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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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万多家民营科技企业中，总收入超亿元人民币的2627家，其中超10亿、20亿元人民币的分别有245家和108家。到去年底，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已实现净利润1074．3亿元人民币，纳税1015．5亿元人民币，出口319．8亿美元。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透露，8月中旬将在长春举行“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促进会年会暨世贸组织与企业竞争力高峰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约五百名民营科技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将围绕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如何应对加人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创新与产业化、风险投资与融资等进行探讨和交流，共商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大计。

据称，民营科技企业实现民营机制与科技优势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其超常规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向前十名攀升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评价与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继续上升，正从世界排名第14位，向前攀升。

该报告是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提供的，49个国家、地区的314个最新国际竞争力指标为依据，按照国际竞争力要素评价体系结构测算中国国际竞争力的。

报告表明，今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有所回升，已由去年的世界排名第33位提升到第31位。从要素来看：

2002年国家经济实力竞争力继续上升，主要表现在投资、储蓄和适应性的竞争力有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竞争力有所下降。这一结果符合我国近两年来由于需求不旺，储蓄持续增加，在经济增长压力过大情况下，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

2002年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1位，比去年上升了2位。其中汇率竞争力排名下降，但汇率政策的评分上升。国家保护的竞争力上升较大，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减弱对本国经济、贸易保护有关。经常项目差额、证券投资、商品及服务出口与进口竞争力均有所上升。2002年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世界排名第44位，比去年下移1位。

2002年科学技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3位，比去年上升2位。除知识产权保护外，国民在国内外获专利数和增长率都有大幅提高。R&D支出水平竞争力三年来逐渐上升，2002年排名29位。R&D人员、技术管理、科学环境竞争力分别上升了3位、5位、2位，但尚未达到2000年的竞争力水平。

2002年国民素质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7位，比去年提高3位。人口特征与就业由于总量大，增长快，仍是有竞争力的要素。教育结构、生活质量、态度和价值观的竞争力均有大幅提高，这与我国积极推进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以积极开放态度面对全球化有密切关系。中美贸易和投资高速增长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虽然复苏进程中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对中国对美出口未造成明显影响。同时，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据中国海关统计，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419．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美国继续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298．7亿美元，增长19．3％，美国保持了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中国自美国进口121亿美元，下降3．3％。

中国对美出口的大宗产品有机电产品、家具、灯具、玩具、鞋类、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塑料制品等，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机电产品、光学仪器、医疗设备、化工产品、农产品(相关，行情)、塑料制品和飞机等。

另据外经贸部统计，上半年中国新批美国对华投资项旧1457个，增长18．74％，合同外资金额43．57亿美元，增长17．38％；美商实际投资24．54亿美元，增长19．71％。

目前美国500家大企业中已有300多家在中国投资。截至2002年6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累计已达35362个，合同美资724．8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369．24亿美元。美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对华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已遍及机械、冶金、石油、电子、通讯、化工、纺织、轻工、食品、农业、医药、环保、金融、保险等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

中国在美国兴办的贸易型和非贸易型公司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1年底，经批准的中国在美企业共656家，协议投资总额约9．3亿美元，中方投资总额约6．9亿美元，涉及的行业有工业、科技、承包、服装、农业、餐饮、食品、旅游、金融、保险、运输等。

今年上半年，中美两国保持了高层往来的势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随后，中国国家副主席5月份访问美国。两国经贸部门之间的交流也十分活跃。4月初，美国贸易代表佐力克访华；4月下旬，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来华与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共同主持了中美商贸联委会第14次会议。两国高层频繁的往来，为两国发展经贸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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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轮胎特保案；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前景

一、轮胎特保案

美国总统在2009年9月12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带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轮胎特保案为美对华实施的首例特保，该案将不仅影响到中国近20亿美元的出口和10万人就业，还可能被美其他行业与其他WTO成员国效仿，产生连锁反应，对于恢复中的世界经济也是极为不利的。随即，中国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与轮胎特保案涉案金额大体相当，显然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对话，已从以往主要由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指手画脚，要求中国加快开放金融市场，转变为中国对在美投资安全和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这场以“特保案”为开端的贸易纠纷并没有因中国的忍让和被迫反制就此止步，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经济危机下，中美贸易争端必然将到达新的，这种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关系也应引起重视。

二、中美贸易关系现状

中美建交30年来，双边的贸易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自1993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且从2002年以后顺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2009年前6个月，尽管受到经济危机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差额的连年上升也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和反补贴领域。

1.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

中美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规模最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的，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决定的，甚至这也包括现行贸易统计体系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美贸易差额。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分工

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分工所处位置高低不同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美国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而我国处于低端，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的反映国际商务活动的实际情况，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倡导推进经济全球化战略，发达国家将许多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发展中国家，于是才出现了大量物资产品在亚洲生产并向西方国家出口的新局面。

目前我国经济活动人口达7.8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这也正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投资，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85％左右来自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中大部份又是美国企业。从本质上讲，这种贸易加工型产品的出口并不真正意味着中国出口能力的增强，对美贸易顺差的大部分利润还是流向了外资企业。

(2)美国对华出口管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企业和附加值低的加工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但中国作为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国家之一，中国无法从美国进口到大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对于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难辞其咎。

(3)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加大外资BI进力度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调整和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西方出口摩擦比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基地转移到中国，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配件，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继而出口到欧美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转嫁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贸易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延续，体现着中国独有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4)中美贸易差额的统计原则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K.C.Fung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Lawrence J.Lau认为，夸大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所导致的。中美贸易差额统计应作四项调整：第一，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第二，通过香港或其他地方转口贸易扣除；第三，转口贸易加价；第四，服务贸易调整。

2.摩擦原因

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快速增加，美国为减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对中美贸易进行干预，设置贸易壁垒，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屡屡受阻，包括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和贸易救济等。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涉及金额越来越大，涉及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不仅包括纺织品、农产品、轻工产品，更涉及到机电产品和一些高科技产品。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形式也由入世前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两种扩展为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四种。

(1)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自冷战结束以来历次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总是两党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言论。

针对此次的轮胎特保案，关键也是政治因素作怪，政府向来与工会组织关系密切，维护工会组织的利益，是该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考察奥巴马总统白宫之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始终充当了坚定地支持者。为感恩，当选总统的奥巴马自然要给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相应的利益表达权。就此而言，奥巴马通过轮胎特保案一点都不为怪。

(2)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

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危机下，美国出口贸易额下滑严重，2009年前六个月，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303.9亿美元，下降了14.8％。自中国进口1334.4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1030.5亿美元，为保护本国产业，美国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设置壁垒，挑起中美贸易纠纷。

(3)儒家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

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人类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会构成威胁。形形的“中国”在西方及亚太地区甚嚣尘上，尤以美国为甚。显然，中国与美国频发的贸易摩擦是现有的经济格局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国家和平崛起的真实写照。

三、中美贸易关系前景

虽然在现阶段全球经济危机下，中美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但中国对美国的反击还是有所节制的，为对方留有余地的，中美贸易关系注定在合作博弈中不断发展，两国间贸易机会不断改善和增加。一家德国贸易公司今年8月报告表示，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尤其是在目前美国经济开始反弹的情况下。至2008年底，约有1200家来自中国内地的公司在美国开设分部，为当地创造了7300多个就业岗位，去年，中国对美国贸易投资金额达到4.62亿美元。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与挑战，但两国的经贸关系始终是不断扩大，不断发展。因为发展的基础是中美两国人民从中美贸易发展中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中美经贸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会是非常复杂的，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显著特征，中美的贸易合作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巨大贡献。

总之，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既存在贸易摩擦，也有经贸合作。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和企业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只要中美两国，高瞻远瞩，以建设性的态度冷静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坚持平等、发展、互利，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必定迎来新的。

四、中国政府，企业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包含的一个复杂因素便是美国政府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即母国市场销售价格不得作为衡量该产品在美国是否不公平低价销售的标准。

中国企业要想成功应诉反倾销案件十分困难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变，如果中国企业说服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那么中国企业赢得反倾销案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加强产业内企业的交流合作

国内产业重复生产，恶性竞争，导致竟相降价，是导致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利润有限，竞争无限的状况下，产业内同行业企业应进行一定的合作。任何一个企业企图独占一个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阶段市场以竞争为特征，同行业企业，一定要加强合作，细分市场，避免在某个市场竞争过度，而在另一处市场处于真空状态。

3.扩大内需，改善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贸易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从现阶段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来看，我国应将经济调控的重点放在拉动内需上，最庞大的人口数量，造就了广阔的市场，而且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4.构建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应包括下列指标：外国附属机构的进口、外国附属机构的粗口、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的销售、外国附属结构在我国当地的采购、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发生的相关成本等。更科学合理的反映我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我国造成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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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兴起的过程中,特别是当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 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 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因此当大国兴起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 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目前,中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中美间 的贸易摩擦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关键词] 大国兴起 兴起的中国 中美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42-06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大国兴起与大国冲突的分析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国兴起的影响以及大 国兴起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上。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 原动力,它影响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的地位。由于世界各 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尽一致,因此当前大国间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大国间的经济冲突,日美 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概言之,新兴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 当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 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 之间的博弈,因此当大国兴起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目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尽管从表面上看,大国之间的战略 性贸 易摩擦源于某些经贸因素,如产业结构、经济政策、交易惯例的差异等,但究其实质是大国 之间对于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的角逐,所以贸易失衡并 不是中美经济摩擦的关键,美国对中国耿耿于怀的核心在于对其优势旁落的忧虑等其他原因 。 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角,从大国关系的战略高度来分析和总结中美贸 易摩擦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性内涵。

