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护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植物保护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植物保护学开放式实践教学平台的构建

开放式实践教学将教师的研究性实践教学与学生的研究性实践学习有机结合，鼓励学生选择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热情，培养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获取新知识、激发创造力和创业能力，同时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在社会中的竞争力。

（1）以植物生产实验中心为依托，构建开放式实践教学平台

植物生产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包括植物生产专业植物基础实验室、作物学教学实验室、园艺学教学实验室和植物保护教学实验室4个本科教学实验室，分别被批准为省级和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2008～本中心以各学科重点实验窒如作物生理生态与遗传育种教育部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国家水稻工程实验室、省超级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省果蔬保鲜及无损检测重点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平台为依托，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设计选取了实验项目50余项，从实验内容、实验时间、组织管理等各环节实行完全开放模式。学生借助本中心实验平台，根据个人兴趣自选任选公布的开放实验项目，或自行设计实验项目内容，接受创新意识培养和创新能力训练，全方位开展研究性科学试验，拓展了植物生产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开放的内涵和外延。

（2）构建植物保护学开放式实践基地

其一，校内实践基地的构建。农学院以班级实验田为特色，加强实践基地的建设。农学院在校科学试验站专门划出10余亩试验田作为“责任田”，以班级为单位，下设三四个生产小组，每个实验小组根据课程需要，结合兴趣爱好，自主决定种植品种。从开始选种、整地、播种、田间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到最后收割，全部由生产小组完成。为了及时解决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学院给每个小组配备指导教师进行技术指导，从人、财、物上给予保障，指导小组还制定了相关的奖惩制度，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生产实验中遇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具体阐述的细节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提高了实践的兴趣，而且增强了今后在学习和科研中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能力。此外，果树标本园、果树种质资源圃、蔬菜标本园、蔬菜种质资源圃和设施农业区等校内实践基地在开放式实践基地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植保系拥有“昆虫展览馆”“植物医院”和“病虫标本馆”等实训基地。此外，植保系在农业大学科技园建立了病虫情报观测站，结合病虫教学实习和毕业论文实验，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实践研究。

其二，校外实践基地的构建。植保系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和实践基地需要，聘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植保植检总站、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正邦集团等单位植保专家定期为学生授课，使学生能把课堂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内容紧密联系起来。此外，植保系特别重视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植保站、正邦农化公司等建立双方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签订合作培养计划，为植保系学生实习和就业提供条件。

（3）加强信息化建设，构建网上实验教学平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的完善，通过应用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构建网上实验教学平台，能对实验过程涉及到的仪器设备和实验操作流程等有感性认识，实现以学生自主型实验学习目标为重点，构建基于网络条件下的实验教学信息资源库。包括：本课程基本情况和教学模式介绍区；操作流程观摩模拟学习区；作物病虫害识别与控制观摩仿真区；师生在线互动区；其四，在线考核区。

利用信息技术教学环境，实现模拟展示多种化学保护实验情景及化学实验问题解答，让学生在计算机上完成有毒、有害的“实验”，并组织他们对实验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形成自己的研究结论，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对知识的准确理解，培养他们从事科学探究的严谨性。甚至可以模拟时下最流行的网络游戏模式，如QQ农场，将植物保护实践环节以游戏的方式嵌入虚拟的网络空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构建植物保护学开放式实践教学内容

开放式实践教学的课程内容要充分反映相关产业和领域的新发展、新要求。减小植物保护学传统实践教学验证性实验，增设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完善后的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基础性实践教学、综合性与设计性实践教学、科学研究性实践教学等，形成从低到高、从基础到前沿、从接授知识到培养综合能力，逐级提高的实践教学新体系。

（1）植物保护学基础性实验

以传统植物保护学基础性实验为指导，结合植物病虫害的发生与危害现状，自行编撰基础性实验教材，包括植物病害症状观察、植物病原物的观察与临时玻片制作、植物病原物的分离与培养与接种、昆虫的形态结构观察、昆虫重要目科的鉴定、植物病虫害的田间调查、植物病虫害标本的采集与制作、常用农药剂型的配制与质量鉴定、杀虫（菌）剂室内毒力与内吸作用测定、杀虫剂和杀菌剂田间药效试验等。这些实验具有基础性、启示性和应用性等特点，为学生的主要必修内容，在实践教学中可先行安排，为后续开展综合性与研究性教学实验奠定基础。

（2）植物保护学综合性实验

在设计基础性实验的基础上，构建了完善、实用且可行的综合性教学实验。该阶段提供了南丰蜜桔黑星病拮抗内生细菌的筛选、入侵实蝇的动态监测以及新型农药对昆虫生殖行为影响的研究等20余项综合性教学实验，供学生自行选做；或在教师指导下，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生个人兴趣，自己动手设计实验方案，独立或以团队的形式一起完成实验。以上综合性实验教学内容的开展，可有效提高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的综合与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也为开展科学研究型实验创造良好条件。

（3）植物保护学研究性实验

一方面，从基础性、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入手，进一步扩展引申，开展研究性实验，譬如从植物被病原物和害虫为害后的特点入手，研究为害后植物相关生理指标的变化，进一步探索植物抗性与生理指标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围绕生产上重要病虫害的发生，展开研究探索，如近年来赣南脐橙溃疡病和黄龙病等病害发生严重，结合当地防控现状，拟定可行性防治措施，主要以学生毕业论文设计阶段，申请参加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或参加大学生训练计划为主。本研究开展的研究性实验包括茉莉酸甲酯诱导水稻抗白叶枯病与防御酶活性的变化、茉莉酸甲酯调控白叶枯病菌胁迫下酚类物质代谢的作用、壳聚糖涂膜对脐橙保鲜效果的研究等10余项，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爱好，选择自己的研究项目。

3.构建植物保护学开放式实践考核体系

构建与实验教学环节、课程体系的调整与变革相适应的“形成性”课程考核体系，使考核的目的从单纯检验知识的掌握转向更多关注实验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体验与培育，使考试成为继续学习的课堂。考核方式多样化，主要包括学生实习标本制作、互动式专题讨论和实验报告撰写等，依次占总分值30%、40%和30%，以考核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随机选取鲜活的实物标本，考查学生对生产中重要病虫害的识别与诊断能力；每阶段实践结束后，学生以团队的形式，以多媒体等方式展示实践成果等。在以上过程中，提升学习笔记、实验报告、讨论讲座、实践成果展示等的计分比例，突显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要性。

4.构建高素质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构建以经验丰富的教授为带头人，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实践教学队伍，鼓励专任教师到相关产业和领域学习，紧密联系实践生产第一线。近几年来，在植物保护学实践教学过程中，根据班级人数配备2-3名教师，以老带新，加强青年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结语

篇2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本文是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和制定障碍，并提出了自己的完善意见。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57-02

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保护传统艺术刻不容缓。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首次出现的官方文件是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而真正明确详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定义的，是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UNESCO）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其具体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则出现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由以上的概念我们可以概括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有：

一是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二是传承性。非物质文化并不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所能创造的，它的完成和完善是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原始创造，或者是同一时代许多人共同创作而成， 加之后来的努力和改进， 才能达到今天极具饱满和精华的技术状态。

三是民族性。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民族性，它是一种通过某个民族不断模仿而进行的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造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四是公权与私权兼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都有着相似的无形性，而且都是智力劳动成果，而知识产权则是私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这些民俗、传统常常表现为该民族所独有，是一种群体性、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公有领域”，但这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集体私权”。[4]

