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公务员工作打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镇公务员工作打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2006年，全国公务员曾历经一次较大幅度的加薪，人均增幅约300元，逾8000万人受益。两年来，随着中央酝酿进行全社会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关于公务员要再次加薪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或流传坊间。时至2008，我们不妨再对这个敏感的话题进行一次考察和梳理。加，还是不加？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题目的几个条件：基层公务员现在的收入、支出以及他们的贡献。收入中上和收入偏低，工资不动和寅吃卯粮，工作忙碌和无所事事，每一个正题都伴生着反题，每一个答案都指向不同方向。

一道待解之题

2007年，觉得日子快把他逼到了绝路。四川广安市广安区大龙乡的一名普通公务员，家里上有7旬老父，下有上高中的儿子，爱人没有工作赋闲在家，一家4口全靠一个人的收入生活。

2004年，这个家庭突遭变故。的儿子生病住院，被诊断为精神抑郁症，需长期依靠药物等手段治疗。光前期的治疗费就得1万来块钱，要想彻底根治，后面的药物治疗也得跟上。急得四处筹钱。

雪上加霜。2007年，的父亲又病倒了。医生告诉，他父亲得的是胃癌，手术费最少得3万块。他当时真的觉得生活快把他逼疯了。那么，就基层公务员而言，面临的窘迫情况是不是个案？《廉政瞭望》记者深入调查了基层公务员的生活状况。

求解条件一：收入考量

据介绍，他每月的基本工资为1026元，加上每月95元的西部津贴和62元的“菜篮子”补贴，一共1183元。这在大龙乡的公务员中，处于中等水平。记者了解到，乡里公务员收入最高者每月为1408元，最低者每月为983元.光考察工资是不够的。“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一向是中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特点，每年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动力之一就是公务员所具有的广泛的福利和各种补贴。一位国家部委的公务员曾透露，在他的收入中工资只占其中50％左右。而则给出了与这些说法相悖的答案。据他称，除国家规定的工资和补贴外，那些外界揣测的名目繁多的福利项目在他们这儿根本没有.而记者在经济发展水平略高的南充市嘉陵区乡镇调查时，发现当地基层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情况与大龙乡相类似。

在南充市嘉陵区文峰镇，全镇一共24名公务员，人均月工资为1300元左右。他们中工龄最长的镇机关支部书记于1977年加入公务员行列，现在的每月工资为1406元，是镇公务员当中最高的。而去年刚分来镇里的一名选调生，目前每月工资为812元。据了解，本次受访地区公务员的政策性工资和福利奖金都没有拖欠情况，并且每次国家给公务员的加薪也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落实。

那么，工资以外的收入不同地区间有差别吗？文峰镇一名乡镇干部向记者坦承，在未实行阳光工资的情况下，乡镇之间的收入情况的确存在差异。当地的情况是，每年除了工资卡上的收入外，公务员人均福利为每年3000至3500元。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务员的收入有着直接影响。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乡镇，公务员的福利保障也会水涨船高，生活明显宽裕很多。采访中一位有着10年工龄的基层公务员对我们笑称，平时打麻将可以50元点一炮。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乡镇公务员名额相当紧俏。

即使在东部地区，基层公务员的收入也是跟当地发展水平挂钩，普通乡镇的公务员收入不见得比西部高。3月23日，一位有15年工龄的山东普通乡镇的公务员在某论坛上传了他的工资单，实图“晒”出了他的收入：自2007年3月至2008年2月，1年间他的全部工资性现金收入为9151元。

对于福利性收入，他自称“社保之外绝对没有任何奖金和福利”。他的一位工龄近30年的同事回忆，“单位从来没在过年过节时发过东西”。而对于乡镇上的中层干部，他表示“也就是有时混个吃喝，工资待遇是一样的”。在帖子的最后他写道：对以上情况的真实性我负百分之百责任。

据了解，公务员收入的差别一方面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富庶地区的收入会高于贫困地区；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基层与非基层上。同一个地区，市上公务员的收入比乡镇上高出一截这早已不是秘密。在广东，湛江市下一中等乡镇镇政府的普通公务员，每月工资千余元，全年福利约二三千元；但在深圳市，一些部门普通公务员的年收入已超过10万元。

记者在各乡镇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乡镇基层公务员认为自己的收入在当地处于中下水平，个别公务员认为处于“最底层”。与之对应的是，在“你觉得一份工作你最看重的因素”排序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将“收入水平”列在了前两位。

看来收入在基层公务员心目中的位置，不可小觑。

求解条件二：支出考量

要综合衡量一个地区公务员的生活状况，除了考察收入外，支出状况更是不可不查。网上所谓公务员“工资基本不动”的说法是否属实？公务员的加薪情况是否跟得上当地的物价涨幅？

在90年代向亲戚好友借钱买了房安家，当时的房价是340/米2。虽然因此背上了上万元的债务，但还是感到庆幸：目前广安的房价已涨到了2000元/米2以上,以他们现在的收入，尤其是年轻的基层公务员，只有望楼兴叹。

据记者调查，在大龙乡16名公务员中，爱人有工作的仅两人。这些公务员大多数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的收入需要负担全家人的开支。

每月的收入在还债和维系一家人生活后，所剩无几。据他说，支出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一家人的吃饭上。这在调查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受访者的恩格尔系数值都较高，即每月花在吃饭上的费用占收入总额的比例很大。调查中的一位公务员，每月工资800余元，而食品一项支出就有500多元。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中，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这名公务员已达到了70％。调查的受访者不具绝对普遍性，但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基层公务员的生活现状。

支出调查中的另两个关键词，则是教育和医疗。

孩子上学后，每年的学杂费成了家里的一笔负担。据回忆，家里经济紧张的那几年，连孩子每学期开学时交学费都困难。

除开对子女教育费的忧虑，最怕的就是家人生病，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有医疗保障。儿子生病后，只好找妹妹借钱给孩子治病。

的父亲深知家里的经济情况，平时有小病也不说，直到有一天倒在了厕所里，才被医院检查出得了胃癌。父亲3万元的手术费由几个子女分摊，的那一份是由弟弟先垫上的。然而，由于发现病情较晚，手术最终也没能留住父亲的生命。

当今天的面对记者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几次停顿陷入回忆，眼中隐隐有泪光闪现。他说，对家人他有太多的歉意。

据一位知情人士估计，当地至少有50％的乡镇公务员不同程度存在生活困难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物价增长较快，而加薪幅度相对较小，更加剧了基层公务员生活的窘迫。

据调查表显示，受访的基层公务员所亲身经历的加薪中，少的一次加过二三十元，多的加过300多元。而物价的增长则远远超过这个速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走高，平均涨幅达4.8％，比06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说，病中的儿子除了医疗费外，还需要日常的营养补给来调养身体，而当地猪肉的价格已经从每斤七八元蹿到了15元。

记者了解到，这些基层公务员平时的娱乐休闲等消费支出都很低。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镇的娱乐活动原本就不是很丰富，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没有闲钱。

与上文中50元点一炮的“大手笔”相比，一位普通乡镇的年纪较长的公务员称，“平时娱乐只能打5角钱的小麻将，再高就不敢了”。他还说，幸好自己的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每月还可以补贴家里几百元，不然他和老伴儿的身体情况都不好，平时看病都不敢开西药，只能自己熬中药对付着，就更别提娱乐活动了。

在调查问卷中，对于“如果加薪你将打算如何分配”这一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勾上了“在满足日常开销后，适当增加精神娱乐支出”。基层公务员们现实中巨大的精神娱乐空白亟待填补。

求解条件三：贡献考量

收入与贡献相一致，可以说是我们就分配公平的衡量基准。据了解，在未取消农业税之前，收农业税和各种费是乡镇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而在中央大力推行税费改革后，乡镇工作的内容也随之出现了变化，过去为收税费而大量安排的人员需要分派新的工作内容。记者曾听到过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基层公务员待遇虽然不高，不过工作也很清闲，因此贡献与工资差不多相符。这是否是实情？