大国兴起与国际摩擦相关理论

(1)霸权周期论。该理论指出任何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 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 [1](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 频繁的经 济摩擦。无论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霸权的上升时期还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霸权的崛起,抑或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的衰退,再或20世纪70年代 日本、德国经济的崛起,国际经济领域的摩擦都有极为显著的变化。金德尔伯格[2] (Kind leberger)甚至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部分地是英国作为霸权国家角色的接力棒交给 尚未完全形成霸权国家的美国而不幸落地的结果。拿这一理论来检验战后的贸易政策,可以 发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它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一旦其霸权地位下降, 便逐步从自由贸易的立场后退,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争端不断。

(2)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认同世界政治存在霸权周期, 世界体系论以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为基本的研究框架,深入地剖析了霸权兴衰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 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维护霸权利益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孕育了霸权衰落的种 子,因为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 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 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进而爆发一系 列的经济摩擦。吉尔平提出当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 并使投资条件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就会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策略,而这种策略有利 于本国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老的核心区 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 各种经济摩擦,这种经济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的完全崛起之后。

(3)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3](Samuel

P.Huntington)提出。他指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 成为今后 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 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 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不仅震撼了 全球,似乎也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预见性,即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 两大文明的冲突造就了“9•11”事件。亨廷顿对中国的兴起表示了担扰,他认为,中国的 历史 、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 、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亨廷顿认为, 美国与中国的摩擦 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化的冲突。

(4)国家生命周期论。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4]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提出的 。它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家竞争的结果。国家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经济发展 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作为认识中国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分析背景,胡鞍钢教授认为 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是: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 、 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1―2020年)与经济 强国期(2020―2050年),其构成了中国兴起的轨迹与效应。其中1950―1980年可视为中国 的国家成长期,1980―2020年可视为中国进入迅速发展期。显然通过以上分析,当一个国家 进入迅速发展期时,由于一国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对他国产生挑战。兴起的大国意味着该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上升,意味着它要与原先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享在国际 事务中的主导权,因此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冲突,可想而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 的今天,经济摩擦首当其冲。

应该说上述理论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析了大国兴起过程中的国际摩擦现象。本文 更加关注中国的兴起过程中中美贸易摩擦状况。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的必然性

1.大国兴起与贸易利益冲突

在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53年以来著名的演讲之后,国际贸易专家开始认识到,一 个落后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有时候可以降低技术更加先进的贸易伙伴国的整体福利,希克斯给 出一个直观的李嘉图模型,用以说明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增长对它自己以及其贸易伙伴的福 利影响。他得出的结论为:一个贸易伙伴生产率的无偏向增长将使两国受益,当增长集中在 出口产业时,同样对两国都有利,但是当一国的贸易伙伴的进步集中在进口产业时,该国的 境况就会恶化。多恩布什、费希尔和萨缪尔森(Dornbush、Fischer and Samuelson,1977 )在李嘉图模型中再度运用了希克斯的思想,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图形分析法,他们的结论 与希克斯一样,认为落后国家无偏向的技术变化对两国而言都是有益的,但同时也指出技术 从一个高工资国家向一个不太先进的低工资国家的转移可能损害转移国家的福利。随后克 鲁格曼(krugman,1985)提出了一个技术先进国家和相对落后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问题 , 他发现先进国家的发展总是对贸易双方都有利, 而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发展尽管总是对它 本身有益, 但是对于先进国家是有害还是有利则取决于不同的情况。上个世纪末,斯塔福 德和海曼斯(Stafford and Hymans,1998)对一国某产业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 结论是:一国生产率的进步总是对它本身有利,但是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则取决于对进口产 业的有害影响以及对出口产业的有利影响之间的平衡。

近期拉尔夫•戈莫里与威廉•鲍莫尔[5](Ralph E.Gomory and William J.Baum ol,2000) 对传统贸易模型提出了修正,他们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角度“不经意”间阐释了贸易摩擦的 成 因。他们的分析表明: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卫•李嘉图时代科技 发展缓慢,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已让位于一个制造品、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以及从规 模经济中获益的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在不存在一个单纯基于国家自然优势来实现 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经济结果,取而代之的是由于产业进入困难(高启动成本)与一国生 产能力的变化导致的许多可能的稳定结果。在众多结果中,实际情况通常是对一国来说最佳 的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国不利。他们的结论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将从其非常落后的贸易 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中受益,但是,该贸易伙伴的进步一旦超过了某 一发展状态,就会引起贸易双方利益的冲突。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经济中,一国生产能力的 提高通常会损害他国的整体福利,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 为代价,国际贸易可能导致各贸易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贸易国的福利。 显然,在贸易双方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贸易摩擦是其主要表现。

2.大国兴起决定中国已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

大国的兴衰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基本逻辑,国家的兴盛与衰败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兴起”是一个大国从落后转向兴盛的过程,它必然经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一个大国 的兴起,尤其是当其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从 而导致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现代中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 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

应该说,兴起的大国无法避免对他国的挑战。相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非零和关系,国家兴 起却具有一定的零和性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必然影响其他国家的生存和 发展,所以各国可以和平相处。而一国的兴起意味着该国国际地位的迅速上升,意味着它 要分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这必将对霸权国家构成挑战。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无序的社会 体系,国与国之间国际主导权的更替只有一种方式,即竞争的方式(并不必然是武力竞争) 。在通过实力较量进行领导权更迭的国际社会中,新兴大国对领导权国家的挑战不可避免。 这种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起初多是通过武力竞争实现的,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演变,竞争的 方式也已逐步演变为经济和政治等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竞争。也就是说,国际摩擦除了军事形 式的摩擦之外,还包括经济、外交、舆论等其他形式的摩擦,各种形式的摩擦之间可以相互 催生和转化。由于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经济和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 主要方面,经济实力构成了一国综合国力的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 位 ,国际经济摩擦在近现代历史中出现的频率逐步上升。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摩擦已经 成为国际摩擦的主题。统计显示,从1914年到1990年间,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摩擦占到了国际 摩擦的53%[1]。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大国之间的摩擦中,经济摩擦更是占到了绝 大部分。

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必然对现存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国际摩擦呈现一 条“倒U”曲线。兴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兴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 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兴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 摩擦就会减 少(见图1)。

同样,赵晓教授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起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摩擦情况,得出了相似 的结论。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最终成就中国大国兴 起的完美乐章。第一时期: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处 于隐性阶段;第二时期: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性的时期,大概也将 经历20余年的时间,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第三时期: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达致 新的国际均衡的时期,这将是20余年后的事情。很显然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时期。

兴起的中国与中美贸易摩擦

1.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

现代中国的兴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近代大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实力 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是引起大国力量对比的变 化、导致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较高的增长,按20 05年修订后的GDP数据计算,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2005―2007年, 中国GDP年均 增长率更是超过10%。根据IMF的估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以购买力衡量的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了近18倍,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从3.22%上升到13.47%。中国目前是世界制造业大 国 、世界最具潜力的市场大国,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实现了由贫 困到温饱、又到小康的两个历史性跨越。目前中国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 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 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于2007年7月 25日了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中称“中国的经济,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 的推动,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据悉,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将占到1/4左右”。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经济在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国际经济格局。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震动。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强国的兴起绝不会是寂静无声的, 它必然影响并改变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正如有关专家所言,目前我国 已进入国际贸易摩擦多发期,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引起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中国”及所谓“中国扩张论”、“中国崩溃论”、“ 中国发展掺水论”等形形的“中国”的变种在美国、欧洲、日本乃至亚太地区也 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尤以美国为甚。显然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之间频频发生的 贸易摩擦就是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的表现。

2.中国兴起过程中的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是近几年中国兴起过程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具体表现为: 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 等。可以说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工作的流失、先进技术产品净流 出等在美国国内已经聚合成一股强烈的排华贸易的情绪。由此,两国间贸易摩擦持 续发生,制裁与反制裁、限制与反限制等的贸易交锋此起彼伏。

首先,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趋使美对华制裁立场日益强硬。

从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总额来看,按美方数据计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0.5亿 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2562.7亿美元。另一方面,以反映贸易状况优劣势的进出口 比率来看,在美国进出口贸易主要伙伴中,美国对华的进出口比率是最高的。即使按中方数 据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比率也由2001年的2.07倍上升为2004年的3.34倍,在美国的 主要贸易伙伴中也是居第一位的[8] 。过高的进出口比率对双边贸易是不具有双赢特征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在中美之间频发贸 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了。

