对办案质量产生影响，从提升法援人员办案水平的目的出发，对风险大的案件进行评价更有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根据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2015年1月30日的《法律援助案件受理风险评定标准》，结合评价案件数量和目的的考量，A类（风险很大）案件因其数量少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高，列入必须评价的范围；B类（风险较大）案件因其数量较多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较高，列入选择评价的范围，即采用随机抽取办法加以确定。（3）被评案件承办律师的覆盖面。目前，约160名律师参与浦东新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为了使大多数律师所办案件能被评价，我们在确定被评案件时，除了A类（风险很大）案件必评外，对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抽取须做到两点：一是A类（风险很大）案件承办人所办的B类（风险较大）案件，不再列入评价范围；二是仅承办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承办人，抽取其承办的一个案件列入评价范围。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评价对象由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指派岗人员按上述办法加以确定。2.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就是评价人员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具体标准。它是测量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工具，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设计评价指标首先就要寻找一系列能够影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具有可控性和不变性的因素，它反映的是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从一般行为到具体行为，由此形成基本因素和具体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进行排列构成包含多级指标的指标体系。从法律援助质量的要求看，影响质量的基本因素有两个，即法援人员的业务状况和服务态度，它们构成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寻找具体因素，由此设立二级、三级指标。在安排各个指标的分值时，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每个指标的好中差的分值；二是每个指标分值的权重。3.评价主体和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就是由谁来实施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评价方法就是评价主体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途径。由于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须由多种主体采用各自方法作出评价。具体包括：（1）法援中心受理指派人员通过接受报告、进行检查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相关事项报告情况、阅卷和会见受援人情况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情况，对其工作作出评价。（2）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通过旁听案件、接受投诉等方法对法援人员办案行为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能力和敬业状况，对其庭审表现、办案及时程度、办案中有无违反执业纪律等方面作出评价。（3）法援中心结案岗人员通过收取案卷、办理结案手续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进行管理，以此了解其文书制作情况，对其卷宗整理情况作出评价。（4）法律专家在结案后通过审阅相关业务材料，了解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情况，对了解案情、证据的收集和提供、辩护和的质量等进行评价。（5）受援人采用与法援人员交流中的切身感受，对法援人员的服务态度作出评价。可见，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中，从案件指派到案件结案后，形成了“五位一体”的评价主体，且各评价主体都采用相应方法进行评价。4.评价程序。评价程序就是法援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价工作的顺序、步骤。基于科学性、可行性原则，评价程序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制定评价方案。（2）确定评价对象。（3）组织过程评价。（4）组织事后评价。（5）评价结果的统计、反馈和异议。（6）公布评价结果。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的设计

本文从反映案件质量的两大因素，即援助律师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入手，结合民事、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确定民事、刑事案件的指标及其分值、权重比例，以此建立起法律援助质量指标体系。

（一）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由11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组成，各指标由相应主体进行评价。指标一：“全面了解、掌握案情和当事人诉求”，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通过与当事人交流、阅卷掌握案情和了解当事人诉求的能力。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谈话笔录的制作，分值5分。考察谈话笔录是否完整记录了会谈时间、地点、当事人讲述的基本案情，当事人是否在谈话笔录上签字或盖章等。（2）当事人诉求的确定，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认真询问并记录当事人诉求。（3）阅卷情况，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通过阅卷对案件基本事实、证据效力、法律适用等案件情况的掌握程度。指标二：“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4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对于证据的重视程度，以及搜集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调查取证，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调查取证的方向和范围是否恰当，调查取证的手段是否合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为合法证据，涉案的最直接、关键的证据是否获得，是否为原始证据。（2）举证情况，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相应证据，是否制作了证据目录。指标三：“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庭审中的表现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遵守法庭秩序，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按时出庭，是否存在迟到等情况，庭审中是否遵守法律法规。（2）专业表现，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当庭发问、质证、辩论等口头表现，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否进行了质证，是否完整阐述了意见等。（3）敬业程度，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庭前准备了发问提纲、意见等开庭准备材料。指标四：“律师文书的制作情况”，分值6分。本指标以律师文书的形式要求考察援助律师的专业水平。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律师文书的规范性，主要从文书的格式、结构、用语方面考察其是否符合规范、表达清晰，并以浦东新区司法局制定的法援律师办案指引中的标准文书格式作为评价的参考依据。指标五：“办案效果”，分值12分。本指标考察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法律效果，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的意见是否为法庭所采纳以及受援人的诉求是否得到实现。（2）社会效果，分值5分。考察案件的处理结果对社会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和社会对该案件处理结果的反应，如社会民众是否认可该处理结果，是否被相关媒体报道等。指标六：“沟通交流情况”，分值8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法援中心的沟通交流能力，其实质是反映援助律师维护受援人权益的努力程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受援人的告知义务，分值4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程序上、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在案件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免其产生不合理的期待。（2）对法援中心的报告义务，分值4分。考察在疑难复杂案件、、因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案件被撤销、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承办人自身原因等，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援助等情形下，援助律师是否对法援中心履行报告义务。指标七：“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在案件办理中以及结案后对援助律师的主动评价或者法援中心回访时反馈的满意度。（2）受援人投诉情况，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是否存在有效投诉援助律师的情况。指标八：“办案过程管理”，分值10分。本指标根据援助律师在各时间节点的报告义务和具体事项的完成情况，考察其在办案过程中各环节办案的积极性，以体现法援中心的过程管理。本指标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办案过程的时效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要求援助律师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相关事项。主要包括：是否自接受指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联系受援人；是否自结案之日起30日内提交结案材料。（2）办案过程的及时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没有明确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援助律师应当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同时尽量提前完成各环节工作。主要包括：是否及时反馈开庭时间，如遇变更是否及时告知；在与法援中心办理案件交接手续、阅卷、调查取证、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等各环节工作的及时性。指标九：“结案及卷宗整理”，分值10分。本指标通过审阅援助律师整理卷宗的情况考察其办案的认真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阶段性卷宗材料的完备性与规范性，分值7分。考察结案表格是否填写准确、完备；是否签订《委托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办案要求；是否填写《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情况通报\报告记录》，办案过程记录是否齐全、完备；移送单、申请表、谈话笔录、证据材料等代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正确，表述规范等。（2）全部卷宗材料的有序性，分值3分。考察卷宗材料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了有序、美观的整理，便于查阅。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提供了基本法律援助服务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一些额外的、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情形。它下设三个加分项：（1）当事人要求继续。（2）社会媒体正面宣传报道。（3）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服务中是否存在违反《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对援助律师行为的底线要求，如果其存在逾越底线的情形，则其承办案件的质量评价为不合格。它下设三个否决项：（1）额外收受受援人财物。（2）将援助案件转为收费案件。（3）未经允许擅自变更承办人员。

