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办案小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律师办案小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县级办公室档案管理的有效性分析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县级办公室作为市以下级别的政府直属单位，有必要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注重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1.1 对时展适应的迫切要求

县级办公室档案管理的有效性之一就是它是作为新时代信息产业背景下的重要构成部分，为县级地区政府工作人员查阅信息、调查资料提供了巨大便利，提高了办公室工作效率。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加入，也让县级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的自身地位更加突出。县级办公室应该注重与时俱进，更好为县域人民服务，充分重视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要把县级档案管理工作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体现工作价值，将其放在社会需要的第一位，体现其在县域整体社会服务工作中的有效性。

1.2 对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档案管理工作无论在哪里都讲求持续性和连贯性，县级办公室相对城市而言资源有限，应该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状况与县域发展要求的管理手段来展开工作，合力维持档案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县级办公室要明确一点，那就是档案管理工作不是一次性形成的，它的形成一定存在具体的时间性与历史性，这些都是确保档案管理完整性的关键。所以为了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可持续发展特性，一定要提高办公室档案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全面提高档案管理效率。

1.3 对国民经济、社会协调的有利辅助

县级档案管理工作的第3点有效性就是它促进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进程。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发展与经济进步都是无法离开档案的。所以县级办公室一定要抓紧档案管理工作发展，以此来间接推动县域经济，争取早日实现城镇一体化发展目标。县级办公室要明确档案就是对过去的记录，对未来的参考，要时刻都体现它的有效性存在价值，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细节[1]。

2 县级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效率提升的有效途径

县级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要走信息化路线，也要走基层群众路线，本文主要从这两大?用胬刺教炙?的管理工作效率提升有效途径。

2.1 基于信息层面的档案管理工作效率提升途径

实质上，我国县级办公室在档案管理工作方面还在沿袭走老路，用传统方式管理档案，这在先进社会已经落伍，应该在档案管理方面走现代化路线，这其中就包括管理内容与管理技术手段的全面现代化。县级办公室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做到对档案收集、整理、存储、保存管理的一体化进程，建设现代化库房和档案保护技术，计算机管理档案，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利用进程，走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路线。另外，像缩微技术、激光光盘技术、静电复印技术、3D打印技术也应该融入到档案管理工作当中，实现对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解决途径，解决传统中无法彻底解决的档案管理问题。

再一点，要充分利用颇为人性化的人工智能技术，有效通过计算机技术来延伸技术人员智能水平，通过它们来解决对档案的收集与分类问题，推动县级档案智能化管理发展进程。

最后，要结合数字化多媒体档案信息管理核心，结合光盘存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宽带数据通信传输技术来为用户提供共享式多媒体档案信息资源库，实现对档案的全媒体完整数据管理模式，丰富档案开发利用手段，加快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规范化路径，同时对某些县内办公室的珍贵档案原件进行有效的数字化保护[2]。

2.2 基于县级办公室组织内部与外部基层的档案管理工作效率提升途径

县级办公室要围绕自身组织内部与外部基层来展开一系列的档案管理工作效率优化方式，本文主要提出以下4点。

1制定文件，扎实培训

县级办公室在档案管理工作中一定要避免少走弯路，要实现事半功倍的工作效果。为此应该多走出去，向其他单位借鉴学习，更应该制定和引发相关业务文件，创建示范县发展体系，扎实搞好县内相关业务培训工作，对档案人员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全面培训。

2配合上级部门，做好协作工作

应该以县级办公室为核心，推动全县建设档案工作向前发展，为此，应该在县内各级涉农部门构建联动机制，确保他们各司其职，制定契合于县域发展现状与实际政务工作的《档案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实施细则》，建立全面的档案管理工作制度，并开展基于基层治理与集成民主建设的县级公共服务活动和社会管理改革活动。做好档案管理中有关职工管理、企业管理乃至土地管理、林权管理方面的相关内容，并对专项活动所形成的文件材料进行有效归档，确保档案质量要求，也要确保档案管理工作与其它工作之间的部署协调关系，争取做到县级办公室的各项工作同实施、同完成。

3突出管理特色，创新管理机制

县级办公室的档案管理工作一定要做到积极稳妥，要从县域发展的大局观来考虑问题，即确立多个乡镇和社区来作为档案管理建设试点，共同为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添砖加瓦。为了突出县级办公室档案工作管理特色和创新机制，本文提出两点创新做法。

首先，可以考虑将县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提前接收入馆。这样做也是为了积极主动和提早谋划县内林改工作，指导林改材料的快速形成、完整收集和妥善整理。例如某县级办公室就按照相关业务标准对林改档案进行了整理规范，将县内的6000卷档案直接移交到县档案馆保存，基本确保了林改档案的安全与完整，更方便从业人员及老百姓随时查阅。该县由于林改档案成绩出色，还被国家林业局评为了“林改百强典型县”。

其次是可以考虑将婚姻登记档案提前接收入馆。县级办公室应该成立成立专门的县级婚姻登记处，方便老百姓生活。县级办公室应该主动联系县婚姻登记处，将每年所形成的婚姻登记档案接收入馆，确保档案管理的安全性，同时也非常利于老百姓利用查看。

以上两点涉及民生的话题都是现如今地方或县级办公室在档案管理方面需要作出的改变，这样做才能使民生档案管理更加规范，也更有利于百姓的日常学习、工作与生活稳定。

4完善“三农”档案信息资源

县级办公室目前都已经建立了公众信息网，也要通过这一网络来实现“三农”教育。围绕县域老百姓所关注的话题开展“三农”政策方针、政务信息、档案法规、档案业务指示与查档指南的相关教育，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宣扬和相关信息资源，实现权限档案的资源共享，这也是县级办公室完善“三农”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工作与宣传工作的最佳手段[3]。

