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矛盾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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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断设计的基本原则

发自内心的思想认识,源于学习活动和生活实践中的情感体验,是情感体验下的思想内化的结果,是产生社会规范化行为的原动力。因此,片断设计的教学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从若干个独立的或相联系的情景、情境中,提炼问题指向,引发认知冲突,激发思考的自主性和活动的主动性,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并产生相应的真情实感,形成解决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的欲望和冲动,促进形成个性化的思想情感。基于这一目标,片断教学设计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寓实践性于趣味性

情景、情境的设计,要体现儿童的兴趣特点和情感需要,激发学生热情地在活动和过程中体验。如教学《爱爸爸妈妈》一课,可预先组织一次“小鬼当家”活动,让学生当一天家,从早晨买菜起,安排好家里一天的生活,洗碗筷,收拾房间。课堂上,让学生交流这一天的感受,特别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最需要什么。有的说,在理菜时最好需要帮忙;有的说,在感到累的时候需要歇一歇。这时可以切入:“是啊,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和你们一样,最需要这些,请你把自己最需要的送给你的爸爸妈妈。”这种萌发于生活的情感是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

趣味性的活动形式如编儿歌、趣说公益广告用语、编童谣、师生共同表演、做游戏、画卡通画、讲童话故事和科幻故事等等,都有利于儿童在快乐的参与中获取和巩固德育知识。

2、寓明理于活动

活动中获得的感悟、体验更能够促进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印证和自我约束。如教学《团结力量大》一课,可以让学生通过听小蚂蚁的故事感悟道理,通过参与游戏活动《五指操》、欣赏表演《拔萝卜》、制作日常生活中的水果拼盘,体验“团结力量大”的道理。又如指导学生搜集社会生活中的诸如交通问题、社区的卫生问题,学习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向有关部门反映等等,能够更好地将现代公民意识落实为具体的文明言行。

3、寓导行于体验

导行注重的是正确行为的示范,对正确的行为动作进行分解,让学生分析在不同情况下选择最正确、最合适的行为方式。如三年级《家里来了客人》一课,为了让学生了解、实践待人接物的一些常规礼仪,可以向学生提出具体的行为要求,让学生回家去做一做、比一比,看谁是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到课堂,根据反馈情况予以及时评价。

二、片断设计的基本依据

片断设计,就是把特定的教学目标分解为若干个独立的或相联系的教学片断,设计成直观的具体的情景、情境,让学生通过一定的操作和实践活动,体验、提炼和感受其中蕴含的学习主题及其内涵,实现正确思想认识的科学内化,形成具有个性特征的思想信念,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社会活动,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

片段设计之所以是打开小学思想品德课生活化教学的窗口,在于直觉体验在儿童自我意识的萌发和形成中起着直接作用,知情合一和知行统一是一个渐进的、不断融合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儿童的学习活动和过程不可能是系统的、理性的,而是具有零碎的、感性的、直观的、具体的特点。

学生在学习活动、生活实践中所展示的情感世界和道德行为,在主动参与、充分展示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真实思想和生活状态,即他们所说、所做、所思、所惑,是小学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的基本实践来源。

儿童的心理品质、思想品质、个性品质的成长发展规律和生活特点,客观上要求把系统的教学目标和抽象的思想理念,分解、转化在特定的具体的片断的活动和过程中,引导儿童直观地具体地点滴地从中体验和感悟所蕴含的哲理、道理及其道德价值,促进学生在学习活动和生活实践中,通过生活经验的积累、知识的融会贯通、思想的内化升华,形成自己的具有个性特色的人生体验。

三、片断设计的基本方法

片断设计的形式包括讨论、教学游戏、参观访问、欣赏、练习、讲故事、资料搜集、现场调查、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操作实践性活动、现场训练等等,但是,无论什么形式的独立或综合性设计,都要体现问题情景体验矛盾感悟明理实践延伸行为养成这一逻辑过程,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构建认知冲突,激化认知矛盾,通过体验活动,发现和认识新的认知矛盾,构建新的认知结构,达到新的思想境界。

1、问题指向,引导体验

根据特定的教学目的和教学重点、难点,把基本的知识点转换为情景、情境中的信息刺激点,由浅入深地融合于具体的形象的示范场景或实地的现场训练中,使学生通过观察、对比、讨论,可以直接直观地提炼出学习主题,并通过简单的分析、判断和推理,感悟出主题的内涵及其行为要求。

2、引发质疑,学习辨别

对信息刺激点的布局设计,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学生的感受能力,设置信息的相关点、干扰点或错误点,引发学生质疑问难。通过观察学生的表情、动作、语言等方面的表现,把握学生对片断的内涵的感悟程度。对学生在训练过程中所产生的认识误区和行为偏差,及时引导学生进行辨析,多角度、多方位地感知知识和行为矫正,让学生从教师反馈出的信息中知道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

3、发动参与,收获感动

片断式的生活场景或活动,既要依据教材内容和教学目的,设计信息刺激的兴奋点,又要依据学生的生活,设置激发学生积极投入的兴趣点,尤其要让学生在激情中激活体验,从而产生乐意接受行为规范的动机,再“趁热打铁”进行行为训练。如一年级《国旗国旗我爱你》一课,可以升起模拟的小国旗(也可用投影片),播放国歌录音,激起学生崇敬之情,并通过每周升旗仪式的反馈矫正,深化学生的体验和感受。

4、激感,深化领悟

片断的设计,要有意识地让学生在特定的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出自觉的或自发的真情流露,可以通过做游戏、实物演示、智力竞赛、猜谜语等趣味性活动或直观景物导入,把学生带入具体形象的情景之中,在特定的情绪感染下进入课文意境。如请一位学生表演探望生病的同学或亲友,该怎么说,怎么做。全班同学对他的表演行为进行评议。然后,同桌两人一个当病人一个当探病者进行训练。

5、创新形式,促进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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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当代中国“第一文学大奖”的茅盾文学奖，从1982年开评至今，褒贬、是非、毁誉就不绝于报刊和媒体。在众声喧哗中，茅盾文学奖的霸主地位受到质疑并开始动摇。自身公信力的丧失，使其徘徊在危机边缘。本文着眼于对茅盾文学奖运作的内部构成进行多维审视，探究其产生危机的深层原因，并找到转“危”为“机”的对策，从而使茅盾文学奖能够朝着更为合理、完善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内部构成；危机；对策

作者简介：吴婷婷，女（1987-），河南省周口市，西南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当代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173-01

刘小枫在《人是祈祷的X》一文中写道：人们被谎言欺骗以后，就再也不相信还有真实的、珍贵的和值得信靠的东西。从此，一种极端的否定论和怀疑主义的态度应运而生，侵入人的骨髓[1]。作为当代中国“第一文学大奖”的茅盾文学奖，已历时三十年之久，共评出了三十一部所谓“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然而其公信力和权威性正面临着这种被怀疑和否定的局面。我们要问的是，每一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究竟是全民阅读的文化盛宴还是仅仅只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胜利？究竟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还是有负众望、滥竽充数？其实，这本不应该成为一种问责或是一个问题，但是从历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来看我们还是有种被欺骗的感觉。所以严肃的审视茅盾文学奖运作的内部构成、探究其产生危机的深层原因并找到转“危”为“机”的对策是重塑茅盾文学奖自身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当务之急。

一、茅盾文学奖运作的内部构成及危机所在

茅盾文学奖运作的内部构成即评奖条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指导思想、评选范围、评选标准、评选机构和评奖程序。纵观七届茅盾文学奖，每一届都不免被人批评与指责。有质疑指导思想的，有声讨评选标准的，也有抨击评奖程序的。每一次的批评与指责都犹如泰山压顶，我认为反省自身向内转或许能找到茅盾文学奖陷入危机的深层原因。

（1）危机一：艺术从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观

追溯茅盾文学奖历史的生成 是对其客观公正认识的前提。我们知道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协框架下的一项全国性文学大奖，因而，茅盾文学奖与中国作协之间就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正是通过中国作协对文学进行管理和调节的。那么文学评奖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范和引导也就不足为奇了。

（2）危机二：保守性与滞后性并存的评选标准

茅盾文学奖总体艺术成就不高，不能忽视的就是其评选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只有极少几部作品能给人以艺术新鲜感，这就及其典型的说明茅盾文学奖在艺术方向的价值取向上有失偏颇。长期参加评选工作的吴秉杰说：“评委们比较重视思想的主线，社会潮流、文流、审美潮流对于评奖都会发生作用，符合潮流的创作，更容易被接受，也可能会占些便宜。[2]”总而言之，过多强调作品的“主旋律”和“时代精神”而忽视其艺术创新，这是导致评选标准的保守性与滞后性的关键所在。

（3）危机三：带有“越位”色彩的评奖程序

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有这样的规定，在相关的审读小组推选的备选篇目之外，如果有3名评委联名提议，是可以增加备选篇目的。正是这一极富特权色彩的评委联名提议程序，造成了数届“茅盾文学奖”的鱼目混珠，伴随而来的则是遗珠之憾。

二、化解茅盾文学奖危机的对策

巴赫金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任公》中提出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对我们解决茅盾文学奖的危机有很大的启发。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巴赫金指出，他人的参照是一个人完成对自身认识的基础和前提条件[3]。在这一思想的启示下，化解茅盾文学奖危机的出发点就必须与“他者”(对立面)为参照，也就是主要以对其的批评和质疑为参照，从两者的相互关系中找出其中的合理性内核。

