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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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督导，狠抓落实，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全校按照教育工委的要求，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凝聚了党心民心，为学校的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意识形态环境。现将第四季度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一、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形势分析

学校党支部定期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研判。通过研判认为，目前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流是好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比较到位。学校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坚强有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工作有序开展;加强了干部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意识形态错误一票否决;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等取得明显效果。

二、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隐患

社会思想意识情况。当前中学社会意识形态环境较为稳定，互联网，意识形态宣传到位，良性的舆论导向作用基本形成。但个别教师思想活跃，对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学习缺乏热情，自由主义出现苗头现象。

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变化情况。随着手机的普及，学校的媒体格局已经从传统的报纸、电视转变为网络媒体，其中以微信为主要平台。各班级由班主任作为管理员，学校教师微信群由校长为管理员，正面说话，把握微信中言语动向，力争意识形态领域的向好向稳。

出现学生不尊重老师现象。

三、意识形态工作下一步工作打算

进一步落实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行政和支委分别负责各年级意识形态工作。

篇2

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中央和省市县委先后出台的意识形态责任制考核办法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隐患风险作讨论交流，并对下一步工作安排提出建议。

会议要求，领导班子要带头学习，进一步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培训和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主动权；要结合社区实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规范化建设，使意识形态工作有抓手，有发挥，促成效；进一步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才培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四个自信”努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

会议明确，我局全体人员要抓紧落实相关工作，首先对风险区域和风险点进行排查和防范，加强督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及时分析、研判报告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强化追责问责，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要坚持政治引领，做好正面宣传，增进共识、凝聚力量，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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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舆论场 思政工作 创新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方式日渐多元，每一个人都能在网络空间中表达个人见解，形成信息渗透，甚至产生强大舆论引导，再加上网民规模的不断壮大，网络舆论场已发展成为重要舆论阵地。尤其是负面网络舆论的出现，影响了人们正确的价值判断，为此，创新网络舆论场中思政工作机制，显得尤为必要。

网络舆论场为思政工作提供新平台，也对思政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利用网络舆论场可以抢占网络思政工作高地。个体通讯工具在接入互联网后，能将所见、所思到网络上，某些热门话题能短时间内快速聚拢受众并在短期内实现快速传播，形成某一舆论倾向，这要求思政工作者面对网络诉求，能主动采取有针对性的思政工作方法，在整理、处置网民关注的现实问题中，形成好的口碑效应，并借助图文并茂、声像衔接的方式传递信息，使处在网络舆论场中的思政工作者采用更亲和、生动的方式做好思政工作，提高思政工作的效益。此外，利用网络舆论场可以提高思政工作针对性。网络舆论场中的网民能不受时空限制，匿名表达个体的意见建议，开辟了信息传播、生产与消费的新路径，这需要思政工作者关注并尊重网民，参与到受众的讨论中，强化思政工作者与受众间的互动，加大反馈力度，提高决策针对性，让受众更易接受引导。

网络舆论场也对思政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舆论场中包含的信息、言论鱼龙混杂，其中有价值的信息为开展思政工作提供了新素材，但网络中诸多负面信息也影响着网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如果网民对负面信息的鉴别能力不强，将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因此，在网络舆论场中开展思政工作，需要做好受众的舆论引导与监测，通过专业知识对网络舆论信息展开全面研判，这势必对思政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网络舆论场中开展思政工作，要做好网络舆论信息的收集、研判工作，建立预警与应急处置系统

广大思政工作者要采取多方联动的方式去展开舆情收集，确定好责任分工，关注表达意见人的动向，尽早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对短期内不能及时解决的，应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通过多种路径，全面做好思想工作。同时，针对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应在第一时间内搜集整理，及时获取关联内容，这样有助于科学引导受众，规避负面信息的冲击。同时要科学研判网络舆论，开展好网络舆论指向分析。信息时代，信息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人们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增加，很容易被负面舆论信息所干扰，思想行为易偏激，为此，必须做好网络舆论研判工作，对网络舆论进行系统分类、鉴别，明确源头信息，掌握后续跟进信息，并对舆论的发展态势、利益诉求、意见趋势等开展定性与定量解读，了解网络舆论事件性质，获得研判分析结果，给出处置的参考意见，形成舆情研判报告，建立舆情参考系统。

建立预警与应急处置系统。网络舆情是通过网络舆情发展的现实需要，采用特定技术与方法，对网络舆论动态实施的持续性监测和数据采集，采用固定的判别标准，对网络舆情开展综合评价并科学预测其今后发展态势以采取行之有效措施的分析活动。创建科学网络舆情预警、应急处置机制，是网络思政工作的科学内容。此外，还应看到对网络舆情来讲，其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需要根据网络管理法规要求，对于网站的建立、相关论坛及用户实名注册等工作，进行严格管控，创建科学的网络信息过滤和防护体系，建立网络安全预警管控体系，因此，需要建立网络舆情突发事件计划与信息处理报送流程，强化不同部门间的配合，提升对重大网络突发事件管控能力，创建网络管理预案，确定指导思想，确定部门及有关人员职责，掌握科W处置方法，在出现网络突发事件时，能快速将恶性信息进行屏蔽，重视事态发展的情况，进行科学处置，尽量消除恶性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也要关注与受众间的互动，充分确保其对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和热点事件的知情权。网络环境的传播特点让舆情信息的传播速度变快，受众在不了解突发舆情事件的真实情况下，就会受到虚假信息误导，为此，必须借助网络平台主动信息，引导舆论正确方向，建立突发事件化解机制，构筑良好的舆论氛围。

善于汲取网络舆论场中思政的鲜活素材，提高网络舆论引导的实效性

在网络舆论场中做好思政工作，要善于从网络舆论信息中获得思政工作的鲜活素材。网络舆论场中传递的信息不仅有正面信息，也包含负面信息，正面信息源自生活中的正能量，理论自然蕴含在这些正面信息中，形态日渐丰富，提高了理论的可信度，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所以，在开展思政工作过程中，应善于吸取健康内容，将其作为思政工作素材，全面丰富教学内容，善于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解释理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作为思政工作者要善于把控网络舆论信息源的价值，探索正能量的内容，系统贯彻主流价值意识，实现网络舆论价值场和书本、现实中的价值场紧密结合，让受众能主动接受理论，当然，也可根据现实情况，适当选择负面案例，作为重要补充，反衬正能量的重要性，更好地彰显思政工作的价值效益。

