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管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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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父母；家庭；赡养

一、农村父母赡养中现存的主要法律问题

1．农村中女儿一般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

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习俗，至今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也有学者将此情形归结为“乡规民约”所造成的局面。尽管有现代化的法律作为强制性的后盾，但依然不能加以改变。当然，对于农村中只生育女儿的父母的赡养问题，女儿还是承担了父母赡养的义务，可以说这是传统习俗的一种重大突破。目前，上述问题主要体现在有子有女的农村家庭当中。而这种情形与我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是相冲突的。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呢?

2．农村父母的精神赡养几被忽视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大部分农村父母老年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大部分子女在外打工，不少父母晚年过的是孤独的生活。特别是当配偶一方早逝的情形下，更是如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赡养亦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绝非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因为随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推行，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农村子女对父母物质生活的赡养必将让位于精神上的赡养。

3．有关赡养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然而，究竟该怎么赡养?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同时，何为“无劳动能力”?何为“生活困难”?既没有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说明，也未见到相关的行政条例。

4．赡养义务实质上的不平等

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法律未就子女赡养父母提供可资借鉴的具体的赡养规范。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赡养的义务往往是平均分摊。假如某一父母有3个子女，则每一子女承担三分之一的赡养义务。这有点类似于民法中的“按份责任”。表面看来，似乎十分公平，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譬如：兄弟俩的月收入分别为：500元和4500元；而赡养父母的生活费每月需要1000元。如果平均分摊的话，兄弟当中一人的生活费则为零，他将无法维持自己及家庭正常的生活开支。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没有赡养能力。

二、解决农村父母赡养法律问题的对策

1．完善赡养立法

(1)扩大赡养人的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赡养人包括：①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②孙子女和外孙子女；③由兄、姐抚养的弟、妹成年后，有负担能力的，对年老无赡养人的兄、姐有抚养的义务；④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然而，法律没有将“子女的配偶”规定为赡养人，这样以来就产生了一个两难问题：我国婚姻家庭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通常为夫妻共同财产，对重大财产的处理须经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决定，倘若做儿子的想孝敬父母但做媳妇的又不情愿；反过来，做女儿的想孝顺父母做女婿的又不乐意，如此以来赡养父母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故而，作者认为应该将媳妇和女婿列为赡养人范畴，这样可避免“各顾各父母”的尴尬局面，减少、避免家庭赡养父母的纷争，为父母的赡养创造良好的环境。

(2)明确经济供养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然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子女供养父母的经济标准。一方面，没有规定父母亲应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待遇?那么，老年父母的生活水平又怎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子女间贫富有别，如果不加区分地承担所谓的“按份责任”，子女在自己的生活尚成问题的情况下对父母的赡养又谈何容易?诚然，中国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千差万别”，要制定一个统一、具体的标准比较困难。但只要我们主观上认识了这一问题、重视了这一问题，就能够找到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譬如：在全国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县级或市级行政区域为基础制定一个统一标准。

(3)建立赡养监督机制。“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套完美的赡养法律制度也只能为保护被赡养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条件。没有健全的保障机制，最终也只能是流于形式。也正因为如此，农村的赡养问题依然很严重!一方面，缺少此机制使得老年父母的生活缺乏保障；另一方面，也时常因此而酿成家庭悲剧，引起不少的其他社会问题。为此，作者认为：应以村、乡或镇甚至县为单位，建立农村家庭赡养评估体系，及时监控农村老年父母赡养状况，及时督促子女主动履行赡养义务，并从法律上规定相关行政单位及社会组织的权力与职责。

(4)加强赡养人的法律责任。我国涉及赡养问题的立法主要有：《婚姻家庭法》及《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但《婚姻家庭法》未就赡养人未尽赡养义务的法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虽就此做出了规定，但只有两个法律条文，而且只就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作者认为，应补充相关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譬如：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应尽连带责任；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可采取警告、罚款甚至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这样一来，父母的赡养问题就有了法律的保障。我们也可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在1994年8月推出了《赡养父母法》将赡养父母这一人类道义上的责任上升为每一个公民必须遵守的法规，规定凡拒绝赡养父母或资助其年迈双亲和处于贫困状态的双亲者，处以l万新元罚款或判刑1年。

2．正确处理好乡规民约与法律的关系

(1)乡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必然性。首先，不论我们今天的社会显得有多“现代化”，相当的乡土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远地带，国家法律对乡土农村的调控还有一定的距离和难度。再加上国家法律宏观、抽象的规定，与乡村生活相对疏离；而乡规民约微观、具体的规定，产生于乡土，与乡村生活比较贴近。

村民从需求和情感上更加倾向乡规民约，乡村生活也更多地适用乡规民约。这样，就乡村而言存在着两个权力系统和两个制度系统。在运作过程之中，必然产生一些碰撞和冲突。其次，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逐步完善，但执法的力农村父母赡养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制天地度还远远跟不上立法的进度，也就是说法律的涵盖面不充分，特别是在一些老、少、边、穷的农村，法律的供给越不足，国家权力的控制亦越弱。对于村内的事务，村民求助于法律不如求助于乡规民约便捷、有效。这样，乡规民约的地位就凸现出来，社会权力在乡村的影响必然加强。最后，国家法律和乡规民约追求的法律价值不同是导致冲突的根本根源。作为国家法律来说，它注重和追求的是法理秩序，而乡规民约注重的是道德和人伦的礼法秩序。国家法律代表的是一套国家装置，而乡规民约体现的是一套社会装置。所以说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冲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是观念与实践的冲突，要达到二者的完全融合，或者说乡规民约向国家法律的转换，还需要一定时间和磨合的过程。

(2)解决乡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途经。首先，国家法律要给乡规民约一定的生存空间，让其在生存空间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解放之路。具体到农村赡养问题中来，则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①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将农村父母赡养的纠纷尽量以和解的方式而不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②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失败、当事人坚持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也应针对女儿一方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譬如：女儿一方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城市工作或在农村国家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可按人民法院受案的一般方式结案；而对身为农民、被告方的女儿而言，则应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庭前调解的作用，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如此以来，既考虑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照顾到了农民的情感。从而将法律的要求融入乡规民约，使农村女儿赡养父母渐变为一种“习俗”。其次，在目前还难以做到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不冲突的情况下，尚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立法、加强司法解释。乡规民约虽然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提出来了，但有关法律对乡规民约所承载的“村庄治权”或者“内生的公共权力”缺乏承认和界定，以致在实践中难于把握。

因此，有必要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做出明确规定，以有效避免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部分冲突；二是加强农村法制宣传与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女儿赡养父母的观念深入人心，最终消除农村父母赡养方面与法律冲突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于红梅．赡养问题的法律思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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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013年1月通过调查问卷和现场座谈两种方法展开调查，问卷采用对贵州省市（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通过省卫生厅下发调查问卷并定期全部收回。问卷主要包括：新农合经办机构的名称、建立时间、人员配备、工作经费、设备配备和日常主要工作等内容。现场调查和座谈，是按照贵州省东、西、南、北、中各个方向随机选取7市（州）、12县（市、区）和中国人寿保险六盘水分公司，对县（市、区）随机选取两个乡镇进行现场座谈，包括参加人员市（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负责人、工作人员；乡（镇）负责新农合的乡（镇）长、负责人、工作人员、乡（镇）卫生院院长、医生、村医、新农合参合人员。