在我看来，“批评”从另一方面看也是茅盾文学奖评奖转为危机的关键所在。

第一：增加作品的趣味性

“趣味性”是作品吸引读者阅读的关键，作为当代中国“第一文学大奖”的茅盾文学奖，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从评奖的结果去看，评委们往往更重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却忽视了趣味性。一部作品真正能在读者大众中间传播开来，还是需要趣味性的支撑。如此，茅盾文学奖才能渐行渐远。

第二：丰富评奖作品的题材

茅盾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引导的，它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在这种很官方的评奖氛围的影响下，茅盾文学奖将其目光局限在一种题材，一个主题领域内，这就导致了作家向主流意识靠拢的心态，因此免不了出现跟风之作。由此出现了质疑茅盾文学奖文化史诗和宏大叙事的意味太重、无个性化的声音，所以丰富评奖作品的题材成了茅盾文学奖转为危机的当务之急。

第三：倾听读者的声音

“每一部文学作品在原则上都是未完成的，总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但从文本的图式化结构来看，这一补充是永远不会被完成的。[4]”伊瑟尔认为，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文学文本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文学作品，所以读者的参与是很有分量的。因为无论多么有素养的评论家，都不可能代表全体读者的阅读品味，所以多倾听读者的声音我们才会看到更多满意的作品。

结语

作为当代中国“第一文学大奖”的茅盾文学奖，在非议和质疑声中走过了七届，回顾每一届的评选历程我们发现其实重要的不是茅盾文学奖本身，而是通过这个重量级的奖项是否能促进优秀作品的产生。我们希望茅盾文学奖能够逐步确立更加科学规范的评审标准和评审体制。只有这样，茅盾文学奖才能朝着更为合理、完善的方向发展，也才能在今后的评选过程中，多一些肯定，少一些质疑。

参考文献：

[1]、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76.

[2]、矛戈.茅盾文学奖研究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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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城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与农村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基层和地方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前，基层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集体和地方企业发展的直接支持；在改制后，关键就在于基层和地方政府能够控制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一种：土地的供给。毕竟在所有的生产力要素中只有这一种必定是当地供给的，其它的要素基本都可以从外面引入。

在政府间的竞争过程中，为了发展经济和扩大可用财力，基层与地方政府所能使用的主要战略，无非是产业发展和土地升值。迄今为止，这两种战略都不得不以对农村地权的控制和开发为前提。可是农村土地几乎都属于农民集体，并非国有，结果，发达地区农村近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几乎成了政府不断地增大对地权的控制能力的历史。城镇和工商业要发展，就必须占地，特别是占用和开发农民集体拥有的土地。由于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受阻，发达地区的低效工业难以迅速向外地转移，发达地区地方经济的发展依然滞留在高度依赖于土地升值的状态，因此这种“城”长“乡”退的进程就显得尤为无可转圜。在复杂的说服、交换、强制和此起彼伏的冲突过程中，城镇不断扩展，乡村和田野迅速消失。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就是土地升值效益的分配问题，只要给被征地农民更高的补偿，这个矛盾也就解决了。在2004年修改了《土地管理法》，各地也逐渐提高了补偿标准之后，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对于征地特别是拆迁的态度，已普遍地从害怕转向了默认甚至欢迎。主要的反对声并不来自于普通百姓，反而是来自上层国家，来自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担忧。但在地方，城市的推进整体上是势如破竹，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越来越等同于消灭“三农”。

在这一片凯歌声中，笔者认为，我们仍然必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发达地区，农村是否还有自主发展的必要和空间？“农村”本身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这里要提醒的是，它绝不等于一群农民的简单相加，也必然具有超出所有农民个体的整体内涵；它也不只是某些人的经济利益问题，我们至少还要谈到它的空间形态和组织形态。所以，我们还可以从自然村落与农民集体的角度来理解农村发展的问题。

自然村落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其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在一片土地上聚集了很多农户，他们很容易结合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反之，在人少地多的地区，在一大片土地上只有一两户农户，就不容易看到有规模的村落，往往只能看到所谓的独立庄园、家庭农场，或者说“一家村”。更一般性地讲，所谓聚落的大小，在相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内，其主要变量是特定空间范围可以给多少人提供生活来源，或者说“活路”。如果相同的空间范围可以或必须为更多的人提供生活来源，那么这里就容易出现大的聚落，如果不可以或不必须为很多人提供生活来源，那么只会出现小的聚落。农民聚落的实质也就是农民的“活路”在空间上的聚散，在同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中，村落的大小反映的就是活路的富集与匮乏。不管是小农经济还是规模农业，农户都愿意居住在自己土地的附近，这和一个市民愿意居住在自己单位附近是一样的。一直以来，这个选择是主要由农户自己做出的，即使在一开始有上层的硬性安排，但在长期的迁徙和选择之后，其结果还是自发的。所以，村庄归并的社会学意义，就是政府安排农民的活路，是把农民对自己活路的自主选择转变成政府的理性设计。

从控制农村地权的目的出发，我们会认为压缩甚至消灭自然村落是必要的，是划算的，往往也是可行的。再加上对于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的考虑，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就更大。其实，我们可以认为村庄规划在聚落形态的意义上就是对于一个适度规模和布点的人为选择问题。问题是，新的人为聚落的适度规模到底是多大呢？这恐怕是没有人能搞清楚的问题。由于机械化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经营粮食作物需要消耗的劳动力大大缩减，其耕作半径也大大地扩展了，但是蔬菜和花卉等作物的种植以及鱼虾等水产类的养殖依然十分消耗劳动力。如果把菜农的住宅集中，他们可能还是必须在地头搭建临时住所。大规模养殖业的从业者也往往必须居住在生产场所里。更关键的是，我们不能准确地规划出到底哪些人和土地上会发展高消耗劳动力的种养业，哪些又会发展出较少消耗劳动力的种养业。

通过村庄规划实现村庄的归并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这种归并变成了对自然村落这种聚落形态的简单消灭，由此带来的风险是多方面的。首先，如果农民在寻找活路时不找“市场”找“市长”[2]，“市长”能否负担得起？其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市尽管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经济，但对生态和资源构成的压力也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还要考虑人口的大规模集中可能形成的社会控制风险，以及在应付可能出现大规模突发自然灾害或疫病时的困难。大城市与小村落哪一个更保险，谁能说得清楚？再次，村庄归并后，农业必须实现规模化经营，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规模化经营，是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它因产业而异，因品种而异，因区位而异，也因人而异，一刀切能否给出答案？我们可以否定自然村落在生活上的意义，却无法替代它在生产上的意义。

当然，不进行村庄规划和土地整治也是不合适的。毕竟，当本地农民普遍地实现非农就业之后，很容易出现农民在城镇和村落里同时拥有多套住宅的情况，村庄的空心化也很普遍，在土地紧张的背景下，这种局面应该被改变。更为可取的做法是尊重村落自发演变逻辑的前提下，通过政策诱导加速这个过程。比如，对农户拆去农村老宅到城镇买房的行为给予奖励。结果，那些已经彻底非农就业的农户将可能离开自然村落，到自己工作地点附近居住；而那些依然从事农业的农户还居住在耕地附近，双方都有合理性。随着邻居的纷纷拆迁和搬离，偏远地区自然村落的自我消亡将是不断加速的，但必须允许甚至鼓励极少数坚决务农的农户留下来。

农民集体的存在是公有制国家对于小农经济经营方式及其聚落形态的让步，它在核算单位上是大规模国营农场与私有单干之间的中间状态，在空间形态上是大规模居住区与独立庄园之间的中间状态。在合作化的期，国家曾一度试图消灭农民集体，特别是那些低层次的农民集体，但在经过血的教训之后，国家不得不承认了农民集体的合理性。只要农民依然还有共有的资产，并且要经营这些资产，那么农民集体存在的合理性就不会彻底消亡。问题在于，我们还要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农民集体自主发展？

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时代，农民集体自主发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它们创办和经营了大量的社队企业。当地方经济转向依赖于招商引资和土地升值之后，发展的主动权转到了城市和城镇中的少数中心城镇，低层次农民集体的发展权被压缩和取消。在把农民集中居住后，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农民拒交物业费，结果由政府垫交。如果农民可以不交物业费，那么政府就不仅仅是公共政府，还是具有农民集体的性质。既然如此，何不让农民集体继续存在并承担这类费用？其实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允许某些区位更好的农民集体发展壮大，特别是允许这种自然村落继续生长，吸引外村或外来人口进入，让集体在经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和其他资产的同时，提供了对于新居民的公共服务。其实，在某些地方已经存在类似的成功模式。

不仅低层次的集体有一个能否自主发展的问题，乡镇这个层次的集体经济也有一个是否还要自主发展的问题，比如镇属公司是否允许存在？如何看待各镇所属的开发区？它们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更根本的问题是，赋予乡镇如此多的发展责任，是否有必要，能否在全县（市、区）范围内统筹发展，使得乡镇政府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专司公共服务职能？现在看来，只要我们还必须依赖基层政府的创新能力为社会增加活力，依赖基层政府为经济发展贡献动力，我们就必须允许乡镇一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主体存在和扩展，要尊重它们的自。

