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督察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院督察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市卫健行政综合监管科：

关于印发《XX市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要求，落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我管理主体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对照通知要求的十二项自查内容，根据我实际，执业范围情况进行了逐一日常自查自纠的工作，现将自查工作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领导重视分工明确

接到通知后我院召开了专门会议，对通知要求工作进行了严密部署。会上成立了由院长为组长，医务科、护理部负责人为副组长，各相关业务科室为成员的自查领导小组并按照通知自查工作方案要求的内容，进行了各自的职责分工，严格对照十二项自查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自查自纠工作，做到了工作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工作效果。

二、自查基本情况

1.机构自查情况：我院性质为非营利性民营医疗机构，位于XXXXXXXXX号。法人：XXX，主要负责人：XXX。医疗机构等级为二级未定等综合医院。执业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XX年X月X日。我院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实行了严格的管理从未进行过买卖、转让、租借。严格按照许可证批准的诊疗科目开展医疗活动，未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和违规开展超范围的临床诊疗活动。并按规定成立了相关的管理部门和领导小组，保障了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医院环境设施条件有限，未设输血科、未设精神卫生科室、无职业病诊断资质。

2. 人员自查情况：我院在岗医护药技人员均取得了相应资质证书，执业地点变更落实率达到98%，试用期间的相关人员待转正后也正在办理相关变更手续，我院从未对未取得执业医师、护士执业及医技资格人员给予处方权与处置权。未超注册范围开展执业活动和出具《医学证明》。医院所有医护药技人员均挂牌上岗并设立监督电话和意见箱对外公开。

3. 药械自查情况：本月经自查我院建立了完整的药械进销存等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从未使用过假劣过期失效及违禁药品，医院严格按照精麻药品、抗菌药品管理要求进行管理。精麻药品无违规情况发生，抗菌药品使用率符合基本要求，无违规用血情况发生。

4.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情况：经自查我院各临床科室医护药技人员严格按照诊断疾病、治疗指南、规范检查、规范治疗，按照操作规范处置病人。无未经备案开展限制或禁止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

5. 医疗质量管理情况:按照卫生医政管理的有关规定，医院加强医疗、护理质量管理。成立了医务科、护理部各科室等相关质量管理组织，定期检查、考核各项核心制度和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度执行和落实情况，确保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6. 传染病防治自查情况：我院建有传染病管理小组并设有专人管理此项工作制度健全职责分工明确，做的定期检查、考核，及时网上上报疫情。并批准建有艾滋病监测点，发现传染病患者及时按管理流程要求转上级定点医院诊治，同时按季节做好各类传染病防治和监测工作。本月无违规收治传染病情况发生。

7. 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情况：我院未设产科、儿科只设有妇科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经自查我院母婴技术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均有资质执业医师诊治处置患者严格按照执业规范要求执业无超范围执业行为发生。

8. 放射诊疗自查情况：我院经自查放射诊疗人员资质、防护监测、环评符合规定要求，职责制度健全，各项记录完整。执业健康检查规范。

9. 中医药自查情况：我院设有中医科、中医骨伤科、中医妇科人员资质均符合执业行为。我院建立了完整的中药进销存等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

10. 医疗文献管理：我院建有病案室，医务科、护理部建有完整的医疗文献检查考核制度，定期对病案医疗文献的考评和统计。

三、存在的不足

一是民营医院医护、药技人员流动性较大，人员不稳定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缺乏，高、中、初级技术人员结构不均衡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修学习不多，知识更新的周期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疗服务水平，向更高层次提高。

二是医院经费不足有些医疗设施设备得不到及时维护和更新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业务的深入开展，造成医院规范化发展后劲不足。

三是医院管理人员缺乏流动性大造成结构不健全，专职人员少在管理制度执行上有不足。

四、自纠措施

一是以此次自查工作为契机，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指导下，认真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范医院各项执业行为。

二是按照自查工作方案，定期核查执业许可范围和医护、药技人员依法执业行为。

三是加强各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对新进医护、药技人员坚强岗前依法执业培训及时变更执业注册地点，在考取执业资格并注册后才准独立上岗。

四是强化管理措施优化人员素质和结构不断完善设施设备，不断提高依法执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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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原则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线，构建服务文化特色，打造一流商业银行，着力提升县支行核心竞争力。

1、打造一流商业银行，关键是要树立精品服务的观念

商业银行作为“窗口”服务单位，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既是商业银行赢得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商业银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打造现代精品银行的重要举措。

2、打造一流商业银行，关键是努力营造和谐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在营造和谐的外部发展环境方面，要密切银政关系，牢记地方银行宗旨，全力服务于地方经济。合理增加信贷资金投入，通过积极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大力促进县域经济繁荣发展，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用实际行动赢得政府的重视和信任。

3、打造一流商业银行，关键是科学规划发展目标加快做大做强商业银行步伐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是好中求快、又好又快的发展，是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是长期、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以客户为本，提高全员对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与服务质量的差异对客户忠诚度的影响。

1.以客户为本，提高全员对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近年来，我行为客户的服务已逐步从单一片面走向整体、全局，并进一步向多元、一体化发展，为我行的各项业务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面临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加强银行同业竞争力的需要，我行的服务工作还存在一些欠缺，服务流程大多停留在内部管理和柜台服务上，服务还不够规范，并缺乏活力，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在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向客户提供真正的个性化服务和规范化服务，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留住老客户、争取新客户，已成为我们服务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客户资源将是未来市场竞争至关重要的资源，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激烈竞争使得许多金融产品的品质区别越来越小，产品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强，已很难找出差异，更难分出高低，因而要转向争取客户，进入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将服务作为发展和稳定客户、增强客户忠诚度和依存度的重要手段。

2.服务质量的差异对客户忠诚度的影响

顾客忠诚度是银行获利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证明，顾客忠诚度对利润的影响较市场份额更为举足轻重。忠诚顾客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份额的“质量”顾客满意度的提高能促进顾客忠诚度的提高。顾客的忠诚源于他们对银行的满意。银行只有令顾客满意，才能获得顾客忠诚，减少顾客流失。顾客满意度是顾客对其质量和预期质量进行主观比较的结果。

三、构建企业服务文化的方法、手段与如何做到以心换得心，以情换得情。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放开，银行业改革逐步深化，在对服务业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如何赢得客户的青睐和口碑，各家商业银行法宝使尽，可归根到底都离不开“服务”二字。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商业银行深刻认识到，现代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强弱，取决于银行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大小，即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要真正做好服务工作，首先要把浅层的服务礼仪，升华为深层的服务文化，惟有文化才能使企业生生不息。坚持完善服务措施、健全制度建设。近年来，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文明优质服务规章制度，明确了服务标准、操作规程和评价体系，初步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规定了开展服务的工作方法和具体措施，规范了处理客户投诉的工作程序。上述规章制度的建立，统一了服务程序，规范了员工操作行为，明确了服务评价标准，促进了文明优质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

四、在构建企业文化中如何提升员工服务素质与支撑员工真情服务客户的源动力。

全面提升营业厅服务形象，由内而外的提升营业厅服务品质，课程从四个方面出发：

1.端正一线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与服务意识，了解服务的价值与意义

2.掌握标准的服务礼仪与标准的服务礼貌用语

3.学习与客户沟通的技巧、很多一线的投诉是由于沟通不畅造成的

4.投诉处理的基本方法及面对不同客户需求时的应对方式。

五、对提升银行服务工作的建议，服务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的系统工程,作为县支行，如何丰富服务内涵，让客户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我们要将服务作为全行的基础性工作和战略性任务来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人为本，以满足为客户、企业提供个性化、简便的金融服务为准则，以客户的“满意度”为标尺来进行，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艺术，追求超值服务，提升服务档次，形成系统服务的品牌，逐步实现由“银行的服务”向“服务的银行”转变,以客户满意度最大化为目标，塑造我行良好的现代商业银行形象。

1.是要把规章制度的执行做真做实。规章制度的执行是提高优质文明服务的基础，要把规章制度的执行做真做实，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把规章制度传达到位、落实到位、执行到位，要确保办理的每一笔业务严格按照规章制度，业务流程操作。

2.是要把业务技能的学习做深做久。业务技能是办好每一笔业务的基础，是决定客户等待时间长短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每一位员工必须在业务技能的学习上要做到不断更新，坚持长久，持之以恒。

3.是要把营销的工作做优做广。营销是银行工作中主要手段之一，要把营销的工作做优做广，就必须着手提高每一位员工的综合业务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实施好“首问负责制”，才能为客户提供一步到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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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这样一位跟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太多不同的平凡青年，于2008年7月1日在上海制造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悲剧，一起袭警大案，导致六死四伤。起因，则是因为他在上海街头骑一辆租来的无牌自行车时，被带到警局讯问，此后的投诉要求无果。

从2007年10月5日夜至凌晨杨佳接受警方六个小时的讯问，到2008年7月1日杨佳制造惊天血案，将近九个月的时间里，杨佳多次通过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认为自己不该受到盘查，且遭到警方殴打，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当时电话费一万元的要求。为了平息此事，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先后两次赴京调解。10月16日警方督察第一次赴京调解，距离杨佳被讯问只有短短十天，说明上海警方还是很重视杨佳的投诉。有媒体报道，据杨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一千五百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因为缺乏有关六小时讯问以及两次调解过程和电话沟通的相关详细报道，我们无法找到杨佳心理蜕变的蛛丝马迹，只能从事后血案发生的结果来判断。应当说，杨佳直到袭警杀人之前，还是一直试图通过正常渠道和平解决问题的。但这个正常渠道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怨越结越深，结越打越死。最终，杨佳从对具体人的不信任发展到对警察群体的不信任，从对具体人的不满发展到对警察群体的仇恨。

杨佳的个案貌似极端，实则普遍。极端的是他最终采用了这样一种把自己和别人、和无辜者都推入深渊的做法；普遍的是类似这样由于小事情得不到及时公正的解决，导致积怨越来越深、积怨对象越来越宽泛的例子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5年向人大报告工作的第二部分提到加强涉诉工作，切实解决“申诉难”的问题。他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四百二十二万件人次，全国法院全年依法改判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七件，占全年生效判决总数的0．34％。这四百二十二万件人次的来信来访共涉及多少个案件？如果以每个案子按五次申诉计：那么四百二十二万件人次涉及八十四万个案子，而全年依法改判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七件，数字悬差八十多万，这八十多万的数字差是证明当事人在无理申诉呢？还是证明公民有理无处诉？”

事实证明，有很多普通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由于当事人在寻求制度解决之道中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小冤屈就变成大怨气，原本针对个体的小案件就变成针对政府公权机构的大不信任。这，不正是类似贵州瓮安、陕西府谷“非直接利益冲突”和的生成土壤吗？

除了公权力的谦抑和公正，再没有比防范这类案件更好的方法了。因为，人是有尊严的高贵的动物。态度决定一切，千万不要有权力迷信甚至暴力迷信，严格约束公权力，对公民的自由、人格保持最大限度的尊重，才是避免这类现象发生的必由之路。诚如香港评论人梁文道先生所说：“罪犯之所以恐惧警方，黑社会之所以害怕巡警，不是害怕眼前的一两个人，而是怕那套制服所代表的庞大机制，怕它后面的公权力。而警察是否能让罪犯恐惧，是否能让人民尊重，除了靠他们自己积累的威望，更要依赖所有人对整套政府机制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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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加强环境执法后督察工作的通知》（环办[*]104号）的精神，完善本市环境执法后督察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本市环保行政执法水平，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自我检查，完善内部监管制度

1、规范违法案件处理的结案制度

结案是违法案件处理终结的必要环节。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案件执行终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结案。结案报告表应当由环保部门的行政负责人审签。

