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发言人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03年年底起，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

由此可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过程，是公众对现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过程，这种诉求必然伴随政府行为的民主、责任、透明、效益、法治和无私要求——这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诉求，这恰恰也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学解读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它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过程的需要，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引导。

1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控大众传媒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社会调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样都属于软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这种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沟通，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它通过信息源的有限性，协调政权、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隐蔽地引导舆论和控制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尝试。

(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公开的有效形式

根据先生的新闻定义，对新闻传播过程进行图解，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

事实发生(信息源)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显然，构成这一运动过程的是三个环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新闻就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新闻的全过程。若在新闻形成过程，将新闻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且把新闻形成的过程理解为政治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事实发生”和“及时报道”两个环节中，新闻会成了新闻形成的一个新环节，即：

事实发生(信息源)政府新闻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具体到上述政治传播过程来说，实际上政府面对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受众：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会大众；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体记者。这两个层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是：虽然表面上看，政府新闻会针对的对象是新闻记者，但新闻记者只是新闻会主体和新闻会对象之间的桥梁，新闻记者有权力和义务及时高效地向受众(公众)报道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会的对象最终是公众。因此，政府应当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威性和调节社会生活的权利，许多政府信息都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政府有责任让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最大的权利机构，政府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众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在信息繁杂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多样，当人们无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听到来自政府权威和统一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点在危机时刻和重大问题面前显得格外明显，政府的声音可以让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的主体作用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作为体现人民利益、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权力机构，其影响和作用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国家的形象，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枢纽。新闻发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务于政府职能的，其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工作，协调政府与传媒、与公众的关系，从而协调社会的发展。

面对政治信息的特殊受众媒体记者，政府应该了解记者甚至了解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需求，并以满足记者要求来寻求与媒体的合作。美国学者李普曼说，若非借助一种标准作业的方式，那么少数的人(记者)能够顾全这么大的报道范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记者常常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才能完成报道。由于大众传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去报道无穷无尽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体对所有新闻都以“我在现场”来叙述、以目击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是不现实的，更别说相对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体商业化下，记者的工作和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任何采访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帮助记者，就是帮助自己。政府给记者的“补贴”就是向他们新闻稿。而这些媒体除了付出记者的时间外，没有花费任何采访经费。就获得了新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众传媒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媒体为满足大众的需求报道政府新闻会并节省了报道经费和精力、大众希望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人民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为当下政治新闻形成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环简直是“众望所归”了。

2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

议程设置的理念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传播如何围绕特定的目的设置议题，使之达到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它是传者和受者之间一种相互牵动、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以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纠偏、排异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实施控制。议程设置是促进媒介更好地行使职责、发挥功能的一种方法。议程设置有三种功能：(1)在信息扩散之前，通过编辑实行限制；(2)通过增加信息量，强化信息环境；(3)对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或解释。它涉及传播意图和传播效果的统一的问题。是建立在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建”。即媒介的传播，影响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大众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使某些事实从无数的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和控制公众舆论。而人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媒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控制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结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可以对信息流动与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图解：

来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转变成信息(MA、MB、MC)后，才传给接收者(R1、R2、R31。守门人从各种信息中，按照议程设置的需要，选出那些他认为可以传播的信息加以传播。这个模式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其不一样的程度取决于议程设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传媒，没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仅仅具有“注意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才能使媒体的活动同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共振”。从而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毫无疑问，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够帮助媒介完成这一社会使命。

3新闻发言人通过提供消息来源引导媒体设置议程

从传播学一般意义来说，“某种消息来源能够为某一媒体设置议程，而某种媒体又能够为公众设置议程。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政府设置政策议题来影响媒体议题，进而设定公众议题，事先对新闻套人政府的定义之后，从而引导舆论。政府选择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对哪些媒体，又应该以怎样的口吻，从而表达对媒体议程的左右。消息来源不仅描述新闻事件的发生，更可透过对新闻事件的诠释与评论，而成为新闻事件的“定义者”。由于新闻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因此与其说一件新闻事件确实发生，不如说这一新闻事件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这就为新闻发言人留下了“说话”的空间。新闻制度正是通过“观察者”来报道新闻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务新闻界的过程中，也服务了自己的利益。

有效的政治传播应该是以下三者完美的结合：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政府要通过议程设置。将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变成人民乐于关注的焦点，使政府的权威性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面对信息化时代多元化、即时性、多样性的舆论生态环境，政府只有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媒体议程的设置，从而达到公共议程的设置，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关注的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这种驾驭舆论的执政能力应该是顺应新闻规律，运用传播技巧。通过新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调动媒体的兴奋点，使媒体自觉自愿地围绕公共政策部门所的新闻事件和议题来进行报道和追踪。

由上可知，新闻发言人与媒体、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是体现了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合目的过程。新闻和信息的合理运用是新闻执政的关键。新闻发言人可作为政府主动介入并积极引导公共舆论从而成功实现新闻执政的切入点与现实手段。

篇2

本文在对信任概念、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关系加以论述的基础上，以傅莹在人大新闻会上的发言为例，探究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搭建人际角色信任，以构建公众的制度信任。