二、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日趋复杂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我们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说法在即将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说，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可以消除人民需求不满足的状态的，但另一个事实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同时制造着人民需求的新的不满足，形成新的社会系统不稳定。由于政府主导了生产发展和社会建设，往往成为各种矛盾的中心，这在县乡政府管理的农村区域尤为明显，因为县乡政府的干部是亲民之官，他们必须直接面对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所以我们说，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日趋复杂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矛盾关系。

一般来讲，发达地区农村财力充足，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好地实现各项社会发展的目标。问题是，来自各方面的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和复杂化，这构成了对于政府应对能力的巨大挑战。

首先，服务对象的结构性增加。

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或即将出现户籍人口的负增长，但是，政府应该服务的对象人口却是迅速增加的，这种增加伴随着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所以是一种结构性的增加。这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变成了准市民，他们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弱化了，转而依赖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其二，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本地区，而且必将逐步地要求本地政府提供与本地人对等的公共服务。

发达地区所以能集聚相对多的财富，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来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享有了土地的升值收益，二要谈到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贡献，三是占有了大量外来务工者的劳动价值，多数外地人为少数本地人创造财富。早期的外来务工者只是剩余价值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和将来，他们也必然要参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将要或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的新市民和新农民。当他们不参与财富再分配时，本地人安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公共财力也比较富余。本应该由政府负担的，当然要由政府来负担；其实不应该或不必要由政府负担的，政府也负担了。一旦新市民和新农民也要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时，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必将捉襟见肘。政府必须建设更多的医院，更多的学校，扩建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搞好社会治安，等等。政府还必须为部分外来常住人口提供某些优厚的待遇和保障，以维系本地可持续发展，这都将构成对于政府服务能力的考验。

其次，政府职能的无限制扩展。

近来，人们常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无限责任的，这在农村一般是不符合实际的。传统的农户是一个个独立自主的经营单位，它们完全依靠自己找活路，自己想办法规避各种风险，偶尔合作起来解决某些公共的问题。但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或者快速城镇化区域，这种无限责任却显得比较真实。发达地区的农民正在丧失独立自主性，他们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政府来解决从生产到生活、从出生到丧葬的各种问题。

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具有包揽农村社会事务的传统。我国各地的乡村政府都脱胎于时代的集体，在欠发达地区，这种集体在瓦解后，普遍地弱化了，但在发达地区，集体却借助于乡镇集体企业集聚了更大的能量，完成了从农业集体向工业集体的转型。它们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还能将农民的合理负担也代缴了，比如三提五统。由是形成了“农民的事情农民集体办”的传统，这个传统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的事情农民个体办”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集体企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改制以后，基层组织的集体性质有所褪色，但是“农民的事情农民集体办”的传统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农民失地之后，农民的不安全感转换成了对于政府的期望值，这对于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普遍存在的“压力型政体”。从发展到稳定，从计划生育到养老保障，从工作实绩到档案建设，上级对于下级的要求越来越高，考核指标越做越细。而且，考核打分与收入挂钩，一旦不能达标，相关干部就要受到惩罚。似乎出现了一种“行政计件工作制”。

特别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要求很高，构成了对县乡政府执政能力的极大考验。任何社会系统都可能出故障，一个高速发展中的系统更容易出故障，可是政府却必须尽全力预防和排除这些故障。一个新的现象是，当民众觉察到政府对于稳定的特殊敏感之后，有人会利用这种敏感谋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倒闭了，工人会到政府去要工资。房地产老板盖的房子出问题了，业主会到政府要求改进。有人出了车祸，会认为是路修窄了，要求政府赔偿。等等，这些诉求的背后，既包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对于政府的特殊信任，也可能暗含有拿捏政府软肋的性质。

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可以说，当前的县乡级政府的公共性出现了紊乱。它们不仅要提供公共物品，还要提供集体物品，甚至私人物品。如果是部分人向政府提要求，而政府果然满足了他们，等于是提供了集体物品。如果是个人向政府提要求，而政府居然也满足了他，这等于是提供了私人物品。结果，政府的性质也变得有些混沌了。

再次，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利不清。

基层政府所以会感到来自各方的需求难以满足，还因为工作的抓手不够。这种抓手不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利分不清或者分配不合理。

不同层级的政府都肩负着发展重任，有时候，上下级政府之间也会形成竞争，此时，下级政府往往是牺牲品。比如如何分配区位良好的土地的开发权、优质的项目、优质的税源，等等。更为常规的情况是，下级必须完成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却未必获得了相应的保障条件。比如郊区基层政府有责任保持街道整洁，但是城管队伍的人事权和领导权却不属于乡镇政府，结果基层政府缺少维护市容的执法权，却必须为城管队伍发奖金或工资。其它如环保执法、安全监察、教育管理、农业部门，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一个部门对应着一种政府职能，不论这个部门的条块属性如何，县乡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都必须为这种职能的运行质量负责任，因为这是上级考核的内容。如果这种职能还与辖区内的社会稳定关系密切，该级政府部门会更加重视。有时候，某项工作很重要却被“拉条”（从块管理转到条管理）了，基层政府甚至会利用自己财力较丰富的优势，重建一个本级所属的部门来做相关的工作，这等于是出现了机构的重叠，如此就导致了机构和人员的膨胀。

实际上，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系统和系统内生出来的各种需求，发达地区的这些亲民之官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扩建机构和增加人手。可是它的行政级别和基本架构却只是一个最基层政府，其人员编制受到很大的制约，结果就在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之外出现了大量的聘用人员和编外人员，数量动辄数以百计。所以，在发达地区，一个乡镇的人员规模甚至可能相当于中西部地区一个县的人员规模，成为体型肥大的超级乡镇。

三、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之间的不协调

外地人的大量流入是发达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它所带来的影响还在形成之中，尚难预料。我们可以从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来理解这些影响。大概地说，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居所选择问题，劳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农民农问题，等等。

首先，外来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

当外来人口进入发达地区农村就业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就业和居住，然后是小孩上学和就医等。

其中居住问题直接就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外来人口可以居住在临时工棚、本地居民特别是村民的家里、工厂的宿舍里、农民工公寓里，等等。农民工进城后，有条件的会住进工厂宿舍里，没有条件的起初会居住到临时的工棚里，甚至露天居住。在城市管理加强后，会选择居住到本地人家里，于是又带来了城中村的管理问题和群租问题等。当城中村被拆迁，城镇居民抗议群租之后，又必须为农民工寻找新的住所，于是各地开建了各种农民工公寓房，或者由企业或开发区主导建设集中居住小区。如果不是企业自建的集中居住区，在管理上很容易出现问题，因为缺少经济控制手段，难以避免人员的混杂以及“客大欺店”，因此在个别地区出现了农民工公寓被关闭的情况。一种最为稳当的做法，其实还是以支持企业自建宿舍为主，其他手段为辅。大企业可以自建宿舍，小企业和临时工作往往必须依赖各种出租房为工人提供居所。

我们看到一个反差是，当本地城里人正在从单位人变成了社区人时，外地农民工却从社区人变成了单位人。只不过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这种单位往往靠不住。这实际上也造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在空间上的隔离，这种隔离将会长期存在。在社会管理的问题缓解后，社会整合的问题将长期存在。

小孩的上学是已生育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对于解决这类问题兴趣不高，因为，他们不希望农民工都跑到本辖区来居住。这里面有一个公共物品提供的囚徒困境。

其次，劳资关系问题

外来人口进城务工形成的最主要社会关系是劳资关系，资本对于劳动的雇佣关系没有变化，但是农民工对于打工生活的期望值却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早期的农民工只是把打工作为务农的调剂，那么今天的农民工只是把务农作为打工的调剂，少数人甚至彻底放弃了土地。他们对于农业和农村的感情渐渐淡漠，对打工和城市生活有些向往又难免失望，因为收入太低。在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中，劳资关系的未来确实有些灰暗。

政府目前能做的，就是和企业一起尽力避免劳资关系出问题。但很难避免类似富士康事件、自残事件的发生，而且，政府也要反过来防范老板逃跑和欠薪。在发达地区的政府内部，一般都缺乏熟悉农民工情况的干部。干部是本地人的上层，农民工是外来人口中的下层，其中存在着脱节。当前的情况是，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很密切，联络渠道很多，与工人的关系疏远，联络渠道很少。尽管在企业内有党团组织和工会，但这种组织与工人的关系也值得检讨。一旦劳资关系出了问题，政府将缺乏解决问题的人格化方法，或者说，找不到“钥匙”[3]，这是与处理本地人问题的一大不同。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农民工是半农半工的，我们既不能把他们想象成农民，也不应该把他们看成彻底的工人，让他们保留在这种混合状态，远比把他们改造成彻底的产业工人更合理。中国人本来是十分强调个人奋斗的民族，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比之美国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4]。如果他们在老家还有地，还有亲戚朋友，那么，他们就有退路，已经长期存在的比较稳定的劳资关系依然可能延续下去。当前最大的风险是，在老家可能因为人为地推进土地流转，让那些本来没有坚决放弃土地的人也放弃了土地经营权，成为“失地农民工”；而在外地，企业因为害怕职工的团结限制了他们社会交往。这种人为地把农民工改造成城市无产者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再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两类人，第一类是年轻的农民工，比如80、90后的农民工；第二类是在城里长大的农民工的后代。第一类农民工的问题主要是吃苦精神不足，以及一部分人的留守儿童的经历可能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第二类农民工的问题是他们在老家的地权可能已经无法收回，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成为来自外地的“失地农民工”。在长期的漂泊中，他们可能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与本地城市普通工人相比，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更不发达，人生的根基更浅，这一部分人将对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带来什么问题，是城市管理的一个重大课题。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都是在城里长大，如果这个城市距离自己老家很近，比如当天可以往返，那么他们还是可以轻易地接续和重建自己的社会支持网。但在发达地区，很多人都距离自己老家很远，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将特别严重。富士康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公司决定到内地建厂，让工人距离自己的家乡更近，目的不只是降低成本，也有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意义[5]。当前，我们可以选择的战略，应该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让一部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向农民工的家乡迁移。城市需要人气，但应该留下的，是那些具有城市化潜力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些可以对本地生活抱有良好期望的人。为此，我们还应该逐步为那些长期居住在本地的外地人建设适用住房，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对未来有更好的希望。这些做法的前提是产业升级，如果产业无法有效升级，那么这些想法也无法实现，可如果产业果然升级了，各种社会政策也应该配套跟上。