作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决定（财产罚）的案件，以银行解缴凭单作为结案依据。作出决定的环保部门应当在决定规定的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查询缴纳情况。违法单位未履行的，应当在发现后一周内督促其缴纳；拒不缴纳的，应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以法院出具的裁定书作为结案依据。作出财产罚决定的同时作出责令改正决定的，还应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进行现场核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作为结案的必备材料；违法单位未按期完成整改的，应当重新立案。

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使用等行政处罚决定（行为罚）的案件，环保部门应当在决定规定的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进行现场核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已履行的，应按规定予以结案；未履行的，应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以法院出具的裁定书作为结案依据。同时作出财产罚的，其结案程序应同时执行财产罚的相关规定。

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案件，环保部门应当在决定规定的期限届满后进行现场核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已完成治理任务的，应当报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备案，并按规定予以结案；未完成的，应当依法处理。

行政决定规定的整改期限或者限期治理期限在三个月以上的，在整改期内环保部门还应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检查或核查中发现违法单位已注销、搬迁，或其他原因导致行政决定无法履行的，环保部门应当制作现场检查笔录或询问笔录，并办理结案手续。

行政决定依法被撤销或者撤回的，应当及时办理结案手续，并附有关材料；对已立案，在审查中因故终止的，应按规定办理结案手续，并详细说明理由。

2、完善结案后的日常监管制度

有关违法案件结案后，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继续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以确保整改不反复、污染不返潮。一是要对案件及时跟踪检查，结案后三个月内应组织检查一次；二是要将违法单位纳入当年度和下年度的重点执法名单，加大执法检查的频率和力度。检查中发现有关单位整改有反复，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当从严处理。

结案后的日常检查工作，按现行的市、区县环保部门分工执行。市环境监察总队查处的区县环保局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以及区县环保局查处的有关市级环保重点监管单位的案件，应当在结案后一个月内向日常监管的责任单位通报有关信息。

3、健全执法信息报送制度

环保执法信息报送工作是环境执法管理的重要基础。各区县环保部门、市环境监察总队要落实专人负责，确保执法信息报送的及时、全面和准确。有关执法信息报送的要求调整如下：

①每月10日前，各有关单位应当将上月环保执法工作进展情况月度报告表（附件一）和本单位查处的环保违法单位月度报告表（样式见附件二。目前环保执法信息系统正在调整，系统调整完毕前，仍报送原系统自动生成的报表；待系统调整完毕后，由新系统自动生成）报送市环保局法规处。

②违法单位公布的信息确认，*年5月20日前报送*年9月至*年2月的违法单位信息以及截止*年4月底上述行政决定的履行情况和结案情况；*年12月20日前报送*年3月至9月的违法单位信息以及截止*年11月底上述行政决定的履行情况和结案情况。具体样式和要求见附件三。

二、深化层级监督，进一步提高执法效能

1、突出重点，扎实推进层级督查

*年，市环保局将对*年以来有关违法案件的查处、整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重点是国家环保总局、市委、市政府、市环保局督办名单中的有关违法单位，国家、市、区县挂牌督办单位，以及上级交办的重大环境、投诉项目。对于一般违法案件的督查工作，由市环境监察总队按照市环保局的要求，以5%-10%的比例开展抽查。

2、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长效监管机制

纳入执法效能评估体系。*年，市环保局将把环境执法后督察工作情况纳入环境执法效能评估体系，进一步强化对基层环境执法工作的监督和考评。环境执法效能评估将按照定量化的要求深入开展。

完善执法建议书和整改报告制度。针对各有关单位上报的情况和在现场检查、案卷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分析，对执法不规范问题要出具执法建议书，对共性问题要及时调研出台有关规范性文件，加强指导。相关单位要对照执法建议书提出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在2个月内提交整改报告，反馈整改情况。

落实通报制度。对执法管理问题突出，处罚、执行和后续督察严重不到位或者经指出仍不改正的，将在系统内予以通报；情节特别严重的，专报有关区县政府，或者在市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协调推进会议上通报批评。

三、完善保障体系，形成工作合力

1、建立和落实案件协同查处和移送机制

各级环保部门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健全环境违法案件通报、协同查处和案件移送机制。对案件查处中发现涉及相关部门行政管理事项的，要主动通报相关部门；对违法案件中有应由相关部门处理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案件移送手续，移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监察部门处理；涉嫌环境犯罪的，应当按照国家环保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本市贯彻意见，及时移送有关司法机关处理。通过进一步发挥相关部门的作用，以多种手段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2、强化技术支撑，提供信息保障

目前，市环保局将研究建立环境执法信息系统，以实现案件审理、文书管理、上级监控和部门移送等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年将在市环保局系统试用的基础上，逐步向区县环保部门拓展。这将为规范环境执法活动，强化对执法管理的实时监督，加强市、区县之间的执法协同提供切实的技术保障。

四、集中精力，对两年来环保行政处罚和限期治理决定的落实情况组织一次全面清查

*年，各有关单位要结合日常执法检查和环保专项行动，对*年以来的本单位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含行政处罚和限期治理案件）的执行和结案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清查工作要突出重点、分步推进。*年作出行政决定的案件清查工作，应当在*年4月底前完成；*年作出行政决定的案件清查工作，应当在*年11月底前完成。各有关单位应当在5月20日和12月20日前，分别填写这三个年度的“环保行政处罚、限期治理案件清查表”（附件四），报送市环保局法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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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国 行政复议 行政正义 社会保障

「AbstractIn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justice system of UK， main emphasis was put on judicial review and appeal， and reconsideration or the inter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was almost altogether neglected. But in recent years， this situation， influenc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the discussion on alternative repute resolution machanism in civil jusitce， has been changed， and many people began to study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l review system. They try to improv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view officials without breaking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decision officials. The purpose of the reform i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system， satisfy the needs of public services‘ users and realize the system’s normative effect.

一、行政正义体系中的行政复议

（一）英国的行政正义体系

在英国行政法学文献中“行政正义”（administrative jusitce）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对其内涵与外延一直缺乏统一的界定。有人认为行政正义仅指由相对独立的机构以严格的抗辩式程序来解决行政争议，他们遵循1957年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有关行政裁判所和调查的报告）的用法，将行政正义概念限定于法院、裁判所和行政调查中的程序。有人则认为，行政正义概念只应适用于那些决定当事人的法律权利的程序，而不包括处理不良行政或低效服务问题的程序。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行政法学者主张，不应过多地限制行政正义概念的适用范围，它应含盖从行政决定的最初作出到最后层级的审查这一全过程，它不仅包括法院和裁判所的司法复审和上诉程序，还包括行政决定的作出程序以及行政内部对行政决定的复审程序，另外还包括议会监察专员等进行的监督程序。从涉及的事项来说，行政正义不仅涉及那些有关公民权利的问题，而且涉及裁量性决定以及政府服务质量等问题。从而，行政正义关涉政府以及某些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和准私人机构整体运作的规范基础。这种行政正义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有助于人们跳出过多关注法院和裁判所程序的狭隘视角，某一种特定程序并非绝对的优于另一种程序，它所强调的是决定的作出应当是理性和适当的，其建立在恰当收集的证据以及对证据的合理评价基础上。过份强调司法审查和行政裁判所，可能导致对英国行政法和行政正义的性质、范围与实践的构想的歪曲。[3]

行政正义概念的扩展与英国法学界对“民事正义”改革的争论有关。近年来在英国法学界，关于民事正义改革的讨论也是如火如荼，其中许多争论涉及到新形式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以及新类型程序的创制，这些程序不那么强调抗辩式而是更多强调法院职权调查，这对行政正义问题的争论具有启发意义。

行政正义概念的扩展也受到英国行政改革的影响。从1980年代开始的英国行政改革以内容的广泛性和全面性著称，在撒切尔政府使其改革的目标是节约行政成本和提高效率，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质量和顾客满意成为首要目标，梅杰政府于1991年提出的公民（Civil Citizen）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公民中设定了公共服务的主要原则，其中包括：服务标准应当并不断提高，公开，信息化，选择，非歧视，易进入等。在名为“当事情搞错”的一节中，规定当政府出错后，应作出解释和道歉，并且应当设有为公众所周知并且易于利用的申诉体制。公民机构的申诉工作小组进一步规定了申诉体制的标准。这些都推进了行政正义体制的发展。

（二）英国行政法上的复议概念

与中国“行政复议”相对应的制度，在英国称为“reconsideration”，它是对行政决定的内部复审（internal review），是由对行政决定的作出负有责任的主体（既可以由原决定者本身，也可以是一个不同的、但资历更深的官员）对原决定的重新评判。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原决定程序的继续，而非启动一个全新的程序。复议是针对是非曲直问题的复审，复议官员要判断原决定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存在其他更好的决定，其判断可以不受原决定者所收集的信息的限制。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成员国的学者一般认为，复议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果。从积极意义而言，复议为受害人提供了一个可以相对快速和容易进入的救济途径。如果没有复议程序，部分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人可能就不会寻求救济，因为其他的上诉与司法审查等救济方式经常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与时间；对于要求不合理的受害人，复议程序也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使其可以免于在外部程序中不必要地消耗资源与时间。复议也是行政组织内一种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反馈机制，可以使其行政机关有机会尽早明了自身决定过程的缺陷，从而设法加以补救。而且，行政机关通过复议后满足了申请人的合理要求，这也可以使其免于耗时耗力的外部程序的纠缠。对于裁判所和法院来说，复议程序则可以减轻其负担。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复议是由与作出原决定的官员同属一个机关的人进行，其可能的结果是，它只是成为申请人寻求有效救济途径的一个障碍，造成了拖延和附加的成本，而却得不到一个真正中立与客观的复议。复议程序也可能受到一种不良行政文化的俘获，在其中行政机关极少愿意改变原来的决定。而且，由于缺乏统一的机构，也可能造成情形相同或相似申请人的不一致对待。因此，在复议程序的设计上应最大限度地获得其益处，而尽量减少伴随的风险。[4]

具有实务经验的加拿大学者艾森对于复议程序持比较激励的批评态度。[5]他说，许多行政领域中都存在针对行政决定的复议程序，甚至在受害人坚持要求上诉时，部分领域中仍然要求该事项应首先进入复议程序。进行复议的通常是原决定部门，或者是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部门。对于复议程序经常提出的一个理据是，它可以避免上诉的成本和拖延。人们在获得一个不利的决定之后，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复议可以改变原决定作为对新证据的反应。但他根据自己在加拿大的实务经验认为，这种论证几乎完全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他发现，将近一半的案件中，并未有进一步的证据提出，而在另一半案件中，虽然有进一步的证据提出，但这些证据并非新证据，它们在最初决定作出之前就已经可以获得但未被发现。在几乎每一个案件中，最初决定需要变更的唯一理由是当初作出时未经过充分的调查。正是因为复议程序的存在，使得行政机关提升最初决定质量的要求不那么迫切。复议对于行政官员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其可以使得最初决定中的缺失免于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中。高级官员和初步裁决者都知道，如果最初决定的作出是不正当的，则其缺陷难以逃脱上诉机构的审查。

（三）行政复议与行政正义体系中的其他制度

1.复议与上诉

对行政决定的上诉（appeal），包含了对最初决定在法律和实质上的效能和可接受性的重新评价，其主体则并非作出最初决定所属行政体制的一部分相对于复议是一种内部复审，上诉则是一种外部复审。对行政决定承担上诉职能的典型机构是裁判所，[6]裁判所对于上诉案件的管辖权通常是来自于制定法。上诉程序的启动必须有申请人的申请，而复议程序则可以由行政官员主动进行。复审和上诉的另一区别是，作为复审根据的理由通常是有限制的，大多在立法中作出列举，而上诉则与此不同，作为上诉根据的理由一般非常宽泛，允许裁判所对于所涉问题作出全新的决定，而非仅仅继续最初的决定程序。

