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范文

时间:2023-04-12 04: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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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

篇1

一、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其他国家复杂得多;既有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有新体制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其主要表现为:

(一)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窄且难以扩大

目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单位绝大多数仍为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从人员构成看,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只占总数的8%.大量涌现的个体、民营经济不参保或参保不缴费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已参保单位采取尽可能少报工资总额的手段偷、漏社会保险费。国有企业停产、改制、破产等无力缴费,造成大量参保人员的流失。

(二)社保基金难以维持

社保基金难以维持问题,最突出的是企业养老保险。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即使在“空账运行”下都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且年度赤字规模呈逐步扩大之势,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养老保险金统筹账户占用个人账户2.5万亿。养老保险金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强大的“统筹”力量逼迫个人账户成为“空账”。

在失业保险方面,随着下岗与失业并轨,失业保险体系在财务方面的不可持续性苗头迅速显现,部分省份失业保险金出现收不抵支现象。鉴于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高失业难以避免,因此,现行失业保险体系要想保持长期收支平衡几乎不可能。

“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多数地区都是实施不久。虽然从表面看,医疗保险制度是可持续的,但目前做到的只是统筹基金维持收支平衡,且以严格控制受益范围为基础,部分参保人员个人帐户资金严重不足,个人负担过重是普遍现象。其次,参保人、医疗服务机构设法侵蚀统筹基金以牟取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的动机普遍很强,且手段多样化。在这种形势下,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能否维持长期收支平衡值得怀疑。

(三)社保基金管理漏洞很多

在养老保险方面,除前面提及的大量企业逃避参保等问题外,目前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不合规的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员死亡后由家属继续领取养老金等。

在失业保险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难以有效甄别参保人员尤其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就业状态,造成了已经重新就业仍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现象。

在医疗保险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参保人、非参保人、医疗服务机构对医疗基金的侵蚀行为比比皆是,而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对此基本没有有效管理的能力,尤其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无力控制和管理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

(四)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是农业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则少得可怜。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1887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农保工作,5387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285亿元,205万人领取养老金,当年保险金支出20亿元。目前,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80%在城市,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个成员国的188位。另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最小,待遇标准很低,有的地方陷入停顿状态,有的地方已形同虚设。

(六)社会保障法制滞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必然要求法制化。目前还没有一部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进行仲裁或提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进行仲裁或判决,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之状态。

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必须相应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并依靠法制来保证实施。同时,有无完备的法律法规,也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只有体制、机制、法制“三制”健全完善,才能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发展。为了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确保社会保障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在我国早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应当在积极进行改革实践的同时,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目前,由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因此,国家必须加快制定《社会保险法》。

(二)以扩大覆盖面为重点,加快完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社会统筹必须具有较大的范围,不能过窄。“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广覆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互济,互济功能的发挥取决于社会统筹的层次,而社会统筹的层次又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社会保险遵循“大数法则”,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覆盖面越大),互济功能就越大,抗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人数的广覆盖是做大做强社会保险的坚实基础。所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社会保险应该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所有在统筹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和单位都要无一例外地参加社会保险。

为了调动了民营企业参保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对于非公有企业,可以采取“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养老保险参保办法。在降低缴费标准的同时,调低基础养老金的待遇标准。同时,社会保障必须实行多层次,不能“单打一”。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保障的标准不可能高,只能保基本。但是为了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为了满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为了调动家庭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必须通过大力发展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积极开展社会救助、鼓励进行个人储蓄性积累保障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不发展补充保险等多种保障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保障也难以巩固和发展。

(三)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增收节支。社会保险的制度运行有赖于资金的支撑,社会保险远期基金支付压力很大,若要缓冲压力,填补缺口,必须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真正实现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的模式转换,同时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增收节支。一是各级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必须提高比例,笔者认为应从国有资产收益、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等预算外收入中提取社会保障资金,以实现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二是将日益增大的社会保障基金基金投入资本市场,把保值增值的压力转变为良好的投资回报。但要坚持如下的原则:始终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实现社会保障积累基金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严格监管,确保完好。三是建议在全国推行厦门等地已实行多年的社会保险费由地税部门统一征收的办法,以强化征缴管理,做到应收尽收。四降低待遇,减少替代率。五是适当推迟退休年龄。

(四)完善社保基金的管理,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要完善社保基金的管理,打击骗保行为,首先建立信息联网,是社会保险管理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也是一个基础工作;广泛运用现代化化信息管理技术,健全养老、失业、医保信息监控体系,利用信息系统进行异常数据的监控、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检查;同时采取宏观与微观、常规与突击、全面与重点等方法,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其次,大力宣传举报制度,将养老、失业、医保政策执行过程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营造全社会打击骗保行为。再次,加大处罚力度,发现一例,查处一例,决不手软,并在媒体公开曝光,让“骗保硕鼠”无处藏身。

社会保障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事业。需要大批熟悉政策、精通业务的高素质管理人才(如精算师、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人等)和一支既有理论和政策水平、又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干部队伍,应当加强这类专业人才和干部队伍的教育与培养,保证新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有效运作,更好地行使社保机构的管理职能。

(五)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我们无论从消灭城乡差别和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社会发展目标看,还是从稳定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的目标看,无论从广大农民兄弟理所应当的要求看,还是从各级政府的历史欠债和应当承担的现实责任看,农村都是我们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改革与制度创新绝不能忽视的广大区域。没有农村的社会保障,也就谈不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目标是让十三亿人口不同程度地享受到社会保障,特别是九亿农村人口。要做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建立和实行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建立和实行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土地换保障,率先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失业保险已经是势在必行。三是积极探索国家粮补资金用于农村社保建设的途径。笔者认为应把粮补资金用于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四是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步伐。要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原则,着力完善政府推进、农民互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快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五是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是一支在城市化进程中只完成了职业转换却没有完成身份转换的特殊群体。目前,最迫切的是尽快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大病、疾病的住院保障机制,以及合法权益受损或遭遇不公平待遇时的社会救援制度。因此,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建立起覆盖农村的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篇2

一、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税的产生与发展

根据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工局社会保障司的定义,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是:“社会采取一系列保护性措施,以帮助人们度过由于失业、年老、疾病、生育、工伤而造成工资或收入损失的难关”。所谓社会保障制度,是指由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救助和补贴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最早是在19世纪由德国俾斯麦政府提出来的,当时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政策思想风靡德国,社会矛盾对立严重,政府不得不在采取高压政策的同时,实施一些改善劳工生活的社会保障政策。自1889年德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以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他们几乎包括所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通过什么方式来筹集资金,各国的做法不一样,社会保障筹资的具体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1.社会保障统筹缴费。即由雇主和雇员以缴费的形式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政府财政部门不直接参与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而是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和运营,所以它不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不足部分由财政补助。实行社会保障统筹缴费的国家一般保障项目都比较繁杂,且每一项目都有相对独立的一套缴费办法。如德国实行的就是这种筹资形式。

2.建立预算基金账户制。即将社会保障金融化,是一种强制储蓄的形式。具体办法是,将雇员的缴费和雇主为雇员的缴费存入个人账户,这笔款项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其所有权归雇员个人,政府仅有部分使用权和调剂权,因此,这种方法在性质上更接近商业保险。这种形式缴费较高,适用于人口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目前新加坡实行的就是这种办法。

3.开征社会保障税(SocialSecurityTax,也称社会保险税)。这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筹资形式。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不仅保障项目简单明了,而且缴纳和支付均需遵循统一的章法即税法,社会保障税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成为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征社会保障税与保障统筹缴费、预算基金账户制比较,更符合效率原则,具有更强的法律约束机制,更能体现公平原则,更具适应性。到目前为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50多个国家中,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甚至已经成为主体税种。

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1986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被称作劳动者的“安全网”、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经济社会运行的“减震器”。在此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企业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截至2007年3月底,我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963万人、16209万人、11193万人、10407万人和6632万人,分别比去年底增加了197万人、477万人、7万人、139万人和173万人,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现收现付制,实行统筹管理,企业出钱,国家管理,个人只出一小部分钱。在缴费制度上,它以在职职工的工资收入为计量基础,个人和企业按照规定的缴费率计算应缴纳的统筹费用,由企业代扣代缴。1998以来国家则将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加以建设,“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中之重。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筹资方式不规范,缺乏法律依据。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障法》,所以我国现行社保资金的筹集方法是政出多门,主要采用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筹资比率的方式。而且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的缴费标准各异,费率差别悬殊,负担不均,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也无法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提供及时、足额的资金,影响了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

