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三农问题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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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新任务，对做好"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更高站位、更宽视角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切实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全力推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切实把解决"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精神上来。总书记在深入山东、河南农村考察时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卢展工省长从"三农"重要地位不可动摇、不可替代、不可超越等三啊方面对"三农"的重要性作了透彻分析，并对做好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央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切实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进收。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面对我市农村三次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慢，产业化组织和中介组织带动能力不够强，农村发展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实现农民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等突出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转变观念，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个重点，推动农业结构向调高、调优、调强的方向发展，正视存在的问题，增强忧患意识，抓住薄弱环节，落实增收措施，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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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扶持村镇银行的原始目标是为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注入资本，满足农村和农业的融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以及作为风险高但效率偏低的弱势农业经济，它的天然属性和发展模式严重受自然和市场条件的影响，这不断驱使村镇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将资金转移到盈利更多的标的上，致使满足农村中弱势群体资金需求的政策目标无法实现。这极易动摇村镇银行服务三农、支援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定位。王修华等(2013)通过对重庆、四川、湖北等地19家村镇银行的贷款对象的调查数据发现，多数村镇银行把贷款服务对象重心放在县域中小企业身上。从平均值来看，这些村镇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比例占贷款余额的将近一半，为46.1%，最高比例为87%，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贷款的比例平均值则分别为31.8%和13.4%，有的村镇银行甚至还没有发放涉农企业贷款的记录。

二、我国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功能弱化的原因

造成我国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村镇银行商业性与政策宗旨的矛盾

政府设立村镇银行的目的是使之服务“三农”，但是，在对村镇银行的性质的规定上，银监会颁布的《暂行规定》则明确表示:村镇银行是商业性金融机构，与一般商业银行性质相同，要按照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和框架运行，把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作为经营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村镇银行的趋利性就决定了要改变其偏好使之服务弱势“三农”，前提是使他们获得收益或者不减少他们的收益。村镇银行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弊端，商业性定位与其履行服务“三农”的职责存在一定矛盾，结果，村镇银行在经营当中不知不觉地就发生了业务的偏离，不能完整地服务于“三农”(柴瑞娟，2009)。可见，如何既保证村镇银行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确保其服务“三农”的宗旨不动摇，就成为村镇银行发展经营中的核心课题和改良方向。

(二)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与政策宗旨的矛盾

《暂行规定》第25条明确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此项制度被称为“主发起银行制度”。王劲屹，张全红(2013)认为，村镇制度采用“主发起银行制”的创设安排，确保开始就让设立行控股村镇银行，凭借主发起银行的经济实力和管理经验尽量保证村镇银行的经营安全。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主发起银行制”虽提升了经营安全性，同时却也影响村镇银行服务于“三农”的宗旨。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银行一般都在村镇银行中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这样主发起银行很容易会把新设立的村镇银行视作附属或者分支机构，用自己追求高利润的经营模式或其他考虑左右村镇银行的网点分布和经营方针，而不是去考虑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宗旨。例如，近年来外资银行汇丰积极设立村镇银行。截止到2013年8月，已在湖北、重庆、福建、北京、广东等地设立了12家汇丰村镇银行，加上其下属的10家支行，服务网点达到22个，是在中国内地中拥有最大的村镇银行网络的外资银行。分析人士指出，汇丰银行是利用政策借助村镇银行的设立来达到布局中国大陆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

三、化解村镇银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一)重新明确市场定位

姬雪萍(2011)认为，村镇银行要想找准定位，前提条件是清晰定位目标客户群体——农民，大致可分为三类——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农民、“先富起来”的农民。相应的，农民状况的层次性决定了村镇银行发展的阶段性，根据以上三类情况，村镇银行的发展相应地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扶贫，集中发展种植、养殖业，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第二，共赢，在第一阶段基础上，村镇银行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或参与扶持起来的比较成熟的经济区域，而且逐步引进了保险、担保、理财、信息咨询、银行卡等相关金融产品，自身规模也有所扩大，即进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三，竞争，随着农业产业条线的延伸和规模化实行，民营企业兴起，村镇银行就能充分依托其投资方的外向型服务功能，这才得以充分显现现代商业银行的本质属性。

(二)改革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

“主发起银行制”不利于对村镇银行服务“三农”进行引导，造成村镇银行布局失衡，同时也打击了民间资本等其他投资主体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必须对现行的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进行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设立与经营。应放宽发起人的限制。我国目前正在考虑对于民营企业设立银行政策的放开，因此，可以规定一些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能作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并进行一些试点。

(三)降低涉农贷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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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重要的战略性问题，需要整体抓。“三农”又包含许多小问题，需要具体抓。仅整体抓容易抓空，只具体抓又怕失去方向。如何处理好整体与具体的辩证关系，抓住大的，又能顾及小的，是抓“三农”工作面对的重要问题。

“三农”工作需抓大顾小

方法问题制约“三农”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农”工作中，只顾埋头苦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往往是浪费了资源，空耗了精力。有两种错误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体不注重具体，缺乏操作性。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标高远，不顾本地区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顾市情、县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经验；二是力求“大”。习惯于“运动式”地抓“三农”，一项工作全民参与、轰轰烈烈，表面上每个部门都在抓，但实际上职责并不明确，没有抓总牵头部门，没有细化目标和验收标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没有重点也体现不出亮点。这些都是当前基层“三农”工作方法上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使一些地方“三农”工作的举措仅仅停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无法落实到行动上，不仅浪费了资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点不计其余，缺乏统筹性。一是部门缺乏协作性。不仅农口的农林水牧渔等部门工作上互动少，而且农口之外的部门在涉农工作上也缺乏与农口部门的互动，以至于“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造成工作互不协调、各不配合。二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三项工作之间缺乏互动。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时，缺少系统的思维和联系的观点，结果往往是解决一个老问题，而产生一个或多个新问题。比如各地在成功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农村田地无人耕种、土地难以流转、留守儿童健康和教育问题突出等诸多新难题。三是“三农”与工业化的矛盾问题。许多地方把财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上，不仅市县讲工业化，连乡镇这样的农村基层政府也在埋头搞工业化。四是城镇化带来的“留守”问题。农村中的“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集镇，留守的都是所谓的“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抓“三农”工作需要辩证法