在记者驱车前往广安大龙乡调研的途中，车上的工作人员忽然认出路边一个正在匆匆赶路的行人正是大龙乡党委书记。

下车一问，得知正要赶到一个村里去查看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居改造情况。记者在随行的路上了解到，下村查看是他每天都例行的工作内容。并且，每个村都有乡干部驻守值班，吃住都在村上。

一路上，碰到的村民都在跟打招呼，看来他们对张很熟悉。连一个站在山坡上的村民发现了坡下路过的，都叫住了他：“张书记，苗子我是过两天再栽吗？”“嗯，你就照我说的时候栽就是了！”

记者向求证那个关于基层公务员工作量小因而贡献不大的说法时，他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工作量确有不同，但工作量小并不完全等同于贡献不大。就大龙乡来说，06年他刚到这儿时，乡镇干部确实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有的人上午来上上班，下午就进城去玩了。“你得给他派任务、打考核，不然真有人会成天找不到事做。在改变了激励机制和整顿了作风后，现在已经好多了。”称。

在村里，我们还遇到了乡里的人大主任，他正在帮村民给新长的苗子整理薄膜。介绍说，一些乡镇也许工作量没有那么大，但在大龙乡，公务员的工作还是比较繁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穿针引线的活儿并不轻松。”说。

据一位乡镇干部介绍，目前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抓一些项目工程，比如集资修路、乡镇建设等等。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会比较忙，有时连饭都得在工程现场解决。不过在没有项目建设的时候，日常工作确实比较轻松。

日前，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督查组强调：各地在推行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工作中，必须按照中央要求，确保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在“十一五”期间只减不增。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看来，在人员和工作量的平衡上，乡镇还需要继续探索。

上文提到，在调查问卷中“你觉得一份工作你最看重的因素”排序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将“收入水平”列在了前两位。那么，基层公务员最看重的另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答案是“工作能否实现个人价值”。而与之呼应的是，对“你觉得历次加薪存在的问题有哪些”这一问题，有约1/3的受访者选择了“工作本身难以体现个人价值，小幅加薪难以解决此问题”。

篇2

一、及时传达省市会议精神

首先是向区分管领导汇报省市会议精神及今年的工作打算，争取区领导对法制宣传工作的支持。其次是召开各乡镇司法所长及普法联络员工作会议，并与各乡镇和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签订全

年目标责任状，对全年工作进行部署，落实责任，分解任务。

二、结合实际，制定2012年法制宣传工作意见

今年2月份，我们根据省市会议精神，结合区情实际，认真制定《2012年法制宣传工作意见》，并将初稿发放给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意见》更具可操作性。并将联合区委宣传部向全区下发该文件。

三、强化制度建设，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今年以来我们对以前的各项制度，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制定完善了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公务员学法考核制度、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规范、流动人口学法规范等各项学法制度，为我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提供了保证。

四、形式多样，氛围浓烈，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际效果

1、报纸和电视动。不仅在《淮阴报》上把《条例》内容以知识问答的形式连载三期，而且电视台在中央1—10套、省、市、区电视频道用字幕连续一周滚动宣传，做到全覆盖。

2、标语和现场联动。在主要街道、工地、机关等地方悬挂标语47条，在最繁华、人员聚集的黄河广场进行现场咨询和宣传，发放《条例》和宣传资料200余份，扩展宣传的广度。

3、城市和乡镇联动。除了在主城区加大宣传力度，还把触角延伸到乡镇，在各个街道、大道上悬挂标语，力求做到无死角。

4、领导和民众联动。一方面派专人把《条例》送给各个乡镇主要领导和业务人员，并把《条例》主要精神简明扼要的书面向区、局领导汇报，另一方面深入机关、工地、广场、街道，接受宣传的广大民众达余人次，确保了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为实施从今年5月起实行的新《消防法》和《防震减灾法》，4月30日，我区举办培训班，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向红亲临培训班，并对学员们提出明确要求。5月份，区司法局根据季节特点，特制万把法制宣传折扇，送发给学校、机关、乡镇近百个单位3000余人，造成很大的宣传阵势，广大群众对这种新的普法方法很感兴趣，一致要求象这种别开生面的普法形式要多搞一些。

五、认真组织省级、区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申报工作

3月份，组织全区各乡镇申报区级民主法治村45个。5月份，我局深入基层了解各村和社区的实际情况，从中择优选出王营镇越河村、西宋集镇新园村、凌桥乡李庵村、徐溜镇韩庄村和王营镇西坝社区五个单位作为第五批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申报单位。申报单位确定后，我们深入各村，现场指导，帮助准备资料迎接省市检查验收。

六、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

坚持中心组学法制度。区委中心组在每月一次中心组学习中都安排法律法规的集中学习，并要求领导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以提高领导班子的法律素质、法治意识和依法决策能力。各乡镇、各部门认真开展了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培训，努力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区人事局下发了《淮安市公务员“五五”普法习题集》近3000册，并把习题完成情况纳入公务员年终考核范围，使法律知识成为全区公务员的必学内容。

七、落实青少年学法

依托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充分利用学校法制副校长和辅导员认真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义务教育法》、《国旗法》、交通法律法规、禁毒教育等活动。为扎实推进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6月2日-15日，区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司法局特别邀请了对青

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经验、江苏省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义务普法宣传员潘恒球老先生到10多所学校进行义务宣讲活动，听课学生达多人。潘老针对青少年心理特点，以一个个发生在青少年身边以及校园内外的鲜活案例，深入剖析了青少年犯罪心理滋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克服不良心理、预防犯罪等方面内容，听课学生深受教育。袁集初级中学扎实开展普法教育，以课堂教学为基础创造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把法制教育与课堂教育相结合，在思想品德、社会等课程中渗透法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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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年”活动，广辟就业服务平台。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加快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建设，采取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的方式，启动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年”活动，为企业、高校和应往届高校毕业生搭建共需交流平台，采取现场招聘、网络招聘、报纸招聘“三位一体”的办法，投入3万多元进一步加强了清江人才交流市场建设，设立了县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开通了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和信息平台，建立了本地生源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备案登记制，在市场求职、人事档案、户口托管等方面提供“一条龙”优惠服务，先后与有关部门共同赴武汉、宜昌等地招揽人才，加强与省内外人才市场联系，举办市县联动的人才供需见面会以及专场招聘洽谈会10余场，印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服务手册、联系卡2000多份，指导本地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1300余人。并进一步发挥政府相关部门主导推动就业的作用，多渠道、多种形式引进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半年来共与49名“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签订到基层服务协议，抓住县域经济和特色产业发展的机会首次引进储备65名高层次优秀人才。同时，不断扩宽县内外企业就业渠道，深入湖北三源水泥、三峡全通、锰特锰业、火烧坪铁矿等10多家企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了解企业人才配置情况和紧缺人才需求状况，为企业建立了动态人才储备库，半年来共安置高校毕业生160余人。

（二）以深入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为抓手，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深入贯彻执行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不断规范各项公务员管理制度，增强公务员队伍的职业认同感，敬业责任感。认真抓好公务员知识更新培训，加大公务员培训力度，积极配合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培训干部85人次。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筹建开通了公务员教育培训网上学习平台，解决了长期以来公务员工学矛盾及学习内容单一的问题。并建立健全完善公务员培训学时学分管理数据库，实行公务员培训情况定期验证制度，采取集中审验、组织抽查检查的方式，完成了对全县66个单位1626名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证书的审验登记工作，其中1553名公务员年度审验结果为优秀，73名公务员审验结果为合格。完成全县1626名公务员上一年度考核工作，其中被评为优秀等次483人，称职等次1143人，按相关规定落实了优秀公务员的奖励政策。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报请县政府对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等次的29人给予记三等功，对当年被评为优秀等次的215人给予嘉奖。同时，完成了全县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的登记上报工作，全县共23家事业单位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其中符合登记人员211人、暂缓登记44人、不予登记18人。目前基础审核工作全部结束，已按干部管理权限分别报送到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完成县森林公安分局18人过渡资格的审核及登记上报工作。制订全县公务员队伍补充计划，配合省市积极开展2012年度全县41名公务员招录工作，除公安系统及从村干部选拔人员外，24名乡镇、法院及检察院拟录公务员已完成最后阶段考察工作。