对网络舆论进行科学认知的同时，也要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一是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者的素养。从事网络舆论引导的工作者应有敏锐的立场、强劲的洞察力，还要掌握网络信息管理技术方面的知识以及要具有良好的网络道德素养，善于遵守互联网信息传播规律，运用好微博等新媒体，积极引导公众舆论。二是强化网络阵地建设，提高网络传播力。在开展网络舆论引导过程中，尤其是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广泛运用的情况下，要把握舆论引导权，提高网站公信力、吸引力，重视利用微博等自媒体开展宣传，强化宣传队伍建设，创建科学宣传方式。当然，也要建立网络舆论引导的信息公开平台。创建科学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利于舆论引导工作，能有效做好和受众的沟通工作。通过运用新媒体与受众的互动，让受众能快捷获取完整资讯，赢得舆论引导的话语权，减少失实性报道的传播。同时，也要注意在进行引导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受众话语权、知情权和参与权。

此外，还要不断净化网络思政工作环境。网络环境下，某些错误的舆论容易对受众产生错误引导，必须做好网络舆论场中思政工作环境的净化工作。一是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对网络舆论的约束力，提升自觉性，避免负面言论的出现。二是相关部门也要做好网络舆论场的监督监管工作，避免不良信息的传播，也要落实网络实名制，规范网络舆论行为。三是激发广大公民的责任感，遇到不健康网络或网络舆论事件，及时进行举报，构筑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

总之，网络舆论场为思政工作提供了新平台，但是也要看到网络舆论场中思政工作也面临新挑战，为此，在网络舆论场中做好思政工作，既要做好网络舆论信息的收集、研判工作，建立预警与应急处置系统，善于汲取网络舆论场中思政的鲜活素材，也要努力提高网络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净化网络思政工作环境，提高网络舆论场中思政工作实效性。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①尹燕：《化解不良网络舆论反向渗透对高校思政教育冲击的路径研究》，《渤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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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反思，剖析问题根源

收到巡察反馈的问题后，对存在的问题逐项分析，深入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党建思想工作存在弱化现象。主要精力集中在抓业务工作上多些，对党建思想工作重要性认识不深，研究不够，缺乏有效载体，党建思想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二）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对2013年以来立项项目档案没有进行完善梳理，缺乏有效的分析研判。对在建项目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够。

（三）纪律规矩意识不强。严格纪律执行落实不到位，规矩意识没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是爱松是害的思想还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进一步加强学习教育，提升遵规守纪意识。

（四）管理制度有待完善。一些内部管理制度与现有制度不符、部分工作机制不完善，需进一步明确和健全。

二、提高站位，压实巡察整改主体责任

我作为XXX的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非常重视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4月3日，召开专题会议，对整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认真研究了县委巡察组对我局的反馈意见，深刻反思问题存在的根源，研究整改落实工作总体思路和办法，在局班子会,自己就整改落实工作，从我做起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班子成员要提高思想意识，全面领会把握巡察组反馈意见，把巡察组提出的整改意见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抓好整改落实。县委第四巡查组的反馈意见，严肃中肯、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要求全局要认真对照，全面整改。我深刻地认识到巡察监督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意义，将贯穿落实巡察组反馈意见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把政治纪律摆在首要位置，以讲政治的态度、抓机遇的意识、敢担当的决心全面抓好问题整改，切实履行巡察整改的主体责任。

三、找准问题导向，严格落实整改

（一）盯紧问题落实整改。为保证整改速度和质量，主持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针对性地查找问题原因，落实整改工作。一是成立巡察整改领导小组，由本人担任组长，带头扛起主体责任，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对重要工作认真部署、重大问题耐心询问、重点环节组织协调，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二是制定整改清单。研究制定《XXX落实县委第四巡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清单》，明确每项具体问题的责任领导、责任人员、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三是明确整改要求。将巡察问题整改作为当前工作的重心来抓，明确按照“即知即改、限时整改、完成销号、建立长效”的工作要求，全面完成整改；四是全程跟踪落实。整改过程中，明确阶段任务，布置具体工作，全面跟踪落实情况，要求责任领导全面监督，确保问题一个不少，措施一条不落，整改落实到位。

（二）强化意识落实整改。按照党组书记是落实整改第一责任人的要求，从头到尾负总责，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工作。一是明确整改报告要求。在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中进行分析研讨，要求局班子成员和股室负责人对照问题整改责任清单报告整改情况，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二是全员行动抓整改。形成班子带头，业务骨干跟进，全员参与的整改氛围，在整改中强意识，在强意识中抓落实。

（三）建章立制落实整改。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对照整改清单，修订完善制度措施，防止整改问题反复和回潮。一是加强党建思想工作制度建设。制订出台《XXX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管理制度》、《XXX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操作细则》和《XXX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等，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党建思想工作责任；二是严肃工作作风建设。特别是严格执行《政府投资条例》和《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规定，通过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制订了《XXX已立项项目跟踪反馈制度》，形成已立项项目跟踪反馈机制。各有关股室负责人对2013年至今的立项项目档案重新进行分类归档梳理。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筑牢纪律规矩意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考核办法》，强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安排专门党员同志负责党内业务工作，制订党风廉政建设年度计划，细化工作制度，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计划、检查、考核进行全程跟进，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四是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完善。按照公务接待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规范工作行为，严明工作纪律。注重对会计人员进行培训，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从源头上堵塞漏洞，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完善报销程序，加强专项资金监管，严格预算程序。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报销审批。

四、整改成效明显

按照整改表态狠抓落实，突出问题导向抓好落实和巩固巡察成果长效管理三个要求，我局的整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党的建设明显加强。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巡察的根本目的，通过巡察整改，抓党建促业务意识明显提高，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意识大幅增强，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民主集中制得到全面执行，股室负责人等骨干大局意识强，全局同志都能安心工作，坚决服从领导班子集体领导。

（二）作风建设明显提升。通过巡察整改，履行主体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进一步落实，纪律规矩意识进一步增强，严于执法意识进一步强化，遵章守纪意识在绝大部分干部职工已形成自觉。