2现状

2.1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人力资源现状

贵州省现有总人口约为4067.3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394.67万人，全省新农合机构总人数1104人，专职人员914人，借用190人，在岗1001人，不在岗103人，其中男497人，女607人，分别占45.02%和54.98%；50岁及以上47人（4.26%）、40~49岁364人（2.97%）、30~39岁530人（48.01%）、29岁及以下163人（14.76%）。全省新农合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要负责3.39万人。

2.2新农合人员学历及学缘情况

从学历上看，硕士研究生学历8人（0.72%）、本科学历412人（37.32%）、专科学历555人（50.27%）、中专学历117人（10.60%）、高中学历12人（1.09%）。从学缘上看，医学类571人（51.72%）（包括临床、护理、检验、影像、口腔、药学、社会医学等等）、财会类111人（10.05%）、计算机信息类53人（4.80%）、管理学类146人（13.22%）、法学类118人（10.69%）、其他专业105人（9.52%）。因为新农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其工作人员应具有一定的医疗水准，但目前医学类专业人才缺乏。本科及以上医学类专业学历的新农合人员明显偏少是目前贵州省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2.3新农合运行方案不同，参合者的受益程度不同

在实行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上，各市（州）、县（市、区）新农合运行方案不统一，参合者受益程度不同：（1）贵阳市重门诊补偿，兼顾住院与大病，取消门诊家庭账户，以开阳县、清镇市为代表。两个县2345922人次，总参合人数为712149人，两县合计住院为44443人次，平均住院率6.24%，在调研的12县中稍稍偏低，门诊补偿比为60%~70%，封顶线400元。重视门诊补偿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面，小病能得到及时诊治，防止小病拖成大病。由于重视门诊补偿，门诊补偿资金约占总资金的35%左右。（2）大部分地区，重视住院补偿和大病补偿，同时兼顾门诊补偿的做法。此种侧重于大病补偿的传统模式，参合者的年住院率都比较高，远高于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居民年住院率6.8%的平均水平，而门诊的两周就诊率相对较低。为此，门诊的补偿资金一般不超过总资金的20%。（3）政府出资委托保险公司管理的运行模式，以六盘水市为代表，优点是给新农合管理机构减轻了许多工作量，定点医疗机构名义上接受双重监督，但实际的监督审查工作主要靠保险公司来完成。它的弊端在于，保险公司的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参合农民的医疗需求和受益度。

2.4贵州省12个新农合市县住院率、新农合门诊、住院服务人次统计

在调研中，同时对所在县（市）住院率、新农合门诊、住院服务人次年统计进行收集和整理。在整个调研中看，村门诊率明显高于乡镇门诊率，乡镇门诊率高于县门诊率，住院率县明显高于乡镇和县外住院率，这说明村门诊主要是以常见的小病为主，乡镇门诊率主要是以较轻的病为主，较重的病是以县级医院为主，这也从住院率表现出来，县外（主要包括地区医院、省级医院、专科医院和省外医院）住院率主要是特大疾病和在外务工人员为主。

3存在的问题

新农合是一项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出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供给制度，是一种参与主体多元、决定因素复杂的制度［4-5］。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新农合存在缺乏正确认识和定位、机构属性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完善、办公场地不固定及办公经费未能及时到位、信息网络平台不畅通等问题。

3.1对新农合的认识和定位

通过对调研座谈会和问卷的整理、分析发现：首先，对新农合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定位，认为像其他的社会保障部门一样只是给农村居民在看病上报销的福利机构，因此对新农合的工作开展影响很大，很难保证新农合医疗基金的安全性。其次从人员配置和使用上，市（州）级在人员配备上最多8人，少则2人（其中1人是借用）。在这种人员不齐的情况下，主管部门还要长期抽调工作人员到其它部门科室和岗位，导致真正从事新农合工作的在岗人员就只有2~3人，因此工作开展难度非常大；县（市、区）级工作人员配备虽然比市（州）好一点，但人员抽调现象也存在；乡（镇）级名为2~3人配置，实际上大部分都只有1个人。第三，从机构属性上，新农合管理经办部门只是按照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管理，并没有明确事业单位，就使工作人员出现了既不是公务员，又不是参公管理的尴尬局面。因此，在职称、工资、福利待遇上得不到保障，出现人心浮动，影响了工作的开展。第四，从管理属性上，省、市（州）、县（市、区）新农合上下贯通，但是乡（镇）级与省、市（州）、县（市、区）形成了一个断链：乡（镇）级新农合管理人员归到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而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没有行政管辖权，所以乡（镇）级新农合工作人员不固定，随时调换，影响新农合工作的开展。

3.2对新农合的管理情况

因为机构属性不明确，造成了管理制度不完善。其表现：首先“，管办”不分，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是设在卫生局下的二级单位，因此，在监督管理过程中受外界干扰因素影响较大，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能真正发挥执法监管的作用。其次，因为没有专门针对新农合的法律法规（目前只有江苏省出台了一部《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出现了执法过程中的盲点，造成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第三，由于筹资标准时间不固定，因此造成筹资工作困难。第四，称谓不统一，有的市（州）称为“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简称“合医办”，有些县（市、区）称为“新农合管理局（中心）”简称“合医局（中心）”等。

3.3新农合的办公场地及办公经费

据调查，各市（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大部分没有固定和独立的办公场所（多数是租借办公），缺乏必要的巡视、监督、检查的交通工具，办公经费的标准也有所不同。虽然办公经费全部由卫生局统一管理和使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经费未能及时到位，在工作和监督执法上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造成了工作的被动和滞后，整个监督管理不能做到提前预防。

3.4信息网络平台不畅通

省、市（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的信息网络平台不统一，使得信息网络终端没有覆盖到最基层（村卫生室），所以也制约了新农合的发展。如本应在第一时间完成处方的录入，但由于信息网络不畅通，结果是每个月拿到县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统一录入，这样既增加了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的工作量又不能做到及时的监管。

4建议

我国合作医疗几起几落的曲折发展历程使得新农合格外受到政府的关注［6］，其建设要结合目前农村社会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从战略高度研究和把握新农合制度理念［7］。

4.1构建一支结构合理的新农合工作队伍

构建一支结构合理的新农合工作队伍，必须认真制定适合的策略方针和目标［8］。首先，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是一个专业性强的机构，因此在人员配备上不能有随意性，不是什么专业都可以，要科学合理配备专业人员、要建立一支专业性强的监督执法队伍，这样才有利于监督、管理、保证新农合资金的安全运行。其次，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人员数量配置要科学合理，用工作量测算方法比较适宜。测量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测算某区域范围内，全年门诊、住院服务后的管理工作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计算。第二部分是计算新农合管理机构，对不同层次定点医疗卫生机构的巡视、督查工作量进行统计，计算上级新农合管理机构对下级机构的业务指导、培训、定期召开例会的工作量，计算基金管理、补偿经费的核实、拨付工作量，信息资料的汇总、传送、信息平台的维护工作量，以及咨询服务等工作量的总和。将两部分相加，即为经办管理机构需要配备的工作人员数。

4.2明确新农合工作人员的工作属性

新农合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属性要明确，新农合经管机构应属于国家公务员的系列范畴，可根据实际情况先由参公管理逐步走向公务员系列。这样既可以提高新农合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又可以稳定建设和发展新农合队伍。乡镇新农合管理机构人员应并入县（市、区）新农合经管机构，由县（市、区）新农合经管机构直接派驻到乡镇工作。这样就可以上下贯通，便于工作开展，加强新农合的管理。