白宫政府智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顿(Bergsten)于2005年9月在《金融时报 》发表题为《巨人之间的碰撞将使所有人受损》的文章,称种种情况表明,中美之间贸易战 已经一触即发。贸易战一旦打响,带给世界经济和中美两国自身的打击将是严重的、极具破 坏性的。他援引美方统计数字称,美中两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又 是世界第一、第三贸易大国。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 逆差国。中国2005 年度对美国约有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 品是从美国进口商品 的6倍。如此巨额的不平衡,将使美国政府即使很愿意与中国在朝核等问题上合作,也只能 在制裁中国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可以预料,在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产业进步的发展进程 中,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必将长期存在。

其次,反倾销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焦点,对华保护贸易手段层出不穷。

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100多 项反倾销措施,是世界上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从2001年到 2005年,美国反倾销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涤棉印花布、氯化钴、搪 瓷厨具、电风扇、铅笔、大蒜、一次性打火机、浓缩苹果汁等近百种产品,在已经结案的产 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一直以来,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手段是引发中美 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入世”以后,美国开始转向利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 ”及保障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出口。在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大 幅增加,美国早已开始挥舞这一特保大棒,同时“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已成为 美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将持续增加。

第三,“”与“责任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遏制中国发展。

2005年1月12日,中美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重提“中国” , 称中国出口的电器、电脑、通讯设备以及其他需要高技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 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它 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由于美国逆 差 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高技术产品,而不仅仅是服装、鞋和玩具,一些人认为中国侵蚀了美国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数据显示,2000―2004年 ,中 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产品层次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 迅速上升,信息技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和电子声像设备位居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前三位。 其中出口到美国的数据自动加工机器,中国产品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5年47 .1%,增加了4倍;电讯设备出口份额同期从10.3%增加到28.9%,增加了将近3倍;电子产 品同 期增加了两倍,从11.9%到22.1%[9]。中国出口的电器、电脑、通讯设备以及其 他需要高技 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国在其他高科技的工业 (如汽车和航空工业)领域的竞争力正在迅速获得优势。不断增加的中美贸易逆差已经开始 影响到美国高科技工业,如今的美国制造业领域,无论是先进技术领域,还是劳动密集型 的制造业领域都大举外迁,其最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当跨国公司将大量的先进技术产品 生产线转向中国时,它也将进一步减少对美国高技术工作者和熟练专业人员的需求。可以想 象到,这是对美国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对美国的比较优势的挑战。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这将 对美国的先进技术产业形成摧毁性的打击,是“致命性的”。

与“”相比,美国政府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以适应中美贸易关系“新阶段”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虽然没有“”的格调,但是在评估中国的经济能力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 时,却突出地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成熟”的WTO成员和一个贸易强国的前提,要求中国应 该像美国、欧盟和日本一样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相对温和的陈词同样强调了中国对美国货物与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壁垒、中国不按规则办 事、中国的出口补贴与激励等问题,以此来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义务的“责任论 ”奠定基础。“责任论”与“”同样会影响美国对 华贸易政策,意识形态差异、安全借口、经济霸主地位的独尊性会为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歧视 性政策煽风点火,“”在短期内会起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两者的共性看, 建 立在“”与“责任论”基础上的对华贸易政策都会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前者 在抬 高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上、后者在抬高中国经济的宏观承受能力上把中国推到矛盾的焦点, 使中国成为美国甚至世界经济与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

注释:

[1]赵晓.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国际经济评论,2005(3-4):6

[2]严建苗.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5):66

[3]苏国勋.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社会观察, 2004(8):27

[4]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中关村,2006(7):54-61

[5]Gomory R E, Baumol W J.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 al Interest. MIT Press,2000

[6]周立.中国崛起的外部性与经济安全.管理评论,2006(6):61

[7]省略 2007-10-12(人民网-市场报)

篇4

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于2007年4月9日宣布，美国政府向WTO提出了针对中国的两项贸易申诉，分别指责中国打击盗版不力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和图书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本次申诉是美国政府2007年以来第三次在贸易领域向中国施压。

中美知识产权冲突回顾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与美国的贸易快速增长，于1991年被美国列入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在这次冲突中，美国限期要求中国改变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美国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对外国人境外发表的作品给与保护；敦促中国参加尼泊尔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对软件按文字作品实行保护；加快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对于中国要求专利人在三年内必须实施的强制规定，美国认为产品从外国进口到中国境内的“进口”行为本身就是实施，因此不能再实行强制实施。这次冲突的谈判结果是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最终放弃了对中国的无理要求，承诺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并继续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也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修改了《商标法》和《专利法》，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国加入著作权国际公约的条例。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1994年。美国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侵权行为变得失控。具体受到关注的事件之一是美国软件同盟状告中国中关村的几个科技企业侵犯美国软件版权。经过美国的调查取证，作为被告的企业由两三家扩大到越来越多，以至于《纽约日报》报道说中关村究竟是科技一条街还是盗版一条街；事件之二是在广东，有20多家专门复制盗版VCD的地下加工厂。这些工厂让花费几年时间和上亿资金的好莱坞大片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在广东就可以作出复制品。这些复制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出口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这些事件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都前所未有。整治一年比一年好，仅去年一年中国就开展了7大专项行动，全国公安机关立案800多件，批捕988人，法院审结相关案件6400多件。2005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了20多个部门和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开始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年内将正式公布实施。在出版物市场准入方面，中美双方也一直进行着良好的沟通和磋商。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提出申诉，有悖于两国大力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妥善处理经贸问题的共识，此举将严重损害双方在此方面业已建立的合作关系并将对双边经贸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美国对中国提起申诉的原因分析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一直十分强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下称USTR）于2月发表的中美贸易关系审议报告中指出，去年中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激发了美国内部对于中国贸易政策的不满。USTR并为此实施空前之举，专门设立一个对华执行机构。同时美方又措辞激烈地在《美中贸易关系： 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这一特殊报告中称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学徒期”已经结束，美国将让中国为不平等的贸易做法负责。

知识产权产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来源

美国之所以一直以来如此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知识产权产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来源。美国出口额的一半以上来自知识产权产业，经济增长的40%来源于知识产权产业，180万美国人从事知识产权产业，美国的知识产权价值5万亿美元约占其GDP的一半。

美国“2006特殊301报告”共47页，有关中国的篇幅就占了10页，称“中国没有对美国的版权、发明、品牌和商业秘密给予应有的保护”。显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头号关注的国家。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2006年中国盗版对美国产业造成了22亿美元左右的可能利益损失，相比同期2325亿的美中贸易逆差不过百分之一。而且盗版作为中国的软肋问题存在已久，美国政府一改往日协商合作的温柔态度，突然向WTO提出申诉，让放松警惕的中国政府措手不及，显然是有其他更深层理由和战略目的的。

实现相对利益最大化

美国在2007年4月1日多哈最后回旋中明目张胆地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 “自由贸易”公然为敌。然而4月2日美国又与韩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韩国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韩美政策交好可能会让双边贸易从现在的740亿美元飙升至3年后的1000亿美元左右，并给美国与亚洲贸易伙伴的关系维持和增进提供帮助。

在此背景下，美国将中国盗版问题诉诸于众，可见美国本次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发难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体现。

美国看似扑朔迷离、表面口径不一的贸易政策显现出了清晰的国别差异：一方面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拉美经济小国，以及最新的韩国大展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对日本、欧盟、中国等经济大国和主要经济对手大行保护主义，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相对利益最大化”战略意图。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对主要竞争对手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对次要竞争对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美国采取“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霸权主义战略是致力于保证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巩固其世界经济的地位的。

保守势力的政治力量

抓住美国贸易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首先要聚焦于美国经济的“政治周期”。从根本上看，美国近来对中国贸易的突然反目，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国会中保守势力的骤然增强大有关系。几个月前的中期选举让人在国会座位之争中占了上风，而这些人大多对双赤字结构深恶痛绝，进而迁怒于美国贸易政策近年来的软弱无力，希望通过强硬手段减缓并阻止贸易伙伴借国际贸易对美国利益的“抢滩登陆”。对中国提起知识产权申诉，与之前将“反补贴”强加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对日元和人民币施压加力、对贸易壁垒的重新修缮等举措一样，都是美国国会保守势力实施本土保卫战的系列措施。之所以美国在4月2日好像发生态度转折一般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由于任期将满的布什不想最终背上“自由贸易终结者”的终身骂名。布什政府选择在此时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两股政治势力的碰撞意味着短期内美国贸易政策还将有所摇摆，而从长期来看，中美国贸易关系已向保护策略倾斜。

知识产权案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近几年，知识产权上升为中美经贸关系中日益突出的重大争议问题之一。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上升，美国企业不断利用 337条款作为市场的技术壁垒手段打击中国竞争者。根据美国《关税法》 337条款规定：对于任何进口行为中存在的不公平行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都可以应美国国内企业的申请进行调查。ITC一旦认定某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就可以颁布禁令，禁止侵权产品在该项专利有效期间进入美国市场。

