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999年海关缉私警察组建以来，依法对14955名走私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其中移送检察机关7791人，打击走私取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显著成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长期实践中，缉私警察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刑罚制裁比行政处罚更为严厉，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刑事执法中对证据要求严于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没有必要象刑事执法那样严谨”。对于刑事执法来说，刑事案件办理的是否成功首先要经检察机关的审查，海关缉私警察认为已构成走私罪嫌疑，即可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在职能调整前，即使检察院作出不决定，缉私警察可以将案件移交海关调查部门处理。而行政处罚由海关调查部门作出，缉私警察不再和当事人直接接触，从而避免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讲，检察机关是缉私警察的最后一道屏障，或者说是一层过滤器。

职能调整后，缉私警察可以独立行使立案调查、审理，然后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是否予以处罚的决定等行政执法权，因此，缺乏刑事执法程序中检察机关审查的一环。这种一条龙式的行政处罚作业模式的最终结果是：如果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书有异议，申请复议或提讼，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直接面对的将是上级机关或司法机关。如果出现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情事，则行政处罚决定将被复议机关或司法机关变更、撤销，甚至引发行政赔偿的法律后果，因此其法律责任和社会影响之重大丝毫不亚于刑事执法。因此，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两者在办案要求上虽有所差异，不能等同视之，但绝不能有所偏废，厚此薄彼，而应该树立高度重视行政执法的意识。

二、重海关内部文件轻法律法规的观念

我们常说行政处罚要以法律为准绳，要有法律依据，这里的依据应该指严格意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不是海关总署或者总署司局的有关文件。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而部门规章仅仅是参考。因此，海关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只能是《海关法》和《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海关法》和《实施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海关法》虽经修订，但毕竟是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对违法行为及其处罚未做详尽的规定，而《实施细则》又不能与修订后的《海关法》相配套，致使其缺乏操作性。

海关业务有其特殊性，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动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关监管经常要面临新问题。为了及时应对新问题，确保海关既严密监管、又高效运作，海关总署制定了大量的部门规章和内部规范性文件来指导，虽然在领会法律条文、解决疑难等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但也部分出现了与《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的原则甚至是某些具体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地方，而有些规范性文件在新的法律出台生效后，没有做相应的修改。加入WTO后，行政执法应该公开，增加透明度，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规定权利义务的所有规范性文件应该公开。对此，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海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内部规范性文件不能与《海关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相抵触；二是在行政处罚中不能引用部门规章作为定性量罚的依据。

例如：《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走私行为在三年以后发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般对“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理解是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六个月的处罚时效。由于《实施细则》是1993年修订实施的，而《行政处罚法》是1996年颁布施行的，《实施细则》没有做相应的修改。按照《立法法》第八十七条关于“下位法不能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实施细则》的关于“三年”的处罚时效是无效的，在实践中应以《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二年”为执法依据。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违法内销或者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处罚办法》（下称《办法》）以总署令第76号规定下发，署法[1999]636号文规定：“各海关在依据《办法》实施处罚，制发《处罚决定书》时，应同时引用《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和《办法》或《意见》和《办法》的相关条款。”《海关总署关于执行〈关于违法内销或者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处罚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署法[20__]11号）也规定：“《办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对加工贸易是违法内销或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行为的行政处罚而制定的，其中有关行政处罚的主要规定（《处罚办法》第六条的规定除外），均属于对《实施细则》有关条文具体适用的规 定和立法解释，不是新设立的处罚，其适用的时间效力与《实施细则》相同。”从上述规定看，部门规章可以直接在处罚决定书中引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化，这种立场已发生了转变。《海关总署关于转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的通知（署法发[20__]167号）第四条规定：总署的各类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海关总署关于明确“合法证明”的含义的通知》，[89]署调字第500号）是为了便于各关进一步统一理解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统一处罚尺度，原则上不宜作为海关行政处罚的依据，不得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引用。因此，我们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执法依据还只能是《海关法》和《实施细则》，不能因为有个内部规定就以为简单地照搬规定处理案件。

三、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中国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侧重于实体，忽视程序，法律法规对实体方面的规定远远多于对程序的规定，这种不均衡的表现直接导致了不少执法人员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只要实体正确、适用法律依据准确即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要有充分的、确凿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论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实则不然。《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三）项第3目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二）项第3目也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对行政机关来说，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最根本的是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指行政机关不仅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行政管理，而且行政机关自身也受制于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之一是：行政机关行使法定的行政职权时，必须严格依据法定程序。因此行政执法应既要重视实体又要重视程序。从另一层面上讲，程序合法的重要性更甚于实体的合法。因为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也即实体上权利义务得以依法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行政行为一旦程序不合法，则无论其实体内容如何合法，都将因为失去了合法程序的保障而被视为违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这是对行政执法作业制度、公开身份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四十二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听证。如果没有在告知单上明确当事人的申辩、陈述或要求听证的权利，则属程序违法。如田某、某公司诉海关一案中，海关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将行政处罚告知单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同一日送达给两个当事人，影响了某公司的陈述和申辩权利的行使，剥夺了田某要求听证的权利，违反了行政执法程序，最终必然导致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的结果。

四、重笔录说明轻其他证据的观念

证据经审查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要客观、真实、充分，要审查调查取证程序是否合法。调查取证必须遵循全面、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但“证据如不够，笔录来相凑”的观念在不少人头脑中存在，办理案件主要依赖于笔录，办案重点放在要当事人承认违法行为上的做法也有一定市场。这种认识是极其危险的。

在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中，对当事人做笔录是必要的，通过笔录等材料可以寻找案件的突破口，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确定办案的思路方向。但仅仅依靠笔录而无相关证据印证是不能作出行政处罚的。刑事证据上有个“米兰达规则”，规则的含义是“只有其承认不能证其罪”。我国也确立了该项证据原则，《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行政执法也应遵守这一原则，笔录要做，但不能对笔录有严重依赖性，关键是获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稳固的证据链条。

如，某公司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皮包，实际藏匿许可证管理商品。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该公司经理、业务员均称，此前，该公司以同样手法出口过许可证管理商品，并提供了报关单、提单号，但两人交代的货物数量不一。由于该票货物海关没有验货，货物顺利出口，因此，仅有两个当事人并不一致的查问笔录，无法认定第一票是否确已构成走私行为。

办理行政案件，当事人不承认，只要证据确凿，既可定性处理，不一定非要求当事人“亲口承认故意违法”不可。但只有当事人的笔录承认，而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三）项的规定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五、重处罚轻教育的观念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这里明确了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行政处罚通过申诫罚、财产罚、资格罚、自由罚等方式使当事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从而达到教育当事人的目的。如果过份强调罚没收入的数量，势必造成行政处罚的教育目的和处罚手段的错位，从而弱化了行政处罚教育目的的实现。

