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传播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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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专业是经教育部和人民政府批准的全区第一个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2008年，被评为自治区品牌专业。在多年的实践教学中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即根据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媒的人才需求取向，确定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现代传播理念，具备较强“全媒体意识和技能”，具有较为宽厚的人文与社会知识及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编辑出版行业的法规与政策，熟练各种现代新闻传播手段与技术，能在政府部门、新闻与出版单位、宣传以及企事业单位、军队等行业与部门，从事新闻宣传、采编策划、书刊编辑、网络策划、管理等工作的全媒体复合型专门人才。由此，确定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点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即始终关注本学科前沿成就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现代新闻理念与全媒体新闻报道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修养，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断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熟练地运用现代数字传播技术，掌握全媒体新闻采编技术，全面提高学生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二、搭建完善的全媒体实践教学平台

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是自治区级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良好的实验、实践设备。以此为依托，在突出传统新闻传播学与网络技术融合的教学特色的基础上，立足于新媒体发展方向，建成了完善的全媒体实习平台。包括网站平台:内蒙古文化(www．nmgwh．com);电子杂志实习平台:支持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编辑出版全媒体电子杂志《渴望》，现已连续出刊30期;IPad版电子期刊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纸阅读器出版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书。通过全媒体实验平台的建设，实现了培养出集采、写、编、录、摄互联网运用和现代设备使用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2013年6月26日，组织学生外出到禾华农牧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移动采编训练，历时三天，全面训练学生移动采编技能。这次采访通过微博、微信、网络即时上传新闻稿件20条，采写编新闻稿件50篇，拍摄图片200余张，拍摄的电视新闻片《希望》，制作图片展板《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次采访活动让学生走进生活，充分感受到现代企业的发展状貌，同时，也领略了全媒体新闻采访的特点，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意识。2010年，以新闻学系学生社团“鑫源报社”创办的刊物，并获校学联“优秀社团”称号。马强老师指导的“内蒙古大学新闻学官方微博”，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制作的电子杂志《渴望》、新闻学专业学生主办的“内蒙古文化”网站、拍摄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建系五十周年专题片》(2009年)、《国旗班的故事》(2012年)、《流流狗的诉说》(2012年)、《深视满洲里》(2013年)在校内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建立系统的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

新闻实践教学中要加强全媒体技术和理念训练，依托新闻实验平台，逐步建成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培养学生全媒体新闻采制编播能力。

1．报纸模块。

提高学生纸质媒介新闻编辑与策划能力。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应用方正飞腾软件处理数码报刊编辑等业务，利用Photoshop软件加工处理图片，培养学生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专业图像处理等业务流程、步骤以及实践层面应采取的关键技术。

2．广播电视模块。

学生通过了解和掌握先进的影视高清影视多媒体制作手段，培养从事电视新闻节目和访谈节目采制、演播、视音频节目编辑、主持、网络直播等工作的能力。

3．数字出版模块。

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数字出版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学生较强的数字出版物编辑、设计和制作、能力;熟悉国内外先进数字出版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

4．数码摄影模块。

以室外拍摄、摄影用光布光、彩色胶片扫描等实验为基础，培养学生系统的影像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熟悉国内影像后期制作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应用设备及常用配套软件的安装使用，具备影视多媒体前期采集到后期编辑的相关知识技能。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摄影课程的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具备专业摄影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技能，能在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从事影像制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5移动采编模块。

学习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关键技术，了解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动态追踪报道，深度报道和预警报道的步骤、作用，理解危机管理视域中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开展全媒体技术演练。

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实施以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特别是学生网络数字传播技术的掌握获得了较大提高，在网络媒体及相关机构就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包括:国际在线、新华网、人民网(英文版)、搜狐、新浪、CCTV内蒙古电视台、公安部网络宣传处等。2009年至今，学生在《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海峡都市报》、中央电视台、搜狐、新浪、《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晨报》、《北方新报》等区内外百余家新闻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作品近1000余篇，其中报纸260篇，广播电视120余篇，网络编辑稿件近500余篇。2009级新闻学生拍摄的《那年》、《一种念想》、《校园面对面》、《水壶终极转》《止战之殇》、《屌丝男生》在网络传播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点击率达到5000以上，2009级新闻班为学院新闻实验中心制作的4部专题片风格迥异，上传至在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YouTube等，供网民分享。