二、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其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从某种程度上讲，客体决定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法律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无形性，是知识财产的一种。就工艺品而言,古代匠人制作的工艺品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人制作的工艺品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而现代人掌握的关于工艺品的某种制作工艺技能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人从前人的技艺中不断学习而来的智力成果。从民法的客体理论看，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民法上物的范畴，对其保护应采用物权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抽象的，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应划归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 对其保护应采知识产权制度。

（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障碍

1.知识产权制度的客体范围过于狭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在著作权法里，保护的仅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等作品、素材和风格。”我们从上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各项客体并不能完全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范围。

2.权利的性质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特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过程中，倘若以保护私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利于其继续流传；若采用保护公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又恐难以防止权利主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因此，在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中面临着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矛盾。

3.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知识产权制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求受保护的对象具有独创性，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几代或十几代人经过不断模仿、学习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首位创作人或许早已消失，而后人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不断地创新和改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经历了一个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创作主体具有群体性与不确定性，其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4.保护期限的冲突

著作权法第21条、商标法第38条、专利法第42条均对作品、商标、专利的期限进行规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其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世代相传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有创造性的产品，并且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如果为其设定保护期限，就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甚至会造成断层。

三、对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法律思考

（一）做好排查统计工作，尽快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多种形式散落在民间，明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工作。2004年8月，我国政府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要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落实到地方，乡镇文化站作为最基层的文化管理事业单位，应当做好排查统计工作；提倡各地政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妥善保存和展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实物、资料；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立各级（国家级、省级、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地数据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依据。

（二）完善权利人认定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民族性，因此它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从而成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障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通过传承人的表达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传承人的离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失去了遗产生存的环境而慢慢消亡、流失或退化，最终可能导致其灭绝。因此，要适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先完善其权利人的认定标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权利主体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是指根据某群体、部落或社区的习惯法和做法，得到该群体、部落或社区人民认可，委托由其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监护人或保护人的群体、部落或社区或人群、或个人。[5]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性质，因此，在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时，依据具体情况，该权利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或组织，甚至是国家。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完善意见

1.专利模式

专利权模式主要适用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第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主要指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包括有关大自然和宇宙的观念( 如时间和空间观念和宇宙观) 、农业知识和实践、生态知识和实践、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航海知识和实践等；第五类为传统的手工艺，主要指世代相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对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而产生的新发明最适合专利保护模式。[6]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群体性，所以依据专利模式保护仍然存在难以新颖性和难以保障权利人利益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应当在完备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基础上确定其新颖性；第二，建立专利申请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明制度。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利益，对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应该明确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处，并提供证据表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获取和使用是经其来源国或社区事先知情同意的，而且与该来源国或社区分享利益，否则专利申请应被驳回。

2.著作权模式

著作权模式主要涵盖《公约》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民间文艺。根据《公约》第2 条的规定，第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第二类为表演艺术，主要是指在文化群体的节庆或礼仪活动中的表演艺术，包括肢体语言、音乐、戏剧、木偶、歌舞等表现形式。以上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适用著作权保护模式，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除外。[7]

对于著作权保护模式，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方式存在着权利的二元性特点，即区分为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拥有者应该属于一定区域内群体共同所有。财产权利是与精神权利相对应的，在实践中，财产权利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将抽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某种形式具体表现出来以获得财产；二是通过邻接权的方式实现的。这样便出现权利的享有者分离和权利主体不确定的现象。笔者建议可以采取确立以权利代管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集中的管理，即无论精神权利还是财产权利人将其拥有的权利全权转让给权利代管机构，此机构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占权利，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甚至转让的权利，将所获的收益按照转让合同约定分配给权利人。

3.商标权模式

商标权模式适用于商业开发中的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适用于保护土著群体特殊符号和标记。商标权保护模式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成本低，可以提供一个能够续展的保护期，更大的优势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开发。商标权保护模式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中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把一些特点的符号申请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这样不仅能够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以及特定品质，而且还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利用时不被歪曲、变形。

参考文献：

[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11-01-01）. 载于找china.findlaw.cn/fagui/guojifa/gj/22/19334_4.html.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3] 田圣斌、蓝楠、姜艳丽. 知识产权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思考[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2期，第148页.

[4] 张邦铺. 知识产权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第78页.

[5] 严永和. 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评价与反思[J]. 民族研究. 2010年第3期，第20页.

[6] 齐爱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J]. 电子知识产权. 2007年第6期，第20页.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论思想，不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而且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缔约国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促进对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进行保护的教育。”《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表现和传播的环境。”刘魁立先生则提出“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并指出这一整体性原则包括：“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刘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此后，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有关这一理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具体所指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阐释，下文试详论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对过去只局限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修正与补充。后出转精，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经验。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积极借鉴学术研究和人类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既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继承了人类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并借鉴人类此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该是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具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首先是对一个个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完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性则是活态流变性，它本质上是条流动的文化“河”，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实录和未来的表征，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那样简单的采取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收藏、记录式保护，不能将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时态上，割裂它的发展和流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化石化”，而应该既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又关注其现时状态，同时还着眼于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向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内涵、现时状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广大民众积蕴已久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通常表现为一种过程或活动，由多道工序或多种形式共同构成，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丰富和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多重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完整保护。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皮影艺术的保护为例，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艺、皮影戏的演出道具、演出剧本、音乐的伴奏、演员的表演艺术(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艺)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也应是既从时间上关注其演变规律与文化内涵，又从结构上对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对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完整保护是我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有意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已经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建立保护名录只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需要对进入名录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有效保护，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既重视其时间向度上的历史内涵和演变规律，又关注其空间维度上各个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复杂性，既不割裂其发展和流变，也不人为将其复杂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平面化。唯有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细胞保护完整，我们才谈得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庞大肌体的良好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对彼此关联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完整保护

刘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还常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舞蹈既离不开音乐的伴奏，又大多与特定的民俗、礼仪相关；很多民歌同时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知识、民间传说等内容的表现；传统手工技艺表现的题材也许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少林武术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梁祝传说也伴随着梁祝冢、梁祝读书台、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质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法而在保护中同样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分割进行单独保护，而应该充分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之实施共同保护。如此既可以避免单独保护导致的人为割裂或重复工作，也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完整保护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优秀文化整体的全局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名录的设立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都起 面，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整体的思维和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避免狭隘的目光而获得宽广的思路，从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保护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学家坚持用整体论思想来观察人类社会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人类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作为―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具体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的自省反过来说：整体性保护理念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涉及内容广泛，然而绝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据保护对象的主次不同和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反对单一、平面、孤立、机械的保护方式，强调综合、系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环境和人进行共同保护。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内容复杂、牵涉颇广的工程，然而这绝不等同于我们的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绝不是囊括宇宙，照临八方，涵盖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只是尽可能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考察，区分轻重缓急，从中找出最需保护的方面进行重点保护。我们要坚持一种主次分明的辩证整体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茫然无从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保护效果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不是僵化保护，而是发展中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希望从时间向度上全面考察保护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不是提倡重新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历史，更不主张全盘复古，一味将过去的奉为珍宝。我们珍爱传统节日，专家学者也不断呼吁要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将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与活动重新演练一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已逐渐丧失其功能意义，转而在符号意味和娱乐性上有所强化。由此，民俗学家提出传统节日要进行适应现代生活的继承与革新，要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提议政府和民间可以创新过端午节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激发人们对端午节以及过节的兴趣。

