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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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整合营销一致性营销组合传播组合

一、整合营销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媒体刊例价格持续提高，媒介选择日益多样化，消费者受到越来越多新兴媒体的冲击，如何更好的使用媒介预算，更有效的影响目标观众，更合理的使用营销组合，成为每一个市场营销专业人员日常工作的难题。整合营销最初的概念，就是从解决这些日常营销活动的困难中而来。为了避免不同媒介组合之间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将公司各项营销活动整合于企业战略营销管理目标体系之下，更好的促进营销效率的优化以及营销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公司提出并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整合营销行为。

科学而准确的为整合营销定义一个被所有人都认同的描述是很困难的，但经过大量的市场研究以及相当多的营销实践，学院派的代表们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可以被大多数营销者所接受的有关整合营销的定义描述：整合营销是由公司的各项营销组合传递给消费者的一个统一并且能够代表公司产品或公司形象的一元化行为。对于这一定义，一般而言有三个层次的解释范畴：其一，公司产品或公司形象的一些关键性元素（比如企业标识，颜色，文字等）在某一个营销或传播领域（如电视广告、促销单）的使用，与公司在其他所有领域使用的这些关键性元素需尽量保持完全一致，这里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形式上的一致，还表现为空间、时间以及目标对象选择的一致。其二，整合营销所谓的整合性，在于传播组合的高度统一。目标消费者的分化使得有效的触及目标受众以及与他们产生互动的沟通成为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巧妙的将公关活动和广告进行紧密的结合，灵活利用新闻曝光、节目赞助、体育赛事等软性宣传手段结合15秒或30秒硬广，在刺激消费者收看广告的同时产生口耳相传的传播效果甚至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理解为整合效果充分放大宣传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三，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整合营销必须围绕一个核心——一个统一的信息核。新时代的营销人员需要铭记于心，大量投入的电视广告并不是接触并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唯一途径和最优选择；与此相对，组合使用合适的传播工具并围绕需要传播的唯一信息核进行高效率信息传递才是现代营销活动重要方式。

上诉的定义描述比较全面的诠释了整合营销的概念，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上述的一元化行为更多的是从营销者和厂家的角度去解读整合营销，是具有其片面性的。1998年，美国的两位研究者（DuncanandMoriarty，1998）认为，消费者，包括其他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会从自身角度整合所接受到关于公司的所有信息，得出自己的结论，形成对公司的不同于营销者传播角度的公司形象。从这一方面来看，整合营销其实不仅仅是公司和营销人员单方面的概念。

整合营销在一个公司是否能够成功与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战略目标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公司的目标、规划、战略、使命都需要通过某一种传播方式，传递给特定的人群。整合营销的理论在公司的战略层面是营销战略的核心内容。譬如，一个以低成本为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的整合营销，他的所有营销理念都将围绕消费者价值最大化的核心信息，一些与此相关的概念或宣传点，如高性价比、消费者利益最大化、成本控制等都应非常频繁的重复于这些企业的营销策略点中。而对于一个追求差异化企业的整合营销，价格因素将一定不会在传播组合中提及，更多的重点将关注于产品的定位以及消费者的满意度渲染。

二、整合营销的一致性

在了解了整合营销的概念之后，我们需要更深刻的研究整合营销的一些特性和关键点。在之前的介绍以及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中，一致性被认为是整合营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九十年代初，营销工作者组合使用各种营销工具的开始阶段，整合营销就是被定义为营销组合传播一致性信息的营销手段。一致性也被许多营销工作者认为是整合营销最为重要的一环。然而，随着对于整合营销研究的不断深入，市场和消费者的变化为整合营销注入的新的内涵。一致性需要更加紧密、更加深刻的注入到品牌传播的内涵甚至于公司的营销战略之中：

1、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致性

一致性定义需要一个约定成俗的目标或者方向。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以消费者为中心是一个必须的一致性目标。但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成为整合营销一致性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公司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整体转变－将公司变成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营销型企业。公司的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流程必然发生改变，消费者中心的理念将成为公司各阶层各部门战略决策的第一影响因素。CRM的使用，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或向此方向努力的企业，决策层帮助各阶层的员工了解并且熟悉消费者为中心的管理软件。

整合营销需要整合整个公司的所有的部门和人员，将内部沟通与外部沟通将结合，对内与对外同时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传递给目标受众。将每一个员工都变成整合营销中的重要环节是越来越多公司营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营销的价值和作用也被更多的企业所认识并重视。只有得到公司内部所有员工和职能部门的认可，整合营销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其最大功用。从海康保险、百安居使用自己员工作为电视广告的模特就可以看到这些已经开始整合营销的公司是如何将内部营销与外部营销相结合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都是从内部营销开始，结合外部的传播手段，将信息整合的进行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双循环。

从内而外的整合营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当内部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开始传播后，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将成为外部营销的基础和依据，而消费者也不断的会反馈一些受到不同对待的信息，结合公司的营销组合，自内而外的整合营销很容易被内部的员工和外部消费者支持，成功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2、信息共享的一致性

公司对于信息的披露以及各种信息传播的重视程度，可以视为公司是否愿意与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进行整合营销的重要标准。通常而言，有意于或已经开始整合营销的公司更愿意采用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而一般的企业和公司往往多采用一些单向的沟通方式。整合营销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更多的是一种完全敞开式的信息共享，企业完全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愿意为此而进行努力，而消费者也完全了解企业的状况，并达成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仅仅的买卖关系。

信息共享其实更多的是反应于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很难想象长期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行为且完全的展现自己是一种企业短期的做秀行为；更多和更长远而言，这种开放式的营销行为是植根于企业文化的一种长期的、一致性的企业传统。企业只有更好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更好将自己介绍给消费者，整合营销也才可能发挥其特定作用。整合营销正是建立在这种共享基础上的一种深度的营销理念。