从1996年美国发起第一起针对中国企业的337调查开始，到2006年6月，在美国的企业共对中国提起了53起337调查。其中，中国加入WTO后的2002年至2005年，共遭受美国337调查34起，占同期美国337调查总数的41.5%。中国已经成为遭受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这种局面将会继续。据统计，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因知识产权问题而付出的赔偿金已经超过10亿美元，这些知识产权案所涉及的主要领域有手机、MP3、彩电、DVD等。此次美国向WTO提起申诉将成为一个导火线,激发更多美国企业运用 337调查设置技术壁垒。

同时，美国等外商公司已经加快在中国大量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中国企业对自身的知识产权尚缺乏保护意识，不少知名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才发觉自己的知识产权成果已经被他人抢先注册或申请。今后美国企业会更加注重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这对我国企业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进程提出更大的挑战。

加速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步伐

保护知识产权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也令中国遭受着巨大损失。以盗版为例，如果中国能将盗版率从90%降低到80%，中国政府将增加65亿美元的收入。

中国政府近年来将保护知识产权确立为国家战略，这十几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取得长足进步，但还存在很多问题。目前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还比较少、竞争能力不强，盗版假冒伪劣现象突出，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执法力度不够和对滥用知识产权缺乏规制并存，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不强等。当前中国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虽任重道远，但对科技创新和企业长远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篇5

一、东亚区域经济整合趋势及其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潮流。全球化是指资本、资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在此一趋势下，将使企业生产的内部分工不断朝横向和纵向扩展为全球性分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较佳的配置，增进资源的使用效益，进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全球资源较佳配置、加速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激烈的冲击，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造成严厉的挑战。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各国或地区纷纷采取政策加以因应，而其策略不外乎：一是促进产业升级，健全经济结构；二则是透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加速区域间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动与融合，以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除此而外，上世纪90年代区域贸易协定或区域经济整合的涌现，亦有现实的背景：第一，在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变成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新一轮多边谈判进展迟缓，多边贸易谈判的议程不断受阻，特别是2003年墨西哥坎昆回合谈判失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变得渺茫。其次，欧洲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欧盟东扩并进入单一货币时代。再其次，作为世界经济重要领导国家的美国，一改过去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反对态度，转而积极推动和主导区域贸易协定，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此一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尽管国际经济学者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或一体化间究竟存在着相互矛盾，抑或是彼此间能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不同的看法，在多边贸易协商难以推展的，因时，国际间却已回到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ETA)架构，目前已有230多个国家或地区间签署区域贸易协议(RTA)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ErA)，很显然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现阶段国际关系的两大主流。

在东亚地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便朝向经济整合的方向发展，但仅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形成和发展。平心而论，东亚国家或地区近二、三十年在经济上虽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区域内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一样的经济合作机制，而历经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亚洲意识”普遍觉醒，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崛起，成为亚洲各国或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对象，使中国大陆经济在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目前以中国大陆为核心正积极推动或构想中的东亚区域合作组织，包括众所瞩目的中国大陆一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3)，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大陆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及东北亚经济圈等，此外，尚有图们江开发计划、澜沧江一湄公河经济合作等以资源共同开发为主的具体合作计划。这类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资源共同开发的具体合作计划，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之一。除此之外，中国大陆亦积极推动与新加坡、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北美和西欧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具体成效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进展迟缓，迫使东亚各国不得不加速地缘关系的区域经济合作，以提升经济竞争力。

以东亚地区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情况来看，截至2010年1月为止，东亚地区共有214个协定已经生效或在酝酿中，其中，以新加坡最多，对外已生效18个，另外，12个则在进行当中；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已生效或签署，以及处于谈判阶段和评估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协议韩国(28个)、印度(26个)、泰国(23个)、中国大陆(22个)、马来西亚(20 个)、日本(19个)、印尼(15个)、菲律宾(11个)、越南(11个)、香港(2个)，迄今为止，台湾只与中美洲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以及萨尔瓦多-宏都拉斯签订4个自由贸易区协议。

二、两岸签署ECFA的重要性及其意涵

由于台湾经济长期以来是在国际分工定位中寻获发展契机，并取得较高成就，因此，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定然会对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尽管东盟一中国自由贸易区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端视其未来落实的程度而定，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台湾在过去面对两岸政治紧张关系未能有所缓和，以致制约了两岸经贸关系的顺利推展，未来将因非自由贸易区成员而需缴交关税，影响台湾企业外贸拓展的空间。

以台湾对“10+1”和“10+3”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情况而论，2008年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总值的26.70％，同年，台湾对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总值的13.04％，两者合计，台湾对“10+3”自由贸易区的进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9.74％，若将日、韩两国列入，2008年台湾对“10+3”自由贸易区的进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的57.06％(见表1)。

出口贸易方面，2008年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出口总值的38.95％，而台湾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值，则占台湾出口贸易值总值的15.24％，两者合计，台湾对“10+1”自由贸易区的出口值占台湾出口贸易总值的54.19％。若将日、韩两国列入，台湾对“10+3”自由贸易区出口值则占台湾出口贸易总值的64.47％。

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趋势来看，台湾若被排除于这些自由贸易区以外，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将有：第一，台湾因非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将无法享有低关税的优惠，影响台湾对外贸易

的拓展，并将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第二，台湾将无法参与自由贸易区内有关资讯科技、电子商务协渊等合作的机会，将影响台湾产业的发展，尤其就自由贸易区，因日、韩在内，从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而言，对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形成严重的威胁。第三，台资企业极可能转移投资的趋势，亦即转往大陆或东盟国家投资设厂生产，以规避关税，导致在台湾投资减少，同时台湾当局也将更难掌握台资企业的动向，影响对大陆经贸政策的制定。

事实上，从对台湾产业竞争力的分析，台湾厂商过去比较担心韩国产品在“10+3”中的竞争，惟近年来东盟国家石化相关产业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新加坡、泰国与马来西亚的竞争力明显提升，若在“10+1”或“10+3”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台商亦将面临来自东盟国家产品极大的竞争压力。

有监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对台湾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经贸政策的主轴之一便是基于全球连结的战略思维，而两岸签定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则是落实“以台湾为核心，整合全球大陆市场商机”、“以两岸连结突破参与区域瓶颈”经济政策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台湾再次政党轮替，两岸在“正视现实”、“搁置争议”的基本共识下，所提两岸签定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建议，获得大陆方面积极和善意回应，使两岸经济合作具有良好的政治氛围。

三、两岸签署ECFA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有关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对台湾经济将造成何种影响一直是民众关切的议题。2009~g7月底台湾“经济部”委托学术机构所做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影响评估报告》显示，“维持农工管制现况、已开放之农工产品自由化”(影响程度较小)以及在“农业部门管制且不降税、工业部门解除进口管制且自由化”(影响程度较大)两种模拟情境下的动态模拟结果：在考虑资本累积的动态情境下，两岸签署ECFA将促使台湾的实质GDP提高1.65～1.72％，总出口量与总进口量将分别增长4.87～4.99％和6.95～7.07％，贸易条件均改善1.4％，社会福利将增加77.1～77.7亿美元，贸易余额将增加17.6～17.8亿美元，并增加25.7至26.3万个就业机会。此项评估报告亦坦切地指出，虽然ECFA对台湾经济有正面的影响，并且将使台湾化学塑胶橡胶业、机械业、纺织业、钢铁业及石油及煤制品业受益，但对台湾的电子产品业、其他运输工具业、木材制品业将产生负面的影响。

此项评估报告是根据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N型)来进行分析，其分析对象仅限商品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及外来直接投资(FDI)部分尚未列入分析中。因此，目前所评估出来ECFA对台湾总体经济效益可能低于实际效益。在外来直接投资(FDI)经济效益方面，从过去欧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各个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捷克、爱沙尼亚、波兰等国，以及香港、澳门与中国大陆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来，外来直接投资(FDI)均大幅增长的情况，一般估测，台湾签署ECFA后三年，外商在台湾的直接投资(FDI)平均每年流入的金额将在146～240亿美元之间。

除了上述有关静态和动态的评估之外，ECPA的签订将为台湾对大陆经贸发展带来如下的效益：1．取得领先其他竞争对手进入大陆市场之优势；2．成为外商进入大陆市场优先合作伙伴及门户的关键地位；3．改变目前台商投资型态，有助于产业供应链根留台湾；4．有助于大陆台商增加对台采购及产业竞争；5．有助于加速台湾发展成为产业运筹中心。

任何两个经济体签定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基本上均必须立基于互利、互惠的原则下进行协商，同时对总体经济和产业带来了机遇，但也面临了挑战。为此，台湾对于两岸签署ECFA基本上将基于如下的政策并提出因应对策，以保护台湾经济安全与民众的福祉：

第一，在BCFA的内涵上，将先制订经贸往来及经济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仅规定未来双方准备协商的目标、经济合作以及各项后续谈判的起迄时程。亦即仅是框架协议，不会针对各个产业细节进行协商，尤其是具有争议的产业将留待未来谈判解决，但将纳入早期收获条款(Early Harvest)，让部分产业提早享受调降关税等优惠待遇，避免台湾产品在大陆遭到东盟与中国大陆自由贸易区(10+1)商品免进口关税的排挤效应。