篇2

一、加强对法律援助人员的监管

上半年，我局将法律援助工作当作我局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一是规范了对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要求，要求法律援助人员在日常办案过程中采取因案制宜、全程跟踪、疑难会诊等措施，提升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二是通过安排律师工作日轮流坐班，实行解答法律咨询、申请受理、审批指派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提升了法援便民服务窗口形象。三是提高了刑事法援案件补贴标准，按不同阶段进行补贴，加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办案力度，提高了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四是严肃了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纪律，规范了法律援助人员的服务行为。五是组织对上半年法律援助案卷进行了检查。

二、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监管

一是督促律师事务所建立和完善了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公开透明机制，要求律师事务所将服务内容上墙公示，做到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公开，律师基本情况公开，收费标准和收费规则公开，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公开，投诉渠道公开，诚信等级公开，公示率达100%。二是强化了律师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能，提高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水平，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促进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三是组织律师积极参与县领导与县直部门（单位）领导联合接访，安排律师到局参加接访，及时为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四是组织律师积极参与县里的重点工程、征地拆迁等中心工作，当好县委县政府的法律参谋。

三、加强对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管

上半年，我局建立健全了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诚信档案，做到了建档率100%。我局首次建立了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诚信档案，把各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基本情况、变更记录、投诉处理结果分别诚信档案，并将诚信考核等级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加大了投诉查处力度。对群众投诉的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问题有专门的投诉处理登记表，建立了违纪违规查处机制。今年上半年，共查处对律师的投诉1件，对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投诉1件，基本做到件件有记录、件件有调查、件件有回复，因服务到位，查处及时，当事人较满意。

四、加强对公证处及公证人员的监管

一是规范了公证人员的办证程序，要求公证人员严格按申请－受理－审查－出证－归档的程序操作，不管公证事项多么简单，都不准随意简化程序，重大复杂的公证事项，一般由两名公证员共同办理。二是强化检查，严格把好公证质量关。严格按照省、市规定，定期开展公证质量自查和检查活动。公证员办理的公证事项，由主任审批，主任申办的公证事项，由公证员审批，疑难的公证事项，由处务会讨论审批.通过回访当事人，自查、互查等途径检查公证质量，及时纠正有瑕疵公证文书和存在的公证质量问题，严格规范执业活动。经过不断的自查和检查，公证人员的质量意识不断提高，杜绝了错假证的出现。三是强化服务，要求开展便民利民活动。开设便民服务窗口，为困难群众开通绿色通道，积极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上门办理公证事务。加强与法律援助中心的合作，针对经济困难的群众，予以减免公证费用，使群众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篇3

（一）研究综述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农民工接受法律援助的现状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对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大部分文献都说明了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需要得到法律援助，但同时也指明农民工维权即便是进入法律维权程序,也面临重重困难,常常是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却最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1.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

（1）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有很多学者都提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在落实方面还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工作还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保障。“目前,全国还有160个县(区)未成立法律援助机构,已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5%的机构没有专职人员。多数县区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在3人以下。这种人员现状根本无法满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陈昊以及韩娟都提出，经费的短缺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是阻碍法律援助工作的最大难题。冯哲提出：“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与能力欠缺制约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法律援助机构及服务人员的数量及设置无法满足农民工维权案件的需要。”[9]P67（2）农民工法律援助缺乏专业性和连贯性。韩娟提出：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还没有实现人员的专业化，一些办案人员对农民工案件相关的法律不熟悉，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导致了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不信任。[10]柳忠卫提出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往往办案时间长,调查取证难度大,而政府对此类案件的补助又较少,致使专业律师不愿意承接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乡镇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虽然比较愿意接受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但却由于他们相对专业水平不精而导致援助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另外，他还提出法律援助律师有时只是办理援助案件的某个阶段,比如仅办理劳动仲裁阶段,而后续的诉讼阶段还需农民工另行提出援助申请。由于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程序的复杂性，这种不连贯的法律援助会导致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申请的畏缩。[11]（3）农民工法律援助周期长，质量堪忧。有学者提出，农民工维权时间漫长，成本过高，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根据法律规定也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另外也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法律对法律援助行政不作为没有具体的问责制度，导致很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法律援助的质量堪忧。[12]

2.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改进建议

（1）扩大投入。很多学者都建议要加大投入,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贾午光提出中央财政应在每年拨付的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中和各省(区、市)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中增加专门针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经费,用于扶持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12]（2）提高质量，加强监督。在提高质量方面，有些学者提出可以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相结合的质量监控体系”。首先，在事前监督阶段，援助机构应告知申请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选派业务能力和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办案。其次，在事中监督阶段，援助机构要对办案过程跟踪检查，力争每个工作阶段的信息及时沟通。再次，在事后监督阶段，援助机构要进行主补贴的核发与监督案卷归档。援助机构还应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13]（3）创新机制。有学者建议应该完善施援主体建设，除了传统的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法律援助机构外，应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设，尤其是在农民工聚集地区，应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覆盖面。另外，可以考虑将高校纳入到法律援助机构序列之中，很多高校教师具备律师从业资格，而高校学生又有法律实践的热情与知识，其有时间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14]（4）建立异地协作机制。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由于农民工的流动特性，异地协作机制对于农民工维权意义重大。杨宏建议“：对案件发生在本省、当事人已回户籍地或在外地的，可由现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受理，并通过协助制度由案发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综上，关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文献大多局限于现行法律援助机构的困境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但尚无文献涉及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方面的实践和探讨。因此，本文试图解答如下问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是否可以化解上述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本文以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方面的优势，探析其是否解决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是否符合农民工特别是新时期农民工的维权特点。本文的研究途径主要是整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项目网站的数据库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座谈会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课题组选取北京市、河南省和陕西省为调查点，在各调查点与当地司法局、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机构召开座谈会。另外，笔者在北京市选取了三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工案件的案卷进行查阅，三个案例分别涉及工伤保险待遇给付、欠薪和固定劳动合同的确定，笔者对其中两位受援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个案访谈。