一、信任：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美国心理学家多伊奇通过囚徒困境实验提出：信任是一种个体心理事件，是个体对情境的一种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情境的变化影响着信任的程度。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更容易出现信任危机的现象，因为与原来的信任度相适应的情境被打破，个人的信任度自然出现波动。

与心理学家在个体层面上理解信任不同，社会学家更重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信任双方的关系、社会文化制度因素以及具体历史事件对社会信任状况的影响。在双方关系问题上，社会学家认为双方关系越紧密，彼此的信任程度越高。信任关系能够形成双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彼此间正向的交往关系。以此为基础，社会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建立在双方情感关联上的信任只是一种“私人信任”，还有大量不存在个人直接关联的信任，例如“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文化的信任”。对于前者，学者认为，法规制度的制约作用使人们不敢有悖于自己的承诺。对于后者，研究者们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任他人，在于民族文化中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如：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和西方的契约精神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资源，它们倡导为人真诚、信守诺言。

二、信任的二维划分：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提出，信任在本质上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①，它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卢曼采用“二分建构”的方法，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前者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和熟悉度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社会规范等措施和机制的基础上。

（一）人际信任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中国人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延出去，形成了有“差等”的互动关系和情感关系，离自己越近，关系越亲，互动越密切，情感越厚；离自己越远，关系越疏，互动越稀少，情感越薄。遵循这样一种“亲疏远近”“情感厚薄”的行动原则，中国对待他人的信任也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②。马克思・韦伯就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的特殊信任。中国人缺少以信任共同体为基础的普遍信任。

当然，中国人对外人尽管可能存在“起点上的不信任”，但不是“永远的不信任”。中国学者彭泗清就认为，“人际信任的程度取决于两人之间的实质关系的好坏，而非两人关系中先天的联接（如血亲关系）或形式上的归属（如同属一个群体）”。通过互动交流，中国人可以建立起并发展对“外人”的信任。

（二）制度信任

制度通常指非正式的习俗、道德规范和正式的法律、法规等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制度性因素将其约束性力量内化于社会成员的心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任的意义。

工业化以来，社会发生剧烈变迁，人员流动频繁，熟人圈子在经济市场化的运作下，逐渐稀疏。被原子化了的社会成员，成为一群彼此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的大众。在社会个体交换行为成为社会常态的当下，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因素来规范交换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重要。

自2003年“非典”事件后，中国政府加快新闻制度的建立。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它标志着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三级化走向了法制化，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有了制度上的监督与约束。

三、人际信任推动制度信任

随着一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制度信任一定会取代人际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制度信任蕴含有人际信任的因素，而且从人际信任里汲取支持性力量。

（一）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间的混融

从历时态上，可将政治信任区分为传统、过渡（转型）和现代模式。在传统模式里由于法制的不完善，人际信任成为社会的主导。随着政治信任现代性一步步地累聚，制度信任会成长壮大，与人际信任交融，然后再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的演进中，现代模式和传统模式很难彻底分开，现代元素浸透在传统模式中，而传统因子也渗透于现代模式里。对现代和传统政治信任模式做出区分不是想指明只有一种信任模式存在于现代或传统社会中，而是想表明哪种模式占据社会发展的主导位置。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信任的传统元素在逐渐消解，而现代元素正在加快积累的步伐。在这个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渡阶段，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必定相协同行、彼此交融。而由此推之，公众对国家政治的信任度既来自于法律制度的保障力度，也源于公权力拥有者的自身作为。但客观而言，在拥有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际信任在中国的政治信任中依旧占有较大权重，社会交往讲究的是“合情、合理、合法”。

（二）人际角色信任是推进制度信任的关键

角色是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也是社会网络上最小的纽结，每个人在人际交往中都担当着某种角色。在角色互动中，我们期望对方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角色行为是否遵从了社会的期望，这就构成了我们是否信任对方的标准和依据。

政府新闻发言人扮演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在会上与作为公众代言人的记者进行信息交流和观点碰撞。中国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旨在政府从信息的控制者转变成信息的主动提供者，通过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点对点的信息传递，政府官员突破“训诫”式的角色定位，拉近官民间的距离，增进人际互信，进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扮演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息息相P。

四、案例分析：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扮演

话语是新闻发言人进行角色扮演和人际沟通的主要方式。在会的现场，发言人通过话语表达为现场的记者和场外的观众设定情境，维护自身形象。自从2013年傅莹担任人大新闻发言人以来，这位充满智慧、爱与记者“拉家常”的发言人一直受到公众的喜爱与信任。对她在2013-2016年新闻会上的话语表达进行分析后，笔者归纳出如下的角色扮演技巧：

（一）弱化机构话语，增强个人话语

在政府新闻话语中，有作为机构话语和个人话语的两种语调。机构话语是负载权力的，其话语特点是严肃、权威、和交流对象保持距离感。个人话语的特点是亲切、拉近同交流对象的距离。具体到语言的使用上，我们可以从人称代词、情态、话语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