四、建立稳定的多媒体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实现教育、教学目标，全面贯彻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计划，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自1987年新闻学专业创办以来，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专业始终十分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先后与内蒙古地区十多家媒体签订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建立起涵盖内蒙级新闻媒体、盟市级新闻媒体、行业媒体、中央级新闻媒体驻记者站，覆盖平面媒体(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媒体(电视、广播)、网络媒体(蒙汉文网站)、新媒体(手机报)的立体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体系。2012年，与内蒙古电视台合作建成了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013年在呼和浩特市绿篱摄影沙龙影视公司建立了摄影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新闻传播学专业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新闻传播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近百名实习生提供新闻采编的真实环境，让学生们在新闻实战中了解并掌握新闻媒体运行的基本流程，掌握真实情景下新闻实地采访、写作、编辑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非智力方面的素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2010年以来，新闻学专业学生多次参与内蒙古电视台《蔚蓝的故乡》、《百姓热线》、《都市全接触》、《新闻天天看》等栏目的节目录制。2013年11月13号内蒙古日报社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到包钢集团采访。学生采写消息、通讯、人物专访52篇，拍摄新闻图片近千张。11月22日《内蒙古日报》5版发表教师与学生合作采写的消息《包钢稀土:今年年底将实现稀土工业废水“零排放”》(郭志菊李婧曹敏);12月11日《内蒙古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我们眼中的包钢》(视觉版)，集中了近10位师生的文字、图片新闻。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在强化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思维能力，激发了学生开展创新型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有效提升了每个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能力。近四年来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在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内蒙古电视台两大媒体的人员招聘中，几乎每次都招聘了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招聘比例达到30%—40%。这些毕业生经过历练很快成长为媒体中的业务骨干。

五、提升专业品牌效应

内蒙古大学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在本地区范围内起到了示范作用，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自治区高校范围内同类专业纷纷来我校观摩，交流经验。20多年来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达始终保持在80%—90%以上。2010年至2013年本科生整体就业率为92．9%，2009年至2013年本科生专业对口率为51．6%。适应现代传媒需求的全媒体人才培养目标，加之系统扎实全面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方式，使学生在就业中才显示出独特的优势。2009级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王超，大三在搜狐视频实习，因经全媒体实践教学培训，很快适应岗位，面试一周后即确定正式录用。2007级新闻班的远辉带着他发表的新闻作品，成功考入大型上市媒体公司光线传媒股份公司工作，并于2013年进入搜狐网总部工作;2006级新闻班的李文明，则凭借他的获奖作品专题片《来时，我们还年轻》在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时获得了考官的好评，并考入《内蒙古日报》要闻部，成为一名自治区级的主流媒体记者;2011年新闻系学生的就业范围不断拓宽，2007级新闻班的孟颖靠着优秀的业务能力和大学作品微电影《鹿城故事》的加分，考入光线传媒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光线传媒王牌节目《最佳现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批学生进入国家、自治区党政网络管理机关和企事业网络宣传部门。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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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篇3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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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涉及的领域很广，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详细了解院校的培养方向与侧重点后再报考。

对于一件事，只有有了兴趣，才会有行动的动力，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是如此，

媒介环境学创始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我骄傲，我是媒介环境学人。而我，也很骄傲，因为我是媒体人。

说起媒体人，很多人都会想到电视主持人或记者，但我却是名微信文案编辑。事实上，媒体行业也分很多种，其中传统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而近几年兴起的新媒体则涵盖了所有数字化的媒體形式，包括数字化的传统美体、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等。不管是哪种背景下的媒体人，他们都绝非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光鲜。说白了，媒体人其实很苦很累，在这里，常常是女人当男人使，男人不当人使。

说起来，我的中学时代似乎就为从事这个工作埋下了伏笔。那时超喜欢写小说的我立志以笔浪迹天涯，于是在高考时我报考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该专业的主干学科是新闻传播学，主要学习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而作为未来的媒体从业人员。新闻采写、编辑以及摄影等知识的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知识的实践性都非常强，在进行理论学习之后，更多的便是相关的实践操作。事实上，看似很好玩的新闻采写在很多时候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儿要及时写出既有时效性、真实性又吸引受众眼球的文章，是非常困难的。

大学四年稍纵即逝。我的大部分同学在毕业后都去了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媒体企业做记者、媒体运营、网络编辑等。而我选择了继续深造，攻读传播学硕士。随着对媒体行业的进步了解，我愈发向往进入该行业工作。于是毕业时我如愿进入了报社新媒体部做微售客户端的文案编辑。作为微信文案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把新闻报道、有价值的文章以微文的形式推送给受众。本质上与传统编辑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换了种表现形式而已。

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得不说，媒体工作真辛苦！每天赶新闻稿件到凌晨，有时新闻来了，要立即爬起来编辑推送，吃不好又睡不好。不过，喜欢写东西的同学肯定知道，夜深入静时往往也是思绪最为活跃的时候，灵感常常在那时冒出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再苦再累我都认了。对于一件事，只有有了兴趣，才会有行动的动力，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是姐此。当你认真做完那件事，回头看自己留下的脚印，看到自己一路瘫来的成长历程时，那种愉悦感，你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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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翻译　传播模式　传播媒介　受众与反馈