在英国，承担上诉职能的行政裁判所是根据议会制定法设立、具有相对独立地位、依照特定程序解决行政纠纷或公民之间某些特定纠纷的特别裁判机构。一战以后裁判所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相对于法院来说具有经济、便捷的优点，行政裁判所虽然也实行一般两造对抗式，但不象法院那样必须遵守严格的诉讼程序规则，还可以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制定不同的规则。有的裁判所可以秘密开庭，可以不经庭审而处理，可以书面审理，可以采纳传闻证据。而且行政裁判所也不受普通法院必须遵守先例的原则限制，在运用法律方面较之普通法院有更大的灵活性。但行政裁判所作为按照法定程序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设计，与一般的行政决定程序和复议程序相比，仍然是非常严格的。行政裁判所运用的程序，一般都是经裁判所委员会审订的程序。它运用两造对抗的程序规则，对某些问题进行公开审理，听取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允许当事人人出庭辩护，可以对证人进行传唤，允许当事人之间进行询问和反询问。行政裁判所的裁决，应说明理由，就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中的法律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所以，行政裁判所裁决争议所运用的程序，虽不象法院那样严格、繁琐，但也是一种较为严格的程序。而行政复议作为行政内部的复审，则一般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

复议官员与原决定官员，要么是同一的，要么同属于一个行政机关，而行政裁判所则独立于一般行政机关之外。[7]首先，行政裁判所是经议会立法而设立的，而不是由行政机关作为其附属机构设立的。其次，行政裁判所的主席和成员通常是由枢密院或有关大臣任命，须是政府部门之外的人员。大臣任命裁判所主席必须从大法官同意的事先预定的名单中挑选，任命裁判所其他人员也必须从事先预定的名单中挑选。第三，行政裁判所在做出裁决时，必须遵守“公正、公开、无偏私”三原则，以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任何因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做的裁决都是无效的。

2.复议与申诉处理机制

申诉处理是一个比复议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主要针对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问题，而复议仅涉及对一个行政决定的是非曲直的审查。复议与普通的申诉处理都可能涉及到申请人对行政机关的不满，并且二者都有助于改善行政机关的绩效并且使得后者更具有责任性。申诉处理机制与复议的基础原则也是相似的，例如公平与效率。二者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普通的申诉处理机制不能给予申请人以具体的可以执行的权利（enforceable rights），而后者是行政复议的核心。但在公民运动以后，在许多内部申诉机制中，二者的界限实际上越来越难以划清。

二、行政复议的权力来源

上诉必须要求制定法的明确授权，而复议则与此不同。从英国的实践来看，一些复议程序具有制定法的基础，而其他一些则没有。在缺少制定法规定时，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合法地对自己的决定加以复议，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多数情形下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考量一个有异议的决定，并且关注异议者的根据和决定者的理由，这总是有价值的”，[8]这符合良好行政的目标。里德勋爵在Ridge v Baldwin一案中指出：“如果一个官员或机构在利害关系人有机会出席对相关案件的审理以后，认识到其原先的决定过于匆忙并且重新考虑整个相关事项，从而作出一个新的决定，对于后一个决定的效力我认为应予确认”。[9]在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v Bhardwaj[10]一案中，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马奇威克法官先是引用了另外一个案件中的观点：

在我看来，在一个行政命令的错误已经为决定者自身所认识的情况下，仍然要求维持其效力直至法官作出撤销该行政命令的判决，这是奇谈怪论。法院长期以来一直承认这样的政策规则：尽力避免诉讼、在当事人达成协议时终止诉讼，符合公共利益。那种认为产生争议的行政命令，即使利害关系人已达成协议也不能将其撤销的观点，与上述规则是冲突的。当事人将被迫投身于没有意义和无用的诉讼。[11]

然后得出结论说：

无论我们如何分析，在我看来，尽管制定法中并没有明白的文字规定，裁判所至少在以下情形中确实有权复审一个决定：在作出决定时由于自身的错误而未能给予申请人以极端重要的权利；利害关系人对该该错误并无争议；并且该错误对于手头的案件具有重大影响。这种权力并未违反“履行职责”（functus officio）原则，后者在移民法中仍然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则。这些情形只是对履行职责原则的例外，它对于裁判所实现法律中确立的下列目标是完全必要的：保证对申请人的公平并在与他们有关的案件中尽可能得出最为合理的决定。

虽然这里说的是裁判所，其推理也可以适用于复议。但也有人认为，原先的决定是行政机关就某一行政事项对外作出具有终局性的决定，它已经有效地处理了有关实质性争端，则行政机关无权在没有制定法授权的情况下，仅根据其自己的观点，获得作出新决定的权力。“将‘决定’解释为包含了偏离终局性的允许，这将导致行政决定过程的支离破碎，并且使行政过程的效率出于危险之中”。[12]同样在Bhardwaj一案中，利汉法官的不同意见认为，

在我看来，在本法的背景中，法律意图恰恰相反。它显然赋予确定性以很高的价值。它设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对于复审活动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于裁判所记录其决定和理由的方式以及通知和公布其决定的方式都有精确的要求。对于司法审查有形式的限制，申请只能在28天的期限内提出，并且这一期限还不能延长。在我看来，允许裁判所对于个别的复议申请有权不定时的作出（并且撤销）决定，这与制定法的方针是不吻合的。[13]

因此，很多人认为，为了明确复议权力的存在，杜绝争议，最好还是在制定法中对于复议程序作出规定。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认为，在制定法中对复议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优点：（1）使申请者获得明确、固定的申请复审的权利，与此相伴随的是有被告知复议权的存在以及其复议进行程序的权利。重要的是，制定法中也应当对于重要的程序事项，例如如何提出新的证据；复议程序是强制性的还是选择性的，即申请人是否有权不经复议直接申请复议，申请人是否可以聘请法律上或其他方面的人参加复议，申请复议的时限，所有这些在对复议程序的批评意见中经常可以听见的事项，都可以通过制定法的规定而得到明确。（2）明确复议程序的目的。制定法可以为复议官员的地位设定具体的规定，授予其独立于原决定者之外对原决定的是非曲直加以审查的权力。它也可以避免或者减少与其他的一些内部管理措施，诸如对于行政机关的监控和审计，或者个人通过对公共服务质量不满的申诉，等等的混淆。[14]转贴于

三、行政复议程序

（一）行政复议程序的标准

对于行政复议程序应符合何种标准在英国一直存在争论，这些争论所涉及的主要是行政复议是否应当适用法院以自然正义为名所发展出来的一套规则。英国传统上将抗辩式程序看作是自然正义的内在要求。在法律教育体制，案例法，法律史等等当中都强调这一程序原则的地位。法院采取的抗辩式程序被看作是一个黄金标准，法律人往往不自觉的将所有其他程序与其相比较。这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申诉程序“司法化”（judicialisation）的现象，裁判所和调查程序的严格性不断增强为其例证。哈洛和罗林斯认为，当法院要求决策者无偏私时，它们实际上是要求将“裁决”的标准引入行政过程，这实际上体现了法院企图在有关公平程序的问题上占据垄断地位。按照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富勒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九种决策模式：调解，财产权，投票，习俗，官方宣告的法律，裁决，契约，管理指令和诉诸于运气。[15]牛津大学行政法教授克雷格认为，以裁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程序保护模式在许多领域确实是最为合适的一种，但是它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行政法领域按照普通法院的模式塑造其他程序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限制了其他类型的程序经受实践考验的机会。[16]

实际上，自然正义的许多标准对于行政复议程序并无多大意义。在根本不进行听证的条件下，询问证人的权利并无益处；如果负责申诉的正是申诉人认为应当承担的人，则中立毫无价值；而建立在对双方给予平等权利基础上的程序保障，对于现代福利国家中根本无法与公务提供者进行平等商谈的弱势群体来说，实际意义也很优先。在社会福利案件中，抗辩程序所包含的“对抗”和“赢者通吃”理念也是不适合的。

那么是否能够发展出适用于内部申诉程序的标准呢？在克雷格看来，美国学者马修所提出的结合协商和内部管理控制的程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17]而在英国的行政改革中，英国实务界也开始提出并落实了一些新的标准。

（二）公民与行政复议程序

与传统行政正义体制不同，公民的目标更倾向于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而非个人权益的保护。尽管如此，公民及其相关组织的工作，对于行政正义体制，包括体制的改善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为对申诉体制设定了一套最低限度的标准。

公民强调申诉是保证公共部门承担责任的一个重要途径，它要求公共机构必须“拥有为公众所周知的、易于利用的申诉程序，在任何可能之处能够提供独立的复审”。公民机构的申诉工作小组在其所拟的一份文件中提出申诉程序应体现七项核心原则，其中包括：（1）易进入，规则为公众所周知。（2）简便，易于理解和利用。（3）快捷，为各项活动设定时间限制，并且使参与者能够一直知晓程序的进展状况。（4）公平，进行全面的、无偏私的调查。（5）可信赖，能够获得申诉机构成员和申诉人的信赖。（6）有效，澄清所有的争点，并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法。（7）质量管理，为管理者提供信息以改善服务。这些原则并非僵化的教条，必须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适应各个行政领域的特殊情形，因为公共组织数量众多、种类负责，并非所有这些标准或相关的问题都与它们有关。这一列举也并不意味着已穷尽了良好申诉体制的所有标准。

申诉工作小组未对“申诉”（complaints）加以明确的界定，而是主张各个公共机构自身作出符合本部门客观条件的界定，但在作出界定后就应在自己的实践中加以一贯地实施。一般意义上的申诉是指对表达某种需要回应的不满意见，但有人提出，应当将申诉与其他补救方法相区分，但也有人认为，对申诉作出宽泛的界定，使其包含那些允许上诉或司法审查的事项，正体现了申诉制度的一个吸引力，即通过它可以减少提起救济途径的压力。

申诉工作小组特别强调公平对于申诉程序的重要性，因为在公共部门中缺乏有效的选择。在一般意义上，公平被理解为是不偏不倚，对于事实不带偏见，对事物持一种开放和前瞻性的心态，而保证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关“独立”的规定。各公共部门大多对于某种形式的“独立的”内部复审都设有规定，而申诉工作小组对“独立的”内部复审的界定是，“在同一组织范围内，但与被申诉的个人或者部门（section）不属于同一直接管理线的复审”。公民小组的指南中对于保证复审的独立与有效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复审者独立于作出决定的公务机构；有充足的资源保证恰当的工作；对于调查的执行和事务的处理可以免于公务机构的压力；有权接触公务机构的职员和文件；有权作出拘束公务机构的决定或者存在一个明确的协定，其中规定除非在例外情形中其决定必须被接受。[18]

然而申诉工作小组发现，尽管许多部门的申诉体制提供了完全彻底的复议，对于复议是否真正具有独立性仍然在公众中仍然存在很多的怀疑。[19]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超越于相关行政机构内部人员所进行调查之上的复审层级：“裁决专员办公室”得以设立，其主要的任务是调查相关机构的内部申诉机构是否能够回应公众的需要。实际上，在政府有关公民的白皮书中就曾承诺要考虑局部性地建立独立裁决专员体制，这些人有“时间、常识以及恰当的权威”，从而增加内部申诉程序中的独立因素。[20]1993年国内税务委员会设立了税务裁决专员，这一没有制定法权力来源的裁决专但却具有相当独立性，而且，尽管其建议并不具有法定的拘束性，但国内税务委员会除非在例外情形下都加以接受。1995年以后裁决专员的职权范围又扩展到关税机构以及社会保障部的捐助管理机构，并改称裁决专员办公室。裁决专员办公室受理那些不服相关机构申诉部门的决定而进一步提出的申诉，向相关机构的首长和部门主管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并帮助申诉人妥善利用相关机构所提供的内部申诉机制。裁决专员办公室取得了非常好的工作业绩，[21]申诉工作小组建议所有直接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现存的复审处理机制状况，建立这样一种独立的复审机制。