3、架构的一致性

传统企业的架构是将公司分成一个一个的部门，各司其职，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分明，权限也比较明晰。这种架构有其明显的优点，但是，从整合营销的角度，它更像一件紧身衣，束缚了人们创造力和自由度；公司的营销行为也会因为营销职能功能性的不同，被分割为促销降价行为，公关营销行为，直接销售行为等。而企业内部的一些自发性的营销整合行为，也因为各自功能性的区分，被分割成为一部分一部分零散的独立市场行为。特别是最近二十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全球化扩张，营销管理的物理距离成倍的扩大，使得原来的隔阂和协调不利的局面也无限放大。跨国企业忽然间发现，内部营销的重要性更甚于外部沟通，企业的员工和商已经成为无数为企业形象进行营销宣传的第一阵线。他们不得不更多的借用整合营销帮助企业重整架构，使得每个员工或商都更加了解企业的文化和目标，深刻理解品牌内涵，将企业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以职能分开的部门。整合营销的过程，从架构上而言，就是企业架构重整的一体化过程。

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将非企业核心竞争立的功能外包给专业的商进行合作，而如何管理这些商在整合营销的过程中也有着区别于传统的对待方式。在整合营销中，不仅仅是商，宏观而言，整体的产业链都是被整合营销影响的范畴，产业链本身会形成一个整体的整合营销链。一般而言，在成功的整合营销体系中，一家资深的广告公司将扮演领头人的角色，整体营销链将围绕核心的理念以及已然形成的整合架构将一致性发挥到最大限度。整合营销链的各个环节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专业优势，相互弥补而增加整体的一致性，从而形成更加紧密的整合营销为核心的网络架构，充分挖掘出产业链的核心竞争优势。

文化的改变是整合营销架构改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关系营销以及针对合作伙伴的双向营销在整合营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整个组织的文化导向扮演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它使得所有参与部门和参与公司都愿意并且积极的配合与所有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双向和多向沟通，并主动调整架构，使得这种沟通更加流畅与高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的运用。因特网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使得公司的文化和架构向更加整合的方向发展。信息的交换更加便捷，管理更加扁平化都使得整合营销的信息交互过程得以在企业和组织内部更加高效的进行。而信息化使得公司的各个部门或者产业链上各个公司也更容易的相互接触，相同的内部局域系统，辅助于配套的管理软件，企业和组织的架构在整合营销一致性的促进下，变得更加的整合，以及更加的高效。

当然，无论是公司内部架构的营销整合化，还是产业链架构的营销整合化，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各部门以及各公司之间的差异。虽然一致性一直被非常重要的强调，但是差异性也需要特别的进行关注。各部门毕竟专业分工不同，产业链上的各公司也由于专注方向不同，在一致性理念的前提下，整合营销的体现方式也有较大差异。求大同而存小异，理念的统一才是整合营销的精髓所在。

三、结论

整合营销从诞生开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更没有一种准确的形式或者案例能够说明倒底如何才算是完美的整合营销，它可以以很多方式体现，也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企业或者组织。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一致性是整合营销最重要的属性。企业传递的信息需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客户为中心需要得到公司所有人员的认同，公司自上而下也必须对于整合营销有一个一致性的肯定的认识和态度。

整合营销是一个公司战略层面的决策，是一种传播、接受、互动一致性的公司行为，并且对于所有参与的个人和组织都有长期的利益。在整合营销的任何一个过程，都会给企业的架构、文化、认识带来不同的冲击，这些都将刺激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Beard·F：IMCuseandclient-adagencyrelationships[J]，

JournalofMarketingCommunications，1997（12）.

[2]Duncan·T，Moriarty·S：Acommunication-basedmarketingmodelformanagingrelationships[J]，JournalofMarketing，1998（4）.

[3]Morgan·R·M，Hunt·S·D：Thecommitment-trusttheoryofrelationshipmarketing[J],JournalofMarketing，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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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不能忽视系统理论知识的传授，尤其是应该利用思想政治理论对他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统培训相结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大众化不是对所有群体都一样的简单化、通俗化，当代青年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能够有效把握社会的本质，只有不断加深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管的把握，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与践行者。

（二）创造有利于当代青年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环境

当代社会是信息高速发展的年代，人们的学习与生活已经与网络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建立培养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专题的宣传教育网站，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互动讨论区或者论坛，帮助他们及时解答各种价值困惑；其次，在网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网络课堂，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进行专题讲，提升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度；最后，可以开设网络社区，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或者有关价值观的问题进行讨论，充分调动起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观能动性。

（三）增强当代青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与自觉行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培养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青年的精神引领作用，能够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正确认识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性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并且可以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要为他们提供更多服务社会与了解社会的机会，改变主流的价值观。当代青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缺少历史的积淀就会造成对社会主义价值观认识的偏差。因此，要积极引导当代青年多学习历史，不断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行为，同时把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对青年的基本要求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四）积极创建有利于当代青年的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氛围

当代青年处于社会大发展环境中，无时无刻不受到周围文化氛围的熏陶和感染，因此，积极创建有利于当代青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第一，强调文化建设中要包含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文化教育除了给学生带来精神和心灵上的影响外，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寓于文化建设中，在文化熏陶中加强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第二，定期举办符合社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知识讲座、学术研究、报告会、演讲征文等等，借助多样性的文化活动教育和感染他们；第三，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事件进行广泛传播，营造浓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氛围。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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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 翻译文学

从近现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因素是制约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作用深刻的投射到了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埃尔・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系统》一文时首先使用。认为“政治文化”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政治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指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①。“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甚至还包括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

“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翻译活动的，而翻译活动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连接政治与翻译的桥梁，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包含于政治文化中。

政治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文本选择的影响。特定的政治文化会对翻译过程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政治目的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古代佛教最初进入中国，为其推广而用当时政治文化主流意识的道家概念来诠释佛家主张，到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让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这副“苦药” 而“别有用心”地裹上一层语言的糖衣，都是这种制约的体现。