行政处罚不是重在增加罚没收入，而是通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规定义务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惩罚，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达到吸取教训、杜绝重犯的直接目的（即特殊教育意义）；同时还可对其他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威慑作用，使他们同样不敢违反法定的行政法义务（即普遍教育意义）。但惩罚与威慑是否收到成效，是否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关键是要看行政管理相对人是否配合、协助。如果行政管理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均以对立的态度、抵触的情绪来处理行政法律关系，则会引起关系紧张，案件多发，从而又增加执法成本。而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守法，调动其积极性，引导自觉守法是行政管理秩序恢复和正常运转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在教育中灌输海关法律知识，还可以将误会消除、矛盾消化。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应该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处罚与教育的有机结合，避免出现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对立的局面。

六、抵触复议应诉的观念

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一旦出现偏差，即会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随着《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实施，我国法律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案件被申请复议或被提讼，有人敬而远之，有人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这是工作的失误或者是丢脸的事。

案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对于当事人申请 复议或提讼应该做正确理解。法律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了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有效的救济制度，正是法律公正、公开原则的最大体现，其立法主旨就是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保障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完善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机制。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和落实，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经营者的法律意识从萌发到扎根发芽，已有了显著的进步，且他们的法律素质在不断提高，已懂得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对包括海关在内的行政执法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质疑，甚至敢于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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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震、行政处罚、效力

一、准确理解行政外罚的概念和掌握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是最容易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执法行为之一。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国家于1996年出台了《行政处罚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行政执法行为的立法，它所确立的原则和制度为一方面对推动行政机关转变行政思维方式发挥极大的作用，同时于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立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熟练掌握行政处罚制度对做好行政处罚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熟练掌握行政处罚制度，首先要正确理解行政处罚的概念，行政处罚是会么？

行政处罚是特定的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相对人适用一种惩戒措施。

这里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由于行政处罚是一种公权力，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只能是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拥有行政处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他任何主体均无权作出行政处罚；二是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所谓行政管理相对人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他们是行政权力作用的对象，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行政管理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如果违反，有处罚权的机关就可以给予处罚，以示惩戒；三是行政处罚的客体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有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存在是行政处罚的前提，只有违法行为，才能给予行政处罚。因此，只有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处罚的行为才可以处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就不能处罚；四是行政处罚是行政制裁，而不是刑事制裁或民事制裁，也就是说行政处罚是指对违反法律、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处罚。一旦违法行为超出行政制裁的范围，构成刑事犯罪，就要给予刑事制裁。

在行政处罚工作中还必须掌握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共有五个基本原则：

（一）处罚法定原则

（二）公正、公开原则

（三）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四）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原则

（五）监督制约原则

其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内容包括：

一是主体法定。行政处罚是一种特定的行政权力，能够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只能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拥有的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定的组织。此外，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委托有关事业组织实施处罚。除以上几种情况外，其他机关或组织不得作出行政处罚。

二是依据法定。行政处罚涉及行政的合法行使，关系到翁、不夫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处罚的依据必须法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因而它们都是行政处罚的依据。而要指出的是法规、规章在设定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依法设定，否则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比如，地方性法规设定了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规章设定了高额罚款，这都是违法的，都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另外，无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在其依法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和命令中，可以在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行为的种类、幅度内作出具体运用的规定，我们通常把这种行政处罚作出具体规定的权力称为行政处罚规定权。所以从广义上讲，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还包括行政机关依法的有关行政处罚运用的具体规定。

三是行政处罚的程序必须合法。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不仅要求实体合法，而且要求程序合法。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如果不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就会损害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无效的、违法的。

二、地震行政处罚合法性要件分析

地震行政处罚是地震行政执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地震主管部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它是指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对违反地震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各种行为给予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地震行政处罚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原则。又因为地震行政管理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管理，地震行政执法队伍是一个年轻的执法队伍，地震行政处罚是地震行政执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对地震行政处罚合法性，有一个深入系统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归纳分析，我认为地震行政处罚具备以下四个合法性要件：

1、地震行政处罚依据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地震行政处罚的依据是进行地震行政处罚的根本，没有依据或者依据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地震行政处罚就象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应有尽有的赖以存在的基础，地震行政处罚必然无效。地震行政处罚依据合法是地震行政处罚有效的前提。

1）规范地震行政管理的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地震行政处罚也不例外，必须依据已经公布、正在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进行处罚。截止目前，规范地震行政管理的法定依据有：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2）行政法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地震预报管理条例》。

（3）部门规章：《地震行政执法规定》。

另外，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也是地震行政处罚的法定依据，如：《防震减灾条例》、《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等，但其受法律阶位和适用范围的限制，不具备在全国适用的条件，只在各自的行政区划范围内具备法律效力。

除此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规定都不能作为地震行政处罚的法定依据。

2）法定依据中地震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作为我国第一部规范全社会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活动的基本法律，是《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及法律位阶更低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立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有关地震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定的行为、种类、幅度的范围内，否则，不能成为地震行政处罚的法定依据。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关于地震行政处罚的规定是地震行政处罚的基本依据，也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执行依据，任何超越基本依据范围的地震行政处罚当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43、44条具体设定了地震行政处罚：

第43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十万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又未依法事先征得同意并采取相应措施的；

（二）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第44条规定，违反本法第17条第三款规定，有关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以下的罚款。

上述两条的规定明确了地震行政处罚的主体、行为、种类、幅度，是赋权条款，也是限权条款，即：赋予地震主管部门地震行政处罚权，同时也限制了地震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

2、地震行政处罚主体合法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职权的一个类型，既是行政处罚主体的权利，又是行政处罚主体的义务。行政处罚的主体是我国行政管理职能分工决定的，也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地震行政处罚的主体行使地震行政处罚权是地震主管部门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的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17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地震行政处罚是我国行政处罚是我国行政处罚在诸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法定主体必然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即行政机关、受权组织；同时，地震行政处罚是地震行政管理领域中运用的一种法律手段，必须符合规范地震行政管理的基本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明确了地震行政处罚的主体，一是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二是行政机关或受权组织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据目前我国的机构设置现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有行政编制，也有非行政编制）。在此要注意；受权组织的权利来源只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将地震行政处罚权只授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县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没有得到授权。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8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19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可见，行政处罚的法定主体也可以符合法定条件受托组织。具体到地震行政处罚，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地震行政处罚权委托给相关组织行使。在实践中，受托组织也是地震行政处罚的合法主体之一。但，就委托本质而言，委托机关负责监督受委托的组织或者机构实施的地震行政执法行为，并对行为后果负责；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机关名义进行地震行政执法活动，实际上，最终的名义地震行政处罚主体还是地震行政机关。

