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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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公共政策学产生于美国，因此其理论体系都贯穿着西方国家的问题，并体现在主流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中。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的宗旨是“政策分析与探求美国问题的方案”，并用理性主义决策理论、团体决策理论、渐进主义决策理论等理论分析了美国的刑事司法、健康福利、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反观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尽管也有形式上的“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体系，但本土化的程度很低，表现为教学内容安排的仿西方化以及教学方法上的“灌输式”讲解和“牵强式”举例。教学内容安排的仿西方化通过国内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直接体现出来。截至2011年，国内学者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教材达到106部[3]。尽管数量不少，但其内容构成基本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国内教材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系统”、“政策过程”、“政策分析”三个板块。如果将这些教材与国外的经典教材对照，就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有明显的西方“蓝本”：政策系统的“蓝本”是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过程》和迈克尔•好利特、M•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政策过程的“蓝本”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政策分析的“蓝本”是威廉•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以及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教材的编著者抽取这些内容中的理论部分，隐去西方的背景和案例，用中国式的思维和语言重新编排起来，就成为公共政策学教材的主体框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都没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蓝本”的三大板块，再加上一个必要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发展”导论，就成为标准的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四部曲”。

以政策过程理论为例，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对政策过程的讲述完全以安德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作的政策问题、政策议程、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变迁的逻辑划分为“蓝本”，基本是一个逻辑环节一章的内容篇幅，不同的只是对这些逻辑环节的具体划分和取舍有所差异。这些对公共政策过程逻辑环节的讲述往往占据一本教材的很大比例，有的甚至占到所有章节的80%以上。按照这种框架给学生讲述公共政策过程，学生的常见反映是“过于理想化”，与政策运行的现实过程不符。实际上，西方学者后来将这种方法称为“阶段启发法”，也称为“教科书法”。从这个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态度。这种逻辑划分不仅与政策过程的复杂现实不相符，也无法解释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西方公共政策学者全面改革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内容体例安排，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就完全抛弃了“阶段启发法”的内容体例，而是按照不同领域政策专题的形式进行讲解。然而，国内的教材在讲述公共政策过程的时候，依旧在西方早期的“阶段启发法”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公共政策学教学的本土化严重不足还表现为教学方法上的缺陷。一方面，大部分任课教师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是“灌输式”讲解，即使不是“照本宣科”，也只是在西方的理论内容上随机添加一些自己的个人观点甚至是经验感悟来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为了弥补“灌输式”讲解西方理论的教学缺陷，近年来很多任课教师尝试学习和引进案例教学，但这些所谓的案例大部分更多地只是“牵强式”的举例说明，还远未达到案例教学的规范。

二、公共政策学教学本土化的途径

从社会科学知识“地方性”（Parochial）的基本属性来看，公共政策学教学本土化的根本途径是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因为只有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研究本土化了，才能提供本土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尽管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依然是西方的，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在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中。因此，公共政策学教学的本土化有两个途经：首先是鉴于绝大部分理论知识没有本土化，要求任课教师必须辨识并讲述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称之为“西方理论——适用辨明”式教学；其次，紧密追踪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动态进展，及时将那些某种程度能够修正西方理论甚至尝试提出本土理论的成果设计在教学内容中，称之为“西方理论——本土修正”式教学和“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下面以政策过程理论为例，对这三种本土化教学策略进行分析。

（一）“西方理论——适用辨明”式教学在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过程中引介西方的理论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无论是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还是课堂教学，都习惯于机械地讲述西方理论内容，而对理论产的背景脉络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不作任何介绍和分析，其结果是教师对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理论的学习只能“生吞活剥”。对西方理论的教学，在讲述内容之前，应该着重介绍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在讲述完内容之后则引导学生思考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例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网络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政策活动中的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构成政策网络，而政策网络的结构和网络中行动者的策略影响政策产出。但是教科书中对这个理论的讲述都是介绍政策网络的概念、类型及其对政策产出的影响。于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就开始在课程作业中大量直接套用，但在很多情况下错误地使用了。典型的代表就是将我国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也直接理解为政策网络。虽然西方理论中对政策网络的分类包括“府际网络”，但在我国并非凡是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能形成政策网络。在这里，必须要向学生讲述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的背景和来源。政策网络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分权体制，即政府结构内部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分权和制衡。即使是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是分权的，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是分权的，而州以下的地方政府是自治的，在联邦宪法和州宪法规定范围内行使自治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与无权直接干涉地方政府的事务。因此在分权体制的西方国家是存在纵向上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府际网络”。但是我国的政府架构是权力集中体制，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威和行政权力，上下级政府之间无法各自成为独立的博弈主体。即使存在下级政府消极抵制或拖延执行上级政府政策的现象，但难以出现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形成政策网络提出与上级政府相反政策主张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相互公开对抗的政策网络。因而，必须要注意到中国政府体制的等级制约和权力集中的特点，由于政府间关系在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必须要辨识垂直的“府际网络”的适用性。如果这样给学生讲述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哪些情况下适用，哪些情况下不宜适用或根本不适用，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比较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政策网络及其功能，也可以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理论——本土修正”式教学在辨识和讲述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基础上，任课教师或者自己发现，或者通过其他人的研究发现本土的政策“案例”与已有理论不符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述适用性的层面上，而是要将这些发现及时吸纳进教学内容，展示本土“案例”对西方理论的修正和扩充作用，逐渐引导学生思考本土“修正版”的西方理论。例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多源流”理论。“多源流”理论由美国公共政策学家金登提出，其基本内容是：政策议程的开启和政策变迁取决于政治系统中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当三种源流符合特定的条件并交汇时就会开启“政策之窗”，议题就会提上政策议程从而政策就会发生变迁。其中，政策流中的政策建议需要具备“技术上可行”和“价值（政治）上可接受”两个基本条件。“技术上可行”是指政策方案在法律、行政、财政和具体操作上可实施；“价值（政治）上可可接受”是指政策方案符合既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政策流”才能与其它源流交汇并促进“政策之窗”的开启。但中国本土的案例反驳了“政策流”的标准要求，证明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即使“技术不可行”也可以开启“政策之窗”。典型的案例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4]。法学学者提出十分激进的“宪法审查”政策方案当时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如果按照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政策流”中的政策方案“技术不可行”就不符合“政策之窗”开启的基本条件。然而，2003年6月，国务院很快就以《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实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不仅开启了“政策之窗”，而且实现政策的重大变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源流”理论源于美国的分权制衡和“否决”体制，政策要出台必须要闯过重重“否决点”，这就要求任何政策方案必须在各种“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的实施可行性，才能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成为正式政策或改革政策。但是我国是党领导下的权力集中体制，越是重大问题和“棘手”的问题，越可能从常规程处理序“转移”到高层或顶层决策机构中去“特殊”处理，也就越有可能实现重大变迁。“孙志刚”事件中法学学者提出的“宪法审查”的“技术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就是一个重大而又“棘手”的问题，因而问题迅速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很快，国务院就“自行”宣布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并出台“救助”制度。这说明在我国政治体制下，如果是“价值（政治）上可接受”但“技术上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反而可能会开启“政策之窗”。对于这种方式的教学，首先要向学生客观地讲述“多源流”理论的背景和基本内容，然后让学生思考并举例说明在中国是否适用，接着详细地向学生讲述“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来龙去脉，引导学生对照“多源流”理论思考这个案例中的差异及其原因，最后进行总结和点评。这种教学不仅不至于让学生将“多源流”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上，而且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

（三）“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尝试完全基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实践和政策案例提出本土化的政策理论。任课教师要充分吸收这些成果，将其设计成“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典型的代表是陈玲提出的“制度——精英”双层决策模型和王绍光提出的“共识型”决策模型，这两个政策决策模型都是基于本土的重大政策案例而提出的。陈玲基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变迁与重大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是在“制度”和“精英”两个渠道交互影响下达成“共识”的过程。正式制度层面上形成“政策舞台”，政策问题自下而上按既定程序进入决策层；同时由“人际关系”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则形成“协商网络”，政策问题自上而下在各类精英之间寻求“共识”；“政策舞台”和“协商网络”两个渠道相互作用，达成并扩散“共识”，就可以完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样，王绍光和樊鹏基于我国“新医改”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由“开门”型参与结构和“磨合”型互动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渠道协商沟通形成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过程。这两个理论不仅是本土的，而且所依据的事实是学生有所了解的。在讲述的时候可以完全抛弃教材上充斥的西方政策过程理论，首先细致地向学生介绍案例，之后让学生讨论并从中自己概括案例中所蕴含的政策制定方式，然后再完整讲述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本身，加深学生对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特征的理解。最后，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人际关系”、“协商政治”等标志性的本土元素是如何体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激发学生以此去观察和分析其它的政策制定事件。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中国“政策试验”的研究，其独特的政策过程直接挑战了“阶段启发法”，这也是政策过程理论教学本土化的可用内容。

从上述本土化教学的途径和策略可以看出，教学内容的本土化和教学方法的本土化是“一体之两面”。教学内容的本土化离不开案例教学和讨论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而无论是案例式教学还是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的本土化，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主线，要么是天马行空式的“花边新闻”课堂娱乐，要么是牵强附会地“举例说明”应付了事，难以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和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篇2