1.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

代词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际关系的亲疏。政府新闻发言人使用“我”来指代自己，指称记者用“你”，这样比较有亲和力，反映了相互关系的平等，更便于与媒体沟通。在傅莹的回答中第一人称“我”使用得很频繁，发言人常常谈个人经历，个人体会和观点。通过统计分析2013-2016年傅莹在人大新闻会上的发言原稿，笔者发现第一人称“我”的使用频率基本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统计如下表：

2.注重情态系统、遵循礼貌原则

在陈述某个事实，例如“茶水是凉的”，我们可以肯定它（茶水是凉的），也可以否定它（茶水不是凉的），但是也会出现不太坚定的肯定或否定，如“茶水可能/大概/有点像是凉的），这就属于情态领域。情态与语言的人际功能有关，情态动词（可能/必须/应该）、模棱两可的措辞（有点像是/是不是有点）等组成了情态系统。

情态可以是主观的，以“我想”“我认为”等主观情态标志。情态也可以是客观的，例如“地球也许是平的”，在此情况下，谁的观点正在被表达是不清楚的。客观情态的使用往往暗示着某种权力。

对傅莹的话语做出分析后发现，在她的答语中主观情态动词被频繁使用，“我认为”“我也注意了”“应该说”“我想”等词汇的使用，表明了该评价只是发言人的观点，弱化了官方话语的权力。如果我们将这些情态词拿掉，话语的语气变得强硬，所说内容不容置疑和商榷，透露着说话者的权威和权力。此外，发言人使用上述情态词同样遵循礼貌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被欣赏，不愿被过多地打扰和妨碍。在反驳记者观点时，傅莹会用“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措辞，降低反驳的力度，顾及提问者的面子。

3.转变话语方式

话语方式指的是语言交际的渠道，是用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形式。我国新闻话语偏书面语，常使用“高度关注”“郑重承诺”等常规词语，具有严肃、正式的风格。句式方面以陈述句为主。另外，我国新闻发言人的话语没有明显的停顿、重复，多排比、格言等。这样的文雅的语言脱离了日常的交际情境，给人一种距离感。相反，日常交际对话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且使用感叹句、疑问句等加强说话者的感情，人际互动性强。具体分析傅莹的新闻话语会发现，口语化的话语特征明显，表现为多网络语、流行语，句式多样等。

在回答有关环境污染问题的提问时，傅莹说，相关负责人“压力山大”，新的环保法是“有牙齿的”，对污染是“零容忍”的。在驳斥记者对中国军费增长的质疑时，傅莹连用两个反问句“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我们就是不和平发展了？”“那么如果我们国家发展强大，我们繁荣昌盛，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弱的国防力量，我们就和平了？”强烈的感情表达与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产生了共鸣。

（二）重视“共同意义空间”在对话中的作用

社会学研究“表明自我披露常常能获得各种回报”“进行适度的自我披露往往可以博取他人的好感”③。而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政府新闻发言人如果能主动扩展与记者的经验范围重合区，搭建“共同意义空间”，就可以减少信息流通中的障碍。

傅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愿意公开自己的日常生活。

她“每天早上拉开窗帘都要看一下今天有没有雾霾”。出于自己和女儿健康的考虑也买了口罩，“我家也有两个口罩，我女儿一个，我一个，但是还没有用过”，一下子拉近了她和记者及广大公众的距离，树立起了平民官员的形象。2013年在回答有关人大代表产生的问题时，傅莹附加的一句，“妇女代表有699人，增加了62人，我就是六十二分一之，我也很荣幸。”它既是一种自我感情的抒发，也通过调侃、幽默的方式营造轻松的对话语境，拉近了与公众间的距离。

「注释

①[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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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也认可的那样，新闻发言人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项制度。既然是一项制度，而且国资委方面也认为建设这一制度有利于社会增进了解中央企业，那么对于这项制度来说，并不涉及制度本身的好坏问题，而是这项制度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高危行业，不如说这项制度在实际的操作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使得再好的制度设计也要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方面的差距，哪怕是请求社会各界给予包容和理解的国资委也不讳言，即中央企业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了近一个世纪。那么，既然问题已经清楚，重点就不是社会应不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而是如何知耻而后勇，通过改进制度迎头赶上。

之所以央企新闻发言人像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所说的那样，有时候可能被断章取义，根本原因不在于公众天生就喜欢断章取义，而是一些新闻发言人在就有关中央企业的社会热点问题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时，不是想方设法考虑如何通过更为坦诚的交流以及更为详尽的信息公开，来尽可能地消除公众的疑虑，而是一味地想着如何通过技巧性的危机公关来尽快“灭火”。这样一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只可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非但解决不了可能的断章取义，反倒会让新闻发言人本人“惹火上身”。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发言人制度很容易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新闻发言人越担心被公众断章取义，越容易让这项制度在执行中走样，更何况，公众对于中央企业的很多批评言论，也不是新闻发言人借助个人魅力或者发言技巧就能应对和解决得了的。如此一来，既然发言或者不发言，批评声音都会存在，反倒是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会成为“导火索”，新闻发言人索性“不发言”――反正“不发言”是制度的责任，而发言一旦有任何问题，就有可能像王勇平或王旭明那样“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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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 新闻发言人 媒介素养