第二，在ECFA的内涵中将不会涉及“政治”词语，同时也不会对大陆开放农产品进口。由于ECFA议题在台湾内部引发诸多不必要的泛政治化的议论，因此，在ECFA的内涵上将完全避开任何政治议题，并纯粹就两岸经贸合作提供大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将不再开放大陆农产品的进口，以保障台湾农业和农民福祉。

第三，为避免ECFA的签定对台湾产业所造成的冲击，台湾方面将针对相关产业提出规划、辅导和保障措施。台“经济部”目前已针对可能遭受冲击的产业编列十年300亿元(新台币)的“因应贸易自由化敏感产业结构劳工就业发展和协助方案”，以及十年90亿元(新台币)的“因应贸易自由化敏感性产业辅导计划”，以为救济和辅导之对策，同时提出六大新兴产业愿景，包括农业、生技、医疗、文化、观光、能源等，期能借ECFA的签定，充分利用大陆市场，调整台湾的产业结构。

四、ECFA促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

有关ECFA的内涵及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方面，两岸学界早已提出相当多的建议，包括应纳入早期收获计划；参照中国大陆一东盟自贸区的作法，谈判“两岸经济合作货品贸易协议”；谈判“两岸经济合作服务贸易和投资协议”等，甘前两岸依ECFA四次协商，并在第五次陈江会所签定的此项协议，基本上维持原先所设定的精神。协议的目标便是要加强和增进双方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双方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及其保障机制(见表2)，同时将来将针对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争端解决等四项协议进行协商。

在ECFA协商过程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早收清单的货品项目。根据此次所签定的协议，大陆方面同意对台湾降税之早期收获清单有539项，以2009年大陆自台湾进口金额计算，共138.4亿美元，占大陆自台湾进口金额16.1％，而台湾方面同意对大陆降税之早期收获货品清单有267项，共28.6亿美元，占台湾自大陆进口金额的10.5％。两岸早期收获货品清单之类数和贸易规模比例分别约为2：1和4．8：1。在降税模式方面，两岸各自适用不同关税级距，自ECFA早期收获实施二年内分3次降至零关税，累计这些早收清单的完全实施，台湾方面所造成的关税损失为新台币34亿元，而大陆方面的关税损失则约为新台币295.7亿元(见表3)。

ECFA的签订对台湾经济将造成何种影响，

一直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可由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来观察。短期内的效益主要为：1．早收清单集中在传统产业和服务业，这两大产业的获利最多，因此传统产业将获得重新再起的机会，避免过去偏重高科技产业问题，平衡台湾的产业结构；2．早收清单项目产业大都分布在台湾中南部，对台湾区域平衡发展将产生良好的作用：3．传统产业和服务业创造就业最多，这些行业受惠于ECFA，商机拓展，将增加聘用劳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在长期效益方面，台湾将可重拾其在东亚地区的地缘优势，与大陆经济的整合，扮演重要的枢纽角色，并成为外商进入大陆市场的重要跳板。此外，透过ECFA将为台湾经济融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开启可能的便捷通道，有利于台湾经济的长期发展。

ECFA的签定为两岸未来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总体的框架，而双方同意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除了负责处理与协议有关的事务，并可针对两岸经贸事务进行定期的磋商，将使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更具体的落实。

五、ECFA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连结

有鉴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区域经济整合对台湾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2008年和萧万长在竞选期间的经济政策，便是要立基于产业创新、新兴产业和政策松绑等三大主轴。在政策松绑方面，则是基于全球连结的战略思维，积极推展五大经济工作目标，亦即：1．参与全球经济整合活动；2．推动两岸经贸动态调整，以“活水计划”取代“鸟笼政策”；3．开启两岸经贸协商新时代；4．以台湾为核心，整合全球与大陆市场商机；5．以两岸连结突破参与区域合作瓶颈。因此，开启两岸经贸协商新时代，调整和松绑对大陆经贸管制政策，以及以两岸连结突破参与区域合作瓶颈，便成为马当局过去二年来对大陆经贸政策主要内涵，并获得相当好的成果。

在政策松绑方面，马当局上任之后，便立即松绑大陆投资的40％净值比例上限及产业别的投资限制，并鼓励关键技术留台。与此同时，为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台“经济部”也提出搭桥平台，选择16项产业积极推动两岸产业合作与整合。

事实上，在过去二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历程中，最令人关注的便在于两岸签定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可行性及其相关的问题。有关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构想，主要有如下的意涵：1．发展“第三模式”、涵盖金融业登陆、投资保障与避免双重课税；2．透过与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再与美国谈自由贸易协定，进而可谈参加“东盟10+4”自由贸易区，比较有可能成功，才能使台湾走出去。

而主席有关两岸可以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其主要意涵则为：1．鼓励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经济合作制度化，为两岸和平发展奠定更为扎实的物质基础，提供更为强大的经济动力；2．综合经济合作协议的签订，建立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以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3．建立更加紧密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进程，有利于台湾经济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发展空间，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探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

事实上．有关两岸签署ECFA基本上涉及协议的内涵、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以及有利于探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等三个层面的问题。

在有关ECFA的内涵及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方面，两岸学界已提出相当多的建议，包括应纳入早期收获计划；参照中国大陆东盟FTA的作法、谈判“两岸经济合作货品贸易协议”；谈判“两岸经济合作服务贸易和投资协议”等。然而，此一协议的签定仍有诸多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一，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否真能顺利地使台湾经济衔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问题。就当前亚太经济形势而论，以大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台湾若无法顺应并融入此一发展趋势，台湾经济确实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尽管2008年11月连战先生得以参与APEC在秘鲁举行的年度聚会，显现出两岸政治紧张关系和缓对台湾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有相当的助益，惟东盟与大陆(10+1)，以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涉及多边的防商，在两岸政治关系无法有更具突破性的改善之前，图藉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并使台湾加入其他区域经济组织的前景，两岸如何针对此一问题进行协商。

第二，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活动空间”是否有不同界定的问题。台湾方面， “行政院卫生署”于2009年1月13日收到世界卫生组织(WHO)来函，以“台北联系人员(Contactpoint in Taipei)”为名，同意接纳台湾参与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aon，IHR)。5月中旬台湾又获得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2010年5月两岸卫生主管官员又能共同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此种情势的发展固然表示台湾已被纳入全球疫情通报及防御体系，已与WHO可以直接联系互动。这是透过两岸协商或默契才能获得妥善的安排，然而能否普遍适用于台湾参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相关活动，是台湾民众高度关切的问题。

六、未来两岸经贸互动应关注的问题

过去二年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固然有长期以来两岸经贸关系互动并衍生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必然的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它提供两岸经贸合作宽广的空间，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经济格局所造成的冲击，更为世界各国或地区提供合作的认知和契机。

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明显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经济的格局。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下，特别是2010年东盟与中国大陆(10+1)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再加上原有的上海合作组织、博鳌经济论坛，以及其他构思中并正积极推展中的区域经济整合，很明显的，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已逐渐形成。此种发展趋势不仅影响区域内的贸易和产业分工，并且在推动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间的金融合作和货币体制的建立开启了宽广的空间，这是台湾在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无法忽视的事实。

近年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演变对世界各国或地区均产生重大的影响，而目前两岸所签署的ECFA，一方面将使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使两岸经济和金融合作，以及产业分工开启新自钮动源，另一方面也使两岸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为强化两岸经贸合作关系，针对两岸签署ECFA后两岸经贸互动关系提出若干初步的构想和建议：

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属论坛性质，任何经贸合作议案并不须经所有成员同意才能进行。因此，两岸四地可针对某些特定的经济和产业提出合作方案，在APEC架构下进行合作。

2．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整合已然成形，为使台湾经济能进一步融入东亚经济整合中，应使台湾相关部门负责人以适当的身份参与“10+1”或“10+3”自由贸易区的有关经贸会议，为进行实际经贸合作铺陈直有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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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编写这个报告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反映每个贸易环节增值信息的数据库，供贸易决策机构参考。该数据库将为贸易决策提供五个领域的重要信息：一是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三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实质；四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五是供需恐慌对下、上游生产的震荡。

报告的初步结论首先强调开放和高效的服务业市场的重要性。服务业占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工业发达国家的GDP的三分之二，但按附加值算对出口的贡献率仅为50%，在中国不足30%。换句话说，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这里揭示的信息是，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主体的世界中，要想提高生产率，保持国际竞争力，就需要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和服务。

报告分析了运输器材2009年的出口态势，指出世界主要制造商出口的运输器材中，30%至50%的价值源自国外进口。按出口毛值算，德国出口比美国高25%；按附加值算，德国只高5%。这说明德国产品内含高得多的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电子产品出口情况类似。中国和韩国是2009年的最大出口国，两国的出口电子产品中含进口成分约40%。