（三）内部管理明显规范。通过巡察整改，修订、建立、完善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用制度来规范行为，全局干部职工按制度、规矩、程序办事的意识得到巩固，内部管理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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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 治安防控 着力点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健全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前提和基础。前，我国公安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在公安工作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本身及由此产生的虚拟社会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颠覆着实体社会各个领域间的连接方式，也不断冲击着现有的治安防控体系，产生了许多治安防控的空白点。公安机关必须认清形势，充分运用信息手段加强防范。所谓的“互联网+社会治安”，并不是互联网与公安机关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是公安机关积极探索新的防范手段去适应社会日益互联网化的趋势，以真正实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的“互联网+社会治安”模式。

“互联网+”时代赋予社会治安防控新机遇

“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与技术发展相结合的实践成果，是一种先进的时展趋势。“互联网+”亦是公安工作改革与发展不可回避的选项。网络社会最重要的因子就是数据和信息，而数据和信息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数据和信息具有开放性、流通性以及消费大众化的特征，这些都给公安机关改善执法方式和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难得机遇。

丰富着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路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群体正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屡屡立功。另外，2014年北京警方开始征集的“网警志愿者”也增至3000多名，在协助警方铲除网络犯罪问题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群众的社会公共安全维护参与心理在加强，并愿意付诸行动。同时，电子政务的发展也增加了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促进了官方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这使得社会监督能发挥更大的督促作用，客观上促进了公安机关执法效率的提高。

带来了治安防控工作理念的革新。在公安工作的开展中，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人越多，创新工作机制的可能性就越大。“互联网+”正深刻地影响着治安防控工作理念。首先是各地公安机关越来越能重视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共享，并在此基础上感知社会需求，提升社会安全。如当前公安机关正推广使用的各种信息通信和信息应用平台。其次是对决策制定模式的影响。以前更多的是凭借习惯思维和主观经验，而现今更多的是转向基于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决策模式。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了决策制定中来，呈现出了主体多元的开放化趋势。

给予社会治安防控更多的技术支撑。“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犯罪手段呈现出智能化、高科技和专业化的趋势，极大地增加了侦破与防范的难度。但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也为治安防控数据和信息的汇集提供了技术支撑。比如，各地正积极建设的综合信息查询平台、各种公安业务搜索引擎和信息检索平台。而诸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分析技术，又为数据和信息功能发挥的最大化提供了条件，为预警信息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着科技支撑。视频监控技术、报警信息传输技术、社区安防应急报警技术等安全技术防范工作在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时代给社会治安防控带来的挑战

首先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相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所述的“文化滞后”（Culture Lag）现象：“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在先，滞后的适应文化往往是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具体到公安工作的治安防控来说，一方面是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滞后于信息社会爆炸式增长的数据和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各部门、各警种之间也没有形成适应动态化社会发展的合作机制，这就必然会产生诸多漏洞。另一方面是互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的防控基础还较为薄弱。目前虚拟社会的治安防控工作模式还处于摸索的初级阶段，网上网下整合应用、防控对接工作还不够成熟，一些工作流程还比较粗放化。这些都是当前治安防控需要解决的难题，构建立体化、动态化的治安防控体系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其次是“互联网+”正在催生着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和新型犯罪。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多变，而互联网因自身的特征常成为舆情的来源地和传播路径，给社会治安带来了较大的隐患。互联网也在催生着类型多样的新型犯罪，这些新型犯罪善于寻找“互联网+”中的管控空白点，在其中获取黑色利益。比如网络有组织犯罪、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率居高不下，并且形式不断翻新，增加了打击难度。

再次是群众维权意识和安全需求的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在“互联网+”时代，群众具有着更多的信息来源和利益表达渠道，越来越多的群众乐于化身为“草根记者”，用网络来维权，对各种社会事件进行或主观或客观的评论和传播。与此同时，群众也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自身参与权有了更高的要求。这种现象虽然可以发挥对执法工作的社会监督作用，并充实治安防控的社会力量。但因为利益诉求主体以及诉求内容是多元化的，群众法治观念也是参差不齐的，这就必然会产生许多社会矛盾，影响了群众安全感。这种日益复杂的执法环境，给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应对压力。

“互联网+”时代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四个着力点

着力“实体+虚拟”，促进网上与网下防控一体化 。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了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较2014年底增加6303万人。可见，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互联网也已经日益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网络社会具有着互联、互通、共享等特点，这些都为犯罪分子提供了空间和便利，给社会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安全漏洞和威胁隐患。近年来，我国的网络犯罪一直是处在持续高发的状态。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上窃卖个人信息、网络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更是屡禁不止，影响着人们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

相对速发展的互联网社会，当前我国对于网络社会的监管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足和空白点，尚缺乏有针对性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而网络空间是基于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对现实社会有着利弊兼有的影响，应被视为立体化的社会防控体系一个重要的监管对象，是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发挥整体合力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具体开展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时须将网上信息搜集研判与网下核查结合起来，将实体工作与虚拟社会防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提升整体防控能力。

着力“互联网+民力”，提升群防群治战斗力。社会治安问题来源于社会，也就必然需要社会合力去解决。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防控的收效也是事倍功半的。我国在长期探索社会化治安防控体系的过程中，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各具形式的地方防控体系，但是总体来说依然局限在公安机关独揽单干的狭隘格局之内。当前存在的一些诸如治安联防队、治保会、企事业单位的内保等非政府力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征：缺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工作主要依靠官方行政力量去推动，这就必然影响到工作成效。

除了治安防控参与主体这一层面，还需要考虑当前群众工作的开展新路径。即如何全面获取群众诉求，如何对群众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和动员等工作。在互联网和自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的产生、传播的方式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使用传统的信息收集和宣传动员方式已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积极主动的构建政务互动平台，方能有效增进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和对话、提升执法机关的服务能力。在“互联网+”时代，打破公安机关独家大包大揽的格局就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营造共防共治的氛围，在防控范式上寻求突破、转型。同时，群众工作也要及时结合时展特色进行创新，实现与时俱进，探索新时期整合动员群众的新路径。

着力“互联网+民生”，提升便民服务新高度。维护民生，是政府、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党和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基本职责。社会治安状况、安全感强弱是影响和谐民生的关键因素，对民生的影响也最为强烈。当前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出现，尤其是呈多发趋势的刑事犯罪、各种新型犯罪，严重影响着群众的安全感。因此，公安机关要善于对新时期治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进行分析研判，把民众关心在意的违法犯罪打防控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除了安全感，公平正义也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安机关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倚重于较为生硬和微观的管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群众的自由空间，对民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但加强对人的管理又是构建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核心。在社会发展动态化、开放性日益增强的“互联网+”时代，不同主体之间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公安机关应该兼顾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转变管理理念、变生硬管控为真诚服务，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高为民服务的水平。比如引导群众通过相关公安业务网、警民互动手机客户端等新平台办理业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推广各种便民服务也可以置换出大量的警力，进而形成行政效率提高、警力合理投入的良性循环。