申诉工作小组负责鼓励公务组织改革其申诉体制以符合这些标准。虽然它并无法定的权力强制推行这些原则，但依赖其建议与鼓励的权力，对于英国行政申诉体制改革已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除了为申诉体制设定了最低标准外，公民特别强调行政正义的体系及体系的改善。公民小组对于行政救济确立了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就是公共服务的申诉体系必须使得行政组织能够从申诉中汲取教训，进行体系性变革，或者改善服务提供方式。有效申诉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能够：

使得公务机构从申诉中汲取教训，无论是其未达到公民所设定的标准，还是实施了不良行政。最为有效的一种救济方式是保证使用者以后不再会遭受同样的错误对待。在可以获得的资源约束之内，政府部和独立机关应当记录与分析申诉的发展态势；尽可能减少错误再次发生的机会；发现未达目标或不良行政的模式；在必要之处采取措施以改变体系或程序。[22]

（三）行政复议独立性的保障及其界限-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的建议[23]

行政复审委员会认为，行政机关应寻求有效方法保证行政复议官员在组织上与作出原决定的人相分离。这种组织上的分离这有助于照强复议官员的这样一种观念：它们的角色就是对原决定进行真正全新的考量。如果复议官员与原决定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则复议官员很可能会丧失有效执行复议职能所必须的客观性。显然，组织分离的程度会影响人们对行政复议体制的看法，并影响其是否可以确实发挥作为成本高昂的外部复审程序的过滤器的功能。“如果外表显得的是公正的，并且程序看来是公平，则很可能得到公正公平的结论。同样，外表影响共同体对于那些代表共同体行使权力的人所作决定的信心。”[24]也在只有在这种独立性的基础上，行政复议的“规范化效应” （normative effects），即通过行政复议发现行政管理中的问题从而能够对症下药地加以改善，进一步增强行政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才能得到保障。

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所建议增强行政复议独立性的方法有，行政复议官员不与原决定者在同一个处所办公，不让行政复议官员作与最初决定者属于同一个工作小组或者受同一个主管的监督，让复议官员的薪水由该组织中的一个独立分支来支付。行政机关应尽可能避免监督者与复议官员这两个角色的混淆，行政复议职能最好不要由对最初决定者直接进行日常监督的人承担，复议官员也不应被期望承担日常的监督职能。

然而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同时认为，行政复议官员不应与原决定者以及其他的机关职员完全分离，混淆行政复议与裁判所上诉的界限。例如，复议官员经常需要与原决定者进行交流，以澄清后者所作的决定。实际上，有效的交流对于发挥行政复议的“规范化效应”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复议官员的经验有助于行政机关绩效的提高。因此，在组织上的分离与联结之间需要加以平衡。

部门主管对于复议职能的态度对行政复议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复议涉及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官员对于可能不那么专业的官员所作决定的审查，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管理（management）职能。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在一个有关行政复议的报告中指出：

当复议官员的角色被授予对最初决定者直接进行日常监督的人时，两种角色之间的紧张就可能出现。职员管理涉及到一种紧密不间断的联系，包括监督者需要支持和激励职员，而行政复议所关注的焦点则与在于对一个案件的事实、法律或政策方面的重新考量。……复议官员给原决定者提供建议，将问题反馈给原决定者，因此而带来的规范化效应，不应等同于复议官员在与原决定者的关系问题上处于一种监督者的地位。[25]

尽管行政复议并非内部管理，但复议官员作为高级官员，在政策，法律和操作问题上所具有的经验，是非常有用的资源。他们对相对低级的职员提出建议，事实上发挥着培训的作用，其行为对低级职员具有示范效应。这里复议官员同样需要一种平衡，即一方面要独立处理申诉，另一方面也要对行政决定质量的改善负责。

四、正式复议和非正式复议

正式复议和非正式复议的区别在于，正式复议构成了外部复议（尤其是上诉）的前提；而在非正式复议，一旦最初决定作出利害关系人就有权提起上诉，这并非是排除内部复议，相反，甚至可能存在有关内部复议的具体法律规定，关键在于它并非申请上诉之前必须启动的程序，并且即使这一程序启动也不影响上诉的进行。

（一）非正式复议

在非正式的复议中，复议程序的启动，可能是因着原决定者自身的单方面决定，其背后的原因或许是受害人提出了上诉；也可能是因着受害人要求原决定者或者其上级官员重新审查该决定。一般认为，内部复议是一个自然出现的行政程序，这是“理想”类型的或者“主流”类型的复议。典型的情形是，内部的和外部的（裁决的）因素共同协调但独立地共同运作，从而例行的内部复议和独立的外部上诉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复议的裁决模式”（adjudicative model of review）。这一模式的特征是：其一，“修正”是一个例行的机制，并不必然是因为申请人申请，也有可能是因为决策者自身希望诉诸其来检查自己的工作，在有错误时加以改正。这符合这样一种的理念，就是“允许官员采取简单快捷的方法改变决定，而不需要申请者提出新的申请或者提出正式上诉的请求”。[26]其次，要求（通过向裁判所上诉）外部复议的权利，与决定者单方面决定复议最初的决定或者受害人内部复议均无关联。其三，应由原决定者之外的另一个官员进行复议。

（二）正式复议

正式复议构成了对“理想模式”下的复议的一个明显偏离。它不再是一个与上诉同时运作的例行行政程序，而是成为后者作用的一个前提，用中国行政法的术语来说，就是“复议前置”。

约克大学的塞恩斯伯里认为，这种强制性的复议实质上构成了上诉体制的第一个正式层次。这种内部复议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提供行政上的理据，而可以说已被纳入上诉的范围。它不再作为一种“纠错的方式”来运作，而是作为一个“修补的方式”。简而言之，它已经从行政机制转变为裁决机制，并且既然它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上诉程序的第一个阶段，则必须根据那些从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以来已被普遍接受的裁决程序衡量标准加以评价。1957年的弗兰克斯报告认为，行政裁判所是司法体系的一种补充，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并认为裁判所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公开、公正、无偏私。“在裁判所领域，在我们看来，公开要求程序公开并让公众能够获悉其据以做出裁决的基本推理；公平，是要求采取一种明确的程序，以便当事人各方能够知晓其享有的权利，充分发表自己对案件的意见并了解将要面临的该案的情况；无偏私，则要求裁判所可以免受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还是潜在的”。[27]

然而，多数学者认为，正式复议具有强制性，并不意味着就此改变了它的基本性质，即从行政程序变成了裁决程序。[28]正式复议仍然是一种行政内部的复议程序。根据英国裁判所委员会的观点，对于正式复议的程序加以规定，不过是一种行活动政规范化的方式：“当前存在的一个趋势是，在法律中对于这种（正式）复议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不过是对复议程序的规范化，这种规范化在任何情形中都被恰当地看作良好、标准的行政实践…”。[29]这也意味着，虽然对正式复议不必如塞恩斯伯里所主张的那样，按照裁决程序的标准加以衡量，但予以一定程序的规范化还是必要的，否则无法说明其作为裁判所前提程序的正当性。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就是必须保障由原行政人员之外的人进行正式复议，以保证在其中能够真正对原决定进行全新的重新评价。在复议程序已经规范化的条件下，仍然要求具有直接向裁判所上诉的权利，则既是对资源的浪费，而且也可能影响复议程序的效能。

正式复议相对于裁判所而言简单快捷，这在社会保障等行政争议较多的领域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它对于那些可能进入裁判所或法院的案件而且发挥着过滤器的功能，[30]使得重新评价的任务能够由行政组织和裁判所与法院来分担，减轻了裁判所和法院的工作量，并且使得受害人有可能免于对抗式的繁琐裁判所程序的折磨。[31]

对正式复议程序的另一个指责是，它可能阻碍了受害人通过公正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塞恩斯伯里认为，使得复议成为强制性的程序，将减损由独立裁判所和法院进行的上诉或司法审查程序的价值。其一个理由在于，当受害人经过了复议程序其受到损害的权利仍然未能得到救济时，“让我们想一想，他们已经失败了两次，一次是在最初决定作出之前的请求，第二次是在内部复议中。并没有很多人能够有毅力更进一步。”[32]他甚至提出，相关立法者作出这一程序设计的目的就在于阻碍申请人并且因此节约国库金钱。但多数学者认为，一方面，从现在的立法来看，立法者并未在设置正式复议程序的同时停止裁判所与法院程序的适用，而且也没有设置诸如受理许可这样的要求，则从形式层面而言就难以说正式复议程序消除或减损了上诉权；另一方面，认为一个有理由的申诉者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以后将不再会提起上诉的论断，并没有翔实的统计数字支持，相反，在部分行政领域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正式复议失败后提起上诉的比例仍然是很高的。[33]

哈利斯教授认为，正式复议和非正式复议对于形成一种良好行政风气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允许行政组织在没有法院或裁判所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承担起自我纠正错误的责任。就正式复议而言，它还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行政程序本身构成了整体行政正义体系的重要一环，它也可能从内部推进体制性的变革，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欢迎的。[34]

（三）复议程序不作为一个单独的程序阶段-一种改革的建议

艾森基于其对复议程序的批判性意见（参见本文第二部分），提出应取消复议作为一个独立程序的地位。[35]他认为，行政正义体系中，最初决定者必然要对上诉机构的行为作出反应，则当其得到有人申请上诉的通知后，就可以作出相应的复议决定。如果其在复议后，仍然拒绝撤销或变更确实有瑕疵的决定，则上诉机构可以提供救济。这种复议可以在保存复议程序优势的同时消除其负面效应。它在以下诸多方面优于独立的复议程序。（1）它不会造成上诉的延迟。（2）如果决定被撤销是因为最初决定机构承认上诉申请的合理性，则这一撤销成为上诉统计数字的一部分。这种妥协的数字如果过于庞大，则可能引起公众的重视，使最初决定机构限于尴尬境地，并从而促使其改善其决定质量。（3）即使原机构所进行的这种复议不能导致决定的变更，则申请人并不会受到第二次消极决定的伤害，而这第二个决定可能与第一个决定一样缺乏公平程序的保障。（4）既然这种复议并不要求申请人和原决定机构之间的接触，它也不会导致申请人不再申请上诉，而第二个消极决定原来是有可能有这种影响的。（5）既然申请人并不需要提出两次申请（一次要求复议，另一次要求上诉），则申请人不太可能因为担心被视作刁民而不敢再提出上诉。[36]

五、社会保障领域的复议与上诉

英国社会保障领域的行政复议与上诉制度，比较典型地反应了复议制度的内容以及复议的关系。尽管英国1998年社会保障法在这一方面作了重大变革，但1998年之前的制度仍然具有重要的说明价值，因此下面对二者一并加以说明。

（一）1998年之前的体制

1998年之前，英国社会保障方面的决定与复审体制主要由1983年健康与社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裁决法（HASSASSA）所建立，后来的一些法律，如1986年社会保障法和1991年的儿童抚养法对这一体制作了变更。总体而言，在社会保障领域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裁决和复审体制。[37]

1.以裁判所为基础、两层级、一次申诉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裁决有相对独立于社会保障部（DSS）及相关独立行政机关的官员作出，社会保障申请人如果对裁决官员所作的最初决定不服，有权直接向有关的裁判所提起上诉。对于申请人而言，这一裁决与复审体制具有两个层级：裁决官员和裁判所。在实践中，对于提起上诉的案件独立慈善机关（Benefits Agency）会进行复审，如果原决定存在法律规定的三种原因，即：（1）存在对重大事实的误解或忽视。（2）存在法律上的错误，（3）相关情势发生了变化，则应对原决定加以变革或撤销。这种复审的性质是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和适应情势变更的一种机制，它并不需要申请人提交一个复议申请。这种体制适用于大多数社保障案件，包括收入补助和退休津贴。

2.以裁判所为基础、三层级、两次申诉体制。存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保障申请人如果对裁决官员所作的最初决定不服，应首先向独立慈善机关申请复议，申请人如果不服复议决定，有权向裁判所申请上诉。对于申请人而言，这一体制具有三个层级：裁决官员的决定、另一个官员进行的复议和裁判所的听证。这一体制规定在HASSASSA中，适用领域包括残疾人生活津贴和伤残人救济，对于儿童抚养机构的决定不服也适用这一体制。转贴于