第四，农民农问题

对应于“农民工”的提法，我们可以把到本地来务农的外来农民称为“农民农”[6]，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发达地区尚未被征用或者虽被征用却暂未被开发的土地上。他们的收入比在老家务农高，生活远比农民工自由，而且，他们往往结伴而来，已经轻易地在此地重建了社会支持网络。这种网络既是血缘或地缘的，也是业缘的，往往还有某些经济上的合作性质。越来越多的农民农选择在自己租来的地头搭建大棚居住，与本地农民的小楼相对而望，可以说，发达地区的村落往往是双重的，一个由本地人的楼房组成，一个由农民农的临时住所组成。前者萎靡不振，后者生机勃勃。

农民农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虽然有能力把本地农民变成市民，我们却无法把小生产都变成大生产，结果这个小生产的任务就由外地人来完成。一般地看，这也是本地的农业继承人出现了问题，可是这个看法也缺乏足够的建设性。如果任由市场选择，本地农业让渡于农民农之手是必然的。因为，在与本地农业继承人竞争时，他们出的地租会更高。事实上就连这种竞争也不存在，当本地年轻人还没有想清楚是否要务农时，外地农民农已经租走了耕地。如果刻意不允许外地人来租种土地，耕地的本地承包户得到的地租就会降低，政府和集体必须补贴本地承包户的损失。也就是说外地农民对于本地农民的部分替代，几乎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只在于这个替代的程度有多么彻底。

要培养农业的本地继承人，必需政府介入，认真地扶持那些依然在坚持务农的能手，同时想办法吸引年轻人返回农业。这是一个很琐碎很费力的工作。很多地方政府选择让资本来接手本地的耕地，做起来很省事，因为这等于是把发展农业的任务转交给了一个企业去操办。这种做法将使得本地人彻底退出农业，因为，这些企业可能一开始也雇佣了本地人，但他们更愿意雇佣的一定还是性价比较高的外地农民农。资本农业相比于家庭农业，在农业上主要的好处是可以生产出高档农产品供应城市上层，这就意味着把供应城市中下层的任务交给了外地农业和农民农。资本农业未能很好地延续和发扬本地农业的传统，更可能是截断了这种传统。它们的存在很有必要，但应该积极主动地建立一种大生产与小生产之间的合理搭配。我们应该否定的不是某一种模式，而是模式本身。现代农业没有模式。从现实出发，未来上海的农业，必定是大生产与小生产相互搭配，外地人与本地人相互补充的格局。

发达地区政府要做的不仅是培养本地的农业继承人，更重要的是正视农民农的必然存在，然后开展认真的政策研究，制定出适当的措施。既要管理好，也要服务好。比如，有极少数农民农在搭建了棚舍后，却让务农成为副业，自己去打工。这等于是让棚舍成为新的贫民窟，这是需要避免的。我们需要农民农，但不能接受贫民窟。实际上，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应该和生活来源的调查结合起来。目前，外来人口的管理部门未必能掌握外来人口的详细收入状况，这应该得到改进。另外，对于外地农民农必需的生产和生活上的条件，当地政府也应该帮助提供。

整个中国都呈现出一幅巨变的图景，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的转型的途中。所谓发达地区，正是巨变和转型较早的地区，而且，当地政府全面主导了这场巨变和转型，对周边农业区域的土地、产业、空间、利益和社会关系正在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重新设计和安排。通过对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的观察，我们发现，所谓的转型不完全是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体系替代旧的组织体系，有时候，这种替代无法实现，结果社会也就局部地或暂时地处于无序状态，演化出了各种社会矛盾。我们曾以为这些社会矛盾的发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正常状态，言下之意是一旦过了这个矛盾高发期，社会将转向和谐有序。问题是让这个预言成立的那些前提条件何时出现？当前，县乡级政府作为亲民之官，在客观上成为了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基本秩序的中流砥柱，确实发挥出了卓越的能效。但表面成功的背后是有策略无战略，是疲于奔命和如履薄冰。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是，如果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当前这种社会矛盾的调控机制能否长期维持下去？

参考文献：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黄祖辉等著：《农业现代化：理论、进程与途径》，农业出版社，2003年。

篇4

论文摘要：本文就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做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一、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

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的认识，学界对其也有不同的界定，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我们把公共关系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推进相关的内外公众对它的理解、信任、合作与支持，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创造自身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在充分尊重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传播、沟通等手段而努力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关系。

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运用一定媒体或形式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公共关系活动就是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主要方法的一种组织与公众交流行为。

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职业培训日益成为人们再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面对竞争激烈的培训产业，传统的宣传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了，职业培训机构纷纷采取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加强组织的宣传。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存在着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矛盾。

二、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

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影响到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的传播，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1、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

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从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应当具有全员性的观念，即公关传播的信源应该是职业培训机构的全体成员。这一观念对内能提供职业培训机构的凝聚力，对外能表现职业培训机构的良好组织形象。在与客户的交往过程中，职业培训机构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客户对机构形象的认知，影响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在实践中，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信源的个别性现象比较突出。有些职业培训机构看不到良好的公共关系传播对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不重视，员工不参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关活动是可有可无，即使要开展，那也只是专职公关部门或专职公关人员的分内事。这些现象显示了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淡薄。

面对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言一行中，从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职业习惯，树立机构良好的精神风貌。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是一旦形成，将会给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带来长期的、深远的和积极的影响。

2、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信宿，是指接受并利用信息的人。公共关系传播的信宿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以数量不等的群体或个人形式存在，并形成对组织以不同影响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公众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是由内部员工、消费者、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团体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动态稳定的统一整体。因此职业培训机构在开展公关传播过程中，必须善待社会公众中的每一位成员，注重公关传播的广泛性。

然而在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对象过于单一，主要选择政府和知识消费者，而对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其它社会公众缺乏关注，致使公关传播活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公关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在公关传播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公众因素，加强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达到公关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

在当前培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状态下，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因此很多职业培训机构也热衷于公关传播。然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培养才行。特别是在职业资格培训市场，虽然我国教育部、人事部、信息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务院各部委都做了职业资格认证相关方面的规定，但是持证上岗还没有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对社会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其次，用人单位对持证上岗的认识也不够。因此，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能一味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职业培训机构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开展一两次大型的公关传播活动就能迅速地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客户就会迅速认可自己的培训项目，过于注重公关传播的近期利益。这就造成了公关传播的长远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近期性的矛盾对于职业培训机构来讲，公关传播活动不仅是一项近期的活动，更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充满艰难与坎坷的系统工程。每一次具体的公关传播活动都只能看成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一个环节。用公关传播活动来塑造组织形象的道路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点的。职业培训机构要将每一次活动，每一天工作都看成是公关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踏实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情，立足长远，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任务。

4、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或者说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时代，如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面对这一趋势，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仅需要遵循职业培训行业的相关政策，而且需要不断创新，善于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从而提高职业培训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形式过于呆板，缺乏特色，难以引起职业培训机构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方式中，“物质公关”相对较多，对人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外，有的职业培训机构也狭隘地认为公关传播就是迎来送往，喝酒干杯等等。在公关传播活动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甚至采取有违社会公平竞争秩序和伦理道德习俗等手段，刻意贬低竞争对手，欺骗社会公众。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人们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强烈，但职业培训机构众多，竞争激烈，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首先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要鼓励创新，奖励创新，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其次，要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形成一种善于学习、积极学习的组织氛围，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第三，要采取灵活措施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碰撞思维的火花，分享创新的乐趣，从而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

总之，目前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现象，职业培训机构要善于承认矛盾、认识矛盾才能更好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达到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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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一

教学现场互动中的即时课件制作。在成教《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讲到“需求函数”概念时，曾有从事销售工作的学生提出疑问：“量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以想象，但在现实中，形如P=a+b×Q的函数到底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当时授课用的课件并不足以透彻说明这一问题。若简单答以“根据经验数据构造”，学生不知其所以然，若以板书加口述的形式介绍“线性回归”和“最小二乘法”，相对于成教学生的知识功底，可谓费时费力，效果也难以保证。为了简洁而直观地解释这一问题，笔者现场制作了一个EX-CEL表，其数据共两列，分别为价格和对应的需求量，然后使用“图表”功能生成散点图，添加趋势线，并显示预测方程，整个制作和演示过程约5分钟，学生通过演示和讲解，直观地体验了通过对经验数据作一元线性回归得到反映量价关系的需求函数的过程，并顺带掌握了以EXCEL为工具通过线性回归进行预测的方法。