以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政治目的变得更明确，倾向选择翻译苏联、欧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苏联的高尔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德国的歌德、海涅，美国的杰克・伦敦、惠特曼，以及大量“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尤其典型的是，中国译者对充满革命激情的雪莱、拜伦情有独钟，而冷落了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②。从19世纪20年代的“全盘西化”到50年代的“全盘苏化”到90年代的“富国强民”，各个时代不同的政治纲领下，翻译选目和翻译模式无一例外地说明了政治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的巨大影响和操纵。

特别是1949年后，翻译活动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改造的一部分。在外文局以及各官方出版社有组织有计划的策划下，翻译失去了把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引进来的重要功能，而被来进一步巩固社会文化系统以及加强该系统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位置。文学翻译政治化的择取标准使外国文学翻译的范围越来越小，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俄苏文学、欧洲古典文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占据中国翻译文学的中心地位。而极为丰富的欧美现当代小说，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念相抵触，被完全排斥在译介视野之外。由此可见，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译作的选择和翻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政治因素还带来了翻译中的叛逆现象。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一种译作为原作的客观背离。因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而对原出相应地“策略性创造”③。这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译者自身能力有限理解不了原文，而是出于所处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有意识的误译。

关于意识形态，《现代汉语大词典》解释“意识形态，也称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翻译操纵派学者André Lefevére视其为“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④。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翻译“三要素”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因为它始终都受到诗学观、译者和赞助人。政治意识形态在整个翻译文学史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翻译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被政治需要唤起的，它自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没有翻译，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构建；当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又对翻译起着操纵作用，操纵着翻译文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下的翻译文学构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各种处于不同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下，翻译文学有着怎样的不同。在多元系统论的参照下，如何理解近现代不同时期我国翻译文学的特点及其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翻译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它们的文化文学功能如何等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近现代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式、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翻译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各种翻译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回顾近现代翻译文学发展历程：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时代的政治需求成为翻译文学择取的首要准则，即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研究上述年代的翻译现象时，应将其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程度，找到近现代许多翻译文学现象的产生根源，以求能对近现代翻译文学做出准确的把握和中肯的评价。

注释：

① Almond GA，Powell GB:《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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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多元统筹 法律责任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概念

2003年1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后称《意见》）中，确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资助、集体扶持、个人缴费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模式、基金使用、补偿措施等由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该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首先，由省市级人民政府组成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负责该制度运行中的业务办理，成员由卫生、财政、农业等部门组成。其次，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应方案，以及运行中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可选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的农民代表，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运行及使用情况。最后，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经办机构，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这些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单位成员由卫生部门负责组建，也可公开进行社会招聘，工资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不能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支出。

（二）多元化的筹资模式

《意见》明确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筹资模式。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中央政府只负责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政补助。制度运行初期，中央政府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0元，截止2014年，中央政府对中西部每人每年补助提高到120元;地方政府最初实行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随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运行，2012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

（三）因地制宜的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采取因地制宜的标准，其中包括参保人员的确立，医药费用的报销等，都必须按照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但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家政策执行，不能差异过大。对于农民缴费原则，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人缴纳标准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提高。

（四）自愿参加的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选择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由此可见，自愿参加原则给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也可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法律赋予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管权。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自愿原则存在缺陷

自愿原则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初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当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自愿原则出现了其弊端。首先，自愿原则增大了政府自愿的开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期间，政府人员需下乡挨家挨户收取农民的医保费用，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需耗时一两个月之久。据调查，每征收1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成本是2-3元，其中包括征收干部的交通饮食费用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自愿原则增大了合作医疗的风险。从社会保险法则来看，参保人数越多，保险所承受的风险越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自愿原则的贯彻，使那些在外务工，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不方便或没有能力参加医保，从而降低了新农合的参保率。因此，只有尽可能扩大覆盖面，才能平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收入与支出，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共担风险的能力，落实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1.中央政府对资金投入不积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主要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政府的财政责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试点初期，地方政府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2006年提高到20元，2008年又提高到80元，截止2014年，地方政府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补助320元;而中央政府从试点初期到目前，只给中西部贫困参合农民进行补助，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120元。从资金投入涨幅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中承担主要责任，中央政府投入不积极，甚至等待观望。中央政府作为较小，不利于形成利益诱导机制，不利于调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合作共济制度的实现。

2. 各级财政资助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运行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各级财政资金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制度，导致各地政府补助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贫困地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而弱势群体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需要参加医疗保障的人数又比城镇多，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资金筹集的难度。

（三）定点医疗机构存在问题

1.定点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普遍现象。但根据我国现有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农民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务工所在地看病就医的费用不予报销，这无疑给农民工看病就医带来了不便，打消了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

2. 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开放了医疗政策，允许符合规定的私立医院进入市场，与公立医院一起参与良性竞争。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利益驱使下，定点医疗机构无论患者病情严重与否，均要求其住院接受治疗，并开出昂贵的进口药。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心理负担，为避免高额的医疗费用，农民生病会选择小型诊所进行医治，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率，阻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1.管理部门监督机制失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元，政府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业务管理。在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由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执行。这样一来，农村合作医疗互相监督机制基本丧失。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表面上是由政府统筹调配，实则变成了卫生行政部门随意调配。管理委员会及其经办机构形同虚设，无法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也无法履行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职能。

2. 监管机制具有任意性。由县政府组织设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出部分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与其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当中，监督委员会成员出现双重身份。有些地方管理委员会为避免繁琐的选举程序，并没有选举农民代表参加，而是由管委会内部成员担任。这种现象，切断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参合农民最真实的愿望不能有效表达，由新农合的参加者变成听命者，违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涵。

四、问题的致因

（一）农民维权意识差

在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农民普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们更愿意相信“养儿防老”，却不愿意接受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对于享有医保权利和承当缴纳相应医保费用这一概念来说是抽象的。除此之外，部分农民也会考虑参加合作医疗缴纳的费用能否取得正比的效果。他们在理性思想的支配下，尤其是青壮年觉得身体素质良好，如果他们认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放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地方法法规，而这些法规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虽然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肯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地位，但仍未涉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导致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规章出现冲突和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三）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确