（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根据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和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我们设计了适用于侦查阶段、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质量评价指标。由于一些指标与民事案件指标相同或者三大阶段中的部分指标相同，本部分作简要阐述。1.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当事人了解案情，了解当事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的意见等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10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10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情况。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提供法律咨询，分值10分。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运用法律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10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10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侦查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分值5分。指标五：“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四。指标六：“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六第

（三）项二级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指标七：“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五。指标八：“办案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办案的认真程度以及办事的规范性和严谨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卷宗的完整度、有序和美观度，分值1分。（2）办案表格填写，分值4分。指标九：“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2）办案的及时性，分值5分。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五个加分项：（1）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2）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被撤销提供切实帮助。（3）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4）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5）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十一。2.适用于审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二。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5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5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办案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五：“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搜集证据和根据证据规则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10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10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六。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本指标下设计八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不结果提供切实帮助。（6）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7）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8）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3.适用于审判阶段：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3分。（2）申诉、控告情况，分值2分。指标三：“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四：“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审查阶段评价指标五。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7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8分。指标五：“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表现来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六项二级指标：（1）开庭时间及变更的反馈，分值2分。（2）遵守法庭秩序，分值3分。（3）开庭准备情况，分值2分。（4）制作庭审笔录，分值3分。（5）庭审水平，分值3分。（6）提交辩护词，分值2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权利义务的交代及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司法行政部门法援机构的沟通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法援机构报告义务，分值3分。（2）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交代，分值2分。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十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6）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无罪判决结果提供切实帮助。（7）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8）援助律师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9）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10）当事人主动要求援助律师继续作为二审的辩护人。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的运用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是法援中心对被评价案件的质量评价结果运用于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的延续，是发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效应的重要措施。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目的和方法

1.用于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第一，通过奖优罚劣，推进律师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具体来说，对案件被评价为优秀的承办律师予以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在精神奖励方面，对他们进行集体表彰，授予其荣誉称号；在物质奖励方面，给他们发放一定金额的奖金，给予今后更多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对案件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进行惩罚，包括批评教育，向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通报，扣除一定的办案补贴，减少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多次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取消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格。第二，通过推广总结，促进律师队伍的办案水平。具体来说，首先，司法局和法援中心应当通过表彰大会、运用各种媒体、编撰优秀案例等途径，宣传优秀案件承办律师的先进事迹和服务精神；通过介绍会、培训班等形式，推广优秀律师办案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其他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范本。其次，不定期地召开质量通报会、质量分析会等形式，由相关负责人对办案质量进行讲评，通报质量评价中发现的服务质量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组织相关承办律师认真研究，寻找改进的措施，使得其他承办律师避免出现同样问题。2.用于完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水平，而这种评价是按照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进行的，因此这种评价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就显得至关重要。评价体系中的要素内容是否科学合理，一方面要通过具体的评价活动来检验，另一方面要根据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改变而改进。具体来说，首先，从评价结果看案件质量评价指标能否完全反映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其次，从案件质量的总评价结果与各个指标的评价结果的关系上，分析各个指标设计内容、分数及其权重的合理性。再次，从评价结果分析评价对象选择是否合理，分析评价主体确定及其评价权限分配的科学性。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相关问题

1.关于评价结果异议程序的设立。援助律师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后，应当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以维护援助律师的合法权益，起到类似“行政复议”的作用。笔者认为，援助律师可以基于以下理由，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之日起30天内提出异议申请：（1）对综合评定等级有异议的。（2）认为案件档案样本不足以代表自己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法援中心收到异议申请后，要做好异议审查准备工作，由原评价人员和另请的一名资深法律专家组成审查组进行异议审查工作。经过异议审查，作出以下结论，并制作异议审查书面报告：（1）维持原评定等级。（2）改变原评定等级。（3）需要启动第二轮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异议审查结果报告必须上交浦东新区司法局，并接受其专门监督检查后才能生效。监督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原评价人员和资深专家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对异议申请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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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履行经济科的职责，即有明确分工，又有团结协作。