3、地震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无论在实质上还是程序上都应受法律制约，都应法制化，这是现代法治的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该条充分肯定了行政处罚程序的重要性。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行政处罚程序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六章共25条对行政处罚程序进行了两章规定，明确了行政处罚决定的三种程序（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及执行程序。《地震行政执法规定》作为专门规范地震行政执法的部门规章，也专章〈第五章〉规定了地震行政执法程序，其中第25条明确了地震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决定、执行和结案。第26条到第49条分别对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决定、执行和结案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规范，从立法上保障了地震行政处罚程序有法可依，也从立法上强制要求地震行政执法人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地震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可以监督和控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防止执法人员、滥施处罚，保护相对人的合权益，杜绝权大于法，人治凌驾于法治的现象。

4、地震行政处罚决定合法

行政处罚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以惩违法为目的的具有制裁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势必对违法相对人的权益予以限制、剥夺或对其科以新的义务。地震行政处罚也不例外，地震行政处罚决定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利益，地震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可以惩戒违法行为，制裁违法相对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地震行政处罚决定不合法，非但不能惩罚应受惩罚的行为，反而给相对人造成不应有损害，有悖行政处罚的宗旨，有违依法行政的要求。

要做到地震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依据即要求事实清楚，执法人员必须查明违法事实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人是谁，违法行为应由谁管辖、违法行为是否应当予处罚。事实清楚，是地震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基本前提。

以法律为准绳即要求处罚种类和幅度与违法事实相一致。我国法律赋予了行政执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是说行政处罚可以听凭执法人员主观臆断，而是要求执法人员必须综合考虑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动机、目的、情节轻重、危害程度、补救措施等情况，在法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规定，地震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和罚款两种，罚款的幅度有5千到10万、1万到10万两种，可见地震行政处罚的种类十分有限，警告和罚款之外的处罚显然是于法无据，但罚款的幅度却很大，如何确定罚款的数额？必须遵循处罚种类和幅度与违法事实相一致。

离开合法性，效力性也无从谈起。地震行政处罚效力必须建立在地震行政处罚合法的基础上。

以上所述，只是自己一点粗浅的认识，希望通过对地震行政处罚合法性的认识，使之在地震行政执法实践过程中，认真严格做好地震行政处罚工作有一定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3]:《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4]:《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审定及抗震设防要求确定行政许可实施细则（试行）》

[5]:《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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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法律 适用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是税务机关常用的法律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107条第（二）项即对其做出了规定。但在实践中，税务人员在如何正确使用“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上却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

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独立性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是税务机关制发给税务违法行为人，并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的法律文书。实践中，行政处罚和限期改正常常是同时进行的，因此有人认为限期改正是行政处罚的附属组成部分，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行政处罚是带惩罚性的行政行为，是对违反税收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给予的法律制裁，但它在因果关系中并不具有终极意义。也就是说，不能为处罚而处罚。处罚本身和违法行为的改正是两回事，纳税人接受处罚并不必然意味着违法行为的改正。实施处罚和改正违法行为的主体也是不一样的，税务机关作为实施处罚的主体能够保证对行政处罚执行到位，却无法代替纳税人改正违法行为。而且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的最终目的是消除违法行为的负面影响，维护正常的税收管理秩序。因此，有必要单独就违法行为的改正向纳税人做出限期改正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它是一种命令，要求违法行为人履行法定义务，停止违法行为，消除不良后果，恢复原状。因此，期限改正虽然和实施行政处罚密切相关，但它在法律上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

二、“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法律适用

税收执法人员在使用“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定势思维：即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确定该文书的适用范围。这其实是个认识上的误区，误导了税收执法工作。

在与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限期改正主要在法律责任一章有具体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在“罚则”中第36条就规定对违反《发票管理办法》的六种行为应责令限期改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在“税款征收”和“法律责任”中也有规定，“税款征收”中第32条、第35条、第37条、第38条、第40条规定了未按规定缴纳税款适用限期改正的具体情形，“法律责任”中第60条、第61条、第62条、第64条、第68条、第70条规定其他违反税收征管秩序的行为适用限期改正的具体情形，“法律责任”中第76、第83条规定了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适用限期改正的具体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在“税款征收”中的第73条和“法律责任”中第90条、第91条、第92条、第95条补充规定了五种违法行为适用限期改正。这些都是我们税务机关适用责令限期改正的法律依据。但这并不是适用“责令期限改正通知书”的全部，而且这些法条在技术上进行零散规定的处理，也不利于形成对责令限期改正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全面正确的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意味着，限期改正是与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相伴相随的执法行为。只要存在行政处罚行为，就应当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对限期改正的规定并不是要限定其适用范围，而是明确其法律效果。

但是税收执法实践可能无法无原则地接受这个做法。因为税务机关做出的限期改正行为必须基于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违法行为的存在，即改正的必要性；二是违法行为能够改正，即改正的可行性。但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第二个条件并不当然具备，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如逾期申报行为，有的纳税人在申报期过后主动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此时已经没有改正的必要，强行根据法律的规定限期改正，会对行政效率造成不必要的减损；税收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纳税人存在逾期申报的情形，就需要责令限期改正，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实施处罚。

上一例是指纳税人已经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形。实践中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相对人缺乏改正的条件。以违法取得发票为例。如纳税人取得白条入账，但白条的出具方已经无法查找，纳税人已经无法将白条换成正规发票，税务机关针对该违法行为做出的期限改正决定已无实际意义。

所以在限期改正通知书的适用问题上，思路可作如下调整：在实施处罚时，应以限期改正为原则，再加以现实性的考虑，当改正已无必要时，则可不予下达该文书。同时，对于《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实施行政处罚应责令限期改正的情形，考虑到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应下达该文书。

三、“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内容要求

实践中，限期改正通知书内容不明确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执法单位往往只是笼统地在“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中载明对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的要求，但改什么、如何改、何时该、改正的期限等并没有明确。执法人员很容易主观地形成一种判断，既然通过处罚决定告知了纳税人的违法事实，纳税人自然应该知道如何改正。问题在于违法行为的情况十分复杂，并不只是简单地通过对违法行为反向操作即可解决的，而且明确限期改正的内容亦是法理上的需要。

（一）明确性原则的要求

从法治国家的法的确定性原则可以推导出执法行为的明确性原则，这一点已经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逐渐接受。它在要求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应当明确的同时，也要求具体的行政行为内容明白确定。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本身是对法律规定的具体化，是对私人权利义务的官方的、正式的决定，与私人权益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应当明确。