著名传播学者闵大洪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社会现实中缺乏一个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民意很难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进入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由于网络传播公开和广泛参与的特性，互联网自然而然成为公众发表言论、表达意见、释放情绪的通道。”总体而言，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四大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自由度、广泛度、便捷性、互动性、及时性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逐渐成为人们发表言论、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甚至在生成与引导社会舆论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的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并且单纯地面向记者的新闻发言人角色开始向新媒体领域拓展，比如2009年9月1日，贵州省贵阳市人们政府在官方网站上开设了“网络新闻发言人”的板块，主要是采用跟帖、发帖的方式监督和引导网络舆论。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建立的新媒体新闻发言人，自此以后，其它省份、县市也相继设置了新媒体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和角色，这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一、新媒体新闻发言人工作特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媒体新闻发言人并不仅仅是对传统新闻发言人角色的一种简单挪移或者复制，而是根据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特征和传播对象特点，对发言人的思维方式、工作模式都进行了彻底的改变，从而帮助政府实现从被动应对新媒体到主动与民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转变。具体来说，新媒体新闻发言人的工作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服务对象的大众化

众所周知，传统新闻发言人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面对面地与数量有限的媒体记者进行语言的沟通和交流，但新媒体的新闻发言人则是要在虚拟的媒体空间中，面对数量庞大的社会大众或者是网民群体进行解答和交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新闻发言人与新媒体新闻发言人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

2、发言方式的网络化

如上文所说，以互联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为广大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发表意见、表达诉求的渠道。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新媒体的民意表达与监督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决定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因此，新媒体新闻发言人在进行信息的过程中必须了解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特征、传播对象特点，尤其是要熟练掌握网络语言和网络交流特征，从而与民众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

3、新闻发言的时效性强

传统的新闻会大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并且是针对有限的问题进行问答。在这种环境下，一方面新闻发言人具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对现场的新闻记者进行严格筛选，甚至可以提前规定提问的内容和提问的方向等。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中，特别是在网络空间中，新闻发言人必须24小时值班，随时准备回答或者是解决人们的问题，并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结果。比如广东佛山市制定的《网络发言人制度》严格规定：对于网民的投诉、意见和建议，新闻发言人必须在四个小时内予以初步回应，五个工作日内给予最终答复。

二、新媒体新闻发言人的媒介素养构成

新媒体新闻发言人是传统新闻发言人的延伸，在工作环境和工作模式上虽然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在媒介素养构成方面，与传统新闻发言人既相似，也有差异。总体来说，新媒体新闻发言人的媒介素养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内容：

1、新媒体新闻发言人必备的基本素养

首先，在政治上，新媒体新闻发言人是政府的“喉舌”，代表政府部门与民众进行沟通和交流，因此，他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意识、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熟悉政府的方针政策、处事原则、部门情况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舆论引导、事件处理过程中，使个人语言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其次，在发言人的素质要求方面，一方面要能够具有专业化的新闻素质、全面的业务处理能力、娴熟的公关技巧；另一方面还要具有深厚而全面的知识积累、灵活的语言艺术以及主动的现场控制力、心理承受力、灵活应变能力等。只有这样，才能灵活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最后，在发言人的业务素养方面，他们既要对国家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有深入理解，同时还必须对所在地区的发展状况、民俗风情、群众心理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从而使自己的问题处理策略更具针对性。比如我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除了要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信息以外，还必须具有新闻策略，尤其是与媒体、与大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力。”

2、新媒体新闻发言人在特殊环境下的媒介素养

新闻发言人在新媒体环境中具有差异化的工作特点，所以面对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环境，他们必然要具备与传统新闻发言人所不同的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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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和公众不断听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关于 “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以及“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个王旭明”的论说时，这一切，无疑让王旭明成了中国最具知名度和最富争议性的一位政府新闻发言人。

在《小康》采访过程中，一位和王旭明相识10年的中央媒体记者，一直用“勤奋”、“努力”甚至“卖力”来形容王对待新闻发言人工作的态度。和王旭明有过接触的记者，也都认为王应该可以算是一位称职的新闻发言人。他热情、微笑、彬彬有礼，与媒体的沟通总有“您好”“对不起”一类的词汇，接受完记者采访，会一直将记者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关上……

采访王旭明在教育部9楼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铺天盖地地堆满了各类材料和书籍：办公桌上堆满了教育部的各类文件；书厨里堆满了与教育和传播相关的书籍以及影像资料；沙发前的小案几上则摆满了王旭明每天需要浏览的十多份报纸……

王旭明自己用“不堪重负”来形容他的新闻发言人工作。

尽管媒体和王旭明会有一些口水战，但内心，大家对他所言的“中国需要千万个王旭明”，大体还是认同的。

《小康》：当年国家教育部为什么会任命您为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我是北京人。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做了7年教师，又在《中国教育报》工作了7年，做过记者、编辑，离开时是总编室主任，然后就到了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在新闻处处长任上做了5年。所做的都是一个新闻发言人所需要做的最基础的工作。