根据区委决定，年初，非公工委做为一个机构被转移，工商联领导班子为加大宣传力度、扩大非公经济的影响力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发挥工作人员的自身优势，在保留原有四个科室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做了适度调整。经济科主管领导及时召开科室人员工作会议，按照经济科工作职责，对质量管理服务、商务交流服务、法律维权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宣传和培训工作等各项工作，组成专人负责，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细化了工作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要求科室工作人员即要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又要有团结协作，确保更好地完成领导安排的各项常规工作。

二、协助领导和其他科室组织召开九届三次执委会。

1月8日，组织召开第九届三次执委会。市工商联、区委、区政府、区政协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工商联80余名执委及各基层商会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刘建增同志代表第九届三次执委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新增补了刘庆元同志为平谷区工商联副主席。我科做好了会议材料的准备、会议的通知、会场的布置及会议的组织等，保证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三、创新工作方式，宣传工作初见成效。

1、举办宣传报道员座谈会。会上，通报了北京市工商联《关于表彰2010年度优秀内报内刊的决定》，并为荣获北京市工商联优秀内报内刊的千喜鹤食品有限公司的《千喜鹤人》；北京渔阳集团的《渔阳人》；北京华都峪口禽业有限公司的《峪禽人》；北京九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九鼎月刊》；裕发集团的《家·裕发》；北京市利源祥集团公司的《利源祥》报等6家企业颁发了荣誉证书。6家企业的通讯报道员介绍了各自开展宣传工作的经验。颁布了会员企业宣传报道工作的规定。

2、为加强与通讯报道员的沟通，与他们能及时、深入、广泛的联系，打破他们收不到《平谷非公经济》专刊的局面，我科建立了qq群。qq群建立后，我们一方面能及时收到企业报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把《平谷非公经济》专刊出版后及时发给他们。

3、做好《平谷非公经济》专刊的撰稿和编辑发行工作。不仅做到了每月一期，而且增强了报道企业的内容。为提高专刊质量，提高编辑人员的写作水平，我们派人专门到区委办信息科、政府办信息科学习。

4、加大了向区委、区政府上报信息的力度。今年上半年，被两办采用的信息达20多条。

四、成立法律服务中心，为非公企业提供全面法律服务。为规避风险，切实解决企业在法律方面的问题，组织成立了区工商联法律服务中心，聘用时雨律师事务所，为工商联会员企业无偿提供日常法律咨询；接受民营企业的聘请，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接受民营企业委托，在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担任其委托人，参加诉讼；接受民营企业聘请，在刑事案件侦察阶段中为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诉、申请取得候审。在刑事案诉阶段作为其辩护或人参加诉讼；接受民营企业委托，进行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参加调解、仲裁活动和诉讼书；为其草拟、审查合同文书和其法律文书，参加各类经营活动谈判。法律服务中心为我区非公企业更好地发展，搭建一了个维权服务平台。

五、深入开展调研，为非公企业发展建言献策。

为了更好地贯彻区委区政府确保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方针，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经营现状，经济科从基础工作入手，采取开座谈会和深入企业走访等形式，就金融危机形势下，对非公企业的影响，以及生产经营情况、目前面临的困难及原因、企业采取的措施、建议等内容做了总结归纳，并撰写调研报告。

六、开展经济服务，指导基层商会开展工作。

一是根据企业要求，经过我们牵线搭桥，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如服务商会的3家企业在我们的引荐下，与福环集团建立了联系，双方在一些项目上已开展了合作。其中一家企业还与企业正在洽谈开发平谷石材市场事宜。

二是根据企业要求，经过我们牵线牵桥，部分企业与部分职能部门建立起了经常性的联系。

三是积极指导商会开展工作。如计算机商会、服务商会，由于建立时间不长，开展工作不太熟悉，我们一方面到基层商会给予指导，帮助他们开展活动，另一方面做他们的后盾，凡是不支持商会工作的理事以上领导，我们坚决予以调整。

七、做好了《北京工业名优产品画册》及《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大典》的推荐、上报工作。

按照北京市发展品牌工业的总体要求，北京市工业促进局会同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拟编制《北京工业名优产品画册》，以展示近年来北京工业实施品牌战略、品牌培育和建设的成果，扩大品牌企业及产品的社会影响力，以进一步塑造北京工业品牌的良好形象，提升北京工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经我们推荐，华东乐器、旺旺集团、天利海香精香料、千喜鹤、金鹰羊绒等五家企业已选中。

为了向**周年献礼，展示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弘扬民营企业顽强拼搏、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树立民营企业家的先进典型，国家7部委将联合组织开展出版《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大典》工作。我们已向他们推荐了8家企业。

八、组织企业参加外省市经贸项目推介会。

一是为办好2010年环渤海民营经济论坛暨经贸项目洽谈会，张家口市于4月份在北京首先举办了“张家口市经贸项目推介会”，我们共组织了10余家企业参会。二是组织10家企业，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昆明经贸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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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诉讼法；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