中央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具体的职责任务，影响了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卫生、农业、财政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但由于业务交叉、信息沟通不及时等，容易造成推卸责任等不良现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导致了农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排斥，影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缺乏法律责任机制

《意见》只规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由经办机构负责，并没有明确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使成员之间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同时，经办机构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招聘，缺乏相应的医疗管理知识，导致该制度的管理工作缺乏专业性。法律责任的缺失，很难约束基层政府的道德败坏，影响了医疗基金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五、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步伐

为了更好地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应该出台一部专门的农村医疗保障法来统一规范，各级政府可依照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法，来制定适合当地经济状况的地方政府法规。同时，农村医疗保障法必须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相适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出现的医患纠纷，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决。此外，如果国家能够依法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纳入特定款项，可以避免资金挪用等问题，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良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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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牙龈纤维瘤病（Hereditarygingivalfibromatosis，HGF）是一种较罕见口腔遗传性疾病，有孤立和综合征两种发病形式。其主要的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临床特征为上下颌牙龈或全口牙龈呈慢性、进行性、弥漫性增生肥大，严重影响美观和口腔功能。最近，该病的致病基因被定位于2p21区11cM的候选区域。为了进一步方便克隆HGF的致病基因，我们收集了国内5个HGF家系。利用2p21区域更精细的STRP标记，将候选区域定位于D2S2144和D2S2163两个位点之间，与Hart报道的候选区域有2.8Mb的重叠区。NCX1和CALM2过去一直被认为是2个重要的疾病候选基因，现已被反射杂种制图的结果排除在我们定位的候选区域之外。我们的CP突变筛选结果显示，该候选区域另4个重要的候选基因CYP1B1、PRKR、PRKCN、FEZ2以及应用Gecan、Genfinder和GRAIL预测出的功能与HGF相关的NCX1样的基因都与HGF无因果关系。

此外，在收集的5个家系中，睢宁家系的所有患者都是在一周岁以内患病，而其它家系都在2岁以后才开始发病，因此我们称之为早发性牙龈纤维瘤病。该家系的致病基因不与2p21的STR标记连锁，全基因组扫描和连锁分析将该家系的HGF致病基因定位于5q13-q22的D5S1404和D5S1462两位点之间。首次运用家系连锁分析的方法为HGF表型异质性提供了分子遗传学基础。

牙本质生成不全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其病因为牙本质生成和矿化紊乱。最近，该病的致病基因的候选区域已从D4S2691-D4S26926.6cM的范围缩小到GATA62A11-D4S15632.0Mb。我们利用国内5个DGI-II大家系，将致病基因的候选区域进一步缩小至800Kb。突变筛选试验的结果显示，在淮阴家系中，D基因第三内含子剪接位点的供位GT突变为AT，在转录过程中可能导致D基因第三外显子的缺失；在南京家系中，D基因第一外显子的最后一位密码子CCA颠换为ACA(P17T)；在徐州家系中，D基因第二外显子的第一位密码子GTT转换为TTT(V18F)。其它基因都没有与DGI-II呈因果关系的突变，只是发现了一些编码区的单核苷酸态（c）。但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基因的内含子和以及一些调节区可能存在的突变。800kb的区域相对较小、易于操作，因此我们构建了覆盖候选区域的BACcontigs，同时也构建了候选区域高覆盖率的BAC测序亚克隆库，为建立候选区域的转录图谱及测序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遗传性牙龈纤维瘤病牙本质生成不全-II型定位候选克隆

全基因组扫描连锁分析

MaingandcloningofHereditaryGingivalFibromatosis

andDentinogenesisimperfectatypeII

HereditaryGingivalFibromatosis(HGF)isanoralinheritablediseasecharacterizedbyaslowlyprogreiveenlargementofthegingivaltiuessurroundingboththemaxillaryandthemandibulardentitionwhichresultsinbothaestheticandfunctionalproblems.Recently,anautosomaldominantgingivalfibromatosislocuswasmaedtoan11cMintervalboundedbyD2S1788andD2S2298.Inordertorefinethepreviouslymaedregionandfacilitytheidentificationoftheunderlyinggenesreoibleforthedisorder,wecollectedfivehereditarygingivalfibromatosisfamilieswhichweretypedbyuseofpolymorphicmarkerson2p21.Inthefourfamilies,thegingivalfibronmatosislocuswaslocatedtoanaroximately8.7cMregionon2p21whichoverlaby2.8Mbwithpreviouslymaedinterval.

High-resolutionradiationhybridmaingshowedthattwoimportantgenes,CALM2andNCX1whichpreviouslymaedtoHGFcandidateintervalwereoutsideoftheHGFcriticalregion.CPanalysisandsequencingofcodingregionofcandidategenesCYP1B1,PRKR,PRKCN,PEZ2andtheotherrelevantgene(NCX-like)whichwaspredictedbyGECAN,GENFINDERandGRAILfailedtorevealanydisease-ecificmutatioinaffectedindividualsandnormalcontrols,suggestingthatmutatiointhesegenesmaynotplayacausativeroleinthepathogenesisofdisorder.

Allaffectedindividualsinthefifthfamily(pedigree)begantheirgingivalenlargementwithinoneyearold.OtherHGFfamiliestookoetaftertwoyearsold.Sowecalledthepedigreeas“early-oettype”HGF.ThepedigreeHGFlocusdidnotcosegregatewiththeATRmarkerson2p21.Usingagenomewidesearchstrategyandlinkageanalysis,weidentifiedanewgeneticlinkage(Zmax=4.81θ=0.00)atapositionof111.97cMbetweenD5S1462andD5S1721fortheHGFphenotypetopolymorphicmarkersinthegeneticregionofchromosome5q13-q22.HaplotyperecotructionestablishedthecentromericboundarytoD5S1491,andthetelomericboundarytoD5S1453aumingcompletepenetranceandnophenocopy.