摘要：为实现特定的发展目标，党和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有针对性的制定了各种公众政策。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存在失调的现象，而在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区域矛盾、利益冲突等严重影响了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因此，有必要在正确理解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实质以及区域治理模式特点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建议以求消解这些冲突，最终实现区域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关键词 ：治理理论；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基本原则；消解路径

区域内各成员所具备的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利益选择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出现，而区域内各成员的利益冲突是政策冲突的实质，具体表现为区域内各主体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为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首要步骤就是要正确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在此基础上认识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实质，进而提出有效的消解政策冲突的路径。

一、治理理论与区域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阐述

现有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由威利·勃兰特倡导成立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所做出的阐述具有较大代表性、权威性，《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得以协调并采用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①作为阐释现代社会区域内政治秩序、结构变化的一种新理论，区域治理理论为有效的指导区域合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作为“舶来品”的区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欧美学界，我国对其研究起步较晚。依据现有的相关概念阐释，可以将区域治理定义为：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经由协商、谈判等方式，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集体管理。简单的来说，区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论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分析现今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可知，政府仍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关键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微弱，总体看来，我国区域治理仍是以政府为主导，科层制特征浓厚。由于政府仍是协调区域内利益冲突的主体，因此我国现有的这种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

针对区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阐释，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明确的结论。本文从区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过程出发将其界定为：区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维护与协调区域公共利益的各种政策和措施。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则是指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各政策主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对立、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一种情形。由于区域内各政策主体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实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区域内的冲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体间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冲突存在的本质原因。总体看来，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虽有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最终会导致政策资源浪费，政策失败等，因此，必须在理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实质的基础上，经由理性研究进而提出消解政策冲突的有效方法。

二、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基本原则

以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基本特点为前提，为更好的深化区域合作、有效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必须遵从的总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共享的原则

区域内各主体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使得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对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达到鼓励各方沟通、协商，利益共享原则应该包括：⑴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应更有利于各地方的发展，不能损害他方利益却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二者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的。区域合作的积极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进行激发，同时，区域内的和谐发展、深入合作则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和谐发展的原则

在区域内的不同地方、不同产业之间对区域利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达到利益共享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从而使区域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总之，区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够直接调动区域内成员的积极性，维持区域合作系统的稳定，最终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

3.法治秩序的原则

一方面，制定明确、清晰的规则制度，对区域内成员的利益行为进行规范，严格依规定进行相关的奖惩，使其对违反者的惩罚有理有据，减少人为的随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权，最终实现：以一种规范化的方式来治理地方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制度，加强内外部监督。明确各方在区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关角色，在全员达成一致时，若有违约行为必将严惩。此外，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有利于区域内各方端正自己的行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4.运行高效的原则

一是，依据具体需要，设置多样化、灵活的利益协调机构。既可以是常设性的协调机构，也可以是临时性的项目小组或专业委员会；二是，在协调过程中，应尽可能的避免各种繁文缛节，树立专设协调机构的权威、威慑力。三是，应及时、准确、客观的评价利益协调的结果，并鼓励、监督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修正，而后由专设的协调机构进行验收。

三、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区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模式，因此为规避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在我国区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前瞻性地改进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冲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

解决公共政策冲突的基础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此措施同样适用于解决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简单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种预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冲突发生之前就已经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相应的事后排除则是指政策出台后，针对冲突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措施。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虽然我国已出台诸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政策主体的权限进行一定的原则性约束，但这些规定并不够明确，甚至相互抵触、矛盾，直接造成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乏力，加剧了政策冲突的现象。因此，我国应在现有的法制环境下，通过协商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明确各政策主体的权限范围，并予以严格地监督，以此避免越权、超权决策。二是加强对决策程序的控制。为使决策者遵循一定的决策程序从而避免和减少政策冲突，需建立健全统一审查和批准制度。在区域内成立专门的审查机构，避免政出多门，区域内成员所制定的政策必须报经统一的机关批准，确保各级政策间的衔接和统一。同时，下级政府机构制定政策须报上级政府机构批准，进而有效地减少和避免上下层级政府间的公共政策冲突。

健全事后排除机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⑴备案审查。区域内各政策制定主体在制定、出台各自的公共政策时，应按总规定及时将其报送指定的机关统一备份在案，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监督。⑵利用适用规则。公共政策冲突发生时，为正确适用法律规范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上位政策优于下位政策，同位阶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等②。⑶裁决机制。当区域内公共政策发生冲突时，由协调委员会或临时协调机构等专设机构进行裁决，明确各方责任。⑷改变或者撤销机制。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应该明确要求各地区政府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违反制度、规定或者与上级部门政策相抵触的政策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这是一种监督机制③。⑸定期清理机制。区域内各政府机关应定期对域内实施的政策进行审查、考核，判断其是否与法律、法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触、冲突、矛盾的现象，进而进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无用的政策。

2.加强公共政策主体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机关人员应明确自己的职责，扮演好自己所承担的角色，通过认真的学习、领悟，在正确理解自己的责任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进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据区域内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以区域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确保公共政策的正确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减少公共政策的冲突。

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国政府机关应对行政组织内部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整, 科学设计行政组织结构, 把组织和业务及人事制度设计得使政府部门之间没有任何重复、交叉的职能、权责④。为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我国应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就改革达成全民共识，赢得公众理解；科学预测改革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障碍，有计划的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尽可能的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的同时，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总之，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应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周密设计、统筹协调、稳步推行。

3.畅通政策信息沟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询协商机制

政策信息沟通不畅是许多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项政策都很难兼顾多方利益，在其实施过程中必定存在许多的歧义与抵触，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沟通则是减少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仅要不断加强区域内各成员的内部沟通交流，还要不断加强政策执行部门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外部沟通。一是由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成立专职的沟通协调机构，具体负责区域信息公示、传递、沟通等职责，使沟通协调职能专业化、权威化。二是构建多种沟通渠道，使沟通渠道畅通化。三是缩短沟通距离，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四是实现沟通手段和技术的现代化。此外，还需要在畅通信息沟通的基础上，构建专门的政策咨询协商机制。通过对区域内各个政策的咨询协商，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政策价值观和政策主张。如果区域内各成员缺乏关于政策目的的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在利益关系上也是根本对立的，那么只有采取变通的方法来达到合意，从而维持协商关系。总的来说，政策协商机制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4.创新更为灵活的区域治理组织形式

针对我国现有的治理模式，单纯的依靠传统的层级控制来对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行协调，效率明显较低。因而，有必要通过交互式的合作来为实现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努力，这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变革：

⑴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组织创新。作为此机构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基础和载体，组织形式至关重要。以欧盟为例进行说明，欧盟之所以能在此区域内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与其建立的完善的决策、执行、监督、仲裁等机构密不可分。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欧盟区域管理权力体系，欧盟组织实现了区域内的深入合作，并不断地发展、壮大。着眼我国的区域组织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在组织机构设置上还是过于简单, 分工不明、责任不到位等因素都会直接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诸多职能无法履行和发挥。为此，我国的区域合作可借鉴欧盟的管理模式，在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仲裁机构、咨询机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完善。

⑵跨区域协调机构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设置区域协调机构组织的基础上，必须完善其功能，设置机构的目的是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在协调功能上，综合考虑整体区域资源、区位优势、经济状况，在整合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服务功能上，立足于服务区域市场一体化、服务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监督功能上，审查和监督区域合作规则的执行情况⑤。

⑶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网络化。区域协调机构功能的正常发挥，离不开网络化运转。在对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必须实现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以问题的解决为焦点和行动导向，尽可能的弱化科层等级制色彩，强调各种主体的跨层级互动、协商对话、相互信任，实现区域治理模式的网络化。

5.构建利益共享与利益补偿机制

区域政策制定主体的目的就是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实现区域合作的深入，离不开有关利益共享与补偿制度的构建，为此，做出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⑴区域内产业调整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产业调整作为区域圈内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对地方利益产生影响，同时也会与市场发生作用。区域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存在着产业替代、淘汰和升级，这必然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项产业的淘汰与升级，总将引发相关的利益冲突。只有建立了与产业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形成配套的利益共享和补偿制度，才能使产业规划和调整真正实现⑥。

⑵对区域内欠发达地区的主动推动。区域内总利益的维护离不开欠发达地区的努力，各地方的共同发展、共享区域发展成果，是区域内各方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动力。若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仅有惠于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地区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那么它就很容易丧失融入区域合作的动力。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应该统筹规划，有侧重的实施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财政政策和税收制度：在财政方面，通过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专项补贴等方式给予欠发达地区以政策支持；而在税收方面，可以对落后地区给予税收政策方面的优惠。

⑶利益共享的有效保障。构建区域内保障机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复杂的利益协调行为易理解和可预见，从而使区域合作行为变得可确定。另一方面，当利益相关者拒不履行协调意见，或者履行义务时违反区域合作协议规定的，应有承担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保障机制的有效构建将大幅度提高区域内各主体的参与热情，进而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

引文注释

①汪伟全.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J].政治学研究,2012（4）：5-21.