4.3对新农合要有正确的认识及完善的管理制度

首先新农合既像其他的社会保障部门一样，是给农村居民在看病上报销的福利机构，但是又是区别于其他的社会保障部门：（1）这是国家给农村居民的最大惠民政策，它可以使农村居民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使农村居民受惠，最大化的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2）可以合理整合利用有限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支持卫生部门的发展和建设。（3）患者在新农合中更容易享受卫生服务量和价的优惠。（4）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和医疗服务提供方，通过签订、执行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和支付方式等经济关系，抑制需求诱导，控制患者行为和医疗费用。（5）有利于预防和治疗相结合，体现预防为主的方针，可以做到预防在先、控制为主、治疗为辅，实现低投入、低消耗，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目标的最大化。

4.4合理设置新农合管理机构

首先，明确机构的属性，新农合经办机构和其他一般单位不同，它既有管理的属性，又具有监督执法的行为，因此，上下要统一名称、统一管理，省、市（地、州）、县（市、区）到乡（镇）上下贯通，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实行垂直管理，村由村委员会指派一位协管员对本村进行监督管理。其次，应完善管理制度，这样才可以基本解决新农合队伍建设中所产生问题和矛盾，使得工作经费得到更好地保障，彻底实现“管办”分离。市（地、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应当脱离卫生部门（可以适当高于卫生部门半格），形成真正独立的监督执法部门，这样就避免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局面和不应有的工作干扰，可以更有效地对新农合医疗基金实施监督管理，保证新农合医疗基金安全性。第三，国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针对新农合的法律法规，使经办机构的监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防止和避免非法套取新农合医疗基金的现象发生。

4.5不断改善新农合机构办公环境

各市（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要有固定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巡视、监督、检查的交通工具，要有统一办公经费标准。这样在开展工作和监督执法时，就不会产生很多矛盾和问题，不会造成工作的被动和滞后。

4.6不断完善新农合管理制度和新农合运行方案，提高参合者的受益程度

实行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统一，使全省的农村居民享受同等的医疗保障。应综合上述三种运行方案，兼顾门诊、住院与大病补偿，这样更有利于农村居民做到“早预防、早诊治”，“小病不出村、一般病不出乡（镇）”，切实减轻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使更多的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障上得到实惠，同时也便于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4.7加快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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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全面开展于2000年，农村信用社成为该项业务的中坚力量。截至2001年，全国有80%的农村信用社陆续开展了小额贷款业务，近1/4的农户受益。2002年，为使小额贷款能更好地惠及全国农户，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用商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来发展小额贷款。至此，中国的小额贷款不单单扮演扶贫角色，更着眼于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在晋、陕、川、贵等地区开展商业化小额农贷的试点。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新尝试，这些试点在引导民间资本、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此，我国各类小额贷款业务全面铺开，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同时，由于各金融机构的大力介入，各类小额贷款的制度也得以完善，多元化经营成为各类小额贷款经营机构的发展趋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良性竞争的局面。此外，这些发展也引起了相关政策部门的注意，并开始积极制定相关政策。2006年，银监会出台《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小额贷款的准入门槛被放宽，国内外企业及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这为小额贷款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2007年，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对小额贷款业务的要求有了新的规定:小额贷款的放款主体与借款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贷款的额度、利率、期限更加灵活，贷款的手续化繁为简。这进一步促进了小额信贷的发展，为农户提供更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2008年5月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提出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政府鼓励民间资金和海外资金进入小额信贷领域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中国各地呈现出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相继成立并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良好局面。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环境建设薄弱，小额信贷可持续性差

1.小额信贷缺乏相关立法和扶持政策。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小额信贷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作为一定程度上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小额信贷，政府尚未建立起通过减免税费、贴息等政策手段加以扶持的长效机制。

2.小额信贷载体有限，资金供给渠道窄。我国小额信贷主要载体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和民营小额信贷机构。其中农村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资金外流严重，有统计资料显示，邮政的储蓄网点62%在农村，其2/3的资金来自农村，但几乎很少有资金用于农村信贷。民营小额信贷机构业务能力和资金来源有限，故小额信贷的发放主体集中于农村信用合作社，但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水平落后、财务自立能力弱、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来源等问题，加之农村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外流严重，致使小额信贷资金供给缺口大。

(二)制度设计不合理，小额信贷供求不匹配

1.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受制度制约(如不允许吸收存款)，资金来源有限，加之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及小贷机构担心风险引发的“惜贷”现象等，致使小额信贷供给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2.农村小额信贷贷款品种少、期限短、额度低。这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多元化的资金需求及农业生产周期较长、资金回收相对较慢、规模经营及结构调整中资金额度需求较大等，存在很大程度的供求不匹配。

3.农村小额信贷制度设计不合理，贷款制度繁琐且流于形式(如贷款证制度)，而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人员少且贷款操作人工为主，分散放贷和贷款管理工作量大。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例，平均一名信贷员要负责200户左右的小额信贷管理，管理手段无法与小额信贷的迅速发展相适应。此外，小额贷款利率机制缺乏科学性，尚未形成提高市场效率、推动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定价机制，且农村小额信贷风险保障机制缺失，难以实现对信贷风险的控制和补偿。

(三)信用文化缺失，小额信贷风险大

1.农村信用环境差，农户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的信用教育，信用观念淡薄。故此认识上存在偏差，要么认为有贷款影响自家形象;要么认为小额信贷是政府“支农扶贫”的，还不还无所谓，进而形成不良的行为偏好。

2.农村金融市场信息极端不对称，小额信贷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定缺乏规范的制度和标准，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甚至是行政干预。加之信用信息管理手段落后，无法有效解决农村小额信贷无抵押和无担保情况下，由借款人行为产生的信贷风险。

3.由于农村小额信贷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在缺乏外部风险补偿机制的条件下，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会波及众多分散的小额贷款对象，使信贷违约风险剧增。

三、信用文化在农村小额信贷管理中的作用

信用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指人们在经济生活别是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意识形态、道德伦理、风俗习惯及信用行为模式等非制度性约束，来节省人们为保证交易公平所付出的信息费用，从而建立起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信用关系。针对农村小额信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完善立法以培养良好的金融环境、建立相关制度以创造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条件以外，本文重点剖析强化信用文化建设对加强小额信贷风险管理的作用，以期从非制度角度探讨农村小额信贷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强化信用文化建设可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1.有助于培养农民信用意识，提升农民的信用层次。促使农户的信用观念和行为选择符合现代市场的运行规范，需要经历一个诱导和转变的过程。信用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可以通过信用教育向农民传播信用知识、培养信用意识;通过产权改革，建立起遵守信用规则的产权制度安排;通过信用法律、法规建设，完善信用奖惩机制;通过民间自律组织建设，形成社会监督和公众舆论等非法律约束。经济生活中，如果失信成本比较低，违约获利大于守信的利益，低层次信用者便有可能违反经济道德，选择背信弃义的违约行为。而高层次信用者认为，为使经济活动并进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可持续，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应自觉做到诚实守信，这才是既利他又利己的双赢之策。而有意失信则是既损人又害己的双输之策。通过信用文化建设，可以提升农民的信用层次，引导其信用行为，而这种利己与利他兼顾、互惠双赢的信用行为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2.有助于形成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相结合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由于农村小额信贷所处环境、贷款对象条件及信贷机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等多种因素影响，仅依靠建立信贷风险管理制度所起作用存在很大局限。而通过信用文化建设，不断向农民宣传诚信道德，讲解信用知识，强化信用意识，使农户认识到信用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有很好预期的金融资源。在农村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和舆论导向，并通过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企业信用文化建设，使信贷人员成为信用的宣传者和维护者，促使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在原来贷款抵押担保、贷款条件限制等硬约束的管理手段基础上，更多地结合信用信息管理、培养良好信用关系等非制度手段约束，从而有效降低信用风险。