DentinogenesisimperfectatypeIIisanautosomaldominantdisorderofdentinformationandmineralization.Recently,thecriticalregionhasbeennarrowedfromthe6.6cMD4S2691-D4S2692intervaltothe2.0MbGATA2A11-D4S1563intervalathumanchromosome4q21.Inthecurrentinvestigation,fiveexteiveChineseDGI-IIpedigreeswerecollected.LinkageanalysiswithSTRPat4q21regionhasfurtherrefinedthecandidateregiont oa800Kbinterval.Theresultsofthemutation-screeningaaywithPCR-CPandsequenceofDgenehavedemotratedthataGtoAtraitionwasdetectedinthedonorlicesite(GT)ofintron3inHYpedigree.InNJfamilyallaffectedmemberscarryaCCAtoACAtraversionatcondon17(P17T).AGtoTtaversationinthefirstnucleotideofexon2wasidentifiedinaffectedindividualsofXZfamily.OthergenesincriticalregionhavebeenexcludedfromacausativeroleinthepathogenesisofDGI-II.Theseresultshoweverdonotexcludemutatioinotherfamiliesoroccurredinnon–codingandregulationalregioofthesegenes,the800Kbcriticalregionisaneasilymanipulatedfragment.Therefore,theBACcontigsaingthecriticalintervalwerecreatedandcotructionofBACsequencingsubclonelibraryhasbeenfinished.TheworkwillprovetobeacentralrecourceinthecreationofatracriptionmapandthesequenceoftheregionandwillaidintheultimatecloningoftheDGI-IIlocusinotherDGI-IIoftheregionandwillaidintheultimatecloningiftheDGI-IIlocusinotherDGI-II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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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密度泛函活性理论研究了以锌指蛋白为基础建立的3种锌指模型，MS4-xNx （M为二价金属离子Mg， Ca， Sc， Ti， V， Cr， Mn， Fe， Co， Ni， Cu， Zn； S和N分别代表组氨酸和半胱氨酸残基； x=0， 1， 2），并探讨了其金属结合特异性. 结果表明， 当锌离子参与键合时，体系既表现出最大稳定性，同时又显示出最大反应活性. 这种同时把稳定性和反应活性有机地结合于一体的特质清楚地说明了锌指蛋白质分子对金属锌离子键合的专一性.

关键词锌指； 密度泛函活性理论； 金属键合专一性

The zinc finger， a ubiquitous protein-nucleic acid recognition motif invariantly conserved in eukaryote proteins， is a globular minidomain containing a tetrahedral metal-binding site coordinated by cysteine and histidine residues. Its geometry has been well studied by EXAFS[1]， spectrophotometrics， NMR[2-4]， and synthetic models[5-6]. Experimental evidence has unequivocally showed that specific nucleic acid binding activities of these proteins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zinc ions[7-10] .Removal of zinc with chelating agents could result in a complete loss of the specific DNA binding activity， while the addition of Zn2+， but not other similar divalent first-row transition metal ions such as Mn2+， Fe2+， Co2+， Ni2+， and Cu2+， would restore the reactivity. The reason behind is unknown. In this work，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DFRT） reactivity indices， which are conceptually insightful and practically convenient in predicting chemical reactivity and regioselectivity of a molecule， are applied to elucidate the metal-binding specificity of zinc fingers.

Scheme 1

A three-layer ONIOM model for MS4 in subunit （a） and two truncated high layer models for MS3N and MS2N2 in subunits （b） and （c）， respectively with a divalent transition metal ion in the center of each motif. Visualizations of the molecular structures were rendered using GaussView 5.0. Color code： S， yellow； N， blue； C， gray； H， white.

The ONIOM （Our own N-layered Integrated molecular Orbi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cs） model was employed to make the calculations tractable for the geometry optimization with each of the systems in a higher spin state， followed by a harmonic vibrational frequency analysis to confirm that the structures obtained were indeed a minimum on the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The semiempirical PM6 approach[27] was used for the middle layer； the molecular mechanics UFF （universal force field） method[28] was employed for the low layer， and the high layer， treated at the DFT B3LYP/6-31G（d） level of theory[29-31]， consists of the divalent metal ion and the ligand atoms （S and N） from the His and Cys residues. All quantum chemical calculations both for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GAUSSIAN-09 package[32] with tight self-consistent field （SCF） convergence criteria， ultrafine integration grids and without symmetry constraints.

Tables 1-3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DFRT indices for these three zinc-finger protein motif models， MS4， MS3N1， and MS2N2. In Tab. 1， εHOMO energy and electronegativity χ are negative in values， while other quantities， such as the lowest molecular orbital energy εLUMO， chemical potential μ， hardness η， softness S， electrophilici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are all positive in values. One of the key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that explains why our Nature favors zinc rather than other metal ions is hardness， which is the largest in Tab.1 among all the species studied in this work. It is known that the larger the hardness the more stable the system[33]， indicating that the zinc-finger motif with the zinc cation binded to it possesses the best stability. This is the first side of this zinc-finger-motif coin， stability. Now， let us look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reactivity. As shown by the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indices in Tab.1， the species containing the Zn ion shows again the largest value in each of these quantities， suggesting that the zinc-finger motif with zinc cation in place exhibits the most reactivity in these categories of molecular reactivity. Put together， these results from the two sides of the coin show that when the zinc finger has the zinc ion in place， it possesses the most stability and at the meanwhile most reactivity. This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often-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of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place is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Next， let us take a look of another zinc finger protein motif model， MS3N1， whose DFR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2. Are the trend and conclusion still the same？ The answer is yes. In this case， hardness is still the largest for the zinc ion and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indices are still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in values as well. These same trends confirm that for the second category of the zinc finger motif， both the most stability and best reactivity still remarkably coexist in the sam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Finally， we switch our focus to the third zinc-finger motif model， MS2N2， as shown in Tab.3.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Table， the same trend and sam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for systems from this model， where hardness is still the largest for the species with the zinc ion in place whereas its reactivity indices such as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are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Again， these results verify the conclusion we drew earlier that the uniqueness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is its spectacular combination of two 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of a molecular system，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Tab.2Shown here are 12 divalent metal ions， highest 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HOMO） energy， lowest un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LUMO） energy， electronegativity （χ）， chemical potential （μ）， hardness （η）， softness （S）， electrophilici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for the zinc-finger protein motif MS3N1. Units in atomic units