二、研究分析

（一）新时期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总体特点

1.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环节多,周期长

据统计，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大多是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劳动争议案件。比如农民工若遭遇工伤，而工伤认定的前提是有确定的劳动关系。但农民工很多情况下在非正规企业就业，没有劳动合同是很普遍的。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援助的211起工伤案件中，只有26个人有劳动合同。[15]P107要确认劳动关系就必须通过劳动仲裁，如果对劳动仲裁不服，还要经历法院的一审、二审程序，这就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其次，就算能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本身也是很大的障碍。如果是职业病患者，还要先经过职业病诊断，对诊断结论不服，还需要进行两次鉴定。而工伤认定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规定时限是六十个工作日，但如果中间有争议或者用人单位故意耍赖拖时间的话，往往要走好几年。因为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一审、二审。认定完工伤后，还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对鉴定结论不服的，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这样也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伤维权道路维艰，从发生工伤到生效判决，最短的时间3年9个月，最长达6年7个月。

2.农民工维权专业性要求高

由于农民工维权环节多，规定纷繁复杂，因此特别需要专业的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这在笔者对王师傅（受援人案例编号20130514HD-11）的访谈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王师傅告诉笔者，他在之前也咨询了一些其他律师，这些律师告诉他这个案子没什么希望。他自己之前也买了很多相关法律书籍，但仅仅只关注于要求单位给付工伤补偿款2万多，而不知道单位让其待岗在家也需要支付补偿，更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可以要求单位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为其之后的长期治疗的医药费提供保障。但最后他找到了专注于劳动争议的公益律所后，专业的律师不仅为其免费的提供了法律援助服务，还通过诉讼为其争取到了其他权利。笔者访谈的两个彩票公益金项目执行机构都专注于农民工劳动争议，由专职律师组成，专业性强，业务水平高，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3.农民工取证困难，成本高

很多情况下，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农民工往往没有工作证、工资条等证据，而登记表、出勤表等也往往保存在包工头或者建筑公司手里。由于其没有劳动合同和证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尤其是司法途径，没有了上述证据，受雇单位又没有强制出庭义务，劳动仲裁机构很难确认劳动关系。而且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农民工都是被老乡叫来的，根本不知道其雇佣单位是谁，一旦发生事故，连要求给付工伤待遇的单位都不能确定。这就需要律师多方面帮助查找梳理，多方取证，成本很高。

4.农民工争议有时具有异地性和群体性

农民工流动性强，农民工维权案件，有些需要跨市、跨省援助。有时，涉案农民工人数众多，比如集体讨薪案件，多以共同诉讼的形式出现，具有群体性。

（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现状

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运行三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截至2012年12月8日，该项目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万多件，直接受益人群达226072人，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54亿元，并有100多万人获得了免费的法律咨询。彩票公益金项目三年援助的农民工案件为51117起，占项目援助案件总数的45.2%；共援助农民工97524人次，占全部援助人数的57.4％；对农民工的补贴金额为人民币8798余万元，为受援人挽回利益（经济损失）超过26亿。彩票公益金项目的实施主体有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三）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的优势

首先，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放宽了经济困难标准，扩大了援助的对象。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援助标准是“经济困难”，但事实上，很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都属于收入略高于经济困难标准，但又无力负担法律维权的“夹心层”。彩票公益金项目将经济标准放宽到：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经济状况可以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就扩大了援助对象。其次，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的渠道拓宽了。由于彩票公益金项目实施主体的多元性，很多维权的农民工会主动选择专业的民非机构。彩票公益金支持下的专业性民非企业，对案件就会有很精道专业的见解，也更能为劳动者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其基本权益。

（四）彩票公益金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基金的品牌效应不突出。在访谈中，受援助的对象都知道是免费获得了法律援助，对承办的单位及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非常感激，但当问及是否知道彩票公益金项目，大部分都表示不清楚。

2.项目管理没有采取基金运作模式，还是沿用了对个案进行补贴的方式，但本身基金没有项目管理费用的成本支持，也没有基金宣传的费用支持。

3.基金的扶持还没有很切合农民工案件的特点。如上文提到的，农民工具有就业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强特点。但在彩票公益金项目下，三年跨区的案件只有1808件，只占全部案件的1.7％。另外，由于劳动纠纷耗时长，工伤时间长，而基金是按季度支付，按年度申请经费，这些都会影响资金的使用。

三、小结

篇4

一、检查内容

1、宗旨意识淡薄和群众观念不强，和衙门作风严重，对人民群众诉求漠不关心，推诿拖拉，训斥指责。

2、特权思想严重，滥用司法职权，随意使用强制措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3、庭审、执行工作不规范，违反法定程序，不尊重当事人、律师、诉讼人的诉讼权利。

4、司法文书不规范，叙述事实不清，援引法条不准，判词说理不清，遗漏裁判事项，校对打印错误。

5、违背司法礼仪，着装不规范，语言不文明，举止不得体。

6、纪律作风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特别是违反五个严禁相关规定。

二、组织领导

成立大港法院司法大检查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院长张健同志任组长，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白清，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振清同志任副组长，各党组成员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工作机构由政治处、监察室、研究室、审监庭、办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日常机构设在监察室，具体负责检查工作的组织推动和情况通报。