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约三分之一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中国纺织业的中间品进口，近85%用于出口加工。一国进口中也可能包含进口国自身的成分，美国进口含5%的美国成分，中国含7%的中国成分。

由于上述原因，各国当前按传统方式的双边贸易平衡数据，包含大量重复计算，完全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报告以争吵多年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为例。如按增加值计算，中国对美国顺差高估了400亿美元即25%以上，因为中国进口品中含有很高的美国成分；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品中含有三分之一的进口成分，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顺差达150亿美元之巨。由此可见，中美贸易不平衡争端根本就是一个庸人自扰的伪议题，被某些人用来做政治炒作，干扰了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这项研究给贸易政策决策者和相关国际组织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世界就尝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苦果，为什么到如今还有人津津乐道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还竟能被某些政府主管部门采用？应该引以为戒。据报道，瑞士的一则研究报告指出，欧盟制裁中国光伏产品得不偿失。对中国制造商征收惩罚性关税，仅德国就可能在三年内减少8.47万个工作岗位，受保护产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仅相当于其他行业因此而失去的工作岗位的五分之一。这是名副其实的得不偿失。光伏案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欧盟紧紧跟上可能是担心贸易转向，也就是说怕美国关了门，中国产品转流到欧盟。其实，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惩罚性关税也同样只是保护了个别缺乏竞争性的制造商，伤害了大多数消费者和贸易商的利益。

抛开此案不说，中国在制订贸易政策过程中，应深思进口高效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仅关系到特定产品的成本，也关系到宏观贸易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产品一定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同其他国家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市场准入的可靠性。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意味着更广泛的市场选择，但同时也面临更复杂的竞争环境。

对中国产业部门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加快服务业的升级，不仅要服务好生产和消费，更要提高物流服务效率。对制造业来说，进出口要通盘考虑，进口未必是坏事，过多的出口未必一定是好事，进还是出，最终取决于是否能最大限度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要依赖政府出台产业保护政策。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就不可能关闭自己的市场。中国产业欣欣向上，方兴未艾，当然要选择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

链接

关于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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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现状

我国加入WTO后，纺织品出口从2001年的534.4亿美元猛增到2006年约1651.4亿美元。五年中，出口增长了近3倍。据最新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总值为1651.36亿美元，同比增长22.66％，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38％，贸易顺差达1290.34亿美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值是1470.85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金额是522.54亿美元。同比增长18.84％；服装出口金额是948.30亿美元。同比增长28.91％。

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地区结构。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在中美纺织经贸关系上，中美经贸合作关系是互利双赢的。中美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长期以来，我国向美国出口诸如纺织品之类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也从美国进口大量的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我国纺织品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我国从1994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以来，纺织品出口额约占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据统计，我国出口纺织品到达美国市场的比率达20.14％。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出口仍将以劳动密集型等轻工业产品为主，其中纺织品出口仍将是对美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升温。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逐渐加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分歧在纺织品贸易中也愈来愈激烈。

在中欧纺织经贸关系上目前存在着贸易壁垒和反倾销障碍。我国纺织服装受到欧盟TBT限制；在绿色贸易壁垒方面，欧盟纺织产业在技术水平等方面占有优势，所以就以保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人身健康为由，对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规定了严格的标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欧盟自身的纺织产业。

2当前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2.1贸易摩擦、贸易壁垒不断

我国加入WTO以后，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全球纺织业原有市场和利益格局，因此对于我国纺织产品的出口就有了所谓“挤占了他人的市场份额”的大量反倾销等各种障碍。法国纺织工业联盟主席吕西安德沃日曾表示，应延长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配额限制至2008年底。“以便向中美之间签署的此类协议看齐”。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至今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甚至干预中国的金融政策。从纺织层面上来说，他们这样认为是由于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且在进口国零售市场上的份额增长较快，已对进口国的制造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甚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下降，我国纺织业将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的焦点。

继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之后，以SA8000社会责任认证为代表的“劳动壁垒”，正成为中国出口纺织品的又一大障碍，因为虽然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在价格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我国的劳动力很多是在不被提供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工作的。面对进口国实行越来越严格的“劳动壁垒”措施，纺织行业虽然也开始积极推行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也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国际公约开始实施了符合国际惯例以及我国国情的行业自律性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在推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初期，肯定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阻挠。

2.2纺织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纺织企业自主生产性不强。我国的纺织行业生产以大量的加工为主，缺乏自主创新。由于我国纺织品的加工能力和加工规模只在中低档产品市场有优势，所以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利润率比较低，赚取的只是制造加工环节微薄的利润，出口多以定牌、贴牌为主，50％以上的服装出口是来料加工，30％以上是进口国提供商标、款式、纸样稿来进行加工，自主品牌服装仅占10％左右，而且设计开发水平不高，不能自主设计、生产适合销路的产品。

出口成本增大，且品牌竞争力不强。人民币汇率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成了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的最大利空因素，一般一票出口订单的周期是三个月，而人民币汇率又不趋于稳定，几乎一个月内就会有较大的变化。由于纺织品附加值较低，人民币升值使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加。更是削减了企业的出口利润。上海著名经济学家石士均教授在宁波举行的2007年出口形势报告会上指出从去年中期开始，人民币就不断向上攀升，到现在累计升值近3％，加上去年12月起部分纺织品退税率下调2百分点。这大大加剧了纺织企业的困难。

3当前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中的行业协会及企业应对措施

3.1纺织行业协会殛商会的应对之策

纺织商业行会协会应该努力营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根据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要求，开展积极有效的信息服务，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性，引导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快速稳定发展。

(1)深入开展国际纺织方面的公共信息服务。由于生产企业自己搜集信息方面的渠道比较狭窄。所以纺织商会要帮助他们拓展信息槊道，挖掘信息资源，保证纺织企业及时了解纺织动态，针对国际市场业务的要求，建立定向的信息采集，为纺织服装行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原料、产品、技术装备、价格等行情信息。

(2)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行业协会及商会应该充分发挥协调小组及企业专家队伍的作用，对于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应该采取价格协调和增强行业自律性等措施，监督进出口企业的守法经营情况，以保证纺织品进出口企业内的公平有序竞争；同时，建立并推广《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建设及管理、服务标准》，提高专业市场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建立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行业自律机制。要求企业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并进行相关指导，提高企业对社会责任体系的认识，提高行业整体素质，维护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利益和形象。超级秘书网

(3)推进纺织服装专业市场与国外同行的合作交流。我国的纺织企业与发达国家比较在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所以多开展纺织企业特别是进出口纺织企业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活动，扩大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交易渠道，提高国际竞争意识。

(4)开展行业培训、品牌推广等服务工作。开展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管理业务培训、行业知识培训、从业人员素质培训，为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建设规划、经营管理、改造升级提供咨询服务，为提高专业市场的企业品牌形象开展相关服务。

(5)建立纺织业检测机制。针对国外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我国纺织商会及行业协会应积极采取措施，面对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政策、反倾销政策等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带来的种种不利，逐步建立起纺织服装的监测系统，对一些重点产品的出口数置、出口价格、出口国别和地区及时，帮助我国纺织企业正确认识市场前景，确定发展方向。

3.2纺织企业自身的应对之策

(1)走创新之路。企业的发展强大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必须大力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当前国际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期，朝着技术、知识、服务密集方向新的发展，面对国际经济新形势，我国纺织业如何从“模仿”到“创新”，对于长期以来给外国跨国公司打工的我国纺织服装业来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任何企业若没有创新是很难持续发展的，仅靠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是不能占领国际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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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法学在总体上是司法人才的教育，注重于对律师、检察官等司法人才的培养，因此，在整个教育和教学体制上无不致力于课堂教学和业务实践的紧密结合。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有效的、有机的、高度的契合是美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法律实践教学纳入到法学院课程设置的强制性规范中。众所周知，闻名遐迩的美国律师协会，其旗下设有一个理事会(后称“美国律师协会理事会”)。该理事会接受美国政府委托对全美法学院法律教育进行管理。理事会的法学院行政管理规则规定:法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必须要有课外教学活动，诸如社会法律服务公益性课程和律师技能的培训课程。由上可知，法学院是否开设实践性课程已经不是校方办学理念和学术自由的问题，而是国家管理的强制性规定。如果法学院无视实践性课程的规定，那么，该法学院的毕业生就会被美国律师协会剥夺参与州司法考试的资格。一个毕业生就读于没有律考资格的法学院在美国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就读期间绝大多数美国学生背负高额学费，高昂的就学成本，高学习压力，毕业时已负债累累，入不敷出。选择法学专业，毕业后就是为了能够找到高报酬的律师工作，还清贷款，大展事业宏图。如果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不能参加律考，就无法获得律师资格，这等同于似乎没修读过法学专业，除非该学生就读法学院原本就另谋其他出路或另有打算。