《小康》：您成为教育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后，国家教育部共召开过多少场新闻会？您个人又接受了多少次媒体的采访？作为新闻发言人，您日常还有哪些工作内容呢？

王旭明：从2003年3月开第一场新闻会，到现在已经开过100多场新闻会（记者见面会，制作的节目不算）。接受过几百名记者上千次的采访。

我没有拒绝过记者的采访。现在稍稍有一些拒绝，是因为一些记者只是对我个人感兴趣。只要是采访教育部的政策方面的，我依然会接受采访。

这些工作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新闻发言人培训，此外全国各省教育厅也有新闻发言人培训，我还上了几十场课。除此，还有教育部办公厅日常的事务性工作需要处理。

做新闻发言人，我失去了很多很多时间，感觉对不起家人，尤其对不起父母，很少能陪他们。

《小康》：您认为作好新闻发言人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您个人怎样定义新闻发言人这个角色？

王旭明：作为新闻发言人，首先需要有各种相关知识。要熟悉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新闻、传播、文艺甚至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也都是需要的。其次，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兴趣，要广泛浏览。我每天会浏览10多份报纸，电视和网络也看。这些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一种做新闻发言人的感觉。

我们很难说新闻发言人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什么，新闻发言人不是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行政官员、不是老师、不是记者、不是编辑。但是这些人的感觉和技能，新闻发言人又都是需要有一些的。

《小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给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打60分，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王旭明：我给自己打80分。80分也才是良好，85分，才是优秀呢。其实客观上说，也许我的表现也就是60分吧。但是，你让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是很主观的了。你看小学生自己给自己判卷，总是打得要比实际更高一些的。（说完王旭明就很灿烂地笑了。）

《小康》：作为媒体记者，还是经常会遇到很多政府新闻发言人很不情愿面对媒体的情况。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王旭明：这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新闻发言人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一种制度。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以美国为例，即使州一级政府，正、副教育局长也都会分别有一位新闻发言人，而每一位新闻发言人的背后，又会有一个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在美国，从总统到各级部门，新闻发言人大体都是同样的设置，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运作了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而目前这种制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就是一个表现很成熟很完善的制度。现在国务院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以公开为正常。对于官员而言，就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另一方面，这与我们的国家形态也有关系。1978年前，中国实行的完全是计划经济。所有人的前途、命运都是被计划好的，每个人都不需要什么解释。而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转型，已经是市场经济，社会物质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也丰富了，人的需求出现了多样性，对于种种政策，人们开始要问个为什么。于是发言人应运而生。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仅仅30年的历史。中国的官员，依然习惯于躲着说，开会、发文都是内部操作，对外则是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以公开为例外，以不公开为正常。我如果不是做现在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我也会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说，因为这样风险很小，同时，并不影响我的仕途。

《小康》：当教育新闻发言人这么多年，什么是您“不敢说”的？

王旭明：我认为我们的政务公开还有空间。有一些应该是可以说的，但不让说。你们看到的都是新闻发言人在前台发言。内部运作机制是复杂的，幕后还有很多组织、策划、沟通、协调、推动的工作，然后才有信息的公开。这些是我做幕后相关工作的水平和能力不够。

像SARS这样不好的事情，不愿说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说理解，并不是说赞同），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现在有时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也不让说。

我“说”一切的底线是上司授权。尽管迄今为止，我没有说过“无可奉告”，但是如果没有上司授权，我一定会说“无可奉告”。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并不是代表我自己。

《小康》：很多媒体记者会用“斗智斗勇”这个词来形容采访政府官员的过程。您怎样形容接受采访的这个过程，又怎样评价您和记者的关系？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心与心的交流。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有发脾气、愤怒、推诿、打太极……但是这些都只是现象，根本的还是心与心的交流。（笑。）新闻发言人与媒体是友好的关系，和记者是朋友。

《小康》：您作为一个国家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工作压力大吗？您担心过因为说错话，而“下台”？

篇6

再譬如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9月25日说“现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困难孩子上学，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愤怒指责的；也有同情可怜的等等。实际上，中央政府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了几百个亿资助”这些孩子们上大学，包括建立了‘奖、减、贷、助、免’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但是对这样一个完整体系，媒体的宣传还不够，仍有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工旭明认为，“这样的报道往浅说是无知，往深里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而就在2006年3月“两会”期间，同样是这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先生，在面对人大代表的质疑时，他的回答是：“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而且是办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现阶段教育投入远远赶不上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这种情况又将长期存在。”

这应该不是一时失言。2005竿2月21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也曾表达了类似意思，“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要想满足大家的需要，就需要不断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但我们的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