也许，将传统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面对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更应该坚持发展的眼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是活态流变性，它会随着周围环境和人的不断变化而发生着绝对的改变。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是为保护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保护好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未来提供创造的动力，促进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用积极态度正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变迁的特性，在人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中努力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关系，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使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记录；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190-01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和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比如各类民俗活动、传统表演艺术、传统知识与技能，以及使用的相关器具、实物、手工制品、文化空间等。可以说，“非遗”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史、社会史，但过去由于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导致很多“非遗”都慢慢被遗忘，遭到破坏，面临着无人传承的严峻形势。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必须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并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全面、真实、系统地将“非遗”记录下来，逐步实现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一、运用影像记录实现对“非遗保护”的可行性

（一）符合对非遗保护的真实性要求

影像是采用摄影设备与感光材料来记录拍摄对象，从而形成具体的视觉图像。这种物化的图像更加直观、逼真，便于人们理解与接受。正是由于影像带有真实性与直观性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为“超越语言文字的世界通用语言”。

（二）影像是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与无形性，因此，需通过相关物质媒介载体来实现保护与传承的目的。而影像具有物质性特点，能够长期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永久性”，进而得以保护与传承。同时，影像的可复制性，可以复制出很多非遗文化的范本，便于将优秀的非遗文化传播给大众，让人们了解到相关非遗文化，树立起保护非遗文化的意识，实现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三）影像的“虚拟现实”特征可进一步增强非遗文化的在场性

在影像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认为纪实性是其本质特性，而虚拟性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根据长期的实践证实，影像既能真实、客观地记录现实，也能再造一个虚拟的“现实”。也就是说，“看到的才是存在的”这一命题的真实性随着影像的诞生而发生改变。因此，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时，我们可以利用影像记录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根据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存在的状态进行“复原”，甚至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模拟其在现存时空中的存在状态，让人们更易理解与接受。

二、影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大原则

（一）完整性

影像记录必须遵循“完整性”原则，这有两层含义：一要体现出该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二是要充分体现出非遗项目内容的完整性。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是指它是由很多具体的文化事项组成的。在保护具体的文化事项时，必须尊重其内在的丰富性与生命特征。除了要保护非遗项目自身及其外形以外，更应重视此类文化所依赖、生存的环境。众所周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文化均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说明各种文化并非凭空出现的，都有着相应的地理、人文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也是在当地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因此，在拍摄非物质文化项目时，必须注意这一特点，向观众介绍、表现此类非物质文化项目所形成与存在的文化空间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对非遗项目的内容要拍摄完整，确保内容全面，无遗漏，详细记录整个过程。

（二）真实性

真实性原则是指在拍摄过程中，一般要求为实拍，但对于特殊情况可采用“复原拍摄”、“情景再现”等手段进行弥补。这是由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因此，也是影像记录非遗文化项目的关键原则之一。简单来讲，在拍摄时必须真实、客观地记录非遗文化中的人物、行为、声音等，确保其“原生态”特点。若稍有任何贬损、粉饰，或者掺入虚假成分，都会让该非遗文化项目远离本真样貌，也使其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傩戏”是一种古老的“活化石”，傩文化在繁盛时期也传人东亚邻国，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2]。若在拍摄过程中，随意改变某个动作，或从现代审美角度加以修改或美化，都会让傩戏丧失最本真性的东西。

（三）客观性

这是对影像拍摄者与制作者的要求，着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拍摄者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要秉着“客观、超然”的态度；二是影像后期制作者也要在制作过程中秉着“客观、超然”的态度。不要将个人的喜恶带到拍摄与制作过程中，要真实、客观地记录相关非遗项目。同时，还要最大限度保留该非遗项目的质朴性与原生态。任何和表现内容无关的东西都要隔绝在画面以外，确保环境、主体及陪体间的协调，着重突出内容的自然性。解说词也要遵循客观原则，不能掺入个人感彩。

三、用影像记录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对策

（一）高度重视，建立健全非遗保护工作职能部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已开展多年，但由于缺乏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与组织管理，造成工作责任无法真正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上级管理机构，以加强对相关工作的部署与组织协调。笔者认为可以建立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管理机构，负责将影像拍摄、后期制作、资料整理与保管、传播等工作落实到各部门，并给予相应的指导与监督。同时，还应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从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加以扶持，以期促进非遗文化影像记录的顺利开展。

（二）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影像记录水平

拍摄者与后期制作者的专业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遗文化项目影像资料的艺术审美水平及文化底蕴。因此，必须重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投入，与高校合作，培养出更多专业化人才。同时，要注重开展业务培训，定期组织创作人员参加学习活动，重点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拍摄手法及技巧，后期制作方法等，以进一步提高影像记录水平。另外，要让创作人员深入到传承人群中去，要从生活体验的角度来感知“非遗文化”，或邀请“非遗”研究专家参与拍摄工作。这样才能探知“非遗”项目的文化之根。

（三）重视对“非遗”影像资料的保管与合理利用

首先，要将各类非遗影像资料分类、编号，包括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文化、传统美术、民俗、传统医药等基本类别。然后，录入档案管理数据库，完善相关影像资料的档案信息。其次，要改善影像资料保管环境，调整档案室的温湿度，做好防虫、消磁、防腐等保护措施，避免影像资料遭到破坏。再次，要合理利用这些非遗影像资料，使其真正发挥出文化传承的作用。可利用信息技术，将其进行复制、拷贝、备份，或直接用光盘、磁盘保存，并上传至网络，实现资源共享，让更多的人接触到非遗文化，领略到非遗文化的魅力，主动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来。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祖辈在劳动生产中形成的智慧结晶，也象征着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精神。因此，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都非常重要。影像数字化记录非遗项目只是非遗保护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起点。因此，我们在做好影像记录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将其继续发扬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白舒元.纪录片影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J].文艺生活，2013（06）.

篇5

通常情况下，国家规定的工业污染排放治理是根据谁污染、谁承担和谁治理的原则。然而对于具有难以降解的重金属有机物污染物和高浓度废水排放企业而言，应采用科学的污染治理方法，要求必须在场内处理完成后方可实施排放。在农业污染方面，会有大量的农药和化肥用量，在我国一些地区仍处于荒废状态。为了使土地质量得到提升，我们应对农业研究进行加强，尽可能使化肥的使用数量减少，提倡农民对有机无害肥料进行使用。通过共同参与的方式，及时有效地整治水污染状况。

2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我国，环境保护的提出相对较早，我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应结合环境保护问题对一系列的环保目标进行制定。特别是在开放改革之后，我国的经济出现了飞速发展，社会有快速的转型进程，政府部门与资源环境现状相结合，对诸多环境保护措施提出。对于社会公民而言，虽然并没有在国家和社会的环保事业得到直接参与，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应与自身的行为进行调整，从小事着手，自觉做到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例如：公共洗手间内发现水龙头没关时，应自觉关闭水龙头。或在对电池进行使用之后，应运用分类整理的方法，向专门的回收桶内进行投递，禁止在垃圾堆上直接丢弃。另外，在超市购物时，应自备购物袋，将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率减少。诸如此类，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应从小事入手，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力度提升。简而言之，公民的综合素质的体现是从环境意识形成的，关系到公民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因此，相关部门要想对环境保护工作做好，则应先从思想教育工作开始，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大力宣传，从而使公民在环保事业中自觉参与。从内容上看，环境保护不仅是保护动植物及森林，而且还是保护及防治大气和水，不仅包括预防和治理各类大型污染源，而且还包括处理各类细节。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开采和利用资源的过渡，作为资源紧缺的一种保护措施，随着宣传环保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现阶段，几乎不会有人反对环境保护，自觉做到环境与资源的长久保护，还有较多工作等着去做。首先我们应对全民环保意识进行树立，具体来说就是资源与生存意识的树立，使大家认识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关系。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行动和主要任务之一，环境保护的意义极为显著。在我国，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对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制定和颁布，促使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得到保障。可见，环境保护对社会发展及人们生存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3水污染治理的措施分析