②宋丽华.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③刘晓宇.我国公共政策冲突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④袁明旭.官僚制视野下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冲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⑤袁明旭.官僚制视野下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冲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

篇3

论文摘要：公共政策以“公共性”为其逻辑起点,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因而，公共政策蕴含着伦理的诉求，影响着政策的目标和执行。公共政策伦理以追寻公共政策之善为旨归,寻求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存在着政策伦理的失范。通过确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和谐统一，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提倡公民对政策过程的参与等理路可以寻找到规范政策伦理的有效途径。

公共政策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是以“公共性”为其逻辑起点,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因而公共政策蕴含着伦理的诉求。正如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论》里所说的那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在实践中，政府面临价值冲突问题，最为凸显地表现为政策伦理的失范，如公共政策非公共化，公共政策伦理问题等。因此，需要从伦理视角去考量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以此为本位作为公共政策设计的基点。

一、政策伦理的应然与实然之逆

——“公共性”的失衡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从这一要义出发，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现代的理性国家首先需要理性的政府所提供的理性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纯粹的科学计算过程，也是政策主体的选择行为,作为公共政策选择主体的人或由人构成的组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为符合某种需求的选择行为自然要受到价值取向的支配。因此，“政府伦理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前提。就此意义而言，政府伦理比任何单个的政策都更加重要，原因在于所有的政策都依于伦理。”［1］1目标的伦理性是任何一项公共政策自身都带有的属性，因此，公共政策必然进行伦理关怀的考量，伦理原则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实施。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此乃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契约精神的内在规定性。政策公共性“是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基础,是公共政策分析的理性取向,是公共政策的元属性,一般表现为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三个基本维度,是公共政策问题分析、制定分析、执行分析、评估分析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内核”［2］。基于这一思想,公共政策就应该最终提高大家的福利而不只是几个人的福利。这自然需要在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整个过程中，注重对“公共性”伦理要求的坚守。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各方利益的表达和公民意识培育，体现公民民利和政府合法性；才有助于实现行政的公共性与公民权利的契合,确保公共政策的正当性以及对民意的有效回应性，进而有效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虽然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政策需体现公共性这一伦理义务的必然性。“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3］但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价等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总是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和执行的,理性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和现代多元价值的冲突性决定了政策整个过程并非会自觉地从公共性的政策伦理要求出发。或者说，工具理性的盛行和政府自利性和强势集团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产生了诸多的伦理失范，作为政策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在实现过程中总会遭遇种种显性或隐性的屏障，以致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在很多时候处于目标或理想状态而非结果状态，造成在实践中并非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违背公共利益维度的公共政策屡见不鲜。

二、政策伦理失范探微

1.工具理性的强势和价值理性式微下的伦理失范

与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的目标不同,公共政策的目标和价值的首选要义更多的是体现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公共政策的伦理诉求要求对政策的目标进行合法性追问,以确保每一项政策所要达到目标的公共性。只有经过这一种价值的探讨,才能避免公共政策异化的危险。

人的理性在哲学视阈中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维度，但是，启蒙运动以来，偏重宣扬工具理性。威尔逊、古德诺等人开创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则进一步确立了政策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的分离，使得工具理性在公共政策领域获得了至上的地位，成为了公共政策最为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哲学基础。正如罗素所言:“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4］这种理性的工具化和价值理性的式微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对公共政策的选择只做工具理性的考量，每一项政策都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具体目标而作出的，但是，却忽略了对任何目标指向的价值意义考量。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追逐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形成了工具理性“一理独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韦伯将这一现象和趋势称为“理性化的吊诡”。这种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无疑是危险的，若缺乏对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伦理追求,政策就有可能陷于拉斯韦尔所担心的“专制的政策科学”危险之中，造成政策目标在价值取向上的偏离。公共政策在价值伦理判断的缺失，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使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伦理取向，造成了政策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的缺失，形成了公共政策的伦理失范。

2.政府自利性与利益集团影响下的伦理失范

制度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化，把政治制度看作一个普遍的市场——政治市场。在此,人们建立起交换性的契约关系,一切活动都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以此为视角，现代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归根结底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政策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复杂的社会利益进行配套调整。政府的自利性与利益集团的分化存在及其政治活动能力,必然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公共政策伦理失范。

按照政府多元权能论的观点,政府是拥有权力的众多社会组织结构之一，它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分享社会管理的种种职能,政府内部的各种权力是由社会不同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各种利益集团把本团体的利益诉求反映到政策系统中,由政策主体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整合的过程。正如安德森指出，在所有国家，利益团体都履行着利益表达的功能，即它们表达了对政策行为的要求和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它们就政策意见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后果，尤其是技术方面的事务，向政府决策者提供众多的信息。当它们从事上述活动时，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合理化。但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个人利益从未在公共生活中消失，组成政府的个体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丹尼斯•缪勒指出：“毫无疑问，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5］因此，政府具有自利性。而不同利益团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和利益追求，它们所要求的公共政策必然是尽可能最大化地实现和维护本团体的利益,使政策符合它们的利益要求，因而它们对政策的需求经常出现不同。公共政策一般会对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产生影响，利益集团也会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强势集团在这个过程中更是占据优势。在和政府的自利性结合中，政策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政策活动中存在着自身和外在利益的诱惑,进行着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这种主观价值倾向性使得主体的“价值中立”原则难以实现，就有导致租金的存在和寻租的可能，特别是政策主体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于是，当经济理性人的需求超过公共道德理性人时，便有可能使公共政策走向非公共化，公共政策沦为某些利益集团和缺乏公德的公务员谋求特殊利益的工具，出现了公共政策伦理失范。

三、走出政策伦理失范的理路

1.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和谐统一

每一项政策都是有的放矢，总是为了解决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或为实现某种目标而作出。为了实现政策的效用，手段的科学选择，即从工具理性上进行把握是必要的。但是，任何目标本身的设定就带有价值性，需要从价值理性的意义上加以衡量。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存在着过分强调工具理性主义而忽视价值取向的倾向，这使得公共政策可能偏离公共性的维度。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长期以来，效率和经济是美国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有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6］因而，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导入价值理性势在必行。“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无论何时都是首要的。”［7］毕竟“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这一点也就证明了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质上都同样地是公意”［8］。因此，只有在政策过程中重视价值理性，弘扬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与公共精神，强调政策活动的伦理考量，实行对政策目标的伦理追问，才能有效保障公共政策的伦理性和公共性。当然，我们所强调的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偏颇任一方。正如陈振明教授所说的: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应,则政府就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必将破坏并无法实现公平。相反,经济效率的提高则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经济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公共政策选择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贯彻公平理念,则可以防止公共政策行为的专横,维护公众和政府的良好关系,博得公众的信任、支持和配合,从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率。

2.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

政策主体在政策活动中居于重要位置，是一切政策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和践履者。在社会日益多元的时代，受到不同利益诉求和多元伦理价值观的影响，政策主体的思想很容易发生倾斜和摇摆，影响到政策的公共性，正是从此意义上彰显了政策主体伦理素质的重要性。库珀指出:“当行政人员在处理具体伦理困境中或大或小地界定自己责任的界限和内容时,他们使自己具有了‘伦理身份’,这种伦理身份认同形成了他们的道德品性。”［9］但政策主体是一个复合角色体，同时扮演着包括公共人和个体经济人的角色,如果政策主体对自身角色定位摇摆，就容易产生角色冲突。毕竟这两种角色定位,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推断的，具有截然不同的角色认识和期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可能产生矛盾。因此，必须注重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而且这也关系到政策的认同度。“具有良好品质的政策主体往往会成为其他人尊敬、追随的对象,……其人品的优劣不仅会影响公众对他们的认可,并以此为依据对他们所依附的政治系统和所制定的政策投以不同程度的认同感,而且也会导致他们对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做出截然不同的安排。”［10］需要确立一套促使公务员对其角色进行合理定位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提出符合时代精神又不失导向意义的价值追求；既允许政策主体对合法正当经济利益的追求，又要具备较高的公共素养和行政伦理素质。

3.公民参与:规范政策伦理的有效途径

公共政策注重对社会价值的分配，这就要求在政策活动中，需要尊重民意，广泛听取民众的要求。“不论是在问题的确立上，问题的回应上，还是在被接受方案的执行上，都必须让更多的公民来参与。”［11］公民政策参与也是一条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政策活动“公共性”取向的有效途径。“使那些与某一决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参与该决定的制作过程，并向其陈述决定的理由，这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而且恰恰是正义的要求。”［12］

第一,公民参与能有效实现政策目标的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主体,公众参与政策决策有其必然性和紧迫性,而这对于公共决策质量的提高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3］充分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收集和传达真实政策信息的有效途径和充分利用公众智力资源的有力渠道。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主动地通过公民对话吸纳政策建议,确保政策的科学性。这有利于公民的意愿和利益要求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政策问题,使之进入政策议程，并以协商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强政策的规范性,制定出反映民意的政策，从而保障目标的公共性。而且公民参与可以有效消除或降低政府的有限性问题,通过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交流、协商等,形成政策制定中的互动网络,有效提高政策的质量,有效实现政策目标的公共性。

第二,公民参与能有效实现对政策执行的监督。即使是政策制定实现了目标的公共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偏差。因为执行主体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会表现出自利性,可能导致政策执行的失范即公共性的偏离，为此，需要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而且由于公民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对政策执行的感受最为直接，所受到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容易调动公民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即使出于自利,也会促使公众参与到政策执行中来，有利于防止和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保障政策在具体的动态过程中对公共性的坚守。

参考文献：

［1］Thompson.ParadoxesofGovernmentEthics［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v,1992：255.

［2］陈潭.公共性: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范式［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4)：132.

［3］Anderson.PublicPolicy-making:AnIntroduction,FifthEdition［M］.Boston:Hough2tonMifflinCompany,2003：135.

［4］罗素.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5.

