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力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执行力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什么是执行力？执行力就是按质按量地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就是部门和个人理解、贯彻、落实、执行决策的能力。执行力是要部门和个人相配合完成的。

对于一个组织，则是长期战略一步步落到实处的能力,是一个组织成功的必要条件，组织的成功离不开好的执行力，当组织的战略方向已经或基本确定，这时候执行力就变得最为关键。战略与执行就好比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给予实践方向性指导，而实践可以用来检验和修正理论。执行力，就个人而言，就是把想干的事干成功的能力。个人执行力的强弱取决于两个要素——个人能力和工作态度，能力是基础，态度是关键。所以，提升个人执行力，一方面是要通过加强学习和实践锻炼来增强自身素质，而更重要的则是端正工作态度。

“不要问组织能为你做什么，应该问你能为组织做什么！”提高执行力就应该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工作做起。那么，如何树立积极正确的工作态度？个人认为，关键是要在工作中发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工作生活中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会有一百个理由去做，如果你不愿做一件事情时，你同样会有一百个借口不去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难度，没有人能轻易成功。如政协专委工作,一无钱,二无权.一个部门1-2人,上至国家大事,下到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亲自动手.特别是我们年纪大,记忆力差,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做不好,如电脑操作,年青人是双手弹钢琴,我们是独指打天下.这里面就有心态和观念的问题。有了“要去做，且一定要做好”的态度，各种借口自然也就没有了，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也会成为工作的对象。所以，我们应该培养这样一种观念：没有任何借口，不找任何借口，把对制定的目标的执行到位当成一种纪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冲锋号响了，对面敌人的冲锋枪，你执行不执行冲锋的号令？不仅要执行，还要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己，迎头而上，勇往直前，最终消灭敌人。这就很好的体现了执行力的过程和结果。

同时，我们要在行动中培养脚踏实地，树立实干作风。“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业必成于实”。虽然每个人的区域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只要埋头苦干、兢兢业业的工作，就能经营出一块属于你自己的“乐土”。而好高骛远、作风漂浮，整天只会怨天尤人的结果终究是一事无成。因此，要提高执行力，就必须真正静下心来，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注重细节。一件一件的落实，一项一项看成效，并在实干中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争取干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养成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良好习惯。

篇2

执行力是执行并完成任务的能力。当前，随着经济建设多元化的快速发展，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干部群众的思想意识、道德修养和执法素质无时无刻不经受着影响、面临着考验。基层地税机关作为上级决策的贯彻者、各项工作任务部署的执行者，如何大力加强执行力建设，不折不扣的坚决落实各级决策部署、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是新时期下做好地税工作必须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又一重要课题。

一、基层地税机关执行力的表现方式

就基层地税机关而言，执行力不仅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而且还是影响各项决策部署和任务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结合当前地税工作实际，执行力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决策部署和任务目标的分析理解能力。主要包括能否正确领会和落实各级决策部署的任务内容、方法步骤和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能否正确理解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等。就当前基层地税工作实际而言，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紧锣密鼓，可以说是“上头千根线、基层一根针”。能否正确贯彻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深刻理解和吃透文件精神，是做好基层地税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理解工作目标的实质就是要正确理解目标的指导思想、远期目标和近期任务，科学把握政策的界限、对象、原则、内容和措施等，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跟紧上级节奏，跟上工作步伐。

（二）对各项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宣传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系统内部干部职工的宣传。充分发挥宣传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及时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及时将各级决策部署、各项重点工作、当前工作主流和发展方向等传达到每一位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二是对纳税人的宣传。是指税务干部通过有效形式将政策内容和方法等向纳税人进行宣传解读，并使之转化为自觉行动的能力。三是对地方党委政府的宣传。地税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理解支持，做好对地方党委政府的宣传，就是对税收政策的执行、征管改革的方向、省市局重大决策部署、阶段性重点工作等积极主动做好向地方党委政府的汇报工作，并得到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夯实工作运转和执行基础。

（三）对工作决策部署的落实能力。是指基层地税机关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和措施将工作加以贯彻落实的能力。基层地税机关在落实工作时，不仅要有正确的态度、坚定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还要有敏捷的行动才行。如果布置的工作，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或者采取“拖”的方式，消极执行工作任务，那么工作绩效肯定上不来。要根治这些“顽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增强基层地税机关执行工作任务的敏捷性和行动力，特别是以问责制来监督保证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对一些执行难度大的工作，要努力寻找突破点，以点带面推动工作落实。