2.基金多头管理,营运效率低下。目前,我国实际参与社会保障管理的机构,除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之外,还有人事、民政、金融、卫生、计生、财政、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这种多头的分散管理,使不同部门职能交叉,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资金的统筹能力,极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社保基金的行政管理、投资营运与监管三位一体的模式,难以形成高效的营运机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各种违规问题屡屡发生,基金无法做到专款专用。

3.名义费率高,实际费率低,费基核定困难。目前,企业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是职工的工资总额,费率是20%。在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我国,劳动报酬工资化、货币化程度不高,统计工序繁杂,使得缴费工资总额往往小于统计工资总额及实际工资总额。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近期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就社会平均而言,职工工资外的工资性收入至少相当于工资收入的30%。这样,统计工资总额只占到实际工资总额的70%多,缩小了30%。另外,据专家推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缴费工资总额约为统计工资总额的90%。由此可见,缴费工资总额小于统计工资总额,更小于实际工资总额,两项合并,费基缩小了30%之多。若考虑实物收入,差距更大。费基缩小必然导致名义费率偏高,收缴困难。所以要使名义费率与实际费率一致,必须推进劳动报酬工资化、货币化的改革。

4.覆盖面过窄。根据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我国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只是覆盖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而另外一些集体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员工和广大的农民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社会保障。

5.筹资方式不统一,不规范。目前的社保基金收缴方式各地很不一致,一部分省、市、区社保基金仍由社保机构负责收缴,另有19个省、市、区的社保基金由地方税务局负责收缴,但地方税务局只负责征收环节,既无权确定参保对象、核定征费基数,又无权对缴费基数的合理性进行核查,这种被动的征缴使地税部门的征收人员很难保证征缴行为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6.统筹层次低,缺乏互济性。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社保基金大都局限于地、市级统筹,还有不少尚停留在县(市)级统筹的层次上,只有少数地区实现了省级统筹,这种状况使社会保障的共济性受到限制,分散风险的能力也大大削弱。

7.征缴制度混乱,征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国务院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只是一个大框架,在征费率等方面未作具体规定,因此各省、市、区都制定了本地区具体的社会保险费征缴规定或办法,致使征缴制度比较混乱,再加上我国社保基金仍以“费”的方式征收,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约束,刚性不强,征收难度大,欠缴、逃费现象屡有发生,致使征费率不断下降,征收成本不断提高。

8.社保基金缺少有效监督,“空账”额度大,挤占挪用情况严重。按照规定,社保基金是群众“保命钱”,应存入银行或购买风险低的国债,或委托基金管理人投资于其他金融证券。不过,这一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尽管国家对非税收入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但因为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不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一些地方、部门管理使用社保基金的随意性较大,转存、挪用甚至盲目投资房地产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保障基金缺少有效监督,去年曝光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便是一例。

三、我国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可行性研究

(一)社会保障“费”改“税”的理论依据

1.从本质上分析,社会保障资金与税收都来自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论及社会总产品扣除原理时就提到,社会总产品在实行个人按劳分配之前,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社会总产品在进行个人按劳分配之前,还得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而设立的基金。”上述扣除中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就是社会保障,因此,从本质上说,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于剩余产品的价值,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税收的实质也是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与社会保险费的性质相同。

2.从性质上分析,社会保障费也属于公共产品的“价格”。现代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公共产品是指区别于私人产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消费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物品或劳务。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市场无法有效地提高公共产品,需要政府通过征税方式为公共产品筹集资金,因此,税收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而社会保障属于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按受益程度可分为两类,一是受益可分型。即这些物品与劳务的受益对象可以明显地划分确定,如高等教育费;二是受益难分型。对受益难分型则要采用税收方式来弥补成本,这是由于无法准确地确定受益者受益的多少,因而无法向受益者收费。社会保障是社会实施的保证劳动者在遇到风险的情况下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公共产品,对劳动者而言,风险是不确定的,受益也是不确定的,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属于受益难分型的公共产品,应采用税收形式弥补成本。

3.从特征上分析,社会保障费与税收具有相同性。社会保险费的收缴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具备一定条件的公民必须参加;具有固定性,缴费比例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法规规定;具有无偿性,不是即刻、直接的偿还,更不是等价的偿还。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部分地区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也实行了社会统筹。从1998年开始,一部分地区改革了养老保险费的征缴体制,由税务机关为社会保险机构代征保费,这使我国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征管力量。再加上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1001元,比上年增长14.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7%,职工工资的快速增长使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丰厚的税源。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老百姓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强,只有现在交纳了社会保障税,将来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才能排除将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所以老百姓更容易接受这种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专款专用”的社会保障税,从而使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目前,在世界上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50多个国家中,有100多个国家已经开征了社会保障税,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保障税制和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良好的可行性。

四、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框架构想

(一)建立我国社会保障税制的基本原则

1.通盘考虑,分步实施的原则。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制表明,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制并非单一税种,而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税收体系,如德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就细分为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老年人关怀保险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可以划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若干个税目。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需要,成熟一个,开征一个,分期分批实行,最终形成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2.负担与受益相对应的原则。按照谁负担、谁受益、负担与受益相对应的原则,国内各类行政与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自由职业者均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税,不缴纳者不受益,缴纳项目、缴税数额的多少与受益项目及受益程度相对应。当然税法另有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

3.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即国家财政预算安排部分社会保障资金,其余由单位和个人以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共同负担,以单位负担为主。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工商户)则应完全由个人负担。

4.专款专用的原则。社会保障税的收支应建立专门的预算管理制度,以保证社会保障税收入能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对于收入大于支出的结余部分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用于直接或间接投资,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制的框架设想

1.纳税人。根据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的通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应包括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单位主要包括各类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非财政拨款);个人主要包括上述企业的员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中方员工和自由职业者。对行政机关、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征收社会保障税,实质上是对财政的行政事业经费支出征税,无实际意义,但财政部门应为这些单位所承担的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列入预算支出,划拨给社会保障机构,同时这些单位的职工应认真履行由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鉴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较低、管理水平落后的现实情况,在农村可暂不开征社会保障税,采取多元化的社会保障方式,待时机成熟时再逐步纳入。

2.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在开征之初不宜过于复杂,可以借鉴英国模式,将各类纳税义务人的全部工资收入作为课税对象,既简便又不会使征纳双方产生异议。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工商户)由于确定劳动报酬难度较大,根据社会保障税专款专用和负担与受益对应的原则,可以将他们取得的毛收入作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扣除减免照顾项目后的余额,即为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同时,可考虑在计算社会保障税税基时,把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予以抵扣,避免重复征税。

3.税目、税率。税目、税率的确定是整个社会保障税制框架设计中的核心。社会保障税税率通常有三种类型:一是单一比例税率;二是分项比例税率;三是全额累进税率。结合我国情况,为了便于管理,可以采用分项比例税率。对于税目的设置,应坚持通盘考虑、分步实施的原则,先设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项目,其他项目待时机成熟后开征。税率的确定既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又要考虑个人的负担能力,是整个税制设计中的难点和重点。按照现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项目的缴费标准,三项合计,大概综合税率在20%~25%。其中,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承担17%~22%,职工个人承担3%左右。

4.减免税规定。对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障税,可根据各地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费标准合理确定起征点;单位负担的部分不设起征点。减免税项目必须严格控制,体现普遍征收的原则。

5.征收管理。社会保障税应有地方税务机关按月属地征收,税务机关征收后,先入地方金库,然后再将税款转作社会保障基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三)开征社会保障税的配套改革。

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出发,开征社会保障税,必须首先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1.必须尽快制订和出台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是规范社会保障各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依据,也是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法律依据。国家通过社会保障法可明确参加社会保障的各主体在社会保障中的权利与义务,把社会保障范围、基金筹集、托管运营和发放,以及国家对基金的保障与监督管理等从法律上进行规范,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确保社会保障税收入的稳定增长。通过社会保障法可以规定社会保障税收入的安排使用,做到有法可依,税务机关负责及时足额把社会保障税征收入库,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税的预算管理和资金安排与监管,满足不同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需要,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社会化发放工作。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法,鼓励商业性人保业务的开展,构造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2.改变社会保障收付模式,将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改变为部分积累以至完全积累模式,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设立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增大受益原则的透明度,确保资金筹集与运用管理的规范性、合理性与公正性。

篇3

本刊试图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体制当中选择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力图对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存在的利弊进行些探索,不知能否对我们当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或完善有所借鉴?