［5］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03.

［6］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8.

［7］张康之．公共政策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统合［J］．江苏社会科学，2001（6）.

［8］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2-43.

［9］库珀.行政伦理学:实行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7.

［10］吴永生.论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1).

［11］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8.

篇4

创新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92年最先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教育就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素质和提高人的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能够创新而进行的一种教育。一般认为，创新教育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以及创新情感、创新人格的塑造，对创新活动起到促进和调控作用;二是创新能力和创新方法的掌握，在创新活动中具有核心作用;三是创新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在创新活动中具有基础作用。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致力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重要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指出:“人们对付当今世界性问题和挑战的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能够激发和调动的创造力的潜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创新教育已成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大学教育的方向，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因此，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必须在授课过程中，依据学科的特点和教学内容，结合具体的主客观条件，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依托《公共政策学》课程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尝试

《公共政策学》是公共管理类专业必修课，由于该学科的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强的特征，使得其教学目的不仅是公共政策理念和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政策问题意识和实践能力，即运用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因此，公共政策课程的多元教学作为培养创新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有利于培养公共管理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其创新热情、创设较好的创新环境。近年来，我们结合公共政策学课程，在公共管理相关专业进行了教学改革探索，采取主体参与型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采取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其目的是要改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继承型教育观念，树立注重培养创新精神的创新型教育观念。(一)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开展公共政策课程案例教学，要充分把握案例教学的准备、进行和总结三个环节。高度重视案例教学的功能，精心设计案例教学的方案，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效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是通过公共政策课程案例教学以加强公共管理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案例教学要求学生进入案例描述的特定情景和角色，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去面对问题并寻求答案。唯有如此，案例教学才能够是学生在模拟的实践环境中设身处地的去思考“我要怎么办”，从而激活在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有效地提高学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群体协调和综合管理能力。由此可见，学生的这种参与起到了“角色扮演”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共政策学的案例教学中，学生被引导进入一定的决策环境中，按角色要求去分析政策问题、提出政策方案、比较各种方案并进行择优等等，如同实际的决策者一般运筹帷幄。这种模拟无疑是能够有效地架起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桥梁。在案例的选择上，我们既选用了“古巴导弹危机”、“中国最牛钉子户”等经典案例，同时也开发了“为什么地沟油难以禁止?”和“青海湖湟鱼保护”等本土案例，通过案例资料的阅读，各种问题的假设，课堂上激烈的讨论，有效地拓展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激发了专业兴趣，提高了学习动力。(二)课堂讨论法。这种课堂讨论不同于完整的案例分析，只是在专题讨论课的进行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的政策敏感度，锻炼独立思考和口头表达能力。首先教师选择一些与学生生活相对较近的话题。如，针对“禁止大学生在校外租房”问题的讨论，请同学们分组进行分析其中的缘由并在课堂讨论发言，学生能结合自己和身边的事例踊跃发言。我们也根据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等;而且根据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多的特点和青藏高原的地域特征，讨论“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加分政策的思考”、“三江源生态保护”等等，使学生对讨论话题充满兴趣。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政策敏感度与学习积极性，也让学生关注一些新闻事件和热点问题，鼓励学生在关注时事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讨论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积极参与的态度和能独立思考并勇于表达自己观点进行充分的肯定，对学生能结合相关专业知识表达的观点和思想给予高度认同，即使出现有些学生的观点不成熟或错误的情况下，教师也要给予积极的引导和合理的解释，不要简单呵斥，从而能激发学生对该教师的热爱和对所授课程学习的积极性。经常鼓励学生不仅会强化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也能促进学生的独立性，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这种做法，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并勇于表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了他们的口头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三)社会调查法。我们在学期初，将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小组，随着课堂教学的深入，在学习了一些理论知识之后，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定一个题目，在阅读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课外实践调研，获取并感知第一手资料，整理材料，并经过小组讨论写成小型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学期末制成多媒体课件，选择一位同学上讲台表述小组观点。选题按照学生自己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样做不仅可以鼓励所有的学生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对有些不太善于在课堂发言的学生来说，也给他们创造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激发了敢于实践的勇气;同时小组群体的共同调查活动还使得学生注意彼此的合作，在充分表现个体创造性的同时养成了团队精神。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探索者和研究者。从学生调查的选题来看，基本能够围绕当前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也能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加以联系，比如近年学生的选题有“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西宁市交通拥堵问题”“低保政策的实施状况”等，使他们学会用公共政策的理论和知识去发现和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高了知识应用和创新能力。也加深了对相关政策的认识，了解了政策的贯彻和实施状况。对于学生的调研与汇报，老师要多加赞扬，即对学生缜密的逻辑、新颖的观点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给予表扬，以调动学生参与调研的积极性。(四)课程辩论法。为提高专业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利用不同班次上合堂课的机会，我们在一些班级中组织实施了课程辩论，就争论性的问题进行分班讨论，提出正反两个方面不同的观点、论据。通过提出论题，准备辩论，参与辩论，点评及总结等过程，将辩论法运用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增强自信，增加班级荣誉感和归属感，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曾就“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利与弊”和“大学生兼职的利与弊”等问题展开辩论，不仅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应变能力。同时，学生也感到了理论学习和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勇于探究，大胆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让学生亲自体会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五)现场参观法。学习公共政策课程，必须了解政策的基本过程及其环境，为了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通过实地参观，“可以帮助学生把抽象的理论知识、逻辑的政策运行过程在具体形象的现场得以验证和固化，从而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近年来，我们结合课程内容和问题讨论，曾带学生到社区参观，通过现场观摩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介绍，让他们明白因地制宜的制定和执行政策的重要性，了解一些具体政策在社区的实施现状;也在理解和学习了相关的理论知识之后，有针对性的带学生到餐厨垃圾处理的企业，了解环境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分析探讨垃圾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政策需要改进的方面。通过这种实地调研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学生不仅乐于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同时开始意识到自己专业学习的重要性，增强了公共管理意识，深感自己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和日后走上工作岗位的责任。而正是这样的观摩学习，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大有提高。

三、取得的成效及今后需要改进的方面

(一)取得的成效。一是学生的问题意识有所增强，通过课程培训，学生们开始关注一些新闻事件和身边的事情，本课程教学的影响获得了较好的延伸，取得了持续的教学效果;二是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断得以提升，在本学院组织的“我是市长”模拟论坛中，许多学生在课程实践的基础上积极申报，曾取得一等奖和二、三等奖等好成绩，也有学生在任课老师的鼓励下积极申报清华大学等学校组织的案例征集活动等;三是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足，在小组汇报和课件展示后，许多同学都表示，从其他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们不仅认识到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而且也看到了课件制作、演讲和辩论中需要强化和训练的地方;四是会向老师提出他们的需求与愿望，比如希望老师能够更多的带他们进行一些现场参观，希望老师能在课堂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分析一些热点问题等，从以前的“要我学习”主动变成了“我要学习”。(二)今后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一是需要完善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靠《公共政策学》一门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显然是不行的，必须加强和其他课程的联动效应，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同时要不断提高任课教师的实践能力;二是加大案例化教学。目前的案例教学基本依赖一些教材中的案例，今后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教师参与案例写作，特别是需要编写一些本土化案例;三是将课程实践纳入到专业整体计划中，由于受到教师精力和科研水平等等影响，目前只是在鼓励学生撰写相关专业论文，但学生撰写和发表课程论文很少，今后要强化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同时把课程实践和毕业论文等有效结合起来;四是要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学校目前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价体系滞后，对实践教学活动的全过程管理不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推广，今后要完善学校和学院的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总之，根据《公共政策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大胆尝试了一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加强了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也创设了较好的创新环境，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发现和克服困难，为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断努力。

作者:张建英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朱永新，杨树兵．创新教育论纲［J］．教育研究，1999(8):8－15．

［2］刘雪明．基于公共事业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公共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2015(6):93－99

篇5

在这个世界里，信息问题开始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人们也逐渐习惯于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因特网成为信息问题的最为热门的话题。1999年是中国政府上网年，有关电子政府的话题成为媒体操作的对象。但是，信息是什么呢？它是不是就是计算机化或者电子化呢？信息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关系如何？

无疑，信息在公共政策中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但是信息决不是信息高速公路，或者计算机。信息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它的问题也决不仅仅在电子化方面。电子化使得传统社会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信息社会，但它本身只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技术基础。本文将抛开目前流行的热门话题，重新审视信息的基本含义、信息的特征及其与公共政策分析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投资于信息的原则、政策实践信息的特征、政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对称与政策博弈格局等问题。

一、信息、知识与公共政策

信息，就是音信，消息，从客观方面来说，它是客观的状况；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有关某种客观状况的认识，这种认识一旦为人所拥有，就成为人所拥有的知识。因为这一缘故，人们实际上把信息、知识是一回事，或者认为知识既包括有关人们较为高级的认识，即技术的知识，以及有关属性的知识，即通常所说的信息问题。1998/199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就是这样界定知识的。当然，要非常准确地界定知识与信息，并区别这两者，也是可能的，比如我们可以把信息当作一种客观的东西，它只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状况。而把知识当作是人们所掌握的信息，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系统的认识。但在现有的政策讨论中，一般都把这两者当作一回事，因为即使是信息，实际上也是已经经过人处理过的、已为人所认识的信息，也就是知识。在此，我们也将按照国际惯例，把信息和知识当作一回事。当然，在进一步分析时，也可以把不同的知识进行分类。