（四）立足基层实际的行动创新能力。创新是地税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基层地税机关的创新能力是指在坚持政策和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地执行目标任务并取得实际成效的能力。政策作为指导社会发展、规范纳税人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具有原则性、实效性和灵活性的基本特征，在执行目标任务的过程中，基层地税机关要在坚持中心原则和政治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从推动工作成效、提高工作落实效率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不同需要而灵活运用政策，使政策能适应实际情况，取得预期效果。如果基层地税机关不懂得因地制宜，就不能很好的贯彻政策，目标任务的预期结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执行目标任务过程中，基层地税机关要少讲“不能办”，多想“怎么干”，少讲“困难多”、多想“好办法”。

二、当前基层地税机关执行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发展的过程，善于发现问题是一种能力，主动解决问题就是创新。近年来，基层地税机关自觉按照“依法治税、从严带队、科学管理、共建和谐”的基本要求，情系地税发展，辛勤努力付出，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征纳关系进一步融洽，社会形象进一步确立，人民群众的满意率持续攀升。在充分肯定问题的同时，在少数领域、少数范围内仍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守旧，习惯于用旧思维思考新问题；思路不够开阔，在上级文件精神的落实上存在被动应付、缺乏创新意识问题；工作拖拉散漫、作风纪律不够严谨问题；精神状态不佳、缺少活力、缺少干事创业热情问题；工作安于现状，业务上不愿学、不肯钻，缺少进取精神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成立阻碍地税事业发展的“藩篱”，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三、提高基层地税机关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一）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支队伍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和工作状态，决定了这支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决定了这支队伍能否担当大任，能否科学发展、健康发展。实践证明，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就等于把握住了打开地税干部心灵之锁的钥匙，就等于启动了思想和精神力量的源泉。提高基层地税机关的执行力，首先必须从提高基层地税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观念入手，下大力气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一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经常性思想教育。要积极开展上级与下级，同级与同级、科室与科室之间经常性的谈心活动，进行思想交流、理顺情绪、增进了解、化解矛盾、融洽关系、振奋精神，努力培养和谐进取的团队。二是要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要不断开发和整合人力资源、提升人员素质，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是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要坚持不懈的加强干部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对执行力重要性的认识，全面了解执行力建设的内容和标准，自觉做到居安思危、爱岗敬业，奋发进取，自觉把执行力作为一种基本功和必备素质来对待。四是要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通过不断完善考核制度、奖励制度，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大力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基层地税干部奋发进取，建功立业，激发基层地税机关工作活力。

（二）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一是要了解上情，领会实质。要始终契合税收政策，契合上级决策部署，潜心抓好税收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学习，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行动上严格抓好落实。二是要摸清下情，实事求是。要善于从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基层干部职工在工作执行中的思想动态和精神状态，深入查摆和解决执行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问题，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对症下药，及时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坚持原则，灵活变通。对上级已经明确要求布置的工作，要把着眼点放在研究本地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上，大力组织落实，不能随意更改，更不能拒不执行，保证上级精神扎扎实实落到实处；对上级只提供工作思路和一般原则的，要在吃透上情，把握目标任务和精神实质的基

础上，结合本区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主动做好向上级汇报工作，制定更有针对性和具体性的工作措施，更好的把级政策精神落实到基层地税工作实际上来。四要固守目标，讲究方法。要在坚持工作要求和工作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工作方式，讲求科学方法，提高执行效果。

篇3

全球性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已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千百年来，商队一直携带着货物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之间。早在遥远的古代就有迹象表明东西半球间的联系，但是，这些贸易联系在贸易伙伴的经济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

始于十五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改变了这种状况。无论对于殖民者还是对于殖民地人们来说，欧洲与世界上许多其它地区的贸易联系都同样重要。当然，这种关系是具有高度剥削性的。殖民地所遭受的重创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尽管如此，从当代的视角来看，这仍不是真正的全球性经济。这里所讲的非全球性并不仅仅是指世界上某些地区尚未涉及。而是说，尽管大半个地球已牵涉其中，但不同的殖民体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如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例如，大英帝国鼓励英联邦与其自治领地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但限制了大英帝国与外界的贸易。