着力“互联网+共享”，实现打防控零障碍。当前我国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正不断提高，情报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社会治安工作还局限于公安机关单打独斗的局面，必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掌握了数据和信息也就掌握了主动权。对公安机关而言，掌握了一手的不稳定因素、违法犯罪动态等警务信息，将分散、孤立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整合、管理，使之成为彼此相互关联的体系、可以用以分析研判的数据信息库，就能大大提高打防控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就能获取工作的主动权。

打破壁垒，完善公安机关内部、公安机关与外部的协作机制，是突破当前治安防控工作瓶颈的重要手段。虽然说共享f作工作已经在公安机关部门、地区间开展，但是因为传统机制、体制的制约，当前协作工作已经遇到了提升的瓶颈。要解决新形势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关键就是建立健全警务情报协作机制。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作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本身即是一项系统、复杂的战略性工程，而“互联网+”时代下，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正经历着骤变，实体社会各个领域间的连接方式正在被颠覆，这些无疑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产生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公安机关应该认清新时期社会治安防控的新问题、新特点，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高整体防控水平，将实体工作与虚拟社会防控结合起来，并在全社会营造共防共治的氛围，建立健全警务情报协作机制，最终实现防控模式的突破、转型，为社会构建良好的治安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参考文献】

①宫志刚：《社会转型与秩序重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袁振龙：《治安防控协同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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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宣传思想工作；实效性

随着高科技与新技术飞速发展，新媒体迅速兴起并快速发展。新媒体以其快速、便捷、信息量大等特点受到受众的青睐，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断改变。这也给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提高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实效性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一、新媒体的“崛起”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压力”

伴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3.2%，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其中，20至29岁的网民占比较高。作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V大高校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与新媒体环境密不可分。在新媒体发展特别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新媒体的深刻变化给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挑战。

1、给高校宣传的定位带来考验

新媒体的发展利弊同在，在带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加大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多变态势，各种其他形式的道德价值观、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等逐渐渗透进校园，形成多种文化的强烈碰撞，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给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长久以来，很多高校的宣传还停留在灌输、机械重复、单向输出的层面。部分高校的新闻宣传较侧重于学校领导活动的报道，对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一线教师的动态、学生热议的话题等缺少挖掘，某种程度上成了传话筒、大喇叭。而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相较于其他群体来说，更易于接受并使用新媒体。而且在校期间，同学们之间也更倾向于使用手机、网络接收和转发、传播各种信息，这就对高校宣传部门的定位提出了挑战。一味地因循守旧、按部就班不再符合当前的形势，这也迫使高校宣传工作要接受新媒体、运用新媒体。是否能到老师和同学们工作和学习之中，俯下身子，倾听他们的声音，真正关心他们的成长成才，这是高校宣传部门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2、舆情环境发生变化，高校舆情易发高发

新媒体拆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信息舆论的藩篱也日渐被削弱，高校舆情与社会舆情逐渐融为一体。一方面，学校师生关注的热点，如学术道德问题、师德问题等问题，会因某个偶然事件触发而迅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某些问题，如、国际局势、社会民生等，看似与高校师生无直接利益关系，都可能成为变成校园热点问题，这些问题一旦形成，很容易引发校园舆情。校园舆情加之社会舆情，使得事件更加不可控制。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

3、传统的宣传思想工作模式被打破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属于单向度传播关系。但在新媒体环境中，这种关系演变为交互性的网状传播。师生依赖学校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行为发生改变，他们通过新媒体自主获取信息并对学校宣传构成一定的影响。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媒体，如果高校宣传仍采用“一言堂”“满堂灌”单纯外部灌输的形式，则会使政策理论与师生的生活实际相分离，使政治学习沦为形式，实效性变差。在新媒体的大背景下，高校里的宣传栏、横幅、手册难以发挥较大作用，达不到预期效果。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怎么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创新宣传方式，谈师生真正关心的话题，从而收到润物细无声的实效，这是对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模式提出的挑战。

4、对高校宣传队伍提出挑战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大学生也深受其影响。如果仅仅凭借思政课或者是宣传工作人员发挥作用，收效甚微。相反还有可能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面对日益复杂的舆论环境，如何加强阵地管理，怎样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动权，是新媒体时代给宣传队伍提出的全新挑战。如何吸纳新媒体专业人士、优化宣传队伍结构、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模式、重塑宣传队伍形象，成为高校宣传队伍建设应重点研究的课题。

二、新媒体时代，增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实效性探究

1、创新高校宣传工作的理念

在新媒体“无孔不入”的今天，高校宣传工作要做精做实，首先树立“大宣传”的理念。要改变宣传思想工作只有宣传部们、宣传干部才能做的观念，克服宣传的本位主义思想。要强化“全员宣传”的意识，在全校范围内营造一个多渠道、立体化、全方位、全员参与、全过程参与的宣传氛围，树立“大宣传”的观念。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复杂多变、任务繁重，宣传思想工作要摒弃过去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变“小宣传”为“大宣传”，将“平面宣传”变“立体宣传”，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宣传格局”，同时，要积极挖掘校内外资源开展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将宣传思想工作向社会化、全员化推进，在全校形成以党委、行政为领导，宣传部门牵头，各级各部门共同参与、协调配合和各司其职的大宣传格局。

山东女子学院宣传部门，及时与学校各部门、单位沟通，挖掘亮点，一方面鼓励各部门、单位，特别是二级学院、团委、学生处通讯员主动报送新闻；另一方面，及时关注学校智能办公网、每周工作安排等，及时提醒、催促有关部门报送当天的新闻。对于一些有特色亮点的新闻，除在学校主页外，报送教育厅网站、中国妇女网等主流媒体网站。另外，经常与各部门、各院部就新闻宣传进行沟通，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定期召开新闻座谈会，以便改进新闻宣传工作。