一、问题的提出

程序性制裁理论是一个学者们提出并为之付诸实践呼吁了多年的刑事诉讼理论问题。这一理论以刑事诉讼规则为基础，其核心是希望通过对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制裁来实现保障人权、维护法律权威、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制裁机制，特别是程序性制裁机制过于疏漏，程序性制裁制度一直是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空白点。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笔者欣慰的看到，立法者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新的规则中不仅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对律师辩护权的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对违反程序规则的制裁措施，尽管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无疑对司法实践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值得每一个研究刑事诉讼的人关注。

二.程序性制裁规则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的进步体现

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大”，同时也是国家公权力机关权力限制的“紧箍咒”，刑事诉讼法的发展方向一直致力于更多的保护人权和维护法治。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刑诉法对各方诉讼主体的权力限制情况，笔者分析了1996年和2012年刑诉法的主要义务性规范。

从表一和表二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的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比1996年的刑诉法要多了近50%，其中公检法三机关的这类规范增加了45%，其中公安机关增幅43%，检察机关增幅58%，法院增幅29%。这种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的增强趋势对公检法机关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公检法部门在执行刑诉法的同时必须满足这些规范的要求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否则则会产生侵犯当事人权利以及导致程序违法的后果。

此外，2012年新刑诉法在程序性制裁方面亦有不少新的建树。主要体现在第47条、第54条、第55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第115条、第187条、第225条、第242条上。其中第47条是关于辩护人、诉讼人的控告申述权规定；第54条、55条、56条、第57条、58条是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规定；第115条是关于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程序性违法的申诉控告权及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行为职权的规定；第187条是关于鉴定意见的可采行规定；第225是关于法院对于发回重审案件的处理规定；第242条是关于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重审规定。

可见，2012年新刑诉法对于程序的重视与尊重比1996年刑诉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增多以及制裁措施的进一步增强无疑使这一部法律具有了更多的实施保障、增添了更多的人权保护色彩。新刑诉法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亮点和创新之处颇多。在程序性制裁方面的进步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治国家的必修课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诉讼民主、诉讼文明的必然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民主与法治的进程与进步。2012年新刑诉法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严禁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的经验做法，吸收了2010年6月13日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内容，一共采用了五条八款比较完整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科学地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及外延，同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基本法中得以确立。

（二）宪法性权利的有限落实

一个完善的法律规范要求对违法行为的实施者进行有效的制裁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救济，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来说，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法律。然而1996年刑诉法其本身由于缺乏对违反程序性规则的制裁以及缺乏救济规范而呈现出先天不足的缺陷，使其在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上缺乏切实可行的违法制裁措施和救济规则。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新增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即申诉与控告权。第四十七条规定：“ 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此前对于公检法机关的此类违法侵害当事人利益的行为1996年刑诉法并没有规定救济方法，新刑诉法完善了对此类侵权行为的救济途径，这就使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申诉与控告的权利得到了救济保障。

（三）程序性裁判制度的初步建立

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通过确立一系列针对程序性违法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是克服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侦查权力等问题的必由之路。然而，要是没有保证这些程序性制裁措施得以实施的程序规则，假如不存在审查确定某一诉讼行为是否属于“无效行为”的裁判程序，即使程序性制裁措施纵然被完整地确立下来，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施。因此，程序性裁判制度的建立就尤为重要。

我们欣喜的看到，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确立了以庭审为主要方式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如果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则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者材料。这种专门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裁判的程序，有别于实体性裁判，不是以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如何量刑等实体性问题为目的，而是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所提出的程序性申请就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所作的裁判活动。程序性裁判制度被称为“审判之中的审判”。对于体现控辩平衡、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程序性违法分类审查机制的初步尝试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程序性违法行为采取的是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这种无效制度中存在着十分重要的“不可补正的无效”和“可补正”的无效。即法院对于情节不同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确定不同的程序性制裁后果。对于最严重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可以自动地宣告无效，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对于一般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法院则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对不同的利益进行衡量，可以给予利害关系人一定的补救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新刑诉法非法证据的排除采取了分类审查的方式，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排除方式，即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无条件予以排除，相当于“不可补正的无效”。而对于其他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分成两种情况进行处理，如果取证方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补正或者对其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再予以排除。这种分类审查机制遵循了程序错误与程序性制裁相适应的原则，针对最严重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使用最严厉的程序性制裁，针对一般的程序性违法行为，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允许补正，防止一刀切导致必可避免的实体性错误。对于程序性制裁理论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程序性制裁的局限及检察机关的作用发挥

2012年刑诉法的修订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其在程序性制裁方面的进步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发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客观存在的不足，这种不足是由于中国长期缺乏对程序的尊重以及实体正义的影响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程序性制裁的片面适用性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立法者显然更为偏爱证据规则的确定，用了五条八款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对于违法取证的程序性制裁得以完善。但是对于其他的程序性违法则重视不够，众所周知，程序性违法不仅仅限于证据领域，根据违法后果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违反之后会造成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的规范，第二类是违反之后只侵犯公民的一般法律权利，第三类属于重要的刑事诉讼规则，违反的后果会导致公正审判的价值的丧失。第四类则仅仅属于一般的技术型操作规则，违反之后不会带来重大的不良后果。可见，程序性制裁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全面的工程，仅局限于证据领域是不够的。程序性制裁制度既要建立分类审查机制，又要建立全面适用机制，从而达到保护人权、维护程序正义的综合目标。