（二）执法机关当然知悉执法内容的要求

执法机关应当对执法行为的内容有知悉的义务，而且这种“知悉”应当在执法文书中反映出来，否则就意味着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缺乏基本的执法素质。那种认为相对人应当自然知悉执法内容的想法是不负责任的。

（三）相对人正确履行改正义务的要求

相对人要正确的履行违法行为的改正义务，必须清楚地知道改正义务的内容。限期改正作为一项具体的执法行为，其内容的确定性不能要求相对人来承担。这不仅是行政职权的内在要求，更是相对人的现实权利。

（四）对改正行为进行法律评价的要求

限期改正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从法理上讲，改正与否应当在法律上存在不同的评价和后果。可如果行为本身缺乏明确性就可能成为质疑限期改正行为本身合法性或者合理性的抗辩理由。特别是对于一些违法行为的整改措施见仁见智、观点不一时，就更应当有个明确的标准，而这个标准肯定不能由相对人给出。

但在明确限期改正的具体内容时应当注意一个问题：具体的改正方式往往不是唯一的，而且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在进行违法事实认定时认真深入的分析具体的改正措施是否切合相对人的实际情况。

以账务调整为例，虽然我们有统一的会计制度，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将制度层面的会计制度理解为一个企业的现实做法，此时应结合会计制度本身和企业的具体情况综合权衡。假设如果需要对某一企业以前年度损益进行调整，但该企业没有设置“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这一过渡科目，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分析该企业这样的科目设置是否合法合理，如果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则必须要求该企业在调账前设立该科目；如果反之则反之。

四、“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时间要求

限期改正的时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限期改正通知书”来说，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时间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和时间有关的问题有两个：改正行为到底应限定多长的时间，限期改正行为应在什么时间做出。

一般来说，改正违法行为的时间遵循合法、合理的原则即可。对于改正难度较大的，可以限定较长的时间。而对于改正难度较小的，则应限定相对短暂的时间。但这仍然是一种太过主观的解释，现实中可能沦为主观擅断的口实而过度扭曲执法行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类特殊的限期改正行为，即限期缴纳税款行为。《实施细则》第73条对限期缴纳税款的行为规定了一个时间上的上限，即税务机关应当限定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在15日之内改正不缴纳税款的行为。该法条虽然针对的是限期缴纳税款的行为，但它为税务违法行为的改正时间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信息。我们可以就确定违法行为改正时间理出如下思路：首先，原则上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违法行为的改正时间；在此基础上，如无特殊情况，应尽量将违法行为改正的最长时间限定在15日之内，但限期缴纳税款的行为则必须严格限定在15日之内；对于违法行为改正的最短时间，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只能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时间。根据实践中的做法，一般不得短于三天，当然也可以限其立即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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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换法治思维，主动服务企业

按照**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支队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彻实施《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今年上半年，我科室向“信用中国”“信用交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共上传408条行政处罚信息，主动协助9家失信企业修复了12条失信信息。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用“服务执法”为企业保驾护航。3月18日我科室向省厅、省司法厅报送的《主动服务企业助推信用修复》服务型执法典型案例荣获全省服务型执法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二等奖，并在“法治政府建设看河南”公众号上进行推广。

二、完善法治规定，修定相关制度

1.根据市局工作安排，结合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和《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的规定，起草了《行政处罚案件主办人制度》、《行政处罚案例指导制度》、《行政处罚裁量权告知制度》、《行政处罚裁量权适时评估修订制度》、《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制度》共5项制度。

2.按照《关于提高行政处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及时率和准确率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重新修订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支队错案追究制度》。

3.为全面贯彻落实部、省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精神，按照省交通运输厅安排，结合实际起草了《**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实施细则》开展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三、梳理权责清单，清理“土政策、土规定”

1.由于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出台，今年5月，按照市编办工作要求，我科室重新梳理了《******支队权责清单》并对检查事项进行了归类梳理，共提出建议取消6项行政处罚事项，建议修改6项行政处罚事项（含高速罚款额度），建议增加26项行政处罚事项。

2.根据《**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我科室针对成立以来的以本单位名义出台的文件、制度、通知等进行了认真排查，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上级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土政策土规定全面予以清理，共涉及五项内容，并及时要求各县（市）执法大队，支队各超限检测站、执法大队、违章处理室即日起停止执行。此项工作结果被省厅点名表扬，并报送到交通部得到了好评。

四、按期报送“典型案例”

根据省厅《关于定期报关安全监管执法典型案例的通》要求，今年上半年共报送两期典型案例，分别为“****公司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案”和“****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五、及时处理外省抄告的督办案件

根据省厅转发的外省抄告我市“道路运输重点营运车辆违法行为抄告信息”和“两客一危重点车辆抄告信息”及时分析案件案情，查询本市违法车辆信息，督办处罚并将结果按要求及时反馈。

六、做好法治宣传，开展诚信专项工作

利用“诚信交通”专题宣传活动，通过制作展板、悬挂宣传条幅、LED屏播放滚动字幕、发放宣传页、微信转发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并制作宣传展板2块在火车站、高铁站、超限场所、**广场开展展板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页3000余份，利用超限站3块LED屏进行滚动屏幕大力宣传，深入货运源头企业6家，宣传法律法规。

七、制定培训计划，提升执法素质

今年6月份我科室制定了2021年度*****培训计划，并于7月5号、9号、13号分三批开展执法人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民法典、道路危险品运输及企业检查、道路旅客运输及企业检查、公文写作、信息宣传、为民情怀与服务型执法等相关内容。

八、组织执法案卷评比

按照工作计划，今年上半年共进行了两次市**支队执法案卷评比工作，第一季度评比案卷来源为抽检日常报批案卷，第二季度评比案卷来源为自行选报案卷。同时7月4-5日在******进行了******的案卷评比工作，由各县执法大队法制科科长参与互评，评比结果在执法监督通报上进行公布。

九、加强执法监督，加大监督频次

执法监督实行常态化管理。在市处执法监督领导小组的带领下，严格执法监督任务，突出执法监督重点，督促各被查单位积极整改，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今年上半年共组织执法监督检查3次，针对执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省厅通报问题及时下发执法监督通报3期，按时反馈省厅执法监督日报、旬报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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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各级环保部门不断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严格依法行政，有力地促进了环保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和环保各项任务的完成。但是，在执法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执法力度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大，一些环保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查处；二是执法工作开展不平衡，个别县级环保部门多年来没有正式立案查处违法案件；三是执法行为还有待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还不够完善，执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环保行政执法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环保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是行政执法部门，工作重点是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和所有环保行政执法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环保行政执法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必须及时立案查处，做好调查取证、采样监测工作，获取足够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以及发生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区域内的违法行为，应依法迅速从严查处。凡在执法工作中因环保部门失职而使执法工作不到位、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要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二、继续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