既然“教育投入远远赶上不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当媒体对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为失学儿童和无钱读大学的学生奔走呼号的时候，本来应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部的福音，教育部应该感谢媒体的支持才对。而现在教育部却怎么不领这个情，还把中央政府的大幅投入搬出来当挡箭牌，反过来对媒体严加斥责，责怪起媒体的无知和漠视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彰显本部门的政绩而已。他们希望听到的是“报喜而不报忧”，报的是政绩，而不能报的是问题。至于是不是能获得全国乃至全世界各个方面的可贵的无偿捐助、孩子能不能受教育、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似乎都是次要的。

因此，作为教育部门面的新闻发言人，就顾不了那么多，“前言不搭后语”，左右耳搏起来了。

到现在为止，我国已经有70个部门31个省区建立了新闻和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事实上就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代言人”的角色。这一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我们的政府部门透明行政、规范行政的一个重大进步，无疑有助于民众加深对政府部门工作和态度的了解。

篇7

政府新闻是政务公开和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政府新闻工作，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工作和政务信息透明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要求；全面、准确、主动、及时地介绍、宣传，向外界展示我县良好形象的要求。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进一步提高对政府新闻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改进政府新闻工作，明确任务，规范程序，健全机构，完善制度，加强政府新闻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努力使我县政府新闻工作在引导和推动全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明确新闻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政府新闻工作的主要任务：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推进科学行政服务；通报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部署，为促进民主行政服务；介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成效，为促进发展服务；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为促进社会稳定服务。

新闻的主要内容：县政府重要决定、重大决策部署、重要政策，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重要规章制度以及执行进展情况；全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有关情况；政府或相关部门对市内外、省内外关注的县重大热点问题的主张；政府工作中需要向公众说明和澄清的有关情况；县内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的进展情况、政府举措和公众防范措施；其他需要通过媒体向公众介绍的政府信息。

三、加强政府新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政府新闻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不断增强新闻的针对性、新闻性和有效性，提高新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一是要周密安排、精心策划新闻工作。要根据有效利用新闻媒体、主动引导舆论的原则，认真策划和选择新闻的主题、内容、时机和形式。二是要建立健全境内外舆情收集、研判机制。要通过跟踪、收集、分析境内外新闻媒体对本县、本部门工作的相关报道，及时研究对策，提高新闻的针对性和引导舆论的有效性。三是要建立重要信息核实机制。要及时核查境内外舆情涉及本县、本部门的重要信息，并拟定对外口径，确保新闻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配合和支持核查情况及拟定口径工作。四是要做好新闻和新闻会的报道组织工作。除有特殊安排外，政府新闻会应向所有具有采访资格的中外新闻记者开放，包括持有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记者证件、具备采访资格的港澳台新闻机构记者以及经有关部门批准临时来访的境外新闻机构记者。五是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新闻。包括举行新闻会、背景吹风会，组织记者集体采访、单独采访，以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名义新闻公报、声明、谈话，答复记者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问询，通过政府网站新闻信息等。要根据新闻的内容、目的和要求，从实际效果出发，充分利用不同的形式，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

四、推进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

县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由县政府负责同志担任。新闻任务比较重或有条件的县直部门要逐步设立专职新闻发言人。要挑选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高、精通业务、具备一定新闻和新闻宣传专业知识的负责同志作为新闻发言人，承担新闻工作，必要时设立专职新闻发言人承担日常新闻工作。没有设立专职新闻发言人的县直部门，新闻发言人由部门负责同志担任。

要为新闻发言人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要安排新闻发言人参加本县、本部门与新闻内容有关的会议，并参与相关工作，以便了解和掌握情况，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要加强培训，不断提高新闻发言人应对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

五、不断改进和加强对政府新闻工作的领导

全县政府新闻工作，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县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涉及政府重大工作部署、重要政策法规、经济统计信息，涉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改革措施以及突发性事件、重大事件、灾害的对外口径，须经县政府分管领导审定，报县长批准。涉及经济、商贸等重要数据的，要经县统计部门审核。县政府新闻一般以县政府新闻会名义。县政府办公室要根据县政府的授权，切实做好县政府新闻工作。同时，要加强对各乡镇、各部门新闻制度建设的指导协调，对各乡镇、各部门以县政府名义进行新闻，由事涉单位拟定事项内容，形成新闻稿，报县政府办公室审核，报分管副县长审定，再报县长批准，尤其要加强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新闻制度，区分情况、分类处理，讲究方式、注重效果，遵守纪律、严格把关。新闻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不得违反事实，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篇8

一、新闻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新闻的信息主要包括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城市建设、民生等领域适宜且需要统一、及时向社会的重要信息；市内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及处置情况；澄清涉及有关工作的误解和疑虑，批驳谣言，消除不实或歪曲报道的影响；其他需向社会公布的信息。

二、新闻的形式

第二条新闻可采取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报、答记者问、新闻吹风会、接受媒体的采访等形式进行。市委、市政府每半年召开1次新闻会，主要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因突发公共事件或其他需要可随时举行。

三、新闻的组织实施

第三条市委、市政府新闻会由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市网宣办）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包括确定新闻媒体并通知到会，协调安排记者现场或会后采访，跟踪新闻媒体报道情况和社会舆论反应等。