（二）完善的司法审查程序的缺失

按照程序性制裁理论的要求，程序性制裁应通过一种独立的司法审查程序加以实施。这种将警察、检察官以及法官的诉讼行为的合法性置于裁判对象的司法审查程序，虽然属于法院为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所举行的实体性裁判的派生程序，但是却具有“独立的诉讼当事人、独立的诉讼对象和裁判对象、独立的证据规则、独立的听证机制以及独立的裁判方式”。i2012年新刑诉法对于这方面并没有完善的规定，新刑诉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司法审查机制，但是对司法审查主体的规定却过于混乱，新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侦查、审查、审判等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对其进行调查核实。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案件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这似乎说明新在刑诉法、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可以成为非法证据的审查主体。谁发现谁就有权处理，这与独立的司法审查机制所要求的法院作为唯一的审查主体相矛盾。在今后的修订中，刑诉法应该注重解决这一问题，并将相应的程序规则予以完善，从而使程序性制裁机制得以更加科学的运行。

（三）程序性裁判证据规则的缺失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类程序性争议，法院需要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确立采纳标准，适用排除规则，也需要在控辩双方之间确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确定司法证明的标准。而2012年新刑

诉法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规定，这使得已经初步建立的程序性制裁机制缺少了重要的运行机制的支持。在今后的修订中，应注重完善相关证据规则的制定，对于程序性裁判建立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的证据规则。对于程序性争议事实的认定，法院原则上应遵循自由证明的理念，对证据方法、证明程序和证明标准不宜设置过于严格的要求。在控辩双方证据的准入资格问题上，可以适用较为宽松的证据能力要求，重在强调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在证明标准的设定上，除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问题需要达到最高证明标准以外，通常适用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的 “法律监督机关”，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威。从监督的目标和方式来看，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实体性监督，二是程序性监督。在程序性监督方面，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第55条规定、第115条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受理申诉和控告的权力。可见，检察机关作为申诉受理的主体，承担着重要的纠正程序违法的职责。在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建立中，立法者对检察机关寄予了厚望，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193。

参考文献：

[1]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张建伟.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篇9

关键词：宽严相济；公诉工作；经验；存在问题；解决方法。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宽；二是严；三是宽和严如何结合，就是济。这项政策是从战略高度提出的，不仅指导着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还会强力引导司法活动，使司法理论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司法实践更好地服务社会现实。公诉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已经或多或少地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与战略高度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吻合还存在亟待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将是我们司法改革的动力、方向和着力点。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历史回溯

早在西周时期，周公等统治者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政策。公元前543年，世界上首个成文法的公布者，郑国的执政者子产就提出了"宽猛并用"的刑法思想，主张"为政必以德"，德在实践中表现为"宽"，刑在实际中表现为"猛"，即立法严格，执法严厉。所以子产公开宣称："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并且力排众议，公布了刑书。公元前522年，子产在临终时对他的继任者子大叔说："我死后，你必然执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据《左传》记载，子大叔执政后，不忍心严厉，一味宽厚，郑国因此盗贼横行，到处抢劫，子大叔很后悔不听子产的话。子产的这一思想，被韩非归纳为"爱多者则法不立"。唐太宗李世民主张"慎狱恤刑"为了避免枉杀事件的发生，规定了"五复奏"制度。今天我们提倡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其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族传统。

二、在公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经验

公诉工作能够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积累经验，其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宽"、"严"、"济"三个方面，这是由它的地位决定的。公诉部门不仅对侦查部门、审判部门的处理结果有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它对侦查部门、审判部门的每一项活动都有监督权、监督的程序、方法和力度。如一份侦查员对于证人证言的取证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证言取证的力度、周密度是否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公诉部门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也可以让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对审判部门一个证据的质证、采用情况有即时监督权等等。权利的运行离不开监督，按照监督与权利行使是否同步来分，监督可以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三种，从现行刑诉法来看，公诉工作对侦查权、审判权拥有后两种监督权，有的地方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提前介入制度，这样又有了事前监督权。

（一）在"严"方面积累的经验

1、在侦查监督方面

侦查部门将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后，公诉部门将会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审查。证据有缺陷或者事实不清的，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也可以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以达到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标准。如果法律适用不正确，公诉部门可以直接更改。2006年1月，侦查部门移送起诉的龙某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公诉部门在受理案件后，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发现了新的事实：龙某是基于的意图进入被害人的家中，在的过程中，被害人的手灯照到了龙某的面貌，龙某遂起杀机，采取了掏肠、脚跺头的方式杀害被害人（未遂）。如果按照故意杀人一罪起诉，由于嫌疑人未满18周岁，最高量刑15年。最后公诉部门以故意杀人罪和罪两罪起诉，龙某被审判机关判处有期徒刑19年。