在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措施，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严格依法行政。

（一）要组织执法人员，继续认真学习《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近期新修订、出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熟练掌握法律条文，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二）要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有关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进行现场调查、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主动出示执法检查证或环境监理证。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应当告知听证权利。当事人要求组织听证的，应当组织行政处罚听证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三）要认真执行处罚案件统计报表制度，按时通过统计报表，上报处罚案件统计数据。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如仍未按时上报统计报表的，将予以通报，并在责任制考核时予以扣分。同时，各地要认真执行重大环境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凡作出责令停产或停止使用、吊销许可证或处以5万元以上罚款等重大处罚决定的，在依据法定程序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的同时，应报上一级环保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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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环境差。

（1）流动人员多，人口综合素质较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也带来了人财物的大流动。大量涌入的外来工为浙江现代化都市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时外来工的素质良莠不齐，都市生活意识淡漠，个别的利欲熏心，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干，开办无牌无证服务场所、任意摆摊设点、随意收购废品、擅自占道经营等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现象屡见不鲜，给城市管理实行综合行政执法带来很大的难度。

（2）政府各职能部门衔接沟通不够。没有明确协调机制，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有时只能“单打一”。相关部门大都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协助义务不明确，执法职责不清，配合不力。行政执法部门就目前政府授予的权利而言只是处罚权，法律赋予的强制权过少，扣押物品时亦只能采取先行证据保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既无人身限制权，又无物质保障权，行政执法工作缺乏强制力作保障，一旦遇有阻碍和暴力抗法事件发生时，也只能报警求助，依靠公安机关协助来完成行政执法行为。

2.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依据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目前，国家没有一部有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律，各城市也没有统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实施细则，依据的是《城市规划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单行法，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等规章。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依据的法规不统一，给群众造成错觉：法律依据不统一，执法太随意。

3.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

提倡文明执法，放不开手脚，有时畸轻，处罚力度不够。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执法人员的一项行政权力，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基于法律规定的目的和宗旨，自主寻求判断事实和法律的最佳结合点，据此作出或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在行政处罚时，要根据违法事实的轻重、影响范围的大小、行政相对人的态度来斟酌使用，不能滥用。相同情况不同对待，不同情况相同对待，长此以往，引起群众怀疑、产生对立情绪，在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就会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机关的整体形象。

4.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1）、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现有的城管执法人员以复转军人和原城管人员为主，这些同志有热情、有社会经验，但是缺少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更主要的缺少行政执法的工作经验。在现实工作中表现为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存在偏差，在执法的程序上不完备。

（2）、政令难以通畅，制度欠落实。行政执法部门组建时间短，不象军队、警察等部门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但行政执法部门同样肩负着维护法律尊严的重任，同样属于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言必行，行必果。而目前的行政执法部门仍存在对上级要求的工作推托，制定的规章制度难以落实，行政案件不及时上交移送，执法程序不规范，行政罚款、暂扣物品、先行保管物品法律手续不齐等问题。

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几点建议

1.要制定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实施细则。

要对行政处罚的依据、行政办案的程序、管辖范围加以明确规定现行。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不完善，且无具体的实施办法。要加快行政立法工作，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定期检查、考核、评比，使行政执法人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尽量减少诉案的发生。

2.要注意行政执法的“三性”。

首先，行政执法要讲究合法性。合法性要求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体现和具体化，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要遵守权限不越权，履行职务不失职，符合法律目的而不，遵守程序而不违反，行政合理而避免失当，这是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遵守的法律义务。坚持合法性体现的是依法行政。其次，行政执法要讲究合理性。合理性要求讲究的是公正、公平，体现的是执法为民，要以人为本，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处为人民着想，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我们行政执法的行动中，这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次，行政执法要讲究效率性。坚持效率是行政执法的价值准则，是行政执法的特点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职能具体管理的是社会公共事务，经常需要及时处理一些应急事件，应当遵守高效率的要求。只有坚持高效率原则，及时排除各种干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法律赋予行政执法主体的各项法定职责。

3.要完善各项监督机制。

（1）、要加强案件审查制度，实行执罚分离。在行政执法工作中要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除此之外的行政处罚案件，应由执法人员提出处罚意见后，由案件审理部门对案件的定性、案件的适用法律、案件的调查取证、案件的处罚幅度审核后，报局领导批准（较重的或复杂疑难案件，由局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将行政案件的执法权和处罚权分离，可以避免执法人员办人情案和乱罚款的现象。

（2）、案件的处罚严格实行罚缴分离。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除依法给予20元以下的罚款、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和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当事人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有困难的情况，适用当场收缴。行政处罚案件的当事人要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实行罚缴分离。适用当场收缴的案件，要按规定二日内将罚款交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二日内将罚款缴付指定的银行。这样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办案中出现偏差。

（3）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有错必纠，监督与指导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范围首先是行政立法的管辖、立案、结案、调查取证、行政决定等行政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和适当。其次在行政执法工作中适用和执行暂扣、查封、没收财物、罚款、拆除违法设施等是否合法和适当。再次各级人民政府赋予行政执法机关承担的其他的执法职责的履行情况。监督检查可采取阅卷审查方式进行，就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定性是否准确，处理意见是否适当，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文书是否规范、完备等内容进行审核。也可以适时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对一段时间的执法工作进行考核评议，同时要及时妥善处理政府相关部门移送的案件和群众投诉的案件，并予以及时回复。

（4）、行政执法工作要实行公示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将自己的执法范围、职责、收费标准、办案程序等内容向社会公开，防止行政执法工作的暗箱操作。以明确的执法规则公之于众，便于社会及公民监督，便于权力机关监督，也便于行政机关内部的执法监督检查、考核、评议。

4.行政执法工作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是我国法律法规的重要特征。处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行政相对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主动纠正违法的，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日常的行政执法工作中，要加强教育引导，同时还要协助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疏导工作。因此在查处有关行政违法案件时，应始终贯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5.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行政执法队伍刚刚组建，因此要加强管理，尽快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开展淡化权力、强化服务意识的宗旨教育。将思想政治工作定期化、制度化，将行政执法工作文明化、人性化、艺术化，从而建设一支新型的有战斗力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

6.行政执法工作要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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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裁量权；行政执法；措施建议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72-03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志码：A