随着这种殖民体制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的崩溃。一种新的体系自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开始创建起来，集中的体现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现已发展为世贸组织）的产生。欧洲殖民势力到二战结束时已变得十分虚弱，以致于无法阻止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也不得不撤销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跨帝国贸易的限制。

然而，这种新体制仍不是全球性经济。这并不是指世界被划分为两大完全分离的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而是指这种新体制在本质上仍是国家间的。尽管国家间贸易受到极大鼓励，但所有那些包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的国家仍幻想这种贸易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每个国家仍拥有其自身的国民经济。

由于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动荡导致了或至少加剧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于是他们创建了一些组织以减少经济萧条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国家解决他们无力支付所需进口的暂时财政问题；关贸总协定则是为了不必要的贸易障碍能被逐渐取消提供一定空间；世界银行则致力于欧洲重建及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遗憾的是，战后十余年间这些组织中没有一个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欧洲重建更多地依赖于美国马歇尔计划而不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多依靠从前殖民势力那里得来的投资、贷款和拨款来发展，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至于关税和贸易事务则是由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而不是国际协议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开始采取了一些经证实从长远看确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根据其章程，世界银行不得干涉其所提供贷款的国家的内部事务。然而，它却开始和受其援助的国家政府一起制订经济计划，并在这些国家内建立一些可能由其直接拨款和资助的基本设施。世界银行的目标是通过针对高收益而还款有保障的工程，向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机构贷款，以促进国民经济获得改善。

在这段时间中国家的发展多有赖于政府掌管的工程和政府控制的行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一种混合型经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口行业中获益，同时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当然，大多数国家确实提高了他们的人均收入，国际贸易有所发展，但进程缓慢。在大多数国家，贫穷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观。此外，很多贷款显然无法从贷款投资可能带来的收益中获得偿还。一方面是由于计划不够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腐败和将贷款全挪用于军事目的。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70年，如果以同一利率持续贷款，以前贷款的偿还额会超出后续的新贷款额，因此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外流。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针对这种情况，由罗伯特•M领导下的世界银行采取了措施加强其借贷业务。

然而实际危机的严重性超乎预料。这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石油输入国，而石油输出国际组织(OPEC)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因此，他们的进口成本也明显增加，加剧了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石油富产国的新财富又流入热衷于发放贷款的欧美银行。猛然间由商业银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超过了政府贷款和国际银行的贷款。这样，由于商业银行关注的仅仅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这些贷款国家的发展，于是对各国经济的密切监控便大大减少。

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

本世纪后期，石油价格再度抬高，美国大幅提升利率，使得这一时期的借贷突然变得困难。商业银行意识到他们的贷款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安全，于是停止借贷业务。由于贷款偿还曾依赖于新贷款，这导致了一场危机。危机的焦点是墨西哥威胁拒绝偿还贷款。在这一时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在其创建中未展现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给贷款者施压以使其对贷款的支付做出承诺，另一方面，在强迫墨西哥政府改变政策以确保贷款偿还能力情况下增加对其借贷。这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作为援助条件的变革被称作结构调整政策(SAPs)。

这些对墨西哥的要求使得全球性经济代替了国际经济。规范这些变革的政策体现了由美国财政部发起，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P)和世界银行一致通过的“华盛顿意见”。这个意见的内容是从此应当由跨国集团(TNCS)的投资替代政府的和政府间组织的拨款来引导发展。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以发展中国家自身能吸引潜在投资者为前提，这需要大范围地改变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济，需要废除那些要求商业机构集体所有的法律以及任何推崇地区贸易的法律，这就必然要求实现商业机构的私有化，以使这些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竞争者竞争。所以，关税和其它贸易障碍必须被废除或者至少被大大削减。

显然，进口行业无法在这种新体制下生存。新的口号是出口引导型的发展。每个国家出口本国高效生产的产品。在许多非工业化国家里，这种作法使自然资源，特别是林业资源得到了迅速开发。

低工资报酬和不怎么受政府规定的限制通常是对跨国集团投资的主要刺激。竞相吸引所需投资的各国政府面临降低本已很低的工资报酬同时又要尽可能保护工人免遭剥削和环境不受污染的压力。尽管低报酬和很少受政府限制是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方面，但仅靠着两点不能保证投资的安全。还必须要有稳定的政府、公共秩序和一定教育水平。此外，交通和通讯的基本设施也是必需的。总之，投资倾向集中于世界的几个地区而不是均匀分布。种种这些因素已使得中国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南部沿海地区，在争取投资努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