中国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 What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　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　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　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

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　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中，阻碍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称为噪音。任何阻碍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新闻翻译的过程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如何确保原新闻信息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得以体现，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化小这些噪音，尽量扩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译文读者解读原文信息的难度。

篇6

（一）利用“田野工作”方法避免媒体误读

无意的新闻误读是由于传播主体对新闻或者信息缺乏深入和全面的了解造成的，其后果可能是对个人、群体甚至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如2011年11月《查理周刊》一期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一幅标题为《爱比恨的力量大》的漫画，漫画的内容却是两个男子的激吻。穆斯林反对同性恋，这种情况下《查理周刊》被穆斯林团体告上法庭也在所难免，这就是两种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民族志传播学为此类的新闻误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即“田野工作”。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提出了三项原则：1.树立科学目标，了解各种评价和民族志的标准；2.单独生活在本地人当中；3.运用各种收集资料、利用资料和关注物证的特殊方法。这是减少文化误读的直接方法。大众传媒囿于财力物力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三点，但是应该在实力允许的范围内至少做到第三点。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域内都存在着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宗教，这就要求我们在大众传播实践过程中必须考虑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深入了解不同的宗教文化。

（二）在传播实践中要尊重文化多样性

经济、政治、社会背景、地理环境以及民族特质等诸多方面既有的差异和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这种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也体现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文化没有对错，每一种现存的文化都对世界文明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当然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必须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平等地对待每一种文化。文化相对主义为我们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和视角。文化相对主义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对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理解与尊重落后国家文化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它坚持每一种文化由它自己决定什么是对或错。该理论的核心人物梅尔赫尔斯科维茨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传播研究的民族志视野主张在文化与传播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考察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另外一方，传播实践也因此具有其独特性。这也就是说，传播实践不能脱离其具体的语境来进行研究。这种具体的语境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中就是新闻媒体传播对象的文化属性。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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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 New 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

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 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

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篇8

新闻传播学科很多课程都要求实施双语授课，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新闻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新闻学原理等内容均出自于西方，在教学中若使用中文教材授课，就必须要将其翻译成为中文，由于中文和英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经翻译的教材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很容易使学生在理解时产生误解，最终影响和干扰教学效果。有学者认为，在当前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还应了解和掌握当前关于新闻学方面的信息以及文化。目前国内开展的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在双语教学中多应用的是国外教材，和国内传统教材比较，原版教材更为规范尤其在英语表达上更加规范，可读性比较强，表达更为清晰，内容也比较丰富，可提供更新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国外新闻传播学，继而进一步为其打入国际传媒市场打好基础。

二、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实施和应用双语教学法的相关对策

双语教学法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科，不仅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同时还应满足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也就是说，实施双语教学不可一刀切，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下面，笔者就新闻传播学科中双语教学的实施以及应用提出一些相关对策。

（一）合理选用教材

目前，教材是影响高等院校双语教学实施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外教材在编写上和国内现行教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原版教材不管是在内容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均和国内高校学生英语水平不相符合，因此在选择合适的英语原版教材时困难较大。双语教学所用教材应为原版教材，该教材必须要具备先进性以及代表性。由于国外原版教材知识内容比较新，层次分明，所注重的是综合素质以及实际应用，而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双语教学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适用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原版教材还比较少；此外，国外原版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比如某些内容过于繁杂，或者内容和国内同种类型教材相比较简单；再加上教材内容在编写形式以及思路上均和中文教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若处理不合理，很容易使后续课程教学以及学习受到影响。鉴于此，为确保所用原版教材更加符合国内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学习需求，可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调整，使其更为完善；在讲解原版教材内容的同时还可利用网络，在网络平台上下载相关资料和信息，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或者介绍和原版教材相关的汉语教材，要求学生自主学习，从而深化其对于新闻传播学知识的认识、理解，兼顾英语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此外，在教学中还应配备汉译本，以便学生更好地学习。