自由裁量权是现行法制状况下之必然，也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中国人民银行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有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强金融行政监督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规范和监督不力，将会给腐败以可乘之，导致执法不公，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形象。因此，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督，保证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一、关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主体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是行政关的一种自行决定权，是对其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中，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或者在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结合情势所需，就有关事项进行权衡、裁量并做出决定的权力也就是人民银行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从法律设立自由裁量权的初衷来讲，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合理性原则。行政关必须在法定限度内，尽可能适当、合理地自由裁量。不适当、不合理的裁量行为是不当行政行为，包括明显不当、受不相关因素的影响、不符合惯例、不符合传统或违背公众意志等行为，严重违反合理性的行政行为则是。二是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授权之内。

二、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活动中，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事实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中国人民银行对所管理事项的状况和当事人的行为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有关行为是否违反金融管理秩序，是否需要按程序做出相应处理。如根据《金融统计管理规定》，金融构统计及相关部门和人员，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含地、市)以上构和有关部门对该金融构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金融构是否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行为的认定，规定并不太明确。金融构报送的报表数据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差错或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也可能是故意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统计资料。对其行为认定的自由度很大，也就体现了自由裁量的问题。

(二)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

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中国人民银行在对金融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违法情节。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许多法律、法规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词，但是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在中国人民银行执法工作实践中也制定了一些关于对情节轻重认定的参考标准，如根据违法行为涉及的金额、笔数等认定违法行为情节轻重。但这并非法律法规规定，也正是体现了实际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选择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权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人民银行有权实施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有警告、责令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此外还可以通过建议处罚权，建议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等。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6条规定，人民银行对金融构的违法行为在区别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可选择实施不同的处罚种类，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均可选择。罚款处罚幅度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分为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和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两种情况。在现有金融法律法规规定中，罚款是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行政处罚种类，也是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四)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

在人民银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中均存在对时限选择自由裁量的情况。如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于2个工作日内对银行报送的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和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的开户资料的合规性予以审核，符合开户条件的，予以核准；不符合开户条件的，应在开户申请书上签署意见，连同有关证明文件一并退回报送银行。人民银行可以于当日对银行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也可于第二日审核批准，只要在2个工作日内审核是否符合条件决定核准或退回即可。这就体现了行政许可中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程序中存在大量的时限要求，也都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空间。

(五)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为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授予人民银行某种权力，人民银行可以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做出选择。例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九种行为进行检查。具体的检查方式、要求等，有些法规、规章作了具体规定，但有些规定并不明确。同时，对特定金融构的检查频率、在什么情况下对哪些构进行检查也没有明确规定，也不便具体规定。这样，在工作实践中人民银行就拥有了很大的选择自，在开展具体检查时也就体现了自由裁量权。再如，《反洗钱法》第26条规定省级以上反洗钱部门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对“是否采取临时性冻结措施”做出选择，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在采取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在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决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也是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三、中国人民银行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在实际执法实践中，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往往会与关系案、人情案联系在一起，自由裁量权会成为腐败的突破口。中国人民银行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滥用自由裁量权

由于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存在错误认识，或者为达到某种不当目的故意滥用自由裁量

权，从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立法初衷。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假公济私、等。

(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对某一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定了多种处罚种类，同一处罚种类又规定了处罚的上限和下限，或只规定了下限。在实施具体处罚时，出于多种原因，对同类违法行为处罚出现畸轻畸重，显失公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对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可以根据《反洗钱法》第32条区分不同情形对金融构处以20万－50万元的罚款，对致洗钱后果发生的，可处以50万－500万元的罚款。这个裁量弹性都很大，如果反洗钱执法部门不根据具体案情慎重考虑、综合权衡，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并没违反法律规定，但违背了法律的公正精神，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

(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有的法律对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规定不明确或未规定，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执法人员便可以自由裁量。对于有明确期限要求的，可能出于不正当的原因，行政关有时会选择在期限到期前履行。这都会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嫌疑，也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违反了行政管理中的效率原则，也不符合打造服务型关的要求。

(四)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

有时法律法规并没有授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权力，而执法者误以为授予了并按他的理解进行了自由裁断，这就是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还有的因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条件理解不正确而错误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如《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了依法从轻、减轻行政处罚和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但有的执法人员可能出于错误的理解，以认错态度较好、积极配合检查、整改措施较到位等为理由，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四、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要保证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保障人民银行公正执法、廉洁履职，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内部控制。

(一)缩小自由裁量权的选择弹性，从源头控制

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后，需要由人民银行制定实施细则的，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以保证新法律、法规的操作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规章及有关实施细则要处理好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从源头上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做出限制。通过加大立法解释力度，及时弥补立法缺陷，避免出现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和省会中心支行可结合地域实际对辖区的行政执法工作制定指导意见，可对罚款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推行阶次制度，将违法行为分为不同等次，确定对应的罚款幅度，尽量缩小自由裁量的选择空间。

(二)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从主体控制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法人员本身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解，依赖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领导对法律的重视程度和依法行政的意识对单位的执法水平起着重要的影响。要健全学法制度、加强法制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大力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水平，使执法人员能够准确把握法律法规条文，善于把具体案件实践与法律原则融会贯通，准确定性，忠实于立法本意。要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促使执法人员以公共利益为执法的最高利益和最终目的，坚持对法律负责、对管理相对人负责，实事求是，秉公尽责，不谋私利，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

(三)严格行政执法程序，从过程控制

设定严格的行政执法程序可以预防行政人员无故拖延行政行为，避免执法人员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客体的义务，可以防止凭借手中职权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减少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在行政活动中，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程序要求，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请求举行听证权、行政救济权等权利，通过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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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文书送达制度;改革;重构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061-02

1 税务文书送达制度的基本情况

为规范送达程序,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法律都从送达主体、送达方式、送达时限等方面对税务文书的送达程序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1条至107条规定了送达的五种方式,即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在以上几种送达方式中,直接送达是将诉讼文书直接送达给受送达人,是税务文书送达中最主要的送达方式,而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方式只有在直接送达确有困难时才使用,是对直接送达方式的补充。

1.1 直接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1条的规定,采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税务文书时,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时交由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的财务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

1.2 留置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3条规定,留置送达,是指受送达人或者本细则规定的其他签收人拒绝签收税务文书的,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理由和日期,并由送达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税务文书留在受送达人处,即视为送达。

1.3 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4条规定直接送达税务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有关机关或者其他单位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挂号函件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委托送达是直接送达方式的补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己经不是一种独立的送达方式,而是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行为。邮寄送达,是税务机关送达人员将需要送达的税务文书通过邮局用信件的方式交付给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

1.4 公告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的规定,公告送达,是指同一送达事项的受送达人众多或用本章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由税务机关采取公告的形式向受送达人送达税务文书的送达方式。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2 税务文书送达制度的运作现状及问题

为了考察税务文书送达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情况,确保数据和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笔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分别对我局征收、管理、稽查三个系列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调研分析,发现目前在税务文书送达回证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归纳如下:

2.1 资源配置比较有限

以笔者所调研的征收系列的税务所为例,该所全程受理岗人员仅有四名,他们既要负责全区纳税户的涉税事项受理工作,又要负责送达回证签收工作,以2007年的简易程序税务行政处罚案件925件、全程受理税务案件2617件税务文书送达任务来计算,除去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平均每人每月应送达文书约74件,由此可见,在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下,送达回证工作的有效完成很难得到保证。

2.2 人员理念相对滞后

根据笔者在调研工作中的切身体验,由于长期“重实体、轻程序,重过程、轻收尾”观念的影响,在大部分税务干部的意识中,仍把送达认为是简单体力劳动而予以忽视,这就导致其成为严重阻碍税务案件处理的瓶颈。法规部门在对该管理系列2007年发票审批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送达回证缺失、送达文书名称填写有误、送达文书字轨号填写不规范,送达日期超过法定时限等问题出现的几率在80%以上。

2.3 送达程序不够规范

根据法规部门对2007年我局所有涉税事项进行的执法检查结果显示,目前符合法律规定的送达仅占60%,还有将近一半的涉税文书送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程序隐患,但如果完全按照规定进行送达,工作量则会将呈几何级数放大,影响到送达工作的效率。

(1)直接送达中,征收系列的税务所普遍将“电话通知”受送达人前来税务机关领取税务文书作为送达的首选方式,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赋予“电话通知”以法律效力,并且也没有任何弹性条款授予送达人员自由选择送达方式的裁量权,故此种做法很难真正得到法律的保障。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应早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由受送达人签收,但在实际执行中,常有税务工作人员忽视送达回证的重大意义,将其晚于处罚决定书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或事后补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埋下隐患。

(3)在由代收人签收诉讼文书时,送达人员未要求其注明代收人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或者对当事人的身份不进行认真仔细的核实就结束程序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送达的效力,给执法工作带来被动局面。据统计,目前我局送达诉讼文书有近80%是通过会计或朋友转交的,这一做法显然也是不符合程序规定的。

3 税务文书送达制度中出现问题的成因分析

程序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操作规程,操作性应当是其自身应有和必备的属性。由于在立法层面上对送达制度的规定比较笼统,既没有具体的法条规定,也没有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现实针对性不足,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较大。例如在此次调研中,笔者就发现在现实工作中被送达人拒绝送达、逃避送达甚至抗拒送达的现象时有发生,而针对这些现象,税务机关却无法可依,也缺乏强制性的手段进行有效处理。可以说,立法上的缺失是导致税务文书送达制度多种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3.1 条文规定略显笼统和粗糙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对税务文书送达程序的规定仅有7个条文,它们对送达方式只是作了简单的罗列或者是一般的原则性规定,较为笼统和粗糙。就比例而言,该7个条文只占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条文总量的6%。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许可实施程序》等对我国税务文书送达程序立法规定的不足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但相对于涉税案件数量增加的幅度来讲,这些法律规定的成效有限,实践中很难满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需要。虽然法律条文的数量多寡不能成为我们评价一项法律制度优劣的标尺,但每条法律条文所涵盖的内容是有限的,如果数量过少,其对某个方面的涵盖面必然不会太宽,具体到实践操作中,就容易出现法律漏洞或者法律冲突,难以有效地规范有关主体的税收行为,同时也会给一些不法者规避法律,达到不法目的提供可乘之机。因此,我们热切期盼上级机关能考虑我们的建议,进一步制定相应政策完善现行立法的不足。

3.2 送达主体单一,税务机关责任较重

由于现行税收征管法送达程序的设置有着较为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在这种模式的指导下,税务机关包揽执法活动的所有事项,繁重的送达任务也一直由税务机关来承担。税务机关是我国唯一合法的税务文书送达主体,当事人对于文书送达并无推进义务。然而,涉税案件中的当事人尽管选择了运用公力救济的方式解决私权方面的问题,但并不等于将所有的责任和义务都一并转移给了税务机关,这显然对于税务机关是不公平的,当然也不符合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原则。综上所述,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送达主体为税务机关,由税务机关承担所有的送达事务,而当事人却没有任何法定的协助或推进义务,这样的规定是不科学的。

4 税务文书送达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通过前面对送达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成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健全和完善税务文书送达制度,最主要也是最首要的就是要在立法层面上尽快出台详细、明确的规定,针对我们税务部门送达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症下药,以公平和效率为基本原则,创制出一套有效的税务文书送达制度;并且应切实提高送达人员的素质,有效规避执法风险。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4.1 规范送达程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从上述调研分析可以得知,在税务文书的送达程序中,税务机关执行不规范,被送达人员抗拒执行、逃避执行的现象出现,就是由于程序规定不明确、不严密、不合理导致的。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法律要细化程序的各个阶段,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对回证的签收,送回,保存等作出全面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在此过程中税务机关、被送达人及其他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要避免各个部门因为利益冲突出现的相互争取或推诿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也要切实保护好当事人特别是受送达人的权利,保证制度公正合理的执行。

4.2 结合时展状况,创新文书送达方式

随着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电话通知、电报通知、传真送达、电子邮件送达等方式,因其快捷、简便、费用低廉且不受时空限制等优点,在实践中被送达人员广泛运用。因此,笔者建议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增加以上几种送达方式的规定,不断吸收和应用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运用现代通讯技术,使税务工作实现高效率。当然,由于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传递的只是语音或数字信息,为了确保送达的安全性,应当对其适用的法律文书范围进行严格控制,即仅限于告知、领取有关许可文书、证明等,而不适用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理决定书的送达。同时,法律应当明确规定以上几种送达方式的法律效力以及严格的操作程序。比如,电话通知时应当进行录音,送达人员要询问被通知人的姓名、年龄、职务等基本情况,以便确认其身份,然后再告知其送达文书的内容,并说明送达的法律效力以及该电话的通话内容已作了录音的情况。而关于采用传真、电邮等方式进行送达,送达人员也需要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实施了合法有效的送达。

4.3 完善制度建设,加强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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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无证经营处罚条例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转变市场监管方式，强化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促进社会共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向社会公示。公示的信息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第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及时、规范的原则。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依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制作行政处罚信息摘要附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行政处罚信息摘要的内容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违法行为类型、行政处罚内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日期。

第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行政处罚信息保密审查机制。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应当删除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以及自然人住所(与经营场所一致的除外)、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予以公示的，应当报请上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除依照本规定第六条的要求进行删除处理的以外，内容应当与送达行政处罚当事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致。

第八条　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书面告知行政处罚当事人行政处罚信息将向社会进行公示。