由墨西哥开始的结构调整现在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实行，它的影响是要打破商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或许，最重要的是世界金融结合。金钱在瞬间由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有时是买卖货币的行为，有时是股票和债券。更多的钱是用于这些金钱的转移而不是用于对生产设备的投资或是对物品和服务的实际消费。

结构调整的一个目的是使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而在这方面，仅取得了部分的成效。虽然主要的拒付债务行为，如来自墨西哥的威胁，已被避免了。但是，负债的总体水平仍在继续上升。在许多国家，偿还负担严重限制丁发展，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中，这一问题十分严重，以致于现在普遍一致的认为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措施。

但是，结构调整政策已证实是实现华盛顿意见基本目标——实现单一世界市场的趋势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关贸总协定作出了一系列协议强烈支持实现单一世界市场这一趋势，尤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努力中。现在这项工作已被WTO取代。在世界某些地区，地区性协议的影响更为深远。对此欧共体最为典型。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在消除国界的趋势中表现得比关贸总协定更为明显。经协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现在，国家界限是资本、商品及服务流通的次要障碍。它仅在劳务流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限制作用。

如前所述，全球化进程与私有化进程相伴而生。理想境界是跨国集团自由的在任何国家购买和经商。还适用于，例如在过去是典型公共所有或至少是公共管理的公用事业和交通系统。现在的目标是私有公司间的竞争代替政府干预。

因此，全球化应削弱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确实，政府的作用已被削弱到要由世界银行在几年前举行会议来决定政府到底应保留哪些责任。但从根本上讲市场仍需要政府来支持。市场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因此，政府有责任保证教育的实施；市场需要安全的公共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司法机构和军事力量；市场需要运输的基本设施，因此，政府应当提供公路铁路和港口。当然，政府还要负责照顾那些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群体。

全球化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引起极大热情而在另一些国家引起极大怨愤。对于跨国集团来说，全球化已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世界生产总值迅速提高，然而部分地区却一直在越变越穷，如非洲环撒哈拉沙漠地区。在大多数国家中，那些较富有的和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则已从中获益。在另一方面，工人、农民和失业者则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收入。几乎所有国家中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近20年的发展所出现的另一焦点问题是跨国集团的规模和实力。如果分别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和销售状况将国家和跨国公司列在一张表中，常常表现出在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多是跨国公司。既然金钱就是权力，特别是在这么多国家已被取消授权的世界中，则意味着权力集中在那些的追求持股人利润为职业目标的人的手中，那些资本家阶层之外的人们的结局则值得担忧了。

三、支撑全球化的经济政策

经济理论是在民族主义被当然地视为经济活动背景的大环境下发展的。亚当•斯密在论及国家时阐述了什么样的国家改革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他坚持认为投资者会热衷于在其国内经营。当然，这并不排除国际贸易，但他所揭示的贸易是在双方都清楚自己会从贸易中获益的国家间进行的。

然而，由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也支持全球化，包括现在出现的私有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理论反映出大市场优于小市场并且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会做得更好。

首先，经济学家就市场规模方面提出两点。一个是规模经济的存在。在最初阶段，亚当•斯密指明一个农夫需要一颗铁钉而自己做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如果十二个工人每人重复做某项特定的工作，他们在一天内能生产许多颗铁钉。当然，单个农场家庭不需要这么多颗铁钉，甚至一个村庄也不用了。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

但经济学家还发现一个大到可以支持一个制造商的市场，仍不足以获得工业化的社会效益。如果市场中仅有一家铁钉制造商，那么这个制造商的唯一竞争者将是其销售对象，仅为其制造几个铁钉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制造者可以随意定高价，而且缺乏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动力。竞争是市场的关键所在。因此，市场必须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消耗几个制造者的产量，甚至这不够。尽管这里所说的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远比个体生产者的效率高，而当他们运用矿物燃料能源并扩大生产规模时会变得更加高效，规模经济随着技术进步而逐步出现。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去吸收几个更大厂家的产量。尽管古典经济学家是为了支持国家性市场取代地区性市场而指出这一点的。这条论据在支持全世界性市场取代国家性市场方面同样有效。