三、具体方式

司法大检查活动采取各部门自查与院领导小组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一是各部门自查阶段(9月16日-18日)。由各部门利用一周时间围绕检查内容做好自查工作，同时要拓展自查范围，明确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分清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

二是院领导小组抽查阶段(9月21日-30日)。将通过立案接待、案件评查、来访、庭审观摩、文书制作等不同侧面开展分类检查，建立检查情况台帐，检查结果计入法官个人业绩档案，同时在全院范围予以专项通报。

三是制定整改方案阶段(10月9日-16)。针对检查出的问题，各庭室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重点，确定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通过整改，注重制度建设。各业务部门要对本部门开展司法大检查情况进行工作小结，于10月底上报政治处。

四、几点要求

1、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司法大检查活动是完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的深化，是当前人民法院人民性学习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检点是一线法官和窗口单位，各部门要将此次活动作为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增强司法为民理念的重要抓手，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亲自查摆问题，深挖思想根源，切实负起责任。

篇5

在轰动一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卡恩涉嫌酒店女服务员一案中，警方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后第一时间即履行了通知家属的义务，而随后妻子辛克莱的一系列努力也成为卡恩从一开始被拒绝保释到很快被附条件释放的重要因素。美国时间2011年5月14日下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法国人多米尼克・卡恩在美国肯尼迪机场即将飞往巴黎的法航航班头等舱里被纽约警方逮捕。巴黎时间15日下午，卡恩的妻子接到其从纽约打来的电话，被告知其在纽约遇到“棘手问题”。巴黎时间16日凌晨2点，辛克莱得知丈夫因涉嫌犯和被纽约警方逮捕。随即，辛克莱委托好友给纽约的著名律师打电话，委托他们卡恩一案。

美国时间5月16日，卡恩在纽约首次出席法庭听证会，法官宣布因卡恩有潜逃风险，禁止他被保释，并宣布他在5月20日再次出庭前被继续关押在监狱里。5月19日，纽约曼哈顿法院再次就卡恩提出的保释申请举行听证会。在获准保释后，辛克莱立即给丈夫汇去100万美元保释金和500万美元保证金，同时还在纽约租下豪华公寓，并飞往纽约与卡恩同住。可见，即便卡恩在被逮捕之后，其仍享有与家属取得联系并告知其情况的权利，这也成为其顺利的聘请律师并最终获取保释的重要原因。

一、国际社会对强迫失踪的态度

根据2006年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等国际性法律文件，所谓强迫失踪，系指由国家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强迫失踪威胁人权以及公民基本自由，与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格格不入，被许多国际性法律文件确认为一项重要罪行。[1]为贯彻反对强迫失踪行为，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均规定了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及相关人员的规定。

（一）反对强迫失踪的国际法渊源

反对强迫失踪最初存在于战争法中，将其定义为一项罪行，旨在保护武装冲突中人们的家属权利或者说家庭完整性的权利，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战争法中的体现。[2]有记载的首次使用强迫失踪是德国纳粹政权于1941年颁布的“夜与雾法令”。[3]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所作的判决形成了反对强迫失踪的基础性判例。[4]

二战中法西斯对世界人民生命安全、人格尊严的践踏以及对财产的劫掠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人权保护绝不仅限于一国或地区之内。战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等再三予以重申。以上述国际性法律文件中传达出来的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从1978年至今，历次联合国大会针对反对强迫失踪问题专门作出了一系列决议。

这些决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7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题为“失踪人士”的第33/173号决议、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所有人不受强迫失踪宣言》的第47/133号决议、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第61/177号决议。1978年第33/173号决议首次将失踪人士问题作为一项单独的议题通过大会表决。该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关注失踪人士的人权、提议前人权委员会审议失踪人士的问题。1992年《保护所有人不受强迫失踪宣言》首次将强迫失踪行为认定为“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并且宣布该宣言适用于所有国家。上述决议均表明了国际社会反对强迫失踪的态度，但决议及宣言的内容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2006年联合国大会第61/177号决议将国际社会之前在反对强迫失踪方面的一系列努力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除上述专门以强迫失踪为议题的决议以外，其他一些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也有涉及强迫失踪相关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强迫失踪行为与酷刑存在天然的联系，许多法律文件将强迫失踪问题进一步细化为拘留、逮捕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或相关人员的规定。如1988年联合国大会第43/173号决议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6条原则规定：“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在被逮捕后和每次从一个拘留处所转移到另一个处所后，应有权将其被逮捕、拘留或监禁或转移一事及其在押处所通知或要求主管当局通知其家属或其所选择的其他适当的人。”此外，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性法律文件中也对通知家属的相关问题作了规定。

（二）反对强迫失踪的国内法渊源

强迫失踪不但是战争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一项罪行，同时也为许多国家国内法所明令禁止。国内法对强迫失踪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其刑事实体法及刑事程序法中：实体法上，一般将强迫失踪行为作为一项独立的犯罪[5]；程序法上则是出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目的，为避免强迫失踪以及很可能随之而来的酷刑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带来的肉体或精神上的折磨，规定追诉机关采取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后通知家属及相关人员。一国或地区对上述问题作出规定，有的是出于对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及家庭权利的普世价值观的遵从，也有的是《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缔约国履行公约所规定的国家义务的结果。[6]

世界各国普遍性地将采取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及相关人员的权利写入刑事诉讼法中。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对逮捕事实、有关羁押期间的每一项新决定，应当不延迟地通知被捕人的亲属或者他的信赖人。由法官负责通知。此外，在不影响侦查目的之前提下，应当给予被捕人本人机会，向亲属或者信赖人通知被捕事实。”《日本刑事诉讼法》第79条则规定：“已经羁押被告人时，应当立即通知他的辩护人。在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时，应当通知被告人在其法定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中指定的一人。”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及其沿革