克服形而上学的最好办法，就是辩证系统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系统的观点来把握“三农”工作。

“三农”工作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坚持整体抓也要坚持分开抓。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去谋划、去推动，才能真正抓住“三农”工作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农”，并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简单叠加，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互之间各有特性。不仅彼此的工作重点、工作对象不同，而且工作规律也不一样。抓农业不等于抓了农村，抓农村不等于抓了农民。如果我们在工作中片面地侧重某一个方面，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整个工作视野停留在小圈子里，造成局限性、孤立性。

“三农”工作的联系性和多样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注重内涵又要顾及外延。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主要事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开展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农村是农民工作生活的家园，是农业生产的土壤，它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建设者、农业的生产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单个个体事物而存在，同时又独自对外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抓“农民”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和农业，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跳出固有思维，可以把农民转化为职工、商人、经纪人、市民；抓“农村”问题，决不仅仅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还有一系列诸如农村环境整治、村镇建设、乡村组织建设等问题。

“三农”工作的系统性和联动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职。“三农”工作部门的区别，仅仅在于业务主管部门、工作牵头部门、相关涉农部门，各部门在“三农”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例如，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如何配备好乡（镇）和村委领导班子、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的效能、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等，都是重要课题。农工部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管部门，不仅要制定本区域“三农”工作发展规划，还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尤其是要协调、统筹涉农部门的工作，工作量大，责任重。因此，在“三农”工作中，各部门都要调动起来，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流通行业要负责带动农产品销售，科技部门要负责科技推广，教育部门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素质等等。

在实际工作中抓大也要顾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农”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政策，比如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门、工作和上下的协调。比如农业建设，需要农口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等部门的协调，需要农口内扶贫、移民、综合开发、农垦、土地等部门的配合，需要财政、发改委、工商、物价等综合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比如农村建设，需要协调规划、建设、土管等部门，农村社会事业建设，需要协调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总之，抓大，就是要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抓各级干部，抓工作典型。

顾小就是要细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农业建设方面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常规农业与特色农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还要抓防火防汛防虫，要抓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顾小就是要抓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劳力，也要抓外出务工的，既要为群众解决发展经济方面的难点，也要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分忧，包括子女上学、农民看病、打官司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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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与问题：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分析

（一）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的实践探索

“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始终是农林高校追求的目标，近年来，农林高校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深化农林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持农科教结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事业，为服务“三农”和新农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扩大规模提升层次，多途径为农输送、培训人才

自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高等农林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林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得到进一步提升，逐步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龙头，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体，专科教育为补充的比较协调发展的格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林高校积极采取措施，多种途径为农村基层输送人才，主要有“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选调生”、“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育硕士”、“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服务村居计划”等项目，通过考研加分、设立奖学金、补贴或代偿助学贷款等方式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服务三农。此外，农林高校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定向招生、政府或学校代缴学费、毕业回村的方式，培养农村管理和致富带头人。

2003年，河北农业大学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村一名大学”工程，结合普通高等教育和新型农民培训，突破传统高等教育框架尝试建立了面向农村的人才培养、输入模式，为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农业高等院校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引起了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近年来，农林高校不断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学科整体实力得到显著提高，吸引、汇聚和培育了大批农业领域高层次创新人才和急需人才，科学研究能力显著提升，为“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全国共有涉农国家一级重点学科26个，二级重点学科60个，涉农博士学位点559个，涉农硕士点1417个（数字统计来源：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公布的数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在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农林高校日益成为引领农业科技创新和新产品研发的一支主要力量。

3．致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区域农业发展

从服务“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出发，农林高校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采取校企合作、校地联盟以及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心）等多种形式，送科技下乡，服务区域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探索出了“太行山道路”、“专家大院”、“科技大篷车”等多个服务模式。据调查，“十一五”期间全国独立设置的38所农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达1000多亿元，产生社会效益5000多亿元。

如河北农业大学通过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集合作物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水利、农机、经管、食品等多个学科，集成了100多项技术成果，创立了河北粮食生产样板区，辐射66．7多万hm2，创造出每公顷出产小麦9700．5kg、夏玉米11154kg、两熟总产19500kg及种植节水一半的集成创新技术体系，累计增产28．7亿kg，累计节水33亿m3，增加经济效益64亿元，为河北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系列技术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1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并且河北农业大学联合多家单位开展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研究入选2008年度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

4．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创新农业科技培训和推广模式

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8所农林高校，在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成立的“农科教联盟”，通过联盟协作方式，利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平台等现有网络资源，采取“日校＋夜校，一师兼两教”的模式所建立的农业教育培训和科技推广综合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共投入资金600万元，初步建成了中心门户网站和一批科技成果数据平台及基于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网盟高校先后在河北曲周、陕西、江苏等地建成了一批示范基地，成立了由100多名专家成员组成的专门服务“三农”的专家志愿团，农科教联盟整合、制作并开发了30多个大型数据库，180多个多媒体课件，100多小时农业实用技术电视节目，2万多份农业科技资料（小册子），以及1000G可容纳2000多个视频节目的“新农村社区文化数字视频资源包”，开展了各类面向“三农”的科技与教育服务，探索出了一套新型的以高校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直接服务乡村干部和基层农民3万多人次，辐射服务10万多个农户。

（二）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分析

农林高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为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与服务“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分析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主要有：1．农林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林产业在工业化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认同度较低，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处于“二元”结构的弱势端。与其他高校相比，农林高校在长期为处于3弱势的“三农”服务的过程中，在一些方面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有人形象地把农业、农村、农民、农业高校作为中国的“四农”问题［4］。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六所大学中，仅有1所农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确立的96所全国重点大学，有11所农林院校，到2007年，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107所大学，仅有8所农林大学，国家“985”重点建设高校39所，仅有2所农林院校。从表4中可以看出农林高校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明显处于“弱势”。2．农林高校吸引力不足，优秀生源少农林院校素来就是考生志愿填报的“冷门”。据调查，目前全国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共3060．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业的仅80万人，仅占2．6％，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万分之一，而发达国家是万分之三十到四十。因为农业、林业、畜牧、渔业等行业属于艰苦行业，劳作条件差、风险概率比较高，有不少人宁可去学就业后收入较低的职业，也不愿意在农业上辛苦一生。据调查，国家重点建设的农林大学的本科新生实际录取分数线基本上与各省确定的所在批次录取分数线持平，与同一层次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相比，一般相差20分以上。大部分省属农林大学新生录取分数线一直在省（市）确定的分数线上下徘徊，生源质量相对呈较明显下降态势，在同层次的不同科类中基本处于“垫底”位置，造成农林高校招生难、招优秀生源更难，生源质量不高。