有的部门创造性地提出了提前介入侦查制度，就是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由公诉人提前介入案件中，对案件证据、法律适用，提出意见，使侦查人员进一步侦查，移送公诉后，能够更加顺利畅通地提起公诉。证据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有的证据是永久的，有的稍纵即逝，并且不容易恢复。提前介入可以及时发现侦查部门没有调取的必要证据，或者取证不到位的证据，及时复取。提前介入侦查制度的实质，就是将公诉案件的标准提到侦查阶段，达到提高侦查质量的目的。这项制度在目前的法律中尚没有规定，是各地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做法。另外，在公诉部门受理案件后，可以对侦查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重新衡量，以决定是否需要变更；对于遗漏的犯罪事实、嫌疑人，以决定是否需要追诉。2007年，我院公诉部门追诉漏犯11人，追诉漏罪18条。

2、在审判监督方面

目前的刑诉法，修正、加强了法官的中立地位，树立了居中裁判的职能。这样，公诉人必须当庭提交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有罪，阐明法理，向旁听人员传播法律知识，把每一件案件的社会效果达到最大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期，法律有时是被动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具有对法律的后知性和行动的盲目性。例如，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有的嫌疑人认为自己存在真实合法的经营活动，让别人为自己开如实的发票，不是犯罪。事实上，如果数额达到标准，已经触犯了我国惩罚最严厉的刑法。公诉人在庭审中，担负着控告被告人有罪，并阐明如何、为什么犯罪，让被告人在明明白白中接受处罚，对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违反程序法的行为当庭监督，对判决结果畸轻、畸重的提请上级检察院支持抗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刑事案件开庭时，当庭依法控诉被告人有罪，阐明从重情节；其次，通过当庭论证具体案件，向旁听群众传达法律知识和道德准则，并通过旁听群众向社会辐射法律知识，达到惩处一个，警示一片的目的，放大办案效果；第三，对审判机关判决的案件，发现量刑畸轻或畸重，符合抗诉条件的，即时提请抗诉，合法合理地改变判决的结果。

（二）在"宽"方面积累的经验

由于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作为三大原则之一，在公诉工作中，首先防止无罪的变为有罪的，这种情况可能由假象造成。如佘祥林故意杀人案；也可能由诉讼时限形成，也可能确实由该人犯罪，但是证据不足的，在穷尽了所有法律救济后，仍不能认定为有罪。其次确保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刑法规定，得到确实的落实，维护被告人依法应得的法律利益。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罪、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案件，监督合议庭不公开审理。

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了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三种不起诉方式，使公诉部门在行使不起诉权中程序上更有可操作性。使依法不应、不必受到刑法追究的嫌疑人及时得到结案处理的结果，既体现了国家的宽容，又节约了司法资源，确保打击力度集中到更加严重的刑事案件中。

（三）在"济"方面积累的经验

"宽"与"严"不是对立的，可以在一件案件中和谐存在，主要把握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酌定情节等方面，衡量每一项的"宽"、"严"，最后在综合的基础上量刑。如在牛某实施抢劫案件中，因为其行为侵犯了财产权和人身权，三次以上实施抢劫行为，应当偏向"严"，可是犯罪主体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形迹可疑经盘查，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的罪行，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济"在实际办案中，表现为在细化的基础上综合衡量。

三、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仍然存在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法律的，也有现实中管理造成的。

（一）对不起诉权的限制使用

我国刑诉法设定不起诉权的初衷，是通过对具有法定情节的嫌疑人，不作出追诉处理，达到减少诉讼活动、彰显国家司法的人性化，将有限的司法资源节约下来，形成打击合力，集中到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案件中。有的地方在量化考评标准中规定，有一件不起诉案件，在年终量化考评中就扣掉该公诉部门多少分，这样，在客观上虽然没有杜绝不起诉权的使用，可是，为了多得分，争取年终量化考核好名次，有的部门便在事实中杜绝不起诉权的使用。现实中，有了符合不起诉标准的案件就退回侦查部门自行消化。我国刑诉法中规定了只有事实不清、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案件可以退回。其他原因的退回可能引起侦查部门不必要的误解。有的部门规定可以使用不起诉，但是又超越刑诉法规定了层层汇报制度，无形中增加了诉累，使办案人望而却步，选择相对节约时间起诉或者退回侦查部门。即使在轻伤案件双方当事人调解后，仍然要诉到法院，再由法院开庭，下判决。上级部门这样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难道因为有交通事故，就不生产汽车、不修公路了吗？这不是因噎废食吗？研究如何正确科学的适用不起诉权，比杜绝适用不起诉权更科学。

不起诉不仅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法律赋予的职责。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放弃不起诉权的使用，放弃的不仅是权利，更是职责。

（二）刑事司法政策的信任度遭到质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建国初期就执行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于执行时单方面要求嫌疑人这样做，执法人员没有执行或者没有严格认真执行，或者因为侦查与审查公诉、审判脱节等原因，这项政策在执行中有所偏离。例如，王某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深夜闯入嫌疑人家中扬言要杀人，被嫌疑人用枪打死，案发后，嫌疑人投案自首，又因举报淄博一号特大抢劫、案件而立功，起诉到法院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本案中不论判决结果是否正确，单就该案中的投案自首、立功，就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在最后的处理结果中没有体现。司法机关这种认定方法、结论，最终会反馈到社会中，自首、立功不一定起到作用，所产生的导向性，我们可以从一种现象看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种顺口溜是在办案人教育嫌疑人时，得到的回答。司法信任的减损，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司法权威，损害国家的形象、党的威信。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零口供也可以定罪。但是，更应当看到零口供背后付出的劳动量。司法信任的降低，必然换来办案人员加倍的工作量，也意味着司法资源的不必要付出。