在历史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活动始于宗教慈善事业、官办慈善事业与民间慈善事业共生的时代。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介入济贫事务,成了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18世纪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它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制定并实施有关社会保险法令为起始标志。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于40年代~50年代进入成熟期,以西欧与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即是这种制度走向峰巅的典型,社会主义国家亦建立了国家保险制,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亦开始尝试建立有限的社会保障制度;而70年代~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等诸影响因素的发展变化,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又先后步入改革、发展与完善阶段。

社会保障模式千差万别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各国具体国情的差异,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走向全球化。迄今为止,世界上既没有一套能够得到各国公认为最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很难像输出经济模式一样地将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输入他国。因此,即使是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社会制度等相同的西方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亦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如美国与英国,它们在经济体制、政治制度乃至在许多国际事务方面的主张都如出一辙,但前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是以具有选择性的就业保障为主体,后者却是世界上最早宣布建立普遍利制度的国家。可见,在不同的国家,只有在社会保障制度共同规律制约下的不同社会保障模式;即使在社会保障模式分类中划入同一类别,事实上也会存在着某些差别。

当然,考虑到任何社会能够提供特定保障的方式都会包括政府、市场、社区及家庭等,对社会保障模式的理解就不能过于简单化,因为许多国家虽然选择方式的侧重点不一(如有的强调政府为主导,有的更重视市场或社区或家庭的保障功能),但纯而又纯的单一模式并不存在,从而大多是一种模式为主与多种模式混合在一起的格局。不过,我们仍可从各国社会保障实践出发,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特征将其划分为:

以英国及北欧国家为典型代表、以公民权利为核心、以国家为主体的福利国家模式;

以新加坡公积金制度、智利养老金制为代表、以个人帐户为基础并强调个人负责原则的强制储蓄型保障模式;

以及由苏联开创、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实践,但正在逐步成为历史的国家保险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的改革潮流及各国的改革实践表明,单一模式将不再是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制度基础,不同模式的混合并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得到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的趋势。

一些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教训

迄今为止,全世界不同程度地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已有160多个。客观而言,这些国家在建立和发展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然而,许多国家纷纷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事实亦表明,现代社会保障百余年来的历程并非只有令人陶醉的一面,它同样有着一些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教训:

第一,单方包办的社会保障制度注定是难以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一些发达国家包办社会保障,导致福利高速膨胀,社会保障开支占其GDP的比重高达20%以上或占财政预算的40%以上,这些国家只能依靠征收高税收来维持高福利,即使如此,仍无法使社会保障收支趋向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保险制亦均以牺牲经济效率并不得不彻底变更传统保障制度而告终。同理,社会保障若由企业包办,生产可能便遭致命打击;若完全由个人负责,社会风险便不能得到分散,社会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因此,许多国家的实践,均已证明或正在证明单方负责的社会保障制度注定是无法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各国均应当汲取的一个深刻教训。

第二,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会助长国民惰性,并使生产成本增高,影响国家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近十多年来为促使本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断做着削减或调整社会福利的尝试,亦表明了社会保障水平太高及由此带来的某种负面影响。如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现在日益没落,其中"从摇蓝到坟墓"式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因。

第三,社会保障的不足亦会严重妨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表明,研究社会保障不能仅仅注意已经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不能仅仅看到社会保障水平过高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还应当注意到那些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及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所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或政治危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亦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如下结论:如果缺少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险出现纰漏,要构建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不可能成为工业社会的一名合格成员。因此,不能把社会保障简单地看成是国家的一种负担,还应当把它看成是使效率与公平保持有机结合的必须机制,是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必须手段。

社会保障改革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浪潮,绝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走向终极,而是将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更加理性地得到发展。

针对公共福利支出膨胀并导致财政危机,以及社会保障部门日形庞大而逐渐演化成官僚机器的现象,发达国家在维护现行制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纷纷将改革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必要的发展手段。

全面考察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改革,可以发现正呈现出如下一些发展趋势:

第一,尊重本国国情。如西方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不仅率先建立了相应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在不断地修订、完善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不再简单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做法,而是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第二,追求长期稳定协调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社会保障制度视为国家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并通过修订立法和完善政策来促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化。如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财政危机因政策的及时调整而得到了缓解,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了滞后发展的社会保障建设步伐,客观上均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地发展,而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一些国家以更新的姿态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三,制度模式走向多样化。对世界各国而言,社会保障统一模式或由少数几种模式来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多样化成了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走向发展的重要规律。它主要表现为项目体系多样化、管理体制多样化、实施方式多样化、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化和社会保障支出渠道多样化等方面。

第四,责任共担机制正在普遍得到确立。国家包办社会保障已经被证明是缺乏效率和不可持续发展的,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机制的产生,正是社会发展导致家庭及个人责任承受能力弱化,以及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但政府也不能因此放弃自己的责任。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的政策取向,都是建立合理的责任共担机制,即由国家、企业、社会、个人共同分担起社会保障责任,各方通过参与费用分摊、参与社会化管理、参与提供相关服务等来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正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五,适度引入私营机制,以减轻官方系统的压力并提高社会保障系统的行政效率。英国、瑞典、智利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促进社会保障系统的私有化改革。然而,社会保障改革也不能走向私有化与个人负责的极端,如果这一公共领域完全转变为私有化并由自由市场来调控,则必然失去社会保障的本源意义及其责任共担、互助互济机制,这种改革不仅隐含着牺牲公平、潜伏危机的社会风险,而且必然使一些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手段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成为一种有违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的倒退。因此,需要强调的是适度引入而不是滥用私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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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 制度 完善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尽管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在也仍然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是,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解决失业等问题时,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一是覆盖面小。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主要覆盖城镇国有企业及部分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及私营企业则大都不在其中。二是流动性差。各地、各类企业的社会保障账户各自为政,差别很大。再者,社会保障基金多家分管、各地分割、调剂能力差。三是社会化程度较低。首先,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由企业负责并管理。其次,就社会保障对象而言,我国农村还在国家保障之外,而就由国家、企业负责的城镇保障而言,与非国有经济单位保障标准存在很大差距。再次,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主要由国家财政及企业负担,社会及个人保险意识淡薄,降低了社会保障能力。四是相关法制及资本市场不成熟。相对于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需求而言,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能力还较低。首先,由于基金管理不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经常被挤占、挪用、浪费,专款难专用。我国社会保障金的发放工作由企业做中介下发,一旦企业资金紧张,就会有人打社会保障金的主意。而一些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也在超标准提取管理费,高标准发放工资等。非规范性管理不仅降低了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益,还造成相当部分基金流失。其次,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与支付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及投资观念淡化,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或者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贬值,或者由于缺乏合理健全的投资结构、科学细致的收益风险分析而亏损严重。

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适当扩展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是同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国家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社会保障程度就能够提高。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失业增多的问题,只能在保证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适度发展。最低生活保障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低收入,高就业”政策,最低生活保障是对那些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又无赡养、抚养人的对象实施社会救济。目前,我国应对凡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实行全社会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社会捐助、对口扶贫等形式多方筹集资金,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支持鼓励贫困者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但在具体操作上要注意以下几点:保障标准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对优抚对象、无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可适当倾斜;随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适时调整救济标准。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展将带来供给总量的膨胀,因此,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展速度应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其扩展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基本保险层次上,首先扩及到老年人、贫困家庭等特殊群体;二是在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上,首先应从城市开始,逐步扩展到经济较发达的农村,然后扩展到其他农村地区。

第二,尽快完善管理体制要。在合理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各种机构与组织之间相互影响,能够产生出激励、约束监督相结合的机制,从而推动社会保障项目的运转。针对我国目前多头管理、地区分割、标准各异的管理局面,我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应该成为集中协调与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行政由政府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各项社会保障政策、法规,设计社会保障发展规划。业务上按照社会保障行政性与事业性分开的原则,应依法设立不依附于政府部门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业务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收缴、管理和支付。基金运营业:尽快建立诸如社会保障基金会、社会保障投资部等机构,负责研究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的方法和渠道,研究投资的风险、收益和回报率,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建立代表投保人利益的行政监督机构,以对社会保障实施全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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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改革发展;措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7日

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对于我国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变得更加繁重。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保护公民的利益,帮助其解决现今所面临的风险,为人们提供生活上的保障等;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具有较大的难度。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了住房基金、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这些社会保障对于我国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概述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涵义。社会保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安全,它是国家根据当前现状制定的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安全制度,能够对社会基层人们的生活起到基本的保障作用。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它的作用主要是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在不同的社会中有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它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社会保障的涵义有如下几个层面:

1、可将社会保障制度理解为社会安全制度。在社会之中,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风险,这些风险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都需要经历,如疾病、老年、生育、意外伤残等。此外,社会的发展也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风险,如常见的失业问题、工伤亡等问题。人们在这些风险来临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劳动力,一旦人的劳动力丧失,那么收入来源就成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就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这些风险为人们带来的损失,使人们在没有劳动力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生活上的保障,从而维护社会安定。一般来说,国家所采取的是财政、社会保险等非市场的方法,来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