经济学家们也发现政府努力控制市场对有限时间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在中世纪及直至现代，人们都知道商品有一个公平价格，该价格不仅应当满足生产者过上好生活的合理需求，还要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公共政权注意到这一点时，价格便建立了。

经济学家又发现由市场决定价格更为适宜。即卖家应当把他们的产品尽可能高价的售出，而买家则应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购入。只要同样的产品有几个卖家，购买者就能使他们之间互相竞争直至价格达到人人都愿意购买的最低价，这就迫使生产者去寻找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以致能够将产品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出售，并增加市场份额。生产者又发现生产一种新型的或改进的产品可以带给他们至少是暂时性的优势，他们可以在竞争者压回原价之前就该种市场需求的商品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同时，市场价格使得生产者对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十分敏感。他不想生产消费者不感兴趣的产品，这种刺激就是为满足实际消费需求，结果更多资源流入所需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但当生产受到官僚控制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对改善服务的刺激，导致了对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质疑。然而，历经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现存的自然垄断必须受到公众控制。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难以实现，那么最好由公众掌握这种垄断权而不是将其操纵在私人势力手中。比如，可以假设一个国家仅需要一个邮件递送系统。对于大多数基础设施来说也一样，对于是否需要多套运输系统看法各异，但至少，高速公路是在公众付费的基础上广泛建立并运作的。

今天竞争已被引入曾一度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领域中。例如，私人企业现在在一些以前由邮局独占的功能领域与之竞争，并十分成功。原则上竞争可以发生在其所有的功能领域中，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加利福尼亚，立法团体几乎一致同意一项法案即将竞争引入电力供给领域。如果那样州政府的管制将被大大削弱。结果虽然失败了，但这种想法并未消失，一旦正确地实施自由竞争将会提高效率降低价格。只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存在，市场定价必定优于官僚政府定价的信念就依然坚定。

对私有化的认可不仅使多个国家采取行动使经济活动更多受制于市场规律，同时也通过结构词整政策和国际协议强化了这—要求。

四、潜在的设想

笔者已阐述了更广阔的市场和私有化会产生更高的效率，同时，高效率又会促进经济发展。要阐述这一点，就要提到“生产率”。理论上讲，生产力指系列生产过程中任何因素，即资本、劳动力或者自然资源。但实际上生产率主要同劳动力有关即劳动生产力会使资本增值。当在特定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多服务时劳动就变得更具多产性。在引自亚当•斯密的例子中，小型制钉厂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因为每周每天钉的生产量大大提高的缘故。

显然如果相同数量的人持续工作相同的时间，那么在他们提高了每小时的产量时，国家总产量就会增加，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会确保这种情况的准确发生。不幸的是，工业社会存在一种在劳动力需求十分明显的前工业社会很少见的失业现象。但经济学家认为将由需要较少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增加的资本投资到别处，就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只要失业劳动力的百分比不大，经济学家则通常认为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这阻止了工人们提出有碍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的过分要求。经济学家们指出欧洲、北美和亚洲四虎的工业化结果已说明遵循市场规律运行的工业化大幅度提高生活标准。他们希望在各地都产生同样的效果，并相信市场是实现这种效果的最佳手段。

这里特别强调两个可行性设想。首先，发展的首要目标是经济的整体发展，其次，要获得发展，首要的生产效率是劳动生产率，你或许同意这些假设，但应当说明他们也会受到质疑，这种质疑暗示着许多现存的反全球化运动。

关于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最好方面除整个经济增长外还存在其它的观点。历史上，公平被认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经济理论以及提高财富的目标，对公平整体的或甚至是在产品和服务的公平分配上都不关注。实际上，经济发展带来的增值财富仅集中于相对较少的人手中。经济学家有时认为当把社会发展得足够富有时就会轮到那些现在贫穷的群体享受增值财富带来的益处。但是在被他们引为成功例子的国家中，穷人的生活提高主要受益于政府行为和工会，从该理论角度看二种情况都不受支持。这种理论或许是正确的，但这一点远未被历史证实。

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应当提高的假设同样受到质疑。当劳动力较少原材料多且污染不受限制时，则有助于集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项工作是通过利用矿物燃料能量来实现的。上一世纪，对燃料选择已改为石油。可现在，许多人认为就全球而言，劳动力是丰富的。失业和待业仍是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原材料越来越少，污染也受到了限制，一些经济全球化评论家认为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正是对这些资源的合理运用，例如，在农业方面，集中增加对机器的利用从而取代人力劳动，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人力劳动不再是明智的选择。