虽然我国至今没有签署《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但这并不妨碍我国刑事诉讼法就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问题作出规定。总体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从不加区别的适用同一规则到根据不同强制措施的特点为其量身定做，并且不断限制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的过程。

我国首次对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问题作出规定始于1954年颁布施行的《逮捕拘留条例》。根据条例第4条规定，逮捕人犯的时候，必须持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逮捕证，并且向被逮捕人宣布。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逮捕机关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告知被逮捕人的家属。可见，就五种强制措施来看，条例仅就逮捕后通知家属的问题作了规定，其范围相当有限。1979年重新颁布的《逮捕拘留条例》基本沿用了1954年的规定，同时在此基础上，将逮捕后通知家属的时间明确限定为“二十四小时以内”。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扩大至拘留的适用，这可以视为法治的一大进步。根据该法第43条和第50条的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没有对上述规定作出变动。上述规定体现了规范拘留、逮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立法意图，但同时也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过于泛化及简单化的处理为办案机关规避该规定留下了较大的口子。这种泛化与简单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碍侦查与无法通知两种例外情形的外延不够明确，司法实践中只能依赖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予以确定；二是对拘留和逮捕两种严厉程度存在显著区别的强制措施通知家属的问题作了完全相同的规定，严重违反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针对上述情况，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了通知家属的两种例外情形，根据拘留与逮捕的特点对拘留和逮捕后通知家属的规定作了区别化、个别化处理。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针对有碍侦查这一例外规定而作出。对于拘留后通知家属的例外，在保留无法通知的例外的同时，将有碍侦查的例外严格限制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两种类型的犯罪。相较于之前可以将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适用于所有类型犯罪而言，新规定极大地限制了因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适用范围，并且增加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对于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则仅保留了无法通知一种情形，删除了有碍侦查的例外。作出该变动主要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的证明标准较高，且在决定逮捕一般均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拘留，通过侦查已经取得了较为充分的证据。一旦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往往也就意味着侦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这种情况下即便通知家属一般也不会发生妨碍侦查的情况。[7]通过上述修改，实现了拘留与逮捕在通知家属例外上的个别化，贯彻了比例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对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的限制还体现在，高检规则与公安部规定对有碍侦查与无法通知进行了细化。由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均属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范围，因此涉嫌上述两类犯罪有碍侦查的情形仅在公安部规定中作了规定。根据公安部规定第123条第三款，拘留条款中的有碍侦查包括三种情形：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引起同案犯逃避、妨碍侦查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与犯罪有牵连的。对于无法通知的解释，高检规则与公安部规定略有不同：

与公安部规定相比，高检规则中没有将“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作为无法通知的情形。笔者认为这种作法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办案机关具有对其身份先行调查的义务。也就是说，办案机关不得以出现上述情况为由，直接认定属于无法通知的情形，而是应该在履行先行调查义务之后仍无法通知的，才可以适用拘留、逮捕后不通知家属的规定。其次，这是由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特点所决定的，职务犯罪案件一般不存在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情况。

三、我国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一）程序法上的问题及完善

虽然高检规则以及公安部规定中已经就通知家属问题作了细化，但是对于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将直接关系到通知家属规定的实现状况。

1.通知家属的方式应当予以明确

从当前司法实践的作法来看，基本不存在拘留、逮捕后不通知家属的情况。[8]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担心办案机关在通知家属时采用传统的邮寄方式，虽然履行了通知的义务，但仍有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秘密失踪的事实。[9]笔者认为，办案机关在执行拘留、逮捕以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时，应当坚持快速、便捷的原则，尽可能选择电话、传真等较为快捷的通讯方式，只有在穷尽这些方式之后仍无法通知的，才能选择邮寄的方式。至于司法实践中反映的通过电话通知“不易证明是否通知以及通知的时间都难以形成书面记录”[10]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自通知其家属或者其他信赖人的作法，并使用录音、录像对其通知过程进行记录。同时制作笔录，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无误后签字，以此作为已经通知家属的证明。

2.通知家属时间的起算点

这主要是涉及异地执行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问题。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情况下，通知家属的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起算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到案之时还是将其押解回管辖地之时？笔者认为在当前办案机关倾向于不将异地执行拘留、逮捕后押解回管辖地的在途时间计算在拘留、逮捕后立即送往看守所的时间以内，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尽量减少发生刑讯逼供的可能，应当在执行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而不应理解为在押解回管辖地并送交看守所羁押后再通知家属。

3.通知的对象范围应进一步扩大

通知家属的规定直接目的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秘密失踪，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应将通知的对象局限于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考察国外立法，出于最大限度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目的，采取强制措施后的通知范围一般都不仅仅局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属。如在日本，羁押后通知的对象包括“辩护人、法定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在德国，则包括“亲属或者他的信赖人”。建议将我国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的范围由“家属”扩大到“法定人、近亲属、所在的单位或基层组织”。

（二）实体法上的问题及完善

前已述及，为加强对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修改后的高检规则第565条明确将“对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依法应当通知而未通知的”作为人民检察院侦查活动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与高检规则第572条有关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的规定相得益彰，为遏制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应当通知而未通知的情况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然而，上述对通知家属规定的监督机制面临着实体法上的障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我国刑法没有将对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应当通知而未通知行为明确作为一项罪行之前，上述监督机制的实现只能依赖于对现行罪名的解释。采取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不通知家属行为主要造成对以下法益的侵犯：一是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利；二是失踪人士的失踪状态可能给家庭成员造成持续的焦虑、担忧和不安定，构成对其他家庭成员家庭权利的侵犯；三是如果执法人员明知故犯或由于疏忽大意应通知而未通知则是对国家追诉犯罪权力的亵渎。

四、小结

虽然我国至今尚未签署《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但了解国际社会对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态度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拘留、逮捕以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通知家属的问题，推进我国刑事司法的进步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注释：

[1]1992年《保护所有人不受强迫失踪宣言》、1996年《罪行法典草案》、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等国际法律文件中均将强迫失踪归于危害人类罪的范畴。

[2]Brian Finucane，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s A Crim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 Neglected Origin in The Laws of War，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Winter 2010.