（三）以创新创业创优为目标，抓好专业技术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配合县委组织部、农业、科技等相关部门，开展《土家族自治县2012-2020年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编写的前期调研工作。积极搭建智力引进平台，开展“人才+技术+项目+基地”引进活动，为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村实用人才开展特殊评审，大力开发社会紧缺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建立乡土人才培育网络，全县“土专家”、“田秀才”以及各种能工巧匠等农村实用人才达到1194人，县级以上农村乡土拔尖人才达到88名。加快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培养工程，继续与长江大学、三峡大学等高等院校联合办学，开办林学专业学历培训班1期，培养急需专业人才48人；开办职称计算机和英语培训班2期，培训256人。同时，不断完善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竞争激励机制，颁发各类初级职称任职资格证书242人，按规定办理了相关聘任手续和兑现相应的工资待遇；及时启动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推荐评审工作，共推荐审核晋升中级职称人员申报108个、高级职称人员申报22个；完成了除教师以外的2106名专业技术人员的聘期考核与续聘工作；完成2名省管以上专家年度考核上报工作。

（四）以岗位设置管理为重点，深入开展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对全县事业单位各类人员进行广泛调研、逐个分析基础上，坚持“先入轨，后完善，制度优先，问题从简”的原则，稳步推进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和实施意见，结合实际制定了全县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方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会同教育、财政部门制定了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的具体实施办法。深入推进《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临时用工管理的意见》，加强合同聘用的管理，全县事业单位续签聘用合同317人，单位用人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完成了全县事业单位5635名工作人员的年度考核审核工作，被评为优秀等次787人，合格等次4848人。不断加强事业单位进出口管理，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教育、林业、农业、国土等部门事业单位新进人员积极推行“公开招聘”。

（五）以打造“阳光编制”为目标，加强机构编制工作。深化完善机构编制政务公开工作，切实打造“阳光编制”，对全县应上网公开的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的各项信息，全部上网公开，加强督办，定期逐条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半年来共更新机构编制、人员信息2563条，修改上传编制政务信息11条，公开率达到了100%，保证了编制政务公开质量。并按照“控制总量，限制增量，盘活存量，服务发展”的原则，坚持机构编制刚性管理，在从严控制总量的同时，实行动态调整，半年来共批准新设立事业单位机构1个，批准人员进编、调整36名，减少75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机构编制支撑。以服务和管理为主线，认真抓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共对281个事业单位进行了年检，事业单位登记年检率达100%；办理法人变更登记35个，事业单位注销登记2个。同时，认真贯彻上级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做好县政府机构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对全县原地方自定的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和工勤编制予以核销并进行置换，对县森林公安派出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及职能进行了规范，将县文化体育局承担的指导电影发行、放映、监管等工作职责划转县广播电视局管理。

（六）以实施“双服务”工程为重点，提升人事公共服务水平。围绕“双服务”工程，将全县支柱产业、重点项目、优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纳入人事部门重点服务范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有针对性地提供人事公共服务。积极推进高校毕业生引进和储备机制建设，援助特困家庭毕业生就业23名。强化人事信息化建设，建成了人事办公自动化系统，对清江人才网进行升级，为企业及广大求职人员提供良好的就业信息及服务。开通了“专业技术人员网上学习平台”，全县2154名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网上培训报名及学习，对每位学员的学习过程和阶段情况及考试结果实现完整的系统跟踪记录，保证了学习效果。认真落实各项工资福利以及年休假政策，按照到龄即退政策办理退休手续69人；提高了全县59名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生活待遇；对全县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45人进行了年度审核。新增派遣单位2家，新增派遣人员20人次。积极开展“人事考试安全年”活动，保证各类人事考试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继续深入实施服务新农村建设活动，认真抓好98名“一村一名大学生”跟踪培养工作，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积极化解移民、农业、建设等部门的改革遗留问题。

（七）以综合协调为手段，统筹做好其他各项人事工作。切实落实企业干部解困政策，对我县符合条件的64名企业退休干部从2012年1月起调整了生活费，人平月增资62.8元，并根据我县职工工资水平，对我县再就业的4名干部调整了生活费，人平月增资80元。高度重视工作，积极化解工资、人事等矛盾纠纷，坚持来访必接、来信必处，确保了非正常上访“零记录”。加强人事调研宣传工作，完成《年鉴》人事编制工作相关内容撰写，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人事课题调研，半年来共完成人事信息及调研文章116篇，其中在市级以上网络报刊发表人事信息27篇。完成全县79名“三支一扶”大学生年度考核，其中对年度进岗的46人办理了转正定级手续。同时，认真做好综治维稳、人事争议仲裁、档案整理、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甲型流感预防等工作。

（八）围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抓好机关自身建设。按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求，围绕“能力建设年”和“作风建设年”活动主题，努力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廉洁型和效能型“五型”机关。扎实开展了“走百村、进百企、问百计”以及“解放思想大讨论”主题调研活动，深入结对共建的资丘村开展“四送”活动，切实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处理重大问题，不断优化队伍结构，不断充实新鲜血液，做好党员学习教育工作。坚持勤俭办事，大力倡导艰苦奋斗作风，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大力压缩行政经费开支和机关运行成本，杜绝浪费。坚持以政务公开为手段，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监督检查，规范党务政务公开渠道，从党政机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聘请了12名人事编制行风政风监督员，扎实开展了第10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同时，强化目标考核，坚持工作任务一月一部署，一月一检查。加强责任目标管理，将平时阶段性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纳入综合目标考核内容，实行分级量化评比，进行综合考核，完善激励机制，有效地调动积极性，为人事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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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Ordered 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98-09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村官制度执行十余年来，一些地区陆续出现了大学生村官不同程度的流失问题。江苏省海安县于1999年7月面向全县招聘78名大中专毕业生村官，3年后这些村官几乎全部离开了村干部的岗位[1];四川省1999年开始通过志愿者服务、下派等形式先后选派了8 600多名大学毕业生到村（社区）工作，截至2007年7月，仍在村（社区）工作的不足3 000人，流失率高达70%以上[2];近年来大学生村官流失率高并呈上升态势[3]。如果说第一次选择从事大学生村官工作是勇敢的尝试，那么第二次选择就是对自己职业发展道路的设计与规划。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1.关于留任意愿。已往的研究中，涉及留任意愿的文献较少。大部分研究者都是把留任意愿当作离职倾向的反面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留任意愿的确是离职倾向的反面，当一个大学生村官具有较强的离职倾向时，就必然具有较弱的留任意愿;反之，当他具有较弱的离职倾向时，就必然具有较强的留任意愿。但是，留任意愿绝不等同于离职倾向，一个大学生村官，是否选择继续留任取决于多种因素，有些因素能够增强留任意愿，但是这些因素却不一定能够减弱离职倾向，反之亦然。

留任意愿是指员工意识到并且通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继续留在组织中的行为[4]。组织文化能影响员工留任率[5];态度性承诺（组织承诺）、身体状况和工作安全感可增加员工的留任意愿，而工作危害降低留任意愿[6];令人尊敬的上级及上级对员工的职业发展和工作上的关怀能够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而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能够提高员工的留任意愿[7，8];良好的工作环境也能增加留任意愿[9]。工资报酬、社会声誉、规范化村治制度的运行效果以及发展机会等能够有力地增进村干部的工作满意度，提高村干部的留任意愿[10]。改善村干部办公条件及其物质报酬，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有利于降低村干部工作难度评价，提高工作积极性，增加留任意愿[11]。