四、新闻的管理与审批

第四条全市新闻工作由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统一归口管理、指导和协调。各级各部门未经授权不得擅自有关信息，需的信息资源应及时报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统一安排新闻。

第五条综合性新闻稿由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会同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起草；专题新闻稿由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以乡镇（街道）、部门为主的新闻稿，由涉及单位和部门起草。新闻稿由相关新闻发言人负责呈有关领导审核把关。

第六条市委、市政府新闻会一般由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于前5天提出意见，内容涉及某一方面重要问题时，报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内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时，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准。特殊情况随时急事急办。

第七条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按照《市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新闻发言人及联络员

第九条新闻发言人的设立。市委、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分别由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担任。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都要按要求设立新闻发言人及联络员，报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备案，接受业务培训，并且新闻发言人必须由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新闻发言人应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熟悉和了解本地、本部门工作，具有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并有一定的新闻宣传工作经验并熟悉网络知识。

第十条新闻发言人的职责。统筹并具体承办本级、本部门新闻工作，根据授权新闻；研究分析涉及本地、本部门的社会舆情和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开展涉及本地、本部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准确地对外权威信息；积极关注网络舆情，有效引导网上舆论；加强与媒体的联系和沟通，接受记者采访、问询等。

六、新闻纪律

第十一条新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所的内容必须按照确定的统一口径对外；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对内容或涉及国家安全但又必须对外的，须经保密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审核同意。

第十二条新闻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内容进行，不得随意变更。如有变更，应重新报批。

第十三条被邀请的新闻记者应遵守新闻会的纪律和要求，服从组织者的安排。记者提问应按会内容、在相应范围进行。对超越新闻会内容或与新闻会无关的提问，新闻发言人有权拒绝回答。

第十四条在新闻工作中有下列六种情况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上级机关、监察机关或其他权力机关追究有关单位或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未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保密审查程序，致使国家秘密泄露或公开了不应公开的党委、政府信息的；

2、应新闻而不，或未及时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

3、无故拒绝、阻挠新闻媒体记者的合法采访，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

4、对于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不及时新闻，或故意虚假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

5、违反程序规定，擅自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

篇9

5月18日，已走过75年发展历程的《新民晚报》推出新版试刊。改版后的《新民晚报》加大了新闻版面比重，天天26个新闻版；整合专副刊资源，推出“星期天夜光杯”、“国家艺术杂志”等一批新的周刊；版面视觉效果也由穿插式变为模块式设计。《新民晚报》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老晚报，这次改版是她自1998年1月1日第四次改版以来最大一次改革动作，体现出这张老报纸不断进取，与时俱进的特质。

就在《新民晚报》改版的同一天，北京报业市场创刊第二张晚报――《法制晚报》。《法制晚报》的前身是北京政法委主办的《北京法制报》，在去年底的报刊整顿中划归北京青年报，有消息称，北京青年报斥资1个亿打造《法制晚报》，欲与有几十年传统的《北京晚报》放手一搏。虽然名称中有“法制”两字，但报道内容实际仍是综合性的，创刊号56版，包括本市新闻、娱乐、体育、国际、国内、副刊等。《法制晚报》还提出“离你最近的报纸”的办报理念，试图努力做到贴近读者，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报道市民身边的人和事。如今，活跃着七八家都市类报纸的北京报业市场又添新生力量，这个市场是否已经接近饱和的极限？接下来的残酷竞争中哪张报纸会“壮烈牺牲”？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去年以来，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各地陆续实施，最近，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一些国外媒体驻中国记者，了解他们眼中的新闻发言人。这些外国同行认为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一个进步，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往往“宁肯不说，不肯说错”，通常只回答他们非常确定的问题，这样就无形中影响了很多本来可以透露的信息。不少国外记者还发现：在中国，开新闻会的官员权力越大，越敢于说实话、说的实情越多，“像、讲得很痛快，记者都很高兴”。听听国外同行的批评意见，对于改进我们新生的新闻发言人工作不无益处。

近年来新闻院校办了不少，但是一方面新闻专业毕业生叫“就业难”，一方面传媒机构却苦于招不到满意人才。最近，在中华世纪坛召开的传媒人才招聘会上，云集了维亚康母、中国电影集团等重要传媒机构，吸引了大批人才冒雨前来应聘。这次招聘会上不少传媒企业招收相当数量的营销人员，但“响应”者却不多，许多求职者认为自己学的新闻专业，就是奔着编辑和记者的职位来的。另外，既懂采编，又会策划，还可以兼主持人的复合型人才成为这次招聘会上的需求热点，但是合适的人选却很少。媒体机构的产业化改革，必然要求借鉴成熟商业企业的经验及知识储备，人才结构也会相应调整，传媒业的转型给新闻教育提出新的挑战，也指出新的方向。