In summary， our present work employing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indices unambiguously shows that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is its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This remarkable property of zinc-singer motifs explains nicely the metal-binding specificity of the zinc-finger proteins. As to how the reactivity is impacted and why this combination is essential， more studies are in need and still in progress， whose results will be published els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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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生培养体系-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49（2017）05-0012-02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立足之本、立命之基，坚持以培育创新人才为中心，以协同创新为引领，高校应主动适应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及机制改革，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2009年12月召开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高端论坛提出将培养模式与构成要素联系起来。2013年国家分别颁布《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机制、改革发展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引导和规范。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在于形成职业能力为主的知识结构，培养活动体现出务实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文将围绕着如何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紧密结合研究生培养目标及类型、培养过程及培养方式，构建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一、“知行研用”一体化培养体系的提出

“知”是知识学习，“行”是行为、行动。“知”“行”关系在哲学和教育学领域都是一个基本问题。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马鼎鑫等诸多学者针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提出高等教育中“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提倡用“知行合一”的德育观作为指导，从根本上解决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研”是指理论研究。杜志强等人认为硕士课程内容应符合实践应用知识观、职业发展观、行动反思实践观，强调从“知识本位”向“行动本身”转变，超越“去情景化”走向“行动研究”。2014年，许慧霞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提出了“知行研合一”的培养体系，为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改革提供独特的院校改革视角。将“研”融合与渗透在教育硕士培养中，运用教育教学的理论与方法，总结经验、探索教育规律，发现与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构建了“知行研合一”培养体系的总体架构。

教育部高等教育4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硕士研究生突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高，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比较扎实宽广的专业基础，较强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能够承担从事本应用领域的科学研究、教学工作的应用研究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随着社会的需要及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的深入，如何做到“用”越来越受到高校的关注。“用”是指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最根本的是要把理论的知识和实际的应用要联合起来，由浅入深、达到熟能生巧的目的。学到的东西要经常揣摩，真正地理解其含义，然后按照理论的要求在实践过程中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再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学习新的知识来解决，就这样相互促进学习，逐步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因此，本文构建“知行研用”一体化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

二、培养体系的构建

研究生培养体系包含诸多因素，它的内涵甚深外延甚广，是个复杂的规范教育系统。胡玲琳博士认为，研究生培养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特定需求指导下，为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而形成的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诸要素构成的标准样式与运行方式，它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特性的一种总体性表现。因此，完整的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概念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以“突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为指导思想。研究生培养方案是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是将培养目标、培养过程、支撑平台、质量保障等人才核心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方法。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培养方式、学分要求、考核方法、实践环节、培养计划、论文工作、答辩与学位授予、研究方向、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内容。然而，研究生的培养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理论研究能力，更重要的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独立研究能力、协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更要注重学以致用，各个培养环节的能力培养。因此，本文构建“知行研用”―体化学术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见图1），由知识学习（“知”）、实践活动（“行”）、理论研究（“研”）、学以致用（“用”）四个平台构成。“知”是指研究生应具备坚实宽厚的学科知识和理论基础，可通过课程平台获得。“行”是指通过实践基地或相关企事业单位参加专业实践锻炼，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技能。“研”是理论研究，学生通过学术研究增强科研能力。“用”是用所学到的知识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解决科学问题。

三、培养体系的实现及目标

知识学习平台可通过课程设置、学术交流获得专业知识。课程体系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与手段，保证教学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课程体系要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适当增大学科主干及相关专业课程的比例，还可增设跨学科课程，要不断拓展研究生的理论知识，为研究生展开科研活动储备丰富的理论知识。研究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课程体系的设置有着密切关系。课程的设置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而设计，合理的课程w系能培养出素质全面的人才。课程的设置既要体现学生的需求，又要满足社会的要求，同时还要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课程的内容既能反映出学科的主要知识，又要符合知识发展的规律与时代的要求。研究生课程按照课程性质可分为必修的学位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为拓宽知识面，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培养需要，课程设置要侧重于知识的前沿性和应用性、综合性和学科交叉性。要合理安排课程之间的结构，与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进而使学生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专业必备的知识与能力。学术交流也是获得专业知识的另一重要方式，学术交流可体现获得知识的灵活性，可以保证人才培养的多层次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视野，增加研究生学识的厚度和宽度，提高认知能力，为科研活动打下基础。学术交流能更好地兼顾到不同类型学生的特点和专长，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按照各自的意愿和职业目标接受培养。

实践活动平台是指学生通过实践基地或相关企事业单位参加专业实践锻炼。实践活动要紧密结合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要建设一批校内实验室、实训中心、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的平台和机会。利用到企业学习的机会，深入到企业的各个生产环节，结合本专业学科知识，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设备和关键性环节，提升实践能力。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着力增强学生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实践环节是当前人才培养工作的最薄弱环节。要加强综合性实践科目的设计和应用，统筹安排学生到实务部门、生产一线顶岗实习，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加强实践经验的培养，提升技能，增强独立工作和科研的能力，弥补在专业实践技能方面的不足与缺陷。

理论研究平台是在学生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上撰写硕士论文，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的选题要符合研究方向，需要有新观点、新发现、新角度、新研究方法等，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理论上要有开拓价值。学生撰写论文过程可通过查阅文献、交流研究、进一步了解学科发展前沿，把握前沿性热点问题，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促进创新思维活跃发展，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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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笔者认为，鸢尾花（IRIS）是一种理想的、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跨学科教学模式。鸢尾花（IRIS）教学模式分为引言（Introduction），阅读（Reading），探究（Inquiry），展示交流（Sharing）四部分，旨在推动学生从阅读走向实践，发展学生的高级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品格。基于鸢尾花（IRIS）教学模式，笔者开发并实施了24个专题的鸢尾花（IRIS）综合课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问题与探究孕育核心素养

