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范文

时间:2023-04-09 10:32:3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媒介批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媒介批评

篇1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一说到“批评”,人们往往会认为就是对某种缺点和错误的指责或抨击,甚至是对某种错误思想、言行的批驳与否定,从而使“批评”一词成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尤其是“批评”与“表扬”的习惯性对举,更是大大强化了这种印象。应当说,这是由于过去相当长时期的“革命”话语与“斗争”哲学所浸染的结果。事实上,“批评”一词不仅具有这样的政冶性含义,而且具有哲学性含义或学术性含义。在哲学或学术的意义上,批评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判断、评论。

因此,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媒介批评,并非对媒介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评判。这种分析评判,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换言之,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批评。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不能因为强调媒介批评的反思性、批判性乃至否定性,就扔掉媒介批评的建设性、倡导性、肯定性。对于媒介批评的价值取向,我们需要辩证思维。所谓“浇花除草”、“惩恶扬善”、“祛邪扶正”之类的俗语,恰好反映了否定性批评与肯定性批评的辩证关系。

不用说,“媒介批评”即“对媒介所作的批评”。在这里,“媒介”通常特指大众传播媒介,这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媒介的牵涉面相当广泛,是否只要与媒介有关的内容部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媒介批评刚刚引入国内之际,确有论者说过,“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从书刊、报纸到广播、影视,从录音、录像到街头广告上面的一切信息,都在媒介批评的视野之内”。。然而,媒介不仅是新闻、广告的载体,也是文学、艺术的载体,譬如报纸不仅刊登新闻、广告,也刊登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电视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新闻、广告、综艺、影视剧,不一而足。传统上,对文学的批评是文学批评,对艺术的批评是艺术批评,如果说媒介批评囊括了媒介的一切信息内容,那么媒介批评是否涵盖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呢?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文学批评还是艺术批评,都比媒介批评具有悠久得多,也深厚得多的传统。媒介批评显然不能涵盖文学批评、艺术批评。

那么,媒介批评究竟批评媒介的什么内容,或者说媒介批评可以在哪些层面展开呢?我们知道,“媒介”始终是与“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媒介”、“传播”又是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媒介”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载体,而且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产品,还意味着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唯其如此,中外媒介批评的实践主要在如下五个层面展开: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三是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的传播伦理展开;其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在我看来,媒介批评的五个层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媒介批评的巨大空间,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主要领域。

如果说媒介文本/产品批评、媒介现象批评、媒介行为/伦理批评,是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媒介体制批评是媒介批评的特色领域,与其他类型的批评具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媒介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等其他类型的批评则存在着较大的关联。面对媒介所传承的大众文化,如果分别从文学、艺术、影视的角度就其美学特质、文艺规律、艺术成就等内涵开展批评,仍分别属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的范畴;如果侧重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来展开批评,则成为媒介文化批评,或者说成为“文化研究”。正如吴迪所说,“媒介批评是与文艺批评、社会批评有交叉、有重叠的――当文学批评将武侠、言情等消闲作品列入自己范畴的时候,当电影批评将娱乐片、商业片纳入自己视野的时候,当社会批评从大众传媒角度出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媒介批评。”

篇2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问题分析

媒介与性别研究起始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诞生于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下。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开始在我国受到关注,并经历了一条从妇女运动发展到女性主义学科运动,女性主义通俗文化研究到大众传媒研究,再到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发展之路。以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起点,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

存在部分仍需界定的问题

批评视角。目前,国内对于有关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来源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女性主义已开始成为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1]46一种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成为媒介批评的一股重要力量。[2]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结果都是通向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但细究不难发现,前者是媒介批评首先开始涉足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只是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因此,可以界定为“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而后者则是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自觉地关注大众传媒领域,而女性主义批评强调的是女性主义者们对大众传媒中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因此,可以界定为“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这里的施动者是女性主义。而通过分析已有的研究,对于女性主义和媒介批评二者的研究多数还是默认后者,即女性主义主动自觉地进入了媒介批评领域。

对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这一研究视角的最初形成,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的后者说法,因为无论是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其最初的参与者都是女性主义者,而这些领域的最初研究均是来自于西方,对于国内来说,是个“舶来品”。而国内从事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的主体主要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因此在国内,我们提出了“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这一说法,其实这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本土化的一种表现。但本土化的同时也带上了“排外”的色彩,这样一种提法也就自觉地将女性主义者所涉及的媒介批评排除在外,因为“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很自然地界定了批评的视角是女性主义视野,是女性主义和媒介批评领域的相关研究者们采取了女性主义这样一个视角来进行批评和研究。

批评主体不同,批评视角不同,那么批评所站的立场自然就会有出入,而国内的研究多数还是移植西方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我们虽然注意到了批评视角的本土化,但本土得并不彻底,“嫁接”的痕迹太重。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在中国,持的是一种相对狭义的范畴,它抛开了西方女性主义者这一特殊的群体,我们的批评主体多是相关领域的学者与研究者们,他们对已有的传播领域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

批评方法。在研究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中,女性主义到底能不能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来探讨暂无定论。目前,国内许多研究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来谈,如果按照此分析,那么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是不是就成为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下来探讨大众传媒领域存在的问题了?而这与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视角是相矛盾的。因此,说女性主义是一种批评方法是不严格的。女性主义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和理论视野,但是它缺少方法论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女性主义只能作为一种视角去观察和探讨媒介文化中潜在的问题,而从媒介研究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确实是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研究视野。

另外,还有研究称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是在走向融合。如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二者均有批判性、解构性与建构性,以及彼此之间存在互补性,使得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走向融合。[1]29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在批判精神、侧重解构、注重建构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不谋而合,在女性主义研究中,新闻传播学理论方法也有导入,同时社会学、符号学等学科也多少被女性主义借鉴吸收,因此,这只是一种交叉学科研究,更确切地说媒介中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女性主义也成为媒介批评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二者还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只是各自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小小的交集。

移植痕迹过重——从研究脉络、研究方法来看

研究脉络。中国新闻研究者及女性主义研究者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中国。[3]中国的相关学者也是沿着女性主义的研究思路,以社会性别视角来展开性别与媒介的本土化研究。多数学者认为2001年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媒介与性别理论的专著。该书作者卜卫根据传播过程的“5W”模式,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划分为五个领域:传者信息媒介受众效果。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成为国内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一个契机与新的分界点,从此以后,国内关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但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脉络基本上也是围绕卜卫所提出的这几方面来展开的,只是多数研究将媒介研究和效果研究融合到其他几个方面的研究中去。因此,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的研究,即传播内容批判、受众批判、传者批判。[1]75

篇3

[关键词]文明;媒介;传播;媒介革命;重新部落化;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首创了“媒介”这个词。他说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谓媒介指的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几大媒体,这就是狭义的媒介。他说的却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宽泛无边、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兹抄录于下:1.口语词:邪恶之花?/2.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与纸路/4.数字:集群的侧面像/5.服装:延伸的皮肤/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7.货币:穷人的信用卡/8.时钟:时间的气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画:《疯狂》漫画通向电视图像/11.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2.轮子、自行车和飞机/13.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14.报纸: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车:机器新娘/16.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17.游戏:人的延伸/18.电报:社会激素/19.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20.电话:是发声的铜器还是玎玲作响的符合?/21.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22.电影:拷贝盘上的世界/23.广播电台:部落鼓/24.电视: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战/26:自动化:学会生存。

我们介绍他的文化观,必须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历史观和媒介观说起。

麦克卢汉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逐步转向媒介、传播学和大众文化。这一转向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也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的沃土。在教学生涯的初期,他难以理解学生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他逐渐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献身探索、发现。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西方学界卓然成为大家。