[3]Kristen Anderson， How Effective I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Likely to Be in Holding Individuals Criminally Responsible for Act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ctober，2006.

[4]同注[2]。

[5]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7条的规定，如果执法人员的行动造成强迫失踪或非自愿失踪，他们将承担多种罪行的刑事责任；《墨西哥联邦刑法》第215-A的规定，公职人员，不论他或她是否参与一人或多人的合法或非法拘禁，只要蓄意协助或所示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秘密监禁，均犯有强迫失踪罪。

[6]截至2010年，共有91个国家签署公约，其中已有37个国家批准了公约，成为公约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在本国的刑法中将强迫失踪行为列为犯罪。数据来源：http：///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16&chapter=4&lang=en，访问日期2013-10-11。

[7]参见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8]参见左卫民：《“秘密拘捕”：基于实证的初步探讨》，载《法学》2011年第11期。

篇6

队伍是工作的基础，工作开展得好坏与否，成效是否明显，队伍建设是关键、是根本。今年以来，市司法局以领导班子的调整为契机，大力加强和改进了司法行政队伍的建设，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通过采取“四抓”，实现了队伍的“四个转变”。

>

一、抓思想，以正确的精神信念为先导，促进队伍的面貌向“奋发型”转变

思想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信仰目标，也是队伍的灵魂所在。市司法局过去在抓队伍建设上，总的来说一直比较重视，六年多来通过加强政治业务学习、严格内部管理制度、狠抓作风整顿教育等措施加强了队伍的建设。但尽管力没有少出、钱没有少花、招也没有少使，可队伍建设的成效就是不尽人意，队伍中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比如说，在司法行政机关干部队伍中，有部分干部身上存在着工作的责任心不强，积极性不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对本职工作缺乏应有的热情，意志消沉，精神萎靡；在法律服务从业人员中，有少数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纪律不严、作风不正、能力不强、素质不高，有的在案件中对当事人敲吃敲喝、索取财物，有的不依法办案、公正办案，有的对当事人不负责任、敷衍了事，有的超标准收取费，有的缺乏应有的道德修养，说话粗野、态度粗暴、不讲文明，有的为帮当事人打赢官司不择手段，甚至不讲政治、不讲大局；在基层司法行政干部中，有的不安心工作、有的不尽力工作、有的不熟悉工作，影响了基层司法行政重要职能的发挥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一是由于队伍中有少数人本身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对待队伍建设消极应付，敷衍塞责，或存在着“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工作上不思进取、学习上不求上进、业务上不求甚懂；二是由于有部分单位对队伍建设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措施不力，使队伍建设流于形式，成效甚微；三是由于在部分机关领导班子成员中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导致领导班子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凝聚力、号召力、向心力、战斗力，使队伍建设的各项措施落实力度不够；四是由于有的领导干部自身在队伍建设上不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工作缺少诚心，对单位缺失爱心，对同志缺乏关心，奉献精神不足，导致机关干部人心涣散，信心丧失，工作消极。因而过去市司法局的各项工作只能是徒有其表、而缺乏真实的内涵，有其形但无其神。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过去的市司法行政队伍中缺乏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缺少队伍的灵魂。因此，市司法局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首要任务就是抓队伍的灵魂，只有抓住队伍的灵魂，才能真正改变队伍的精神状态，才能使队伍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才能够在工作上有所作为。新的领导班子经过认真地调研后，确立了“以树立正确的精神信念为先导”的队伍建设思路，把抓队伍的奉献精神、抓队伍的创新精神、抓队伍的实干精神、抓队伍的奋斗精神，作为抓队伍建设的“灵魂工程”来抓。通过实施“灵魂工程”，使市司法行政队伍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家奋发向上、努力工作，促进了队伍的面貌向“奋发型”转变。

二、抓作为，以打造“五型”机关为目标，促进队伍的作风向“实干型”转变

作为是衡量一个单位形象地位的砝码，只有有作为才能有地位。过去的市司法局由于班子软队伍散，机关干部在工作上得过且过，不求上进，干起事来拈轻怕重，都想贪清闲图舒服，工作拖拉，效率低下，谈不上有什么作为。前年底，市司法局在机关中层干部中搞了一次自选式的轮岗交流，由中层干部自己报名选择希望轮换的岗位，结果7个机关科室中有4个科室没有一个人选，有人选的3个科室中报名者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纪委和政治部这两个没有具体工作任务相对而言较为清闲的科室。之所以出现这种怪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多年来市司法局机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有的人说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玩的、玩的不如捣蛋的”。所以大家心灰意冷，不愿干事，对工作能躲的尽量躲、能推的尽量推，作风出现飘浮，工作效率也很低下，因而也就无所作为。没有作为，就没有地位，所以市司法局多年来在省、市领导的心目中无关紧要，以致干部调整时被提拔的干部都不愿意到司法局来。今年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是阻碍司法行政工作正常发展的桎梏，决定花大力气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因此，新的领导班子经过认真研究后，采取了切实有效地的工作措施，想方设法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力求让大家做到干无所忧、干有所为，用工作上的作为来谋求市司法局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比如对机关干部该提拔的提拔，该轮岗的轮岗，并出台奖勤罚懒的激励制度，使“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尽量把能干事的、想干事的、能干得成事的干部放到重要岗位。同时结合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提出了打造“五型”机关的奋斗目标，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法制型、高效型、廉洁型”机关的奋斗目标来激励广大干部，改变广大干部的工作作风，促进他们多干事、干好事、干实事。现在，司法局的工作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一碰头、一个月一小结、一个季度一通报、半年一评比。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司法局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工作作