3．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与发展需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农林高校特别是地方农林高校，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农林科技成果实验和推广投入大、公益性强、经济回报低，农村生源多、贫困学生比例大，学费标准低等因素导致农林高校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差。近年来，教学投入虽有增加，但由于原有基础薄弱，招生规模增长快速，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滞后，校外实习基地难以满足发展要求，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受到削弱，培养质量受到影响。

4．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不够畅通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机关机构精简、农林企业不发达，市场化技术服务体系还没有形成规模，农业推广体系不够健全，农林事业单位编制压缩等原因，导致人才通往农林业基层就业的渠道不够畅通。

一是国家人事制度改革与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不同步。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机关机构精简等原因，人员下岗分流，使毕业生的就业面变窄，而新增长的就业点，如国家实施的“选调生”“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村官”等，由于政策措施尚不配套，特别是国家对农林业没有进行较大的行业倾斜，这些岗位对学科专业背景没有要求，而这些岗位最适合具有农科背景的学生。

二是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对各类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专业的“冷门”将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和层次，对于农林高校毕业生来说，一方面由于农林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导致了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迟缓；另一方面人们对农林高校毕业生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学农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种田、施肥等，学生没有什么精深的知识和技能，不能胜任其他领域的工作，为此当农林高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就业时就另眼相看，拒之于千里之外［5］。

5．农林高校的发展，需要行业部门的指导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后，农林高校脱离了原来隶属的产业部门，虽然打破了行业部门办学的格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业部门对农林高校支持的力度。

长期以来，高等农林教育、农林业科学研究和农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农林高校难以在科技研发、技术推广上有大的作为，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高等农林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验与启示：增强农林高校为农

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对策探究增强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科教兴农”战略的具体体现。作为培养高层次农业人才的摇篮和汇聚农林科教拔尖人才的农林高校，肩负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农业推广水平，并加强部门合作，促进农科教结合，增强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

（一）建立产学研合作专项经费，支持农林高校为“三农”服务

农林院校承担着农业人才培养、农业科研、社会服务和产学研合作的职责，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科教兴农”战略深入、解决“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粮食安全等，都需要充分发挥农林高校的作用，各级政府部门应设立农林高校产学研合作专项经费，重点支持高等农林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林高校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着力建设一批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与推广、农民培训和大学生创业实践为一体的农林高校试点实践基地，提高农林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能力，进一步推动农林高校教育教学与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生产实践、农业科技推广的紧密结合，促进农林高校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二）建立多部门合作协调机制，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高等农林教育工作涉及教育、农业、林业等若干政府行业部门，加强教育部门和行业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探索和建立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促进产学研结合，着力推动农林高校与行业主管部门、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的紧密合作，加强推动校地合作，逐步建成产学研合作基地，让学生在产学研合作基地进行实习实训，切实加强农科学生的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加大农林教育的宣传，探讨实施涉农专业免学费制度

为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要加大宣传力度，宣传高等农林教育服务“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进事迹，让社会了解农林高校。在加大国家奖学金对农林高校的支持力度，探讨给予农科专业学生与师范类专业学生一样的免学费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生源报考涉农专业，让学生“知农、学农、爱农”，培养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农村实用人才［6］。

（四）完善农林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

打通农林院校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优秀农科毕业生长期服务农业、终身服务农业。如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选调生”、“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育硕士”、“大学生村官”、“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大学生服务村居计划”等项目，制定相关政策，优先选调具有农林教育背景的毕业生，健全到基层履行服务期的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助学贷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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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不是西方经济学里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或人手中。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80年代初期农村以均平地权为实质的改革推行以来，一些地方为了效率目标，强调规模经营，结果未必都理想。十多年来，实际通过转让集中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民在非农产业上有就业机会和更大的收益，大量的农民离开耕地也能够生存，就算我国顺利地加快城市化，而且耕地保持现在的规模，人均耕地能够扩大一倍，也才达到3亩多一点，还是谈不上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农村劳力就要流出近2亿人。但实际上，耕地总面积不增加还可能减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0％，仍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缓解。因此在耕地问题上，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当然，我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沿海一些地区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农民已脱离了农业，部分耕地有条件集中经营。例如在浙江沿海，一些耕地通过转包集中到农业开发企业手中；在广东农村，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发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这就在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间取得了一个平衡点。但在中国地区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没有一刀切的好办法。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但正是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闭的环境中，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无限细分，农业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态破坏，农民贫困。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封锁圈曾经一度被打破，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将近2亿农民带出了耕地，城市化有了迅速的发展，使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在2000年达到36.09％。但是，对农民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个愈来愈重的阴影，这就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问题。在农村，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在城市，则是资本代替劳动投入。对城市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竞争强化的表现；对农村而言，则是农民逐渐被排斥出城市就业市场。这次对农民的封锁，是由于国际资本及其技术标准所演化出来的制度的力量，主要是农民受教育不足。小生产被大生产取代，区域市场被大市场压缩，小城镇经济功能被大都市经济功能替代，资本密集结构挤垮劳动密集结构。

“十五”计划的第一条大计，是要加快城镇化步伐，并且已经列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列为农村经济的重大结构调整。建国50年，农业产值从85％降到17％，正在趋向15％。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上升到85％。但农业人口从1949年的85％降到现在的70％，只减了15％。过去85％的产值对85％的人口，这是基本吻合的。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期大约是16亿左右的人口，我们按比过去速度增加一倍的水平来匡算，到2030年达到50％的城镇化率，8亿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农村还有8亿多，人地关系紧张、土地承受人口过多的问题仍不能解决。而且每当我们加快城市化，都会造成土地大量减少。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对“三农”问题，我们这样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和农业的问题。21世纪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以前我们主要靠乡镇企业，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就算乡镇企业还有1.2亿的就业，农业有1.5亿的就业，一共才2.7亿。所以说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农民的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就业的问题。