（二）准确定位学生学习水平，合理安排时间和课程

由于学生个体间学习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双语教学过程中，若学生英语水平处于严重不均衡状态很容易使教学进度以及效果受到影响。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发展速度的加快，招生规模也随之扩大，班级学生数量也随之增多，从大量教学实践情况来看，在该形势下实施教学，效果低下。对此曾有人建议可基于学生自身英语水平采取分班授课，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可直接用外语授课或者采用双语授课，而对于外语水平处于中等状态的学生可适当增加中文授课比例，反之对于外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则可减少外语授课比例。目前，该方法已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中，从实践结果来看，效果显著，不仅使教学更具针对性，还在一定程度上便于不同学习层次水平的学生接受，使其更好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但是该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即对师资要求较高，造成师资紧缺。对此，在新闻传播学科实施和应用双语教学时，不可盲目跟风，应结合高校实际情况，根据学生学习水平，分层次实施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解相关定理、名词或者概念的时候尽量用外语，循序渐进，逐步靠拢于双语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大量教学实践表明，双语教学尽量在大三开设，因为处于该阶段的学生对基础专业教育、新闻学方面的知识已有初步认识和了解，同时通过两年英语学习已具备基本听说能力，在这一时期实施双语教学，可达到很好的衔接目的。此外，在明确双语教学课程时，应基于新闻传播学的特点，结合学生学习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且和实际紧密相连的基础理论课程、专业实践课程，如舆论学、英语新闻写作、大众传播学、英语新闻编译、西方新闻发展史以及经典作品赏析等，采用英语方式授课，原滋原味讲解教材中的内容，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到教学情境中，还便于学生了解和熟悉即将要学习到的关于专业内容的英语表述，使学生养成利用英语思考和回答问题的习惯。

（三）实施互动式教学，借助多媒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针对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和教师经验不足这一情况，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实施双语教学时，可采取互动式教学，构建讨论小组，以小组的形式讨论和回答问题，以便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英语学习活动和新闻专业知识学习活动中。但是该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即对于人数有特定要求，一般不可多于30人，同时对学生自信心、英语水平以及专业能力要求比较高，若在讨论和回答问题时仅个别学生积极表现，则失去了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鉴于此，在互动式双语教学中，选择讨论话题时教师可设悬念，合理分组，确保教学节奏。还可合理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关于专业方面的影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制作课件时尽量图文并茂，教学前应告知学生做好预习工作。此外，借助于少量课时来播放有关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西方影片，借助于影片让学生感受国外文化，以此进一步训练其听、说、写能力。可尽量选择系列剧，使学生能够有更长的时间理解，这样也便于教师更好地设置问题。

三、结语

篇9

[关键词] 高校新闻 传播学 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篇10

单波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闻传播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它扎根于现代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它起缘于十六、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也起缘于商业化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革命、商业化和市民社会这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催生了新闻传播学。民主、自由、科学、价值理性等范畴正是新闻传播学萌生的现实土壤。因此，如果从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源头看起，我们在进入学术思考时，就很自然地需要把目光投向这些核心范畴与价值观念，就必须思考新闻传播学扎根于其中的现代社会文化背景。

如果把新闻传播学比作一棵学术之树，我们必须意识到它植根于社会、民主、自由、道德、文化、市场、资本。只有从根部吸取养分，新闻传播学这个树的主干才会枝繁叶茂。你可以把新闻传播效果作为主干，可以把新闻价值作为主干，其他还可以把媒介功能、受众、媒介资本、媒介管理等作为主干，这些五花八门的主干将使新闻传播学的园地发展得更加多姿多彩。从这些关键词出发，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发现真问题与真学问，可以真正展现自己的学术个性。

新闻纸也是体验纸

张立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体验经济席卷全球，深刻改变着各行各业和我们的生活。关于报纸，我们已经有“新闻纸”、“实用纸”、“观点纸”等多种界定，在体验经济时代，还要高度重视：新闻纸也是“体验纸”！读者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他需要新闻信息帮他理性决策，也需要纸上体验身外的世界。报纸创造体验有相互联系的三层。一是感官体验（报纸的外在形式作用于视觉与触觉，成为诱发体验的第一道关口）；二是情感体验（副刊长期支撑报纸的半壁河山，正在于它集中提供不同于正刊的情感体验。近几年，我们正确地强调了“副刊新闻化”；体验经济时代，同样正确的还要强调“新闻副刊化”。要走出传统新闻思维的城堡，报道对象上多关注人物故事，报道主体上多倾注人文关怀。新闻副刊化创造情感体验，也就是正刊、副刊联合起来把读者“守住”）；三是行动体验（与相关文化产业结成联盟，促成读者的互动参与）。层与层的区分是相对的，其间有错综复杂的渗透交融。报纸既可以在每一层开发体验，又可以将几层结合起来，开发重叠的或连续的，甚至延伸到报纸之外的整体体验。

从“受众”研究到“授众”研究

陆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受众是大众传播媒介生存的基础。受众研究是提升媒介生存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是，传统媒介的受众研究基本上都是一种被动的、建立在对传播过程完成后受众的各种反应的测量和评估基础上的马后炮式研究，而对媒介传播之前的相关研究却付诸阙如。以电视媒介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的受众研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