3.以行政复议为基础的体制。这种体制仅仅存在于社会救济基金领域。在这一体制下，只有两次行政复议，而没有对裁判所的上诉。第一次复议由地方独立慈善机关办公室里的社会救济基金官员进行，第二次复议则由中央的社会救济基金督察员在独立社会基金委员的管理和控制下进行。社会基金委员会并非公务员但由社会保障部部长任命，他有责任任命和培训社会救济监察专员。

这种体制建立于1988年，当时为了减少支出，社会救济基金给付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之前，只要有人符合法定的资格就可以获得基金给付，给付决定在性质上是一种单纯的法律解释和适用，独立社会慈善机关的官员并不拥有很大裁量权，但在新的体制下，独立社会慈善机关既要判断具有法定资格的人是否可以为社区整体照料计划的实现作出贡献，还要衡量可得的预算资金与申请人的实际需要，因此，他们在作出决定时需要综合考量许多因素，这使得他们的决定带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色彩。

这种体制的程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社会救济基金督察员具有重要地位，他们是服从行政官员，但事实上很大数量的是法律专业人士。（2）实行书面审理。（3）督察员对于独立社会慈善机关的决定就法律与是非曲直两方面进行审查。（4）除了诉诸法院以外，没有进一步的申诉体制。（5）督察员对于对于信息的发现有进行职权调查的义务。（6）督察员对于决定的质量和期限向监察专员负责。[38]

（二）1998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政府绿皮书认为，当时的社会保障申诉体制在结构、组织、管理和绩效上存在问题与缺陷，需要加以改革。这些问题主要有：（1）裁判所对于根本没有希望成功的申诉也进行空耗时日的听证。（2）裁判所必须处理一些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在独立慈善机关进行的行政复议程序中实际上已经被处理过。（3）在听证中，裁判所可能要处理一些从申诉提出到听证之间所发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可能已经过独立慈善机关的处理。（4）申请人提起申诉常常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对原决定的解释。（5）对于裁判所成员的要求（例如，它们有三个成员，主席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且在一些案件中其他成员还必须拥有具体专业资格），太过于正式和僵化，不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要求。（6）独立裁判机构（ITS）有很多缺陷，不仅体现为上诉人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较低（突出体现在用于澄清案件的时间太少），也体现在其主席对于绩效和效率的负责性没有保证。

改革的目标是：（1）改善决策和上诉程序；（2）对于决定的作出和变更提供一个更为简单、准确和低耗的体制；（3）保护顾客在适当的案件中请求对决定加以独立复审的权利。社会保障法的修正目的是通过以下改革完善决策与申诉体制：（1）作出最初决定的官员，不再具有独立性，而是作为部长的代表工作。（2）在申诉之前辨识出所争论的领域和事实。（3）尽可能早地处理案件，以使得只有那些无法解决的案件才进入申诉程序。（4）对于简单的、不可能成功的案件提供一个快通道。（5）不在立法中规定裁判所的人数和组成。（6）在必要的案件中保留对法律专业的要求，并且允许一些决定由非法律专业但符合一定的条件并受过训练的决策者作出决定。（7）允许独任听证，只在必要时才要求有两个和三个决策者参加听证。（8）引入对案件进行筛选的程序，以对不同类型案件加以不同处理。（9）以一个新的“上诉机构”取代ITS，它具有明确的责任和负责性，其内部组织和程序设有一定的法律规定，配备有具有适当资格、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决策者和顾问。

（三）1998年改革后的复议与上诉体制[39]

1998年的社会保障法，对于适用范围最为广泛的以裁判所为基础、一层级、一次申诉体制进行了改革，其中最为主要的变化是增加了一个“再看一次（second look）程序”：它授权部长或其人复议其所作的任何决定，或者是基于申请或者是基于自身的调查，据以作出修正的理由由规章规定。但是这一程序不是强制性的，受原决定影响的人，无论是最初的决定还是修正后的决定，都有权向一个上诉裁判所直接提起上诉。可见修正后的体制实际上是采纳了复议的裁决模式，但是未能贯彻该模式所要求的由作出最初决定的人之外的人实施复议。改革后的这一体制适用于社会保障局及其所属独立机关的所有社会保障给付。

在政府绿皮书中，曾建议扩展裁判所为基础、三层级、两次申诉体制的适用范围，更多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复议（复议前置），但未被最后的立法所采纳。根据新法，这一体制仍然适用于由地方当局负责的住房津贴和委员会税收津贴领域。

社会救济金领域的以行政复议为基础的体制仍然保存。对于以行政复议为基础的体制能否提供令人满意的行政救济，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在社会救济基金领域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为：首先，它缺乏独立性；其次，这种复审没有口头陈述和辩论，实行书面审理；第三，没有进一步的外部上诉的体制保障。然而据担任社会救济基金专员职务的斯卡姆平先生观察，这种批评并无根据，在他看来，只要负责性有保证，并且乐于不断总结经验，行政复议完全可以提供有效、适当的救济。那种对行政复议功能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于公平行政决定的构成要素的误解上。他这种以行政复议为基础的体制，是一种“新的独特的行政正义形式…”。这种行政复议体制具有以下优点：（1）这种体制可以很好地保证负责性。由于督察员是行政人员，对于其工作可以进行广泛有效的监督控制，使其符合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标准。监察专员要对督察员的复议工作的标准和成本收益状况向部长提交报告，从而间接地对议会负责。（2）督察员是娴熟的行政人员，有能力了解法院的相关判决内容，并将其意旨落实在实际工作中。（3）督察员是专业人士，他们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熟悉，对于社会救济基金给付中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其所作的决定的专业性和适当性值得信赖。（4）这种体制成本低廉，这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

六、结语

英国传统行政正义体系中一般都强调法院的司法审查与裁判所的上诉，行政复议制度一直是较为薄弱的一环。近年来，随着行政改革的推进和民事正义体制改革中对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的强调，这种现象开始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变革之道，在维持行政复议官员与组织内其他官员的联系渠道的同时，加强行政复议主体的独立性，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机制以及其他内部申诉解决机制的作用，以保障公务服务的使用人的冤屈得到更为有效的化解，并发挥行政复议的规范化效应，推进行政决策体制的改善。

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完全是行政化的运作，层层审批，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性、独立性都没有体现，不仅如此，行政救济体系中的其他途径也不如人意：司法审查的效能不彰，司法独立没有保障，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带来的不是行政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地位的平衡，而是法官与行政官员一起审原告；也没有独立性强、具备专业性、遵循准司法程序的行政裁判。中国未来行政救济体系的发展，必须在进行司法改革、增强司法审查效能的同时，对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变革，强化公众对行政复议组织的信赖，更好地发挥对行政决定的内部复审这一制度的功用。在许多部门，例如土地管理、税务征收、社会保障等领域也可以尝试建立行政裁判所体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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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鉴于英联邦成员国法律体系的相似性，本文对英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介绍，特别是有关理论争议或者改革建议，部分参考了英联邦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资料。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3] Michael Harris and Martin Partington，Introduction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Michael Harris and Martin Partington，Hart publishing，1999，p.p.2-3.

[4]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Better Decisions：Review of Commonwealth Merits Review Tribunals-Report No.39，September 1995，paras 6.49&6.50.

[5] Terence G.Ison，“Administrative Juustice”：Is It Such a Good Idea？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21st Century，p.39.

[6] 除了对原行政决定的上诉外，还有对裁判所决定的上诉，除了向裁判所提出的上诉外，还有对法院的提出的上诉，在各别情形中还包括对部长的上诉。Administrative Law，8th Edition，by Wade&Forsyth，Oxford 2000p.p.894-897.

[7]Ibid，p.p.888-889.

[8] S.Skehill，“The Hidden Dimens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Internal and First Tier Review-I” in Administrative Law：Retrospect and Prospect（1987） 58 Camberra Bulletin of Public Admnistration 137，138.

[9] [1964]AC40，p. 79.

[10] （2000）61 ALD 577.

[11] Comptroller-General of Customs v Kawasaki Motors，（1991）32 FCR 219.

[12]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Tribunal v Bond，[1990]170 CLR 321 AT 336-337.

[13] （2000）61 ALD 577，at588－589.

[14] Matt Minogue（Executive Office，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Inter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Canberra，5 July 2001.

[15] 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92 Harv.L.Rev.353，364（1978）。

[16] Craig，Administrative Law，4th Edition，London，Sweet&Maxwell，1999，p.422.

[17] Mashaw，Bureaucractic Justice（1983）。 Craig，Administrative Law，4th Edition，London，Sweet&Maxwell，1999，p.425.

[18] Citizen‘s Charter Unit，Complaints Task Force，Good Practice Guide（1995）。

[19] Citizen‘s Charter Unit，Complaints Task Force，Putting Things Right：Main Report（1995），para 2.27.

[20] Administrative Law，8th Edition，by Wade&Forsythp.p.111-112.

[21] Michael Harris（ED.），New Procedure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p.p.160-163.

[22] Cabinet Office，Office of Public Service，Redress under the Citizen‘s Charter：Guidance for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1996）。

[23] Matt Minogue（Executive Office，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Inter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Canberra，5 July 2001.

[24]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v Jia；Re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2001]HCA17（29 March 2001）。

[25]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Internal Review of Agency Decision Making-Report to the Attorney-General-Report No.44，November2000，Paragraphphs 3.23-24.

[26] Sainsbury，“Internal Reviews and the Weakening of Social Security Claimants‘ Rights of Appeal” in G.Richardson and H.Genn，Administeative Law and Government Action （1994，Clarendon，Oxford），p.289.

[27]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and Enquiries，Cmnd.218（1957）。

[28] Michael Harris，The Plac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Review in the Administrative Justice System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Michael Harris and Martin Partington，Hart publishing，1999，p.46.

[29] Council on Tribunals，Annual Report 1990-91（HC1991/92，97），para 3.27.

[30] Review of Commonwealth Merits Review Tribunals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ARC） Discussion Paper，1994），para.3.18.

[31] N.Wikleley and R.Young，“The Administration of Benefits in Britian.Adjudic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ecurity Appeals Tribunals”[1992]Public Law 238，241.

[32] Sainsbury，“Administrative Review or Tribunal/”，Conference of Tribunal President and Chairman，22nd April 1994（Council on Tribunals，1994），14.

[33] Michael Harris，The Plac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Review in the Administrative Justice System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Michael Harris and Martin Partington，Hart publishing，1999，p.54.

[34] Ibid，p.51.

[35] Terence G.Ison，“Administrative Juustice”：Is It Such a Good Idea？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21st Century，p.39.

[36] Ibid，， p.34.

[37] Roy Sainsbury，The 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 Adjudication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p.446-449.

[38] Michael Harris（ED.），New Procedure i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p.p.157-160.