一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资金的配置起调节作用。当某种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假如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当然农业经济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我国农村经济来说，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而到那里去。拿土地要素来说，我们的土地不可能增加，还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假如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如果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就进不来。这三个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怎么可能让农业增加投资?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他要素不能相应地去优化配置，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只会导致成本上升。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10％。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村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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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创建与之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就难以回避新农村教育改革的三大问题。功能“定位”。是新农村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结构“调整”问题，是新农村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个性“演化”，是新农村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

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的基础工程，是关系作为“后发展”的农村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步人现代化历程的根基所在：而要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就必须解决好以下三大问题。

一、功能“定位”是首要问题

直面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探讨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学理依据，使区域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回归到引领并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轨道上来，这是新农村教育建设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

(一)“姓城不姓农”的传统格局

传统农村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其功能定位“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由于国家一统性的传统定位机制的影响，使得农村教育的功能“异化”为向城市教育输送“半成品”的教育“材料”。农村教育的最大目标变成了让自己最优秀的子弟离开农村，为城市服务；农民的最大愿望是一家人省吃俭用，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社会。这样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被阉割，使得农村社会难以获得发展壮大自己所必需的教育营养。

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农民已经习惯了教育远离自己的生活实际。在如此历史传承中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教育逐渐丧失了与当地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对话、互动的功能，农村教育的本体地位日渐消融，独立自主能力不断萎缩。形成的最大障碍是：其历史惯性在现实中仍有巨大张力，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至今仍未彻底改变。农村教育培养出不为农村社会服务的人，对农村教育而言这是最大的浪费。

(二)“应然定位”的学理依据

“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的论题，整体而言应该具有公理特性即不证自明性，具体而言则主要具有以下学理依据：

“区域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要尽力避免传统区域开发过分城市中心化倾向，确立农村社会独立自主的本体地位；要尽力避免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倾向，确立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应然功能定位。农村教育在农村社会这个系统的发展序列上应该姓“农”。

“后发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早发式的地区(如城市)，在发展中占据了先手之利，使后发者(如农村)无法重复其先走过的路。这就使得农村教育既要跟踪社会——教育发展的潮流、主流(不能闭门造车)：更要研究他们所以如此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特别是在本地区特有条件、状况下，如何达标的特有机制与具体条件(不能照抄照搬)。农村教育在自我发展形式上必须姓“农”。 “可持续性”发展理论要求我们，不要厚此薄彼，要走共同富裕、发展的道路，以求得区域间发展的公平性。作为体现社会整体意志的国家和上级政府，必须加大调控力度，加大向落后地区扶持和政策倾斜力度，以缩小区域性差异；地方政府更要加大力度，以缩小城乡、工农差异，从而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农村教育受道德与政策的扶助而可持续姓“农”。

“互动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农村社会要确立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仅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农村教育在“社会——教育”互动层面上被规定姓“农”。

(三)“回归本位”的现实态势

作为革命老区的临沂农村社会，具有典型的“后发展式”特点，要想跨越式地步人现代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没有高经济价值的物质资源去开发且人均量太低，无法选择类似“石油输出、西气东运”以带动经济腾飞的模式；又因缺乏工业化的雄厚基础和小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有力拉动，缺乏组织管理农业面向大市场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管理资源，也无法靠贷款和大量引进外资以高投入赢得高速度，所以只有走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以弥补以上不足的道路。然人力资源的现状是人口多而素质差。如此，历史留给区域农村社会惟一可行的发展之路，就是农村社会必须依靠农村教育、教育必须优先发展，建立起主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农村教育体系。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农民大国。自八十年代农民从农村旧体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便开始走向自我解放、发展的道路。他们强烈呼唤能够重塑现代意义上的新型农民，解除套在自己头上的素质低的精神枷锁：能够以自身的高素质赢得农业的高效益，以自我的现代化达成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以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渴望改变不成体系、弱小而又相互隔离的农村“职教”和“成教”，以及于己无益却要给予巨大投入的农村“基教”。

农村儿童是农村教育的主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是未来农村社会的新型农民。所以，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希望自己既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又是现代农村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为城镇发展服务，更为农村发展服务；最后，以自身未来新型农民的现代化素质，去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这大概是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教”)最根本的教育目的和办学方向，更是农村儿童扎根农村、建功立业的必然要求。

二、结构“调整”是核心问题

有什么样的应然功能定位，就需要相适应的内在结构来实现这种功能。农村教育回归到了“主动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定位，必然需要我们在反思批判既有农村教育结构的基础上，创建农村教育和谐融通的新“三元结构”，这是关系新农村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一)反思失衡封闭的传统结构

我国农村教育是由“基教、职成、成教”三要素构成的“三元”结构，而传统的农村“三教”结构要素本身存在着不平衡性，要素之间存在着封闭性。

“基教”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基础要素，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它得到了超常规的、甚至是畸形的发展，历史地成为农村教育中的主体、主角和主导方面。“职教”承担着打造和提升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主体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特别是产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劳动力人才市场还在发育之中，它现实地成为农村教育中发展水平最低的要素。“成教”肩负着培养农民新素质与打造农民新形象的现实职责，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关键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基教”与“职教”的整体水平不高，更缺乏一个建立在“立足农村人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终身幸福”范畴之上的规范有效的发展机制，它只能成为农村教育结构中的薄弱要素。如此，我国区域农村教育的三要素存在明显的发育不良，造成其“三元”结构的失衡倾向，难以形成“三足鼎立”的整合优势。