2、可将社会保障制度理解为公民的权利。人之为人,因人皆有自由的追求幸福生活、追求自己梦想的天赋权利,这不仅仅是人们的权利,同时也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世界各国,其社会的目标基本上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我国宪法中有规定,当公民出现生病无钱救治、老无所依或是丧失了劳动力等情况时,可以从相关机构获得物质帮助,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当公民出现以上情况时,可以享受国家和社会的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等帮助。而且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保障人员和范围也会越来越广泛。

3、可将社会保障制度理解为经济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是成负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及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如果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良好,并且发展速度加快,对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地加大,那么社会上失业的人数就会减少,社会保障支出从而也会减少,这就积累了大量的基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需求的剧增。如果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减慢,且市场经济有所衰退,那么失业人数就会增多,社会保障支出也会随之增加,从而为失业公民提供生活上的保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经济发展实际上同社会保障是相互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

(二)现今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模式

1、传统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传统型的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保证国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针对不同的社会公民,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主要坚持的是“选择性”原则,其保障费用主要是由国家、企业和员工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的待遇一方面取决于员工的收入,一方面与其缴纳的费用相关,主要强调的是公民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以日本、美国等国家为代表。

2、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具有储蓄的性质,它将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对社会企业的员工建立相应的保险账户,按照一定的比例,由公民自己和其所在的企业共同缴纳,其中企业所缴纳的费用远远高于个人缴纳的。当员工需要保障需求,或是年老退休之后,社会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将个人账户中所储蓄的资金以各种形式支付给个人。这种社会保障对于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是较为严格的,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财政上的危机,并且能够减轻低收入公民所承受的风险。但是,同时这种保障制度不能对资金进行横向的调节以调剂余缺问题。一般来说,这种保障制度在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较为常见,其中以新加坡最为典型。

3、福利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全民都享有国家制定的福利保障政策的权利,坚持“全民性”和“普遍性”原则,保障范围包括“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需要,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家税收,待遇给付的标准则是统一的。例如,常见的疾病保障、老年保障、失业保障、意外风险保障等,其包含的范围大、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但同时,国家为保证社会保障的运行,会加大福利政策方面的支出,也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市场效率低下。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以英国等北欧国家为典型代表。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不断的改革和变化,我国的保障制度在建立实施后,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某些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还较为落后,这就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很多农村地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相对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大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却迟滞不前。相应的,在社会保障制度上也不完善。据相关统计,我国的城市居民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却高达90%左右,而农村仅仅只占社会保障的10%。由此看来,社会保障分配存在明显的不合理。这种问题并不只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还存在政治因素以及人们对于社会保障的认知和意识。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未来的五年之内,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使人们的收入得到提升,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给我国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覆盖的范围狭窄,保障水平较低。在我国,虽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在全国都有实行,但实际覆盖的范围还不够广,并且保障的水平较低。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保险属于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在其中覆盖面最广的是养老保险。我国城市中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较大,但城镇和农村的参保人员则非常少,甚至很多农村地区没参保。城市中的养老保险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于养老保险是企业和员工共同缴纳,且企业所缴纳的比例比员工缴纳的比例要高,一般占员工工资的30%,很多企业不愿意帮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而国家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发放,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最低缴费金额,这就导致更多的企业不愿意缴纳,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三)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支撑。在我国,社会保障缺乏统一的制度和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中未明文规定,没有明确划分各部门的职权,缺乏统一的机构来进行管理。使很多部门同时参与,而各部门的标准和原则也不尽相同,各部门之间又缺少沟通,致使社会保障在实行过程中效率低下。尤其是社会保障出现相关的问题时,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负责,不能及时找到直接的负责人解决问题,各部门之间又相互推诿,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公民的利益。

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原则,对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做出相应调整,使社会成员都能享受社会保障权益,并根据社会成员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具体而言,要建立统一的账户,对参保人员的账户进行专门管理。参保人员的资料必须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这样才可以保障参保人员随时都可以取得自己的保障金;其次,在《社会保障法》中明确规定社会保障项目、主体、标准、职权、权利义务以及管理机构、监督机制等,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增强社会保障的稳定性。针对农村各种保障项目缺乏资金投入的问题,就需从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出发,加大投资力度,并加强对这些人员的培养,提高其综合素质,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提高,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的发展。

(二)设置统一的社保管理机构。政策管理与法制管理相结合,以法制管理为主。政策管理是法制化管理的必要补充和调节手段,提高立法层次、实现法制化管理是社会保障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要在法制管理基础上,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各地区、各部门应在宪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和行政法规。

明确社会保障机构、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职责。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需要有专门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明确各部门的分工和职责。以社会保障机构和基层政府为主体,负责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参保人员信息以及享受待遇资格审批等方面管理。社区主要负责提供服务,充分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互助机制和志愿机制的作用,切实为居民提供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以及个性化的社会保障服务。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监督机制。可以适当的增加会计等工作,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确保社会保障能够真正落实,保证资金运营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提出,如果在参与社会保险过程中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此,可以申请调解、仲裁,从而提讼,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还可以加强工会的作用,使其对社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督。此外,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等需要做好定期的公布,在基层地区设立相应的网点,使人们能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并供民众参考,从而增加民众的信心,促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保险的缴纳中。

(四)实现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金的分配和使用。社会保障金是参保人员合法、合理取得救助的一种社会保障权利。在分配上,社会保障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合理、灵活地将保障金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在发放中,可以根据民众所缴纳的资金量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率进行分配,科学发放保险金,从而使民众感受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自愿地参与到社会保障中。在生活中存在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得到保障金,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却只能依靠邻居或朋友的接济维持基本生活。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要制定合理的标准来对低保、失业保险等进行严格的限制,以调节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社会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吕军.浅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思路[J].中国电子商务,2013.21.

[2]杨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应在“结合”上下功夫――改革开放30周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新思考[J].学术论坛,2008.12.

[3]刘佳莹.论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J].改革与开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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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储蓄率;边际消费倾向;社会保障财富;负效应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是财政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所谓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丧失劳动能力

(老、弱、病、残)或劳动机会(失业)因而失去生活来源的人们提供生活保障的制度,包括退休养老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障制度,工伤保障制度,遗属抚恤制度等。国民储蓄有家庭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三个来源可分为两大类:私人部门储蓄和公共部门储蓄。

在以私有产权为主的国家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并属于私人部门储蓄,而在共有制为主的经济中,企业储蓄属于公共部门储蓄。家庭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占最大比例,本文将在理解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研究社会保障与储蓄的理论出发点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它们可统称为前瞻性的消费理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theory)引入Yp: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观察的家庭的平均收入(在一个简单两期模型中Yp即为当前收入和将来收入的某种平均数)。它的意义在于:如果从某一短期看,收入变量可能会有较大波动,但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看问题,收入变量可能是相对稳定的。莫迪里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生命过程抽象为工作和退休两个阶段,人们在年轻时获得收入并且进行储蓄以备老年退休后使用。它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国储蓄与该国人口年龄结构关系。

同时,一般来说人们的收入总是可以分解为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储蓄等于收入减去消费。因此从消费理论出发结合收入的变化趋势是完全可以有效分析储蓄变量的。

二、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行为的五种效应

(一)财富替代效应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是保证社会各收入阶层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稳定的消费水平(它允许人们可以从制度安排中取得养老金等补助)。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无疑将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个人实现跨期消费规划所要进行的储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资源储蓄仍然存在,但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为人们建立了一个“安全网”,是居民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降低预防性储蓄。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富替代效应,有些文章中也称之为“资产替代效应”。

众所周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国家通过企事业单位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养老等服务的福利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有资格享受它的城镇居民来说是一种相比现在要完善而普遍得多的保障体系,它引起的财富替代效应是很显著的。下面有一组对比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1957年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8.6亿元,2000年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增至64332;人均储蓄存款由年末余额1.5元,增至2000年的5082元;而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1957年为235元,2000年为628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之比,1957年为64%,2000年为81%――显然,储蓄率降低了。

(二)收入分配效应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以税的形式从富人那里获得部分收入作为救济穷人的基金,所以它有收入分配的作用。然后,福利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认为:同样一元钱对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因此,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必然不同,即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c=a+bY中,穷人的系数b要大于富人的系数b。故实行具有收入均等化效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总消费量,总储蓄量相应减少。

(三)退休效应

退休效应将使居民可能选择较短的工作期和较长的退休期,即提前退休(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往往有财富审查程序,人们要获得保障就必须少提供劳动)。提前退休意味着工作期的缩短和退休期的延长,个人纯消费时间也延长了,这就要求人们工作期间有一个比较高的储蓄率以保证退休后有宽裕的生活来源。