第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依法注册登记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十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处罚当事人登记机关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改变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信息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第十一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处罚当事人登记机关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改变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行政处罚信息发送至当事人登记机关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其协助在收到行政处罚信息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信息通过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第十二条　行政处罚决定出现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原因被变更、被撤销或者被确认违法等被改变情形的，应当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以醒目方式进行标注。标注内容包括变更、撤销或者确认违法等决定的作出机关名称、内容、作出日期等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其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更正。

第十四条　行政处罚信息自公示之日起届满5年的，记录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但不再公示。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及时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供操作便捷的检索、查阅方式，方便公众检索、查阅行政处罚信息。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快完善执法办案管理系统，保证数据的准确、完整。

第十六条　除依照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的外，其他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通过门户网站或者专门网站等予以公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门户网站或者专门网站等公示本部门作出的各类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第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履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职责，按照谁办案、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内部审核和管理制度。办案机构应当及时准确录入行政处罚信息。负责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机构应当加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的日常管理和协调工作。

第十八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指导和监督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制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行政处罚信息的有关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监督辖区内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并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履行职责的，由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公开行政处罚相关信息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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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九阳通医疗技术开发部制售假冒消毒液案

去年4月23日，丰台工商分局在丰台镇阳光四季小区2号楼1207室查获九阳通医疗技术开发部销售冒牌“海蓝化工”消毒液。经过调查，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在当日从天津市天大化学试剂厂以每斤14元的价格购进了过氧乙酸溶液3.3吨，运至北京后粘贴上冒用的“海蓝化工”标识后，以每斤22元至31元的价格出售，妄图借“非典”时期牟取暴利。工商部门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对当事人处以了10万元罚款，并没收了全部3.3吨冒牌消毒液。

-[案例2]京日日用化工厂制售假消毒液案

去年4月30日，房山工商分局查获北京京日日用化工厂利用伪造的卫准批号，制售“强力新84消毒液”。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当事人予以处罚：没收伪造消毒液136箱，共计2720瓶，全部予以销毁。同时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2560元，罚款12000元，并吊销其营业执照。

-[案例3]世尊制衣厂制售劣质防护服案

去年5月29日，北京市工商局执法大队经调查发现，北京市世尊制衣厂在去年5月1日至7日期间，在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生产医用一次性隔离防护服和医用鞋套。市工商局执法大队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3490.54元，没收一次性隔离防护服6878件，鞋套13双，没收销货款21187元。

-[案例4]盛东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劣质口罩案

去年4月25日，密云工商分局查获盛东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将非医用口罩冒充医用口罩销售案。执法人员现场查扣纱布口罩4230个。同时该公司还销售未经卫生部门批准生产、未取得卫生许可批件，且没有标明生产单位、生产地址、生产日期等应有的说明的0.3%过氧乙酸消毒液。执法人员当场查扣1.5公斤装的0.3%过氧乙酸97桶。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口罩4230个、0.3%过氧乙酸消毒液97桶，并处罚款12900元。

-[案例5]苑焕荣制售假酱油、醋案

苑焕荣自去年2月18日起，通过对购进的散装酱油、醋加入白开水、盐、味精等，勾兑加工成假冒“金狮”酱油、“龙门”米醋。截至去年3月11日被查封时止，其共加工假冒“金狮”酱油、“龙门”米醋1950桶。房山工商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没收假冒成品酱油、醋1950桶及未加工的散装酱油、醋2吨、塑料空桶1800个，罚款人民币16000元。

-[案例6]亨益冷饮厂制售假冒“伊利”牌小布丁雪糕案

北京市亨益冷饮厂在去年6月18日至8月11日期间，在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地区，生产假冒“伊利”小布丁雪糕。截至被查获时，该厂共生产假冒“伊利”牌小布丁雪糕2500箱，共计15万支，全部销往了天津，获利5000元。工商部门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当事人作出处罚：没收非法所得5000元；没收假冒包装箱2300个，罚款5000元。

-[案例7]东莞佐丹诗木器北京分公司以古夷苏木冒充条纹乌木案

2002年5月16日，东莞佐丹诗木器制品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卖给消费者孙玉桥8套家具，其中一套8件套战国沙发和一套218西式酒吧门电视柜都在合同中注明了材质为条纹乌木，总价格152800元。消费者对这两套家具材质有所怀疑，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其实际材质为古夷苏木，而非条纹乌木。此后，西城工商分局又会同经营者、消费者将家具再次送检，检验结果也非条纹乌木。经调解，经营者赔偿消费者55000元。同时，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以假充真的家具，并处罚款10万元。

-[案例8]庄胜崇光百货商场销售手机以旧充新案

去年12月23日，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卖给赵某一部西门子SL55手机，价格为3880元。这位消费者随后发现该手机内存有三条在购买时间以前不同时间、不同手机号码的短信息，怀疑该手机为被人使用过的旧手机，购买当天即找到经营者要求退机，并要求赔偿7760元。但经营者只同意退货，不同意赔偿。经宣武工商分局调查后发现，庄胜崇光百货商场销售给赵某的手机确属使用过的商品。经过调解，商场经营者最终同意为消费者退货，并赔偿购机价款的一倍，共计7760元。同时，工商部门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当事人罚款1000元。

-[案例9]李纪光销售假冒“南孚”电池案

李纪光于今年1月5日从上门推销人手中购进了840节标有“南孚”字样的电池，在自己经营的店内销售。截至1月8日接受检查时，他共销售出这种电池816节，经营额1254元。经过南孚电池生产厂家鉴定，他所销售的电池均系假冒产品。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管理条例》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没收、销毁销售剩余的24节电池，罚款1500元。

-[案例10]奥顺乳业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

北京市奥顺乳业有限公司在未经瑞士雀巢产品有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从去年1月开始擅自将与雀巢“力多精”近似的“力多健”商标用在其奶产品上，且包装装潢也与雀巢“力多精”近似。截至去年7月5日被查获时，该公司共生产这种奶粉555箱，已经售出515箱。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管理条例》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销毁印有“力多健”等字样的剩余产品40箱，及剩余包装箱50个，包装袋6125个，罚款26000元。

-[案例11]梁玉发销售粮食缺斤短两案

去年9月20日，密云工商分局在检查中发现个体户梁玉发销售的商品缺斤短两，欺骗消费者。经调查，梁玉发在去年9月16日向河南省台前县天福食品有限公司订购每袋重量为24公斤的面粉1250袋，每袋价格31.68元，但这种面粉外包装标重为25公斤。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其使用的台秤的20公斤秤砣比标准值轻，系被打磨过。对于其这种在经营中故意缺斤短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工商部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收缴不合格计量器具并罚款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