从横向结构联系看，三要素相互封闭，缺乏开放沟通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人为界限，影响了农村教育结构的优化与整体效能的发挥。由于“基教”的基本功能定位是跳出农村而非为了农村，所以现实农村教育中占绝对优势的“基教”呈现相对封闭的大一统趋势，与“职教、成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职教、成教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互动，多属于“定位”不当、历史欠帐、相互补偿等因素造成的无序行为，不是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基础上的自觉的合作、互助、共享、共建。如此，农村“三教”三驾马车各行其道，不能在共同定位于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目标的前提下分工合作。

从纵向序列角度看，三要素在立足人的终身教育，服务于发展变化的农村社会，打通在时间上的界限，构建前后衔接过渡、传承接力的纵向教育系统上。存在相互割离的间断性现象。对农村教育而言，“基教”是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即初中毕业后)，相当部分需要回农村就业、创业的农村学生，因缺乏连续的初中后职业教育，他们只能在没有岗前培训、职前教育的情况下，直接上岗就业；升入高中的那部分学生毕业后，除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以外，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于缺乏连续的高中后职业教育，而在缺乏应有职业技能和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到农村就业、创业。在这里。“基教”和“职教”出现脱节与间断现象。与“基教”连接的“职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成教”的基础，然而因为缺乏这个环节，使得农村“成教”成为“职教”的补偿教育，成了位置后移了的职教，而不能实施自身意义的继续教育，更不能行使自己终身教育的应然功能。同时由于成教的“成人性”特点。也难以真正落实作为职前教育的职教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难”、“双误”现象。

(二)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型结构

事物的发展是质变基础上的“扬弃”，它必须具有自我发展的新形态与容纳旧我的新格局。农村教育的新发展，同样需要创造出自己的新结构形态，并在新格局里“推陈出新”。

在“区域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的应然性本体功能定位的规定下，我们确立的农村“三教”各自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是：其一，农村基础教育，它应是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又为当地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是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主、职业性资格准备为辅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既要把农家子弟培养成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人才，又要把他们培养成作为新农村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农民。其二，农村职业教育，它应是直接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的职业资格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是以职业资格准备、专业技术训练为主，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辅的TVET。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民(特别是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具有开发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三，农村成人教育，它应是直接服务于农村工作者的实际需要的继续性、回归性的教育。是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岗位适应、致富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实用性教育，也是促进其自我完善与生活幸福为目的的终身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村工作者(特别是农民)培养成有文化、能致富、会生活的发展型人才。

实施农村“三教”综合改革。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农村教育“三元”结构，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一，在社会实控层面上，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必然通过一整套社会保障体制来实施对教育改革的有效控制。譬如，通过“教育立法”体制，改变“三教”综合改革中“无法可依、施控不力”的现象；通过“教育督导”制度，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其二，在教育回应层面上，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通过教育督导室的“督政”功能，体现教育的权利和意志：通过建立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为改革提供科学公正的有效信息：通过建立高效灵敏的反馈机制，及时获得教育产品是否适应社会需求的信息。其三，在教育结构层面上，建立系统的内部整改机制。通过“教育规划”，使农村教育要享有和区域城市教育对等的地位、平等的发展权：通过“教育结构”改革，建立起不是“脱离、偏离、被动、滞后”，而是“融通、对话、主动适应、自觉服务”的新农村教育体系。其四，在教育配套改革层面上。建立相应体制系统。通过改革“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办学和个人办学，使教育投入主体多元化，并建立“联办、共建、交流、合作”的统筹机制：通过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引进竞争机制，讲求产出效益，提高办学效益。通过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可试行校长选举制和教师招聘制，并形成双向制约机制等。

三、个性“演化”是根本问题

在区域农村社会系统中发展着的农村教育，在与区域农村社会协调互动中发展着自己的主体力量，张扬着自我的创造个性；并以此自觉主动而又超前性地顺应和改造社会，书写自己的“性情”人生。这是农村教育“合规律性与合目性”的自然显现，也是涉及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和谐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

(一)，‘双层级”协调互动

区域农村教育与区域农村社会的“协调互动”，包括宏观的“社会与教育”和微观的“功能与结构”双层级互动形式。

社会本身是个发展着的系统，教育是这个系统中的基础性、先导性的要素，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上，教育与社会结成不同的结构关系，教育首先被社会历史性所规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决定教育的应然性功能“定位”，教育功能定位又决定自身要具备的相应结构；丰十会发展变化了，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定位也要发生变化与之适应，教育结构也要相应调整而与功能变化适应。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越来越“依靠”教育来发展自己，教育由社会的边缘逐步变成核心，由跟在后面被动适应，转为走在前面主动适应。两者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教育功能定位的立足点，不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且更应该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被动进行结构性调整，而是主动变革以发挥其功能。同时社会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仪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如此，教育与社会结成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

由教育与社会协调互动所规定的是教育应然性的功能定位和应然性的结构调整，它与教育现实的结构和由之决定的现实的教育功能之间存在差距，有时差距很大。这便要求我们进入教育系统内部，考察其现实的教育结构如何，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水平怎样；又要跳出圈外，分析应然性功能定位如何引起已有功能定位变化，以此带来旧有教育结构的调整，逐步建立起与应然功能定位相适应的新的教育结构，从而又引起教育功能的改变。如此，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应然性功能定位，通过已有功能定位、已有教育结构的中介变化，便与应然结构定位、应然教育功能之间，成功实现了协调互动。

(二)“两特性”自我表现

“协调互动”关系中教育的自主性问题，则涉及“教育存在的自主规定性”与“教育发展的主动适应性”两大教育特性。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虽然农村教育的“生成”来自其“上位”系统的需要，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脱离“条块”网络系统和自身生态系统的制约和帮助，但它一经存在就具有了天然的本体性地位，它要重新自我规定其应在的位置，主动承担其应负的职责，并有效地作用于所属系统。它体现为教育克服了依附性而“不等、不靠、不要”，具有了独立意志和自主能力。它自我规定自己姓“农”。为区域农村社会服务，而不再笼统的姓“围”、无奈的姓“城”，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