风也过硬了，由不愿干成了想干事、想干成事，促进了队伍的作风向“实干型”转变。

三、抓创新，以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为动力，促进队伍的管理向“规范型”转变

创新是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创新才能使工作持续发展。过去的司法局，虽然也总是在思创新、讲创新，但那时的创新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实在行动上，结果仍然是思路不新、观念不新、体制不新，这最终导致工作上出现僵化，没有特色，没有成效，甚至发生倒退。市烈山公证处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合作制的公证处，但多年来市司法局一直采取了行政式的管理体制，由公务员直接进行管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对其他公证处而言，竞争不公平，管理不公正，社会影响也不好，业务量也逐年下降。因此，市司法局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紧紧抓住创新的工作思路，决心以创新来谋求发展。今年3月，局领导班子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决定将烈山公证处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为实施创新的第一步，让机关公务员不再担任公证处的行政负责人，而是面向社会招聘了具有公证员资格的人员担任负责人，并对他们实行了聘任制，使烈山公证处成为名符其实的合作制公证处。市司法局新的领导班子在工作上大胆创新，不断改革，勇于实践，通过改革理顺了关系，突破了束缚，促进了队伍的管理向“规范型”转变。

四、抓团结，以“抓带促”活动为契机，促进队伍的氛围向“和谐型”转变

篇7

一、从司法鉴定法定程序角度

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法定程序首先需要分析被鉴定人最终后果或结局与损伤的因果关系，尽可能以客观的方法检验评价，避免完全依赖被鉴定人的主观陈述。司法鉴定实践中，鉴定人经常会遇到委托单位提供的被鉴定人损伤后门急诊病历、医学影像片资料、或损伤器官伤前功能状态病史材料等缺失甚至遗失等情形，如果直接受理此类鉴定就违反了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的法定程序。因为这样不利于损伤行为和后果结局的因果关系分析及鉴定材料间无法相互印证补充，缺乏关联性而导致鉴定无法进行。对此，鉴定人应该要求委托单位重新取证，对损伤行为、被鉴定人后果及目前情况与损伤行为的因果关系予以确认，以避免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错误的出现。此外，鉴定中往往还会出现被鉴定人诈病、诈伤、造作伤、法医学活体检查时不配合等情形，尤其多见于肢体关节活动度检查、外周神经损伤后肌力异常，视听觉功能异常鉴定等案件，严重影响到送检鉴定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基于此，客观反映被鉴定人真实病理状态的偷拍偷录的鉴定材料与日俱增，这毫无疑问是有利于鉴定。但是鉴定人应该就这类资料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否则基于不合法的鉴定材料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必然是错误的。

二、从法医司法鉴定人角度

法医司法鉴定人是法医活体鉴定工作的主体，对鉴定意见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实行司法鉴定人登记制度，鉴定人依法获得司法鉴定资格，是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具有证据效力的前提。然而，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部分鉴定人法律责任意识淡薄，鉴定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常常出现因鉴定人主观因素，导致鉴定意见错误。目前，由于我国司法鉴定人资格评审制度缺乏行业统一性，不同省份区域间差异明显。基于此背景下，鉴定人从事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仅仅具有法定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准确讲，鉴定人在鉴定具体个案时，除了要看到被鉴定人的损伤，目前后果或结局，更要着重分析被鉴定人的损伤机理、损伤的发生发展过程，明确目前损伤后果与损伤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我国应该采取通过司法鉴定人协会等行业培训及专业交流多种途径提高法医临床鉴定人鉴定理论和业务能力，促进法医临床鉴定质量的提高。司法鉴定实践中，部分鉴定人行法医学活体检查时，对具有排除性认定的阴性结果及对本次鉴定有干扰的阳性结果等不予检查或记录，仅仅只检查与委托事项有关的阳性结果，错误的法医活体检查结果也就直接导致鉴定意见的错误。部分鉴定人不是力求准确，而是求“大概”、“好像”和“差不多”，导致鉴定意见书中内容自身存在诸多矛盾。如被鉴定人右胫骨中段骨折，右股骨内外髁骨折者，鉴定人法医活体检查时记录右膝关节僵直，关节活动完全丧失。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又认定为右膝关节功能丧失约80%。这就难免会导致错误鉴定意见的产生。部分鉴定人虽然能够熟练掌握法医临床学理论知识，但是相关医学的认知仍大多停留在表面，对于损伤、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缺乏深刻认识。体现在鉴定意见书中表现为分析说明部分对经治医院的临床诊断缺乏肯定或否定的基本判断，基本上送检病历材料中的临床诊断即为鉴定人的损伤认定依据，没有对临床诊断与本次损伤是否相关进行必要的甄别排除。内容简单，缺乏逻辑性。同时存在对法医活体检查中出现的器官功能障碍（视力、听力等障碍）与本次外伤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分析判断，因果关系不明确。基于此得出的鉴定意见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不除外鉴定人主观故意为案件当事人提供逃避法律责任的可能，或者骗取法律赔偿的途径。实践中，临床医生对复杂疑难疾病常常会存在臆想诊断，法医鉴定人绝不能臆诊。诸如：被鉴定人因损伤导致失血性休克，处于休克代偿期时临床也会考虑诊断为失血性休克。法医活体鉴定时诊断失血性休克确必需要考虑被鉴定人的失血量、补液补血情况，临床症状和体征等。否则，基于此得出的鉴定意见肯定不是科学准确。部分鉴定人还存在引用鉴定标准错误等情况，从而导致鉴定意见错误。