第二，美国法学院的实践教学具有完整的、系统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归结起来，美国法学院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一般可分为三个教学层次和系列:(1)课堂专业技能培训课程;(2)诊断式教学实践课程3)律师业务现场培训课程。具体内容如下: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理事会《2002－2010年美国法学院课程巡查显示，课堂内专业技能培训课程主要有: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上诉审庭辩仲裁、事实辩定实务、面见当事人与咨询、调解、磋商谈判、争议解决谈判、诉前庭辩、交易技巧、诉前庭辩基础、诉前庭辩基础精进等课程。诊断式教学实践课程有:民事权利、刑事辩护、环境法、家庭法、政府利益、青少年法、物权法、税法、交易法等课程;以事实简单的轻微的民商事真实案件作为教学基础，组织教学。律师业务现场培训课程有:刑事、上诉法官、公司法务咨询、政府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诉人、公益辩护人等课程。诊断式教学实践课程与现场培训课程最大的不同是:在前者，法学院主导对案件的受理和办理，严格地说，属于事务性的教学活动;而在后者，则由司法机关或实务机关主导案件的进行，是在教师监督和指导下的司法或法律活动。美国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从课堂内培训到近乎实战的诊断式教学，再到完全实战的法庭等现场实战培训，课程的设置不断接近真实，有阶段性和层次感，使学生从书本一步一步地走向真正的法律现实。

第三，为了实现课程设计的目标，美国法学院都开办了实践教学实体机构，并设立与实践教学相关的各种模拟法庭比赛和奖励制度。以美国阿尔巴尼法学院(AlbanyLawSchool)为例，该学院的实践教学开设了各种法律教学诊断室(Clin-ics)，(相当于我国法学院的各个模拟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如:家庭暴力诊断室、民事权利和残疾人权利诊断室、医患法律诊断室、诉讼入门诊断室(introductiontolitigationclinic)、税务法律诊断室、实地训练诊断室(fieldreplacementclinic)。学生在具有律师执照的法律教授指导下进行具体案件实际操作。诊断室所承接的案子一般事实比较简单，学生容易实务操作。法学院对案件成功的学生在院内各种媒体上大肆表彰，形成了很强的崇尚实务的气氛。此外，学院还频繁地组织或参与全国地区和院内的各个部门法领域的模拟法庭比赛，并邀请在职法官一边审判一边指导学生进行比赛，教学效果非常突出。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在庭法官对于作为当事人身份出庭的学生，往往在其职权范围内会给与非常特别的关照和理解，在法庭休庭时还会主动地与学生打招呼，进行精神鼓励和关怀，法官在法庭内也表现的很有人情味。事实上，美国法庭和法学院互动频繁，法学院的教学需要法院的支持，同时，法庭也需要更多法学院学生到法院为众多无钱请律师的穷人免费，以提高和加快法院案件的处理速度和质量。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从课堂到社会，从教科书到实际案子，从模拟比赛到现场出庭，从学生身份到律师身份，从理论到实际，从实际再回到理论，法学院的实践教育给学生提供的是高强度的，全方位的非常职业化的训练。第四，在师资安排上，美国的实践教学也配备了与实践教学相匹配的师资队伍。美国的法律实践教学的师资是一批具有实践专业素养，同时又具有法律职称和学位的人员组成。一般课堂教学的教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未必能够胜任，需要一定时间的事务的磨练方能担当。有许多师资则直接来自实务部门。在实践教学领域，实务经验比书本知识更加重要，在法学院学生即将走出学校大门的关口，学院通过优良的师资给学生提供真正的职业化训练是学生迅速适应社会，进入职业角色的关键。由此，美国法学院专门从事实践教学的师资的人数不少，约占到整个学院用人人数的二分之一。

二、中美法学教育中实践教学的比较与借鉴

参照美国法学教学的实践和经验，考察中国法学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检查对照我国法学教学的现实情况，依我们看来，至少有如下几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思考。

第一，从中美法学院的培养目标看法律实践教学的目标:法律“见习”和法律“实习”的启示。从根本上说，美国法学院的法律实践教学高强度和宽广度，是由于美国法学院学生的主要出路是司法从职人员，而法律实践能力不但是律考的门槛，也是职业的必备职能;而我国的法律教育体制不同，即便是多数中国法学院的学生希望毕业后成为律师、或公司法务或检察官，但是，我国法学院仍然继续沿着既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办学，不会把多数学生的愿望作为办学唯一的指导思想，而改变贸院法学院培养经济和贸易有关法律人才的办学方向，而转向纯法律人才培养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我国与美国法学院的市场化办学有着天壤之别。由此，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法律实践活动的场所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司法领域。但问题是，我们在司法领域和非司法领域的实践教育又进行的如何呢?坦率地说，我们的实践教学主要还是着眼于法律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比较美国同行差距很大，其中美国学生在教师监督下，独当一面的真正的法律实习，就比我们多数学生仅仅是做别人助手，或在一旁观察别人办案的法律见习要优越得多。当然，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美国的法学教育的一套模式，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既要汲取其合理的成分和有益的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和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学生法律实习的机制。例如，法学院免费出租提供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作为交换，法学院学生到事务所深度介入案件或在有监督条件下的单独处理简单的民事纠纷。驻入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保证一年的接案量和我们学生的参与量，法学院通过办公空间的免费出租，可以实现对律师事务所的部分有效的管理控制，保证我们学生在从法律事务方面进行深度实习，收到实效，而不是仅仅浮在表面上。长期以来，我国某些高校法学院的模拟法庭或模拟律师事务所利用率不高，有时经常处于闲置状态，应该考虑如何激活和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

第二，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的建立:如何认定我国法律学院实践教学课程的地位和作用。相比于美国同行的课程设计，我国法学院的实践教学课程还远远没有达到体系化的程度。对此问题，首先我们要自问，在我们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大前提下有无必要使其体系化?从我国法学院的实际情况上看，有效的实践课程的方式主要还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多揉进一些实务成分，例如案例释法，聘请校外专家承担课程部分内容等。本科大四长达十周和研究生一个学期的法律实习，实际上就是借名找工作、做论文;所谓学生的实习报告也就是校外特殊经历心得而已，与有板有眼的实践教学相距甚远。美国实践教学的压力首先和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竞争，美国律师协会理事会的管理规则的硬性规定，也是由于市场对人才素质的特殊要求使然。虽然，中国法学院实践教学的压力有市场的因素，但不是全部。从全国范围看，有600多所高校有法学专业本科生，竞争压力不可为不大，结构性的过剩和结构性的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法学专业毕业生过剩的部分，大多无法适应市场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尤其是高端的涉外应用性人才每年约50%的速度在增长，这方面的人才却往往处于短缺状态，而我国不少法学院培养的法学专业仍拘泥于传统的法学教育和实践教学，不能适销对路，因为传统的法律服务每年仅增长10%左右。这种培养的规格难以与激烈的市场经济的需求相契合。目前，市场的竞争和压力还没有完全影响到法学院的生存;压力可能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但政府部门对法学院的管理无法像美国律师协会理事会那样是贴身的管理，这方面国内既无法做到，也鞭长莫及;再加上市场对法学院毕业生的需求较大，我国法学院实践教学的内在推动力不足，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因此，课程体系化的问题似乎还属于非常前瞻性的问题，并没有将其摆在应有的位置。总之，我国法学院实践课程体系化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急需解决的议事日程上，而参考和借鉴美国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现实需求，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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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 国际协调 利益

自2003年在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挑起人民币升值的争端，从此引起了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长期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议持续不断，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绝于耳。在2010年，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了国际上最为常见的讨论话题，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汇率博弈最为频繁，也最为激烈。进入2011年，人民币持续升值，人民币汇率突破了6.6关口，创汇改以来新高。然而，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并未结束。美国财政部于2月4日公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指出，人民币价值仍被大幅度低估，人民币应加快升值步伐。数天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出访巴西时也呼吁，美巴两国应该联手敦促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焦点。

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人民币问题，是和平解决争议国家之间经济摩擦的最好途径，是参与国在平等的平台上表述自身观点，在共赢的前提下形成合作意向。然而，通过这几年的协调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协调一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果的。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协调的最大难题。

一、人民币汇率国际协调低效的原因

人民币汇率之所以成为协调的焦点，其根本是国家间的利益之争。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强烈需要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扭转对外贸易逆差的现状，解决就业率较低的问题，稀释国家债务，转移国内视线，渡过经济危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长期保持对美贸易顺差，因此成为美国选择的对象。国家之间的贸易部平衡常常引发国际汇率政策的调整，人民币汇率问题由此成为美国的关注焦点。美国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以人民币升值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更多地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和美元贬值的成本。

而经济危机后，美国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致使美元疲软，许多非美货币承受了较大的升值压力。日元、澳元、泰铢、新加坡元等兑美元汇率都触及高位。为了增加本国竞争力，刺激经济复苏或增长，增加就业，欧美及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都希望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是欧美等其他国家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向中国转嫁自身货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于是出现了欧洲等国家跟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现象。

然而，短期内的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对中国而言，是弊大于利。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经济背景、金融市场均无法承担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使可以像1985年的广场协议一样给日本带来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长期健康发展的好处，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同时，根据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中国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逆差和就业问题。剔除经济原因，中国政府也担心人民币汇率的争议的背后是美国特殊的政治目的或保持谈判筹码的战略选择。因此，中国政府反对人民币的快速、大幅度升值。