所谓主动适应性是说具有独立自主能力的教育，不但具有以“教育市场”为中介自动纠偏的反馈机制，而且具有根据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去有效适应的能动纠偏的“前馈”回路，以保证在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教育作为培养人的过程，周期长而滞后特点明显，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相应的社会需求便处于不断变化中，这就使得普通的反馈机制纠偏的作用和时效大受影响。因此我们引入“前馈”(feed forward)的概念，为了保证前馈效果，需要在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和应然性功能定位之间加上“外前馈”机制。以不断检与矫正功能定位因需要变化而产生的滞后性偏差；在应然性功能定位和应然教育结构之间设置“内前馈”机制，以保证结构主动适应功能定位的变化。进一步，还需将前馈职能“实体化”，以充分发挥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主体能动性。

(三)“五维度”个性演化

社会教育“协调互动”历史进程中的教育个性的演化，蕴涵着“本体、主体、中介、意识、实践”五个层面的合和融通，它是双边互动中教育个性的具体张扬。

1、本体层面。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互动契合的程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状态和进化水平的层面，也是考察教育生态状况的本真视角。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诸因子互动的契合度，决定教育系统生态的和谐性，而和谐性的教育生态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主体层面。政府、社会、个人强化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发展的力度，与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力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由自在状态转为自为状态的层面。“力度”表明社会主体具有的自主发展的程度。具体而言，指政府、社会、个人加强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的发展，这说明社会进化到(人们也意识到)开始依靠教育发展自身，社会教育化亦即“学习化社会”将要降临的阶段：而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则说明教育已发展到超前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教育中心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两趋势的融通、两力度的融合将重塑本体层面新型的“教育——社会”结构。

3、中介层面。作为教育与社会协调互动中介的农村教育市场发育的程度。这是标志作为教育生态系统进化限制因子的市场调控机制形成的层面。只有农村教育市场充分而健全的发育，才能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教育对社会的供给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中介机制，而使之在对立统一中进入协同进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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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具体推进时，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要匹配劳动力流动空间布局，还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整体规模和承载能力，人往哪里走？成本有多高？钱从何处来？这三组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问题成为政策设计时必然面对的挑战。深入探讨和系统考量这三大难题，对于设计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农民工市民身份实现的可行路径，形成以城乡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为契机的户籍―土地―财政体制联动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

如何理解“不完全的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增至53.7%，城市人口从2.38亿增至7.31亿。按目前的统计口径，只要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事实上，至少有约2.5亿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在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及其子女的就学、就业、就医等诸多方面，存在种种障碍。在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已公布的城镇化率按保守估计将降低 15个百分点左右。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完全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人”确立为城镇化的核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把促进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建设首要任务。考虑到城市众多的福利待遇都附着在城市的户籍身份上，因而以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通过进城农民工落户来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公共资源的分享是实。要通过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资源，最终达到消除户口待遇差别的目标。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逐项落到实处后，传统户籍制度的消亡，就像上世纪80年代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因此“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可以一体化进行，但并代表一体化进行是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唯一选择和必要条件，在户籍政策已经基本放开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农民工可以通过转为城镇户口为主，同时享有户口所包含的系列公共服务项目；在众多现阶段还不能开发户籍的大中城市，可以根据公共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并视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与市民的差距，实现“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并行。在北京、上海等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的特大型都市区域，在优化整合现有城市格局基础上推进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延伸和覆盖，以“逐步放开福利”的途径循序渐进的实现市民化进程。因而在不同特征的城市体系中多元化提供公共品成为促进城乡劳动力要素发展一体化中非常关键的内容。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公共品供给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重要性，如何通过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来匹配满足农民工在空间和多元化的真实需求将成为政策设计中的关键内容。为使研究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设计更有针对性和更具操作性，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总体态势和战略取向上有三组问题需要更为深入认识和系统考量，即：人往哪里走？――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成本有多高？――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钱从何处来？――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二、难点问题一――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

尊重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和自主选择权基础上确定农民工的流动趋势是相关公共品供给政策制定的前提，只有把握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集聚流向才能针对性设计公共资源配置，形成合理城市体系结构。

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是跨地区人口流动的主体，也应当成为城市化形态选择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使得他们能更多根据自身预期或效用“用脚投票”选出自己愿意就业与居住的城市，无论是近几年东部沿海地区频繁出现的“用工荒”，还是生于19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展现的高流动性和短工化的群体特征，无不体现出新时期农村劳动者在择业自主性和流动选择权的增强。随着近年来制造业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扩散转移，企业区位选择的重新布局可能会带来就业机会的转移，那么作为生产环节中最为重要的劳动者这一要素是否也会在同期逐渐向地区转移？他们在不同类型城市选择时更愿意向大城市集聚还是向中小城市蔓延？流动趋向不同带来的分布格局差异反映出人口流动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意愿，而相关政策理应在充分认识这一劳动力迁移实际下因势利导，相机抉择，而不仅仅是按照理论知识或者西方经验的盲目照搬。如果人口更多流向大城市而财政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倾斜，很可能造成中小城市财政资源的浪费和城市布局规划目标的落空；如果人口逐步向中小城市扩散而国家投入仍然向大城市倾斜，那么业已存在差距的继续拉大会形成对农民工逆向拉力，使农村人口再次向大城市集聚，而中小城市的发展受到财力和经济要素的双重制约而举步维艰。因此掌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势是保证政府规划和政策效果的基本前提。只有更好的把握农民工择业流动的现象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农村迁移人口的分布趋势，了解农民工区域选择的真实需求，确定城镇化改革最为迫切的目标区域，并针对性的制定对应城市形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进城农民工区位选择和集聚趋势是统筹城镇发展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制度探索的重要先决条件。

三、难点问题二――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那么为农民工提供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综合成本到底有多高？能否测算出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掌握支付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分析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能够更清晰判断出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态势时，我们就能够更有的放矢为中国未来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建议，尤其是促进城乡人口流动的公共资源配置方面。户籍制度和共生的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对城乡统筹中权益分配和要素流动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它将城市居民和农村民众在分享经济发展和城市进步进程中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是这些人口却没有同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平等就学和廉租房）。与户籍相关的公共产品一方面维持了城乡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抬高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从而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和劳动力迁移重要的现实障碍，理应成为当前模式下政策突破的主要着力点（陶然，徐志刚，2011）。而作为当地公共品的供给主体，城市政府对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在农民工变成市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叶建亮，2006）。