二、从研究方法说起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套用这一警语,似乎可以说:“媒介即是文化。”他诸如此类论断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费解,既晦涩难懂,又隽永深刻。他的语言风格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荡不羁,九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他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让我们先说他的研究方法,说它有何独特、为何独特、有何价值,又为何受到批评。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他遭人误解、批评和攻击。

批评家对麦克卢汉的指责,集中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他的叙述方法也一反常态,可以概括为: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只推出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当,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见,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隐隐约约有一些批评,但是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种文化。他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既不当掘墓人,也不当陪葬品;既不当法官,也不当辩护律师。他只当探索者,把自己发现的东西陈列在世人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做判断。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

他不屑于当专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专门家圈定一小块研究领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对其他任何东西却不闻不问。”

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借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三、麦克卢汉文明史观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

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

如是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3次飞跃,也就是媒介的3次飞跃: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第一次飞跃是口语向拼音文字的飞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所指的文字专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飞跃是手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发生在16世纪。因为印刷机是谷登堡发明的,所以这一次技术变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发轫,于19世纪的电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微电脑,起飞于90年代的网络世界。

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期可以图示如下:

表1: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四期说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见略同。1953年,美国二战前后顶尖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alphLinton),在《文化树》中提出“文化突变”的思想。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个文化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时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个突变期是农牧业的兴起,第三个突变期肇事于工业革命。而且,他还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预告第三个突变期的来临。可惜他死于1953年,来不及看到空间时代和电子时代的来临。1980年,美国未来学加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类文明史概括为3次浪潮,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特别走红,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从产业更替的角度来观察文明史。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农业社会,滥觞于一万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会,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四、独特的社会史观

与他的传播史观相配合,麦克卢汉提出了独特的社会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个时期。社会发展史与媒介传播史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史和社会发展史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时期非部落化时期重新部落化时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传,人们只能面对面交流。部落人口头交流时,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调动,全身投入,感官没有分割。此时的口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魔力,它不仅用来传递信息,而且用来支配世界,祈祷、诅咒、施行巫术。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和部落融为一体,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之中。口语“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我们的目语,是我们全深信投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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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人生或在听觉空间和声觉空间之中。听觉空间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它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动而产生和感觉到的空间。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语不能视象化,只能形成一个立体的声觉空间,不能像文字那样形成视觉空间。面对面口头交流时,人不能只突出一种感官,而是要调动一切感官。这个声觉-听觉空间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语获取信息,所以他们被拉进一张无形的部落网络。口语比文字承载的情感更丰富,因为语调能够传达喜怒哀乐愁。部落人的听觉—触觉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充满魔力的、不可分割的。这是由神话和仪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战。

读者务必注意,麦克卢汉所谓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为西方的拼音文字与其他的文字有本质区别,切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印刷会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会意文字是同时调动所有感官的复杂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书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会意文字不让形声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见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他说:“拼音文字与圣书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伦、玛亚和中国文化确实是感官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是下面这个意义上的延伸:它们用图形表现现实,他们要用许多符号来涵盖范围很广的知识。这一点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没有意义的字母去对应没有意义的语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语言。这个成就要求词语的形态和词音从它们的语言意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目的是要使实际的语音成为看得见的东西……感官系统的平衡、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都要被打破。视觉功能就会发展过头。其他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情况。”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会和知识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开始用序列、线性的方式推理。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由于知识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识就发生局域定位,分割成专门的类别,造成功能、社会阶级、民族和知识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间的线形展开。它和口语的根本区别,是脱离听觉世界,粉碎听觉场,分离视觉,突出视觉,形成文字的视觉空间。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声觉——听觉空间。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它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客体。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们可以摆弄、操纵、利用这个工具。于是艺术和科学应运而生,编年记事、记时器和建筑物相继产生,歌舞音乐和说话发生分离,和声与肢体表演发生分离,哲学、逻辑、修辞和几何也逐步产生了。

现将口语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别图示如下:

表3: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

口语传播拼音文字传播

声觉-听觉空间,一切感官外化视觉空间,只有视觉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动目光延伸,视觉突出

不能聚焦,无中心--边缘分别线形展开,科技聚焦

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强烈分析分割的、线性的

用语调承载丰富的情感不能用非言语手段表达丰富的感情

网络生活,人际关系密切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疏离

口语魔力,集体无意识,神话,仪式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连续

前科学,前艺术、不专精一门科学,艺术,逻辑,专门分工

麦克卢汉就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脍炙人口。还是听听他侃侃而谈爸。他说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

“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耳朵与冷静而中性的眼睛相对,它的官能是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力强、五所不容的。它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络。全体部落人和谐相处。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语。看不出有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主义或专门分工。个人主义和专门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无法理解个体的观念或独立公民的观念。”

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听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区别。他说:

“听觉空间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空间。它不像严格意义深的视觉空间,视觉空间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声觉空间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与此相反,“理性的”或图形的空间是一致的、序列的、连续的,它造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点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鸣。我们西方世界的时空观念是从拼音文字产生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也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部落世界的人过的是一种复杂的、万花筒式的生活,因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言语是要发出声音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无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隐而不显、同步和连续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语词获取信息,人们被拉进一张部落网。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听觉—触觉的部落人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这是由神话、仪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与此相反,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语义与字码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从部落领域转入“文明”领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从部落人到“文明”人疏离的过程。他说:“在部落社会中,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都非常发达,比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要发达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弹一样降落到部落社会中,把视觉放到感官系统最高的等级。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会,让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线性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渗透到部落人非连续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机和谐、复杂通感转换成一致、连续和视觉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感知方式当做“理性”生活的标准。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着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鸣的魔力。它好像使人发生爆炸,变成专门化的、心灵贫乏的“个体”或单位,在一个线性时间和欧几里德空间的世界里运转的单位。”

他说拼音文字把部落人变为视觉人:“拼音文字把复杂的部落文化转换成简单的视觉形式,使部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中性化。请注意,让我们疏离的只有视觉。其他的感官使我们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离却使人脱离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脱离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为视觉人。”

拼音文字祸福相倚:“有许多证明显示,人们为专门的技术和价值的新环境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异化也许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术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说,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异化的重要诱因,那么机器印刷使这个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栖书房,使人追求隐私而脱离社会。它培养了雄心勃勃的个体,使个人主义变本加厉。他说:“印刷术是人的急剧的延伸。”

他认为印刷术直接产生了“宗教改革、装配线及其后代、工业革命、整个因果关系的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这一切都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和专门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两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产生的。于是,思想和行为的分裂变成了体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术剁成了字钉一样的东西。从那时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总之,印刷术的产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装配线、工业革命、因果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字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

这似乎把印刷术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婷婷他的说明,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兹摘录若干隽语,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见。

印刷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术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看见母语穿上可以重复的、相同的技术衣衫,也许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统一和强烈的感情。每个人和操母语的其他读者分享这样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义是16世纪印刷术爆炸的结果。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印刷术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语,把它看成是规模一致的实体。印刷机大批量生产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传遍欧洲的各个角落,把当时的白话语言区转变成规格一致的民族语言”

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

印刷术导致市场经济。“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现,是我们的统一价格体系,它渗入到遥远的市场,加速了商品的周转。”

印刷术强化了个人主义。“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价值是私密的、个人的、个体的。”

六、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根据麦克卢汉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从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从肢体走向大脑的延伸。他的宏论处处闪光、字字珠玑:“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使感官和神经系统延伸一样。”

“今天的电子媒介终于使我们从催眠术中苏醒过来。谷登堡星汉被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辉。”

“电子媒介使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和外化……电报的滴答声敲响了印刷时代的讣告。西方拼音文字价值观的丧钟敲响了。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发展进一步给它的棺材敲上了钉子。电视用最终埋葬拼音文字的讯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统。”

“由于电脑的问世,意识的延伸已经开始。我们对超感官知觉和神秘意识的痴迷,就已经预示了意识的延伸。”