(四)遗赠效应

假定人们都有为了子女留下遗产的动机,那么当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制度)效果上将子女的收入分配给父母使用而产生代际不公平时,仁慈的长辈很可能愿意省下一部分作为给予子女的馈赠,为此增加储蓄。当然,这一效应受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的遗赠动机的强弱就很不相同,比如东方民族普遍有较高的遗赠动机,同样,遗产税的征收与否会影响到遗赠效应的大小。

(五)收入扣除效应

从社会保障基金来源的角度看,以社会保险为例,个人和企业各负担一半,而且其征收具有强制性。以上海地区的四金为例:四金是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公积金。 四金个人承担的部分:以工资为基数,养老保险个人交8%,医疗保险个人交2%,失业保险个人交1%,公积金个人交7%,总计达18%这,是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强制性扣除,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消费需求的规模。

以上五种效应的前两种(A、B)说明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储蓄具有负效应,后三种(C、D、E)则说明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储蓄也有正效应,总效应到底是正还是负,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分歧。其争论的焦点是最重要的三种微观性质的重要效应:财富替代效应、退休效应、遗赠效应,到底是财富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还是退休效应和遗赠效应占主导地位?(A?C+D)。为了进一步探究正负效应的影响,回答以上问题,大量的实证分析得以展开了。

三、实证研究及结论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费尔德斯坦(Feldstein)研究社会保障四十多年,他的实证分析有着重要的价值,尽管关于他选用的数据存在许多争议。

费尔德斯坦假设个人一年的消费是年初财产数、全年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财富(social security wealth ,SSW)等自变量的函数。通过分析1930年到1992年间的相关数据,他获得了此函数的表达式,其中SWW项的系数为0.028,这是一个正数,说明在其他条件大体不变的情况下,随着SSW的上升(即社会保障程度的提高)消费(C)上升而储蓄(S)下降。打个粗略的比方,设某年社会保障财富额为160000亿元,0.028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使储蓄额减少了4480亿元。由此费尔德斯坦认定:A、C、D三种效应中财富替代效应占了主导地位,即社会保障制度与储蓄的关系呈负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回减少储蓄。

国外其他学者如Hubbard,Munnell,Danzig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费尔德斯坦的结论,只是在对负效应的大小的估计上存在不同意见(普遍认为费尔德斯坦的SSW系数偏大)。

我国的学者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也得出支持性结果: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居民储蓄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二者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居民储蓄率,1989至2001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每提高1%,居民的储蓄率将下降1.779%。

以下是根据我国历年相关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

求得X与Y的相关系数:r≈0.49(属于显著相关)。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以推断: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较强的正相关性,于是,相反地,我国居民储蓄就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较强的负相关性。

四、补充说明

本文使用“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年增长率”及“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作为实证分析的直接对象的理由是:第一,由平均消费倾向可以很容易的得到平均储蓄倾向(两者和为1);第二,使用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年增长率能很好地规避物价水平变化等因素对结论的干扰;第三,使用相对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比使用绝对数与相对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更有实际意义。

五、结论

社会保障制度与储蓄是负相关的关系了,但是,事实上还必须看到社会保障与储蓄的关系有其复杂性,因为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储蓄的关系有时会超出一般性的抽象,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原因就在于储蓄不仅受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因素的影响,它时刻处于如利率等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中。更为精确的理论还有在不断探索中。

另外,还可以得到启示,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也要有助与调动人们储蓄的积极性。为此,社会保障制度只应该给人们提供起码的生活保障,如果人们想进一步改善生活,那么劳动者不仅应当好好劳动,争取多得一点收入,还应当好好节俭,争取多储蓄一点。勤俭是人类的美德,社会如果不能养成勤俭的风气,则资本不能积累,财富不能增加,生产不能发展。有些人好吃懒做,偏好吃光用光,重要原因之一是认为自己的生老病死反正都有国家或社会保障着,不用自己操心。

参考文献:

1、杜莉,胡庆康.现代公共财政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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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志刚.宏观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李洁明.统计学原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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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剑平.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M].人民出版社,2001.

8、李振明.经济转型与居民消费结构演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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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政府责任,城乡二元结构,弱势群体

一、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首要价值选择

缓和社会不公平、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的基本归宿。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的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只有在公平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

当一个国家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社会保障时,公平原则只在享受者中得到了体现;只有当全体国民普遍享受到社会保障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使其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获得改善与提升时,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才真正得到全面贯彻。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全民参与、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财政补贴、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既保证了全体社会成员机会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又有效地调节了经济波动,并通过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缩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公平。社会公平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来维护,而且只有建立在社会公平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也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具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我们才要尽力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

二、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城乡差别较大

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决定,中国社会保障也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占人口总数30%的城镇居民享受社会保障份额的89%,占人口7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社会保障份额的11%,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一方面,社会保障覆盖面城乡差距较大。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之初就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拨付给城市。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建设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城市居民不但享有稳定的制度保障,而且其社会保障水平也高于农民。相比之下,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远远滞后,养老保险还没有全面开展,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也仅在个别地区进行试点。即使是作为政府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项根本性的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也是刚刚起步。虽然2007年在农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被纳入了保障的范围,但是广大农村至今仍有6000万左右的贫困农民得不到任何救助,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从社会保障支出的量来看,我国社会保障城乡差异更大。统计表明,1991-2005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为15%,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

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扭曲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则,这种制度安排不但没有维护社会公平,反而加剧了城乡差距,与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也十分不符。

(二)农民工群体缺乏社会保障

农民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群体,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现行的二元经济结构下,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农民工并没有被城市所接受,他们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纯粹的工人,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亦被边缘化。1999年9月我国颁布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就明确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这就说明这种保障只是面向城市居民而非进城农民工。农民工不但处于市场和社会的边缘地位,而且他们也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地位,与他们所在的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缺乏城市的社会生活,是“局外人”。目前,我国尚未建立面向农民工群体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又迫切需要社会保障来维护其基本权益。

(三)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过大

一方面,由于体制不统一,覆盖面过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只覆盖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全国只有1/4的劳动者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等职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而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尤其是农村居民却仍以家庭保障为主,很少享受到社会和集体的福利。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企业中的劳动者仍然处在社会保障之外,生,老、病、死、残等种种不测没有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差异也很大。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社会统筹、企业负担与个人储蓄相结合的保障制度,限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提供的相应保障还非常有限,社会化程度较低,保障功能较弱。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社会保障水平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严重的非均衡态势,社会保障中的有些项目只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实行,且各地所实行的办法和措施也不一样,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行办法。这就造成了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保险项目的转接困难,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平的实现。

(四)管理理念不明确,造成社会保险代际不公平

代际不公平是指代与代之间的社会保障责任与受益的不公平。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名义上是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仍然是现收现付制的模式,仍然存在着养老责任后移的情况,在这种“现收现付制”模式下,必然的结果就是“现缺现补制”。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0%,65岁以上的人口也达到了7%。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提前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将对当代和后代人的缴费和受益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当这种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险可持续性受到挑战乃至破产时,那是对未来出生的各代人最大的不公平。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管理理念上不够明确,社会保障没有纳入长期预算管理,使得当期和未来社会保障责任不明确,社会保险在支付标准上没有充分体现收入、预期寿命的制约作用,容易造成当期应尽的社会保障责任没有尽全,而受益水平又高于国家经济发展“应该”提供的水平,从而进一步加剧前后代际保障责任与保障水平的不公平。

(五)统筹层次低,难以发挥地区间社会保险的互济功能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地区间财力与社保压力呈现“难者愈难、易者愈易”的情况,而现实中社会保障基本上还是中央负责制定政策,地方具体负责管理落实,统筹的层次也就比较低。目前,绝大部分保险项目仍处于市县统筹,省级统筹发展缓慢,造成地区间社会保险的互济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险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大打折扣。由于中央缺乏有力的手段来判断地方政府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努力程度,因此不得不采取“挤牙膏”的形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来解决资金缺口。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在中央给予一定的补助下仍然收不抵支,只好提高地方的缴费率。这种因社会保障带来的地方负担不公平,不仅导致了当前社会保障的发展差距,而且也会在发展中加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为,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就越高,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社保负担较轻,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而越是贫困落后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率越低,社会保障负担率高,越是不利于吸引投资,必然导致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从而不仅不利于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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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公平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的首要价值取向。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城乡差别较大,农民工群体缺乏社会保障,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过大等不公平现象。因此,要加快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加快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完善转移支付机制;建立弹性保障支付机制,加大社会保障再分配调节力度;完善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突破口,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关键词]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政府责任,城乡二元结构,弱势群体