政府的政策，往往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其目标是解决公共问题，因此又叫做“公共政策”。根据公共政策学的一般界定，它是指“政府直接采取的行动或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国家合法权力的行动”。比如，政府在经济方面直接采取的行动就是经济政策，政府在人口控制方面采取的行动就是人口政策。在经济方面，美国学者把它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的政策。在公共管理方面，政府也可以采取各方面的政策，如高科技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国土资源开发政策、医疗卫生政策、警察服务政策等。公共政策的质量对于一个国家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极大的影响。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促使人们积极行动，并且积极合作；它可以很好地实现有限资源的适当配置，实现配置效率，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那么，如何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呢？这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如完善公共政策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等过程的制度安排，完善公共政策的责任机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下文讨论的侧重点在于探讨从政策的角度来探讨信息的若干特征，具有这些特征的信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信息对于公共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有用的、稀缺的资源，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需要探讨不同阶段的信息的特征，其稀缺程度，以及开发成本的高低，尤其是要重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问题。

篇6

关键词：转型期；公民参与；公民文化；总体利益；公共政策

所谓转型期，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导致中国社会形态的改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改变。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府的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理念正在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理念向现代的民主行政理念转变。而民主行政理念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上，不仅需要制度上的配合，更需要从文化与治理观念上着手。事实上，公民参与是实现直接民主而且有效的一种方式，而目前，我国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对其中主要的障碍作粗略的分析，以期对推进我国公共政策民主化进程有所裨益。

一、公民参与的概念及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

1.公民参与的概念。

所谓“公民参与”，就是为了落实民主政治、追求公共利益及实现公民资格，由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从事包括所有公共事务与决定的行动，这些公共事务是以公民本人切身的地方性事务为基础，再逐步扩大到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因此，可以由每一个公民时时刻刻的关心与适时的投入来实现；而公民参与的行动必须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并且依参与者根据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与能力、花费的成本、预期的影响力等，理性地选择最有效的途径与策略[1]。

2.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

（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信息的完备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信息的有限性，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民的积极参与，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丰富的信息，很好的弥补政府的这一缺陷。因此构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供多种方式，通过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充分利益博弈整合公民的利益诉求，是公共政策建立在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相对平衡的基础上，降低政策成本，提高公共政策科学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2）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有助于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这是因为政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所要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都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大多数现代国家里，特别是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的国家中，公众不容易直接对中央政府的决策发表意见，但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发挥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影响作用。

有许多政策只有依靠公众的合作与参与才能得以贯彻执行，如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政策，若没有公众的支持，即使政策制定出来了，贯彻执行仍相当困难。要保证政策有较高的支持度，就不能忽视政策制定中公民的有效介入[2]。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困境。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这样那样的困境。就现阶段而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主要障碍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民文化因素的制约。尽管民主社会最大的希望是，公民个人最大限度的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参与将培养人类能力并因此获得人性的全面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公民从年轻时代首先学习的就是“如何更好地服从”这门课，只是后来才了解到权威不过是约定俗成的东西。直到成年期，才真正发现可以参与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这时，传统的文化意识已经把公民变成为一个顺从者，政治文化因素影响了青少年不断形成的对民主社会中公民身份有意义的理解[3]。

2.公民自身的局限性。现代公共政策往往带有较强的专业性，在知识方面，普通公民常常不能理解政策质量标准中包含的知识，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专业领域或科学界认定的政策质量标准无法提出质疑。在能力方面，他们是否具有参与政策应该具备沟通技巧，是否充分地理解政策过程和决策方式，是否充分地理解参与者的期望受政策限制，是否充分的理解公共问题解决的利益取向等，都是公民参与的巨大障碍。此外，由于部分参与者经常代表的是现存组织的群体需要，表达着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公民的普遍利益。因此，这些现象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3.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主要是指部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了达到体现自己意志的公共政策能够顺利出台这一目的，通过操纵公民参与，导致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代表缺乏代表性和全面性。综观近几年的公民参与实践，部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广泛征集公民的意见，有的还召开大型的听证会。但是，由于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产生方式不尽合理，参与的公民是由上级组织指定，而非通过制度化的严格程序产生。在上级组织指定参与公民的过程中，把一些与政府部门观点相左的公民排斥在外，更有甚者，参与者本人就是公共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或是与政府有利益关系等状况，都导致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

4.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主要是指公共政策过程中，由于政府以及公民自身等原因所导致的相关利益主体缺位，致使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在公共政策中得不到体现。一方面，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制定方式主要是封闭内向型的，政策制定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公民分离的，常常成为及少数专家和领导封闭式自我意志的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参与意识淡薄等原因，导致相关利益主体缺位，相关利益者的意志和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不到体现。本来作为公共政策相关人的公民，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公共政策给自己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最有发言权。然而由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就会导致公共政策所整合的利益不够全面[4]。

三、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几点对策。

1.构建参与型公民文化，提高公民参与的认知水平和能力。阿尔蒙德认为“民主国家为普通人提供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5]。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清官情结、臣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民参与，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公民认为政策制定是政府的分内之事，与自己关联不大，形成了公民参与的文化困境。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以从地方性的事务做起，尤其是与公民最切身的事务相关联，才会引发公民参与的动力；当公民在这些地方性事务的学习中学会参与并适应后，将会逐渐培养起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的能力与兴趣，并能进一步明确参与公共政策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义务，在参与过程中逐步提高认知水平和能力。

2.把握好公共政策的利益取向。所谓公共利益就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能够满足共同体成员的生存、享受、发展等公共需要的各种资源和条件的总和。”[6]所谓总体利益就是“目标群体的全部利益，是整体利益与所有部分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之总和。”[7]在现阶段，公共政策的利益取向应该是以总体系统观为指导的总体利益，因为这样既能发挥对部分进行整合的整体优势，又能调动系统所有组成部分的积极性，从而使系统具有较大的总体利益。

3.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活动，若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不能够掌握有关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那么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很难体现其价值。把公共政策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使公民能够科学地了解公共政策的目的，并对相应的应对策略作出科学与准确的判断，以便更好的行使公民的政策参与。

4.构建公民参与的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权。从理论来看，公共政策供给取决于社会各阶层达成的保护自己利益话语权的均衡。

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可以依照法定的程序和制度参与公共政策，确保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能够充分完备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实践中，公民参与的保障机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组织结构方面，实现地方基层自治；二是法制环境方面，建立“公民参与法”，充分保障公民参与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2]陈振民主编。《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4]高富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46期。

[5]阿尔蒙德等著。《公民文化》[M].张明澍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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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理性；政策参与；公民教育

一、公共理性的内涵与重要性

公共理性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界定，当代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赋予公共理性独特的见解。

哈贝马斯针对人是如何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生活方式并存的社会中开展合作的问题提供了“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的交往合理化理论”的回答。他认为作为一种共识所具有的“普遍性”，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协商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而达到的。哈贝马斯的两个主要理论是“对话伦理”与“沟通理性”，其理论预设就是参与对话的人要具备一定的理性能力可以判别交往对象是否真实与真诚。公共理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对话中有一定的重要性。诚如哈贝马斯所说，因为公共领域以公共理性为价值标准和原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以理性的公共争论和讨论可以使公民表达自己的不同思想，并试图去相互理解对方，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以确保制定的政策和决策实现公共目标与公共利益。而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公共理性观念的核心在于，除非某种学说达到了与公共理性及民主政体的基础不相匹配的程度，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非宗教性的完备性学说，公共理性对于任何一种学说既不进行批判也不加以攻击。这句话也隐含着在政策讨论和对话中需要建构起公共理性，为每一公民的政策意见表达提供途径，而不是忽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以各种借口排斥公民所提的政策建议。

公共理性是以人的自由、平等、正义为基础，通过主体间的对话、沟通、谅解等而达成的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理性共识。在现代社会里，公共理性的培养与提升，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第一，公共理性体现了一种政策参与中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认同。在公民参与政策活动的过程中，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阶层的不断分化使得公民参与政策中表现出严重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影响公众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政策偏好，使得公民与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政策对话。公众在进行政策对话前需要建构一种沟通的前提，即公共行动的价值指引，社会公众在获得公民身份的同时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如罗尔斯所述：公共理性的观念在最深的层面上具体地规定基本的道德与政治价值，这些价值用以决定民主制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并决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公共理性旨在促进社会与政府的协同善治。协同精神是公共理性的实践指南和原则。公共理性是公共治理活动中所倡导的行为准则和道德风尚，也是协调社会与公共部门之间关系的一种动因。因此，公共理性是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精神原则。协同治理蕴着协同精神和善治理念，其倡导公共权力机构与私人市场、公民社会建立起一种基于公共利益的协作与互动关系，理性合作地共同实施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善”和促进国家正义事业，这正是公共理性的内核，正是公共理性的政治智慧与实践价值所在。

第三，公共理性是促使政策解决的有效机制。罗尔斯指出：“每当法官、立法者、行政长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还有那些作为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出于理性的动机并按照公共理性去行动的时候，当他们向其他公民解释他们用以支持根本性政治立场的理由的时候，而且这种解释又是在他们以为最合理的有关政治正义概念意义上作出的情况下，公共理性的理想就成为可以实现并能够达成的理想。”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多种价值观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的探究过程。在制定过程中，运用公共理性，能够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权威机构及其人员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自觉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服务。