“电脑问世之后,意识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识的延伸,依靠现存的理性观念是办不到的。”

“我们已经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使之转换成了电磁技术。把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

“假如‘大脑移植’的时代就在前方也许就可以给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脑的复制品’,直接对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脑进行活体复制。人们不再买莎士比亚或伊拉斯谟的著作,很可能会用脑电图扫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亚和伊拉斯谟的感知和博学植入自己的大脑。于是,书籍就可以绕开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麦克卢汉创造一批令人惊叹、永载史册的新词,“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电子媒介使人类结为一体,人类要“中心部落化”,电子时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时代。他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

他所谓的“地球村”是一个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加美好的社会:“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质化的、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要略胜一筹。”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他说:“电子信息运动的瞬时性质不是放大人类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

他相当详尽地买会了这个新奇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过广播、电视和电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环球舞台,当今世界是一场正在演出的戏剧。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媒介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自身又包容在一个全新的宏观宇宙之中,或曰一场超地球的婚姻之中。个体的、隐私的、分割知识的、应用知识的、“观点的”、专门化目标的时代,已经被一个马赛克世界的全局意识所取代。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

他用神来之笔反问到:“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一台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他惯用简约幽默的故事,说明复杂而抽象的构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实是这样的简单:“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做出的反应就是这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时,老师叫她写一首儿歌。她是这样写的:“新型这么大,地球这么小,待在原地吧,别跟它飞走。”她是这个新型部落水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复杂无比的世界之中,广袤、永恒。”

注释:

篇4

这本身应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今天却被舆论弄得很复杂。以至于都需要教育部发文明确班主任有批评学生的权利。

学生犯错,当然得批评,这是我们的职责。否则,他们就会误认为教师已经默认了自己的行为,缺点和错误就得不到及时制止和纠正。一遇到类似的情况,错误还得重犯。一个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只有赏识和鼓励,没有批评和惩戒,就容易自我膨胀,心理变得脆弱,在以后的生活和事业中,就不能正确对待学习和生活中的挫折。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中,赏识教育和挫折教育应该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批评中能不能有惩戒?

这本身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批评不是表扬,总不至于学生犯错之后我们还得奖赏他吧?但这一问题今天也变得混乱不清了。

今天,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强调尊重学生、强调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再加上今天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个都是小皇帝、小公主,个性张扬、心理脆弱,受不得一点委屈;由班主任批评所引发的学生自杀、自残事件时不时地见诸报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件,家长不依不饶、舆论穷追不舍、教育主管部门严肃处理,当事教师被折磨得心力交瘁。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已经出现了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批评教育学生、放任违规学生的现象。

但是,教育离不开批评的,批评也是离不开惩戒的。正如所说,治病救人,首先“要给患病者一个刺激,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才能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只有通过惩戒,我们才能教会我们的学生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过失负责,如果他在学校里失去了这一机会,那么,将来他就得到社会上去补齐这一课,可以肯定的是,到时,他必然会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虎妈”和“狼爸”的走红,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认识到了惩戒教育的重要性。

因而,对学生错误的行为,教师该训斥的一定要训斥,该惩罚的一定要惩罚。不能拉不下脸,不能为了维护自己平和谦虚的印象,客客气气,不好意思对问题进行斥责批评。学生犯错之后,我们得用坚定的口气明确告诉学生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这件事的难过、气愤、恼火或者失望等各种感受,要根据学生所犯错误的不同和对错误不同的认识、态度,施加程度不同的、适当的心理压力。特别是班主任,要做到令行禁止。

总有一些学生屡教不改,在犯错之后,不承认错误,对教师的批评教育持抗拒态度,或抵赖,或回嘴,有时甚至故意挑衅;这时候我们怎么办?一是要冷静,不能情绪化;二是要坚决。对于这一类学生,我们就不能太委婉,不能姑息迁就,必须用严肃的态度、严厉的语言,及时予以直接批评和强烈谴责,并且要当全班同学的面进行批评,否则,当事学生的思想是不会受到震动的,也不会主动认识错误,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还会重蹈覆辙;而其他学生会认为你欺软怕硬,不能赏罚严明、不会秉公办事,你在学生中的威信就会丧失,班集体内的歪风邪气也会因此上升。

当然,凡事也应有个度。惩戒只是批评中的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不能在教育中唱主旋律,不能过滥。它是一把双刃剑,是一种危险的、高难度的教育技巧。实施惩戒批评,不能以牺牲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代价,这是我们的底线。因此,要有理、有节,适时、适度;要尊重学生的人格,不能简单粗暴,不要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带有威胁性的口吻去压制、恫吓学生,不要当众训斥学生,不要动手推拉学生,更不能体罚学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努力做好后期的善后工作,掌握学生的情绪,使学生从心里感到你确实是在关心他的进步,是在为他着想的,消除惩戒性的批评有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篇5

[关键词]米勒;解构主义;新批评;细读

J・希利斯・米勒(1928―),美国文学批评家,现象学批评和解构批评的代表之一,先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厄湾加州大学。米勒的学术思想几度转换,初学新批评,中经意识批评,最后终于解构批评。可以说,其文学批评历程是和美国20世纪后半期的文学批评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看做是后者的缩影。因此,我们试图将之置入广阔的背景中,从个人兴趣、文学批评演变、哲学思潮变迁三个方面立体地阐明米勒学术思想流变发生的原因。

一、个人学术兴趣下的自发选择

文学研究伊始,米勒就关注语言,关注语言的特异性。他学术兴趣的着眼点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特异性。“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文学作品语言的特异性”。他将这种兴趣看做一种半科学性(qusi-science)的冲动,因为科学就是要注意反常、例外的东西,注意那些不符合固有模式的事物,并力图说明、解释之,科学因此而进步。对语言和科学性的热爱,是米勒接受新批评及解构批评的天然条件。为了解释语言的特异性,他尝试各种不同的理论假定。

1 热爱阅读。

米勒对文学的热爱是从阅读开始的。他自小就对阅读感兴趣,甚至因为阅读而放弃户外活动。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到儿时阅读小说《瑞士家庭鲁逊》时如痴如醉的体验。他认为自己学术思想流变的原因主要在于,“就自己到目前为止的改变而言,希望主要是学着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读者。”“在如何阅读方面,我最初的训练是透过美国的新批评,……我记得那些书给了我一些观念,告诉我可能如何来谈论开头时提到的文学的那些特异性质。所谓那些特异性质,指的是异例、怪异(anomalies,oddnesses)、看来似乎不协调的东西。这些就像科学家在研究的资料中发现的异例一样,导致进一步的探索和新的假设。”

米勒对于新批评的接受是从对阅读的兴趣开始的,他后来思想的转变也和阅读有关。

对于意识批评的接受,米勒说, “我的动机与其说是对理论抽象的兴趣,不如说是对实际问题的兴趣――布雷(布莱――引者注)的阅读方法能帮助我来阅读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解构批评对于米勒的影响亦是如此。“德希达(德里达――引者注)和德,曼对我的影响,与其说是他们的理论预设,不如说是他们的阅读策略,如果我们能那么区分的话。”“德希达、德・曼、布雷、柏克、安普森(燕卜荪――引者注)值得作为典范之处,在于他们身为读者所表现出来的才智。他们的理论预设让他们在文本中看到别人看不出的东西。”米勒自发的阅读兴趣、对语言特异性的关切,是接受各种新思潮的心理基础。

2 阅读兴趣下的批评理论转变之路。

为了解释阅读中遇到的作品语言的特异性,米勒研习各种理论。

对于解构批评的同事们,米勒“最钦佩的不是他们的理论构想,而是他们对文学作品或对哲学著作的具有穿透力与原创力的解读。”也就是说,米勒虽然对理论感兴趣,但是他看重的还是理论的实用性,也就是可以用来研读作品的功能。