正如对穷人的忧虑的回答是财富总会轮到他们，因此，经济学家又对资源问题的回答标准是市场会刺激技术发展以弥补缺陷，这在过去是有据可查的。例如当某些金属变得缺乏时，人们发明了塑料来发挥金属的功能。当土地丧失了肥力，化学肥料为食物生产提供了所需的养料。

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污染严重问题更难解决。还有一些认为当人们变得更愿意为清新的空气支付费用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税收，就会产生市场动力去减轻污染。对于特别棘手的全球变暖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及早制止更为有效。因为我们在全球变暖问题相当严重时才采取的措施的话，会减缓经济的发展。

如果问为什么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愿意更认真地考虑公平或者考虑自然保护问题，答案可以在以下两个更深层次的假设中找到，这些是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目前已被纳入首要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如果反对这些设想，一方面就有很好的理由质疑一心一意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作法，另一方面质疑对环境的漠不关心。那就意味着，会对以其现存形式继续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愿望有所疑虑。

五、人类经济学

经济理论是基于对人类的一种特殊观点。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人文经济学是从人类社会的整个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产物。这正如人类政治学、人类宗教学等。研究市场交易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活动或宗教活动中的人类行为相区别的原则是正确的。

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在购买时，始终如一地寻求尽可能获得更大便宜，在销售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需要工作时，总想要得到最好的工作，把薪水作为主要考虑的内容。需要雇佣帮手时，总想以尽可能低的佣金聘用他们，经济学家从所有其他人类的秉性中抽象出这一点，并将其归因于人类经济学，他们将人类经济学描述为致力于个人的经济目的。

;当然，如果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遵循这一规范是不准确的。首先，在家庭内部几乎不发生经济交易。经济学家们清楚这一点，通常把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经济单位。但家庭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从某种角度来说，家庭并不是始终扮演纯粹自给自足的角色。人们提供大量货币，其中许多是出于提高总产品的关心或满足于其他人的特殊需求。经济学家们没有很好地对这些活动加以说明。但是当所有条件具备了，当有关人群确如经济学家们所视那般被评价时，市场中许多人类行为就能够被描述和预言了。

人类经济学也被理解为有无厌的需求。一些早期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目的是生产充足的物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时，经济发展也会稳步增长。然而，整个经济界否定了这一观点。他们断定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并不意味着对特定物品的渴望不会被满足。而是指，旧的愿望获得满足时新的愿望会不断出现。在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理解中显然存在一个对事实的衡量。五十年前能使我满足的东西不再能满足我。例如，人们现在想要的是更快的通讯，更便利的交通和家里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家具。

人类经济学首先给金钱和金钱所能购买的东西估价。人们为金钱而工作，寻求他们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经济学家并不注意工作质量。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人更换了工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新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薪金。如果某人自愿地接受低收入，人们会对此感到惊讶。即使—个人并不需要增加薪水时，他也会把这份薪水视为成功的标志和完成了他没有这笔薪水就不能完成的工作的机会。金钱实际上是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基于这种目的人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有用的抽象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作方式的分析。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真的，当该理论转化时，也就是说，将它视为完全真实而作为政策提出时，这种曲解就会产生严重的危险。

谈到不知满足，我们并非简单的视其为每时每刻都存在的事实。实际上，在一些传统社会中，这一点并不明显，至少作为人类事务中一个主要因素并不明显。其实在今天，经济学家们有时担心消费者并不会充分地购买。为了确保让个人无止境地维持高水平地支付帐单，我们创建了一种体系，即当旧的愿望得到满足时使其产生新的愿望。新设计使得具有优良功能的商品变得过时。人们可能再也无法购买到所需的部件去修理它们。款式一年年、一批批地变换，以致于未买到新式服装的人很快被时尚所淘汰。广告业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服人们去渴望新事物。

从描述性用途到规范性用途的转变也是在将人类经济学观点考虑为贪求无厌的条件下出现的。经济学家们把这种自私的行为描述为“合理的”。他们认为合理行为创造更多财富，不仅是针对采取这种行为的人群也是就全社会而言的。由于集体在经济思想中没有地位，这种“合理”行为对集体侵蚀的事实就被忽视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在合同关系中只存在个体。为了维护集体而放弃个人所得是不合理的。他们在假设个体是纯粹地自私的前提下所主张的政策逐步地破坏着依赖于非合同性人际关系的集体。