2.关于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的概念起源于梅奥的霍桑实验。工作满意度就是个人对整体工作的感觉程度，是一种对生理、心理和环境等各种因素感受的总和，包括对其工作的喜欢与不喜欢[12，13]。学术界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测评普遍认为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比较准确，当前发展较成熟的问卷基本测量工具包括：Spector的工作满意调查;康奈尔大学的Smith，Kendall，Hullin 等人的工作描述量表;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即MSQ量表;Hackman和 Oldham（1975）工作诊断调查。Chen G和Ployhart[14]通过建立模型来说明工作满意度和员工留任意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当雇员的工作满意度下降到某一特定的阈值时，会从工作保持状态突变到离职状态[15]。

3.关于社会支持。早前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支持的概念，从社会行为性质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是来自于他人一般性或特定的支持，这种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16]。另一方面是社会互动关系，社会支持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团体之间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能改善应付短期挑战，应激和（社会关系）剥夺的能力[17]。社会支持包括可见的实际的支持（如直接物质援助和社会网络）， 也包括体验到的情绪上的支持（如被理解、被尊重的体验及其满意感）[18，19]。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与相关性[20]。

4.关于晋升机会。要提高工作满意度，组织需要为雇员提供清晰的晋升机会。晋升机会是影响雇员绩效的外在激励因素[21]。当工作拥有更多的晋升与发展机会， 职工会对既定水平的薪酬表示出更大的满意度[22]。职位晋升是一种隐性的激励[23]。

（二）研究假说

笔者先后走访陕西省西安市周边15个行政村，随机选取了36名大学生村官进行详细访谈，发现当前大学生村官最关心的是任职期满的出路问题。另外，影响他们留任意愿的主要因素还有工资待遇，社会的认可、支持以及对工作的满意度等。在这36名大学生村官中，有32名表现出强烈的留任意愿，占到了89%。因为笔者走访的是西安市周边行政村，离西安市区较近，交通便利，村里基础设施良好，因此这里的大学生村官表现出强烈的留任意愿在情理之中。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及笔者在农村的前期调查资料，本文将影响大学生村官留任意愿的因素归纳为6个方面，即个人属性（包括年龄、性别、婚育状况、从事村官的年限、入学前的户口类型、专业、学历）、收入（包括工资收入与各种补贴）、晋升机会（进入事业编制或者公务员序列）、社会支持（包括家人的支持，村民的认可，领导的认可以及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以及对工作整体的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大学生村官的收入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2：家人的支持度、村民的认可度、直接领导的认可度、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与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3：大学生村官晋升机会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4：大学生村官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5：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正相关。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调查采用现场问卷填写及在线问卷填写相结合的方式，对陕西省全省大学生村官进行随机发放，在线问卷的浏览量达到1 035次，共获得284份问卷，经检验，共有282份有效问卷，涉及230个行政村。问卷除个人属性及任职地等信息外，均采用李克特式（Likert scale）五点式量表。问卷的最后设计了一个情景模拟实验。本研究使用SPSS22.0及Stata12.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

表1是用于计量分析的主要变量，从收入、社会支持、晋升机会、对工作的兴趣、工作满意度这5个指标来看，社会支持度最高，社会支持的4个子指标的均值都达到了3.5以上，说明社会对大学生村官普遍比较支持。排在其次的是对工作的兴趣，均值是2.762 4，介于“没兴趣”与“没感觉”之间。排在第三的是工作满意度，只有2.315 6，反映出大学生村官对于当前自己的工作整体上并不满意。排在第四的是晋升机会，对于晋升机会的满意度比较低，只有2.085 1，反映出大学生村官对于当前的晋升政策不满意。而排在最后的是收入，只有1.992 9，均值介于“非常不满意”与“不满意”之间，反映出大学生村官对当前的待遇非常不满意。在被调查的大学生村官中，男性较多（占到了66%），未婚人数较多（占到了52%），从事村官的年限在3年以内的人数较多（占到了63.1%），入学前的户口类型为农村的人数较多（占到了61.7%），在大学里所学专业属于文史类的人数较多（占到了56.4%），本科学历占比最高，达到了81.6%。

四、实证分析

（一）Kendall’staub 非参数相关性检验

从表1可以发现，本文分析的变量多为有序类别变量，故采用Kendall’staub相关性检验方法。借助SPSS22.0统计软件包实现这一检验。限于篇幅，变量名称均用Xk代替，X1-X14依次表示性别、年龄、是否婚育、从事村官年限、入学前户口类型、专业、学历、家人的支持度、领导的认可度、村民的认可度、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对工作的兴趣、收入的满意度、晋升机会满意度。检验结果见表2。

二）Ordered logistic模型回归

相关性分析主要是对各变量与留任意愿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而回归分析主要是对各变量与留任意愿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以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由于本文所分析的因变量（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为有序类别型变量，故采用Ordered Logistic 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形式如下：

Y*k=X′k β+εk （1）

（1）式中，Y*k 是一个潜在变量，不可观察，可观察的是Yk，Yk表示在{1，2，…，m}上取值的有序响应;Xk是解释变量向量;β是待估参数向量;εk是随机解释变量，E[εk|Xk]=0，εk∈（0，σ2k），σ2k 是εk的方差。

借助Stata12.0计量经济软件包对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表4。

1.个人属性因素。从性别来看，男性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更强于女性。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地点在农村，生活的便利性、舒适性远不及城市，而女性对于外界环境的承受能力要低于男性。此外，由于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普遍存在，特别是在传统的农村对女性就业的这种性别隔离现象更加严重，因此，在同等政策环境、工作条件和个人条件下，女大学生村官不能享有和男大学生村官同等的发展机会，尤其在高职位之上（村级副书记或副主任），男性大学生比女性大学生拥有绝对优势[24]。而女性大学生村官经常得不到重视，被分配以辅、配合性的简单工作[25]。从而挫伤了女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积极性，使她们的工作满意度随之降低，进一步降低了其留任意愿。这与Hargreaves和Fink[26]的研究结论一致。

年龄与工作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而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大学生村官即使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去报考公务员或研究生，或者重新寻找工作都会有所限制，换言之，继续从事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机会成本在一直降低。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留任。这与Chan[27]研究结果相同。

大学生村官中已婚比未婚的工作满意度低，但已婚比未婚的留任意愿高，并且婚育状况与留任意愿在统计上非常显著。2006年美国薪酬协会系统总结并提出了总报酬模型，首次将平衡工作与生活作为报酬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模型。也就是说，平衡工作与生活也会影响工作满意度。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已婚（或已婚已育）的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中更加感觉力不从心。而已婚（或已婚已育）比未婚的留任意愿高是因为已婚的人所担负的家庭责任更重，也更渴望稳定，而重新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又比较高，因此，已婚的比未婚的更倾向于继续留任。此外，还有一些大学生村官已经在农村成家，无法离开，对于他们来说，继续留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从事村官的年限与工作满意度负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普遍存在着职业困境，具体表现为政策安排与工作实践之间存在矛盾、村民和村干部不理解、不支持以及大学生村官自身能力有限。随着从事村官年限的增长，这些矛盾会愈加突显。因此年限越长，对工作越不满意。而从事村官的年限越长，可能越习惯于这里的环境，习惯于这个岗位，因此，留任意愿也会更加强烈。

入学前的户口类型与大学所学专业对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在统计意义上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已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专业与工作的一致性程度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28，29]”;“专业与岗位匹配度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30]”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村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就工作内容而言，多属于政策宣传、文书、管理等文职性质。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关于大学生村官日常工作的内容设置了一个多选题，结果显示：在282个样本中，有13个（4.58%）参与村务决策;9个（3.17%）从事技术工作;70个（24.65%）从事文书工作;27个（9.51%）从事日常管理，其余165个（58.1%）并无明确工作内容，哪里有事去哪里。因此，这种并没有具体工作内容的工作，不能体现出专业的差异性。