在他看来,一种文学理论如果不被“使用过”,不被“利用过”,它就不是有益的,文学理论或者批评理论应该是一种实践。批评思维和阅读思维都是一种行动,理论不应成为阻碍思维的桎梏。文学理论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在于产生新的“阅读”。换句话说,读者在某种新理论的指导下,应从文本中读出“新意”来,

理论是为阅读服务的,只有能产生新的文学阅读的理论才是“有益”的理论。只有把理论的思考和对语言的关注结合起来的批评才是最有可能被米勒接受的批评。与以往“消极的、单纯认识性的阅读”相比,解构批评理论指导下的阅读更具有“表现性、批评性和修辞性”,因此米勒最终选择了解构批评,并一直坚持下去。

二、从新批评到解构批评:文学批评内在理路的演变

关于美国20世纪新批评及其以后的文学批评发展演变,简单说来,从30到50年代,新批评派几乎一统天下。50年代末至60年代,随着对新批评的厌倦和对欧陆思想的广泛接受,美国文学批评出现了各派纷呈的局面: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意识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解构批评在美国领一代。8。年代中期之后,文化研究异军突起,美国进入新一轮文学批评潮流之中。这些变化在米勒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 新批评及其影响。

新批评是英美文学批评流派,20世纪20年代肇端于英国,30年代形成于美国,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坛占据统治地位。前期代表人物:兰色姆、退特、布鲁克斯、沃伦。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布鲁克斯和沃伦合著的《怎样读诗》 (Understandlng Poetry,1938),该书成为大学文学系的教科书,影响了大批学生。其他批评家如布莱克墨尔、柏克、英国的燕卜荪也被归入新批评派,二战以后,新批评派几乎在所有的大学文学系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几乎全是新批评派的论著,这时,一大批文学理论家加入了新批评的队伍,如维姆萨特、韦勒克等。

新批评坚持文本中心论,以语言特征为文学研究的基础,他们认为,作品的全部结构特征――尤其是矛盾因素调和的各种方式,都首先在语言特征上表现出来,特e重视比喻。其方法上最大的特点是提倡和实践“细读法”。就“细读法”本身而言,它是一种作品艺术分析方法,不一定受制于新批评的方法论,可以在不同的理论预设下运用。新批评出色的文本细读理论与实践对美国以后的文学批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米勒在哈佛比较保守的以文学史为基础的课程教育中,游离于他的哈佛老师的教学之外,自学新批评的著作,受到了新批评细读法的训练,这种细读方法是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基础。

2 解构批评的接受。

新批评衰落后,各种欧陆思潮纷纷涌入美国大陆,新思潮为人们急于摆脱旧有的本土新批评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意识批评是这些新思潮中的一种。米勒在霍普金斯大学时与布莱相遇,深受其影响。他试图摆脱新批评琐碎的、对单个文本的研究,而将目光投向作家的全部文本。“意识批评”把文学批评看做是“文学的文学”“意识的意识”,也即批评家通过对作家全部作品的阅读间接追寻自己的心路历程。

德里达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抽掉了意识批评赖以立论的基础,也造成了米勒文学批评的转向。德里达认为,意识并不先于语言,不能作为语言的起源性开始,语言的意义永远是延宕的,批评家无法通过语言追寻到作家的意识。那么,“意识的意识”的基本假定和德里达的基本假定根本冲突。

篇6

【关键词】新批判主义;人本观念;新闻活动;媒介批评

一、新批判主义的宗旨

邓晓茫先生将新批判主义的宗旨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超越——继承的主要有三点:怀疑和批判精神;以鲁迅为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从鲁迅那里继承来的对进化论的超越。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继承启蒙精神,将立足点从民粹主义和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意识”转移到个人本位上来;第二,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重新加以诠释,超越世俗功利层面的理解,更冷静地解决“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第三,将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区分,知识分子应保持对世俗生活的一定程度的超越维度。可以说新批判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更彻底化、更加冷静和理性化。

二、“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人本观念

我们要绝对肯定的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它充分肯定着人存在的自由的价值尺度,更充分地肯定着自由自身的限制性、否定性的因素。关乎人道主义,周作人曾说,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意识。在自由中谈人道,在人道中讲自由,自由与人道的结合才能更完满实现“人”的价值观的树立,二者相结合的人本观念,便天然是完满的价值论与目的论的统一。这种人本观念与新批判主义的关联是,新批判主义实质更像是自由—人道观念的实践哲学,同时这观念也是新批判主义的精神和内涵所在。

三、将新批判主义精神引入新闻活动中的实践性尝试

1、议程设置

学术界对议程设置理论的诸多研究表述都不尽相同,但都指出了传播媒介的一项功能,即为公众安排话题的功能。在公众不愿听从权威“教诲”的今天,通过媒介报道主题的密度安排,却能够有效地吸收公众对某些主题的注意和关切。

无论媒体自身还是政治、利益关联,最起码需要遵守人道和自由主义人本观念。这个最起码的理念或者说最起码的奢求为:把人当作目的。新闻媒介必须具备这样的观念,“是将‘公众’放在首位,而不是‘信息’和‘告知’”。唯有在如此这般观念指导下的对“议程”的“设置”,才能从初始就正义化。可以承认,中国的媒介在这个时代于国家与民众之间担负着巨大的压力,它既是传播主体,也是经营主体,但还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时更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2、媒介教育

媒介教育通常是指有关媒介知识及媒介运用技能、传播媒介批评理念的教育。可以说,媒介教育已不是单纯的学院教育,而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媒介普及性教育。另外,媒介教育还是在媒介素养的范畴内来谈的,因为媒介教育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大众媒介素养,具体表现在:一是使大众有获取有效信息,抵制有害传播的能力;二是使媒介渗入大众日常的政治生活,有效行使民利,承担监督责任;三是完善和丰富信息传播环境,由个人的普遍正义构建社会机体的正义;四是媒介批评成为必然的具有学理建构性的权利和义务。

至于如何使这些教育内容成为可能,最可执行的实践途径还是一贯诉诸的教育,形成媒介教育的社会化系统,贯穿于公民各个阶段的个人教育,营建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风气,需要媒体人本着新批判主义的精神和人本理念去为大众服务。

3、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关系是:大众与政府、利益集团;媒介与政府、利益集团;大众与媒介。这可谓是“三权制衡”。其中:政府有必要向媒介进行“有为”,这也是政府的存在天职;政府在对待民众上,尊重和善待民意是基本的为政理念;任何利益集团,若其存在和取向构成不正义,不能允许它主导舆论,还需用正确舆论与之对抗;媒介必须最大化的兼顾社会效益;民众过活于社会关系中,亦是一种政治关系,舆论监督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作为,政治是生活化的,生活是政治化的,民众受益于媒介完成政治意识启蒙,便是其自身一切利益主动优化的必然选择。

因为话语权,新闻舆论引导的关系是政府与公民、媒介与公民的关系,其核心是公民个人的利益,这利益必须由 “媒体人”、“政治家”在理念上担当起来,因为他们也是公民。这种人本观念不是“兼爱”,毋宁是“仁爱之心”,是实践活动的理念化,在现实中难以量化。因此,政府和媒介在新闻导引上,还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4、媒介批评学

媒介批评的价值更具学理性,来自于以知识分子为阵营的精英群体对新闻媒体活动做系统的反思。我们可以很宽泛的来界定媒介批评的内涵:一切有能力进行新闻活动批评的公民均是媒介批评的主体;一切新闻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都可作为媒介批评的客体;媒介批评必须抱有最富正义原则的价值观念来指引和规范批评活动。

新批判主义就是为了媒介批评学而存在的,其价值在于:将批评的理念更加理性地转向个人本位的取向;超越世俗的关怀,在现世中追求终极关怀;对实用理性或技术理性保持反思、超越的判断力;树立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人本位观念。这些新鲜价值使哲学化媒介批评学——“哲学”自我消亡于媒介批评学中,最终效果是民众皆可“哲学”,“哲学公民”便是也。

四、结语

上述最核心的理念是在新批判主义精神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人本位观念,在新闻活动的几种代表性的方式中,这一观念的介入,能深化新闻活动的内涵,以其作为新闻活动的指导理念,使人成为“人”,使公民个人和社会机体正义化。

【参考文献】

[1]李建刚.现代化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介的角色发展.现代传播,2010.5.