3.有助于巩固农村信用关系，建立起金融支持农业的良性循环机制。信用文化建筑在信用关系基础之上，但其对信用关系的建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固的信用关系，金融支持对于农户脱贫致富作用显著。但由于农村信用文化缺失，农户信用意识薄弱，金融关系缺乏持续性等原因，信用失范现象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信用关系的建设。因此加强信用文化建设，正确影响和引导农民的信用观念和行为偏好，使农户产生“不违约才能获得更大利益”的信用认识转变。经过多次循环，让农民从信贷中逐渐获得“守信用”认知并作为共识传承下来，成为共同遵守的规则，从而实现自我控制，强化信贷约束，形成“贷款—投资—获利—还款—再贷款”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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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学校基础落后,管理需优化

农村学校先天不足、后天不强,要实现比城市学校还要更好更快的发展,除了国家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倾斜支持之外,更主要的是要靠管理出质量、出效益,靠管理走捷径、求突破。

农村学校生源整体上不及城市学校,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和社会促进条件;农村学校的教师整体上也不及城市学校,没有较高的学历,没有优厚的条件,但是农村学生肯学习能吃苦,农村教师更朴实好激励,所以农村学校只要优化管理,把这种后天优势发挥出来,形成良好的教学秩序和校园文化,把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育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一定能用后天的努力弥补先天的不足。

农村学校的校舍、场地、教学设施、办公条件等硬件设施与城市学校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但硬件并不是决定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根本条件,尤其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决定胜负的主要还是软件,是学生的学习精神、教师的敬业精神、学校的管理和办学水平。寒门出贵子,穷校也可以出状元、出名师,所以我们要优化学校管理,创造良好的氛围,使学校风正业精秩序井然,师生员工齐心协力谋求发展。

这几年,国家和社会对农村学校的发展倾注了大量财力,显著改善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随着中央支农精神的贯彻落实,农村学校还会迎来更多的资助与支持。国家的初衷是要给农村学校打“强心针、催长剂”,希望农村学校补足元气抓紧发展。条件好了、钞票多了,更要优化管理,将优厚的物力支持与优质的学校管理结合起来,实现学校的强势崛起。

二、农村学校教师不稳定,必须解决

农村的发展靠教育,教育的发展靠学校,学校的发展靠教师。一个学校的水平,决定于这个学校教师的水平。只有教师的素质提高了,学校的教育水平才会提高,才可能培育出更多社会需要的人才。然而,当前我们农村的教师状况却令人担忧。农村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教师流失严重,给农村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本属正常,但存在于农村教育中的只有上流没有下流、高素质教师上流一般者不流的现象则属畸形。农村学校中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优秀教师,或被县城学校的领导相中,或是通过一定的人情关系,调入县城。拿我在的学校为例,每个学年结束时,都会有教师调入县城,这些走掉的教师,大多是经过了几年实践锻炼的具有较强教学能力的高素质教师,他们年龄都在35岁以下,又以紧缺的科目如语文、英语、数学教师为主体。他们的流失,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从学校的社会影响上,都是对我们的打击。对这些要流失的教师,我们想留都留不下,留不住。原因如下:1、县城学校优厚的待遇是我们不敢留。2、追求生活上的方便和家庭的结合我们无法留。3、政策导向的偏差使我们留不住,农村教师的流失,造成教学质量下降。教师不足导致学校并班,因而各校大班频频。班组学生人数过多,势必给教师的教学和管理带来困难,一方面加重教师的工作量,同时又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因而教学质量出现滑波,双差生不断出现,辍学人数有增无减,给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达标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因为流失教师大部分是年富力强学历较高的中青年骨干教师,而留下来的教师一般年龄较高的本地教师,一方面教师兼种田,学校家庭两头顾。另一方面知识陈旧,思想僵化,信息不畅,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以,农村教师的稳定问题必须解决。

三、“留守生”问题需社会动员综合解决

随着农村流动人员的逐年增多,留守儿童的在校生中的比例也在年年增加,留守学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束缚了学校的健康发展,因此,留守生问题亟待解决。“留守生”大体存在如下问题:

3.1生活中缺乏亲情,心理健康令人担心。

随着大批农民工外出务工,外出务工者在城市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于是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一心想让子女将来在城市体面的生活。然而背着父母希望的孩子比背着孩子的父母更辛苦更沉重。这种过高的期望使留守学生产生了沉重心理压力和心理负担,成绩上小小的下滑,在他们内心也会掀起惊涛骇浪,产生很强的愧疚感和负罪感。加之由于经济原因,民工回家次数很少,一次次许诺回家,一次次让学生伤心,一次次扼杀亲情。有的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重视不够,也不懂得亲情抚爱,由于教育能力和通讯资费原因,在与学生通话中,无非是问一下考试情况,叮嘱学生几句,许诺带些什么物资,很少听听学生心理期盼。长期分离和缺乏联系使孩子身心成长无法得到父母引导和关心,与家长沟通障碍加深。

3.2学习中缺乏家教,学科成绩令人担忧。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外出了,孩子也就失去了最好的老师。没有父母督促,精力投入少,学习态度差,学习时间难以保证,全靠教师分给百分之几的责任心,少数学生厌学、迟到、逃学特别令人头疼,也有多子女家庭,父母外出,年龄大的留守儿童还得照管弟弟妹妹。

3.3寄人篱下从属别人,身体成长令人忧患。

疼爱子女莫于父母。寄居的“留守学生”,其生活习性,饮食冷热、营养调配、味口矫正、膳食多少等都得从属于别人,天气冷暖变化带来衣物增减,昼夜长短变化带来作息把握,年龄增长带来青春发育变化等等,很难有父母一样体贴入微,还会慢慢积攒一些疾病,甚至产生终身遗憾。同时,作为祖辈或叔辈,大多要监护多个“留守学生”,就更是“众口难调”了,不能满足每个儿童的生长需要了。

3.4监护中缺乏责任,其效果令人恐惧。

父母双双外出的留守学生有近一半由祖辈监护。由于精力、体力、知识能力等原因,监护人大多局限于吃饱穿暖之类浅层关怀,满足于“孩子喜欢”、“不出意外”;也有的监护人出于情面接受留守学生家长委托,抱着“别人的孩子深不得浅不得”的思想,迁就放纵;孩子带着“看别人眼色”和贪玩心理,采取回避躲让,难以沟通,甚至对监护人态度冷漠。监护职责浅层化,不能提供亲情交流环境,和家教的温暖氛围,孩子的许多方面都不能得到满足,出现身体、心理、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品质等方方面面的“发育不良”,甚至“畸型”。:

3.5学校安全责任突显,管理不堪重负。

篇5

集中识字教学实验能不能在农村所有小学进行，特别是那些办学条件极差，代课教师成堆的农村小学能否使用集中识字实验教材？集中识字教学实验班学生的成绩是否真的两极分化呢？的确这是每一个主持此项教学实验的人员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教学实验的对象是人，搞得不好有碍学生的终身发展，搞实验的人也将会受到社会的指责。