然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考虑城市规模，财政负担等多种情况下创造条件，首先需要掌握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成本，显化进城落户配套公共品的真实价值，以往公共成本测算的研究已经有不少量化成果，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以2010年货币价格计算，通过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医疗保险、民政部门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城市管理费用为项目算出农民工的综合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但是通过对其测算过程分析，我们认为在全面性和精确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首先，考虑到公共品是非市场交易的物品，其市场价值无法通过交易体现，如铺设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污水处理、图书馆和公园等文化休闲设施，这些项目理应构成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内容，但是并没有在财政支出加总中体现，如何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品项目计算中不遗漏不缺失？其次，各个地区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能力和产出水平都是不同的，如北京上海的中小学教学质量和西部偏远地区的教学质量存在着显著差异，简单的财政支出数据对比并无法准确反映城市间公共品的真实价值差异，如何能够将这些城市的公共品在标准参照体系中统一表达？最后，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政府可以根据公共服务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那就意味着不同的福利包和不同的成本水平，那么我们能否在上述基础上测算出每一个公共品项目的市场成本，从而灵活叠加给出对应户籍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同需求的多元公共品福利包成本水平？为了解决上述难题，随着而来的思考是：不同城市整体公共品供给和单一项目对农民工体现的隐含市场价值能否量化测出？城市间公共品能否测算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显化城市公共品的市场价值，估测相关财政支出的规模水平，所以测算与户籍相关的城市公共品市场价值将成为探索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财政决策关注的重点。

四、难点问题三――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考虑到2.3亿农民工群体规模和相对有限财政转移，流入地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除了理顺各级政府财政职责外，能否通过设计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为农民工市民化拓展新的市场途径？

定量分析与市民化改革匹配的公共品市场成本价值是系统性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何为实施改革拓展筹资融资渠道。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财政激励去切实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外来劳动力吸纳主体，很多城市存在着常住与流动人口的结构失衡，考虑到在目前统计的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多人并没有城市户口（陈锡文，2010），完全由城市政府承担在农村人口转移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支出规模和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而在财政利益上，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外来人口创造的税收已通过增值税等方式被中央大部分拿走，如仅浙江省2011年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达3000多亿。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去为外来农民工公共服务进行大规模财政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通过在城市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融资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流动人口构建覆盖基本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安排的财政基础。拿什么来交换城市政府的公共品福利包？落实到农村，能应对城市资本的核心筹码就是拥有的土地资源，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会产生可观的增值收益，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理应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享有较高的分配比例。如何结合各地市情，差异化的以农地调整中土地资源的增值收益权利交换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有可能为降低乡村人口向城市完全迁移障碍，引导城乡发展一体化重要提供财政保障。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因而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需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保护农民工分享城市公共资源的长效机制仍未形成，农民工被城市公共品覆盖体系排斥的问题仍很突出，因此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定居为核心推进城镇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公共品供给以及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陶然，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2005（12）：45―56

[2]叶建亮.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J].经济研究， 2006（11）：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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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本情况

 

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一项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实现“老有所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目标。郑功成也提出养老保险要广覆盖多层次，应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来看待。[1]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策部署，建立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下半年，国务院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2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至此，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从2009年算起，到2012年7月1日，仅用3年时间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不断增加，2009年9月底，全国城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4.49亿人。各级财政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按时足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各级财政共拨付两项养老保险补助资金超过1700亿元。全国有1.24亿城乡居民领取基础养老金。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各地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经办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工作推进顺利、进展迅速、成绩显著，超出预期。中央建立这两项制度的重大决策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的衷心拥护。实践证明，这个指导方针是两项保险制度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政府的强力引导，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参保积极性，大大加快了两项保险制度全覆盖的步伐。

 

二、解决“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困难

 

现如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跻身世界前列，但如果三农问题得不到充分地解决，就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绊脚石，所以中国政府有责任将三农问题至于重要的位置，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倾听农民心声，为农民谋生存谋福利。相信只要三农问题得到逐步的解决，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更加轻松地不断发展。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持续而快速的增长，需要清楚出现三农困境的原因，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法。三农困境的核心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在于当改革给人民带来公共选择的可能，即出现对利益集团压力做出反应的政治环境后，来自不同阶层和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在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对政策安排的约束权数相差十分悬殊，市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强度都远胜于农民，他们凭着政治压力上的优势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而农民作为弱势集团则无力阻止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出台，无法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倾斜政策，这就使失衡的二元结构不仅难以打破，反而愈加倾斜，城乡关系的变化愈来愈不利于农民。

 

虽然我国目前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取消农业税使农民收入有所提高，提高农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等等。然而三农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峻，不容忽视。广大农民不仅在农村建设自己的家园，也用勤劳的双手建设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然而这种情形，导致了严重的效率损失。

 

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

 

三、居民养老保险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突出作用

 

肖严华认为应树立“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险”的基本理念，正确处理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之间的关系，打破制度设计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社会人群分割。[2]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将“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养老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务院陆续做出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等重大举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更是使“老有所养”的目标得以进一步实现。虽然有学者也关注当前养老金制度存在设计缺陷，如刘钧发现中国的养老制度存在覆盖面低、统筹基金转移性差等问题。[3]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也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原则，实施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的缴费方法，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贴，在农民60岁的时候可以领取至少55元的基础养老金(在一些发达地区和财政收入较高的地区基础养老金远高于这一数字)，并按照渐进原则，逐步提高其待遇水平。

 

其次，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实施以农业促工业，以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策略，加之城市居民有包括养老、医疗、生育等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居民在此方面的保障却极低或处于空缺状态的现实更加剧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化，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1978年的收入比例为2.57∶1，此后成迅速扩大趋势，到2012年收入差距比例上升为为3.10∶1，若再考虑城镇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和津贴的话，城乡差距会更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后，不但有助于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有助于将来实现城乡统一保障体系的链接，从而有益于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流动，扩大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非农收入，减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剪刀差，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城乡统一发展的社会经济目标。

 