一、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首要价值选择

缓和社会不公平、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的基本归宿。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的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只有在公平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

当一个国家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社会保障时,公平原则只在享受者中得到了体现;只有当全体国民普遍享受到社会保障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使其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获得改善与提升时,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才真正得到全面贯彻。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全民参与、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财政补贴、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既保证了全体社会成员机会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又有效地调节了经济波动,并通过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缩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公平。社会公平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来维护,而且只有建立在社会公平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也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具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我们才要尽力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

二、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城乡差别较大

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决定,中国社会保障也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占人口总数30%的城镇居民享受社会保障份额的89%,占人口7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社会保障份额的11%,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一方面,社会保障覆盖面城乡差距较大。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之初就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拨付给城市。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建设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城市居民不但享有稳定的制度保障,而且其社会保障水平也高于农民。相比之下,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远远滞后,养老保险还没有全面开展,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也仅在个别地区进行试点。即使是作为政府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项根本性的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也是刚刚起步。虽然2007年在农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被纳入了保障的范围,但是广大农村至今仍有6000万左右的贫困农民得不到任何救助,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从社会保障支出的量来看,我国社会保障城乡差异更大。统计表明,1991-2005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为15%,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

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扭曲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则,这种制度安排不但没有维护社会公平,反而加剧了城乡差距,与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也十分不符。

(二)农民工群体缺乏社会保障

农民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群体,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现行的二元经济结构下,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农民工并没有被城市所接受,他们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纯粹的工人,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亦被边缘化。1999年9月我国颁布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就明确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这就说明这种保障只是面向城市居民而非进城农民工。农民工不但处于市场和社会的边缘地位,而且他们也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地位,与他们所在的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缺乏城市的社会生活,是“局外人”。目前,我国尚未建立面向农民工群体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又迫切需要社会保障来维护其基本权益。

(三)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过大

一方面,由于体制不统一,覆盖面过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只覆盖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全国只有1/4的劳动者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等职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而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尤其是农村居民却仍以家庭保障为主,很少享受到社会和集体的福利。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企业中的劳动者仍然处在社会保障之外,生,老、病、死、残等种种不测没有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差异也很大。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社会统筹、企业负担与个人储蓄相结合的保障制度,限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提供的相应保障还非常有限,社会化程度较低,保障功能较弱。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社会保障水平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严重的非均衡态势,社会保障中的有些项目只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实行,且各地所实行的办法和措施也不一样,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行办法。这就造成了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保险项目的转接困难,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平的实现。

(四)管理理念不明确,造成社会保险代际不公平

代际不公平是指代与代之间的社会保障责任与受益的不公平。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名义上是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仍然是现收现付制的模式,仍然存在着养老责任后移的情况,在这种“现收现付制”模式下,必然的结果就是“现缺现补制”。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0%,65岁以上的人口也达到了7%。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提前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将对当代和后代人的缴费和受益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当这种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险可持续性受到挑战乃至破产时,那是对未来出生的各代人最大的不公平。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管理理念上不够明确,社会保障没有纳入长期预算管理,使得当期和未来社会保障责任不明确,社会保险在支付标准上没有充分体现收入、预期寿命的制约作用,容易造成当期应尽的社会保障责任没有尽全,而受益水平又高于国家经济发展“应该”提供的水平,从而进一步加剧前后代际保障责任与保障水平的不公平。

篇8

关键词:老年社会保障,改革启示,瑞典

最近,笔者随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考察团访问了瑞典社会保障管理局,对瑞典的老年社会保障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深切感到瑞典十分重视老年社会保障,经过不断地探索,完善养老金制度,加强了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在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方面,对我国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一、 瑞典具有完备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瑞典王国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国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全国划分为21个省和289个市。人口903.5万(2005年9月)。90%为瑞典人,外国移民及其后裔约100万人。国民平均预期寿命80岁,男性78岁,女性83岁,65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属于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的国家。

瑞典经济发达,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25429亿克朗(约合348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2231克朗(约合3.86万美元)。瑞典具有十分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险种及福利津贴将近50种,从“摇篮到坟墓”,几乎无所不包。2004年社会保障费用支出4140亿克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3%。

瑞典与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和预算事务由国家社会部负责,社会保障法律由议会批准生效,社会保障具体事务由社会保障管理局实施。社会保障管理局在全国240个地方设有社会保障办公室,其全国的雇员16000人,社会保障管理费相当于社保总支出的2%。

瑞典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已有100年的历史,1905年,瑞典在议会中成立了养老问题委员会,开始了社会养老立法事宜。1913年,议会通过了《国民普遍年金保险法》,开始实施针对老年及失去劳动能力者的普遍强制性养老金制度,1914年成立养老金局,负责筹措和管理养老金。1935年议会通过《国民年金保险法》,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养老金津贴标准依照各地生活水平而定。1948年全国退休法案付诸实施,开始推行统一标准的养老金制度,这样就构成了“国民基本年金保险”制度。为了弥补基本年金数额的不足,1959年增加了与从业者个人收入挂勾的“国民补充年金保险”。1976年又对上述法案进行了修改,对退休年龄作了较灵活的规定,可以提前退休,同时相应核减退休金,对灵活就业的临时工也实施养老金制度,即开始实行所谓“部分年金”制度。到上个世纪70年代,瑞典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现分别简介如下。

(一) 瑞典养老年金制度

瑞典养老金分为三个部分,其具体内容如下:

1.国民基本年金:凡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一切退休人员,不问其退休前的工作、职位和收入水平如何,都可以领取国家统一规定数额的基本年金。正常退休年龄为66-70岁。退休者无须交纳保险费或经过收入调查,只要是常住瑞典的公民,或符合规定居住期限的外侨,都可以领取。每年由政府对基本年金的“基数”作出修定,基数随物价的变动而变动。老年的起始年龄为65周岁,单身退休职工可领取“基数”的96%;双职工退休,可领取“基数”的177%;提前退休,每1个月核减“基数”的0.5%;推迟退休,每1个月增加“基数”的0.6%。

2.国民补充年金:亦称“收入相关联年金”,其发放数额与受保人66岁退休前的工资收入水平和交纳保险费年限挂勾。受保人要获得全额补充年金,必须缴纳满30年的保险费。这就是指雇主按职工工资总额12.25%交纳保险费,缴费年限不足则按比例核减,每少1年便减少1/30的补充年金。70岁以前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补充年金的0.6%。国民补充年金与退休者15个最高收入年份年工资挂勾。补充年金随物价变动而自动调整。

3.部分年金:瑞典从1976年起实行较为灵活的退休制度,职工既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边工作边领部分年金。即每周工作时间至少保持在17小时以上,但比退休前至少减少5小时。部分年金的数额相当于因减少工时而损失掉的工薪收入的65%左右。

瑞典现退休人员平均每年可领取基本年金和补充年金约11-12万克朗,其中基本年金约7.2万克朗,国民基本年金和国民补充年金对工资的替代率约为50%左右。

(二) 老年医疗服务制度

医疗服务制度是瑞典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医疗服务制度包括以下3个部分:

1.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居住相对集中的5千至5万居民组成的社区内,设一个医疗保健服务点,几个社区构成一个医疗保健中心。居住的老人若出现病状,可先进入医疗保健服务点,接受初级医疗保健服务,这是十分方便的;若医疗服务点难以诊治,可由他们负责转送至医疗保健中心继续医治。

2.省市级卫生保健服务:每个省、市都设有卫生保健服务站,主要侧重老年人的卫生保健服务。居家的老人生病,可以得到家属的照顾,照顾老人的家属可以得到适当的津贴。老人若无亲属照料,可以享受护士的照料,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得到国家免费提供的服务。

3.医疗机构服务:这是指专门医院的服务。主要是为老人提供各种疾病的治疗服务,收治需要长期住院的病人或进行有难度的手术等。老人去医院就诊,只需交挂号费和少量医药费,其它绝大部分费用由当地保险机构支付。瑞典全国有医生25000多人,平均360人就有1名医生。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使老年人患病得到及时的治疗。

(三) 老年社会福利制度

瑞典具有十分出色的老年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

1.老年公寓制度:退休后的老年人经过个人申请,均可以到老年公寓居住生活。老年公寓设施完备,居住面积人均达到67平方米。居住在老年公寓的老人既可以自己烧饭,也可以申请送餐上门。有病的老人,护理人员将按时到公寓为老人服药、打针和理疗,且有详细的治疗方案和治疗记录。公寓的老人有集体活动和个人活动的周到安排,使老年人既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又使他们普遍不感到孤独。