我们认为任何实验，当然也包括教育教学实验在内，它的风险与成功都是并存的。我们组织有关教研人员再次系统地认真学习集中识字的所有理论专著，重点学习了张田若教授关于如何进行集中识字实验的一系列教育教学思想理论。通过学习研究，首先我们在理论上站住了脚。我们认为的的确确此项实验正如《人民教育》在推介识字教学经验的文章中所说的：“集中识字”是我国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教学实验。”接着我们又认真回顾了我县十多年来的实验工作，总结了成绩，分析了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集中识字教学实验具有中国特色，能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初等教育的突破口，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教研（科研）课题。只要认真负责地进行实验，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我们向全县发出了“回顾过去，总结成绩，坚持集中识字教学实验，夺取新的胜利”的号召，并于1995年下半年开展了我县第二阶段集中识字教学实验，即在小范围内进行区域性实验。目前参加区域性实验的有97个班4032个学生。这个阶段的实验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为大面积推广实验成果作准备。这个阶段的实验是区域性的，一个区域的所有小学都参加实验，这个阶段的实验是不择学校、不择教师、不择学生的实验。此阶段的实验成功，将对在农村小学全面推广集中识字实验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区域性实验的阶段性验收评估效果显著

1995年开始进行的集中识字区域性教学实验至1998年下期已进入到四年一期了，担任这项实验的语文教师中有不少是代课教师。人们都非常关心区域性实验的成败：集中识字教学实验能否在农村所有小学进行？学生的成绩是否两极分化？实验班学生的语文素质是否高于普通班的学生？为了回答上述问题，1998年秋季，我们对区域性实验的四年级学生进行了一次阶段性验收评估。在我县古城、响水两个实验区30个实验班抽测了中心小学、联村高小和村小各一所，共6个班271名学生作为评估对象，同时在非实验区（经济、交通、师资、教学质量等方面与实验区相接近的）抽中心小学、联村高小、村小各一所，共3个班158名学生作测试对照。采用国家教委基教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制定的“小学四年级语文学习情况调查卷”。这套试卷既强调基础知识，又突出阅读综合能力，是素质教育教学导向性很强的一套试题。出题人没有把实验教材和普通教材作为依据，而是根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命题，非常客观。这次阶段性评估的结果很好地回答了前面的几个问题：（1）集中识字教学实验可在农村的任何小学进行，且学生的语文素质和学习质量，大大高于同年级普通班学生的语文素质和学习质量。（2）集中识字教学实验班与普通班相比，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平衡度要低于普通班学生。

三、八点体会

1．教学研究人员的业务成熟，先要有教学教研理论的成熟。教学实验信心的坚定，先要有教学实验理论的坚定。

2．责任感、使命感、奉献精神是搞好教学实验的原动力。教学实验，特别是小学教学实验的周期长，一搞就是6年，在小学要真正完成一项有成效的实验，必须要有几代人的努力。要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高度，要有责任感、使命感，要做无名英雄，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3．教学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教学实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实验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要刻苦钻研教学实验、教研专题的业务知识和理论，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教研水平。低水平的业务人员是绝对不可能取得高水平的教学实验成果的。

4．在实验工作中一定要做到“领导、教师、教研员”三结合。

5．建立经常性的教学骨干培训制度，提高教师的政治、业务素质，是搞好实验的根本。

6．用实验成果宣传领导，宣传教师，宣传社会，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篇6

1．1传统文化逐渐流失，封建陋习普遍存在由于现代文化形式的经济性、便利性和可获取性，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或节日感兴趣的农民群体逐渐减少，尤其是青年群体。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3．58%的农民感觉村里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青年群体缺乏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关注度。独具特色的庙会文化也在逐渐消失，庙会活动的开展频率正在减少、农民参与度逐渐降低，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如今的庙会活动缺乏特色，无法激起农民参与的热情。除了春节、庙会等传统文化活动的发展呈萎缩趋势外，传统的民间工艺技术的保护和继承也受到很大冲击。在问到“你村里赌博的人多吗?”时，仅14．08%的被调查者表示本村“没有赌博现象”。在参与赌博的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为中年男性，占46．86%;其次是中年妇女，占20．71%;再者是老年人，占14．85%。其中49．72%的农户认为，形成赌博风气的原因是村里的娱乐活动太少;30．03%的农户认为，赌钱玩着刺激、有意思;20．25%的农户认为，玩牌赌钱比较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调查算命等迷信现象时发现，有一半的农户表示自己算过命，被调查者表示一般在家里有病患、子女订婚或结婚、给新生儿起名字、家里孩子考学等情况下去算命。调查数据显示，95%以上的农民每次花费在10元以上;其中花费超过30元的被调查者超过30%;更有甚者，个别村落的著名“大仙”、“天师”等单次收费超过100元。这说明当前农民对算命的信任度很高，且愿意在这一件事上花费金钱。

1．2婚丧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产业婚丧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对于农民来说尤其重视，现今专门服务于婚丧嫁娶的民间乐队就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文化产业。调查结果显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丧嫁娶时会请民间乐队来助兴表演，而且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乐队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如唱戏、歌舞、相声小品、二人转、魔术杂技等，其中农民请的最多的是唱戏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别占34．37%和30．48%。在调查民间乐队花费情况时，被调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别。94．92%的被调查者表示花费超过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区间比较集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7．08%和27．93%，这一情况说明农村在婚丧嫁娶上聘请民间乐队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硬件设备不能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电视、手机仍然是农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设备，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机，占15．53%;受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自身收入的限制，电脑、数码相机等相对高端的硬件设备在农村家庭中的购买率较低，电脑占11．20%，数码相机仅占5．4%。在调查村镇公共文化设施时发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如有线电视安装、网线铺设、广播站、体育场地、图书馆、文化活动室或文化广场、报栏及户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对于村子里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56．65%的农户表示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设中，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强设施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1．4农村文化队伍年龄大、人数少、技术低，文化队伍建设亟待提高在调查文艺队伍建设情况时发现，文艺队伍中人员年龄普遍偏大，队伍的规模不大，大于20人的队伍仅占14．23%。在文艺队伍的专业技术方面，专业人员较少，仅占7．48%。针对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积极性方面，被调查者年龄越小，热情度和积极性越低，30岁以下的农民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综上所述，河北省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处于基础阶段，文化工作者专业技术不高，数量不多，年龄偏大，在今后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加强农村文化人才的建设。

2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分析

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素质等都可能影响其发展，文章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之上，从政策、农村经济、农民素质及区域位置等方面着手，利用交叉列联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因素对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影响。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是相当重视的。但是文化建设情况却不是十分乐观，政府出台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层落实不了。原因如下:首先，从政策方面，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仅仅是纲领性的总体计划，并不具体且不详细，导致基层政府不知如何开展文化工作;其次，从政府工作人员方面，对落实农村文化工作人员编制、审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确，许多文化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农民身份，客观上打击了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以上两点说明河北省文化建设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应继续深化、细致文化建设工作内容，具体落实文化政策，推动文化发展。

2．2经济因素选取民间乐队的花费情况作为列变量，且其花费为单次聘请乐队支出额，选取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作为行变量，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发现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关系较复杂，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情况的交叉列联分析结果与本次调查预期的结果不一致。大多数农民在聘请民间乐队上的花费处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范围内;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乐队花费超过2000元的也比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丧嫁娶场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欢大操大办;而相对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认为没有必要消耗过多的金钱。

2．3区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区发展状况不同，区域因素对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影响。地理位置离城市越近，农村大学生愿意回村就业的比例越低，山区的被调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学生“相当部分回村就业”比例为10．4%，而城市郊区的只有6．9%。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就业环境远远优于农村，越靠近城市的村庄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又可以在城市获得更高的就业环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庄，经济水平越高，在城市就业的经济压力比山区农村的大学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与大学生返乡情况的关系见表3。