2）案例二

板书对于课件的即时性补充作用。在《管理学原理》课程中“决策”一章的教学中，在向学生讲解了“波士顿矩阵”之后，笔者随堂作了提问，发现学生能够掌握按业务特征将其归类到具体象限的归类方法，但对于业务在各象限间转化的规律则不甚了然，因此其对于针对各类业务的决策方法，也囿于死记硬背，不能灵活变通。为了直观生动地向学生讲解各类业务的转化规律，笔者在黑板上即兴绘制了反映“幼童———明星———金牛———瘦狗”这一过程的“业务/产品生命周期图”，该图为座标图形式，其纵轴为“市场占有率”，横轴为“时间”，图的形状最初采用标准正态分布的倒钟型曲线。当解释作为存量的“市场占有率”和作为流量的“业务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时，基于对增长速度的考虑，又当场将倒钟型曲线进一步修正为类似于彩虹的半圆型曲线。通过这番讲解，学生体会了业务或产品特征的转化规律，并对相应对策有了更深的理解。

二、案例分析及相关启示

1）案例一

所揭示的现象可以描述为：学生提出了意料之外的问题。在互动中，学生的疑问源于课堂听讲时联系实际情况的思考，但解答问题所涉知识并非当堂讲授知识的重点，甚至也非当前课程的重点内容，相关知识之于教学重点，表面上看，有“节外生枝”的嫌疑，但这些问题如能获得圆满解答，则对学生掌握和应用授课内容大有裨益，同时也是对学生独立思考态度的肯定。本案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和预先准备的授课内容以及事先制作的课件之间，存在即时性的矛盾，显然，预先准备的内容不足以解答学生的疑问，这一矛盾的化解途径，可以归结为适用课件的现场构思与制作。限于授课现场的时间限制，此类课件通常相对简单，且结合教师的现场操作和讲解来展示某些方法或技能的应用、操作的步骤或流程。

2）案例二

所揭示的现象可以描述为：师生关于授课内容难点的认识差异。即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会设想某些内容可能是学生认知方面的难点，而在课堂上通过提问或观察学生表情，则会发现某些原先未被设想为难点的内容，实际上已成为难点。此类现象出现的频率较高，并且那些具体的“预想之外的难点”在同一专业的学生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往往会反复出现。在本案例中，即时性矛盾的表现形式与案例一相同，但化解矛盾的具体途径则为板书作图。这种途径方面的差异，并非偶然，本质上，案例一所体现的现象将解决方案引向了课堂所授知识体系的拓展，而案例二所体现的现象，其解决方案必然要求对所授知识体系内具体知识点讲授形式的强化。与“拓展”所需要的步骤分明的操作流程不同，“强化”要求表达形式更为直观生动，直观生动虽是多媒体课件的优势，但在授课现场的巨大时间压力之下，却不可能通过临时制作来实现，因而其解决途径只能是以板书作图来弥补。

3）观察上述案例

篇6

从课程模式上看，人教社、上海、广东、四川、北师大等版本仍属分科体系。浙江是板块式综合体系即合 科式，将地理、历史、政治三部分合并为社会课，但内容体系相互独立。

而上海的社会课是贯通式综合体系，以地理、历史和政治三门学科的内在联系为依托点全面贯通，改革步 伐较大。

从编排体系上看，各版本大都采用由整体到局部的编排方式，即初一讲世界地理，初二讲中国地理，最后 是乡土地理。

从编制的形式上看，一改传统呆板生硬的编制、叙述方式，更注意适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每个版本都为套 色印刷甚至彩色印刷，图像数量大增，每幅图信息量骤减，清晰易读，文字表述较为生动，比较接近学生生活 实际，而且尽量体现教学和学习的过程，有些栏目，如“读一读”、“看一看”、“想一想”等也十分具有吸 引力。

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来势迅猛，以至我们来不及做好充分准备，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一些难以处理的 矛盾关系。

一、地理“教材”与“学材”的关系

过去，我们一直依照地理学科的逻辑体系来编制教材，只关心哪些地理知识是基础知识最有价值，学生应 该接受什么，而很少考虑他们能不能接受以及是否乐于接受。只把地理教材看作是地理知识的载体，是教师教 和学生学的依据，没有看到地理教材的内容及编制结构对学生有效学习地理知识的潜在影响。因而作为学习者 主要的阅读材料－－地理教科书，则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影响了学生学习地理的效率和效果。

因此，地理教材应在遵循地理学科逻辑顺序的基础上，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特点，使地理学科的逻辑顺 序与学生的心理顺序在地理教材中得到完美的统一，这是实现地理教材向学材转化的关键，也是地理学材之要 义，地理学材与教材的区别在于，它的选材与编排更符合学生学习地理的心理特点，有利于学生学习地理的成 功，促进其身心的发展。

为了实现地理教材向学材的转化，新教材中的图像力求简明醒目，符合学生的感知规律，以利于学生地理 空间观念的形成，为其准确便捷地理解和记忆地理事物和原理提供充分的表像依据，从而促进其想像力的发展 ；教材中地理事物的展示与论述要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思维方式，教材的编排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显现 出知识迁移的性质，使地理知识结构与学生的认知结构统一起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教材的图像设计 、文字叙述及作业系统应具有较强的启发性、趣味性、可读性和激励作用，利于引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动机，运 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对学习过程的制约作用，提高地理学习的效率，促进学生情意的发展。

二、地理教材的先进性与减轻学生负担的关系。

地理科学飞速发展所产生的对地理环境以及人地关系的新知识、新观念要求在地理教材中有所渗透，特别 是那些具有固结地理知识作用的原理或上位概念的增加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新知识的增加难度的 提高视为地理教材先进性的唯一含义的话，必将加重学生学习的负担，显然这与地理课程教材改革的初衷，减 轻学生负担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这次改革既要增加新知识，又要努力精减原来阵旧的内容，特别是分区地理 的内容。

九年制义务教育应让学生了解我国和世界自然与人文地理的主要特征，以及区域差异大势，分区不要过细 ，内容不要太详，不要以地理知识点的多少论得失，地理教材的先进性应体现在“新、精、活”上。“新”就 是要有新的内容、新的概念，特别要增加某些上位概念，以利于地理知识的迁移与同化。“精”就是要删减传 统繁琐的知识，不求个别知识点的得与失，重能力培养和观念教育，如正确的人口观、资源观和环境观的教育 。“活”表现在教材的编排不僵化，灵活多样，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只有这样，地理教材的先进性与减轻学生 负担才能在对立中统一起来。

三、地理科学特性与地理教材内容价值的关系

地理科学历来以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地关系而著称。但由于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象某些学科那样显著 ，从而导致其研究内涵的动摇，以至今日地理学界众多有识之士热衷于地理科学性质与价值问题的探讨。究竟 地理学是硬科学还是软科学，它自身对社会的贡献在哪里，从理论上说清楚绝非朝夕之事，这种现状直接影响 着学校地理教材内容的价值，进而影响学生对地理学科价值的认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在于要求有一个地理 学的定义，来确立它的科学边界，而是当今的趋势是，科学的一切领域正环绕着具体的问题走到一起来，在结 合的过程中，每一门专业把它自己特有的技术和概念运用到诸如贫穷、人口过剩、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等主要 难题上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地理学是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事实上，地理学正在城 市规划、国土整治、生产布局、能源利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在论及地理学本质的价值的同时，更要着眼于地理学在与其它学科的联合作战中，共同解决实 际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是当今学校地理教材内容价值的主导方向（以地理专题形式编制的 教材便是以这种价值观为基础的）。为此，在地理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上，要适当考虑这种价值观念。让学 生认识到区域位置和地理事物空间关系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并让他们初步学会这种评价方式，使他们真正理解 地理学的应用价值，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四、地理知识教学与素质培养的关系

变知识教学为能力培养，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这是当前课程教材改革的主旋律。我们要勇于摈弃陈旧 琐碎的地理知识，将素质教育的思想贯穿于地理教材之中，并使其有机地结合于地理知识体系之中。素质教育 包含三个层次。

首先是学生生理潜能的开发，地理教材中融有大量的图像，以逼真形象的方式经常作用于学生的感官，促 进学生形象思维的发展，开发右脑潜能。

其次是心理品质的培养。地理教材中不论图像、文字和作业哪个系统都要有充分的智能因素，以利于学生 地理观察、记忆、思维、想像和创造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各种技能技巧的发展。地理教材中要自始至终贯穿“ 方法”因素，这里的方法是指地理思维的方法，也就是地理学家看待世界的科学方法，以及地理学习的方法。 地理教材要生动有趣，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形成积极向上的情感。

第三是文化素养教育，地理教材在叙述地理知识的同时，要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环境等观念教育，特别要 渗透国情教育因素，不卑不亢，使学生科学地认识国情，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些思想观念有机地体现在地 理教材之中，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五、区域地理各种分区模式的关系