学历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负相关。随着学历的升高，将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换言之，受教育年限越长，担任大学生村官的机会成本越高[10]。Sourdif[31]也指出教育程度与留任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2.社会支持因素。本研究结果表明，家人的支持度、单位领导认可度、当地政府重视度与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回归系数与Z统计量的值来看，当地政府重视程度与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呈现最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家人的支持度。父母对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支持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32]。第三，是单位领导的认可度。而村民的认可度与工作满意度呈微弱的负相关。相比较而言，村民的认可对留任意愿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村官由于政策和实践的脱节，经常接触不到村民。这也说明目前存在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的初衷是为“三农”服务，也就是要为农民传播先进的农业技术，而现实中，这些大学生村官很多根本接触不到村民，作用并不能发挥。

3.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有研究表明，当工作更加有趣、拥有更大的工作安全、更多的福利和发展机会，职工会对既定水平的薪酬表示出更大的满意度，这也是符合亚当斯密补偿性工资差异的理论假说[22]。

4.收入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收入与工作满意度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28]。货币激励形式比其他激励形式能够导致更大的绩效改善[33]。收入水平直接关系着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

5.晋升机会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与留任意愿显著正相关。从回归系数及Z统计量值来看，晋升机会与工作满意度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及Z统计量的值均为最大，也就是说，晋升机会最能影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这也与最初的访谈中，大学生村官最关心的出路问题相一致。已有的研究也表明，职位晋升的激励是一种重要的隐性激励[34]。

五、进一步论证：模拟实验

为进一步检验第四部分实证分析的结论，笔者利用系列情景调查资料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调查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大学生村官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题目是对留任意愿的进一步验证。第二部分设计了一系列假设的情景，即假定在各种预设的项目能够实现的前提下，要求大学生村官就能否提高他们留任意愿做出相应的选择。例如，情景调查的提问方式为“假如采取以下措施，您认为能否提高大学生村官的留任意愿（请在相应项目后选择并打）”。

根据模拟实验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1.当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普遍较低。情景实验结果显示，有145人（51.06%）考虑过辞去目前的工作;有88人（30.99%）已经开始计划辞去目前的工作;211人（74.3%）想去寻找其他的工作机会。

2.提高大学生村官的收入水平能够增强工作满意度，但是小幅度提高并不能增强他们的留任意愿。大学生村官当前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1 000～1 500元（15.14%），1 500～2 000元（31.69%），2 000～3 000元（50.35%），而他们对工资的期望达到2 000～3 000元（17.61%），3 000～4 000元（55.28%），4 000～5 000元（23.24%），也就是说，几乎要提高现行工资的100%才能达到他们的预期工资水平。笔者在访谈中也发现，许多大学生村官抱怨，当地公务员的收入是他们的数倍，而他们却做着和公务员同样的工作，甚至比他们更加辛苦。公平理论认为，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J.S.亚当斯，1962）。有学者也指出，村干部工资的合理与否，不是取决于绝对收入，而是取决于其在特定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35]。2014年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 378元，其中专科生为2 285元、本科生为3 278元、硕士生为5 461元、博士生为8 800元，而大学生村官中的绝大多数远低于平均起薪标准。大学生村官的补贴标准原则上是“比照本地乡镇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水平确定”，但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村里并没有额外的补助占到了282个样本中的276个（97.18%），而地方政府为大学生村官不缴纳或者拖欠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更高达65%。在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条件下，大学生村官整体的工作满意度和留任意愿表现出了较低的水平。

3.留任意愿与大学生最初选择从事村官工作的动机紧密相关。笔者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曾用Stata12.0做过分类统计，发现有一类人，无论怎么样的激励都不能显著影响他们的留任意愿。在调查从事村官工作的动机时发现，热爱农村，想为农村做贡献（26.41%）;适应农村的工作环境（3.52%），就业压力大，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先混口饭吃（13.03%）;积累基层工作经验，谋求更好的发展（35.56%）;村官经历对于考研、考公务员的优惠政策吸引（17.25%）;随大流（1.41%）;其他（2.82%）。其中最多的是积累基层工作经验，谋求更好的发展，那么，对于这一类人，只是把村官工作当成一个跳板，一有机会就会离开。

4.延长大学生村官任期及对大学生村官进行技能培训并不能增强他们的留任意愿。在此次情景实验中，谈及技能培训时，持肯定态度的只有92人（32.39%），而在谈及延长任期时，55人（19.37%）持肯定态度，107人（37.68%）态度模糊，而占最大比重的122人（42.96%）做出了否定回答。

5.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对增强大学生村官的留任意愿作用有限。这是因为，虽然政策上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不能贷”“不愿贷”“不敢贷”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是缺乏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服务措施，另一方面能提供贷款的额度都非常小，而贷款的代价又非常高，再者，贷款的风险也比较高。而有的地方虽然已经设立了大学生村官创业就业专项基金，可是要申请这种基金手续非常繁琐，例如，“需要乡镇党委推荐，县级担保公司确认，能够带头富、带民富，资金有明确合理用途”“或者有科技厅、农委、扶贫办等相关政府部门支持和扶持的项目，且要求大学生村官具备一定的收益和还本付息能力等”这一系列的限制。在访谈中也发现，对于专项基金，大多数大学生村官表示基本不抱有任何希望。

6.提高大学生村官工作的自主性及加入公开、透明的绩效考核对增强大学生村官的留任意愿效果模糊。从情景实验的数据来看，对于工作的自主性与留任意愿的关系，143人（50.35%）态度不明确。而对于加入公开、透明的绩效考核能否增强留任意愿的问题，142人（50%）态度模糊。

7.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直接晋升事业编制及增加晋升为国家公务员等政治机会对增强大学生村官的留任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前大学生村官最关心的就是出路问题。在访谈中，他们几乎都有同样的顾虑，“我们爱这份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情愿将青春奉献给农村，可是最怕一纸解约书阻断了我们的所有梦想”。大学生村官计划自2008年全面推进以来，到2014年，6年时间正值两届期满，一些地方将2008年选聘的且未担任“村两委副职及以上”的大学生村官全部解聘，引起了后续这些村官的极大恐慌。这样的政策，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有的甚至基本没心思工作，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复习考公务员等，为将来任职期满做打算。

六、结论

本文利用第一手的大学生村官问卷调查资料，对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普遍较低;留任意愿与大学生最初选择从事村官工作的动机紧密相关;大学生村官的性别、年龄、从事村官年限、婚育状况、学历等人口学特征对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影响显著;社会各界对大学生村官的重视与认可对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紧密相关;提高大学生村官的收入水平、实行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直接晋升事业编制的政策以及增加晋升为国家公务员等政治机会能够显著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并增强其留任意愿。但是，让大学生村官参加技能培训、延长大学生村官任期、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大学生村官创业、提高大学生村官工作自主性、加入公开、透明的绩效考核等对于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的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陕西省的调研资料得出的，因此，所得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更大范围的抽样检验。

参考文献：

[1] 胡建兵，吴雪琪.“接力工程”缘何成了“半拉子工程”――江苏省海安县选聘大学生“村官”的追踪调查[J].小城镇建设，2002（7）：9899.

[2]范华关.大学生村官流失应实事求是分析（读者论坛）[N].人民日报，20070807（09）.

[3]施丹.差序格局下个人――组织匹配对大学生“村官”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3（8）：6171.

[4]Tett R P，Meyer J P.Job Satisfaction，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Turnover Intention，and Turnover：Path Analyses Based on Metaanalytic Findings[J].Personnel Psychology，1993，46（2）：259293.

[5]Sheridan J anizational Culture and Employee Retention[J].Academy of Mmanagement Journal，1992，35（5）：1 0361 056.

[6]Iverson R D，Roy P A.Causal Model of Behavioral Commitment：Evidence From a Study of Australian Bluecollar Employee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4，20（1）：1541.

[7]Koch S S.What Gets Them and What Keeps Them：Career Motivations of Nonacademic Administr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M].ProQuest，2006：9395.