篇6

我院高度重视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做好动员部署，采取多种形式对干警进行学习教育，不断提升干警规范司法行为的思想认识水平，为全年专项整治工作打好坚实基础。

牢牢把握第一阶段活动要求，本着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两个责任”，将不规范司法行为的问题查找和整改贯穿于学习活动始终，不断提升规范司法行为的能力和水平。

通过学习梳理突出问题，抓紧整改，积极落实，以解决问题带动工作开展，切实规范行使检察权，把专项整治工作做得更扎实。

在下一阶段的对照检查中，我院将按照市院部署，结合自身实际，认真开展问题查找、征求意见、梳理汇总，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为下阶段整章建制打好工作基础。

一是开展自查自纠，做好监督检查。各处室对照重点整治的九个方面内容，召开处室工作会，结合岗位职责规定和执法档案的要求，从执法理念、执法规范、办案纪律等方面认真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规范司法突出问题，切实把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找准，在4月10日前形成处室自查书面报告，报本院专项整治办公室。案管办根据检立方系统数据情况，每月深入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将相关数据分析向各主管检察长汇报反馈，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监察处定期对办公秩序、工作秩序、卫生秩序进行专项检查、检务督察，对发现问题在内网予以通报，并督促处室负责人做好教育管理，追踪问题整改落实。

篇7

一、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立法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制度做了一定的修改和完善，但总结以往经验，这些修改和完善仍然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问题，因此，建议对取保候审制度作如下完善：

1、完善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立法，明确适用范围。其一，“有期徒刑以上”、“社会危险性”、“严重疾病”、“哺乳期”之类的用词抽象，难以准确把握，应当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以增强可操作性。其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可以”就造成了公安机关自由裁量过大。应当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作“应当”、“可以”、“禁止”适用之分，并具体规定相应的情形。

2、完善变更强制措施立法。其一，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就不应再适用取保候审，而应当采取更重的强制措施。其二，对于采取取保候审或其它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已经消失的，应当及时变更为强制措施。其三，公安机关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两次退补后，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不，应当撤案，而不应适用取保候审。

3、完善保证金数额和上限立法。《刑事诉讼法》对于保证金的数额和上限没有具体明确，公安机关收取保证金有较大自由裁量。因此，建议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比照国家司法考试将保证金数额也划分几类地区，实施不同的限额标准。

4、完善被取保候审人法律责任追究的立法。针对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跑，妨碍刑事诉讼的，可以在《刑法》中增设“取保候审期间潜逃罪”。并且“取保候审期间潜逃罪”与犯罪嫌疑人的本罪实行数罪并罚。

5、完善保证人资格和法律责任追究立法。其一，对“与本案无牵连”作扩大解释，将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排除在保证人范围之外；其二，对“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作出限制性规定，应该把老弱病残的人排除在保证人之外。其三，对“固定的住处”应该限制为保证人户籍所在地或连续居住满一年的住所地。其四，“固定的收入”的标准应该达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或农村收入标准。其五，完善对保证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保证义务的处罚规定，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一个“担保失职罪”。

6、完善取保候审期限立法，明确取保候审期限。鉴于目前对于取保候审期限是共用还是各用十二个月，建议在《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补充一款：“前款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是指公、检、法三家适用取保候审的总期限为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针对同一犯罪嫌疑人不得重复办理取保候审，后一诉讼阶段沿用之前办理的取保候审，只需对已经办理的取保候审进行审查即可。”

二、建立取保候审检察监督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活动。所以，必须建立取保候审检察监督制度。

1、建立对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备查和监督制度。其一，公安机关应当在决定取保候审之后将材料报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查。其二，检察机关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不能受案外因素影响。其三，公诉部门应加强直诉案件取保候审的监督。

2、加强对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监督，建立捕后取保候审审批制度。其一，对于公安机关应该变更或者不应该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认为公安机关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其二，对于捕后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公安机关应该事先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建立捕后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审批制度。

3、加强解除取保候审监督。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发现公安机关对应当解除取保候审而不予解除的案件，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解除。

三、规范公安机关保证金的收取、管理和没收

1、取保候审保证金公开化。公安机关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将被取保的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案由、取保日期、收取保证金数额、没收或退还保证金等情况予以公开，接受外部监督，促使保证金情况公开。

2、实行听证程序，规范没收保证金行为。为了让没收保证金公开、公正、透明，可以举行听证程序。听证会由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主持，纪检或督察部门现场监督，办案民警和被取保候审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参加，被取保候审人所在村居干部或单位领导作为见证人。

3、建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收取、管理和没收保证金的监督机制。公安机关应当把保证金收取、管理和没收的相关材料、凭证提交同级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公安机关违规收取、保管或者没收保证金的，有权督促公安机关纠正。

四、建立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可行性考察机制，加强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管

1、对取保候审进行可行性考察。一要考察案件的事实是否基本查清，案件的证据是否基本固定，侦查工作是否会因为取保候审受到影响，是否存在其他不利于案件侦查进展的因素。二要考察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固定单位和固定的居所，其家庭情况如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是否会引发不稳定因素。三要考察是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将该情节作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重要因素。

2、加强对取保候审的监管力度。一是建立定期考察和定期报告制度。公安机关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期考察；犯罪嫌疑人、保证人也应当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告活动情况。二是建立公示公告制度。公安机关应当将取保候审案件进行公告、公示，以此来增强社会监督。三是建立单独的取保候审执行机构。由于公安机关派出所执行取保候审不到位，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措施的执行，该机构可以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与监狱、劳教所一样专门负责刑事诉讼的执行。

五、强化对保证人资格的审查，进一步明确保证人义务

1、完善保证人责任。保证人要切实担负起保证的责任，做到经常与犯罪嫌疑人谈心，掌握思想动态；发现犯罪嫌疑人出现思想反复、脱逃迹象的，应当及时向执行的派出所报告，共同劝导其遵守取保候审规定。

2、建立保证人和犯罪嫌疑人定期汇报制度。保证人单独或犯罪嫌疑人一起定期前往执行机关，如实报告履行保证义务及有关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3、实行保证人保证金制度。保证人在为犯罪嫌疑人作保证时，必须用保证金为自己是否履行保证义务作担保。促使保证人积极、全面地履行监督和报告义务。

六、切实保障当事人及其律师的申诉（复议）权，明确当事人和律师的监督权

1、完善取保候审审批手续，使取保候审更为公开、公正、透明。取保候审除遵循刑诉法规定的审批手续和检察机关备查审核制度外，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对于有律师介入尤其是律师提出申请的案件，应在报捕前听取律师意见。

2、规定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不同意适用取保候审有申诉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而公安机关不同意适用的，可以在七日内向同级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的，应当受理。受理后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同意的理由，认为理由成立，应当答复申诉人；认为理由不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

3、赋予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复议复核权。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有权向该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该上一级公安机关请求复核。

七、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明确滥用取保候审的法律责任

1、切实保障公安机关办案经费，提高公安民警待遇。各级政府财政应该统筹兼顾，统一规划，对公安机关实行政策性倾斜，切实保障公安机关办案经费，禁止办案经费与罚没收入相挂钩。同时要改善民警生活，提高民警待遇。

2、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提高民警综合素质。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要从现有民警中选拨一批业务精湛的民警充实到主要办案部门和法制部门，以加强一线办案民警的力量。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要加强对民警规范执法方面的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民警廉洁意识的教育，督察部门要加强对办案过程的监督，防止民警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3、加大对滥用取保候审的责任追究力度。公安机关滥用取保候审的行为容易造成司法不公，滋生司法腐败。因此，公安机关内部规章应当制定对民警滥用取保候审行为的处罚规定，我国刑法也应当增设“滥用取保候审措施罪”，并入渎职犯罪一章，把对滥用取保候审的处罚上升为刑事责任。

八、完善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和外部协调机制

篇8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05－05

本文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立法思想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现状，就金融消费者的定义、金融消费者应具备的基本权利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加快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基本思路和制度框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逻辑起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基本界定

在现实生活中，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一般用来泛指那些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群体，但是它还没有被法律所吸纳，不具备法定的内涵。

考察国外的相关立法，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以日本为代表，对金融消费者有明确的法律定义。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本法保护的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之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资讯弱势一方当事人。因此该法适用之对象，不仅限于自然人的消费者，即使是法人，只要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均属于该法的保护范围。不仅如此，日本的立法还对“金融商品”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将“证券”扩展为“金融商品”，体现了金融统合立法的理念。第二。以美国为代表。没有金融消费者的明确定义，采取“大证券法”的概念，不分消费和投资，主要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等对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进行保护。但是金融危机后，这种制度暴露了严重的不足，引发了相关重要改革，改革后明确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但没有明确将高风险的投资产品，特别是那些需要市场准入门槛的产品，如累计期权产品等金融衍生品，纳入金融消费的行列。如危机后美国政府颁布的“金融白皮书”中指出。“我们提议：建立一个主要的联邦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以保护信贷、储蓄、支付和其他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并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进行监管。”第三，判例法国家或地区没有明确的金融消费者定义，涉及到银行和客户之间有关金融产品的交易时，主要通过“注意义务”以及合同法律制度等对客户进行保护。因为判例法有很大的弹性，往往需要通过个案的审判进行不同的法律适用和保护，情况复杂。我国缺乏对金融产品本身范围进行清晰界定的法律。《证券法》等基础性立法，主要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对证券交易和证券发行进行规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概念也很难套用到金融消费领域。因此，学者们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进行了相对广泛的探讨。

目前，我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争议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第二，高风险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本文认为金融消费者是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本文将为了满足支付结算需求、信用需求和金融资产运用需求，包括投资高风险产品的所有主体，个人和法人全部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畴。原因如下：

第一，对投资者以消费者身份进行保护在国外已经有先例。“在国外，金融业者向投资者推销金融商品时，在用语上经常将投资者以消费者看待，试图以保护消费者的角度，规范金融业者对投资者的告知义务。”如：《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将投资者保护扩展至对消费者的保护，并继而提出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因此，仅以购买金融产品具有营利性而否定其消费性，进而否定对投资者实施消费者保护不尽合理。即使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是为了盈利，但是。其购买所用财产属于个人或家庭财产，而且其盈利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家庭的生活消费，功能与储蓄基本相当，这与脱离消费的专业金融投资存在不同。第二，将个人和法人，以及对高风险产品投资的主体都纳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贯穿了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经济法理念。我国学者对将高风险投资主体列入金融消费者范围持否定态度的理由主要是：他们与对手方是平等的市场主体，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而不应倾斜保护。实际上，这一论点并不能完全成立。高风险投资产品种类繁多，专业的投资主体，如投资银行、银行下设的专业投资机构等进行此类投资可以认为是与交易对手处于平等地位，但是其他的主体，包括个人或者法人，不一定具备专业知识。因此，将个人和法人都列入金融消费者概念中，但限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由法院或专门的裁决机构进行认定，完全可以将专业的投资主体排除在外，而使真正的弱势主体得到有效保护。

二、保护客体：金融消费者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

金融消费者权利，是指由消费者在金融消费领域所能够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金融经营者相应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它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具体内容和基本特征，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予以充分、有效保护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消费者权利具体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消费安全权。金融消费者在购买、使用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时依法享有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威胁、侵害的权利，包括人身安全权和财产安全权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金融机构应当使其营业场所始终符合有关的安全、消防要求，同时。对于其中容易导致消费者受到伤害的设施予以明确的警示，例如在比较光滑的营业大厅里明确告示“小心地滑”等。就后者而言，具体多指金融资产安全权，金融经营者有义务确保金融消费者的存款、信用卡和股票等资产的安全；除有关国家机关依法查询、冻结和划扣外，还应为他们保守秘密。这项权利是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享有的首要和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如果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根本无从谈起。实践中金融消费者人身安全权受到侵犯的情形比较少见，而财产安全权则常常受到侵犯，如经营者少计利息、保险赔偿金或于结算过程中造成消费者资金损失等是常见的侵权例子。由此，金融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下文论及的索赔权。

2、金融消费真情知悉权。在消费中，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产品或所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例如了解存、贷款利率，手续费，保险费等。金融经营者负有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相关真实知识或信息的义务。享有真情知悉权，是金融消费者在消费中作出自由选择并实现公平交易的前提条件。金融消费者应对其消费行为享有基于服务者提供信息而决策的权利，即金融消费者及时获取与消费有关的真

实、准确、全面信息的权利，本文称之为金融消费者真情知悉权。

3、金融消费自由选择权。金融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爱好与判断自主选择金融经营者作为交易对象并决定是否与其进行交易，有权自主决定消费方式、消费时间和地点。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不合理干预。新的证券营业部并与之形成委托关系；有些证券营业部门往往以各种理由和借口限制投资者进行自主决策，造成侵权。