区域地理分区模式是这次地理课程教材改革中面临的难题之一。以中国地理为例，有二分式、三分式、四 分式乃至十分式，主张各异。初中学生只要求了解我国一些区域的地理环境及其主要特征，初步认识我国区域 内部差异大势，明了这些差异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影响，从而形成因地制宜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科学观念。因此，中国地理分区不宜过细，分区过细就会陷于复杂的具体知识的传授 ，而忽视对宏观区域差异的认识，就会喧宾夺主，不能达到分区地理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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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主义 企业发展 企业文化 绩效考核

中图分类号：F4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35-287-01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促进市场经济进行变革的同时，也为各个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一些急需进行战略重组和结构调整的企业来说，以此为契机，针对当前市场需要和自身的特点来制定出适合企业发展的新战略是我国当前企业在进行战略性改革和调整时的首选方法。但是在企业在改革时的各项准备工作中，企业文化是否能与之进行同步的调整，是否能在企业面对国内外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时帮助其增加综合竞争力，这些都是当前企业发展急需考虑的。

一、关于我国企业在当前环境下的发展

中国与国际相接轨的大环境下，我国企业都将面临市场化、国际化、企业化、品牌化等的改革新要求，任何企业一旦不考虑市场需要来对自身进行调整，那势必导致无法适应市场需要而被市场所淘汰。以我国中小型企业在当前环境下的发展为例，其发展趋势和战略调整相对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来说更具有可被分析的典型性意义。

我国中小型企业作为国内市场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自身企业规模较小企业构成比较简单企业的业务范围也相对狭窄，在中国国际化发展所带来的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不断融合，所产生的更为复杂和激烈的竞争态势和压力面前，这些原本作为劣势存在的条件却能够灵活的应对市场的新改革，从而完成自身的及时改革与调整。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一些大中型企业来说，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一些小型私企，他们面对国家战略调整和市场改革风暴时，往往所受到的正面冲击小于一些大中型企业。

作为创新和改革的主力队伍，据我国2013年对于专利发明和新产品的数据统计可得，中国目前的专利发明和新产品创造总额中，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占有65%，而新产品开发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就目前的中小企业所覆盖的业务领域来看，早期的加工行业、传统的制造行业、国内和国际贸易、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材料的提供、高新技术产业等均有中小企业的涉足，而在一切领域和区域小企业已形成了特色产业群，并成为我国产业链发展中具有举足重轻作用的重要部分而存在。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在逐步完成专业化协作的前提下，中小型企业具有着成为大企业配套设施和服务的供应商的机会和条件。另外，“专、能、特、新”已经成为我国中国小型企业的重要战略拓展和改革方向，是创新不可忽视的力量。就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看，这也将是我国中国小型企业尤其是规模和实力最为薄弱的一些小型私企所需要考虑并纳入到未来发展方向的最合理的战略发展方向。

企业文化中人文主义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和矛盾点

企业文化所产生的凝聚力是任何企业的发展均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大中型企业对人文主义的考虑中很容易被自身的框架和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观念所限制，尤其是对于一些国企来说，人的力量和价值以及对于人文主义关怀对他们来说则是书面化的标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越性导致其对员工的看重仅仅表现为节日福利待遇的发放上面。而小型企业更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着运营制度不明晰、各项制度不健全、体制不完整、目标人群不精准、企业财务管理透明度不高、业务领域狭窄、人才结构失衡等问题，国家对其推行的制度和政策对于其成长和发展有所限制，银行由于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又无法及时为其提供有效的融资，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再因为中小型整体素质不高和自身实力有限，其真正面对市场所给予的机会和挑战时，无法及时作出有效判断，更不具备大型企业的经济实力可以力挽狂澜，因此，大力提高生产技能和服务质量的同时，企业文化对其发展所提供的凝聚人心的作用力就尤为突出。

与我国大中型企业一样，中小型企业的企业文化的建设目标同样是为了振兴企业、稳定发展、维护和培养人才、保障自身经营能顺利进行以及促进企业业务领域的拓展。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大都从家族式企业转变而来，据我国社会科学园社会学的统计，这种家族式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乡镇企业中更为突出，因此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企业文化在制定时期，家族文化中人伦思想、血缘关系下的等级观念则更为明显，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要素的存在，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主决断、公正公开公平的要素极其缺乏，企业主本身很容易在决策时被家族观念和人情关系所左右，所以在相对封闭的企业团体关系下，企业文化的创立对企业所起到的正面性推动作用较低，无法实现企业在初期建立时对于未来企业战略调整时的规划起到帮助作用。

在家族式企业运营模式之外，其他企业在制定企业文化时，由于缺乏对企业文化本身及其作用的正确理解，很容易在人云亦云的同时仅仅从表面的意义出发制定相应的企业文化，而中国中小型企业跟风的习惯也很容易让他们在建立和制定企业文化时，只是从口号和装饰性作用角度来考虑，而并非为了企业的发展制定出符合自身对未来企业发展规划前景所需要的，可以推动企业发展和前进，并且能够帮助企业员工快速建立其归属感的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近些年被我国作为一种创新型关注人成长的新理念向各个行业所推行，而因为中小型受到专业知识、专业水平、理解和领悟能力以及对企业文化和企业发展的宏观思考等要素方面水平较低的限制，在对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融合和掌控时很容易出现较为极端的使用影响。如过度看重人文主义在企业中的作用，过分注重人文主义在企业发展和制度建设时的作用，因此会导致企业制度在执行时考虑满足所有员工的需要，而出现根本无法执行的局面。这种情况最严重的则是企业利益因为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受损，企业日常业务无法正常开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和战略的制定就更谈不到考虑了。轻视人文主义对于企业文化作用仅仅将其作为表面化的口号所使用时，其产生的结果可以等于企业文化中关于人文因素的虚设，那么如此发展下去，人文主义对企业文化和企业发展的所能起到的作用则完全等同为零。

解决我国企业文化中人文主义与企业发展之间矛盾的方法建议

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在以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有若干的例子对此有所鉴定。本文在此不予以赘述，对于企业文化中如何融入人文思想如何最大发挥其价值，以下几点建议可供参考：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建立起人文精神对其作用的正确理解

企业文化建设在中国企业中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为大多数企业所重视，但是在此期间很多企业仅仅是建立其企业文化，并不会对其进行及时的修改和调整，人文主义精神在其中也只是作为一项条例被罗列出来，并不予以深化和宣传，因此在企业主本身要加大对人文主义的正确认知的同时，逐层级的普及和推广开来，并将人文主义在企业文化中的价值和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充分的融合在企业各个部门日常工作当中来。

明确企业的发展目标，最大发挥企业文化中人文主义的价值

企业的发展目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必须随着市场需求、国家政策、企业自身业务等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也正因为如此，要用变化的思想去看待企业文化中人文主义的价值，将人作为可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变的重要元素，加以维护的同时，充分挖掘其价值和意义，以便最大发挥企业文化中人文主义的价值。

建立其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乡土型”企业文化

对于一些乡镇企业和具有地域特色的企业来说的“乡土型”企业文化可以帮助其迅速完成个性化品牌的打造和宣传。尤其是当员工多来自某一个区域或者本地时，这种“乡土型”企业文化更能增加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1]程月明.企业持续发展视角的企业伦理研究.江西财经大学，2012-06-01.

[2]包立峰.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价值生态与建构.东北师范大学，201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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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案例教学法；课程教学；应用

在课程教学中，如果没有大量的案例分析在课堂理论教学中应用，会导致学生对其理论理解的不够或不深，造成学生学过以后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就失去了开设这门课程的意义。然而当代大学生存在的典型特点是对面临的问题有思考但缺乏深度；缺乏对重大问题的深层次思考，缺乏知行统一的认识和实践，理性进步有限等显著特征。鉴于上述两方面的特征，如果课堂气氛不够好，教学方法陈旧，就导致学生在学习时候主动性与积极性不足，严重影响教学效果。教师使用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培养学生交流和合作的意识，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和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论文结合当代大学生特点，提出案例教学法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及在应用中的的注意事项，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提供科学的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来源于个案研究法，后来被广泛用于法学、军事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案例教学法，是一种教与学两方直接参与，共同对案例或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的合作式的教学方法。目前，学术界对于案例教学法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李晓安认为，案例教学法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将理论知识在分析和讨论中讲解，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因此这种方法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独特方法。姜明安认为，案例教学法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解剖、分析以及组织学生对其进行研究、讨论，引导学生从实际案例中学习、理解和掌握法的一般原理、原则的一种教学方法。作为案例教学的先行者，美国律师Langdell在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开始倡导案例教学，他认为以学习法院的判例为重心，熟练掌握律师的思考技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推理、表达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案例式教学。虽然不同观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差异，但是都体现了案例教学的本质，都充分的考虑教师通过理论和生活生产实际的结合。

二、案例教学法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设计

在实施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不能将教学的重心放在案例分析与探讨上，还是要以课堂讲授为主，系统地讲授基础理论。案例教学只是作为深化、理解基础理论的一种辅助方法，其目的是让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而不是单纯掌握一种技能。因而，案例教学应主要围绕课程体系来进行，在教学中的地位是辅助的而不是取论讲授法。目前，理论讲授法作为最传统、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其地位还不能动摇。