[8]M Buekingham，C Coffinan Firs.Break All the Rules[M].Simon&Sehuster Adult Publishing Group，2002：111120.

[9]Grossman S J，Hart O D.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691719.

[10]王征兵，宁泽逵，Allan Rae.村干部激励因素贡献分析――以陕西省长武县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9（1）：5172.

[11]郭斌.村干部工作行为规律及激励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57.

[12]Martin T N，Price J L，Mueller C W.Job Performance and Turnover[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1，66（1）：116.

[13]Hoppock R.Harper Job Satisfaction[M].Oxford;England，1935：303.

[14]Chen G，Ployhart R E， Thomas H C，et al.The Power of Momentum：A New Model of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Change and Turnover Inten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1）：159181.

[15]Sheridan J E，Abelson M A.Cusp Catastrophe Model of Employee Turnov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3，26（3）：418436.

[16]Demaray M K， Malecki C K.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aladjustment for Students at Risk[J].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2002，39（3）：305316.

[17]Caplan M D.Mastery of Stress：Psychosocial Aspects[J].Am J Psychiatry，1981（138）：413.

[18]Langford C P H，Bowsher J，Maloney J P， et al.Social Support：A Conceptual Analysis[J].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1997，25（1）：95100.

[19]肖水源，杨德森.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4）：183187.

[20]王郁智.护理人员留任意愿因素之研究[D].台湾慈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9798.

[21]Manolopoulos D.What Motivates R&D Professionals？ Evidence From Decentralized Laboratories in Greece[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6，17（4）：616647.

[22]Keaveny T J，Inderrieden E J.Gender Differences in Pay Satisfaction and Pay Expectations[J].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2000：363379.

[23]孟令国.职位晋升的隐性激励效应[J].广东社会科学，2008（1）：5156.

[24]郭斌，甄静，王征兵，等.大学生“村官”现状、困惑、培训效果及其需求――基于陕西省150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2（11）：114117.

[25]张亚楠.大学生村官职业困境及性别差异――一个对大学生村官的个例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44.

[26]Hargreaves A， Fink D.The Seven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Leadership[J].Educational Leadership，2004，61（7）：813.

[27]Chan M F，Luk A L，Leong S M，et al.Factors Influencing Macao Nurses’ Intention to Leave Current Employment[J].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9，18（6）：893901.

[28]Vila L E，GarcíaMora B. Educat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Job Satisfaction[J].Education Economics，2005，13（4）：409425.

[29]Wolniak G C，Pascarella E T.The Effects of College Major and Job Field Congruence on Job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5，67（2）：233251.

[30]Smart J C，Elton C F，McLaughlin G W.Personenvironment Congruence and Job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1986，29（2）：216225.

[31]Sourdif J.Predictors of Nurses’ Intent to Stay at Work in a University Health Center[J].Nursing & Health Sciences，2004，6（1）：5968.

[32]钟桂荔.外部环境影响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实证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3）：110.

[33]Locke E A，Feren D B，McCaleb V M，et al.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Four Methods of Motivating Employee Performance[J].Changes in Working Life，1980，363（1）：388.

[34]孟令国.职位晋升的隐性激励效应[J].广东社会科学，2008（1）：5156.

[35]王征兵.村干部合法收入标准的确定――以陕西省兴平市西吴镇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7680.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Leaders’ Intent to Stay in Their Posts

HAN Jin1，WANG Zhengbing1*，PENG Jie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23001， China）

篇5

一、基本情况

2011年底，区委专门成立课题调研组，对我区的机关纪律作风和效能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从调研的情况看，区级机关各单位通过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机关效能建设，机关纪律作风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调研组将存在的问题概括为8个字，即：僵、庸、梗、冷、卡、慢、肿、松。区委、区政府对调研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调研组提出的建议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书记办公会议、区委常委会、区党政联席会议、区四套班子会议来商量讨论。在听取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2011年2月份，区委、区政府作出决定，以实施“治庸提效”专项行动为载体，在全区开展“执行力建设年”活动，加强机关纪律、作风和执行力建设。3月20日，召开了由全区公务员和具有执法、审批职能的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近2000人参加的“执行力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市委副书记周国辉专程到会讲话，黄志平书记在会上就“治庸提效”专项行动，提出了“七个务必”和“五个决不”。全区各单位和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了“执行力建设”大讨论活动，查找存在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宣传部门和媒体对各地各单位的“治庸提效”工作情况进行了宣传和跟踪报道，电视台和《今日》分别开设了“治庸提效”专题节目和专栏。区执行力建设办公室编发了28期《执行力建设简报》和《“治庸提效”督查通报》，使工作情况及时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全区在宣传上形成上合力，营造了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针对有关职能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禁止了允许、允许了禁止”的现象，区执行力建设办公室协助区委、区政府制定了《区“治庸提效”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重点对决策失误、违法行政、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等12种行政行为进行责任追究。针对有些职能部门中层干部“馒头大于蒸笼”的“中梗阻”现象，出台了《关于全区中层(股级)干部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在全区开展中层(股级)以下干部轮岗和交流工作的实施意见》，重点对中层干部退出机制、跨地域跨部门轮岗交流和竞争上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和实践。去年，共对204名机关中层干部实施了单位内部轮岗，13名机关中层干部实施了跨地域、跨部门交流。全区共有93名到龄干部从中层岗位上退下来，激活了中层干部队伍的活力。

为了突出“治庸提效”活动的实际效果，区委还出台了《区“治庸提效”评议办法(试行)》，对全区30个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单位及36个职能科室的工作情况进行了绩效评议。在具体评议中突出了“两个转变”，即评议主体由“局外”人评议向企业、群众、服务对象“局内”人转变，评议方式由背对背评议向面对面、公开质询评议转变，注重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群众满意度”占了很大的比重。

二、特点和成效

(一)领导重视，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治庸提效”活动，主要负责人亲自抓“执行力建设”工作。全区76个单位和部门先后成立了“执行力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基本上做到了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机构到位、制度保障到位。

(二)整合资源，建立了有效的监督网络。区执行力建设办公室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作用，积极搭建各种督查平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明查暗访和专项督查。一是充分发挥“治庸提效”监督员的作用。区执行力建设办公室从老干部代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界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中聘请了186名“治庸提效”监督员，对区委、区政府的决策落实和执行等环节进行监督，形成了多层面的社会立体监督体系;二是发挥投诉专线、“治庸提效”监督箱的作用。开通“治庸提效”专线投诉电话，并在区行政大楼、区并联审批中心、区建设局、区国土资源分局等地设立“治庸提效”监督箱，受理群众投诉，并做好跟踪回访。活动开展以来，共受理群众来电、来人、来信投诉71起，办结71起，并进行跟踪回访，群众反映效果较好;三是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利用网上12345，对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跟踪关注，掌握线索，解决处理了一些影响机关效能和作风建设的人和事;四是组织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明查暗访。组织“治庸提效”监督员和效能与行风监督员对机关单位的办事效率、窗口的服务质量、乡镇站所的纪律执行等情况进行了9次明查暗访，对违反“四条禁令”、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以及承诺不兑现等情况进行了责任追究。

(三)敢动真格，警示效果明显。一是对36人(次)进行了“治庸提效”责任追究，其中批评教育3人次，口头效能告诫1人次，通报批评15人次，扣发奖金11人次，建议免职1人次，党政纪立案3人次，移送司法机关2人次。二是对区并联审批中心有关职能部门窗口的申办事项、服务承诺、办结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如：授权不够到位;人员配备不强;存在“收权”现象;办事不及时;服务态度不够耐心;工作不够细致等问题作了专门通报，并责成有关单位进行整改。三是专门召开了“治庸提效”工作通报会，对“治庸提效”监督员反映的典型问题逐一进行通报，对一单位不按规定、超范围收费的问题进行了查处，目前正在处理之中。