3.1法律法规的完善，管理强化，使国民素质得到增强

将《水污染治理法》、《水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贯彻执行，同时对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对污水排放单位的监督与管理实施加强，从重处罚违法排放的工业企业，对总量控制实施严格实行。另一方面还可以对一定的排污费用进行收取，建立排污权交易费基金，用于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相扶持，使企业污水预处理的经费压力减轻，充分调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性。使全民树立以生活污水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使水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大，构建累进加价的水价制度，运用经济杠杆，实现用水节约及排污减少。政府部门对污水处理的资金投入和补贴实施加大，运用政策的改革及扶持，促使污水处理企业向市场化迈进，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从而达到良性循环的目的。

3.2水域和饮用水源管理的加强

整体对流域用水和排水进行规划，而不是仅限于每个城市自己城区河流的管理，对科学合理的水量调度和河湖疏浚方案进行制定，使水体自净能力得到提升。严格按照各地划定的水功能进行执行，禁止排放至饮用水源地内。

3.3传统观念的改变

在人们心里，由于“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与水污染代价的控制相比，水污染治理的代价相对较高，所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应运用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实施深入，加大宣传教育工作，促使环境保护深入人心，同时将人们偷排乱排的问题实施改变。

3.4对再生水资源和循环用水进行充分利用

由于我国水资源利用率在50%以下，且重复利用率仅为20%左右，使水资源利用降低，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和严重浪费问题得到加剧。现阶段，通过处理的污水已经在冷却水生产、生活杂用水以及园林绿化等领域得到使用，但使用范围较小，若通过处理再生水，使其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后即可向地下回灌，采用补充水源便于后期运用。对建筑中通过对水系统和工业冷却水循环系统推广的加强，在集中的工业园内，运用生产生活分质供水，使不同水质的利用程度得到提升，从而有效降低水处理的成本。

3.5改变产业结构，对清洁生产实施推广

生产力状况和科学技术水平对社会产业的结构进行确定，同时将社会生产的性质得以反应，发展水平与社会字样的实际利用状况。随着我国科学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提升，各种新产品的种类和结构会有不断变化出现，所以，应加大对新产品的开发与研制力度，从而与传统的产品进行替代。同时对生产程序和技术实施积极改进，促使清洁和绿色生产得以实现，作为工业水污染减少的根本途径，应对绿色产业实施大力发展。对于生产来说，清洁生产主要包括原材料和能源的节约，将有毒有害的原材料得到淘汰，并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物和废物全部离开之前，应尽可能将其排放量和毒性减少。对于产品来说，清洁生产的宗旨是将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减少对人类及环境产生的影响。

3.6审批和验收项目的严格化操作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们需求量的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新型项目得以形成，导致环境面临着一项新的挑战。所以，对于新项目，无论规模的大小，都应对可行性和生态进行评估，特别是评估水资源污染状况，会对水资源产生严重影响，导致污染问题形成。当企业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将该项目的建设实施坚决杜绝。在项目建成并投产之后，应对企业是否存在偷排乱排的现象进行定期检查。

3.7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进行引入，重点落实在人才的培养

通过对国外先进水环境恢复技术的运用，与国情相结合，对满足我国国情水环境恢复技术的理论及方式方法实施研究。使环保产品与产业的发展进行加速，进一步将水污染防治设施的产品标准、自动控制性能以及成套化得以提升，对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成套处理技术进行大力开发。运用生物、物力及化学手段，使水环境恢复过程得到加速。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及制度，实现环境处理人才的有效培养。

4结论

篇6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外延比较丰富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表现为无形的制作工艺、民俗活动、传统知识、节日文化、传统技能等。这种非物质性增加了界定创作主体的难度。第二，创作的集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存在于特定群体中，由于年代久远，常常难以确定最初创作者，并且由于传承者不断加入创新元素，因此难以将智力成果界定为某个特定个体。第三，创作的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口口相传中，传播者不断加入一些新的创意或元素，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处于“被创作”的过程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计算机、照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储存、加工、传输和以数字形式再现，所以通过数字化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图象、文字、声音等形式被固定下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分散性和非物质性等特性，因此，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数字化作者对于内容取舍、结构安排等作出选择，凝结着较高的智力成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权利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的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其保护范围限于表达方式，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程序、操作方法、原理等因素。P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主要针对它的代表作而言。Q但从前文分析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通过世代相传流传至今，大部分没有形成有形作品，或者即使形成了代表作，对于其他参与创作的主体如何保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但由于其特殊性，应当通过制定著作权法的特别法，以单行法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为《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包括：

第一，人身权。（1）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确定由某一个民族、村庄、部落创作时，应当保护其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确定创作群体时，也应当清楚地表明其渊源及流传的范围等基本信息。（2）修改权，这一权利由创作群体行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具有延续性，一直都将处于被创作的状态之中。（3）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通常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当发生侵权行为时，容易产生搭便车心理，因此，应当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4）发表权，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时处于创作中，并且由于口口相传等原因，其创作和发表在时间上往往具有同步性，再创作完成之时即为发表之时，因此，这一权利也应由创作者享有和行使。

第二，财产权。财产权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群体，但应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行使。行使财产权所得的资金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按照其设立时所制定的章程代为保管和运用，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保护、传播等工作。财产权的行使方面的内容，详见下文阐述。

（二）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数字化技术能够以特定形式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相关主体的权利并对其进行保护。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作者受到什么程度的保护，与其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相关。

1.数字化作品具有独创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与普通作品的数字化不同，后者通常只对原有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这一过程由机器完成，基本没有独创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式，数字化作者在选材、摄影、录音录像过程中，凝结了较多的智力成果。不同的数字化作者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如果数字化作者经数字化所形成的作品达到“独创性”这一标准，就应当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

2.数字化作品不具有独创性

如果数字化作品仅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简单复制和再现，不具有独创性，则可以通过邻接权进行保护。邻接权保护的是一种再现、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的劳动，数字化作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特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传播，属于作品的传播行为。虽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邻接权只包括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但邻接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和新技术的发展，其外延可以随之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录音录像和无线电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邻接权的产生，当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作品传播方式，那么这些传播者的权利也应得到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在邻接权中增加一类――“数字化作者权”，以保护没有产生独创性作品的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管理制度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集体管理制度的理由及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是无名的或者是归属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居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属于这一群体所有，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主张权利，但任何人又无权单独享有权利。权利主体的群体性、不确定性使得权利的行使难以获得有力的保障。R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作品的创作群体不宜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况且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不明确，因此，有必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代表特定群体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在保证权利主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由于群体的具体成员众多且难以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取得的许可使用费不可能像其他著作权协会一样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返还给权利人。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可以保证许可使用费用于实现保护目的。特定群体为保护、丰富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可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基金会对于符合章程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准许，拨付必要的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另外，基金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者和保护者支付一定数额的报偿或者给予奖励，尊重他们在收集保护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同时，收集整理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使用人向确定的权利行使主体支付使用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使用，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增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增进社会财富增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职能划分