二、公民公共理性的培育

公民理性的理想能否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实现，最终要依赖于政治社会成员能否理解公共理性并在公共的政治实践中运用公共理性思维。美国学者库珀认为“公民的概念不仅包括了权利而且还有责任；因此作为公民行动的个人必须在社会的改良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公民需要在行动中追求共同的善，并且和政治系统的核心价值――政治参与、政治公平、正义、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公共政策中公共理性的实现，需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意识。

首先，重视公民话语表达，构造公正、有序的公民政策话语表述平台。在理想状态的公共能量场中，公共政策包含了足够的目标和意图以吸引公众的注意，人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述自己的政策意见和建议，公众话语的准入是免费的。但是，在政治实践的真实语境中所进行的政策讨论并非如此。“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的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重视公民的话语表达，就要让每一个公民个体在政策参与事宜中充分地表达意见。公共能量场是公众表达社会话语的场所，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就是在不同的目标和意图的相互影响、激变与碰撞中形成的，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目标或意图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这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的中心，也给我们政策参与中如何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给予了一些参考。在政策的形成与制定过程中，多听听公众的话语表达，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其次，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把有序有效的公共政策参与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传统政治社会中以家庭血缘关系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的实施和公共理性的运用遇到了一定的阻碍。中国固有的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传统观念形成的家族和村落成为国家的基础，不利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形成个人间独立的自由交往关系，这很容易影响公共理性的生成与运用。因此有必要展开公民道德教育促进公共理性的价值形成，解决公众权利意识淡薄,从认知上唤醒公众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帮助公众正确认识参与需求旺盛但参与理性和能力不足的问题,缩小需求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减少公众参与过程中情绪的失衡问题，引导公众更加理性地对待政策参与过程。

最后，扩大公民政策参与，逐渐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践本身就是培养公共理性形成的过程。实践是在一种具体的行为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教育模式。政策参与实践是提升公民政策参与能力的最有效途径。在政策参与实践过程中，公民可以更加直接、更为深刻地体验到政策参与的程序、规则和方法，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能力。公共空间里的政治实践也是培养公民公共理性的有效途径。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有利于畅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通道。“作为公共政策的作用对象，社会公众中所蕴藏的政策信息是公共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因此，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意味着政府获得了一个更为广泛、直接、客观的政策信息源，这也会加速政策信息从社会公众向政府的流动，从而使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更加顺畅。

公共理性的核心是强调尊重和促进沟通为基础的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福利为价值目标，反对把政府利益绝对化为所谓的“公共利益”。只有当社会公众能够秉承公共理性价值时，作为自由、平等、彼此互惠的公民进行政策对话才能成为可能，才能使公共政策活动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才能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出的民主性。

参考文献：

1、张宇.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J].社会科学研究,2011.

2、约翰・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再探[A].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杨芳.公共政策中的公共理性[A].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8年哲学年会论文[C].2008.

4、陈建平.“新公共服务”的公共理性诉求[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2).

5、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Samuel Freeman,ed．[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李小兰.协商、公共服务于协同善治[J].延边大学学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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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范文

开 题 报 告

学 号： xxxx

姓 名： xxxxx

类 别： 在 职

导 师： xxxxx

选题类型：

选题方向： 政府治理与领导

拟定题目：

入学时间： 20xx年7月

开题时间： 20xxx年11月

专业学位教育学院制表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封面“类别”一栏，填写“在职”。

二、本表封面“选题类型”一栏，分别填写“专题研究论文”、“调研报告”或者“案例研究”。

三、本表封面“选题方向”一栏，分别填写“政府治理与领导”、“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交通行政管理”、“海事管理”。

四、开题报告中由学生填写的内容部分必须用计算机输入和打印。输入一律用宋体小四号字1.5倍行距。

五、开题报告格式可在大连海事大学专业学位教育学院网站下载，网址:zyxw.dlmu.edu.cn。

六、开题报告一律用a4纸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各栏空格不够时，请自行加页。

七、开题报告一式两份，通过后由学生、专业学位教育学院各存档一份。

学位论文选题 伊春市林权制度改革研究(以此论文为例)

开题报告内容(以下八项分别在题目下填写，总字数不少于3000字)

一、选题形式和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一)选题形式

专题研究论文/调研报告/案例研究(三者选其一)

(二)选题目的

本文将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之上，选取伊春地区国有林权改革为研究对象，运用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对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对职工在改革前后收入结构，生活水平，固定资产等方面的变化，以量化的方法对改革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评价。

2.认真的分析林权改革对林业生产的影响，包括林木砍伐，造林情况，及土地状况的变化是否合理，并为以后的深入改革提供方向。

3.对政府的政策实施进行分析，并对改革的目标，内容，范围，方式，任务等进行重新回顾，对政策的制定提出演进行科学性的要求。

4.在森林资源领域真正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实现生态的和谐，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企业、职工的互赢互利。

(三)选题的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如下：

(1)在我国国有林业这个特定的领域，研究现代产权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以及林业产权改革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从而丰富现代产权理论。

(2)尝试性地探索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框架下实现林业的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林区职工致富有效结合的新模式，从而丰富和发展林业产权理论、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3)积极探索国有林业资源如何实现保值与增值、改革与发展，从而丰富国有资产改革理论。

(4)尝试从林权制度改革的层面推动国有林区作为资源型地区实现经济的转型和转轨，从而丰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理论。

(5)积极的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实施过程以及事后评估提出建议，并提出了规范性和程序性及监督性到位的建议 ，从而丰富了公共政策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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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olicy marketing at home and abroad, we studied the policy,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and its strategy mode. First, we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police, secondly, we co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at last, we conclude the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strategy.

关键词：政策；政策营销；政策营销策略

Key words: policy；public policy marketing；public policy marketing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7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1-0160-02

0引言

本文对政策营销策略的研究是以政策概念界定、政策营销概念界定、政策营销策略以及市场营销的相关知识基础上，所以文献综述主要分为政策概念界定、政策营销概念界定、政策营销策略等三个方面。

1政策概念综述

1.1 国际上对于政策概念的界定[1] 西方学者关于政策的界定各有侧重，大体上包含以下几种含义：其一，政策是政策权威者所制定的某种计划或规划；其二，政策是这种计划或规划所引发的权威者的真正行动或行为的动态过程；其三，这种行动或行为包含作为和不作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四，无论静态上的，还是动态上的，或是作为、不作为的政策均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其五，政策是对社会所作的权威性价值分配。

1.2 我国学者对于政策概念的界定[2]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不同，他们以为指导来揭示政策的含义，同时在政策主体上强调了国家政策和政党政策。我国学者认为，对政策进行科学界定，必须具备四个基本要素，即政策主体、政策的适用范围、政策目标和政策属性。政策主体即由谁制定的政策。政策的适用范围即政策在什么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适用。政策的目标即为什么要制定政策。政策的属性即政策的外在实现形式。

2政策营销发展及概念综述

2.1 市场营销及政策营销的发展[3]早在古希腊时代，营销就已经存在人类社会，190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学院就有学者从事营销研究，随着大众传播科技的不断创新，1950年代后期开始，营销专业在美国蓬勃发挥，之后借由跨国公司将整个世界带入营销的年代。Levitt于1960年提出营销的概念，阐述顾客需求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营销的先驱学者McCarthy提出所谓的4P营销组合，亦即公司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制定出符合产品价值的价格，透过有效的经销通路，并辅以适当的促销推广活动。

不同于美国学者的意见，澳洲学者Dann等人认为，现代市场营销概念起源于1900年代，其演进则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00至1930年代的生产概念时期，1920年代开始的产品概念时期，1930年代开始的销售概念时期，以及起始于1950年代初期以来的营销概念时期。此外，荷兰学者Buurma则指出，自199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逐渐正视公民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而且运用营销工具与策略规划，以便于将公共政策推销给社会大众。

1970年的美国营销协会年会颁授1969年最佳论文奖给Philip Kotler和Sidney Levy，他们所撰写的《营销概念扩大化》一文将营销概念推广到非营利事业营销有着重要贡献，他们认为市场营销交换活动的概念，可以扩及到社会营销、教育营销、健康营销、文化营销（博物馆和表演艺术）、以及宗教营销等不同的领域。

政府部门因为有公众接触的需要，营销概念的扩展很快就得到实务上的回响，先是选举竞争中的候选人营销，到后来政府的政策营销，公共政策决策时正当性的形塑，以及执行时民众顺服的获取，营销专业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由于发展历程短，政策营销仍有很多不成熟的方面，缺乏营销观念、营销效率低下等，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国内已经开始逐渐注重营销策略的研究与应用，不可否认，中国的政策营销思想才刚刚起步。作为辅助非营利组织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需结合自身特点，创造适合自身的营销模式。

2.2 政策营销概念的界定[4]基于市场营销概念扩大化的基础，荷兰学者Buurma将公共组织所运用的营销分为四种模型，他认为只有第四种类型才是所谓的政策营销：

第一种类型：营销是透过公共财货和服务的进入市场环境，市场化概念可以将公共部门的活动转移私部门，其目的在于降低价格，而且使得品质更能符合顾客的需求，政府许多外包个案，希望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率，让顾客满意，广义来说都可以算是某种政策营销的作为。