(三)对无罪案件量化考评标准单一

年终量化考评标准具有强力的导向性。有的地方规定在量化考评中出现无罪案件扣分多少，公诉人员在审查公诉案件时，一方面会更加慎重，把每一起案件办成铁案；另一方面把握不准的案件起诉，因具有较大的诉讼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选择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有的起诉后，提前撤回补充起诉。无罪案件的产生有多种原因造成，案件所能取的证据具有有限性。案件在起诉后，有时会发生公诉人或者检察院无法控制的变化，如在一证一供的案件起诉后，翻供翻证。如果不分析无罪的原因就一律扣分，不仅打击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也必然贬损办案人员的冒险精神。历史发展表明，职业的责任感与冒险精（下转第39 页）（上接第36页）神是成正比的，责任感有时是以冒险精神为前提存在的。

（四）抗诉权行使的充分性不足

抗诉权是检察权制约审判权最有力的权力。在现实中，抗诉权的行使，且不说其风险，单就其程序来看，抗诉一件案件在收到案件后的十天之内，要向上级院汇报，争取支持，获得支持后，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审理抗诉案件。法院的宪法定位是司法机关，但在现实中，其行政性的特色也是鲜明的，有的基层法院在判决案件前，先向上级领导、法院汇报，再判决，合议庭直接执行上级法院的意见，这样的案件如何能抗诉成功？这种程序下，只能选择"和"为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了六项可以抗诉的标准，其中"刑罚明显不当"、"重"、"轻"的标准与审判机关认识不一，哪些案件可以抗诉，在现实中缺乏统一标准。

（五）上诉程序有较强的局限性

上诉程序的局限性表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了二审终审制，死刑复核作为补充的审级制度。这种建国初期制定的制度，在所有教科书中都解释为：方便群众诉讼，减少群众的诉累，减少上级法院的工作负担，更好地做好指导工作。其实质是在诉讼经济主义与诉讼公正主义之间选择了诉讼经济主义。群众之所以选择打官司，就是为了追求公正，不会只因为诉累放弃对公正的追求，现在存在大量的赴省、进京上访案件，就证明了这点。群众无法通过正常程序满足对公正的追求，就异化为无休止的申诉、缠访。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应当深化对公正的追求，首先从程序上满足要求，其次从实体上满足其要求。二是刑事案件在一审终结后，被告人只要在收到判决书10日内上诉，就必然启动二审程序；而被害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在收到判决书5日内向公诉部门提出请求，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从决定期限、必然性上，被告人都优越于被害人。被害人在请求检察院抗诉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只有申诉、上访一条途径。

四、解决问题的方法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减少犯罪，加大打击重点犯罪的力度。

（一）对不起诉权严格按照现行刑诉法规定的程序运作，不再设置地方、部门限制。在现行刑诉法中已经规定了严格程序，比如公诉人阅卷提审，部门负责人把关，最终绝对不起诉权的决定权是检察长，相对不起诉权、酌情不起诉权的决定权是检察委员会。如果对不起诉还要加强监督，可以采用事后监督的方式，这会更经济、方便，而且不会对公诉人的工作效率产生影响。

（二）坚决落实我国现行刑法、刑事政策的"宽"与"严"。用事实换取人民群众、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信任的价值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杜绝用欺骗性的方法换取一时、一事的问题的解决，而遗患无穷。这种政策不仅在最后的量刑结果上予以兑现，应当在任何一个诉讼阶段有不同方式的兑现。比如对投案自首的，在侦查阶段可以考虑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在审查公诉阶段，可以考虑不起诉权的使用，或者通过加快办案速度，尽快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三）加强对公诉工作的量化科学性，禁止非此即彼的管理方式。对无罪判决结果的案件，应综合考量，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可以归于公诉人、公诉部门的原因，可以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不是，那就不能惩罚。只有科学的措施，才会激励公诉人的斗志，不会变得畏首畏尾，提前采取刹车措施。

(四)改变抗诉格局。抗诉权的决定权在检察院，同意权在上级院，而最终决定权在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若要锐化抗诉权，首先应通过科学改革，改变这种格局，比如抗诉权的三审制度，抗诉权的利害回避制度，只有打开上下级审判机关的利害关系，才能增强其中立性，进而增加其公正性。

篇10

一、行政诉讼协调新机制形成的背景介绍

（一）行政诉讼协调的合法性依据

行政诉讼中的协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探索和发展的。1989年我国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法律明令禁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调解（赔偿诉讼除外）。但随着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个规定不再适合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相悖。2007年1月15日最高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护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2007年3月又《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调解，但为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处理的新机制间接提供了法律依据；2010年6月7日最高法院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把调解、和解和协调案件范围扩大到行政案件并对相关具体工作作出了安排。