2、充分利用网络特点，创新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方式

新媒体传播平台的互动性、趣味性和及时性以及大学生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决定了高校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必须体现以上几个特点。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建有新媒体平台，好多高校开通了微信、微博、官方QQ等平台，但对新媒体平台的开发利用还仅限于表面还，缺乏互动性、信息更新不及时，形同虚设，没有充分发挥出新媒体的优势。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要真正走进大学生当中，就要用大学生听得懂、喜爱的语言，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巧妙运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山东女子学院团委设计开展了网上团校包括“十报告名词解释”、“四个全面”“北大讲话”“给北大学生回信”等专题，并转发了部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通过微博、微信加强对学生的舆论引导，开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板块中包含了“引经据典”、“当代青年立德树人”、“高校如何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 白话十三五” 等体现青春正能量的微博微信线上活动，其中“引经据典”更是将”北大五四讲话”中用到的成语典故、名句民谚等纷纷摘出，进行注释、剖析。团委坚持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形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网络环境和浓厚舆论氛围。

3、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完美结合，形成宣传工作合力

继续发挥传统校园媒体的作用，如校报、广播、宣传栏等，同时充分利用学校新媒体作为宣传的重要抓手，如学校网站、微博、微信等，发挥其技术上的优势，加强传统媒与体新媒体的整合运用，形成合力发挥宣传作用。注重挖掘校内外师生感兴趣的热门话题，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互动。对于负面新闻或不良信息，要及时做好师生思想的疏导工作。在学校校庆、运动会、大型学术会议等重大社会活动节点，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平台进行直播，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扩大网络宣传影响力，掌握新媒体的环境下的舆论引导权，引导新媒体迅速成为校园主流媒体。

山东女子学院官方微信2016年12月，粉丝增至17000余人，最美连队投票微信单篇阅读量达90000余次，在山东省本科高校微信综合影响力排行中位列第五。改版后的微信平台增加了学校简介、教务查询、微信点歌台等多种功能，并开展了“最美情话送给最美的她”晒照片活动，军训最美连队评选活动，文明离校留言签名活动等特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学校宣传的实效性。

学校校报与微信平台共有一只专业素质较好的大学生记者队伍，记者团内设有采编部、摄影部、新媒体部、外联部、秘书处等部门，在学校大型活动、热点互动等环节各部门间分工合作，从策划、采访、信息整理、汇总等方面各有侧重，两类媒体间在新闻蟮馈⒆刊专栏、重点事件等方面相互补充，相得益彰，逐步建立健全互通式、全方位、广覆盖、功能互补的校园宣传教育与舆论引导网络格局。

4、构建宣传培训机制，建设专业宣传队伍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抓出实效的关键所在是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水平高、肯干事”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首先要注重专职宣传部干部的业务提升，新媒体很大程度上要求传者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和信息综合处理能力，因此，专职宣传干部要加强业务培训，提升对舆情事件的研判分析处理能力。其次要利用好兼职宣传队伍。要建立“大宣传”格局，就要利用好兼职宣传队伍，包括辅导员、思政教师、二级学院的通讯员、学生骨干等，只有建立起一支健全的宣传队伍，才能真正将思想传达到每个人，才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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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永生.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宣传工作创新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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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岳君，陈锦，刘志伟.新媒体环境下创新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路径探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下），2013（7）.

篇7

快速城市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城市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特征出发，试图从理念、产业结构、管理体制以及外部转嫁等四个方面入手，来探究城市环境污染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从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市化；生态文明；城市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把中国的城市化誉为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最关键两件事之一”。然而，跳跃式的城市化在带给中国经济巨大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浮现出了发展背后严峻的生态环境隐患。面对“城市要发展，环境要保护”这一局面，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确保我国城市化在健康与可持续的轨道上平稳运行，是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1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现状之研判

1.1从宏观上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之总体形势依然非常堪忧

中国城市尚未走出污染时代。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尚未得到控制的传统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的同时并存，仍将是城市污染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就工业源污染物排放来看，削减任务十分艰巨。虽然，经过了“十五”和“十一五”两个阶段环境综合整治，我国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工业“三废”等主要污染物排放上升的势头基本得到遏制。但总体上看，“我国工业源污染物产生量大致处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①的‘上端区间’，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尚未到来”[1]。以大气污染来说。按照“2013标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2014年1月对全国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进行了跟踪监测，结果显示：“地级以上城市达标率仅为40.9%；环保重点城市达标率仅为23.9%”[2]。大体上，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可以设想，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动工业投资建设项目的增长，我国工业源污染物排放仍将呈上升态势。就生活源污染排放来看，治理形势十分严峻。随着第三产业蓬勃兴起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我国城市生活源污染排放比重逐年增长。“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98年生活废水仅占城市废水比例的38.1%，2003年上升至50.9%，2006年达到58.3%，呈线性增长态势。生活垃圾是城市环境污染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1%”[3]。较之于年均1.01个百分点递增的城市化率，我国城市垃圾产量也在以每年8%～10%的速度在猛增。“201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超过65亿吨，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4]垃圾围城日益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顽疾。另外，相对美国95%的无害化处理率，“我国垃圾约80%是通过露天堆放或简单填埋处理的，焚烧和堆肥不足20%。”[5]即使在首都北京，也还有60%以上的垃圾是通过简易填埋处理的。如此，既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也占用了大片土地，更对城市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就非常规污染物排放来看，治理难度加大。在面临常规污染的同时，非常规污染物的问题日益显现。一般认为，非常规污染物包括颗粒物（PM10和PM2.5）、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医疗废弃物、脱硫石膏、电子垃圾六大类。相对于常规污染物来说，非常规污染物治理难度更大，处理成本更高，对人身健康威胁程度更严重。以医疗废弃物为例，在国外，该垃圾被视为是市民健康的“顶级危险”和“致命杀手”，在我国，也早已将其列为头号危险废物。如不妥善处理，后果不堪设想。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很多城市医疗垃圾处理现状令人担忧，隐患较大。来自国家环保部的数据称：“华南地区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污染；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市约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重金属‘污染地’”[6]。

1.2从影响上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威胁正由“隐性”步入“显性”