鸢尾花（IRIS）综合课程的内容围绕“自然”“社会”“自我”三个维度进行设计，形成“科学探究”“生活化学习”“经典教育”三大类别，共24个专题。鸢尾花（IRIS）综合课程活动的多样专题，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供了丰富的认知素材和体验场境。

学生在进行专题课程学习时，带着课程核心问题进入知识场域、生活场域，开展实践探究活动，从而走进丰富、真实的问题情境。“灰霾天气”情境引导学生关注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生物入侵”情境促进学生科学态度的形成，“经典传承”情境启发学生对理国、践行孝道的思考。例如，“自然”维度关注的核心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环境，学生可以从相关的自然环境中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生物入侵》课程引导学生到相关场所观察入侵生物，了解它们给本地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并思考应对之策；《广州地区的灰霾研究》课程以“50岁以上广州人的肺都是黑色的”为导入，启发学生对灰霾形成的原因、灰霾与天气的关系、灰霾的危害等问题的思考。其中一个学生小组，坚持定时、定点目测灰霾天气，拍照存据，并与广州市政府环境部门公布的PM2.5数据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得出他们的分析结果。

二、活动与交往催生核心素养

鸢尾花（IRIS）C合课程倡导“由阅读走向实践”，强调由知而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注重内外一致、和谐统一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关系的形成。综合课程主要以活动的形式开展，为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培育创设了“自然而然”的条件。在鸢尾花（IRIS）综合课程的学习中，“活动与交往”是学生知行合一的催化剂。

在《节约粮食》课程的学习中，笔者让学生通过阅读，查找粮食的相关情况和知识，了解粮食的紧缺危机，了解节约粮食的必要性。基于此，笔者引导学生策划粮食调查方案，对家庭、学校、酒店等公共场所浪费粮食的现象开展调查，并及时地把相关情况进行记录交流。最后，学生针对调查情况，制定了节约粮食的计划，积极开展了节约粮食实践活动和宣传活动。

在《生物入侵》专题的学习中，笔者联合了鸢尾花团队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跨地域、跨校际的协作指导活动。江苏、广州的学生通过教师创设的情境，主动质疑、自主选题，并基于研究主题逐步开展阅读活动和探究活动。学生通过阅读了解本地入侵生物的知识，通过观察、访谈等实践活动，思考了入侵生物给本地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及应对之策，并积极宣传物种入侵的危害和相应的防范措施。

通过上述系列活动，学生不但形成了团队意识和合作品质，也用行动展示了自身对自然和社会的关注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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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指的是今年4月，无党籍学者、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江明修突然决定以公民身份参与年底的台湾苗栗县县长选举。这是他的第一次竞选，也是第一次主动从学界迈向政界，尽管他早就被政府视为重要智囊。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而优则仕”的故事，在江明修的得意门生兼世交徐启智眼里，老师此举无异于“为民捐躯”，更遑论亲朋故旧的反对。

江明修呢，他睁着一双无辜的不大的眼睛，说，“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被热爱的散漫

江明修在大陆公益圈很受喜爱，据说是因为他的“有趣”。

公益媒体编辑小树初见他是在一个聚会上，“那次他花不少时间，讲一个公益活动后自己送了一只猫给女孩子，从而导致误会的故事，我们以为结局一定峰回路转，总结出一个重要的道理，结果根本没有，大家听完面面相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小树却从此喜欢上江明修，喜欢他说话的散漫，很多内容都漫无目的，只与内心情感相关―“有特别天真的一面”。

当然，一个人若连“散漫”都被热爱，往往基于一个前提，即在某个领域不可忽视的成就―江明修是公共行政学教授，更是台湾第三部门研究的开先河者，第三部门即“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NGO。

他说，他们这一代人本来就很特别，求学时期正好经历了去世、台湾民主抬头，那时，的威权统治虽仍在，青年人却已开始关心政治，老师也敢放开宣讲民主。年轻人内心的“种子”正是在那时落土生根、继而萌芽。

后来他赴美读博，回来后，正好又撞上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即1987年台湾军事解除，那可真正标志着威权统治的结束、民主化发展道路开启。

随后不久，江明修就开始了第三部门研究：1990年前后，他发表了首篇相关论文，并成为台湾最早开设第三部门课程的学者之一；1994年在政大成立研究室，1998年在社科院成立研究中心，2000年政大更有了全台首设的校级第三部门研究中心，课题涵盖法律、企管、人文、传播、社会、公共行政等。

这一切，都奠定了江明修在台湾这一领域无可取代的学术地位。

不过，如果只是这样，尚不足以使他在公益人尤其是草根NGO中如此受欢迎。毕竟，对于正卡在生存或发展瓶颈的NGO来说，理论固然重要，但他们更迫切需要的，往往是实实在在、详细而具体的实践经验―“还要可供借鉴”，NGO负责人林子笑着补充。

而江明修的魅力在于，他两者都可以提供。 去，到后院看白云

“我从小是很奇怪的小孩。”江明修说。很小很小，小屁孩们都在玩泥沙的年龄，他就有个特别的爱好―“在我家后院看白云”。五六岁左右，他又增加了一个爱好：每天“读”报纸。他把自己怪异的种种，归因于原生家庭中母亲较为强势，身为学校校长的父亲则应酬很多，较少顾及家里。

他的故乡正是参选地苗栗，地道的客家庄，妈妈是苗栗公馆小学老师，从小教儿子写字，把自己的藏书给他读。小学二三年级，江明修已经读了很多书，又常常跑去听妈妈上的高年级的课，自然有了很多“不属于同龄人”的想法。然而，性格内向和害羞嘛，“想什么没办法表达出来”，“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

这造就了他个性中相当独特的一面。

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尚笼罩在一股危险的氛围当中，人们对政治谨言慎行。江明修却因为与外界交流受阻，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自我对话，反而拥有过人的行动力―“我想到什么，认为是对的，就会去做”。