三、存在问题

“治庸提效”活动总体来说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机关的作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有些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少数单位和工作人员工作热情不高，做事缺乏激情，抓落实力度不够;少数单位和工作人员办事死扣框框，缺少灵动和变通;少数部门科室之间、工作人员之间各说各话，缺乏团队精神;少数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行政“乱作为、慢作为”，“馒头大于蒸笼”，“吃拿卡要”;少数部门与部门之间互不卖帐，协调问题上推诿扯皮……以上各种现象概括的可能不尽准确，但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些问题，这说明机关单位的服务意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

篇6

案例：

最近，有媒体报道：广州市劳动执法、总工会、公安、建委等八部门在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联合检查时发现，广州市萝岗区一家规模较大的世界500强企业的子公司，使用实习生多达1200多名，人数竟超过了正式员工，监管部门勒令其短期内进行整改。据了解，由于劳动力缺口大和行业生产季节性因素，电子制造业超时加班情况普遍，一些企业常常通过大量聘用实习生的做法来保证生产。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子公司有正式员工1100多名，劳务派遣工900多名，而聘用的中专、技校的实习生竟多达1200多名，比该企业正式员工的数量还多，远远超过广东省有关法规的上限。这1200多名实习生年龄在17至18周岁之间，主要是来自湖南、四川、甘肃等省的中专、中技学校三年级在校生。该企业和实习生所在学校签订了集体协议，但没有明确一旦出现工伤和安全责任等情况如何处理。在企业与实习生本人签订的协议上，只写明了每月正常工作的实习补贴为1030元，另有食宿补贴352元。据相关人员透露，这些实习生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就立即和正式员工一样每个月高负荷加班上百个小时，远远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36小时。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实习生在一年实习期满后，只要考核合格并本人同意，即转为该厂正式员工。

针对上述案例对下列问题进行分析：该企业1200多名实习生与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该实习生是否可以要求支付加班工资以及因工受伤后是否可以享受工伤待遇？

分析：

一、该企业实习生与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目前，在我国法学界，学者及法律人士对在校实习生是否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受劳动法调整。理由为：《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该意见对不适用劳动法的主体做了列举式的规定，但该规定并未将在校实习生包含在不适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况且，现行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也并未明文规定在校实习生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在校实习生可以与实习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理由为：在校实习生的身份是在校学生，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其实习行为只是在校学习的一种延伸，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就业；况且，《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也明确规定：“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基本上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即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但在校实习生取得毕业证书后仍处于实习期限的，自取得毕业证书之日后的实习期属于劳动关系，受劳动法调整。

但笔者认为：在校实习生也可以与实习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首先，《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该条明确赋予包括实习生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享有劳动的权利，即从国家根本法的层面上赋予了实习生的劳动者资格。

其次，如第一种意见所述，《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及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并未将在校实习生列为不适用劳动法调整范围，也就是说，在校实习生与一般公民一样，都享有劳动的权利，具有劳动者资格。另外，从《劳动法》第十五条“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分析：只要履行了审批手续，且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这一期间也属于在校学生），即便是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可以招用（即可以成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此，从该条也可以得出：现行劳动法并未将在校学生排除在劳动者的范围之内。

再次,笔者通观众多案例及反对者（认为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者）的观点，几乎都以《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认为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反对者之所以得出反对结论，其核心之处在于将“勤工俭学”与“在校实习”混同。但笔者认为，“勤工俭学”与“在校实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勤工俭学”是指利用学习以外的时间参加劳动，而以劳动所得维持生活。其侧重点在于学习，以工养学。如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做家教、促销等兼职。而“在校实习”则不同，“在校实习”实际上是在大、中专等高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学校所规定的课程已全部或基本修完的情况下，由学校统一分派或自己寻找实习单位，并经实习考核合格后最终在实习单位正式工作的过程。在校实习的侧重点主要是工作，一般不再继续在校学习，只是准备毕业论文、等待论文答辩及领取毕业证书。据笔者了解，很多职业中专的在校实习生，他们在第三学年实习时根本不再继续上课，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实习单位的工作中，干着与一般劳动者同样负荷的工作，只是等待着领取毕业证书。他们完全具备了进行专职劳动的时间条件及法定年龄条件，与一般劳动者并无实质区别。所以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的“勤工俭学”并非指“在校实习”的情形，反对者据此认为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显然缺乏法理依据，同时也不符合保护在校实习生合法权益、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同工同酬以及不符合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

结合本案例来讲，该公司1200多名实习生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就立即和正式员工一样每个月高负荷加班上百个小时，干着同样的工作，该实习也并非是学校组织的实践性教学；而且，这些实习生在一年实习期满后，只要考核合格并本人同意，即转为该公司正式员工。因此，笔者认为，该公司1200多名实习生与正式员工在具体劳动分工上并无异议，人身关系也具备明显的依附性（即劳动力受该公司管理及支配），完全具备一般劳动者的外在表现形式，不能因为劳动者的学生身份就非法剥夺了其作为劳动者而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企业以“招收实习生”为名，实际上是为了规避相关法律规定，达到不缴社保费用、不支付加班工资、使用廉价劳动力从而降低运营成本之不法目的。

二、该实习生是否可以要求支付加班工资以及因工受伤后是否可以享受工伤待遇？

在我国，在校实习生是否可以要求支付加班工资的问题，无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均未作规定。只是教育部、财政部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中对实习生的加班及实习报酬问题做了一些规定，如“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实习单位应向实习学生支付合理的实习报酬”，以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也有类似规定，如该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学生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应当按照同岗位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向学生支付实习报酬，具体比例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予以确定。”、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得安排学生周实习时间超过四十小时；”。但对出现加班问题时的报酬问题却只字未提。

对于实习生因工受伤后是否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对此也是规定的各不相同。

北京：

北京市《关于工伤保险工作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七）项“一、工伤认定(七)在校学生到用人单位实习期间发生伤亡事故的，不属于《条例》（工伤保险条例）调整范围”明确将在校实习生排除工伤保险条例调整范围之内，从而间接否认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明文剥夺了在校实习生的工伤待遇资格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研讨会纪要》（苏劳仲委[2004]1号）第二条“二、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的若干问题……2、在校学生勤工助学或实习与用人单位发生的工资报酬等争议的受理问题。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故在校学生不符合就业条件，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在校学生勤工助学或实习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双方发生的工资报酬等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也以《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为由，明文规定在校学生勤工助学或实习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明显将“勤工俭学”扩大解释为“勤工助学或实习”，显然损害了在校实习生的合法权益。

河南：

《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等学校学生在实习单位由于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参照本条例规定的标准，一次性发给相关费用，由实习单位和学校按照双方约定承担；没有约定的，由双方平均分担。”。该条虽然规定了在校实习生在发生工伤时参照条例的标准发给一次性补偿，但仍将在校实习生排除在一般劳动者的范围之内。

中央政府及各部委：

如劳动部，其在1996年制定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失效）第六十一条规定：“到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实习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学生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由当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发给一次性待遇”。该规定显然也将在校实习生排除在一般劳动者的范围之内。但国务院在2003年制定，及在2010年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中，对在校实习生发生工伤的处理情况只字未提。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国务院事实上是对劳动部有关实习生规定的消极否认或间接否认？

另外，教育部、财政部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中对实习生的权利义务也做了一些规定，如“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实习单位应向实习学生支付合理的实习报酬。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扣发或拖欠学生的实习报酬”、“建立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家长经常性的学生实习信息通报制度。学生到实习单位顶岗实习前，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本人或家长应当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学校和实习单位应当加强对实习学生的实习劳动安全教育，增强学生安全意识，提高其自我防护能力；要为实习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相关保险，具体事宜由学校和实习单位协商办理。实习期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依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从该办法中也可以看出，教育部及财务部也间接否认了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且明确规定在校实习生在实习期间发生人身伤害时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处理，从而排除了适用或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可能。

因此，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更多的倾向于“在校生实习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就业，不受劳动法调整”。若按该观点，自然也就不存在获得加班费及享受工伤待遇一说。不过，也有一部分省份规定在校实习生发生工伤时，实习单位应该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偿。