日趋严峻的城市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民生不可承受之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能源供应仍然是以煤炭为主的（其中民用能源的75%依赖煤炭），由此带来的以煤烟型为主大气污染是诱发呼吸系统急、慢性疾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受大气污染影响，“我国主要城市每年约17.8万人过早死亡”[7]。从近年来的环境公告来看，可吸入颗粒物（PM10）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主要的也是危害最大污染物。复旦大学钱孝琳对2004～2013年的数据研究表明，PM2.5浓度每增加100μg/m3，肺癌的发病率增加12.07%。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公布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2013）”别提到，在中国约20%的肺癌与大气PMT2.5污染有关。我国首份城市PM2.5研究报告《危险的呼吸》也披露：“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将高达8572名”[8]。水污染是导致居民罹患各种恶性疾病的另一大诱因。“80%的疾病和50%的儿童死亡都与饮水水质不良有关”[9]。据中国疾病防控中心（CDC）的报告，饮用受污染又未经净化的水，会导致痴呆症、肾结石、心血管甚至癌症等多种疾病。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课题组在实地调研并综合有关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北方城市25%的胃癌、肝癌、食道癌等过早死亡病因大都是由于水污染所引起。我国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沿岸，由于居民长期接触或者饮用受污染的水，患癌症并非个案，经媒体报道的“癌症村”不少于10个。近期由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研制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也证明了这一点。

1.3从程度上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城市既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主角。按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为60.3亿吨，超过美国2.6亿吨，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尽管国际能源署提供的仅是一个参考性的数据，但面临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国的碳排放量基数大且在迅速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另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环境分析（2012）》显示，在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有九成以上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对全球53个国家的272个城市的大气进行过测定（1998年），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中国的北京、太原、兰州等7个城市榜上有名。可吸入颗粒物是大部分城市的主要污染物质之一。根据WHO2012年的数据，“2011全国城市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平均值为309μg/m3，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3倍，纽约的7倍，伦敦的14倍”[10]。另据来自绿色和平2014年的74个城市、496个监测点的实时PM2.5浓度数据，“接近92%的城市的空气PM2.5年均浓度达不到国家标准，其中32座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是国家标准的2倍以上”[11]。其中，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成渝等四大主要城市群年平均浓度均则普遍超过50μg/m3，远高于WHO在《全球空气质量指南》（2012）中的PM2.5年平均浓度10μg/m3的推荐标准。近年来在我国北方部分城市频现的“十面霾伏”现象就有力地作证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13年，清华大学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课题组认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真正好转，并达到欧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还需要20年时间”[12]。

1.4从类型上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正从“单一型”趋向“复合型”

“复合型污染是转型期我国环境污染的一个基本特征”[13]。所谓复合型污染是指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或同一类型的污染物通过在一定时空内的彼此影响和相互渗透，使得生态环境污染呈现出点源、线源、面源相互重叠和交叉的“共生性”的污染现象。现阶段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复合型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点：一是因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导致的城乡间环境的交叉污染；二是因城市群超常规发展而诱发的城市间环境的连片污染。就前者来说，我们知道，尽管城市和农村的生态环境是各具特点的独立系统，但它们彼此间却又是相互连通与相互影响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某些区域的特大型中心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出现了一批富有阶层陆续向郊区迁入的趋势，有学者将此趋势称之为“市郊城市化”现象。“市郊城市化”阶段体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升华”[14]，标志着我国一些早发地区城市化的逐渐成熟，但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居民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一些技术水平较低、环境污染承担较高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小造纸、小化工和小冶炼等）陆续向乡镇落户，致使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格局正在某些地区悄然发生变化：呈现出由过去以工业点源污染为主向工业点源与农业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源和工业污染源叠加的发展态势。这种日益加剧的“城市环境污染和农村环境污染交叉并存”的复合型污染格局的出现，宣告了中国城市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环境高风险的阶段。而城市群的发展，则使环境污染的复合型程度更趋明显。不言而喻，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城市群的形成。尽管城市间紧密的地缘关系有利于该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由于其人口和工业高度聚集的问题，致使区域内环境污染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明显的复合性和叠加性特征，包括“城市群水环境污染的集聚叠加效应、热岛群效应、固体废弃物的集聚扩散效应以及土壤污染的迁移扩散效应等”[15]。以大气污染为例。近几年来，由于受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带动的能源消耗和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的影响，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大气污染风险中正经历由以前的单一型向目前的复合型（煤烟型与机动车尾气污染共存）污染转变，其特征是“多污染物共存、多污染源叠加、多尺度关联、过程耦合、多介质影响”[16]。环境污染复合化程度的增加，给城市环境防范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2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诱发环境污染的归因

2.1“发展主义”至上的理念偏狭——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本性原因

“我国城市环境风险的不断加剧，与城市政府所秉承的‘发展主义’至上执政理念有着密切的正相性关系”[16]。发展主义至上实质是一种为发展而发展的意识形态，其具体到生态层面则体现为对自然界的征服以及对生态系统及其元素的“不计成本”。如此，在城市化规模和形象工程等看得见“政绩”的诱导下，城市发展所理应包含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层面复杂的互动关系被漠视甚至被肢解。突出表现之一是城市环境风险意识的缺失。一般来说，环境风险治理基本原则应该是“先预防、后治理”。正如美国学者奥斯本所指出的：“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17]。但长期以来，在“发展主义”至上情结的驱使下，城市化成为了一个城市提升其经济“效率”和经济“竞争力”的工具，“发展不仅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们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思维定势，同时也成为一种物化的政策取向、制度设计和行动偏好”[18]。为了盲目地追求城市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可以不计资源与环境成本，可以不顾资源的禀赋和环境的承载力。这种以“优先实现经济增长，再进行生态补救”为出发点的城市化发展理念必然会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另一个突出表现则是城市群之间环境合作治理理念的不足。虽然城市群的兴起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意义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19]，但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也使我国城市环境问题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城市群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对资源利用的同质性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叠加作用。”[20]面对因城市群之间的“零距离”延绵成线、成片格局对我国环境污染带来的交叉性、复合性、压缩性等特点，仅靠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单枪匹马之力量来解决复杂的区域环境问题已显得力不从心。鉴于此，树立“唇齿相依”的利益意识，强化城市群府际之间的“认同感”与区域合作就显得非常必要了。然而在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与环境考核体系下，由于地方政府同时扮演着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的双重角色，这就决定了各城市政府为了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获得“好成绩”，就有可能会基于局部利益的“理性选择”把经济发展作优先性的指标，而在环境治理中采取“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即一方城市总是设法将难以界定的区域污染责任与成本转嫁给他方。久而久之，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21]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公地悲剧”，进而使区域城市环境治理陷入“囚徒困境”之中。