2.老年护理制度:瑞典每年投入老年护理方面的开支为600亿克朗,老年人只要自己提出申请得到核实批准,就有护理人员到家中作医疗、家政等项服务,并且所有的服务老人都是免费享受。据统计,50%-80%的护理时间用于老年人的日常饮食起居上,每个月护理每位老人的时间平均在30个小时以上。对有需要的老人配有专门的警报器,监护部门可以全天侯监测警报和呼叫。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老年人有专门的规定,如在上一级医院就诊后需要住院的,原居住地的医疗保健服务点或医疗保健中心必须在4天之内为老人安排妥当,否则将调走该位老人住院所需的医疗保险金。

3.临终关怀制度:当老人处于病危状态,将启动妥善的临终关怀制度,除了通知有关亲朋临床慰藉告别之外,24小时有专人守护,使老人在弥留之际享受体面和尊严,老人去世将获得良好的安葬。

二、 瑞典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二战以后,瑞典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适应了瑞典经济发展水平,并且促进了瑞典经济的增长,那时“瑞典模式”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但是高社保、高福利、高税收的“瑞典模式”,到了80年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为了维持高度的社会保障水平,使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剧扩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5%,到80年代初,这一比例迅速增长到60%。瑞典政府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82年达到13%的惊人水平。此后,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整个80年代基本都保持在5%以上。

为了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瑞典政府只好增加税收,这使得瑞典的高税率在80年代再度提高,成为欧洲国家中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965-1985年,瑞典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5.2%增长到50.4%。

高税率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了居民购买力,造成国内消费市场疲软。雇主到1986年为雇员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相当于雇员工资总额的36.65%,其中9.45%为国民基本年金,10.2%为国民补充年金。这无疑增加了瑞典企业的用工成本,影响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样,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原本以高福利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瑞典模式”不再奏效,高福利逐渐成为拖住瑞典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瑞典模式”逐渐被“瑞典病”所替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瑞典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改革时期,占社会保障支出巨大份额的老年保障制度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革对象。

20世纪80年代瑞典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呈现出温和的特点。由于社会保障的刚性,难以大刀阔斧地改革,表现为支付标准的“微调”和着力于机制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的改革的基本内容为以下3个方面:

一是调整养老金“基数”适当从紧。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年金和补充年金的“基数”是与月物价指数联动。如果2个月期间物价变动幅度超过3%,则在第3个月相应调整“基数”标准。1980年底,瑞典政府提出社会保障支出紧缩法案,决定将此“基数”一年变动一次。仅1981年当年就有4亿克朗的“基数”额支出被减少。1981年又将“部分年金”津贴数额相当于因减少工时而损失掉工薪的65%降低到50%;同时严格部分年金领取资格条件,使具备领取该种部分年金的人数由1980年的占养老金领取者的27%降低到20%,到1985年又降低到10%。

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地方化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这项改革可以降低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有效地减少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减少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1992年1月瑞典议会通过法案,批准地方政府多承担各种有关老年医疗服务和老年社会福利的责任,并且严格各种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例如1990年规定老人身体治疗收费标准每天不能超过1800克朗,老年病治疗收费标准每天不能超过1300克朗,从而结束了“敞着口花钱”的机制。由于强化地方责任,接受老年病免费治疗人数到1993年下降了60%,老年病床数减少了13%,地方政府用于保健服务的支出在1992-1993年财政年度减少了4.35亿克朗。

三是鼓励老年护理机构商业化经营。1980年底,瑞典雇主联合会向议会提出建议,为有效降低社会保障支出,提高社保服务的效率,应适当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老年护理机构实行商业化经营。议会批准了这项建议,到1992年,瑞典建立起270个私营老年护理机构,占全国老年护理机构的1/3,71个地方政府和6个省政府与私营老年护理机构签订协议。一些大城市还建立了“城市医疗保健服务有限公司”。私营老年服务机构为老人,特别是收入较高的老人提供了更为个性化的服务。这些机构降低服务费用,有效抑制了公共老年服务机构费用支出大幅度增长的势头。1980年-1987年,接受公共老年服务的老人人数占退休者的比例从26%下降到20%,居住在公共老年服务机构的老人占退休者的比例从41%下降到28%,居住人数由1985年的51000人减少到1991年39000人。另外,瑞典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事业,这些社会团体和机构对老年社会保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表现出明显的温和性。“瑞典病”积重难返,所以90年代初期瑞典经济与社会保障并没有产生良性的互动关系。1991年到1993年间,瑞典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增长率为—5%;失业率从1.5%增长到8%,失业人数为50万人;财政赤字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3%;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42.3%增长到1993年的77.9%。瑞典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排序由第4名下降到第16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瑞典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更为激进的改革。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领域的改革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进一步严格养老金的领取标准。1994年议会通过法案,主张改革补充年金制度中以受保人15年最高工资平均值确定发放标准,改为以历年工资平均值确定发放标准;调整基本年金“基数”由以物价指数为标准改为以工资指数为标准;养老金的发放以一生缴费相联系而不以历年津贴相联系;将部分年金领取者的最低资格年限提高到61岁,部分年金领取者每周减少工作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0小时。

二是养老年金缴费实行个人账户。1998年,瑞典政府对养老年金缴费制度进行改革。规定养老年金缴费率为工资收入的18.5%,其中雇主和雇员各缴9.25%,并逐步改变个人账户的名义性。将雇主和雇员缴纳养老费率的16%计入现收现付账户,2.5%计入雇员个人账户,逐步使个人账户作实。

三是从给付基准型养老年金模式向缴费基准型养老年金模式转变。缴费基准型养老年金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依据养老金受保人退休前缴纳养老费用的数额,以及个人缴纳的养老费用所形成的基金在投资运营的回报率来决定养老年金的发放标准。对于1938年-1953年出生的老人基本上还按改革前的办法计算,实施“老人老办法”,这项改革制度预计要经过20年的过渡期,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实施的激进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3年的38.6%下降为1999年的32.7%,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由67.3%下降为55.4%;政府财政状况开始好转;1998年消除了财政赤字,到2000年瑞典政府财政结余额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1%;国债数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3年的77.9%下降到2000年的55.6%;1995-2000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3%,大大超过1974-1994年平均增长1.5%的速度,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9%,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平稳;瑞典企业经营成本较之同期比美国低20%,比英国低15%。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初见成效。

三、 瑞典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给我国的启示

(一) 我国宜加快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积极实施“低水平、广覆盖”工程

瑞典的养老金制度是覆盖全国所有老年人口的,是一种普惠制的老年社会保险制度。而我国,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截止2004年底,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353万人,其中职工人数12250万人,离退休人员4103万人,但我国同期就业人员是75200万人,即使扣除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35269万人,也还有39931万人在第二、三产业就业;被养老金制度覆盖的人员只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40.9%,若以全部老年人为统计口径,我国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比例就更小了。而瑞典的国民基本年金是覆盖全民的,甚至惠及外国老年移民。从我国长远发展着眼,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出发,我国宜加快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从中近期考量,首先应积极实施养老保险制度在城镇非国有企业职工中的“低水平、广覆盖”工程。我国从现在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依然为增长趋势,利用这段时期积累养老保险金,有利于弥补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缺口。另外,要随着公共支出的增长,逐步提高对城乡低保人员的补贴标准,尤其要关注城乡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对老年人享受低保的条件应比其它人适当放宽。

(二) 我国应坚持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使个人账户发挥抵御人口老龄化的功能

瑞典长期以来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一样,国民年金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但是随着“瑞典病”的恶化,20世纪90年代瑞典也开始实行现收现付制与部分积累制相结合的制度,实施了个人缴费,建立个人账户。我国从1986年在合同工中首先实施了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1991年在城镇职工中广泛实行。为了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鉴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足和技术管理水平有限的现实,将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兼收并蓄,实行养老保险的部分积累制,是正确的选择,这是不应动摇的。当前的现实是,由于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的资金是融通的,社会统筹基金向个人账户透支,使个人账户成为一定程度的空账,个人账户只起到了名义账户的作用。今后改革的思路应该是,适当降低当前11%的个人账户幅度,不允许社会统筹基金向个人账户透支,真正把个人账户作实,使之真正在未来发挥出抵御人口老龄化的功能。

(三) 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使老年人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

瑞典社区医疗服务十分发达,全国在社区有680个医疗保健服务点,居住的老人随时可以得到良好的社区医疗服务。这一点很值得我国借鉴。目前,在我国城镇,医疗机构依然难以满足广大居民的需求,尤其是设施良好的综合医院,始终人满为患。由于社区医疗服务普遍薄弱,老人到医院看病十分不便。因此,在广大社区,普遍建立社区医疗服务点,使老年人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十分必要。实现“小病进社区,大病上医院”,一来可以分流患者对综合医院的压力;二来可以节约医疗费用;三来可以优化卫生资源的分布和使用效率。在这方面,天津市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天津已建成覆盖全市的9个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中心,7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3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为100多万户居民建立了家庭健康档案,对老人开辟家庭病床和入户医疗服务。应当借鉴瑞典经验,推广天津做法,使更多的老年人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