三、从鉴定技术标准角度

理论上讲，司法鉴定意见应该具有唯一性。但是，由于我国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技术标准中存在部分条款表述不确定性，诸如同等级间不同鉴定标准条款间轻重不均衡、缺乏同一损伤不同人群间的差异，部分伤情缺乏相关标准等情形，致使鉴定人缺乏相关依据，导致鉴定意见错误发生。如法医临床学对足弓结构破坏程度的认定标准仍未统一，这是导致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存在偏差及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在法医临床鉴定实践中，部分法医鉴定人不能准确地理解鉴定技术标准中的部分条款内容及相关法律条文，甚至出现故意滥用、误用鉴定标准，从而导致鉴定意见存在偏差。随着新的临床物理及实验室检查手段的不断使用，同一损伤，应用不同的检查方法，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检查结果。而且地区间不同医疗机构和鉴定机构所具备的检查仪器设备及医务人员和鉴定人技术水平差异对同一损伤进行不同的检查，都可能使同一案件出现不同的司法鉴定意见，这也是导致当前司法鉴定适用标准及鉴定意见错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亟待需要完善相关法医临床鉴定技术标准条文的学习，对于法医鉴定人更好准确地理解和应用，进而得出正确的鉴定意见，是大有益处。通过学习，保证鉴定意见的得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进而能够大大减少多次重复鉴定。我国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相关标准和条款中很多尚需进一步完善，标准的定期修改和不断完善乃至重新制定将逐渐成为必然。

四、从鉴定材料角度

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材料一般包括门急诊病历、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出院小结、医学影像片、办案机关询问及讯问笔录，还包括鉴定人对被鉴定人的法医学活体检查以及影像学阅片结果等，甚至包括录音、录像以及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材料等。就法医临床鉴定而言，在损伤不同时间进行鉴定，被鉴定人的损伤及其并发症后遗症等客观情况会存在很大差异。这就要求鉴定人必需运用多种方法以识别鉴定材料的真伪。鉴定人应当注意鉴定材料的完整全面及与鉴定事项的关联性。鉴定材料的完整全面要求委托单位提供能够反映损伤行为和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的从门急诊病历、住院病历直至鉴定时的出院后随诊病史材料和影像学资料，从侵权行为事实的认定到损伤行为与后果结局的因果关系的初步判断，都应当完备无缺。诸如外伤后听力视力下降的损伤程度及伤残程度鉴定中，委托单位应该尽可能提供被鉴定人受伤前听力及视力证明等。此外，对鉴定材料与鉴定事项关联性的审查，还可以防止和发现被鉴定人隐瞒既往受伤史及诈伤造作伤等情形，有利于鉴定人对既往陈旧伤、疾病的判断。对于部分鉴定材料中存在的如字迹潦草、临床诊断表述同法医临床鉴定技术标准要求冲突等问题，要谨慎处理。对于鉴定人识别难度较大的，可以通过委托单位或者鉴定人找当事医生进行取证等。在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实践中，鉴定人为了更加科学准确的得出鉴定意见，经常寻求临床医生专家的帮助。邀请相关临床专家参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工作，是提高鉴定意见更加科学准确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法医鉴定人必需清醒认识到临床医生工作思维多从诊断、治疗等角度考虑，从受伤原因、受伤过程等角度进行的法医学思维往往严重不足。这就要求鉴定人必需坚持审慎的态度，评估使用鉴定材料时多采纳客观检查资料和客观描述，客观地考虑临床病史材料中的推断性假设性诊断。避免对临床医生专家过度依赖信赖，不敢质疑，直接照搬临床专家意见或者直接使用临床影像学检查报告，从而得出错误的司法鉴定意见。

五、从鉴定时机角度

对法医临床鉴定而言，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体损伤及其损伤并发症和后遗症等会发生相应改变。同时，损伤情形因人而异，损伤的自我修复也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司法鉴定实践中，绝大多数法医临床司法鉴定需要按照委托单位的要求进行鉴定，部分鉴定人因为当事人举证时限和案件审理时间等法律规制的限制，经常对鉴定时机把握不当，出现未达医学治疗终结即行鉴定。如损伤后视力、听力不明原因下降，临床诊断不明确就进行损伤程度及伤残等级评定等。对损伤并发症及后遗症未能给予准确的评估，造成鉴定意见错误。综上，鉴定人只有具备扎实的临床医学、法医学等学科知识，鉴定人依据的科学技术是经过验证准确可靠的，进一步完善统一我国的法医临床鉴定规范体系，明确提出法医鉴定标准操作规范，细化伤病评判标准。通过技术法律法规，规范法医临床鉴定工作的有序进行，使我国法医临床鉴定达到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尽可能减少错误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出现，从而保证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作者:梁小锋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法医学教研室

参考文献：

[1]张海鹏、李宏伟、刘彦军,等．当前法医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法制与社会．2014,37(19)．

[2]卫红．法医鉴定结论准确性的影响因素及应对措施．河南医学研究．2014,45(9)．

[3]庄烈辉、邓韵．刍议法医病理检案工作中的人为现象及措施．法制博览．2015,21(36)．

[4]龚超．法医病理检案工作中人为因素及其避免措施．江苏科技信息．2015,52(30)．

[5]宋春来．探讨法医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15,6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