第二种类型：营销有助于促销区域性的公共组织，这是一种以区域为传播单位的营销行为。例如许多都会地区所时兴的城市营销（city marketing）。

第三种类型：营销是公共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可以透过营销以增进己身利益。例如Burton就提出利害关系人营销的概念，在市场与社会的支持之下，确保其存续的利益。

第四种类型：营销则是为达成政治目的而运用营销工具以实现政策目标，Buurma认为，这才是公共政策营销所欲实现的目标。

最终，Buurma给出的政策营销的定义为[5]：政策营销就是政府通过开发和提供可以让公众接受的政策手段，以及特定的社会行为，从而使政府以及公众双方的目标同时得以实现的规划和执行过程的总和。

3政策营销模式及策略综述

3.1 政策营销模式[6]针对公共政策行销的理论模式，美国学者Crompton和Lamb以及Coffman、Alman和Petkus、Burton，乃至于英国学者Chapman和Cowdell的《公共部门营销管理》，以及Kotler和Lee的《公共部门营销计划纲要》，都曾经提出相关的模式，此外还有国内学者吴定、林洁瑜的策略性营销过程模式、以及苏伟业的政策营销模式，以及仅针对国外学者理论模式论述如下：策略营销学者Crompton和Lamb提出《策略营销规划过程》之策略营销模式，强调从环境分析开始，再进入需求评估、任务、目标、策略、行动方案、执行、行动评估、乃至于修订回馈之系统性营销程序。在Snavely的政策营销模式内，与顾客标的相关的六大要素包括：服务、成本、倡导与告知、人力资源、合法权威、以及政策分析，公共政策的制定必然受到压力团体的游说、以及社会一般民众和选民的监督制约，而政治行动者的互动环境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人口/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技术/实际环境。Alman和Petkus在探讨环境政策发展时，提出以利害关系人为基础的营销过程，该模式从政策问题的界定开始，咨询参与吸纳、方案的规划与评估、公听会、决策沟通引导、政策执行、检测与修正、乃至于回馈到政策的再设计。

此外，Chapman和Cowdell的所谓《公共部门营销管理》，则包括情景与多元市场、分析、策略、评估、以及组织学习循环的回馈等五个阶段；除了顾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政策系统环境外，还有持续循环回馈的动态过程之营销管理流程设计。而Kotler和Lee所提出非常具体的《公共部门营销计划纲要》，则是包括：情景分析、政策目标、标的群体、定位、影响标的群体的营销组合、评估计划、预算、以及执行计划。

在实际运用中，政策营销的模式还可采用以下步骤进行：分析需求并将政治需求可视化；构建基准制度系统；共享信息；号召以实际行动来实现需要的政策；检测与反馈。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论述以上模式差异的话，可以发现其间还是有其共同点存在，也就是：政策制定过程；营销组合要素；以及利害关系人分析的重要性。事实上，营销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才能够“见树又见林”，原因在于见树不见林会因小失大，而见林不见树则容易见大失小。因此无论是何者，对于问题的处理和决策的制订，都有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的弊端，而可能抵消掉良法美意和政策营销的成效。而要建构出任何一个模式都必须面对宏观和微观层面有时两者难以兼得之困境，要克服这样的困境就必须“以客为尊”，从公共利益出发，从公众的角度看待政策产品，并善用政策营销的策略，以达成政策的目标。

3.2 政策营销策略[7]如同营销的理论概念一样，公共政策营销的策略组合也取经于市场营销策略，国外学者对于营销和公共部门与政策的营销策略整理如表1。

在国内学者方面，丘昌泰、余致力等人特别指出，伙伴（partnership）和政策（policy）也是政策营销的核心。陈敦源则提出公共部门在推动政策营销工作应该要问的五个问题之策略思考框架，分别是：有意义吗？谁关心呢？；资源在哪里？；目标是谁？；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值得作为解释为什么需要进行公共政策营销的思考。

如表2的政策营销五问与营销策略应用对照表所示，不同的政策营销策略其实都可以适用于公共政策营销五问的思考框架。

参考文献：

[1][2]刘庆龙．中国社会政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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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伦理为教育政策提供道德基础，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有着特殊意义。但我国当前教育政策的主导模式是精英模式，在教育政策的伦理价值选择上，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即在问题的认定上，表现为精英价值取代了社会价值;在目标的确认上，表现为形式上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实质上的公共利益;在方案的选择上，表现为精英认知取代了社会期待;在权力运行上，表现为以行政权力指导学术权力。重建教育政策伦理基础，根本的途径在于推进教育政策制定主体的转型，现实的选择是强化教育政策的伦理基础，提高教育政策主体主观伦理责任，使教育政策伦理价值制度化。

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涉及到教育政策的伦理问题，而有道德的教育在于有道德伦理基础的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主体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对教育政策环境的反应，是主观对客观的反应。所以，是否有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教育政策是否具有伦理的基础，归根到底，在于教育政策制定主体及主体的伦理价值选择。近30年来，采用精英模式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各项公共政策都移植了经济政策的制定模式，由少数精英负责教育政策的制定。尽管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并不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教育政策没有很好地体现伦理的关怀，缺乏伦理道德的支持。对这一问题，应该进行深刻地反思了。

一、伦理对教育政策制定的特殊意义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主观对客观的反应，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教育政策当然不例外，是客观存在和主观判断的结果。但和其他公共政策相比，伦理对教育政策有着特殊意义。

(一)规范和监督教育政策主体的政策行为

伦理为教育政策主体提供了一系列符合教育政策需要与特点的伦理规范，通过有形的规范和无形的社会舆论，以道德性为标准，指导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把“应然”的伦理规范转为“实然”的政策行为，使教育政策与过程符合伦理的要求，这是伦理对教育政策主体的规范作用。鉴于教育政策主体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教育政策的实践者，伦理对教育政策作用必须要通过教育政策主体来实现，所以规范和监督教育政策主体的政策行为是伦理最本质的作用。

(二)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与公平

对教育政策而言，公正是教育政策的首选价值和最基本的伦理诉求，尤其是教育公平受到广泛质疑的当今社会，公正与否的教育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能否享用公共教育资源的机会，而且对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阻止少数特权阶层不正当地占用大量教育资源，促进教育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教育政策公正是以教育政策的社会认同为前提的，而教育政策的社会认同隐含着某种道德的认同。道德认同指的是公民对某种道德体系、规范要求的善的肯定，及其自觉践履的现实取向。而教育政策认同则是指公民对教育政策道德合理性的肯定。在教育政策认同中，道德认同是教育政策认同的基础。要想教育政策获得道德认同，教育政策必须符合伦理的要求。

(三)确保教育政策公共利益的实现

教育政策的目标是教育领域中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具有客观性，同时又具有主观性，是技术判断，更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实现公共教育利益的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教育政策方案的抉择，教育政策方案的执行，教育政策方案的评估等更多的时候是价值判断的产物，蕴涵着教育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的倾向性，不同的价值倾向会有不同内容与形式的公共教育利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例，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公平与效率并重”等，就蕴含了教育政策主体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如何避免教育政策主体的主观倾向性的道德偏差，使教育政策追求的公共利益是实质上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形式上的公共利益，确保教育公共利益的实现，这是伦理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伦理价值之所在。没有伦理的协调指导，缺乏体现伦理精神的教育政策制定主体模式，有可能使教育政策成为少数群体或阶层合法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四)为教育政策提供道德支持

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有效性和正当性缺一不可。有效性指教育政策要有效率，能满足效率和经济性的要求。正当性指教育政策要体现正义原则。在有效性和正当性的相互关系中，正当性是基础，为教育政策提供道德上的支持。没有正当性，教育政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影响教育政策目标的实现。从广义的教育政策合法性的角度，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不仅在于合法的程序，合法的政策内容，而且要体现公正与正义。只有体现了正义公正的要求，教育政策才能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道德支持，最终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这是教育政策效力的最终来源。否则，教育政策即使通过了合法的程序，具有合法的内容，在实施过程中一定阻力重重，无法达成政策目标，浪费政策资源，降低政府的威信。伦理对教育政策的作用在于对教育政策进行道德上的审核，确保教育政策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满足社会的期待，体现公平公正的伦理原则，为教育政策提供道德伦理上的支持。

二、教育政策精英模式伦理偏差

从政策制定主体角度看，政策制定主要有三种模式:精英模式、共同体模式和公众模式[1]。后两种模式是基于共同选择的一致认可的模式，当然选择主体的范围也有差异。而精英模式是在民主政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成本较低的政策制定模式。其主要内容是:精英是社会中的少数，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掌握社会价值的分配，掌握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力。公共政策主要体现精英们的价值，公共政策的变革是渐进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从非精英阶层进入精英阶层的过程是缓慢而持续的。尽管我国正在经历从精英模式向共同体模式的转变，但基于我国的历史状况，从教育政策制定的实践来看，精英模式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的主流模式，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还占统治地位。由于精英模式固有的缺陷，教育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伦理上的偏差。

(一)在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上，以精英价值取代社会价值

什么是教育政策问题，换句话说，哪些教育问题该进入教育政策议程，通过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模式来解决，这既是一个客观判断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主观选择的结果，是主客观的统一。客观存在的教育问题，是否采用何种教育政策模式来解决，在于教育政策主体主观上对该问题的判断和认定，也就是说，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涉及到教育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种集体选择或政府选择，蕴涵着教育政策制定者对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2]。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教育政策会有不同的认定。