2.2城市（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城市环境污染的关键性原因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产业来支撑。“产业结构既主导资源配置又决定环境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22]。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来看，城市生态环境背后折射出来的大都是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其中尤以产业结构不合理更为突出。这种不合理既体现在城市中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也体现在城市群之间在产业结构的趋同上。第二产业（以“重化”工业为主）比重过大是目前我国很多城市的“通病”，这也是导致城市环境污染的关键性原因。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城市房地产业的加快推进，以建材、冶金、化工、电子、水泥等为代表的基础性产业在我国一些城市更是呈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这些产业大都集中在一些投资高、退出难、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部门。其迅速发展不仅仅导致了城市土地、能源、水资源和原材料供应的日渐紧张，还带来了大面积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而且，这些产业发展又会助推和拉升电力等能源工业的消费增长，进而不可避免地又会引起相关工业（尤其是煤炭工业）的连锁反应。而燃煤则被誉为是TSP、SO2与酸雨等城市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近年来，我国城市酸雨区的面积开始出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数据显示，仅2008年，全国酸雨区面积就达到了140万平方千米，其中重酸雨发生面积为60万平方千米。此外，我国的一些资源型城市，由于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在勘探、冶炼、加工等过程中所释放出重金属如铅、汞、镉等进入大气、水、土壤后，不仅污染了环境，还对当地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我国城市群之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叠加效应不容小视。大量研究证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几大城市圈在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布局上明显趋同，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偏高。崔凤军依据近十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后发现，珠三角九市中工业结构相似系数有一半以上超过了0.8，其中珠海与珠三角其他城市（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在0.89以上。产业同质化问题在京津冀地区也非常明显，北京市与天津市、天津市与河北省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超过了0.9；在长三角15个城市中居然有11个将汽车零配件制造、有8个将生物医药土程、有12个将电子信息列为各自的支柱产业。虽然，相同产业在一定范围内“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23]。甚至有学者认为，“集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外企环保理念、技术进步等因素能有效改进城市环境”[24]。但是，考虑到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加之受到风险机制和市场监管与监督机制不健全、投资主体权责利不对称以及人口和工业化高度集中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区域性的叠加与复合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表现为“不同发展阶段污染特征的复合、不同源的污染在空间上复合以及不同环境介质内的污染物相互交换转移形成的复合等”[25]，给周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

2.3“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城市环境污染的体制性原因

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官僚行政模式，治理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治理的手段是强制命令，治理的目的是控制。受这种传统治理理念的影响，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一直遵循“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结构。这是一种包括政府和社会力量二元对立的“命令—控制”型的环境管理结构。基于这样的治理结构，政府成了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唯一合法主体，几乎垄断和控制了所有环境事务的管理权和经营权。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在环境政策的制定上，政府起绝对主导作用，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企业、环保NGO和市民等）则处于被“边缘化”、甚至“排斥”状态；二是在环境政策的实施中，政府通常采取的是直接操控的行政手段和间接控制的经济手段，而被治理对象只能是机械服从，更遑论平等的合作与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治理结构具有典型的‘政府直控型’特征。”[26]历史地看，政府直控型环境政策有其合理性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积极效用，特别针对那些具体的、可用指标量化的点源污染物问题的治理效果则更趋明显。然而，随着现代城市环境问题复杂性的逐渐增大以及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的不断觉醒，以政府为单一主体且带有浓厚行政命令、强制执行和直接干预等“直控”色彩的环境治理模式弊端则日趋暴露：一是会拉升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既然是政府直控型的环境政策，那么行政管理手段必然会成为资源配置和调控的主要方式，而缺乏市场的激励作用无疑会加重环境治理的运作成本，也容易造成行政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会抑制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深层次干预，使得其他社会资源根本无法也无缘染指这一公共事务。如此一来，在强势政府的“权威”面前，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必然会受到极大抑制。其结果不仅会导致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低下，还容易造成公众的冷漠态度和对立情绪，进而为环境的滋生提高了通道。近年来，环境在我国呈多发态势，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生态治理中社会力量衰弱”以及“更多利益群体在生态治理中话语权丧失”[27]无疑是导致上述矛盾的重要诱因。

2.4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进行污染转移或转嫁——城市环境污染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环境公害，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和产业迁移两种手段实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分不开的。多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造纸、医药、纺织、采矿、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一些科技含量低下的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世界高密度型的工厂。数据显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大型石油石化公司几乎都已在华投资建厂设点。而从区域分布来看，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大都直接或间接投向了我国人口稠密、工农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就FDI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来说，理论界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一假说警示我们：“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实施较低的能源环境标准，那么这些国家不可避免的将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28]由此可见，中国城市环境恶化的影响因素并非完全取决于国内行为，它同样会受到来自域外环境行为的挑战。中国在承接了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污染密集型行业同时，也承接了境外向中国直接转移过来的废弃物（洋垃圾）。美国最大的日报《今日美国报》报道，全球每年产生的2000万～5000万吨电子垃圾中，“有70%以上被运到中国”,其中，“日本的有色金属废碎料，如铜和铝，约90%以上被运往中国”[29]。另据海关统计年报，2006年，我国进口废弃物达到了惊人的3895万吨，比1990年增长了50倍。对此，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环境问题上，发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折不扣的‘问题的制造者’‘灾难的发源地’，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十足的‘问题的发源地’‘灾难的承担者’”[30]。