[2]郑保卫.论媒介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途径.新闻界,2010.1.

[3]单晓红主编.媒介素养引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3.P27.

[4]刘建明著.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 P1.

篇7

群落化与平衡性:绿色电视批评主体的生态结构

电视批评作为对电视传播内容、电视传播机构及电视传播接收的一种评判和解读,实质上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批评和重构的参与活动。①这种社会活动往往是在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影响场域中发挥其对电视行业的评价检测功能。在现实情况下,电视批评功能的有效发挥又往往因为其参与主体的多层次和复杂化而变得异常困难。电视批评的参与主体类似于一个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群落。这个生态群落是由很多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种群”组成。建立“绿色电视批评”,实现电视批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就要详细了解、清楚把握电视批评主体的群落化存在样态及其内部的复杂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遵循生态规律构建来维持批评主体系统内部各“种群”之间的动态平衡。

在电视批评主体这个“生态群落”中主要集合着四类“种群”。

种群一:学者。学者是从事电视批评活动的中坚力量。这类“种群”长期从事与电视相关的理论研究,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积淀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他们所作出的电视批评通常较为系统和深入,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②

种群二:电视业界从业者。他们包括电视传媒机构的管理者和电视节目的创作者。这类“种群”是中国电视批评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成员长期从事电视实践工作,具有丰富的第一线实践经验和扎实的实务功底,对电视发展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着最直接、最感性的体会。他们所作出的电视批评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但由于未能上升到学理层面,往往局限于短期的业务实践和就事论事的观点交流。③

种群三:非电视媒介的媒体从业者。主要包括大众性报纸杂志的记者、编辑、撰稿人以及部分商业新闻网站电视批评栏目的特约作者。他们是电视批评深入大众之中的主要力量。这类“种群”通常以观众代言人的身份进行电视批评,一般不会涉及理论性或实践性很强的领域,而是对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等发表评论和观感。④

种群四:部分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普通观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个人电脑上网的普及,普通电视观众在参与电视批评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和自由传播渠道。这类“种群”作出的网络批评尽管常常存在片面或肤浅的缺陷,但它本身具备的真实大胆、率性自由的言论特点和快捷灵活的传播特性使其成为当前电视批评中令人瞩目的新生力量。⑤

在素描式地勾勒出我国电视批评界行为主体的四类“种群”存在样态及其显著特征之后,笔者再探讨一下电视批评的动态平衡问题。电视批评的动态平衡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电视批评四类“种群”个体数量的变化,而应该更加关注它们之间具有层次性的比例协调关系。实现电视批评的动态平衡,就是要实现电视批评主体各类“种群”及其开展批评活动的通道之间能够互相协调,保持相对稳定的合理状态,以此形成推动电视批评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具体说来就是要保持各种批评主体及其开展批评活动的渠道在功能结构、运作模式、规模大小、资源分配、能量交换等方面都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

这种平衡关系包括两个层次:首先,要实现电视批评主体中的每一类“种群”内部个体的动态平衡。在这个层次上的动态平衡,就是要求“种群”对其内部个体发挥电视批评功能时具有凝聚作用以形成一个个团体。因此,个体对其所从属“种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成为影响这个“群落”自身的动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要实现各类“群落”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主要指的是“群落”之间关系和力量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样来自社会各种价值体系作用的结果,社会这个更高层次的生态系统决定了最适应当下的“种群”或个体得以较为安全地存在并优先发展。因此,为了争取更多更好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各“种群”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种群”作为一种集团性的主体存在于电视批评主体当中,其组织能力成为影响其在电视批评生态中动态平衡的关键因素。

正义感与秩序化:绿色电视批评的时代命题

建立起“绿色电视批评”的良好生态,促进电视批评的健康发展,还必须在整个电视批评领域树立电视批评的生态正义感,构建一个秩序化的电视批评环境。我国电视批评实践虽然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是电视批评科学化发展和学科建设却比较滞后,暴露出我国电视批评自身的建设和完善与“指导电视行业的实践”这个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现实差距。由于我国电视批评处于科学化建设初期,电视批评界也存在着一些缺乏“生态正义感”的不良现象。欧阳宏生教授曾经指出:“一些批评文章惯于以对作品题材所蕴含思想性的肯定代替对作品思想性表现的分析,往往以“题材新颖”、“艺术独特”等笼统的赞誉之词代替深入的剖析和真知灼见,形成大同小异、大捧小批、圆滑空洞的批评套路。这样的电视批评已经蜕变为一种炒作手段和低级逢迎的产物,丧失了电视批评应有的诚信、独立的品格。”⑥刘建明教授也对我国批评界出现的一些偏离批评者独立立场、缺乏生态正义感的不良行为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如:有些电视节目、电视剧研讨会蜕变为广告宣传会和促销活动,创作者上下于领奖台,批评者充当起“扛广告牌的小伙计”等不光彩的角色,批评活动演变为批评者追名逐利的工具等。⑦电视批评地位的羸弱和行为的失范决定了树立电视批评的生态正义感是当前我国电视批评生态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和艰巨任务。

构建电视批评系统中的生态正义,首先要保证电视批评话语通道的多元化和接近性。生态正义首先肯定并尊重不同群落甚至不同个体对生态系统利益诉求和利用机制的现实差异。在电视批评这个大的生态系统当中,要确保这种差异性的利益诉求和利用机制就必须保证批评话语通道的多元化和接近性。只有真正构建起可供各类批评主体生态种群和个体使用的不同通道,一种正义的、流畅的、观照多元利益需求的电视批评生态环境才能够得以最终建构。当然,生态正义也绝非等同于电视批评话语通道几何学意义上的平均分割和分配。因为在生态系统和生态群落中,各类种群的地位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地位实现绝对意义上的一致,那么就丧失了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所提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因此,只有根据各“种群”在电视批评领域中的不同地位和话语特点,建立适合他们交流和表达的话语通道,才能够保证他们在遵照一定秩序原则的条件下发挥其在电视批评中的不同作用。其次,要观照更高层次的社会系统的生态要求。当前,我国处在媒介竞争和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观照各方正当的利益诉求、和谐地解决各方面的冲突和问题需要电视批评发挥其对电视传播行为的监督、导向、匡正功能。这要求探讨“舆论引导”和“社会整合和监控”以及电视行业改革的电视批评文本占据更多的电视批评话语通道的空间。同时,也要求电视批评的四类“种群”及其每一成员要站在提高媒介社会“软实力”的高度,积极发挥自身在电视批评中的优势作用,守望电视机构传播过程中的正义行为。最后,要出台相关政策和行规对电视批评进行规范化引导。构建电视批评的生态正义应被纳入电视批评实践领域的政策支持和保护范围,出台的政策和行规要有利于让那些真正具有生态正义感的“绿色电视批评”实践得到学界、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同和积极支持,并且让“绿色电视批评”实践进一步推动相关政策和行规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任何一个子系统及其个体成员都是在与其它子系统或个体的相互联系中互为资源性的存在共同体,优化子系统及其个体成员之间的秩序是维持并改善整个系统的整体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方法。电视批评主体、电视批评渠道、电视媒介、社会和受众是电视批评生态系统的五大要素。电视批评主体之间的秩序状况构成了电视批评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电视批评主体与电视批评渠道之间的秩序状况构成了电视批评话语空间和文本载体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电视批评主体与电视媒介之间的秩序状况构成了电视批评作用于行业实践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电视批评与社会之间的秩序状况构成了电视批评制度与政策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电视批评与受众的秩序状况构成了电视批评社会影响能量与场域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电视批评主体系统、电视批评渠道系统、电视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受众系统以及这五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构成电视批评生态关系的总和,也就构成了电视批评这个大系统。