3对策建议

3．1地方政府应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地方政府应当转变工作思路，将单纯追求经济绩效的工作重心转变为经济文化两手抓、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建设内容，切实做好当地农村文化建设，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一是规范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农村文化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设资金除了政府划拨之外，还包括社会筹资，不论哪种资金都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都需要不断总结完善资金管理制度;二是规范人员管理制度，调查发现，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编制得不到落实，有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仍是农民身份，这一现象极大挫伤了其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文化队伍中大多数人是业余村民，专业性不高、年龄还偏大;三是规范法制管理制度，应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防止出现资金挪用、贪污等现象［1］。

3．2农村文化建设应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文化需求的差异以年龄为划分依据，发现不同群体文化需求不同;以区域位置划分，发现不同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程度和重点不同。基层领导应当根据这些差异区别对待，解决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文化建设的结构性失衡。对于青年群体做好引导工作，防止其沉迷网络、赌博等，浪费青春。“由于经济条件对上网消费的限制、受教育程度对网络操作和网络文化的理解与吸收的影响及年龄增长形成的惯例思维对新生事物的排斥等，农村老年群体正在被以网络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边缘化”［2］。老年群体的闲暇时间更加充裕，也增加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基层单位可以针对其需求特征组织一些场面热闹的文化活动方式，如看戏、文艺演出等，以丰富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不同地区也有其不同文化需求，越接近城市，其硬件设备越完善，文化建设应注重形式、内容;越接近山区，应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文化器材、网络信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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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宣传教育;依法治国;小康社会

普法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涵的要求,我们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即繁荣富裕、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就更加需要发挥法律规制、调解纠纷的作用。

自1986年以来,全国已经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规划。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变化,农民的法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农村法制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笔者仅就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飨读者。

一、在当前进行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意义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三农”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农村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中之重。“五五”普法把农民作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充分表明了普法教育对于建设新农村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提高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不懂法律就难以参与经济活动,农民不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会影响和滞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二)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的重要保障

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推进基层法制政府建设,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市场的能力,促进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从而保障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三)是实现“五五”普法目标的重要举措

“五五”普法规划提出了“‘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重要的是要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律素质。实践表明,农民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法制化建设进程就会加快,“五五”普法规划的目标就会圆满实现。

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农民法律意识增强了,基层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其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满足,根本利益也才能得到体现和维护。

二、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我国虽历经“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四个阶段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由于我国历史原因、地理原因、民族原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在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这一块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思想上认识不足

一些乡(镇)级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有名无实,忽略了此项工作,如有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检查时,就突击安排敷衍了事,甚至有时出现“推一步走一步”的状况,有的村干部把普法宣传教育当成是“听话”教育,要求农民学法主要是要农民听话,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没有正常开展。

(二)经费上保障不力

大部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普法宣传教育经费没有能列入财政预算内,有的虽然能列入财政预算,但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空头支票”,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难以开展。

(三)时间上集中困难

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生活的自由化程度高,自主安排自己的耕种。另外村民居住比较分散,他们的规律是早出晚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部分人员外流,加之普法宣传教育力量不足,集中学法难组织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正常开展。

(四)形式上手段单一

一些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还习惯于借助行政化的手段来进行,依然是讲讲课、出板报、搞专栏、开动喇叭、张贴标语,进行普法宣传形式传统单一。另外,由于普法宣传教育人员和宣传员深入农村少,编写的教材不能满足农村普法教育的实际需要,观念陈旧,形式单调的教育方法,给人感觉是走过场,影响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深入。

针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原因分析如下:

1.宣传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认为,经过近20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一些常用的法律法规知识都已学过,已经达到了普法的目的。因此,大规模、全民性的普法任务已经完成,普法工作该结束了。还有少数基层单位认为,普法是软任务,搞好搞坏无足轻重,对此项工作持轻视态度,产生组织领导上的“疲软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普法工作摆不上位子,挂不上号,上级抓一抓就动一动,完全处于应付状态,在组织领导上不够得力。

2.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绝大多数单位在制定计划时,没有针对本地实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对象,根据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特点来确定学习内容,制定的“规划”、“计划”上下一个样,学习的内容也是各地一个样,缺乏针对性。

3.部分干部工作方式难以服众:近年来,有极少数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因此造成一些农民认为:“法律条文讲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法讲的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套,学法无用”。由于这种学法脱节、执法不公的现象,挫伤了农民学法的积极性。

三、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思考

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由于其范围广、人员多,文化层次差异大、组织程度低,始终是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实施方法上、学法需求上等诸多方面,与前四个五年普法相比,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1.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集体活动的时间和机会明显减少,使得过去采用的利用农闲时机进行集中普法教育的方法也难以实施。2.由于行业分工的细化,农民对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关心程度明显高于过去,尤其是对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的欲望日益强烈。这就使农村普法工作出现了多样化、专业化的要求。3.由于经济发展,农民需要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了提高,使农村普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笔者结合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新特点,对“五五”普法教育中的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有一个初步的思考,现将思考认识表述如下:

(一)健全组织机构,强化具体领导的责任

首先,从思想上要重新认识在我国普法教育任务重。普法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搞突击、搞运动。要把普法宣传教育当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来对待。我们实施法治国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广大农村还残存着封建意识和封建做法,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和思想不是靠打压封杀,要靠教育慢慢的影响从而改变其思想。我们的普法宣传教育就是要做到通过以案说法、以理服人等方式启蒙农民兄弟的法律意识之门,唤醒其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掌握法律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其次,我们还要在组织上给予保障。我们要明确机构,确定专人负责,真正做到“保障有力,责任明确”。法律宣传教育工作人员要有一定的专业素质,要经过一定的考核,不能随便找人说教宣传,最起

码从事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人员自己要“知法、懂法,守法”。同时相关的政府机构应该在财政预算中增加专属的普法宣传教育经费,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再次,对于普法宣传教育不能搞标准化检查、突击检查。我们不能拿一个量化的、精细化的普法宣传标准来进行考核。我国地域辽阔,风俗迥异,区间差别很大,我们不能拿一个地方的做法去要求其他地方的做法,我们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农民的法律意识提升了,法律的文明程度改善了,任何方法、方式都可以尝试。同时,我们也不能搞突击、临时检查。这种随意性检查有可能既起不到检查的目的同时也伤害了当地群众的情感或利益。

最后,我们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奖惩得力”。我们既不赞成搞突击检查和标准化检查,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或姑息普法宣传的涣散、无力。如果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我们要对相关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我们应该从组织建设到措施保障、从长远规划到具体计划、从实现目的到阶段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发掘、表彰一批措施得力、成效显着的机构或人员,惩戒一批敷衍了事、推诿扯皮的人员,真正做到让有能力的人肯干,肯干的人愿意干。

(二)探索宣传方法,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方法

我们很多地方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目前还停留在“说”的阶段。一进入农村就是用大喇叭说法,或者在宣传墙上用图画文字的形式说法。一般情况下来的时候兴师动众,效果却差强人意。其实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做法,我们不仅仅要会“说”,同时我们还要会“学逗唱”;我们不仅仅要会编排“法制黑板报”,还要会利用网络、电视等影像设备进行宣传。我们可以通过比赛、歌会、晚会等形式,通过地方剧种、歌舞、小品、相声等手段进行普法教育。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仅仅是主持人或者宣讲者,他同时可以是参与者或者是听众。我们要想尽一切方法,只要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都可以承载普法宣传的内容。其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普法宣传教育也同此理。

(三)宣传具体到位,讲授农民实用的法律知识

我们不仅要能宣传、肯宣传、会宣传,而且还要知道宣传什么。由于我们从前的普法宣传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全国一盘棋,村村都相似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急需解决广大农民兄弟目前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目前他们破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什么?他们感到迷茫困惑的法律问题又是什么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坐而论道”,自我臆想和空谈理论的做法在农村普法宣传教育中会适得其反,挫伤广大农民兄弟的学法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的普法宣传工作者进行实地调研、制定长期规划、提出具体目标、采用有效手段、宣传实用内容。

我们只有解决了“谁宣传、怎么宣传、宣传什么”的问题,才能在农村真正推广普及法律知识,真正实现“提高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目标,从而才有可能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和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1]刘建发.“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法治教育[J].世纪桥,2007,(1).