4、金融消费公平交易权。金融经营者在与消费者形成法律关系时，应当遵循公正、平等、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强行要求消费者购买、使用其产品或接受其服务，也不得在合同或法律关系中制定规避义务和违反公平的条款。金融消费者的这一权利在实践中往往也经常受到侵犯。如金融经营者多利用事先印制好的格式保险合同、贷款合同、担保合同等与消费者确定法律关系，金融消费者由于法律知识有限，大多数时候无法判断其中是否含有不公平或欺诈条款，从而被侵权。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格式合同中的这类条款是无效的。

5、金融消费损害赔偿权。这一权利又可称为求偿权或索赔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非因自己的故意或者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时，有向金融经营者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这项权利是金融消费者安全权的应有之义和自然合理延伸，只有这项权利最终得到了实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算真正的得到了保护。

6、金融消费者结社权。金融消费者的结社权是宪法规定的结社权在金融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利。在金融消费领域中，消费者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他们依法成立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团体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加强同社会各界的联系与沟通，并对消费者进行指导。

7、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这项权利可以分为两类：金融消费知识的教育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知识教育权。前者如消费者有权接受关于金融产品的种类、特征等有关知识的教育，后者如有权接受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救济等知识的教育。

8、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在金融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享有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的权利。

9、金融消费者监督权。这项权利同样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消费者享有对金融经营者的产品和服务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其二，消费者对有关部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等工作有权进行监督、批评。

金融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自然便具备后者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综观上述各项权利：首先，它们均以消费者特定的身份为基础。消费者权利具有鲜明的人身特点，是与消费者的人身紧密联系的；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消费活动，是享有消费者权利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一点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也不例外。其次，它们均具有法定性。消费者权利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权利，具有强制性，任何人不得剥夺和侵犯。金融消费者权利作为消费者权利的一种，同样也具有法定性。最后，它们均是特别赋予居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权利。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处于弱者地位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对消费者予以特别的保护。金融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基于前文所述的原因相对于金融经营者而言同样也处于弱者地位，其权利理应受到专门的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银行在经营和服务中的某些行为给金融消费者权利带来了新的问题。目前，境内部分外资银行按照其本国的经营方式和服务理念对消费者的小额外币存款不仅不支付利息，反而收取一定数额的管理费。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显然直接违反了《商业银行法》中存款有息的规定，也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但从另一方面看，经营者无非是将其传统以来的经营行为在我国境内加以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行为甚至是一种银行经营的国际惯例。在此，经营者的经营方式和理念与我国的法律发生了冲突。在人世后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逐渐被取消的前提下，冲突中究竟是经营者侵犯消费者的权益还是我国的立法滞后还有一定的争论空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相关法律没有被修改之前，中资银行显然是不能盲目跟从外资银行的上述作法，否则便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三、保护路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与体制重构

(一)我国处理金融消费纠纷途径的现状

1、相关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法制不健全。一是《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并不强。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法规来讲，《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是针对一般商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如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专门法律。尽管同样是消费，但金融消费由于消费对象的本质差别而有显著不同，所以在金融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的适用性并不强。二是对监督管理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职责规范不够明确。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已将“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写入监管目标，并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作了系统的规定，但是没有明确“为消费者提供适当保护”，也没有一个条文涉及到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三是《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规范有局限性。如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第一条仅指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并且同商业银行的利益保护并列一起，没有强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特殊性。对金融消费者与商业银行间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如何进行调整，争议如何处理，由哪个机构来处理，处理的程序如何，怎样保证程序的公平公正等具体问题，《商业银行法》没有做明确的规定。

2、行业自律机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够。我国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等自律机构虽已成立多年，但是由于制度、机制、监管等方面的原因，行业协会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行业协会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作为也非常有限。行业协会目前还没有从同业合作与协调的层面上，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也没有相关的书面安排来促进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纠纷的减少和解决。

3、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路径(适当的投诉与受理机制)欠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投诉问题，目前还没有从自律或者强制性法律机制角度进行规范。现有的监管法制和行业自律体制都没有对金融消费者的投诉问题给予关注，这使得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往往直接诉诸司法途径或者一般性行业的消费者保护机制，这种做法大大激化了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也很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二)对我国处理金融消费纠纷途径体制重构的建议。

1、加快专门立法。

在我国金融法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为我国加大对“金融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在金融消费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交易主体实力和地位不对等的现象。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成为其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直接原因。然而，这无

法依靠市场机制自身和消费者自己的努力去改善，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对消费者提供倾斜保护。我国银监会在“三会”中第一个提出“消费者”的概念，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将“消费者”的概念引人到我国的金融法律之中。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来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可以采取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加以专门规定，二是在中央层次上予以专门立法，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和英国的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并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实际上。美国和英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集中立法名称多为《金融服务法》，具体领域内也有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立法，比如美国《信用卡履责、责任和公开法》。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金融监管机构之外设立独立的机构，也可以吸收英国的做法设立对金融服务局负责的金融巡视员服务公司(FOS)专门处理金融产品的消费者投诉，作为替代性争议处理制度。同时，还必须看到，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防范消费者金融风险的发生。这比简单保护消费者金融权益更加复杂。这不但需要识别金融产品设计、销售等环节金融风险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要分析整个经济周期对金融风险演变的影响。因此，设立机构时必须从人员组成、经费、组织机构、工作程序等多方面保证其独立性，防止其他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保证该机构真正从金融消费者的角度以专业的知识为他们解决纠纷，赋予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指导和教育的权力。

2、加强金融监管。

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我国金融改革和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之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消费者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外“消费者增权理论”的影响，金融消费者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消费者维权意识会越来越强烈，不断增多的客户与银行之间的纠纷、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纠纷、投资人与发行人之间的纠纷，客观上要求我们在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中更加重视消费者的权利。而只有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提升金融效率，维护好金融安全，提高我国的金融竞争力。从金融监管的角度，信息披露作为金融服务者的基本的也是重要的义务，一直是各国重点监管的内容。机构性监管模式下，各金融服务者自行披露相关信息，各监管部门针对本部门信息披露要求进行监管，不可避免地形成信息壁垒。尤其在混业经营的实践中，各金融服务者交叉经营金融产品，本应在同类产品同等义务的规制下负有同等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机构性监管模式下各金融机构各自出台信息披露规则，使得同一类金融商品不同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无法真正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权益。功能性监管模式下，要求各类金融服务者定期对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对风险管理等相关信息进行公示，为消费者提供风险信息提示；另一方面，在各种金融商品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抽象出其共性的部分，对各种金融服务的共同之处作出统一的规范要求，亦可避免出现法律与规则之间的冲突、隔离与重复，真正实现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障这一立法宗旨。当然，各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时要做到及时的信息沟通与协调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与重复。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律规范确认的，依然为机构性监管模式，虽然2006年《证券法》为混业经营预留了制度接口，但要从立法层面上完全转变为功能性监管显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加之中国金融市场独有的特性，直接引入国外的制度实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纵观各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演变，可以看到，即使是选择机构性监管的国家，在监管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功能性监管的内容，原因就在于金融市场是不受法律影响而变化的市场。因此，针对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实际情况，考虑国情与金融消费者需求，在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指导思想之下，逐步在现有机制之下引入功能性监管的内容，以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为目的设计监管制度。

篇9

（一）加强规划的龙头和管控力度，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一是完成了全市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建设，其中乡级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已报国土部备案，县级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已完成并报省厅审查。二是完成了《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编制并报市政府批准实施，完成并上报了《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三是进一步完善预审制度，全年共安排28个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重点支持生态旅游项目用地以及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农业发展用地需求。四是按照省厅《关于开展2013年度国土资源供需总量平衡研究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按时编制完成了《市2013年度国土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报告》，对2013年度国土资源的需求供给形势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预测，配合国土资源部对我市国土资源供需平衡工作进行调研，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五是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解下达保障性住房用地计划、合理安排提前预下达用地计划，发挥用地计划对用地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重点保障首位产业、保障性住房、重点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用地。

（二）积极推进建设用地依法报批，严格执行征地程序，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截止目前，我市共依法上报新增建设用地18363亩（含江南集中区5101亩），其中农用地12451亩、建设用地3412亩、未利用地2500亩。已经省政府批准用地9617亩。批准保障性住房用地1172亩，全市1.7912万套保障性住房用地全部得到了落实。另外，S321西延（南沿江一级公路高岭至牛头山段）工程项目、东至县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集中示范区道路和物流中心项目、县318国道改建工程（南陵至段）、人口学院、市精神病医院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项目用地也得到了保障，促进了我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精心编制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并及时公布。根据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编制了2013年市本级土地年度供应计划，并根据前五年住房用地的实际供应情况，按不少于前五年的平均数编制了年度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并通过国土资源部土地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及时向社会公布。

（四）启动市区宗地统一代码编制工作。根据省厅《关于印发保发展保红线工程2013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国土资[2013]93号）和《全国宗地统一代码编制工作实施方案》的精神和要求，全面启动了宗地统一代码编制工作，目前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于11月上旬开展市、省级验收。同时，扎实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后续工作。下发了《关于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后续工作的督办通知》，督查督办，加快推进。目前我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率达97.73%；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率达97.83%；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率达97.62%。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通过了国土资源部检查验收。

（五）进一步提高地质资料信息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全市地质资料汇交档案，全市195家采矿权全部建立了地质资料档案，实行统一监管。委托324地质队编制了《市城市地质调查》，着力做好为重大工程、民生项目提供数字资料产品服务，现已进入成果验收阶段。在全省率先开展1：5万地质灾害区划调查，石台县已完成外业工作，其它两县一区完成了项目招标和方案评审工作。

二、全面实施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转型

（一）精心安排，做好土地出让工作。进一步加强土地市场推介宣传力度，通过平面媒体、网络、编印宣传册等方式大力向外宣传推介。利用闽商商会换届和全国第三届绿运会之机，分别在合肥、举办了三场土地推介会，百余企业参与，效果显著。截止目前，全年出让土地749.66公顷，成交价款57.44亿元，其中市本级16宗，面积96.3公顷，实现出让价款13亿元，占年初目标任务的162%。

（二）加强土地出让金的清欠和追缴工作。对市本级近年来土地出让金交纳情况进行了全面清理，分类制定清缴措施，采取电话催交、下发催交函、上门催交和约谈等多种方式，严格兑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加大土地出让金的催交力度。截止目前，共追缴入库土地出让金7.35亿元，有力维护了国有资产收益权益。

（三）强土地供后监管。对近几年市本级出让地块出让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充分发挥土地动态监测系统的作用，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实行动态监管，对未能按合同约定如期开竣工的下发监促整改通知书。

（四）积极开展批而未供和闲置、低效利用土地的清理处置。加大闲置、低效利用土地清理处置力度，拟定了《市闲置及低效利用土地处置办法》，并提请市政府出台。开展土地出让合同履行情况检查，及时解除了2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启动了5宗涉嫌闲置土地调查工作，累计依法收回土地287亩，核减正威电子用地1000亩。大力支持标准化厂房建设，全年全市计划兴建标准化厂房493万平方米，截止目前在建标准化厂房186万平方米。开展节约集约模范县创建活动，县已荣获“全国节约集约模范县”光荣称号，东至县正在稳步推进创建全国节约集约模范县工作。

三、不断完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切实守住耕地红线

（一）开展2012年县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考核。按照市政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要求，对各县、区人民政府2012年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履行情况（包含2012年度实施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进行了考核并打分。市政府对考核优秀的东至县和贵池区分别奖励200万元和100万元。

（二）督查指导整体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项目、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和验收。一是开展月调度，督促和指导各地开展土地整治。东至县大渡口镇胜利镇整体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建设项目的农地整理部分于7月2日至3日通过了省国土资源厅验收。涓桥镇1.32万亩土地整理项目、大渡口和胜利镇2.76万亩土地整理项目已分别完成100%和97%，将于年底前完成验收。二是强力推动实施清溪河上游“先行复垦”项目。按照市政府有关部署和要求，今年8月份以来，对市重点工程清溪河上游“先行复垦”项目进行现场调度，每10天开展一次，调度通报至贵池区人民政府，并报市政府主要领导，取得了良好效果。该项目于9月底基本完成了土地复垦任务，局部调整方案业经省国土资源厅审批，验收材料已上报省厅。