不过你现在轻易已无法在江明修身上看到幼时那种古怪的沉默了。数十年后，他成了一个演讲和聊天达人，尽管内容有时会漫无边际。这是不是在补偿当初的不擅表达？不得而知。

我让徐启智形容一下老师的教学风格，他略一沉吟，“扑哧”就笑起来，问，“你知道唐三藏吗？”“啊？”“对，就是那个取经的唐三藏啊，就是那个特点。”“‘那个’特点，是‘嗦’吗？”“对啊！”

若非碰上选举这种特别忙碌的时候，据说平时江明修是很好约的；演讲下来，他常被缠着问上一两个小时，也很少会厌烦；遇上诚心求教的学生更不得了，“知无不言、倾囊相授，唐三藏嘛”，徐启智笑。

唯独“对就做”的特质并没有因为成熟后对外交流窗口的重新打开而改变。

“我尝试（追溯）小时候看白云的感受，应该不是因为美感，当然看到白云的变化我也觉得很美，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连接，我从小就觉得想为世界做一点事情，很抽象，我觉得我是上天选出来的。”

然后他去做了，一直至今。 江老师的“山茶酥”

江明修学术研究的最核心价值，是从公民资格、公民义务、公民权利，到社区、社会资本，再到民主政治与生活，即让公民通过参与社会、参与政治，形成社会连动关系。显然，这与精英阶层“由上至下”的社会治理及政策形成思路截然相反―所有东西都是“由下而上”。

因此，他特别强调“向社会学习”、“知行合一”。

篇10

从企业文化诞生的来源看，企业文化可以成为一种竞争优势，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企业文化。兰德公司、麦肯锡和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研究都发现：一般情况下业绩辉煌的企业，企业文化的作用都十分明显。此外，据IBM咨询公司对世界500强企业的调查表明，跨国公司令人注目的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根植于其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它们位列500强而闻名于世的根本原因。《星巴克一切与咖啡无关》这本书阐述了为什么在西雅图的两家咖啡店会在如今成长为全球2500多家连锁店的咖啡公司的真谛。本书的作者霍华德•毕哈在多年担任星巴克的高级主管期间，帮助星巴克建立起它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利润。他培训过各个级别的几百名领导者，同时也帮助星巴克成长为世界级的知名品牌。公司的价值观是：“我们对待员工的方式影响员工对待顾客的方式，而顾客如何对待我们则决定了我们的成败。”正如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所说“：在每一杯咖啡的背后是由精细执行力体现出的服务观念，而在背后的背后，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洞察和尊重，所以星巴克才有机会成为特别的文化大使。”其实星巴克只是当今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长寿公司的一个缩影，又例如：沃尔玛公司提出的“对员工要像对待花园中的花草树木，需要用精神上的鼓励、职务晋升和优厚的待遇来浇灌他们，适时移植以保证最佳的搭配，必要时还要细心地除去园内的杂草以利于他们的成长”；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提出的“全民服务”理念；IBM要求“向顾客提供完美服务”；杜邦公司提出的“让化学使美好的生活更加美好”；普华永道公司提出的“致力于技术的尽善尽美”等。而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有一套坚持不懈的核心价值观，有其独特、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优秀企业文化体系。对企业文化的认知水平，是建立优秀文化的第一步。也是进一步将企业文化提高为企业战略的关键一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通过查阅一些资料外加自己的一些想法将其总结为下面的框架图。

（一）企业口号生存阶段

在这一阶段的企业处于一个雏形状态，此时的他们虽然口号很响亮，但形形的口号不断地充斥在员工的耳边，难免让人心烦意乱。所以我觉得此阶段的文化素质应该抓住重点：“生存！”，应该以企业的目标为导向。但我们必须要避开一个误区：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这是大部分企业创办初期的迷惘之处，每个企业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外部文化相适应并加以创新。只有企业能够以愿景为导向，此时企业才具备了竞争性文化，企业文化才能够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二）个人主义阶段

这里的个人主义我暂且将其规划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家，另一方面是公司员工。在国人的共识里，中国的企业文化大体上就是企业家文化。诚然，我们得承认企业里面有搞老板主义的，有在自己的天地里搞个人主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塑造企业文化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插曲。国内企业在进行文化塑造时，总有“以人为本、团结、拼搏、创新”这样的企业理念。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也不存在两家文化完全一样的企业。企业文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创业者个性、行业特点、企业历史、愿景目标、发展战略等，企业文化是企业对自身成功经验和思想的总结和提升，因此，应该具有很强的独特性。“索尼的先驱精神”，诺基亚“科技以人为本”，松下“造人先于造物”，惠普之道，迪斯尼“想象力与魔力文化”，这些卓越的公司都从自己企业的角度提炼和宣扬自己的文化，非常富有个性。

（三）企业凝聚力提升阶段

我觉得这二阶段的企业已经能够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个人主义盛行的阶段已经过去，企业中的员工和企业家都自觉践行了不成文的企业文化，企业的导向明确，大家都努力奋斗，积极创新。此时，企业整体的化学反应非常不错，运转正常，且每次遇到的风险和危机大家都能携手度过，大家都在帮助企业迈上一个更高层次的平台而努力奋斗。

（四）企业“形神合一”阶段

企业的“形”包括一切外在的东西，包括企业制度、流程、策略、组织结构、责权体系、领导风格、产品等，而“神”则是指愿景、价值观、使命、精神、经营理念等这些指导企业发展的思想。“形神不合”的企业文化会得“精神分裂症”，因为员工不知道究竟应该遵循什么。企业文化的最高阶段，要通过“省悟”才能获得，这个时期，企业需要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企业要考虑如何顺应天道，包括经济规律、伦理道德、人文观念等，要把人的需求与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企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企业文化的最高阶段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企业家具有禅者的智慧和修养。正如洛克所说：“我认为人类的行为是思想的最佳译员。”企业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必然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崇高境界。

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