“我国早在1992年即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成立后，国家版权局又多次指示并帮助组建文字、摄影、美术作品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采用多种协会体制的。”S“我国已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华版权总公司。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上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其以法人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T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笔者认为集体管理制度可以达到对非物质维护遗产的保护和合理使用双重目的：即在我国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集体管理权，其下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等工作统筹安排资金。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主要包括：（1）组织开展调查、收集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分类、登记建档，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2）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群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许可使用费。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3条和第4条的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也应当事先取得创作者许可――这一许可权应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代为行使。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适用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的规定。（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章程，规定该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组织机构、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以及章程修改等内容。（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可使用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以捐赠的方式注入基金会。这样做可以避免目前以财政资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所带来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保障财政资金投向更为亟需的民生领域。（5）保护特定群体的署名权，禁止伤害群体感情和尊严的、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等人格权的行为。当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讼。（6）开展其他社会活动。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能

基金会属于财团法人的一种，按照章程所规定的宗旨开展活动，即“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保护非物质文化基础基金会”的章程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根据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责主要包括：（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2）基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4）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5）对其他符合基金会章程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与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民间自治组织，非官方性意味着不得强迫著作权人加入集体管理组织。同时，及时著作权人已经自愿加入，仍然有退出的自由。U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特定民族或区域群体的财富，更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权利的取得不需要经过事实上的创作群体授权，国家以保护和发展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通过立法授权协会和基金会行使权利。与其负担的职能相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官方色彩。

第二，维护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传统的著作权管理组织重在维护某一类著作权权利人的利益，其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将所获得的收益返还给著作权人，这种利益一般为私人利益。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仅维护特定权利群体的人身性权利，更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丰富，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较为明显。

第三，机构设置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一般设置协会，以自己的名义依据权利人的授权行使相应的财产权，并在协会内部设置相应的办公机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则不仅设置管理协会，而且由协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捐赠财产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以实现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篇7

前言

众所周知，“非遗”不仅仅是具备较强遗存价值，而且还具备较强的经济价值，走进新时期之后，大众以及研究学者多将目光集中在了“非遗”遗存价值保护之上，却忽略了挖掘其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对于“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起到了阻碍作用。基于此，当前就需要通过旅游开发的形式促使“非遗”实现经济价值以及遗存价值共同提升，而针对壮族区域“非遗”来讲，旅游开发对其影响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展开阐述。

一、初探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弘扬民族文化

壮族区域“非遗”具备的文化价值可以说是为深层次旅游资源的良好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能够将广西民族传统中蕴含的文化精华充分的展现出来，当然还可以赋予自然资源更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内涵，这对于国内以及众多的国外游客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极高享受。通过对壮族区域“非遗”予以旅游开发，则壮族独特民俗以及多彩节庆歌舞和丰富的竞技运动等等均能够展现在游客眼前，游客在该种环境背景下不仅能够感知壮族“非遗”，而且也能够很大程度上起到文化传播者的作用对壮族“非遗”进行广泛宣传，长期以往壮族本民族文化也能够实现良好弘扬。

二、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可持续发展

对于壮族区域“非遗”保护应该是关注两方面，其一是对“非遗”外在形式予以良好保护，其二就是对“非遗”人文以及历史双重环境予以保护，基于这两方面的保护才能真正的促使壮族区域“非遗”在新时期实现可持续有效发展。现今社会生活变迁以及城市化建设加快，壮族区域“非遗”原生环境也面临威胁，而旅游开发无疑是为壮族“非遗”提供了可持续良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其能够促使濒临消亡的文化以及相应的传统工艺等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以及认同，从一定程度上开发则是变相保护，也是变相的发展。基于旅游业快速发展趋势以及大众旅游较高需求，已经或者是趋于灭绝的壮族歌舞以及壮族技艺等得以被积极开发以及挖掘，从当地推广到更多的区域省市，进而实现壮族“非遗”可持续有效发展。

三、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增强民族自豪感

近些年众多少数民族濒临失传相关的“非遗”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重获新生，壮族“非遗”也不例外，可以说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将壮族“非遗”背后的创造力以及智慧良好的展现了出来，更将壮族区域民族成员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发展的记忆唤醒，促使壮族人民对于自身文化历史抱有较强的自豪感以及自信心；而众多的旅游者也能够依托于旅游开发建立对壮族民族新的文化认知，并对其文化抱有肯定以及承认的态度。此外壮族“非遗”商品化更加推动了壮族文化在新时期的复兴，这对于新时期壮族人民重视自身的“非遗”同时更好的保护“非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提供资金支持

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除了体现在弘扬民族文化以及增强民族自豪感等三方面之上，还体现在资金的良好提供上，任何一种“非遗”保护并非是口头上的简单宣传，更多的是应该付诸于行动，从行动上进行良好维护以及保养，而无论是维护还是简单保养均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如果仅仅是靠壮族当地居民筹集资金保护显然并不现实。因为壮族多生活在大山之中，人民经济能力极为有限，针对该种状况，依托于旅游开发则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获取，这也是对壮族“非遗”经济价值的充分挖掘，而有了资金之后则能够更好的壮大壮族“非遗”相关规模，也能够对“非遗”予以更好的维护。

五、结语

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走向昌盛的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也是维护人类文化的多元，促进世界趋向和谐和平的重要因素。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合法利用，服务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深圳市宝安区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早在五千年前祖先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自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建县始已有160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30年来，宝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随着深圳经济高速发展，许多本土民间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危机。如何保护好当地具有民间特色的文化艺术，成为宝安区的一项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工作方针，2007年9月5日，宝安区正式成立了由副区长任组长的宝安区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并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各项组织协调工作。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申报、抢救与保护、传承与发展，应该是每一个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使命。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宝安区已成功申报了区级名录18个，其中，已入选省级名录的有：石岩街道《石岩客家山歌》、石岩街道《应人石传说》、观澜街道《观澜舞麒麟》、观澜街道《观澜客家山歌》、观澜街道《红釉彩瓷“满堂红”生产技艺》、福永街道《福永醒狮舞》、松岗街道《赛龙舟》、沙井街道《沙井蚝民生产习俗》。新安街道《上川黄连胜醒狮舞》、大浪街道《大船坑舞麒麟》、公明街道《玉律舞麒麟》、 松岗街道山门《传统七星狮》、福永街道《望烟楼传说》、松岗街道《赛龙舟》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一方水土的保护，离不开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为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安区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举办专题展览，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每年全国“文化遗产日”期间，宝安区都在《宝安日报》和宝安电视台上刊登和播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专版及专题片，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2008年6月全国“文化遗产日”期间，还专门将已列入省、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制作成活动展板，在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大厅进行展出，之后又在宝安区所辖10个街道进行巡回展出，历时4个月。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5万多人次观看了此专题展览。2012年4月12日，宝安区又对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行公开授牌，并举办专题展览向公众展出。通过广泛宣传，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宝安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将正式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民间音乐《石岩客家山歌》和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的民间文学《应人石传说》编排成客家山歌小戏《应人石传说》，参加广东省第六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比赛，荣获金奖。宝安区还在观澜、石岩、大浪、龙华、民治、西乡等客家人聚居地区的街道，组建了6支客家山歌代表队，参加深圳市第二届客家山歌艺术节。通过比赛使更多的人了解客家山歌，传唱客家山歌。

此外，区群艺馆还将省、市、区名录的“松岗赛龙舟”、“沙井蚝民生产习俗”编排成舞蹈《龙舟竞渡》和《蚝妹情》，参加深圳市2007年“鹏城金秋”社区文化艺术节比赛，也获得了金奖。每年春节、元宵节和“文化遗产日”，宝安区都组织被列入省、市、区代表作名录的福永醒狮、观澜舞麒麟、大浪大船坑麒麟舞、新安上川黄连胜醒狮舞、松岗山门七星狮等“非遗”项目到广场、社区、工业区进行表演，丰富广大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