(四) 鼓励发展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把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

瑞典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是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我国新一代独生子女成家后,每对夫妇将面临照顾4位老人的状况,单纯依靠家庭养老难以奏效,启动社会养老机制势不可免。社会养老服务设施一般为公益性、微利性设施,应当鼓励社会资本兴建广大中低收入老年人可以入住的老年公寓和养老院,鼓励社团和个人投资老年保健、老年康复、文化娱乐、培训服务、生活咨询等项事业。应当在土地使用、税收减免、市场准入资质等方面予以一定的优惠。另外,地方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率先进行启动资金的投入,扩大老年社会服务设施的规模;推行公益项目竞标制,取代原来由政府完全包办社会服务事业的状况;有一些项目可以通过竞标将资金交给信誉良好的社团和非营利机构加以运作,政府只负责指导、评估和监督。再者,积极鼓励社会捐助,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雄厚的优势,广泛深入地开展志愿者服务。以社区为载体,整合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把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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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的德国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德国不仅建立了一套维护职工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市场竞争规则,而且,从制度建设上保证了职工在遇到市场风险或丧失劳动能力时能够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在德国的社会保障项目中既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事故、老年护理等基本保险,还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商业保险,以及社会救济、子女抚育补助、就业培训等社会福利措施。

(一)养老保险。德国的养老保险以法定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为主,辅之以多种形式的补充养老保险。所有的德国劳动者都得参加法定养老保险,包括自由职业者、艺术家等。月收入在8700马克以下的,按收入总额的19.5%交纳法定养老保险税,企业和职工各交50%;8700马克收入以上的部分不交法定养老保险税。除此之外,公务员、法官、军人、农民等不同的职业者还有不同的补充养老保险(自愿保险)办法。德国的法定养老金运作采取现收现付的模式,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一般都为65周岁,如投保年限达45年的,可领取相当于工资70%的退休金。投保人如果去世,其没有收入来源的配偶还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遗属养老金。

(二)医疗保险。德国的医疗保险以法定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为基础,以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为补充。除军人以外的劳动者都得参加法定医疗保险,包括自由职业者、失业救济金领取者。月收入在6525马克以下的,按收入总额的12%至14%交纳法定医疗保险税,企业和职工各交50%;6525马克收入以上的部分不交法定医疗保险税;月收入低于620马克的可以免交。参保人的家属(没有工作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作为联保者享受的连带保险不用另外交纳保险税。参保人医疗费支出的50%由法定医疗保险基金承付。参加法定医疗保险和没有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还可以参加保险公司开办的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以减轻医药费负担。

(三)失业保险。德国的所有职工、农民都必须参加失业保险。月收入在8700马克以下的,按收入总额的6.5%交纳失业保险税,企业和职工各交50%;服兵役期可以免交;8700马克收入以上的部分不交失业保险税。在德国,失业保险由联邦劳工局负责经办,参保人可享受的待遇有:失业补贴、失业救济、坏天气补贴(建筑等少数行业享受)等;就业增补、改行培训、求职费用等。参保人要享受上述待遇必须工作满五年,并在失业前三年中至少交费360天。当他失业时,如果是单身,可以领到相当于失业前一个月工资60%的失业救济金,如果结婚有小孩,失业救济金可达67%,最长可以领取三年。

(四)事故保险。德国所有的职工、农民都属于法定事故保险的参加人。保险范围不仅包括上班发生的事故,还包括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参保人数约为全国人口的50%。事故保险由专门的合作社负责,保费由企业交纳,费率由双方协商确定。参保人可享受:事故和职业病伤害的医疗费,致残者在正式退休年龄前可领取相当于工资80%的伤残津贴,事故受害者的转岗培训费用;如参保人身亡,本人丧葬费、配偶和子女的抚恤金。

(五)社会救济与社会照顾。社会救济与社会照顾作为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防御网”,是帮助那些通过社会保险无法或不足以享有基本生活贫困者的重要措施。社会救济是指政府向低收入者按期发放的生活费。德国联邦机构每年6月1日公布各州不同的救济标准线,收入低于此标准的德国公民,可以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救济金。受救济人被要求积极寻求工作,主动拒绝可能的工作则意味着失去救济。社会照顾是对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特定困难人群提供必要的帮助,分为日常生活补助和特殊状况照顾两类。主要是向低收入者提供事务援助(如接老人入住养老院并给予零花钱、给孕妇医疗援助、对残疾人进行康复治疗等)和货币支付(如提供衣、食、取暖、保健费用等日常个人基本需求的资金)。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德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社会的安定、稳定与和谐。

二、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一)加快健全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德国经济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在对原东德国有企业的改造中,大批人员下岗、再就业,社会面临比较大的动荡,由于有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人员得到了生活保障,绝大部分失业人员经培训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为了适应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需要,适应新形势下劳动用工制度的要求,加快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前改革的重点。应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使其由企业逐步扩大到事业单位、公务员和其他社会劳动者;加快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实施,特别是要解决好困难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障问题;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的作用,尽快实现职工下岗待业与社会失业并轨;逐步扩大工伤(事故)保险的覆盖范围;研究和探索农民的社会保险问题,当前应重点解决农民的大病医疗保障,切实缓解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各级政府应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尽快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种类齐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适应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建立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需要国家法律法规的支持与规范。德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有着健全的法律,联邦基本法第二十条第1款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的和福利的联邦制国家。根据基本法的精神,德国的各项社会保障项目都有专门的法规加以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我国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建立职工失业保险,1992年开始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98年以来又逐步推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的城市还实行了职工工伤保险,但上述保险的实施都是依据国务院的规章或文件,没有正式立法,使得社会保障各项措施的依据权威性不够,实施的力度也显不足。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依靠国家法律来确定、规范和保证社会保障各项内容的贯彻实施,以利于我国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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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下的财力审查监督体制。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建构、依法实施,宪法有保障公民生存权利的条款,同时也有其他社会保障立法,目前正在实施的1991年修订的《社会保障法》。在预算方面,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障支出项目必须保证完成,如果遇到经济衰退或财政收入不好的时候,即使出现财政赤字也要保证法定的支付需要。同时,对于受救助者,澳大利亚使用财力审查制度,包括收入审查和资产审查,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弱者受益。以社会救助为核心不设专门税收的制度。澳大利亚社会养老保险和全民医疗保健提供的保障和服务是相对低标准的,政府根据当年的物价涨幅对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做出统一规定,主要的保障和救助对象是那些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自己的人。同时,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都是由联邦政府筹集,其资金来源于一般税收,不存在特别的税收对应社会保障,也不需要额外缴纳医疗、住房、养老等保险,其社会保障支出属于一般的政府公共支出。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在澳大利亚的高福利社会保障的光环背后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高福利背后的高税收。高福利总是以强大的税收系统为支撑,对于人均GDP高达2万美元的澳大利亚同样如此。澳大利亚的税制在很多方面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是一个由“合理的税收法律+完善的管理机构+严密的审计机制”组成的有机体。税务个人化,每个人都有一个在税务局登记的税号,这是个人编制的具有唯一性的税务档案号码,每人终身只能有一个税号,即使更改姓名,税号也不会发生变化。个人的所得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税收,而社会保障的资金一项重要来源就是财政税收,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两个工作的人交税去养活一个不去工作的人。因此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因而失去了对工作的积极性,更有很多的人放弃工作以各种理由去拿社会保障。问题之二也是主要问题,即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发放计算法则。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社会保障发放是按照纳税人的贡献即该人之前交过多少税来计算的,但是澳大利亚的福利法则是按照当年的税收平均分配给保障享受人。举例说明,在澳大利亚,一个工作并且交税了五年的人因为正常的因素失去了工作(非制伤,制残等外界因素)那么他将会享受到澳大利亚社会保障中的失业福利,然后他所得到的福利却是跟一个这五年来一直拿失业福利没有交过一分钱税金的人同样的钱。这样一来对于一直努力工作的人又是一种公平性的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澳大利亚常年处于高失业率状态,而事实上其高失业率有一部分责任是归咎于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福利的分配政策。在失业的人口中有一大部分人不是没有工作能力,而是这些人本身不想去工作,还有一部分目前在工作的人一有机会就会放弃工作甚至创造条件失业去拿福利。也就是说,如果长此以往,澳大利亚最终也会步上希腊的后尘,在这种制度下会出现一大批懒人以至拖垮整个国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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