（三）积极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今年我市计划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3.26万亩。其中贵池区2.8万亩、东至县6.86万亩、县3.1万亩、石台县0.5万亩。目前各地的基本具备项目已基本完成。稍加改造项目贵池区已基本完成，东至县完成75%、县完成50%、石台县完成60%，年底前完成验收和报备。

（四）推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建库工作。始终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常抓不懈，强力推进。于今年4月底至5月初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县（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进行了市级初验，原则上全部通过验收，同时督促各县区按照市级验收组提出的整改意见落实整改，全部整改到位后申请省级验收。目前，各地正在按照国土资源部最新的数据库建设规定，重新整改完善。

（五）不断完善补充耕地项目实施管理机制。一是到各县（区）专题调研新增耕地工作，对新增耕地实际利用情况和后备资源有关情况进行实地调研查看，指导和帮助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二是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土地开发复垦补充耕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池国土资[2013]251号），重点从补充项目立项，项目实施，项目资金，项目验收等方面做了明确要求。建立了补充耕地项目复核制度，健全了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管理制度，规范了民间资本投资补充耕地的指标管理，从而进一步规范了补充耕地各个环节，以达到“数质并重”。三是今年省下达我市补充耕地任务8000亩，目前经省厅验收确认的补充耕地面积为750亩，有7092亩已实施完成并开展验收。另外，根据省厅“土地整治示范建设项目、土地整理项目验收确认的新增耕地也可纳入年度补充耕地任务”的精神，今年全市预计完成验收确认的土地整治示范建设项目、土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约5200亩，今年可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六）做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保持土地调查数据的现势性。一是完成了2012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信息套合标注工作。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2012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四下三上”的工作方案要求，我市2012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已经完成了“四下三上”，完成了新增建设用地图斑与国土资源部批供用综合监管平台套合数据信息的标注工作，并通过了省国土资源厅的验收并报国土部，并将下发的“四下”成果将应用于卫片执法检查、土地报批及地籍信息化管理平台。二是下发了《关于建立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日常工作机制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工作机制，做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日常工作，为土地资源管理做好基础服务。

（七）认真配合南京督察局开展2012年度用地报批集中审核督查工作。今年3月，按照南京督查局、省国土资源厅要求，精心组织安排、积极准备材料，认真配合南京督察局开展审核督查工作。对南京督查局提出的整改问题，积极督促各地进行整改，并形成整改方案报南京督察局。8月，南京督察局对我市前一阶段的整改工作进行了再次检查，在充分肯定前一阶段整改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征地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新问题，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纠正完善，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八）进一步强化“批、供、用”监管平台应用。将“批、供、用”监管平台应用作为当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日常性工作来抓，购置专门设备、指派专人，定期维护和更新监管平台信息数据。一是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报批审查工作的通知》（池国土资[2013]280号），采取建立土地报批动态管理数据库、委托市局信息中心审核项目用地勘测定界成果和是否符合总体规划、对疑问地块进行现场复核、建立土地中介机构“黑名单”制度等四项措施，进一步规范土地报批工作，提高用地报批信息化管理水平。二是按照省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皖国土资函[2013]467号）和《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征地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皖国土资函[2013]1696号）通知，市、县（区）局积极采取措施，在局门户网站的“建设用地报批项目查询”、“用地审批”、“公示公告”、“业务公告”专栏，及时公开建设用地批复文件、被征收土地的位置、面积和用途等相关信息，公开征收土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等内容，提高征地工作的透明度，确保广大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九）不断加强土地执法力度。一是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度全省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及时拟发了《全市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建立卫片执法检查周报告制度，召开全市卫片执法检查工作推进会，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工作，并成立督察指导组于8月6日至9日到三县一区督察指导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全面查清了违法用地图斑。二是狠抓土地矿产变更调查违法用地查处整改工作。针对2012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全市上报违法用地49个图斑，通过督导，全市立案并作出行政处罚49件，没收建筑物44541平方米，没收违法所得9.6万元，拆除建筑物3493平方米，罚款50.56万元。针对部下发我市2012年度458个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疑似违法用地图斑，3个矿产卫片疑似图斑，全面细致核查整改，全市违法用地51宗，共立案查处土地卫片违法案件41件，已基本查处落实到位，罚款51.01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4.3万元，没收建筑物5.114万平方米，已申请法院建筑物面积0.52675万平方米；非立案处理10宗，自行拆除复耕面积24.61亩。立案查处矿产卫片违法案件2件，没收违法所得36.68万元，罚款3.084万元，1宗为历史开采遗迹，作为非立案处理。同时，认真开展个案查处工作，截止目前，今年市本级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4件，没收建筑物1648.4平方米，罚款16.1532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4件。立案查处矿产违法案件3件，罚没款114.89万元；移送公安1件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案件。三是创新完善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积极同公安部门沟通合作，在县区设立国土资源警务室，目前，县、东至县“国土资源警务室”已挂牌运行。同时，指导相关县、区政府出台了具体监察问责办法，将问责措施延伸至乡镇。四是不断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伍建设，今年3月，组织开展了对市、县两级164名执法监察人员全封闭执法资格及业务培训，并进行考试考核。五是认真开展执法模范县创建工作，申报东至县为“全省国土资源执法模范县”创建活动参评单位。

（十）及时受理办结群众来信来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截止目前，累计受理各类件40件，其中来访来电30件，来信10件，已办结39件，另1件正在办理中，办结率97.5%，全年未发生突发事件和，总量同比有大幅度下降。

（十一）不断强化教育和培训力度，认真抓好干部队伍建设。一是认真研究部署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细化分解年度廉政建设任务。结合市委市政府“三查三评”活动，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三十条规定”和市委市政府“二十条规定”，强化机关内部管控。出台了《财务管理制度》、《机关内部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的通知》，促进廉政建设。二是利用周五学习日、中心组学习、干部在线学习、“大比武、大练兵”知识比赛等形式，积极组织全系统干部参加培训、学习，不断提升业务知识。三是对全市国土资源系统15名干部进行了考察，提任15名同志，启动并完成了机关13个科室主要负责人交流轮岗。

四、加强领导，保障实施

省厅2013年双保工程实施方案下发后，我局高度重视，立即向市政府进行了专题汇报，市政府就认真开展好全市2013年“双保”工程行动作出了明确要求和部署。一是成立了市委常委、分管副市长为组长，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双保工程”领导小组，强化保障、提升规格，形成部门联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二是制定下发了市《保发展保红线工程2013年行动实施方案》，分解工作任务、细化工作目标，将工作逐项落实到责任领导、责任科室、责任人。三是印发了《市国土资源局开展保发展保红线工程2013年行动宣传工作方案》，细化措施、明确任务。利用“6.25”土地日等重大时点、节点，进行广泛宣传；在日报发表宣传专版，在省国土资源厅门户网站“双保专栏”中发表信息，大力宣传我市国土资源建设成果。

五、2014年工作打算

（一）继续深入开展“双保”工程行动。加强对农村土地整治、土地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重点工作调度，加大土地开发复垦新增耕地工作力度，努力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确保我市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有增不减。科学把握政策，依法积极报批土地，为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用地提供有力保障。

（二）构建理性土地供需机制。切实健全完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标准体系、政策措施和退出机制，加大土地供后监管和闲置土地清理力度，努力提高供地率。积极开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评价考核，对达不到投资强度的工业企业实行退地政策，鼓励退厂进园。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应有作用，科学组织土地出让，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三）加快实施美好乡村建设，统筹抓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土地整理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科学安排拆迁安置点及建新区的建设用地比例和布局，优化农村土地利用结构，促进我市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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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挥之已去，回首过去的这一年，可以说社区精神文明，社会和谐大丰收，社区各项工作紧紧围绕“三树”活动的春风沐浴千家万户，“五项”为民办的实事，步步落实，社区治安平稳，居民满意。一年来，我带领社区治安室及门岗全体人员，牢记领导重托，按照安排和布置，把稳定和谐放在第一要位，切切实实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促进了社区平安综治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向领导汇报

一 学习三树活动，坚定信念，为民办事实

“树形象”“树信心”“树正气”我为社区做贡献这个活动开展以来，社区整体精神面貌大为改善，总支领导利用社区文艺活动广泛宣传，我们治安室同志深受鼓舞，在整个宣传演出者，无论领导安排什么样的任务，我们总是满腔热忱投入到整个工作中去，在市鸿庆公园演出，我们从开幕到撤幕，我们的治安人员坚守现场维持秩序，坚持到最后。在庆”十一表彰“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致富带头人文艺演出中，治安室全体人员共同参与，一区大合唱“说句心里话”表达了心声。整个团体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工作风度，展现了治安人员形象，也是真实体现了“三树”活动的写照。牢记为民办好事，永远是对的。就会永远受到了居民的欢迎和称赞。

二　 强化学习，严格规章制度。

一年来，每周五下午社区工作例会，汇报这一周工作，听从领导布置下周工作，只要分配给治安室的工作，我们不讲条件，责无旁贷的去完成。绝不推诿扯皮。治安室每周一下工作例会，各门岗和治安人员，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当前工作，传达领导安排事宜，学习上级文件，按照精神贯彻执行。特别是门岗值班，随时出项各种复杂情况，随时处理，绝不姑息。都能够及时处理及时化解。

三　 探索社会创新管理，狠抓平安建设不松懈。

今年八月份，社区领导按照办事处安排，率先在我市建起了高标准的社会管理创新服务中心，市级领导及各部门各兄弟社区，以及三门峡电视台相继来我社区参观学习，一致受到上级好评，我带领治安室人员以此为契机，树立服务理念，要求在服务中心的人员，一言一行注重自身形象，对待群众态度和蔼，制作了监督牌，印发名片500张，五个办事窗口以热情的服务，取得群众满意。我们以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为平台，治安室全体人员就是社区对外窗口，更也是社区的形象，要求每个人员做到接待来访办事群众热情，尽力为居民排忧解难。努力探索新方法，努力为我社区打好创新管理这张名片。市政法委市综治委领导多次来到我社区检查指导工作，并给以高度肯定。

四排查社会矛盾，化解不稳定因素

治安室以社区稳定，居民和谐，不发生重大案事件为根本任务。一点一滴小事做起，特别对民事纠纷这一块，只要接到居民的诉讼请求，从不推诿，只要居民有诉求，先口头调解，如果不能协调到底的，就要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一个小事，几天时间跑来跑去，才能处理到底。夜间加班加点调解到凌晨苦口婆心劝说工作，更是一种能力的考验。今年共处理矛盾纠纷22起。达成协议16起，口头调解6起。对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治安排查，每半月一次，如学校周边环境，光明街市场秩序，做到月月有回报，目前社区无治安乱点。

五　 加强巡逻力度，打击歪风邪气。

在泰山路派出所社区民警的指导下，配合市局警灯闪烁行动，每天晚上7点到凌晨3点，巡逻生活区，光明街，打击各种现行违法犯罪行为。今年以来配合公安部门查获赌博场所2次，抓获参赌人员26人。夜间抓获现行违法行为3起，上交被盗摩托赃车一辆。特别在近期社区电动车电瓶被盗案侦破阶段，我们治安室全体人员坚守社区第一线，蹲点守候，张网布控，连续奋战几昼夜，各门岗严值其责，在凌晨5时抓获现行，渑池籍盗窃犯吴某。该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现已被公安机关羁押看守所。等待法院判决。

六加强社区外来人口管理。

今年10月份，我们治安室组织楼院看护对整个社区外人人员进行清查整顿，登记造册人口信息，并通过派出所上午比对，掌握了外来人口的第一手资料。对一些长期居住人员办了暂住证，社区目前共办理暂住证8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