开展“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校园”，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一个新举措。近三年来，宝安区分别在区群艺馆文化广场、观澜世纪广场和西乡大众广场、松岗第二中心小学、福永怀德社区等地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等多项活动，每场观众均达数千人之多。既丰富了市民和来深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提高人们对“非遗”的自觉保护意识。

三

我国实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保护制度，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措施。区群艺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加快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并按照申报要求进行整理相关图文、声像资料，争取将区内所有的非遗项目全部申报成功。

在深圳市“非遗”保护中心、宝安区“非遗”保护办公室、大浪街道办的指导下，大浪街道文体中心根据街道的实际，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特别是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船坑舞麒麟项目的保护。该中心组织专人了解“非遗”项目目前的生存状况、传承人、相关场所、实物资料、相关民俗活动等，掌握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文字、相片、音像、数字多媒体等对“非遗”项目进行系统的记录、整理，予以妥善保存，建立较为完善的档案，通过多种方式、渠道对大船坑舞麒麟进行宣传。一是以文化遗产日、重大节庆宣传活动为载体，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麒麟作为吉祥的象征，参加了市举办的“非遗日”、“非遗进社区”等演出、在大浪街道辖区范围内进行社区文化节的演出；二是通过举办展览、开展专题演出等形式，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借助《宝安日报》、深圳电视台、《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加强宣传和展示。

宝安区大浪街道文体中心与街道成人学校合作，将大船坑舞麒麟项目及“非遗”有关知识编写成《社区教育教材――大船坑舞麒麟》，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申报、抢救与保护、传承与发展，是每一个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使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文宁.让我们从亲近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N].工人日报，2006-02-24.

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913.4；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68-0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实录，是一个民族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它所承载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神。保护非物质文遗产有利于各民族获取文化认同，维护文化，有利于民族国家抵制外域文化霸权的渗透，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提升本国的文化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世界文化的平衡发展，保证人类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所以，无论是为自身发展，还是为了全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必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模式的探讨成为近年来国际、国内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运作，产业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争论的双方针锋相对，注重经济效益的一方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旗，主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进行商品化开发利用，认为“文化遗产今后应向文化产业转化，一旦形成品牌效应，将推动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这将是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条有效途径。”[1]而强调原生态保护的一方则认为，产业化“不仅不能‘复兴’一个崩解中的文化活体，反倒只能加速它的死亡。”[2]从而拒绝考虑任何产业化的合理方案。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产业化运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如获得极大成功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不仅是舞台艺术的积累和发展，还为我们开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产业化运作的成功模式。《云南映象》当中的舞蹈元素，都来自于云南民间，甚至70%的舞蹈演员都来自于田间地头，《云南映象》的成功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云南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和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还让我们看到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进入产业化运作，而且，产业化运作也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产业化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发生偏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晓真曾撰文指出，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尤其值得注意也非常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把保护工作同经济利益挂钩，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来制定政策，这就更加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资源的被动局面，更加偏离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

刘晓真指出：必须看到，在保护的热潮之下，更多的行为是对文化资源的聚拢和利用。在经历了几十年间各种社会因素的冲刷之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艺术样式、精神内涵不同程度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以民间歌舞为例，原本作为民俗组成部分的元素被独立出来，被看作艺术的形式。舞台艺术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之后，已经以非常强势的姿态反过来影响民间歌舞的发展，其风情化和装饰性深深改变了民间歌舞的本性。在这种状况下，断续留存下来的形式便成为关注的焦点，尤其体现在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比赛和会演活动中。在去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专场晚会”中，除了已经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4个品种以外，还有来自福建泉州的南音、河南少林寺的功夫、云南彝族的海菜腔、贵州的侗族大歌、山西左权民歌。几年前就在央视歌手大赛中以海菜腔一举成名的云南彝族姐弟和获得全国十大歌王称号的山西羊倌石占明，如今都已经是舞台经验老到的演员，歌声依然是那个歌声，但熟悉他们的观众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中缺失了初出茅庐时的乡土气质。因为舞台，他们作为优秀民间艺人有了改变人生的际遇，而对于他们所承载的艺术形式来说，这也许恰恰就是一种损失。因此，对于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的心理和思想层面上的关注恐怕要比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更为重要。

还有一部分学者持一种折中的观点。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会议上，活态文化遗产如何在文化产业化的大潮中生存并保有其本身的特色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专家吴露生认为：“活态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同于博物馆的保存。保护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发展传承。现在一些产业化的操作方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导入了现代社会，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形成了一种建设性的破坏，让这些东西失去了本色。”面对这种两难的现状，吴露生认为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在保持这些传统文化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融入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因素，这样的保护才是真正的发展和传承。譬如浙江长兴的百叶龙，必须要是荷花龙并且有突变性，在保证这两个基本因素后再做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创造，这样就能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3]

不可否认，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而言，现代产业化运作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是否原生态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终极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产业化运作并非洪水猛兽，只要运用得当，相信一定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符号价值探讨其进行产业化运作，以开发促保护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笔者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归根结底，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象征性，即其符号性增加与之相关的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的大小决定该产品的市场价值及其整个行业的整体竞争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备的独特的符号价值为其进行产业化运作提供了可能。

符号价值与符号消费

20世纪6、70年代来以来，随着现代化高新技术以及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以匮乏为特征的社会逐渐向商品过剩的社会转变，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形形的商品，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消费的内容与性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已经不再承载着使用价值，或者说使用价值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让位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对其形象的消费上，更多地重视商品形象所带来的情感体验、文化联想与幻觉。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消费的性质日益与人的本性、文化和社会建构产生密切的关系。对于消费社会的商品符号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有亨利・勒费弗尔、罗兰・巴特、居伊・德波和让・鲍德里亚，其中以鲍德里亚的理论最为著名。

1968年出版的《物体系》是鲍德里亚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从此他“对消费社会中客体、符号、以及符码提出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分析”[4]鲍德里亚深受当时的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生活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物品只要被消费首先要成为符号，只有符号化的产品，例如为广告所描绘，为媒体所推崇，为人们所理解，成为一种时尚，才能成为消费品。鲍德里亚提出四类商品逻辑：一、实际演算逻辑，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二、等同性逻辑，即商品的交换价值；三、模糊性逻辑，即商品的象征交换；四、差异性逻辑，即商品的符号价值。概括地说，就是商品具有两面性：商品的“物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具有的品质、功能等塑造出来的价值、它给消费者带来有用性的价值；商品的“符号价值”，是由商品的品牌、设计、包装、广告以及企业形象等所塑造出来的价值，这些形成了商品的意象，并成为消费者感性的选择对象，也就是其附加价值。与以往的经济学从单一的“物的价值”侧面把握商品不同，鲍德里亚的符号理论是在区分商品价值两面性的基础上重视“符号价值”的侧面。“物的价值”逐渐退隐，“符号价值”日受瞩目；物的“有用性”在商品、消费、广告中被视为当然，而被生产、被消费、被传播的愈来愈侧重于物的“符号性”。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已经被物所充满，不仅如此，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成了一种神话。消费社会中唯一真正的实在，就是消费观念的存在。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理论从新的角度认识消费主义的特征。他认为，在消费体制的引导下，人们对物品的符号性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物品本身的功能性的需求，鲍德里亚注重对物品本质的认识，认为不能仅仅对物进行功能性的分析，需要把物从功能性认识中解放出来。“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5](P2)如此，鲍德里亚就从日常生活中的“物”进入到了“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这些批判理论的灵感追根溯源来自其老师亨利・列菲弗尔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所形成的可能性命题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6]但鲍德里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有关物的理论，对物的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他看到了物、人、符号的关系，从而引入了符号消费的概念。