[2]陈万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至关重要[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5).

[3]马建新.论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J].大连干部学刊,2007,(1).

[4]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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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城镇政府责任城市化

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化经济与社会政策导致了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而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在二元化的社会经济政策强化下，城乡差距日趋拉大。城乡融合与一体化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城市化是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载体——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农村小城镇建设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及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进程和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0～1980年，全国城市化率从11.2%，提高为19.4%，30年间仅提高了8个百分点。此阶段，国家以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核心。二是1981～1998年，虽然“城市化”并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制度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199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99%，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存在区域性差异。《2005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7726个，集镇20686个。全国村镇总人口9.86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2亿人，占村镇总人口的11.3％。村镇非农业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个百分点。同时，村镇其他方面也发展较快，2005年，村镇新建自来水厂821个，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万吨，新铺设供水管道长度3.99万公里，建制镇、集镇用水普及率分别达84.7％、67.2％。交通、绿化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取得较快进展，农（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从农村城镇建设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发展较快，这点从我国2005和2006年全国百强镇的分布可以证实，2005年全国百强镇中，广东省有30个，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9、23、17个，其他省市区只有一个镇进入全国百强；2006年中，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8、21、23、20个。

农村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从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来源构成来看（见表1），农民纯收入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说明东部农民从事非家庭经营，即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由于外资投入及当地民营和其他经济发展，这部分经济多集中于中小城镇。另外，东部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农民的4.3和3.2倍，其相对差异远远高于平均人均纯收入，这更体现了农村城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城镇化导致关键性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及价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产等。城镇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从这些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要素进行市场化交易的机会也比较多。

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结构。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民生活各项消费均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交通通讯、文教及医疗保健方面则更体现出农民生活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面临着农产品生产的安全保障制约。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威胁。图1是我国1991—2005年粮食产量的波动示意图，图中显示1996—199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势头一直持续到200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性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根本目标。而影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积和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

而农村城镇建设对这两方面都产生负面影响，一是城市化会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二是城市化会导致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农业的整体生产经营能力下降。表3的数据能佐证这一趋势，1990——2004年期间，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的比例从66.45%下降到47.61%，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

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实践都证明了农村集体经营体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经营制。我国农业生产出现过几次波动，但不能归结于的制度问题，而在于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况，国家政策变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农民面临更多的非农业经营与就业选择，相对于其他产业低下的比较利益，部分农民更愿意从事比较利益高的非农业产业进行经营与就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部分农民因非农经营与工资性收入导致种地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土地流转率过低，结果是大量农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规模农村城镇建设对农业生产安全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消除负面影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平台，城市（镇）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同时也受到市场化的影响。

首先，城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包括提供就业、消费。这就要求城镇具有一定的产业群体。在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今天，消费不成为问题，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购买力相对不足。因此，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通过培育优势和特色产业，以其为基础进行城镇化建设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市场经济是一个依靠自身内部各因素相互调节与作用的经济形态，其中可能会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间接参与能推进和纠正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投资需要政府政策与财政的支持，包括城镇建设规划、公共产品的投资、吸引资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结合主要农产品安全问题，我国政府在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责任还包括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为契机，通过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配套；二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农村目前的现状是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人均耕地面积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会出现许多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产业的比例变动，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据我国农村人口的变动趋势分析，可以预见，未来可能且理想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大规模、现代化经营。其前提是农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规范以确保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从全国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在1%-3%之间，土地流转只在亲友之间，在小组之内的小范围之内发生。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不规范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导致部分农民宁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转农地，出现了一部分农地被精细化经营管理，而一部分农地被粗放式经营甚至摞荒。农村小城镇建设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农村耕地流转制度与市场有利于有限的农村耕地趋于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从而有利于经济安全。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农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与集中。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居住在城镇，但其行为、生活方式与以前无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生活也可能会面临着一些风险。出于对未来生活风险防范的考虑，对其所承包的农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种理性选择，机会成本比较小，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后更是如此。但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机会成本过大。

农村小城镇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要趋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利于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滢，陈柳钦.产业集群对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重要作用.科学与管理，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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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制度设计，筹资模式

一、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进入了老龄化时期，65岁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超过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21世纪中国老龄化有加剧的趋势。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堪忧，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乡镇卫生院1/3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国家对城乡间医疗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而城乡居民面对的是统一的药品定价和医疗服务费用，造成了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研究表明，医疗消费在中国农村有着奢侈品的性质，农民对医疗存在着潜在需求，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约，医疗需求的满足尚处于从属的地位（卫龙宝，2005）。有以问卷形式对中国内地六省310个村庄进行了直接入户方式的调查访问，结果显示，有79.7%的调查对象反映，他们所在村庄存在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岳书铭，2005）。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农村的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户数占了很大的比例，该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别为21.61%和33.4%（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4）。更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不同地区，疾病导致了20%～70%的贫困（Jiang，2004）。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合作医疗制度能够提高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公平性，这一点已经得到研究证实。合作医疗能为大多数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自费看病相比，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花费相同成本的条件下能享受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中国10个贫困县进行的调查，合作医疗覆盖的低收入人群比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同等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他们的经济负担（个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也相对低。这表明合作医疗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资金筹集方面的公平性，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另外，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演进，发现合作医疗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且执行层有历史经验可循，在制度探索方面可以总结经验，少走弯路。根据[2003]3号文件《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规定，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保大病即在农民患大病的时候给予医疗费用保障，防止农民因看不起病而陷入贫困，有利于实现卫生资源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民众更加关注医疗合作制度对大病的保障程度。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的制度更能提高社会的综合绩效和社会整体福利，同时也是农民当前所需要的。关于保大病还是保小病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所争议，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议

下面分析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有悖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构建简单评价社会总体福利效益的模型：建立三维坐标体系，分别以X轴表示参合的居民人数，Y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Z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社会用于医疗保障的全部资金；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Q（社会总体福利效益）；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中，把从消费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的一个额外的数量中所获得的额外的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定义为边际效用，假设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0时，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0；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确定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之间的函数关系Z=Yb，其中（0b，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A/B）b，社会总体福利效益为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上的积分，Q1（社会总体福利效益）=AbB1-b.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医疗保障的覆盖面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a×B，其中a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人数与全体参合居民人数的比值（0Q2.结论为实行保小病不保大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比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更能够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