电视批评中的每一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都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并且还处于一定的生态位上。电视批评系统和各子系统及其内部成员的生态位,是指其在电视批评主体系统、电视批评渠道系统、电视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受众系统中的综合位置。电视批评秩序化建设,说到底是使电视批评生态系统中各构成要素的生态位得以优化,使其在整个电视批评生态系统中既能够“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又能够“彼此影响”、“互惠共生”。

以“绿色收视率”理念为核心的电视媒体绿色行动已拉开帷幕,尽管处于发展初期的电视媒体绿色行动暂时还无法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得到真正普及实践推广,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积极转变以及电视行业的深入发展,中国电视必然会以类似“生物进化”的方式从无序步入有序,从局部有序达到整体有序,从低水平、低层次的有序迈进高水平、高层次的有序状态。以“绿色收视率”理念为核心的电视媒体绿色行动让我们看到了电视传媒实现自身内部和谐,实现传媒和社会、大众之间和谐关系的决心和行动。我们期待它能够给略显浮躁的中国电视行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从而促使电视这个主流的大众传媒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浪潮中发挥更加积极、重要的作用,真正为社会和广大观众送上健康、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电视批评界紧跟电视行业实践的步伐,集广大研究者的聪明才智关注并倡导“绿色电视批评”建设,起步较晚的中国电视批评科学化建设一定能够实现其“建立电视批评秩序、优化电视批评生态、促进电视批评更好、更快发展”的目标。

注释:①⑥欧阳宏生.《论中国电视批评的可持续发展》.《今传媒》.2006年第5期

②③④⑤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篇8

关键词:媒介生态;新闻公评人;生态平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4.15

一、媒介生态学

(一)起源与发展

媒介生态学是媒介研究的分支学科,它用生态学理论研究媒介问题。狭义的媒介生态学是指,在媒介存在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达到生态平衡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30 年代,世界著名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出版了其代表作《技术与文明》,一般认为他在书中关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最早包含了“媒介生态学”的思想,因而他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始祖”。

令“媒介生态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的是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学术著作得以梳理、整合,并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以媒介生态学项目为名在纽约大学设立了研究课程。

(二)媒介生态理论再拓展

“媒介生态”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媒介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与媒介之间、媒介与其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互动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是实现受众―媒介―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媒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信息的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其他子系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借用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的观点:媒介环境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它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与媒体产生一定互动关系的非物质环境都可以是“媒介生态”里的要素或子系统,包括受众、社会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媒介生态”,由此可见,“媒介生态”强调“互动性”。

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种良好的生态平衡关系:在适宜的媒介环境中,媒介通过信息产品将受众、社会等系统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客观反映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各系统不断调节、优化自身结构与功能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反过来,这些系统将信息不断反馈给媒介,从而促使其健康、持续的发展。媒介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互动构成了媒介生态平衡,并促使社会生态系统得以平衡发展与循环。

媒介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公评人就是研究在新媒体不断冲击下,传统媒体,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与社会、受众之间生态平衡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新闻公评人制度如何介入此系统,并调和系统内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重新构建一个相对平衡、稳定、和谐的媒介生态系统。

二、新闻公评人概述

(一)译法

在美国、加拿大的传媒企业内,有一名特殊的职员,他专门负责调查搜集受众对该企业传媒产品的意见、投诉。他独立工作,直接向总编辑或经理报告调查结果,并定期分析投诉情况,提醒编辑部注意。甚至有的还有独立的版面刊登调查内容及处理结果。负责这项工作的多是资深记者、编辑,其职位名称就是news ombudsman。

“News Ombudsman”一词源于纳维亚语,原形为“om-BUDS-man”,其大意就是百年前负责处理公共投诉政府事务的官员名称。目前国内对“news ombudsman”一词尚无约定俗成,统一的译法,有“读者意见调查员”、“新闻公评人”、“新闻检察官”等译名,比较一下,“新闻公评人”的译法基本涵盖和反映了该职务的职责范围。但从他们的调查情况看,主要是涉及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也许,将它翻译成“新闻职业道德监督”比“新闻公评人”更合适。

(二)新闻公评人的定义

“亲耳倾听读者,将其所言告诉编辑,并最终借以改进报纸,以此为主要任务的新闻人即读者意见调查员”。拉蒙特的这句话一向被美国报界视为“读者意见调查员”的经典定义。

具体而言,新闻公评人也叫读者意见调查员,亦称读者代表,由报刊本身聘请专家、学者或资深编辑记者担任此职。他们每天受理读者对新闻媒体质量的质询或申诉,根据道德规范、伦理信条对媒体的言论、节目、广告实施调查,而后以独立雇员的身份向新闻媒体提交调查结果并公开发表,以代表读者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同时作为媒体与读者的桥梁起到沟通、调解的作用。

例如加拿大的CBC(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其公评人完全独立于节目制作人和管理者,直接对执行长及董事会负责。他们不但每天接受,搜集受众对其媒体的意见和批评,定期公布这些内容及处理结果,而且在年末还向董事会和总编辑提交一份年度报告,汇总受众对媒体一年来的批评建议,并对此进行分析,影响媒体制定下一年的总的方针政策。

媒体设置公评人一方面是为了透过对新闻正确性、公平性及平衡报道的监督、增进报道品质,让新闻工作者更能对读者负责;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媒介的社会形象,从而增加媒介产品的发行量,以达到盈利之目的。

(三)新闻公评人的发展历史

新闻公评人的概念源于读者代表。美国圣地亚哥联盟的格兰德・沃恩首先提出了“读者代表”的概念,即有绝对权力去纠正错误,不受记者或编辑的干扰,确保报道的客观公正性。读者代表可以活动与报社的任何一方,同时对每个人都有权质疑。

公评人最早出现于瑞典。1961年,瑞典设立瑞典新闻评议会,负责新闻媒体的自律工作。1969年,为了响应当地公众反对不道德新闻报道的呼声,同时为了避免立法部门因此削减媒体数量的尴尬,瑞典新闻界任命了世界上首位新闻公评人。

早在1947年,美国就有人呼吁新闻界需要进行自我检讨,提高责任感。哈钦斯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听取58位证人的证词,采访超过225位与新闻界相关的人士,准备了176份文件后在总结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指出,大多数新闻媒体对报道中存在的失实现象置之不理,记者编辑应当对此负责,而自我约束是改进新闻工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可惜的是,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和建议遭到了美国新闻界的冷遇。

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提高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同时为了重塑公众对新闻界的信心,美国陆续出现了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新闻评议会。它们的工作是调查读者对新闻媒介的批评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以提高新闻界社会地位和形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的寿命普遍不长。

1967年6月19日,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新闻公评人――约翰・赫什罗德尔(John Hershen roeder)。《华盛顿邮报》紧随其后也设立了新闻公评人,该报的公评人不但回应读者提出的批评和抱怨,同时还公开评论本报的表现。美国新闻公评人制度的传统就此确立。

2003年年底,《纽约时报》也请来了丹尼尔・奥克伦特,委以“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之职,专行监督报纸,只对读者负责。其具体功用大体相当于美国一些大报所设的“新闻公评人”,但他获得更充分的权利,在《时报》星期日刊开设专栏,而报社内大小所有编辑,对这一专栏的内容和风格,均无权干涉。