传统认为物之所以能被消费，不仅是因为其具有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具有功能价值，也就是具有使用价值；而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不等于需要的满足。“消费不是被动的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7](P22-223)他同时指出：“消费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东西；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8](P22-223)鲍德里亚又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这时，它便进行‘个性化’，或是进入系列之中，等等；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性……”[9] (P22-223)“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而系列便是在呈现它。”[10](P224)

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世界里，消费的前提是物必须成为符号，符号体现了物品消费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差异性。而消费对象不能从任何具体的需求之类的概念出发予以理解，而只能从不断变动的符号象征关系中做出解释。这种变换不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激发人们消费欲望的能量。正是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使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转换为“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从而，过去意义上为满足需要的消费转变为为满足消费欲望的消费，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11]

符号价值――文化产业发展的内驱力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技术、传媒的飞速发展， 但是，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能使文化产品在其生产技术上达到明显的差别时，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就开始在文化产业的生产中占据核心地位，成为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也是近年来内容产业、创意产业崛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文化产业是在19世纪科学技术大发展，并在生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发明中的声、光、电技术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应用，直接催生了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早在2000多年前，光学成像现象已被发现，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对这一现象作过深入研究，1825年至1829年，法国人尼埃普瑟和达盖尔发明并不断完善摄影技术，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光学成像为基础的摄影技术与电学技术相结合，引发了电影的诞生。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崇尚科学技术之风盛行，这种风气鼓励人们在各行各业中开展应用新技术的探索，新技术在电影，广播和音乐唱片业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战后，以影像技术与无线通讯技术相结合为基础的电视机的发明，使电视工业迅速崛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尤其是文化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较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迅速，从而造成了新型文化产业的大量涌现和文化产业形态变化周期的日益缩短。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文化产业的内部结构。内容产业在其所涵盖的行业，与传统意义上使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具有相当部分的重叠，但内容产业这一概念突出了这一产业以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技术特征，即当数字技术使文化生产、传播能力得以空前提高，并能同时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小批量的需求时，媒介技术已经具备了无所不能的潜力，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注重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的生产为主要目标的内容生产的重要性逐渐摆脱了媒介技术的制约，突显出其核心的地位。同样，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其概念的提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文化产业与一般制造业一样，其产品都可以大批量复制。当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因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不断提高，即产品的复制变得十分容易时，产品及其内容的创新性就变得尤其重要，即其独特的符号价值要求在文化产业的生产中占据核心地位。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促使文化要素与生产中的其他要素如工艺、营销、管理等发生融合，从而使注重符号生产的创意活动不仅在文化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所有生产领域都变得必不可少。事实上，以生产符号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创意生产活动已经遍布科技和文化领域。因此,创意产业概念在其内涵和外延上都超越了文化产业。

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凸显以及符合消费的盛行正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驱力，使文化产业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具有不同于一般产业的产业特征，文化产业所生产出的文化产品虽然有其物质化的载体，但其所体现的真正价值是其内涵的精神内容，即符号价值，由于这种符号价值具有虚拟性和符号特征，所以决定了这种虚拟性和符号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移、嫁接或附加到任何实用商品之上，成为某种实用商品的造型、工艺、品牌等产品差异性的标识。而且，文化产业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由于其复制生产能力已经不足以体现文化产品的示差性，所以产品的价值增值就集中体现在其符号价值的生产，即内容的原创性上，而这一生产特点与生产制造中的研究开发的特点相一致。文化产业在符号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源，不同于物质生产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它是具有重复使用和自我再生能力的文化资源，同时文化生产又可以通过不断开发生产新的文化生产资源，来扩大生产范围和规模，从而使文化产业体现出强盛和持久的产业生命力。

不仅于此，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与符号消费的日益盛行也使文化产业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文化产业在新技术发展的支撑下，通过在产业边界上与其他产业相融合形成新的文化生产行业来扩大整个产业的规模。如电视机的诞生使电视这一媒体能够融合报刊的新闻功能和电影、演艺业的娱乐表演功能进而形成电视传媒业，但电视传媒并没有取代传统的报刊、电影和演艺业；网络媒体的出现同样如此，网络数字传播技术使网络媒体具有了通讯、新闻、出版、娱乐、游戏等多媒体功能，但它并没有取代其他原有分立的通讯、新闻、出版、娱乐、游戏行业。文化产业的这一产业特点使其具有自我扩张和融合其他产业的能力，在符号价值生产的驱动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整合和带动其他产业快速发展的主导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是其进行产业化运作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先民创造的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文化财富，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重要载体。它所包含的口传作品、民族语言、民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美术音乐及乐器和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无不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化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时事的变迁、以及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其最初的形态已经相去甚远，我们今天所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符号化了。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活的记忆”，所呈现出的是各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文化符号的保护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如民间节日，民间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了民族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消费传统，其中以节日饮食传统最为鲜明。几乎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特定的节日食品，人们甚至直接用食品名称称呼节日。正月初一，北方饺子，南方年糕，饺子与年糕既是节日美食，又都饱含民俗寓意，饺子谐音“交子”，象征着新年旧年在午夜子时的交替，年糕是南方年节祭祖与馈赠的节日食品，年糕谐音“年高”，意味着人们生活质量“年年高”。正月十五的元宵，二月二的龙鳞饼，三月三的荠菜煮鸡蛋，寒食清明的清明团子，四月浴佛节的缘豆，五月端午节的粽子，七月七的巧果，八月中秋的月饼，九月重阳节的重阳糕，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年三十的团圆饭。人们在节日中注重饮食生活，固然反映出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周期性的满足与享受，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也是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节日食品在传统社会首先是献给神灵(包括祖先)的祭品，其次才是家庭共享的节日美食。以饮食亲宗族兄弟是自古以来的礼仪，《礼记・礼运》曾经说过：“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节日食品在节日不仅是物质产品，同时又是文化创造物，如端午粽子、中秋月饼等，每一节日食品都负载着深厚的民俗情感，围绕着节日食品形成的丰富的民俗传说，数不胜数。节日食品不单是节日美味，更多的是一种心情的表达。节日食品的献祭、馈送与集体分享往往还伴随着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如端午节的赛龙舟，正月十五的灯会，清明的祭扫，七夕的乞巧，中秋的赏月，重阳的登高等，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重要传统。[12]再如少数民族的民间服饰，白族妇女背小孩用的背被的图案和花式可以说寄托了母亲最善良的爱和最富智慧的设计。主体部分的花与蕊相互对映组装成鱼的造型；散落在周围各种各样的小鸟和花朵代表着幸福与欢乐；小老鼠和石榴、仙桃暗喻繁殖能力的旺盛与长寿；当我们把图案拆开打散后又会发现：由莲藕延续的复数荷花组成了一个又一个铜钱的样式；在每一个荷花中心(单元与单元交接处)都镶嵌一颗银白色的缀子，莲藕延续不断的必然结果就是“多子”，从而满足了劳动人民纯朴的愿望“多福”。这一系列综合的表现形式充分表达和浓缩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福、禄、寿、喜。纳西族背带上的图案也采用借物喻意的表现手法，她们将“阿哩哩”这种常见的象征团结友爱的手拉手、肩并肩的民族舞的形象图案化，概括成为洗练的装饰符号绣在背带的第一层，之后依次是正反形状的蝴蝶、当地盛产的茶花、祝福的寿字、串枝莲、山的形象、以及盆栽纹等……，这些高度归纳简化出来的艺术形象，古朴淡雅、清新宜人，在对称的图饰中我们能体会到一种成熟和含蓄的美感。[1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文化符号远远不止于此，这些文化符号都可以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利用各类传统节日可以发展旅游业，各种民间戏曲可以进入演出市场，实行产业化运作，各种民间服饰中的民族元素可以进入纺织业，提升我国纺织产品的竞争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符号引入产业化，在为文化产品增加附加的符号价值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宣传、发展和保护这些文化符号，从而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燕琦. 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抢救保护[N]. 光明日报，2002-01-20.