定位于保大病的机制，造成高成本、低效益、收益面过小、制度缺乏可持续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设立了严格的起付线，只有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治疗费用才能纳入补偿范围。而1993年和1998年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住院率只有3%左右（刘军民，2005）。这么低的受益面显然无法激励农民积极参加，而且这种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们获取以预防、初级保健为重点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在自愿参加的条件下，即使参加以后也会有人不断退出，最后造成制度无法持续。而保小病有利于刺激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同时真正影响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保小病可以有效防止许多农村居民因无钱医治小病而拖延成了大病。

所以，要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医疗制度安排，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实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模式，确保把农村居民中无力支付合作医疗费用的低收入者纳入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当中。

四、筹资措施

从2006年开始，国家提高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从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这样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然而，即使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仍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医疗保健的费用支出，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医疗保健支出96.61元，其中发达地区120～270元，经济欠发达地区100～119元，经济贫困地区60～99元（王向东，2004）。农村医疗费用仍然存在较大缺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目前的一个焦点，农村医疗保障费用的筹措成为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瓶颈。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业对工业贡献的主要受益者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表现为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以及城市扩张的用地。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理应成为反哺成本的首要承担者。自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有企业后，农民对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积累贡献被淡化，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呼吁保护工人权益的同时也淡化了全民中所包含的农民成分。由于国家具有强制力和财政资源的支配权力，所以以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行为主体的工业反哺农业行为的政府反哺，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反哺。有学者研究了政府反哺实现机制和社会化反哺实现机制，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应当视为农业对工业的早期投资所形成的历史投资的一种“期权收益”和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给农业的生态建设基金（朱四海，2005）。农业应当获得对工业的历史投资所形成的期权收益以及农民应当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利润分红，同时农业应当为提供生态产出而获得工商业提供的生态投入及生态建设的基金。

农业为工商业提供生态产出，工商业为农业提供生态投入，生态消费者支付生态生产成本，这就是工业化背景下分摊生态责任的基本逻辑、基本思路。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造成的。工业对农业有负的外在性。工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自然资源耗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种种后果。农业在承受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恶化恶果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补偿。单纯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而言，农业对工业具有正的外在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不仅在从事生产实际的农业产品的工作，而且改善了农村和城镇居民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农村居民在享受自己创造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并不能阻止城镇居民享受，因而农民无法向城镇居民收取应该得到的生态建设资金，城镇居民无偿地享受了由农村居民生产的良好生态环境。所以应该由国家强制执行这一操作，以实现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的生态建设基金。这样不仅可以为农村保障制度进程的推进筹集到所缺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总成本，有效解决外在性导致的无效率。当工业对农业存在负的外在性时，工业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差额就是边际外部成本。工业为了实现行业利润最大化需要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而有效的生产应该是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外在性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了社会总成本。同样道理，农业对工业的正的外在性也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社会总成本。所以发展农业必须从过去单纯注重其经济意义向经济意义和生态意义并重的方向转变，工商业必须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生态建设基金。

社会化反哺机制是对政府反哺机制的补充。社会化反哺就是发挥政府以外制度力量的作用，培育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主体，提供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供给，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反哺需求，实现反哺目标，并对政府反哺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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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班主任要根据学校有关制度，从农村初中班级管理实际出发，出台一些学生认可并适合本班级管理的制度，并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作出适当的调整。教师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奖罚分明，做事做到公平，做到“一碗水端平”；其次是在班级工作中，每月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进行总结，其中包括学习情况、道德纪律、卫生习惯等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进行及时地引导；再次，对平时表现良好的学生要进行适宜的鼓励，树立榜样，激起他们的上进心，逐步强化他们的团队观念，使学生自觉地遵守班级管理制度。

二、班风建设是班级管理工作的重点

优良的班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筑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文环境及浓郁的学习氛围。其中通过思想组织建设来加强学生的集体精神和人文素养，进而形成良好的班风。一个班集体思想建设风貌的好坏直接由这个班级班风所决定，班风具有与散文同样的特点，那就是“形散而神不散”。优良的班风可以对学生个体产生环境造就人才的良好循环效应。但其优良的班风的形成是需要教育者花费多数时间，进行大量艰苦工作实践和与学生的密切合作才能形成。

（一）班风建设应当从教室学习环境抓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需要良好的环境，优化教室环境是培养和形成文明班风的重要手段。

（二）其次每个学生都特别注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希望得到老师和同伴们的正视和肯定。教师要对学生做到“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做到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对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对形成良好班风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最后就是进行严格管理，严格管理对班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只有严格管理，才能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进而去养成良好习惯，比如自我反思、自我控制等，为班风建设提供有利条件。

三、爱心是班级管理工作开展的前提

对学生的亲密关爱是做好班级工作的前提和起点，班主任对学生的关爱度是学生与教师合作优劣的评判标准，是走进学生心灵的有效手段，是连接师生情感的纽带。因此班主任在班级工作的过程中，首先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在校的一切情况。比如课堂中与学生多交流，课后从科任教师、家长那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尽可能地与学生多交流、多沟通，让学生知道并认可教师对他的关爱，为以后班主任管理班级工作的顺利开展减少交流阻碍因素。要想融入学生当中，就得与学生平等对话，跟他们做朋友，了解他们的身心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用心去感受学生的想法，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通过对学生的交流，可以发现他的优点和缺点，从合适的角度去开展班主任管理工作。抽时间去学生家里，进行家访，与家长做好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状况，并与家长做好反馈工作。

“桃李不语，下自成蹊”，在教育工作中，对学习、生活有困难的学生要以教师的多重角色实施管理，比如因为农村地区条件有限，教师要随时身上准备一定数量的现金，方便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班主任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在亲近与研究学生的过程中，要努力展现自身文化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学生对你“既亲近又崇拜”，既认定你是值得信赖的老师，又把你当作好朋友相待。同时，班级管理过程中对同学们管理也会轻松起来。

四、尊重学生是班级管理工作的原则

初中学生处于青春叛逆时期，渴望被教师和同学正视和认同。教师在开展班级管理工作中就应当以尊重学生为工作原则，只有教师怀着一个平等、引路人的心态去管理工作，是可以在无形之中感染到自己的学生，学生会觉得老师是亲切的。班级管理工作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管理班级，要“以德服人”。主要体现在一个前提下开展管理工作，就是要让学生信服，用人格魅力去征服学生。如，可通过着装、发型、仪态以及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去展现自身的才学，，让学生对你有一个仰慕的感觉，也就有了初步信服的开始。最后，用激励人心的总结性语言：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最终，以人格魅力征服学生，使师生间关系相处越来越融洽。

教师更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比如兴趣、爱好、特长等方面，因为班集体生气与活力来自一个以许多人构成的战斗团队的许多兴趣、爱好和特长，这就要求教师在工作中注意这些方面的工作。一个班里的学生如果都是些缺少个性的孩子，那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民主意识将失去存在的基础。所以，在班级创新管理中，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的同时，也要尊重个性发展，为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平台，让每个学生充分展示才能和个性，享受成功和喜悦。譬如，举行“我爱班集体”的演讲比赛、“心理交流会”等沟通强的活动，达到有效整合；像接力比赛、拔河等团队协作的体育比赛来激发集体荣誉感和认可感，提高团队凝聚力。

五、有效激励是班级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

每个学生都是具有十分巨大的发展潜力的，只有我们这些“伯乐”去鼓励他们，他们才有可能表现出“千里马”的能力。另外根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得到激励是每个学生内心深处十分渴望的事情。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激励，激励学生配合教师参与班级管理工作，使班级管理工作效益得到最大发挥。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这足以证明，通过激励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内在动力，促使学生主动探索，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