1、案例教学法的思路

案例教学法在应用时要提前准备好案例，才能通过案例分析实现要达到的目标。首先，弄清问题主要是提倡学生复述问题，熟悉问题，深入理解问题，回答一个你尚未弄清的问题是愚蠢的；其次，拟定计划并实施计划；最后，整体回顾与点评。没有任何问题是可以解决得十全十美的，总剩下些工作要做，经过充分的探讨与钻研，我们能够改进这个解答，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提高自己对这个解答的理解水平。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更突出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如何把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案例的解决联系起来，并在案例解决的同时把相应的基础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给学生。案例教学不是简单而机械的课堂陈述，它应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充满目的性的需要深入思考的复杂环境，使读者在一定的研究框架内就现实问题做出判断。案例分析教学法的重点是分析案例和讨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教师让学生组成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核心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在讨论过程，寓原理于讨论之中。在讨论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鼓励不同观点的争辩，不单纯地去追求一种正确答案，而是重视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

2、案例教学法案例的选取

选择合适的案例是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前提，合适的案例在案例教学中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讲教师应根据教学进度、教学对象精心设计和选择案例，选择案例，可以在公开出版的案例集或教材中撷取现成的案例，也可以在报刊资料中搜集，还可以根据相关资源，创设一定的情景，亲自动手进行编辑组合成一个新的案例。案例选取的要领是确保案例的新颖性、典型性、多样性、典型示范、应用实际，适合国情等要素。

3、基于矛盾论的案例教学分析方法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称为主要矛盾；其他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称为次要矛盾。从矛盾的主次方面来说，在事物内部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为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论的思想要求我们看问题既要全面，又要善于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正确地运用矛盾论的思想对应用案例教学法的课堂讲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案例教学中，既要坚持教师的领导作用，又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结合。从矛盾论的思想出发，教师主要负责案例教学工作引导、检查，点评。主要矛盾应由教师提纲挈领的引导学生对案例表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思考，依据所学理论选择解决方案并对学生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点评和与学生一起讨论。次要矛盾是解决案例中存在问题的方案交给学生自己去思考、去认知、去解决。

三、案例教学法在课程教学中应用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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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8年，武汉科技大学曹诗图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出版了《旅游哲学引论》一书，填补了国内旅游学研究学术专着的空白。该书首次对旅游哲学的概念、学科目标、研究对象、学科意义、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初步构建起了旅游哲学的理论体系。该书出版后不久，学界便有多篇书评发表，大多给予积极评价。其中，有学者认为该书“将旅游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旅游研究学术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有学者在肯定该书“开创性和建设性”意义的基础上，认为该书未能很好构建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旅游哲学体系”，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应该说，作为国内第一部旅游哲学研究专着，《旅游哲学引论》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对推动我国旅游哲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着者苦心孤诣、筚路蓝缕之功亦为学界所认同。但学界同时也认识到，旅游哲学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更加深人地探讨。

正是抱着对学术孜孜以求、认真负责的态度，曹诗图教授继续扎根旅游哲学研究领域不断探索，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由学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着名学者、世界休闲科学院资深院士马惠娣女士为该书撰写序言，对该书的学术水平和研究价值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层面的工作恰恰是近30年中国旅游研究最为缺失的东西。能做这样的研究，自然是旅游学界的一桩幸事……希望这部着作能为变革人的旅游观念、旅游行为、旅游目的而推波助力；希望借机让政策制定者、规划设计者、教书育人者、业界经营者、学术研究者、职能管理者有些发反思与批判”。

该书分为7章，共28万余言。第1章“绪论”提纲挈领，统领全书，在评述国内旅游哲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全书的逻辑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观点。第2章“旅游本体论”是全书的重中之重，作者从旅游哲学的元概念和逻辑起点-一…旅游的概念一一人手，深人探讨了旅游的本质，提出了“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览和逗留的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异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的本质”等重要观点。第3章“旅游价值论”全面分析了旅游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美育功能、认知功能、经济功能、德育功能、康体功能、成人成才功能、再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等，并从旅游与人、旅游与社会的角度深人分析了旅游的内在价值。第4章“旅游伦理论”分析了不同旅游利益相关者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与旅游道德，指出了旅游伦理建设的路径。第5章“旅游批判论”引人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对国内存在的旅游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第6章“旅游矛盾论”提出了“旅游现象是一个矛盾复合体”的观点，指出了旅游现象中的诸多矛盾表象，并对旅游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化解之道进行了分析。第7章“旅游认识论”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和解决旅游领域的认识与实践问题，构建起了旅游研究的哲学认识论框架。纵览全书，“旅游本体论”、“旅游价值论”和“旅游认识论”三章是该书的重点，所占篇幅最大，论述也最为充分。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重新构建了旅游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是开展旅游哲学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关乎整个旅游哲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W。然而，由于学界的旅游哲学研究严重不足，国内外几无可以参照和借鉴的成果，因此按照怎样的逻辑思路和模块来建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成为旅游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学术命题。在第一章“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以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哲学领域”，系统研究旅游本质等旅游学基本问题，以此来构建旅游哲学体系的逻辑思路(见图1)。

鉴于作者先前出版的《旅游哲学引论》一书所构建的、按8个模块展开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有些欠严谨，某些内容安排欠妥当”w,该书对原有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的“纲”和“目”都进行了较大调整。作者按照“旅游本体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认识论”等6个模块，重新构建起了以“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为基础框架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在该书中，作者将《旅游哲学引论》一书中的“旅游本体论”与“旅游本质论”归并为“旅游本体论”。旅游本体论的研究内容回归到旅游哲学的根基--旅游的概念与本质，避免了以前“用价值论的理解代替了本体论的理解”等问题，更加符合哲学意义上“本体论”的内涵。原来的“旅游实践论”和“旅游方法论”归并到“旅游认识论”。还有各个模块的研究内容也经过了较大幅度的删减、补充和调整。经过重新设计后，该书所确立的旅游哲学体系，既合乎了传统哲学的基本框架，又保留了原有理论框架的特色。新的理论体系更加严谨，内容安排也更趋合理。当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该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这是哲学视野旅游研究或旅游哲学研究应有的理论框架，或不能简单理解为旅游哲学体系含有这六个相等或并列的层级内容”。该理论体系仅是作者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为一家之言。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尤其是理论与观点的创新。研究者要创新理论、观点，不能依靠主观臆断，而应该具备“问题意识”等学术素养、丰富的研究经验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经过一系列严谨的学术过程，才能提出经得起学术检验、令人信服的理论与观点。《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包括《旅游哲学引论》）中的一些观点，如作者关于旅游的定义、旅游的本质、旅游的功能、旅游的异化、“旅游亟需从哲学的视角和高度进行研究”等，已经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学界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中，作者又提出了旅游概念的“圈层理论”、旅游本质的“樊笼理论”、旅游结构的“冰山学说”以及旅游层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论”。这些理论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后，对旅游现象和本质的高度概括，仔细品味，意蕴深远。在观点创新方面,该书将旅游的本质由旅游者的“异地愉悦体验”提升到了旅游者的“异地身心自由体验”的高度，更加切入 旅游本质，颇具海德格尔关于“人诗意地栖居”的哲学韵味。还有该书从文化、美育、认知、德育、康体等多角度对旅游功能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功能研究。如果用该书所提出的旅游多功能观点去反观国内对旅游经济功能的顶礼膜拜现象，我们很容易发现，仅从经济角度解释旅游功能的做法是何等的狭隘与短浅。又如，作者在论述“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中，提出“旅游真正价值则在于充盈并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观点，联系到作者还将旅游研究纳人到“人学”的范畴去认知并实践，这说明作者真正洞悉了旅游活动之于旅游主体的最高价值（马惠娣在该书“序言”中对作者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一观点颇为欣赏)。这些观点将会对我国的旅游研究与实践起到警醒的作用，彰显了旅游哲学研究作为“警示平台”的意义。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彰显了哲学研究所秉持的“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态度，并将其一以贯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旅游哲学对旅游的一切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的省察、质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权力”作者在研究中很好地坚持了这种“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态度，在某些章节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第五章“旅游批判论”。作者直面我国旅游领域的异化现象，提出了旅游异化的概念，分析旅游异化的表现并进行反思与批判，构建起了旅游异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旅游的学术研究、发展模式、思想观念、消费者意识和行为、消费环境等各个领域，旅游异化研究正是对“背离旅游本质和旅游业发展初衷”现象的批评与反思。这种批判性的声音在学术界犹如空谷回音，弥足珍贵。另外，作者对旅游概念和本质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种批判性的学术态度。作者对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质的探讨，正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反思国内外学界提出的旅游概念”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本身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批判性自省的结果，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对先前文章与着作中的某些理论、观点等方面做出的修正、完善与提升。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着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依笔者浅见，《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在某些地方仍值得进一步强化和改进。首先，该书去掉了《旅游哲学引论》中的“绪论”和“旅游方法论”部分，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似有不妥。《旅游哲学引论》的“绪论”部分，论述了旅游哲学的概念、学术缘起、学术价值、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学科地位、研究方法等旅游哲学切关宏旨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旅游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应该是一本“教科书”式的旅游哲学着作不可或缺的。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旅游方法论”部分，因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属于旅游方法论范畴，是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部分章节的内容稍显单薄，理论性还不够强，哲学味道也不够浓厚。例如，第六章“旅游矛盾论”所论述的矛盾皆为旅游实践中的具体矛盾，并引用大量实例。虽然这种做法能够让理论分析与旅游实践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似乎削弱了文章的理论性与“哲学”韵味。