正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同时协调并不是完全的利他主义，所以国家之间存在的利益之争无法顺利平息，人民币汇率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二、人民币汇率国际协调的对策

汇率的国际协调的目的在于通过汇率协调机制，做好汇率合作，在协调国家均衡接受的前提下，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解决国家利益矛盾，实现协调国家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

1.进一步加强国家之间的信息沟通

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担负着维护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责任。不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都以大国风范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并没有趁机“以邻为壑”。然而，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对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有限认知，致使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片面的看法，对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十分不利。

因此，中国应当不断完善和他国之间的关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保持信息的透明化，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战略信任，不断提升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从而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奠定一个良好的协调基础。

2.进一步夯实国内经济基础

从人民币汇率的历史发展来看，人民币处于持续升值的状态。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收缩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完全抵制人民币升值。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升值预期，我国必须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国内市场环境，进一步夯实国内经济基础，增加我国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最终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配套的市场环境。

这就要求我国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出口转化到拉动内需上来；加快我国经济实体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化，由简单加工转向深加工和精加工；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使得人民币汇率回归市场；深化国内企业体制改革，发展自主产权，改变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模式；稳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有利于形成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

3.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

人民币汇率回归市场，将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不仅有利于调整国家经济结构体系，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缓解对外贸易失衡。这也是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

我国现在执行的是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结合主要参考贸易伙伴货币，调整一篮子货币构成和比例，制定合理的汇率波动区间，减少中央银行的干预频率和干预强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中，伴随着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逐步增强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效应，推动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将来要继续金融机构的改革，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自，推动利率的市场化，进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

4.将利益分配转变为利益增长

泰罗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提出“大饼原理”，其中“饼”指的就是利益。大饼原理说明，利益分配是此消彼长，但是如果通过合作增加了利益总量，则每个人分配到的利益都会增长。而人民币汇率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存在争议。根据大饼原理，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应当只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考虑，更佳的渠道是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将利益这个“饼”做大，从而使得各国利益都得到提高。

要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大饼原理”，就要求国家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调整国家进出口的结构，调整国际经济合作的模式，同时减少或者消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正如美国如果放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等要求，导致中国对美的进口增加，将有利于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效化解中美之间的国际贸易摩擦。通过两国的经贸合作，两国的经济也将得到长足发展。

协调意味着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国家的意愿选择最优经济政策，其中必然存在经济的让渡，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国际协调过程中，要处理好经济让渡与人民币汇率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保障我国人民币汇率协调中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在不损害我国长远经济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与他国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

参考文献：

[1]高晓雁，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题与对策[J]，生产力研究，2008(3)，76-78；

[2]凡戈，中美汇率之争的远因近果[J]，时代经贸，2005（5），34-37；

[3]张玉珂、马文秀，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1（1），74-77；

[4]周力、谢作渺，中美贸易摩擦与人民币汇率博弈[J]，经济管理，2006（3），70-72；

篇10

关键词：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钻石理论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世贸组织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其中第二类为通讯服务。通讯服务主要指所有有关信息产品、操作、储存设备和软件功能等服务。主要包括：邮电服务；信使服务；电信服务，其中包含电话、电报、数据传输、电传、传真；视听服务，包括收音机及电视广播服务；其他电信服务。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服务贸易连续十年出现逆差，在出口结构方面，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仍有约一半集中在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领域，而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服务等四类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7.6%，其中，通讯服务贸易只占服务贸易出口的3.5%。因此，努力扩大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特别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应当成为中国今后发展服务贸易的重点。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通讯业的发展情况，竞争力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美通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根据已有数据显示，2008～2009年美国在通讯服务进出口额方面，均排名第二，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分别是3.3%和3.4%，主要出口英国、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日本、法国等。进出口额排名第一的是欧盟，用欧盟一个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一个国家作比较，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选择美国作为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比较的对象。

2008年中国在通讯贸易出口方面排名第七，在进口方面排名第五。2008年、2009年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分别为2.1%和1.8%，在通讯服务中占较大比重的电信方面，互联网用户数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印度，宽带上网用户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韩国。（表1）

二、中美通讯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一）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指标体系

1、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分析。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是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反映一国出口的整体竞争力或竞争地位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MSij=Xij/Xwj

其中，MSij表示i国家j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指数；Xij表示i国家j产品的出口总额；Xwj表示世界j产品的出口总额。MSij值越高，表示i国家j产品所处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2、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又称比较优势指数 （CAI），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它剔除了各国通胀等宏观总量波动的影响，也排除了因国家大小不同而使得国际间数据的不可比较性，总体上能够反映出计算对象的比较优势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CAI=（Xij-Mij）/（Xij+Mij）

其中，Xij为i国家j种商品的出口，Mij为i国家j种商品的进口，通常比较优势指数取值范围为［-1，1］，当比较优势指数接近0时，说明比较优势接均水平，进出叉明显；当比较优势指数取值大于0时，说明比较优势大，而且越接近1越大，行业竞争力也越强；反之，则说明比较优势小，行业竞争力小，如果CAI=-1，意味着该国第j种商品只有进口；如果CAI=1，意味着该国第j种商品只有出口。

3、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可用来衡量一国某类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量的比重，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反映了一国某一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相对优势。其计算公式为：

RCA=（Xij/Yi）/（Xwj/Yw）

其中，Xij表示i国j类产品出口额；Yi表示i国全部产品出口额；Xwj表示世界j类产品出口额；Yw表示全世界产品出口额，如果RCA指数大于2.5，则表明该国通讯服务贸易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RCA介于2.5～1.25之间，表明该国通讯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RCA介于1.25～0.8之间，则该国通讯服务贸易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倘若RCA

（二）中美通讯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中国竞争力较弱。根据表1可以得出中美两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占有率情况，如表2所示。（表2）从总体上看，在2008～2009年的通讯贸易市场上，美国的出口市场占有率是7.1%，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的通讯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仅为0.9%，竞争力较弱。从年度变动趋势来看，美国和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均保持相对平稳状态。

用中美两国通讯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计算通讯贸易的CAI指数，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美国的CAI指数在2008～2009年均为正值，说明其出口有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相对而言，中国2009年CAI为负值，2008年为0.0193，说明比较优势小，行业竞争力弱。

根据表1计算中美两国服务贸易RCA指数，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通讯服务贸易的RCA都小于0.8。数据显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比较弱，这一结果与我们之前了解的情况有点出入，可能是因为当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盛行时，以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所衡量的该经济体和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具有客观性，更不能用来预测一个贸易发展的模式。另外，RCA指数忽视了进口的作用。

三、增强中国通讯服务贸易若干建议

中国的通讯服务贸易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占有率不是很高，比较优势较小，但有一定的进出口规模，发展潜力较大。中国要加强通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可参照波特的钻石模型考虑以下方面：

（一）在生产要素方面。提高从事通讯服务贸易的人力综合素质，学习先进的理论知识并加以运用，加大在通讯服务贸易方面的资本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需求方面。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企业可以通过差异产品的开发、高品质的产品质量、完善的服务等方面，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进而扩大需求。同时，波特认为，如果一国内的消费者是成熟复杂和苛刻的话，会有助于该国企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因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消费者会迫使本国企业努力达到产品高质量标准和产品创新。因此，提高消费者有关通讯方面的了解，也有利于产业的发展。

（三）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方面。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要增加其有国际竞争力，提高生产效率，体现产业优势。波特认为，关联行业和辅助行业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投资的好处将逐步扩溢到本行业中来，从而有助于该行业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这种行业发展过程的结果之一是一个国家内成功的行业趋向聚集，形成关联行业集群。

（四）企业战略、结构、竞争对手方面。波特有两个观点：第一，不同的国家有着特色各异的“管理意识形态”，这些“管理意识形态”帮助或妨碍形成一国的竞争优势；第二，一个行业中存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与该行业保持竞争优势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激烈的国内竞争引导企业努力寻求提高生产与经营效率的途径，反过来促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国际竞争企业。国内竞争给企业带来创新、改进质量、降低成本、通过投资提升高级生产要素等一系列压力。因此，要根据产业特点选择合适的管理意识形态，同时保持行业内的良性竞争。

四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机遇和政府，机会是无法控制的，但政府政策是可以制定的。政府的政策可以对四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政府行业补贴、资金市场政策、教育政策等影响到该国资源与才能要素。因此，政府政策的制定要从有利于以上四个要素的角度出发，支持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services[J].I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services.Canada/US perspective，1985.

[2]Porter，Michael 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M].New York：New York Free Press，1991.

[3]UNCTAD.按类别与国家分类的服务贸易报告.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EB/OL]. http：//stats.省略/Handbook/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691，2008.05.5.

[4]程大中.服务业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对比分析[J].世界经济，2000.11.

[5]程大中.美国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启示[J].经济纵横，2000.1.

[6]狄昂照等.国际竞争力[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

[7]贺卫，伍星，高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