（二）行政诉讼案件日益复杂

2007年以来，乐清市行政诉讼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年均增长 6.17%，尤其是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的群体性纠纷案件明显增多，行政诉讼案件呈现涉及面广、成因多元、案情复杂等特点，仅仅依靠司法审判难以有效解决纠纷。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通过建立司法与行政的互动协调机制解决行政争议。

（三）机制形成具有现实基础

近年来，乐清法院与行政机关已初步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为建立行政协调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乐清法院通过定期向市委、人大汇报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定期《行政审判白皮书》等工作形式，着力构建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在实践中，乐清法院已成功协调了一批涉及市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建设以及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市委、市政府深切地感受到行政争议协调机制的作用。在乐清市委、市政府和温州中院的大力支持下，乐清市成立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构建了行政诉讼协调机制。

二、行政诉讼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在乐清市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的案件范围基础上，乐清法院根据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了需要提交委员会协调的案件类型：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行政争议；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明显违法情形，足以导致被撤销的案件；因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引发的案件；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行政征收及行政补偿案件；其他宜采用协调解决的行政案件。2012年，乐清市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进一步扩大了协调范围，将涉及当地行政机关职能、重大工程的民事诉讼案件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行政案件也纳入了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的范围。

（二）运行程序

（1）程序启动。由当事人申请或由法院根据案件情况依职权决定。为防止随意扩大协调解决的案件范围，建立院、庭长把关制度。（2）协调方式。在庭前、庭审过程中、庭审结束后均可组织协调；根据案件性质，注重诉前协调疏导。（3）结案条件。以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或被告改变、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三）机制保障

（1）搭建协调平台。建立乐清市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担任主任，法院院长及分管工业和城建的两位副市长担任副主任。成员单位由行政案件较多，协调需求较大的行政执法部门组成。通过制定行政协调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提交协调的受案范围及运行程序。（2）落实四项配套制度。一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参与协调化解制度。规定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或分管负责人参与案件协调。二是建立行政诉讼目标管理制度。把涉诉行政案件纳入行政机关目标考核，实行行政追责制度和败诉案件通报制度。三是建立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定期交流、互提建议制度。四是建立司法建议联动反馈制度。由乐清市政府法制办会同有关单位针对法院司法建议制定整改措施，并责令相关涉案单位认真总结教训，完善执法规范，并将处理意见反馈给法院。

三、取得的成效

（一）行政诉讼效益明显提升

通过协调解决行政案件，使行政争议在立案前或一审阶段得到妥善化解，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司法资源也得到优化配置。2009年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为29.2%，2010年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增加到45.5%，2011年后撤诉率长期保持在45%左右。2009年至2011年6月，诉前协调化解重大、群体性行政争议纠纷12起，普通行政争议纠纷45起。2012年机制逐步成熟后，协调案件数量更是逐步上升，并成功化解10件二审案件和11件涉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至2013年9月份，提交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案件总数达到33件，占全部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的一半，其中包括了媒体广泛关注的涉“三改一拆”广告牌整治的系列行政诉讼案件。

（二）实现了零零申诉

通过协调解决行政争议，可以促使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经法院协调未成而判决其败诉的案件，原告、第三人也能服判息讼。该院2009年以来审结的471件行政诉讼案件，无一案件引起申诉。

（三）实现诉、调分离，减轻法院审判压力

以往完全由法院主导的行政协调方式在实践运行中出现一些问题并暴露其局限性，一是诉讼中行政审判人员易陷入无休止的协调工作；二是与相关职能部门协调不力、不畅问题。而依靠行政协调新机制，利用该市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这一新平台，对一些符合该协调委员会受案范围的案件，诉前或庭前予以分流，由其主持协调。协调不成的，再由法院受理或开庭审理。对于涉及多个部门职能的矛盾纠纷，通过行政协调平台制定解决方案，根据职责分工指定更具有职能优势、区域优势的部门或组织参与协调，解决了扯皮、低效率等问题。

（四）有效促进司法行政良性互动

在行政诉讼协调过程中，行政机关能亲身体会到法院在化解矛盾中所做的努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行政机关因法院对其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产生的对抗情绪，行政机关对司法裁决的可接受程度大大提高，更愿意听取法院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在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成立后，法院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业务指导作用，对其他部门的行政执法和协调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一步完善行政程序。

脚注：

1.如乐清市磐石镇陡门村村民委员会诉乐清市人民政府履行土地行政登记职责一案，该案第三人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司的建设项目属于市重点工程，投资数亿元，由于海域使用权纠纷，致使该项目建设阻滞，且100多村民还曾到船厂施工建设现场闹事，在斗殴中多人受伤，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之前该纠纷虽多次进行了协调，均因船厂方所在的海域价值上亿，双方利益争夺标的巨大，协调无果。2009年9月，该案诉至法院，乐清法院考虑到该案历时二年多，在当地影响大，且背后交织着刑事案件、集体申诉上访，村民与政府、企业方的剧烈矛盾等复杂因素，即确定协调解决的思路，通过多方联动，经过十多轮协调才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协调后，村民和第三人都非常满意，村委会还专门送来锦旗以表感谢。

2.成员单位包括市府办、市府法制办、局、公安局、劳动保障局、国土资源局、规划建设局、环保局、房管局、工商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