然而，瑕不掩瑜，尽管该书在个别篇章和具体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从总体上看，该书较之《旅游哲学引论》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弥补了《旅游哲学引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与缺憾”。尤其是该书对旅游哲学理论体系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做出了新的、深刻的思考，提出不少令人耳0一新的观点和理论。《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的出版，将进一步地推动我国旅游哲学研究的深人和相关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学术领域颇为深广，是旅游研究中的最高殿堂。曹诗图教授在此领域精耕十余载，为国内的旅游哲学研究开创了一片新局面，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但从整体而言，国内旅游哲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笔者不揣浅陋，所阐发的仅是一孔之见，不当之处还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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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本质；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119―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进程的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个元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研究的重要领域。据我们收集的资料，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的专著还很少，目前所见较为系统地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著作主要是李合亮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的观点主要散见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专著中。通过中国知网(CNKI)搜索合乎条件11(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为题名，模糊搜索，时间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选范围)共有纪录104条。搜索合乎条件2(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为主题，模糊搜索，时间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选范围)共有纪录375l条。文章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共234篇，90年代共610篇，2000年至今共2846篇。在博士文库中，中国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五篇，层次上以硕士学位论文居多，时间上集中于2001年以后，有邓晓霞《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论》、潘传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论》、唐桂娟《从日常生活理论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袁晓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探析》。李合亮的博士学位论文已以专著形式(见前文)正式出版。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不仅关注度正日益上升，且研究层次也在不断深入。

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的主要观点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是什么?学界对此争议颇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进行了阐述：

(1)政治性说。改革开放条件下，同志指出：“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彻底的唯物论，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政治”。有学者从这一认识出发，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政治性，它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政治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主要是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言的。这一认识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如有学者认为：政治性科学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时间先在性”(对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的陈述，它所表达的是经验对象之间在时间排序上的先后顺序)而言，先有政治后才有或至少同时伴有思想政治教育；以“逻辑先在性”(事物之间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来说，政治都较之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2)意识形态性说。有学者认为：政治性不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因为政治性主要体现了政治教育的本质，却难以体现意识形态中包含的受政治制约的思想、道德等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因此意识形态性相比于政治性，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进一步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单纯的思想教育和单纯的道德教育，是因为它们都不是把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内容作为主要内容，而且都不能全面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整体概念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同于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只反映了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内容，而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意识形态中的思想、道德等内容。因此说意识形态性相对于政治性不仅更全面，而且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属性。

(3)灌输论。有学者认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的研究，可以开辟一个新的角度，即“观察它的实践方式，由对它的理论本质的研究进入到对它的实践本质研究。回答这项实践活动是‘做什么’的，就是我们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本质的出发点。‘做什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怎么做’是指它完成任务的方式。我们认为，二者结合起来，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这就是‘灌输’。”确切地说，“意识形态灌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4)人的工作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也是由人来开展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不断生成的，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做人的工作。具体些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是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解放人的思想、启迪人的智慧。

(5)阶级利益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阶级利益性。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动因、目的性指向及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三个方面都服从服务于阶级利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共性体现为阶级利益性。

(6)价值导引论。有学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有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而所有这些特性都可以归结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党性。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是阶级斗争发展的高层次产物。“自思想政治教育的诞生那一天起，它就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它自然具有很强的党性。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党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带有强烈的价值导向色彩。”

(7)政治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论。有学者从事物本质属性应贯穿事物活动始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出发，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应为政治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因为政治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且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的一个特有属性，而科学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客观实践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8)工具性和目的性相统一论。有学者认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既需要考察其满足阶级与社会需求的一面，更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寻它的属人性，既看到它的工具性本质，也要看到它的目的性本质。”并认为：“工具性与目的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单纯强调任何一点，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与对其运动规律的违背。”

(9)目的性、实践性、超越性论。有学者从思想政治作为一种有目的、具有超越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目的性、实践性和超越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性或价值取向性(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性或党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面向未来的发展性及社会实践活动和 人的行为的先导性。

(10)阶级性、服务性、工具性、启蒙性多维度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单纯以意识形态性为本位难以获得人们的内心认同；即使以科学性为本位，也难以满足后工业社会来临给人们带来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应从多维度来解读。即政治维度的阶级性、伦理维度的服务性、社会维度的工具性、个体维度的启蒙性。

(11)个人与社会思想政治关系论。有学者认为：个人的思想品德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外部的矛盾关系之中，而且存在于内部联系中，成为沟通思想政治教育内外部联系的桥梁和统一的基础。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的思想关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而这种个人与社会的思想关系的核心是政治思想关系。因此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关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关系，促进个人的思想品德和社会意识形态同质发展，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实践活动。

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阐述可分为几个类型：

(1)(2)(5)(6)是比较传统的说法，但是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反映了早期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索。

(3)是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论或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多样化，坚持灌输论原则是必需的，但并不能将这一方法论或原则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4)主要是从人学的角度而言，但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和人学的差异性。

(7)强调了政治性与科学性之间的有机统一性，却对两者之间有机统一的社会基础以及两者间存在的一定紧张关系关注不够。

(8)(9)(10)是多学科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阐释。

(11)对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的认识状况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并由这一路径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作了新的探索，但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表述则显得有些冗长。

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的方法论

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因其各自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论不同所造成的。这些研究的方法论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

(1)系统论。有学者认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因此在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时，一方面要“根据它自身的结构、功能、过程来认识它”；另一方面，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又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系统有着广泛的联系，故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从它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层面，认识和理解它的特殊性质”具体些说，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出发，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功能。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揭示和反映了其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其本质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出发，从其本源上揭示出人和社会为什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2)矛盾论。“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实性质。――而关系就是自身联系与他物联系的统一。”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矛盾所决定。故大多数学者认为：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出发。

(3)多学科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什么，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即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是“一”，而是“多”。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是多重的，因此不能从单一的学科视角出发，应采取多学科视角加以剖析。

(4)多层次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范畴，它是哲学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因此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就是要将哲学本质及有关原理的哲学方法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融为一体，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关系，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的逻辑基础。具体些说，就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事物间的关系来考虑、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来考虑、从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的中心概念来考虑、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运行来考虑”，即通过多层次的研究方法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什么。

我们以为，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能仅仅从其自身出发，也不能停留在对相关学科概念的直接移用上。系统论这一方法看到了这一点，但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关系研究还缺乏深度，更多地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功能层面来讨论其本质，但又因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关系研究得不够细致，致使对其规律与功能的研究陷人了“原地踏步”的状态。矛盾论方法常用来揭示某一事物的本质，但问题在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作这样的界定：“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这一界定很难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同教育的基本矛盾加以有效区分。因为教育学中一般把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系统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这也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探讨局限在教育本质研究之中的重要原因。多学科论不满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作单一性界定，尝试着用多学科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值得肯定。但不足的是对相关学科的概念没能很好地甄别，即在缺少对相关学科概念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进行考察的情况下就匆匆地将其移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造成了许多概念的非法移用。如哲学中关于事物本质属性规定有三个属性，就将其直接移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即将哲学中事物本质规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直接等同起来，而没能认识到哲学上关于事物本质规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之间是一定程度上的契合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多层次论尝试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关系加以分层次剖析，但因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中心概念的不明确等，致使这一研究方法所取得成效也实为有限。

三、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研究的总体评析

纵观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成果，学界立足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所处的现实境遇，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进行了审思与探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暴露出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有待继续深化。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的概念相混淆。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并没能加以严格区分，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出现了用本质属性代替本质的现象。如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经常将“某某性”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并不是一回事。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存在的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性质、特点。当然，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同其 本质属性是密切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之间的等同。

其次，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认识还不成熟。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相比较于政治性虽更全面，但一方面因意识形态性在其内容上的极其广泛性，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丧失学科边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虽具有先导性，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即“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的，社会存在即人们的生活过程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而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直到社会存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意识形态才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性，将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工具性(政治性)和目的性(属人性)相统一这一说法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和教育之间的矛盾，但工具性终因受目的性的制约，即是说政治性在其根本上受制于属人性，从而最终磨平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之间的差别。因为教育终究在于实现人由“实然”向“应然”的转变。

有的研究者还没能区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与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规定性，致使提出的观点欠成熟。一切事物的本质总是要表现在一定的现象之中，而任何事物的现象也总要反映相应事物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有现象和本质之分。对于前者，我们用感性认识反映；对于后者，则需要我们用理性认识加以把握。但对事物理性认识的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曾在分析理性认识过程时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是说理性认识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阶段。前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认识，后者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确切地说，前者属于知性思维，后者才是理性思维。知性思维不同于理性思维，主要在于认识起点的不同，前者的认识起点只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开始，后者却以前者为认识的切入点，故把握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质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都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都以客观必然的形式起作用，这常常在形式上给人以误导，易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质与本质相混淆，相等同。如目的性、实践性、超越性、启蒙性、服务性等，都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质误认为其本质，因都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内存联系的把握。具体些说，目的性，实践性，超越性关注了教育的特性，却忽视了思想和政治的本质属性。启蒙性、服务性过多地关注了思想的特性，却忽视了政治和教育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