在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的实践中，教育政策制定的本质就是精英主导的政治过程。一项教育决策的作出首先在于教育领域的精英对教育问题的认同，符合决策主体的价值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鼓励什么或禁止什么等的一种价值选择，否则现实无论对政策的需要多么的迫切，都很难输入到政治过程。例如农民工子弟上学政策，在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和区域，有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需要上学接受教育。新闻媒体一直关注了近30年，只在近几年才出台了有关农民工子弟上学的政策，而且附有很苛刻的条件，实际上到正规学校上学的只有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在简陋的或非法的打工学校上学，教学质量与人生安全没有任何保障。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与精英的价值选择有偏差，难以输入到教育决策的政治过程。在理论上，精英的价值选择应和社会的价值选择相一致，但由于精英们和一般民众在社会背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价值的选择上和普通民众并不完全相同，导致对问题的感受有差别，体现在教育政策的实践中，精英们认定的教育政策问题与社会的期待经常会出现偏差。由于精英占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拥有制定教育政策的公共权力，偏差的结果导致精英价值取代社会价值，成为主导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

(二)在教育政策目标的确认上，以形式上的公共利益取代实质上的公共利益

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政策的目标必然是教育领域中的公共利益。问题是绝对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是一种整合的利益，是普遍的个人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个人合理利益的整合。整合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如是部分成员，则缺乏道德基础;整合的内容是合理的利益，当然不包括不合理的个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的个人利益不属于整合的范畴。既然公共利益是整合的利益，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必然蕴涵教育政策主体的主观倾向性，有可能在教育政策的目标确定上，在实现所认定的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多照顾精英阶层和相关群体的利益。更严重的后果是，以精英利益取代公共利益，以合法的方式实现精英的利益，把教育政策异化为实现精英利益的工具。如高额缴费上大学的政策，从形式上是公平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更多地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因为除了分数外，还需要高额的学费。这项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把大部分贫困子弟排除到理想大学的门槛外。这些年来，教育出台了很多缓解矛盾的政策，但社会评价度一直不高，很大程度上在于精英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充分利用政策制定的公共权力，违背教育政策的伦理基础，将形式上的公共教育利益取代了实质上的公共教育利益。

(三)在教育政策方案的选择上，以精英认知取代社会期待

社会期待就是公众对政策主体的行为，以及政策所体现的价值所寄予的希望，是政策制定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3]。既然教育政策的主体是少数精英，从应然的角度，精英的认知应能代表社会期待。关键的问题是:精英的认知如何代表社会期待，在教育政策方案的抉择上，精英能否了解社会公众的要求，了解社会公众的爱好、需求和厌恶。目前民主政治制度还有待完善，精英拥有话语权和制定教育政策的公共权力，缺乏关注社会期待的必要性和压力，导致精英认知取代社会期待，实然和应然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教育资助政策从伦理的角度应是资助和保护穷人的政策，是推进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符合伦理原则的好政策，但由于政策的制定者掌握政治权力，拥有学术话语权，他们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大多是从社会历史观和政治观出发，这就使得原本符合伦理准则的教育资助政策的伦理基础大打折扣[4]，兼之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教育政策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性。有专家就教育公平问题，对精英的认知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关于如何理解教育公平问题，精英的认知与社会的偏好存在明显的偏差。不可否认，教育政策主体的精英们一直在努力使教育政策符合社会的期待，但由于精英模式固有的缺陷，精英认知与社会期待之间总会有一些差距，使得教育政策更多反应精英的利益、价值和偏好，未能很好体现民众的需求[5]。

(四)在教育政策制定的权力运行上，以行政权力指导学术权力

教育政策制定的权力只是一个工具，是实现教育政策目标，解决教育问题的手段，本身并不涉及伦理和价值判断的问题，但教育政策制定涉及的多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权力是否以合理的方式运行，就关涉到伦理的判断了。在教育政策的精英模式中，教育政策权力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行政权力指导或取代学术权力，违背教育政策权力运行伦理。从应然的角度，学校运行的权力核心是学术是真理，学校的行政权力应服务服从于学术权力。那为什么精英模式会导致以行政权力指导学术权力呢?这是因为精英本身就是官僚制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组织)的成员，官僚制组织的主要特点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少数精英掌握了教育政策的话语权，很自然地把行政组织中的决策模式引申到教育决策过程，必然出现以行政权力指导和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在行政权力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的情况下，学术权力成为行政权力追求政绩的工具。近30年来，各行各业都在追求“GDP”指数，教育事业要跳跃式发展，教育政策在效率与公平的价值选择上往往出现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倾向，这无疑弱化了教育政策的伦理基础。尽管这几年出台了若干有利于公平的教育政策，但总体上还是没有改变重视效率忽视公平的现状。当然这并不是说，教育政策重视效率就缺乏伦理基础，问题在于，仅仅只考虑效率而不考虑公平的教育政策是不道德的。作为公共政策的构成部分，其正确的取向应是在保证基本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与公正，效率是基础，公平是目标。目前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是:效率既是基础，又成了目标;效率不断提高，而教育公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三、重建教育政策伦理基础的构想

为避免教育政策精英模式下伦理的缺失，使教育政策完全符合社会的期待，实现公共教育利益的最大化，有必要逐步推动教育政策制定从精英模式向大众选择模式转型，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政策伦理基础缺失的问题。但鉴于我国公众政策参与能力有限，民主政治有待完善的现实情况，强化教育政策的伦理基础，提高教育政策主体主观伦理责任，使教育政策伦理价值制度化是现实的选择。

(一)教育政策必须以一定的伦理思想和伦理价值为基础

所有的政策都依于伦理。尽管教育政策本身不是关于伦理道德的规范，但有关教育政策的制定部门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总是以一定的伦理规范为依据和前提，伦理规范为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提供支持，是良好教育政策的前提。一项通过合法程序的教育政策，只有在获得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后，使外部约束转化为政策对象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才能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否则不可能实现教育政策目标。所以教育政策能否实现教育政策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不在于制定主体的层次和级别，也不在于是否通过了合法的程序，而在于政策是否受到政策对象的拥护和欢迎，归根到底，在于政策是否体现了公共道德，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期待，是否以一定的伦理思想和伦理价值为基础。针对当前教育政策精英模式伦理基础缺失的现状，首先，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上，应坚持公平的价值理念。公平是公共政策的首要价值。教育政策要强化公平理念，把公平作为教育政策价值的基本取向。完善教育政策，对相关教育政策进行修订和创新。革除教育政策公平的障碍，克服损害教育公平的因素。但公平不是不要效率的公平，应是维持一定效率的公平。教育政策体现公平，并不是否认差别，不要差别，否则就是平均主义，这在伦理上也是不道德、不公平的表现。其次，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主体与客体的和谐。教育政策制定主体要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最大限度反映民意，反映政策客体的伦理诉求。最后，在价值情感上坚持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弱势是一种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保护弱势群体不仅是教育政策应有的伦理诉求，也是弱势的价值需要。

(二)强化教育政策主体主观伦理责任感，外在伦理要求内在化

教育政策是决策主体根据一定的伦理价值准则对客观的教育环境的反应，教育政策以一定的伦理思想和伦理价值为基础，要求教育政策的决策主体把社会主流伦理价值内化为决策主体重要的价值组成部分。在精英模式下，精英实际上是教育政策制定的主体，教育政策是否具有伦理基础取决于精英的伦理价值选择。没有教育政策制定主体的伦理，也就没有教育政策的伦理。结合当前的教育政策实践，教育政策制定主体精英们尤其要走出片面追求教育“GDP”的误区，进一步强化主观伦理责任，把符合社会期待的公平、公正等价值通过服从、认同环节，逐步达到内化为指导教育政策的核心价值，使教育政策体现社会的期待，成为稳定社会，弘扬公平、正义，维护弱势群体的工具。

(三)加强制度建设，内在伦理要求制度化

要为教育政策的决策主体提供明确的伦理规则和道德指南，把决策主体主观的伦理性责任通过道德立法等途径，规范教育政策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使教育政策的决策主体的主观伦理责任制度化[6]。不可否认，精英具备普通社会公众所不具备的知识和政策制定能力，如果教育政策的伦理只靠主体的道德约束，可能会导致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教育政策体现社会主流伦理道德价值观的要求，完全指向公共利益;二是教育政策只体现精英们价值观的要求，完全体现精英们的价值取向;三是教育政策体现社会公众价值观的同时，兼顾精英们的价值需求。第一种结果应是教育政策的正确取向，但如果缺乏制度设防，由于人的趋利性和经济人的特性，教育政策更多的时候是只体现精英的价值或兼顾社会价值。无疑，使教育伦理规范制度化，以教育政策的形式推广实施，有利于控制精英不履行道德责任的行为，纠正当前教育政策精英模式价值取向上的伦理偏差。

(四)推进教育政策制定模式的转型

由于精英模式固有的弊端，上述构想只是精英模式下重建教育政策伦理基础的一个现实的选择，治标不治本。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的提高，应逐步推动教育政策制定从精英模式向大众选择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政策伦理基础缺失的问题，使社会的伦理价值选择成为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 侠，蒋美仕.论科技政策制定中伦理基础确实问题[J].中国科技论坛，2006(4):105-109.

[2] 刘复兴.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三维模式[J].教育研究，2002(4):15-19.

[3] 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75.

[4] 江应中.教育资助政策的伦理困境与价值实现[J].教育发展研究，2007(11):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