[2] 陈岸瑛. 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保护什么？如何保护？[J]. 装饰，2003 (3).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之惑”[N]. 社会文化周刊，2006-02-23，/readnews.asp?newsid=2602

[4]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 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44.

[5][7] [8][9][10] 鲍德里亚著，林志明译. 物体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 马克・波斯特著, 范静晔译. 第二媒介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3.

[11] 陈 昕. 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J]. 读书，1998 (8).

篇10

关键词:乡镇文化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4(C)-0140-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从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看,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个大类,共计518项遗产[2],内容十分非富。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海之滨,素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享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的美誉,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名人辈出,艺术流派纷呈,民间艺术特色浓郁。2000年浙江省委、省政府颁发《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而后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省文化厅会同财政厅印发了《浙江省民间艺术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从政策导向,经费保证上彰显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方针是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而做为文化系统最基层的乡镇文化站无疑在这一工作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乡镇文化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中起着“伯乐”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广大,既是无形的精神财富,又需靠有形的外在表现来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人民群众长期的物质文化生活,从群众中产生,往往通过口耳相传等方式流传下来,后通过文化人的加工再加工,流传再流传,版本多样,质量参差,显示出很大的自发性,而一旦它的生存环境不存在了,便会很快失传,渐而消亡,保护难度相当大。目前,整个保护的工作要从普查入手,而普查则离不开战斗在一线的文化站及文化员们,他们需要担当“伯乐”的作用,发现“千里马”,养出“千里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自发性,所以需要文化人去自动发掘,如果连发现都不能做到,那么又何谈保护呢?民间文学由于文字载体的特性,往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容易流传下来的,但是除了已经广为流传并著书立说的民间文学外,那些正在形成和逐步流传的也需要发掘与整理。民间文学如此,那些曲艺杂谈则更是如此,像曾经在温州市平阳县钱仓、万全等地广为流传的“卖技”之艺,现在已是很少有人听说了,更不要说表演。

平阳卖技的起源,民间盛传:汉刘秀遭王莽篡国流亡民间,某年正月初一逃到平阳,由钱仓往北途径万全时,饥饿难忍,遂编贺词卖唱求乞,百姓以年糕赠之,并称之为“卖技”。唱到飞云江南岸时天近亮,考虑安全而停唱,留下“卖技不过飞云江”之说。它是一种游春喜乐活动,集中在除夕至正月初五的夜晚。艺人俗称“技郎”或“卖技先生”,大多是接受了一定文化教育的农民。唱词以七字句为主,方言押韵,无白口,不用乐器伴奏。唱本俗称“卖技书儿”,民众相互传抄。技郎手提灯笼走村串户表演“门头唱”、“坐堂唱”。“门头唱”只在门头唱贺词。“坐堂唱”则要进入屋内,唱《大八仙》,并据喜庆内容,唱《麒麟送子》或《鲁班师傅》。还有以物品设谜请卖技先生“猜宝”的内容。[3]

“卖技”一艺,说到起源,可能只是乞丐(哪怕这个乞丐是刘秀)卖唱行乞讨生存的技艺,其形式也就是艺人上门兜售表演,讨一个吉利,与现在卖唱行乞并无本质差别,然而,因为曾经流行,经过人民群众淳朴的艺术创作加工,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通过音相近、意相似的方式把地名、花名等用故事串联起来形成卖技书儿,行文流畅有韵味的艺术表现方式,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其内容能给予民众知识、增加喜庆气氛,又具有一定人文价值和民俗价值。文化站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工作中要注意深入民间,深入百姓生活,并结合历史典籍,建档立册,寻根究源,对文化遗产要有完整的把握。

乡镇文化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一线上起着“排头兵”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往往具有自发性,会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渐渐消亡,这使得乡镇文化站以及文化员们要在保护的过程中起“排头兵”的作用,例如民间文学,有一些只依靠口述或是片言残章而流传来的,如果没有及时整理,随着口述者的死亡和片言残章的丢失而永远消失,因此,乡镇文化站和文化员们就要及时接触传承人,及时记录、整理,在广泛了解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完整的“故事”而保存下来,当然,做为一种对于档案保存的需要,传承人的口述和片言残章的收集和存档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民间音乐、舞蹈、杂技杂谈、技艺等,文化员们也要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的进行学习,在学习中理解,用学习的方法去传承,提升自己的技艺水平。

乡镇文化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研究以及推广上起着“桥梁”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保护无疑是首要的,但并不是唯此而已,继承只是“拿来”,更重要的是为己所用,从人民群众中来的文化财富最终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站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研究以及推广上要起着桥梁的作用,要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利用新方法新技术手段传播它,例如,利用现有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及农村现代化远程教学手段,通过网络的方式,将之整理传播,开设民俗文化讲堂,技艺课堂,民间音乐、舞蹈点播,BBS非物质文化论坛等,最大限度的将之传播开去,同时,要注意收集最新的研究、创作成果,整理更新,再交流、再传播。因而,要学习、借鉴这类组织的成功经验,为乡镇文化站所用,将原有的资源利用起来,将自身的“桥梁”作用发挥出来,服务大众。

乡镇文化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上起着“艺术家”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建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源自民间,通过继承、学习,再加工、再创造、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来,鲁迅先生就曾根据《山海经》里的故事再创造出《故事新编》,而今天在电影、电视上热播的《仙白娘子传奇》、《梁祝》无一不是用现代人的观点再加工、再创造过,而这种加工、创造是符合时展需要的,是成功的。乡镇文化站虽然是文化系统的最基层,却不能忘记自身的创作使命,作为掌握着一定创作能力,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的文化人要尽可能的将继承过来的文化遗产进行再创作,像“艺术家”一样,手执画笔,以文化遗产为素材,挥毫创作,创造出自己的艺术来,那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仅仅是保护这么简单了,而是将它作为自身工作、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源泉,汲取精华,创造自己事业的高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继承和保护它们靠少数专家的挥臂而呼毕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依着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深入基层,扎根于基层的乡镇文化站以及文化员们共同努力,才能够及时、快速、完整的收集材料,发掘、保护好身边的文化遗产,在发掘、保护的过程中,还要利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及各类媒介,将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快速的传播到全国各地,并将各地的文化精华引入本地,集思广益,综合大家之智力,更好的将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开来,使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保持活力是这些文化遗产得以实现自身价值,在人民大众中一直传承下去的最好方法,而只有这样,我们文化古国、文化大国的地位才真正实至名归。

作者单位:平阳县昆阳镇文化站

参考资料:

[1]《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

[2]《平阳县志》平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汉语大词典1993年12月版.

[3]省略/main.jsp.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4]news.省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