篇10

第一,新闻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在英、德、瑞士三国的政府机构或学校中,无论有没有固定的新闻发言人,无论新闻机构是大是小,新闻均是一种制度性安排――分工细密、责任到人,由此形成良性运转。例如,英国教育部设有新闻办公室,该办公室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自主性地进行新闻,二是对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快速反应和紧急处置。第一项工作具有很强的计划性,提前一周布置、安排,包括信息收集、材料准备、出版物印制等等,以保证每天都有新闻提供给外界。第二项工作具有明显的应急色彩,要求在一小时之内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对策(该办公室副主任哈娜女士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上网人数的增加,是我们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做出反应的原因所在)。柏林理工大学的新闻办公室虽然隶属学校,其信息活动却要受德国宪法和新闻法规的监管。也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件,新闻办公室必须予以公布,至于如何公布、公布哪些内容,则需要第一时间与校领导沟通。

通过实地考察我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人”上,而应更多地落实在“制度”上,落实在信息化建设所必需的各项规制、规范和要求上,落实在相应的岗位、任务和职责上,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新闻制度的价值,避免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的问题。欧洲三国的经验还提示我们,新闻发言人既有在台前从事新闻的职责,同时也有在幕后组织新闻、协调各方面关系、统筹信息管理工作的职责,而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总之,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表面化的符号,而是制度安排上的一个疏通者和剂,是信息链条上重要的纽带和桥梁。

第二,新闻是一种专业化的运作

英、德、瑞士三国均把信息工作作为一项专业化要求很高的职业对待,在人员配备、岗位编制、工作流程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以人员构成为例。为了使新闻工作更加符合媒体运行规律和受众的诉求,各国新闻机构对于工作人员的学历背景和工作经验均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国际战略发展办公室(相当于中国高等院校的宣传部)现有编制40人,其中信息与新闻办公室9―10人,近一半的工作人员有过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对媒体的运作情况非常熟悉。英国教育部新闻办公室(相当于中国教育部新闻办公室)现有编制20人,其中三分之一成员有过在媒体工作的经历。该办公室副主任哈娜女士表示,除了有媒体工作经验的人员之外,有从政经历或PR(公关)工作经历的人在招聘中也是受欢迎的,最理想的是三部分人都有。在与柏林市政厅参议院副议长、副新闻发言人交流时他也表示,自己曾经有过从政和媒体从业的经历,因而才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并且能够与媒体、与各党派建立良好的关系。

相形之下,包括教育部在内的我国政府管理机构以及学校信息管理部门则暂时无法达到这样的专业水准。一方面,我国政府管理部门的新闻办公室被视为一般性的行政机构,信息传播或新闻只是其多项职能中的一项,没有作为专业性的工作予以突出;另一方面,这一部门大都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有相应学历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人更是十分短缺。因此,要想实现专业化运作、专业化的人才供给和对现有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新闻是一项常态性的工作

欧洲三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新闻不是一项即时性或应急性的任务,而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常态性的工作。它所呈现出来的,是系统性的工作方案,是详致完整的资料、数据,是一期期印刷精美的简报、小册子(仅仅是在牛津大学,我们就看到《今日牛津》、《我们在做什么》、《内部新闻》、《牛津开放日》、《年度回顾》等杂志、宣传品、小册子近10种)。以资料、数据的收集为例,牛津大学国际战略发展办公室设专人跟踪监测国内外媒体的相关报道,每月进行统计、分析,同时每天编写新闻摘要(与牛津大学有关的)提供给全校学生,其中不但有正面报道,也有负面消息,目的是让学生对学校状况有一个全面了解和整体性的判断。

英国教育部新闻办公室也设专人负责监测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媒体监测分早9时、午12时、晚6时、夜间12时4个时段,然后进行信息汇总,以供决策部门参考之用。

瑞士联邦州教育局局长联席会议(协调各州教育事务的机构)的一项职责,是收集国内20家报纸与教育有关的报道,做出分析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供给各州教育部长,以便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充分的准备。

反观我们国家,虽然经过2003年“非典”的洗礼,我们在危机处置的信息传播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在日常性的信息方面,仍然显得比较粗放,具体表现为计划性不足,缺乏细致的分工,人员配备达不到工作目标的要求;学校相关部门也普遍存在人手不足、穷于应对的情况,使得这方面的工作捉襟见肘。

第四,新闻是新旧媒体并重的战略

通过实地考察我们注意到,这三个国家相关机构的新闻管理部门在新闻资源的开发、新闻手段的调度和新旧媒体的综合利用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拿英国教育部新闻办公室来说,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该办公室就会立即组织传统媒体的新闻会,请部长出面发言,或接受某几家主流媒体的专访、深访;同时利用互联网,在公共讨论区发消息、发表评论、驳斥谣言,在自己的网站上滚动信息,利用视频网站上传视频文件、资料等等。这种新旧媒体手段并用的,立体、交叉、全方位的信息传播战略,有助于形成信息强势,有助于更好地引导舆论、化解危机。在我们国家,政府管理部门在利用传统媒体信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网络资源的开发、网络媒体的利用方面则存在一定的欠缺,具体表现为网站建设、维护滞后,信息量不足,更新速度慢、缺乏互动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利用互联网进行议题设置、主动引导舆论方面,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尚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在信息全球化时代,这应当成为政府相关部门日常信息传播和危机应对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