时至今日,美国国内设有新闻公评人的日报达31家。

(四)新闻公评人应具备的自身素质与职责范围

1自身素质

作为一名专业的新闻公评人,首先,要求当选者必须充分了解媒体工作的性质,熟悉新闻的采写编评等工作流程。其次,新闻公评人要熟知自己所在新闻媒体的受众定位,掌握不同受众阶层的不同的需求。第三,新闻公评人需要真正为读者的利益着想,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已有的新闻报道。第四,身为给媒体“挑刺”的人,新闻公评人还必须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够直面来自于同行的抱怨和冷眼。

2职责范围

细分新闻公评人的工作范围,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对内。定期评估媒介内部从业人员的工作表现。这又具体包括他们是否遵守新闻职业道德,是否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他们报道的内容是否符合广大受众的切身利益等等;第二,对外。负责受理和调查来自传媒外部的投诉,并把这些直接反馈给董事会或总编辑,并监督其尽快对这些批评和建议给出合理的解释以及改进的措施。许多报纸还给新闻公评人设置专栏,公布调查处理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新闻公评人就是代表广大受众监督媒体,传达受众的需要和关怀。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受众或其他对报纸不满的人更准确、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增加了这些意见的有效性。这也是赋予受众一定的话语权。

尽管新闻公评人的工作都是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媒体的公正性、准确性和公信力,但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却因单位要求和各公评人自我定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例如,《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和《芝加哥论坛报》新闻公评人的工作是向总编辑提交每日报告,其内容包括报道失实之处以及读者提出的更正要求。《蜜蜂报》和《纽约时报》的公评人享有更多的权力,在报纸或网站上开设专栏,无需经过总编或发行人同意,直接发表批评,回应读者的各种反应。

3职业特点

根据新闻公评人的职责范围不难看出其职业特点:第一,他们的工作仅限于品评新闻报道而无权解雇或雇佣记者、编辑;第二,他们仅对新闻报道实施监督而无权对言论发表意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秉承了为保证新闻公正、准确和平衡而努力的职业精神。

4作用和意义

由于新闻工作者大都不愿听到有关他们工作质量的批评和指责,所以他们在工作中更加小心谨慎了。据调查显示,首先,在设有新闻公评人的媒体中新闻从业者,和其他同行相比表现出更加审慎的新闻伦理观。例如,可能更不愿意采用有争议的方法去获取新闻。第二,新闻公评人的设置促使媒体上至董事会,下至记者更加关注读者的需要,使报纸真正成为受众利益的守望者。第三,新闻公评人可以充任报纸的一种有效的公关手段,缓和报纸与读者之间的矛盾。

三、新闻公评人与某些概念的区别

(一)与“阅评人”的异同比较

新闻阅评制度,是我国进行新闻传播事业宏观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闻阅评制度的规范下,新闻阅评人通过对新闻宣传进行准确及时、有效的评点,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为中心任务,为新闻舆论宏观调控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首先,从代表的利益群体来说,新闻公评人代表的是广大受众的利益,是代替受众行使对媒介的监督。而现行的新闻阅评制度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和强制性,它体现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通过加强了宣传主管部门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促使新闻媒介制造的舆论朝着党和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形成比较统一的社会舆论。其次,新闻公评人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读者和受众之间的沟通,维护媒介的社会形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等,使媒介真正成为受众利益的守望者,监督者。而新闻阅评的着眼点更多放在是否有利于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否时时关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是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是否有利于提高宣传质量等方面。

(二)与新闻自律的区别与联系

新闻自律是指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自律,新闻传播者在道德上进行自我约束,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滥用新闻权利,排除不良因素干扰,尽心尽责,履行好自己的职业使命,对社会和民众尽责。新闻自律是以新闻伦理为核心的自我约束,它以新闻法制为核心,以新闻伦理为基础。

而新闻公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属于新闻“他律”的一个分支,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对新闻工作者进行监督检查,以帮助他们真正的履行自己的职业使命,遵守新闻职业道德。

新闻的自律和他律是同一的,缺一不可的。新闻他律正是弥补了新闻自律的不足,使传播者更自觉,彻底的履行自己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四、媒介生态系统中的新闻公评人

在媒介生态系统中,优秀的新闻公评人可以充当着媒体、社会、受众三者之间的剂,一定程度上预防甚至调解三者某些方面的矛盾与摩擦。

(一)疏通媒介与读者之间信息传递与反馈通道

新闻公评人主动联系受众,更加下功夫去倾听他们的对媒体的建议、意见及批评。例如,《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的新闻公评人阿特・诺曼(Art Nauman),他每天通常要接20~40次读者电话,阅读数十份来自读者的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他本人并不定期的电话或亲自走访其报纸的订阅者,记录、搜集他们对于报纸的看法。他们对这些来自受众的声音进行梳理分析后,新闻公评人把这些直接反馈给编辑和记者,并监督其尽快对这些批评和建议给出合理的解释以及改进的措施。并且定期设置专栏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新闻公评人这一连贯的举措,首先,加强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沟通,传达其对受众及其需要和关怀与重视,这一方面提高了受众参与、关注媒体的程度,从而很大程度上消除两者的隔阂,拉近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公信力;其次,新闻公评人代表并帮助受众或其他对媒介有意见或不满的人准确、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增加了这些意见的有效性,赋予受众一定的话语权;再次,媒体在“咀嚼、消化”这些由新闻公评人从受众那里反馈到的建议与批评,并对这些问题做出交代的过程中,可以增强媒体、传媒人责任感,促进新闻传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化其把受众的需要作为媒体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观念。

(二)消减“媒体真实”与“社会真实”之间的偏移

众所周知,媒体对客观世界中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发展的事物进行报道,但面对纷繁复杂的报道对象,媒体根据新闻价值、自身定位或版面(时段)需要对已发现的新闻进行取舍和安排。在此过程中,由于社会上的经济、文化以及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本身的素质和修养等主客观方面的限制,引发媒体真实与社会真实之间的偏离。

虽然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营造的“媒体真实”不可能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经过媒体的加工并呈现出来的一种与社会真实产生了一定的偏移的“拟态”现实。这种偏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确有度的限制,如果偏移过度,那么就会造成受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的扭曲,因为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媒体构建的“媒体真实”为中介。受众的这种扭曲会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甚至上层建筑产生严重的危害。

例如:明尼阿波利斯城圣保罗电视台在对民航检修业务进行的调查报道中,记者采访不深入、编辑的把关不严格,错误的渲染了西北航空公司检修业务中荒诞无稽的“勾心斗角”和公司雇员受到的所谓“威胁、恫吓”,致使西北乃至全美航空公司的声誉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并由此影响了航空业的效益。

该电视台的新闻公评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通过实地调查取证,证明了该电视台的报道确实存在与客观事实相违背,并由此对西北乃至全美航空公司造成了严重名誉和利益损害。通过在新闻中及时的向受众承认错误并公开向西北航空公司道歉,从而既挽回了西北航空公司的损失,也避免了一场新闻官司。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新闻公评人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方面,可以把“媒体真实”与“现实真实”之间的偏移缩减到最小,力求让媒体真正做到客观、真实、全面的反应客观世界;另一方面,为解决媒介争端提供法院之外的一种相对人性化方式。

综上所述,如果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反馈通道顺畅无阻,且媒体可以把由媒介呈现的“媒介真实”与客观社会中的“社会真实”之间的偏移缩减到不影响受众全面、真实、客观的认识现实社会,那么受众就可以真正了解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所发生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动态,社会也可以针对受众反馈到媒介的信息对社会环境作出进一步的调试,以求更好地适应人们生存、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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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Ecological View of the News Ombudsman System

WANG Xinw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Abstract:

篇9

近年来,随着电影的社会影响扩大,电影资讯开始在各种媒介上泛滥。应该说,过去从来不注重营销的中国电影如今也开始明白,电影不仅是“生产”出来的,而且也是“吆喝”出来的。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电影的制作发行方往往不择手段设置议程,吸引关注,甚至打压不同批评,虚假信息(包括投资信息、票房信息),制造污点新闻,“忽悠”观众进电影院。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却缺乏中立的、相对权威的、能够引导市场的电影评奖、批评和推介机制,导致电影消费者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或者严重的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中。而且,随着电影制片方恶意营销行为的不受任何监管,中立的电影消费引导体系的严重缺位,这种由产品供应方控制电影信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单方面支配的评论,不仅会伤害评论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会带来观众对电影的不信任,最终带来电影消费的危机。因此,建立一种为观众电影消费服务的市场引导体系,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从国外电影发达市场的经验来看,媒介批评、媒介推介、电影奖、排行榜等等,往往都是最有效的电影消费引导手段。但是,在中国,目前电影评奖过度行政化、形式化,缺乏年度性,缺乏引导性,更缺乏与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的良性互动,而电影评论更是或者学院派的自说自话、自产自销;或者完成御用任务,缺乏职业品德;或者观念陈旧、专业水平欠缺,缺乏鉴赏力和判断力;或者缺乏表达技巧和传播渠道,基本不能与观众接触沟通。今天的电影观众缺乏可靠的方式和渠道来了解消费对象。

在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上,电影评论一定是电影产业的重要环节。在电影发达市场上,主流媒体一般都开设有专门的电影评论专栏,由2-4位相对固定的电影评论家对当周上映的主打影片和独立院线的特别影片进行简要评介,并给出自己的评分,写下针对不同观众的推荐意见,甚至会提示读者,哪部电影更适合全家观看,哪部影片更适合谈恋爱的年轻人观众,哪部影片更适合“电影迷”观看……。而电影观众也大多通过这些媒体的评论、推荐和评分,决定本周是否去看电影和看什么电影。因此,在美国一个权威的电影市场研究项目中,电影评论被看作是对电影市场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新片上映前和上映第一周的媒介评论,常常能够反映出电影市场对该影片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方式。

这些电影评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引导作用,原因无非四个:第一,评论者是职业电影评论者。所谓职业,意味着评论者是依靠评论的权威性来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而不是依赖制作者的“红包”或者领导的青睐而生存的;第二,评论者的定位是鉴赏家而不是学者。鉴赏家是用专业的眼光帮助观众选择电影“商品”,告诉观众商品的优劣而不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第三,评论者与媒体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媒体因为评论的“权威性”、“客观性”、“大众性”而获得读者,评论者因为媒体的需求而获得社会地位和行业地位,所以,评论者与媒体大致会保持比较固定的关系;第四,职业评论家具有电影专业水平和鉴赏个性。一般媒体都会有2-3位鉴赏个性略为不同的专业评论家写电影评论,为不同的观众带来了不同的鉴赏选择。

但是,目前,中国电影却基本没有这样的职业评论家和媒介平台。我们一方面应该改革目前过分同质和双年举行的电影评奖方式,为健康发展的市场服务,使之年度化、专业化、市场化;另一方面,更要积极推动电影职业批评,通过电影行业协会和相关机构,通过一些有影响的媒体,培植权威的电影信息平台和推荐平台,限制恶意营销,形成一种相对中立、权威的电影消费引导体系,取信于观众,引导观众消费。

如果有一天,电影观众信任于、习惯于从每周的媒介评论和推介中选择和决定本周的电影消费行为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就会成为一种习惯行为,中国电影的观众人次和观看频率才能真正提高,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才会真正到来。

应该说,不是所有的电影评论都是电影产业的组成部分,但电影产业却必须有电影评论环节的推动。这种引导观众电影消费的电影评论,就是所谓的职业批评。中国电影一直在等待着职业电影批评和批评家的出现。

尹 鸿

教授/博士生导师

篇10

关键词:观察;文化;批评;监管;观念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136-01

一、电视的定义

详细说来,“电视”在不同观察角度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电视”首先是“利用电子设备传送活动图像的技术及设备,即电视接收机”:“电视”是基于信息传播需要而产生的“利用电子技术手段传输图像和声音的现代化传播媒介”;“电视”是现行社会体制中的管理机构,也是在一定意识形态下形成的体制系统;“电视”还指具体的电视节目,除了新闻、体育赛事等典型体现其媒介特征的内容,还包括电视晚会、电视剧等电视艺术范畴之中的节目类型等等。

二、电视构成文化现象所带来的问题

电视也构成了当今主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它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自然也成为主要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的重要指向之一就是电视,之后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叹息到美国多年来轰轰烈烈的“反电视运动”,电视一直在批评声中前行。

但是在电视的自我完善中,也出现过电视的自我评判,如央视较早前的《精品赏析》,每期节目都会选择相对而言的电视精品,以主持人介绍、主创阐述、专家嘉宾评论等多种方式,对作品的创作手法、特征进行细致的分析。但由于节目本身是以“欣赏”为出发点,即便偶尔涉及到创作上的不足之处,也提出了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但总体看来,仍然缺乏批判性思考应有的深度和力度。显然,这离真正的电视批评还有很大的距离。电视迫切需要“自省”,需要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只有以更为主动的姿态介入电视批评,才能真正体现出电视的艺术价值和产业活力。

中国电视发展几十载,也不缺乏监管之道和批评之声。行政主管部门紧握对电视节目“生杀予夺”的权力,占据着电视批评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能对节目的制作播出产生直接影响的批评是收视率,但很多时候,电视是以“娱乐至死”的代价吸引着观众,盲目迷信收视率只会使得电视的“副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其他的还有来自于专家学者、从业人员或普通观众的批评,但或限于权限,或困于手段,这些批评话语总是难以传递出应有的分量。“电视没有文化”、“弱智的中国电视”——几乎只有在平面和网络上才能看到这样的警醒,然而这对于电视而言,也只是“隔靴搔痒”罢了。

三、电视的改变趋势

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电视兼具高传播力和高公信力的优势,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和批判社会失范行为。电视在舆论监督时形成的强大的社会影响,是其他媒介形式难以比拟的。同样,电视也应该使用“舆论监督”这把利器来监督和批评自己,从而更好地引导自身的发展。通过相应的电视栏目展开的电视批评,能把创作者、评论者、观众聚集在一起,平等地讨论节目的创作和效果问题。除此之外,经由电视进行的批评本身还可能成为电视批评的对象,引起更多批评的声音,这对于营造活跃的批评氛围、丰富电视批评理论有着极大的意义。

电视业内还存在一个观念上的误区,认为批评就等同于批判。其实不然,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鲁迅也说过:“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我们的电视不仅缺乏对自身的批判,更缺乏对自身肯定。这种肯定在根本上又不同于自我炒作式的吹嘘宣传,而是一种理性的经验总结和推广。面对多方面的压力,电视媒体更应该发挥主动性,用表扬支持和保护那些体现电视社会价值、符合最广大观众利益的节目,让其长留、长青于荧屏之上。

四、结语

如果我们愿意暂时抛却电视带给我们的肤浅而虚假的欢乐,愿意从更深刻的角度考察电视的出现,我们就会发现,当电视开始接管文学的角色时.公共话语的重要性、精确性和价值就开始毁灭。同时电视自身成熟的批评,不仅能帮助电视重塑自我,还能让政府逐渐摆脱监管上的两难和尴尬,形成良性循环的创作氛围和外部环境。社会在不断的破坏与重建中进步,同样只有经历肯定、否定、再肯定,建设、批判、再建设这一次次的反省和磨砺,电视才能在它的技术水平、艺术水准、社会功能上得到发展与完善。电视是一把利刃,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它劈荆斩棘,革除桎梏;同样也可以反转刀刃,为自己修枝剪杈,切下毒瘤,在经历清醒时的短暂阵痛之后,电视必将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baike.省略/view/86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