3城市化进程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

3.1更新城市环境治理理念，把协作性公共治理理念融入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环境公共治理理念的核心内容包括：（1）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公共治理理论视域下的治理主体既包括政府，还包括政府之外的市场、非政府组织和第三部门等；（2）环境治理方式互动化。在公共治理中，由于政府不再是权力中心，所以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摆脱了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关系，变成了上下互动、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各主体间彼此信任、协商、监督和互惠机制上的；（3）政府治理权力的有限性。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扮演“元治理”角色的政府，其权力作用范围是“有限式”，它从以前的高高在上主动退下了“神坛”，变成了“最好也不过是同辈中的长者”。作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模式，环境公共治理已被实践证明是能够应对现代环境困局的一剂良药。诚然，国家的性质是不同的，但不同国家在谋求维持秩序和安全以及增加公民的福利这一社会管理目的价值取向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基于这一考量，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到当今中国的环境治理格局中并实现其“中国化”是完全必要的。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在城市环境治理中贯彻公共治理理念要求我们做到：一是建立网络化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表面上看，城市环境持续恶化源于行政性治理的乏力，而实质上则是因“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31]所导致的角色错位所致。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窘境，就应该让治理权力回归公众，构建一个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与合作共治的环境治理网络体系，使得城市不同利益主体都能够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通过沟通、谈判、妥协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广泛参与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并在协商基础上实现各自的利益整合。二是强化城市政府的环境“元治理”角色。在城市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中，尽管政府控制和垄断一切治理的情形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淡化。“元治理理论主张的将政府请回中心的思想更加侧重于责任而非权力”[32]。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政府放权并不意味着逃避责任，只是角色有所调整而已。在环境元治理中，政府的角色主要表现为掌舵：一是做好“设计者”，即为城市环境治理提供理想化的“制度安排”；二是做好“引导者”，即为社会公众环境参与提供良好的外部氛围；三是做好“培育者”，即为环保社会组织发育和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和引导。这样，在“元治理”中，政府通过设计协作制度、提出远景规划等宏观调控，从而促进自组织和治理主体的发展，既达到“元治”，又不破坏“自治”。三是健全社会组织，建立有限政府。“元治理”的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既然城市环境治理属于公共治理的范畴，那么政府的权力理应予以回撤，逐步放权于社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公民。而这既适应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社会力量要求参与生态治理的现实，也契合了环境善治的客观要求，因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33]。

3.2认识城市环境污染的结构性特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结构性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的城市环境污染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特点。所谓的结构性污染是指污染状况与经济系统中的某种结构有关，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等。如此，在结构性污染问题的阴霾下，必须寻求用结构性的方法来突破结构性的污染陷阱。为此：第一，要因地制宜地调整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具体而言，对于以资源为导向的工业城市应因地制宜地“找出具有发展潜力及区域产业带动能力的潜导性的接续和替代产业，通过对这种潜导性产业的扶持、壮大，达到城市产业转型的目的”[34]；对于传统工业城市应在稳定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集中优势选择裂变和内涵式产业发展模式，积极培育具有先导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对于综合性的中心城市应在促进优势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发展基础上，加快发展服务业，坚持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协同发展，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引擎。同样，对城市群产业结构趋同的调整与优化，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详言之，对于因政府失灵而引发的产业结构趋同，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规范地方城市政府行为并促使政府的功能由“经济发展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等措施，以逐步消除趋同的制度性根源；对于因市场失灵而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要继续推行市场引导手段，通过市场竞争来进行产业优化、重组。第二，要完善“三位一体”的城市消费结构。城市消费结构是一个关涉多方利益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它既与每个消费者的个人倾向紧密相连，又与企业生产经营方式息息相关，还受国家消费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制约。所以，优化城市的消费结构就应该从微观（居民）、中观（企业）和宏观（政府）三个层面入手。在微观上：居民应顺应绿色消费潮流，摒弃“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以及各种摒弃炫耀性、奢侈性甚至浪费性消费陋习，树立起适度性、公正性、责任性的消费理念；在中观上：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供应者的企业，应把生态化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既要在生产过程中，又要在产前、产后各个环节都要体现生态化，使生态化过程向前延伸到原料的采购，向后延伸到销售和流通，实现全程生态化；在宏观上：政府应切实履行消费监管职责，通过综合运用价格、财税、金融等经济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尽快建立起以“消费生态化促进生产生态化”的长效机制。第三，要建立以现代技术为主体的技术结构。“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35]。这就启发我们，有效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我们在生态文明的范式下，调整传统的技术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将原先重点在治理的技术转向新资源、新工艺、新材料的技术创新上来，使技术创新从传统的支持生产最大化转向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上来。适应这一转变，首先应围绕“节能降耗”这一目标研发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通过对原材料的最充分利用而降低消耗；其次，要依据城市现实情况，围绕煤炭清洁利用、物料回收利用、天然气开发利用等研发和推广符合“自然生态演化规律的无公害”的清洁生产技术，消解废物对城市环境和人体健康的风险；再次，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通过新技术的扩散效应达到生产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同时追求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3.3充分挖掘信息化的内涵与外延，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来助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是诱发城市生态恶化与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但城市化的发展又离不开工业化。世界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载体，二者互为因果、相互耦合。”[36]所以，要规避城市化过程中的这些负面影响，取消或者停止工业化显然是不可取的。这就要求我们顺应世界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潮流，开辟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生态化的同时并举，相互支撑、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新型工业化之所以可以助推城市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关键取决于信息化、科技化的带动与辐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信息产业就其性质而言，本身就是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所以，优先发展这一产业，就可以在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减轻工业化对城市环境造成的压力，使经济与环境实现双赢；第二，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通过对传统产业实施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可以实现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可以提高工业生产的清洁程度，并使各项指标符合绿色化生态环保要求，这样就能从源头上控制能耗的过快增长和污染物的排放，进而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降低了对城市环境的污染程度，甚至达到零伤害；第三，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壮大，将不可避免会对环保产业技术水平提高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这将会促进相关节能减排、环保产业的大力成长与发展，而环保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上下游其他产业的互动发展，进而促进工业化与环保的协调共进与良性循环。另外，以信息化为引擎的新型工业化不断发展也将会对提高公众环保参与热情起到一定的激发作用。这是因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等重大战略决策，必然会使大量信息技术得到普及和应用，进而不可避免会催生出一场城市环境管理的数字化革命，这将有利于城市人居环境状态信息的监测与交流。而随着各项环境观测和统计数据的向公众开放，城市环境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以及管理的透明度也将会不断提高，拥有更多环境信息的公众将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环境治理中来。所以，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以信息化为内驱力的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就为破解日益严峻的城市环境压力提供了很好的突破口。

4结语

马克思曾经说过：“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是自然危机，但若处置不力，极可能引发成为城市不同阶层人之间的社会矛盾。事实上，我国每年环境以年均29%速度递增的现状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当前，我国正处于空前的社会转型期，这也就注定我国环境风险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一种高发态势。“矛盾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37]。所以，如何在工业化持续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有效破解日益严峻的“多层次、多种类、多形式、多侧面和多样化”[14]的城市环境恶化问题，是摆在各级城市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注：①环境库兹涅兹曲线（KEC）是描述污染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常用模型，发达国家的环境与发展实践表明，大致存在人均GDF与污染物排放的倒“U”型曲线。

作者：王帆宇 单位：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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