最后，有利于扩大内需和国民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很不均衡，资本主要流向政府和企业，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跨入21世纪以来，我国GDP平均以8%的速度增长，而人均收入增长却远低于经济增长，收入低的现实难以产生与产品生产相符合的国内需求。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低迷、外部需求迅速下降的情况，扩大内需成为解决我国产品供应过剩问题的首要途径。我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生活需求潜力是巨大的，但由于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养老、医疗、教育等)较大，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通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一民生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无疑会有助于降低他们对未来养老的担忧，进而增加消费，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民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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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信贷，三农问题

 

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限制因素

（一） 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

1．金融服务供给方

中国的农村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既有官方组织又有非官方组织。非官方组织一般是指一些地下钱庄，主要从事个人借贷。官方组织包括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提供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

表1 金融供给机构

2.金融服务供给因素对农村金融的限制性分析

①金融机构从农村地区撤出，农村金融网络覆盖不足

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量减少了在村镇一级的营业网点，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其县支行网点减少377家，撤并比例为15.4％。为了在获取更大收益同时降低风险，银行更愿意将从农村吸取的资金贷放到城市，在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00多亿元。在保险方面，最大的财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也大幅减少农业保险项目，直接或间接投放到农村的资金大幅降低。

表2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撤并的县支行

 

 

 

撤并数（家）

撤并比例（%）

工商银行

541

27.8

中国银行

204

18.6

建设银行

464

24.1

农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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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那么农村应该靠什么来脱贫致富从而实现小康呢一是发展现代农业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二项都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日标，十六大报告对“个面小康”的解释是惠及十儿亿人的小康，日前我困农民占个困总人日的}o%以上，如果农村小实现小康，就小会有个面小康日标的实现，所以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困苹命建设和改苹的根木问题)实现现代化日标，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小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t

一发展现代农业，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一一必须培养大批能领导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刁一。

个球市场的形成，我困的农业产卜产经营已经纳入了世界农业产卜产体系，而我困是一个产业化程度很低的农业大困.我困大部分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规模小、成木高、质量低，标准体系小健个，等等)，并且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普遍小高，使我困农业科技含量小高，科技水平的落后导致农业的劳动产卜产率低下，农产品价格偏高、无法与困外农产品进行竞争、加入wTc)之后，更缩小了政府保护农业的空间，很多限制进日的措施都无法继续使用，我困一此农产品加}一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竟争，我困农产品小仅难以开拓困外市场，而且连保住困内市场都难)这必将减少农民的就业机会，减少农民收入)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产卜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提高农民收入、即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战略转型、

这种战略转型的卞要内容包括:

(1高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产卜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2)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刻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竟争的加剧，面对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产卜产、加}_、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_}办作去完成，发挥分}一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竟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事实上，改苹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产卜了巨大变化，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应运而产卜，农村产业结构发产卜着新的变化，不f:统农业逐步转变为种、养、加一体化的大农业，科、}一、贸一条龙的新模式，初步形成了食品、饮料、果品、纺织、造纸、皮毛、药材、酿造、编织、饲料等十大农产品加}一业，数白个品种的农副产品加}一体系)农村经济成分旱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涌现出 一批新兴产业，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重要产卜民点，以港澳台地卜_和外商投资企业为补充的农村经济结构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的升级，农业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文化、技能、知识结构等要求将有明显提高)伴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人才的需求旱现出新的特点)农村迫切需求掌握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技术、善于把科1i) }-1戈果进行一次开发、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h得经营答理、能领导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才、最明显的例r就是西部资u}优势之所以小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根u}，乃是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太低，适应小了现代农业的技术要求和结构变化，只能从事体力性的简单劳动，数量众多而无质量优势)小仅当地缺乏资u}有效持续开发和利用的人才，而且小能满足外来资金投入集约化资u}开发的劳动力技术要求)所以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必须顺应这一变化，要大力发展农业职业和技术教育，加强职业技术培训，肩负起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Jll史责任)囚此积极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和面向农村的高等职业教育(将来是木科)，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造就 一支数量庞大的、素质过硬的、适应现代农业大产卜产要求的农民队伍，从城乡一体化、个面发展教育、为农村教育提供出路这一角度看，有其深远的战略意义，需要立即付诸实施，

一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一一其“突破点”在于教育，要大力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小在农业产业上，而是在非农产业上，即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所以带领个困人民奔小康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让他们充分就业的问题)而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保障

据初步匡算，我困日前1 /3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极小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在1.5亿人左右)而且21世纪初期农村劳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据预测，20 O1-2010年个困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 350万左右、即使前20年保持年转移匕八白万人的速度，到2020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托力小可能有根木缓解)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是造成农业劳动产卜产率低、农民收入增加困难的根木原囚)

怎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纵观各U社会转型的Jll史经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木路径是城乡勺_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_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日转化成非农产业人日，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日，从而融入现代社会产卜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

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大力发展}一业，发展}一业的重要途径就是吸引外资，使我困成为资木市场，成为}一业制造大困，山此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央1999年经济}_作会议明确把中困定位于“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困”，困外也已经普遍认为中困是21世纪最大的“世界}_厂”、到底中困能小能成为世界}一场，就在于中困能小能把握这个机会，能小能提供大量高素质而相对低价的劳动力)以中困在个球产业分}一中的实际地位，我困日前客观上只能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保持在困际市场的竟争力)而这种优势实际上产产卜于农村高达1.5亿以上的过剩劳动力，但日前在中困4.8亿多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其中大专以上的只占到2.6%，初中及初中以下的仍占88%，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小高，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非常缺乏.这种状况小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光靠廉价劳动力来竟争是小够的，囚为这并小能改善他们的产}一活质量，廉价的劳动力价格小能使他们富裕起来，离小康产卜活还甚远))，囚为现代企业正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劳动力将山过去的简单-体力劳动型向技能型、知识型转变)囚此必须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一作，以小断提高民}一素质，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务市场上的竟争力)怎样刁一能有高素质或者说合格的素质昵?就需要加强训练，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提升其就业技能)政府应该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开展农村人力转岗培训，开发相关课程和教材，1i)}究制定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所)

三农村人日转岗、转移就业培训将成为各级政府教育、农业部门近20-30年}一作任务的重中之重，政府应把农民教育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任务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