但笔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根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第七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之规定，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只能制定属于地方性事务以及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进行具体性规定的事项。而劳动权属于全体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显然不具有地方性。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及规章无权对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作扩大解释，更无权剥夺在校实习生在发生工伤时所应享受的工伤待遇资格。本案例中涉及的该1200多名实习生所在的学校及实习单位并未制定所谓的实习计划，也没有按照实习计划为实习生提供指导或教学，而是干着与所学专业几乎不相符的工作，无论是工作时间、工作种类以及劳动程度上与正式职工均无差异。况且，如前所述，在校实习生并未包含在不受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内。因此，笔者认为:本案例中的1200多名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事实劳动关系”，当然可以依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要求支付加班工资及在因工受伤后享受工伤待遇。

维权建议：

基于在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在校实习生实习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就业，与实习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因此笔者对实习生维权提出以下建议：

1、应签署一份比较完善的实习协议。在实习协议中对实习报酬、工作时间、加班报酬、实习过程中发生伤亡的处理及人身意外保险的投保、以及未依约支付实习报酬的违约责任、发生纠纷后的处理等进行明确约定。

2、对于实习单位在实习过程中严重侵犯实习生的行为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举报。

3、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取得毕业证后的实习期视为就业，受劳动法保护。

4、熟悉当地劳动法规，了解当地对实习生实习的保护及发生工伤后的处理；或在出现工伤后咨询律师，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篇7

中国消费者似乎已接受了新的经济形势，并据此作出了调整。2014年4月，BCG中国消费者洞察智库（CCCI）对中国12个城市的1，000名消费者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经济将有所改善的受访者数量与2013年基本持平，但消费者的整体信心与安全感均有所上升。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也呈现出显著的复苏之势。2014年，31%的消费者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内增加可自由支配的个人开支。尽管这一比例仅比2013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并且离38%的2012年历史高点相距甚远，但2014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计划增加支出的消费者数量再次超过了计划缩减开支的消费者数量。

小城市成为消费的主导力量

中国消费者信心的复苏态势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与2013年相比，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MAC）的消费意愿增长了8个百分点，从26%增至34%。（中国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是指月收入超过7，200元人民币的中国消费者。）相比之下，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则有所下滑，比2013年降低了3个百分点，在过去三年内降低了7个百分点（参阅图1）。由此可见，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是推动消费者信心与消费意愿整体增长的主导力量。

这一现象由多重因素所致。2013年，中国政府在反腐活动中削减了官员和商务人士的津贴及可支配开支，这对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冲击。这是因为与大城市相比，在小城市中有更多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是企业家、公务员和中小企业员工，他们对政策的变化更加敏感（参阅BCG于2013年6月出版的文章《中国消费者信心变奏曲》）。然而，此类政策变化在短时期内对消费者信心造成明显冲击性影响，目前小城市中的消费者信心已逐步回暖。

此外，与大城市同类人群相比，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更加悠闲自在。我们的调查显示，虽然与2013年相比，来自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均表示其承受的压力有所缓解，对未来的焦虑以及对失去工作的担忧也有所减少，但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信心反弹尤为强劲。例如， 32%的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表示感到生活充满压力，而在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中这一比例仅为21%。与大城市同类人群相比，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不仅焦虑程度较轻，而且与2013年相比呈现出更加清晰的变化趋势。2013年，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40%）与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44%）均感受到较高的生活压力。2014年，感受到生活压力的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减少了23个百分点，而感受到生活压力的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仅减少了8个百分点。在对未来的焦虑程度以及对失去工作的担忧方面，我们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顾虑相对较少，而且与2013年相比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缓解趋势。

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对未来更加乐观，这体现在他们对待消费的态度上。我们的调查显示，66%的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赞同“每年我都有更多东西想要买”这一观点，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只有57%的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持有这一看法，比2013年减少2个百分点。

大城市消费重质不重量

尽管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是推动乐观情绪的主导力量，但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重要性不容小觑，他们目前占中国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总数的一半以上。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没有出现大幅下跌，但他们目前持谨慎态度。促使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也有所变化。这对于品牌应专注于哪些地域市场以及哪些产品品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13年，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进行储蓄的主要目的是防患于未然。2014年，出于这一原因而持谨慎态度的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减少了14个百分点，从而使“防患于未然”降为消费者进行储蓄的第五大原因（2013年为第二）。如今，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主要是为了更大笔的开支而进行储蓄。在我们的调查中，39%的受访者表示正在存钱买房，32%表示子女的教育和发展是其储蓄的主要动力，28%表示正在存钱买车。

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正以更加谨慎的态度来管理支出。他们不仅计划购买价格更高的商品，而且希望购买品质更优的商品。在2014年接受我们调查的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中，78%表示重质不重量，尤其是那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产品品类。此外，他们的升级消费意愿稳步上升：2014年，46%的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计划升级消费，这一比例比2013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然而，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升级消费意愿的不断提升并没有体现在所有产品品类中。我们通过分析67种快速消费品（FMCG）品类发现，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消费支出集中在几个高优先级品类上。实际上，在我们调查的近一半的产品品类中，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升级消费意愿自2013年以来有所下降（参阅图2）。换言之，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在消费支出方面变得更具选择性。与过去相比，他们的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更少的产品品类上， 而且他们在这些品类上的支出有所提高。

相比之下，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升级消费意愿2013年短暂下滑，2014年再次回升至2012年相同水平。这些消费者表示仍打算在大多数产品品类中升级消费。整体而言，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希望增加支出，而且他们有更多钱在更多产品品类中购买更优质的商品。

大城市消费新趋势

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希望在哪些产品品类中增加支出？按照优先级划分，首先是与婴儿相关的产品，其次是汽车和房产等高价产品，接下来分别是新鲜农产品以及用于旅游、住房装修和家具等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消费支出。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愿意在上述产品品类中增加支出，以获得更出色的品质。实际上，中国各地的消费者在这些品类中均表现出强劲的消费意愿，从而为相关领域内表现活跃的企业和品牌创造出一片喜人的前景。

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对非必需品（特别是包装食品和饮料以及娱乐等产品品类）的升级消费意愿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在大城市中，相关品类品牌的市场增速或将放缓，而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在这样的形势下，品牌必须凸显自身的差异化优势并提出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的价值主张。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说服消费者打开钱包。

但相比之下，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仍将包装食品和饮料以及娱乐等非必需品视为优先考虑购买的产品品类，这些非必需品的增长潜力依然强劲。此外，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在这些品类中的升级消费意愿持续上升。例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对果汁和糖果的升级消费意愿分别下降了2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但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对这两个品类的升级消费意愿分别上升了12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

因此，这些产品品类中的品牌和零售商应拓展业务足迹，把握小城市所带来的新的增长机遇。部分企业已经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受益于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信心增长。例如，我们对九家本地百货店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百货店专注于区域业务并广泛覆盖小城市及乡镇市场。这九家百货店在2014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增长率显著优于大城市中的同类企业：前者和后者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6%，差距高达近10个百分点。

整体而言，中国消费市场前景积极向好。诚然，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没有过去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那样稳定。相比信贷以及向国企投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多端，更加难以控制。对企业而言，未来的发展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为保持领先优势，企业必须密切关注消费者信心与喜好的变化趋势，并迅速采取行动，以把握不同消费者群体中的增长机遇。但总体而言，消费者相对较为放松并有安全感。消费者信心不断提升，消费意愿日渐上行。

TIPS

值得企业谨记的关键趋势：

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是推动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意愿增长的主导力量。

小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相对较为悠闲，而且随着政府反腐活动在短时期内对消费者信心所造成的冲击性影响逐渐减弱，他们对未来更加乐观。

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为未来的大笔支出而进行储蓄，同时对消费变得更加谨慎，并且重质不重量。

对大城市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具有高优先级的产品品类包括：婴儿类产品、汽车与房产、新鲜农产品，以及旅游、住房装修和家具等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