该理论的规范性应用也体现在对人类能力更有价值的工作种类的破坏。在传统社会，有制造各种所需物品的专家。制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鞋匠致力于制造一双鞋的整个过程，通常是遵循特定顾客的要求。工作中存在一种自豪和满足，即使他在工厂会攒更多的钱，但他会发现工作满足感的丧失远远超过收入的增加。

然而，一旦建立了制鞋厂，大多数鞋匠则别无选择。鞋厂生产的鞋的价格大大低于鞋匠为维持生计必须出售的价格。一些鞋匠可以依靠修补鞋厂制造的鞋维持生计，但大多数则不得不成为一部分雇佣劳动力。

此外，我们的目的是指出经济学家们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通常在经济交易中表现所进行的描述已成为一种规范，并不想这样行为的人被迫这样做。当人们依照人类经济学的方式行为时，为了创造更大的财富，集体生活的价值和创造性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坏了。

现在，正在被侵蚀的集体已经包括各个独立的国家。据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他的目标是增加国家财富，理所当然地把国内化的集体视为经济活动的背景。但像这样的经济理论并没有为集体留下空间。这表明大规模的市场会很好运作。的确，越大越好。这就把规模经济连同对整个过程至关重要的大公司间的竞争一并囊括其中，这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十分重要。国家界限于是就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障碍。于是，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目标便是全球性经济。

六、二元主义

构成经济理论的第二条规则是人与自然的二元主义。二元主义倾向是整个西方传统的特征。这种倾向由于受到新教的影响而更加强烈并在启蒙运动思潮中系统化。对于系统经济学家，特别是对于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新德育学校教育而言，唯一认可的价值是人类获得满足的价值。经认真考虑的自我满足唯一形式是那种源于对所渴望之物的占有或消费的形式。经济学家鼓励经济的有序化直至人类满意为止。

这个唯一可归属于非人类世界的价值观是起促进作用的。它可用于满足人类需求。它的价值是某人打算支付的价格，并被看作是一件商品。

考虑到世界标准启蒙运动观点由人类主体和非人类客体组成，这种人与商品的二元主义看上去是适当的。这是基于非人类世界对于市场来说是可利用的，因此市场力量能为之定价的观点。可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例如，人们对未被破坏的土地进行评估，可该土地并没有拿到市场上去卖。然而，经济学家认为土地是否进入市场并不重要。他们能够通过询问人们要保护这块地愿意支付的价格，再乘以愿意付款的人数来估计市场价格。

考虑到非人类的动物时，人们便不加什么疑虑地适用二元主义。一只牛在市场上卖什么价就值什么价，猫也是一样。猫的价值可能因人类的怜悯之情而增加，但仍可能以其主人愿意将其卖出的价格出售。被完全忽略的是牛或猫本身的价值，即其满足生存所需的东西。

自然界的商品化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在传统社会，许多东西是共有的。的确，自然环境被看作是人类居住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财产。在那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可利用它们——森林、河流，有时还包括牧场。

但是，对于许多新自由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合理。既然这些物品有价值，他们应当被私有化和定价，这样那些利用它们的人就要对这种使用支付费用。他们认为私有化确保了对资源的最高效或最经济的利用。

当然，私有化使那些处于购买地位的人获得好处，而同时使穷人受损。今天，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磋商的一个主题是水的私有化。二元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一切物品商品化（私有化政策也体现了确保基于满足穷人的目标而增加财富的首要性）。

自然资源价值，贬至个体现在愿意在市场中支付的价格，这已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现在人们已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资源匮乏，认识到市场价格甚至对于人类商品的有用价值也难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例如，只要地下有巨大的油井，油价就会由石油输出国根据开采量政策来决定。市场上石袖有可能保持充足到临近石油实际耗竭的时刻。确实，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基于某种长期的考虑而控制生产，市场力量就很可能导致那种结果。对于人类社会石油实际价值远比市场价格要高。这部分差额会在人们被迫要将石油瞬间转变为其它形式的能量时得到支付，如果石油是按该种情况被定价，情况就要好得多，但市场无法完成这种定价。只有在能反映长期忧患的政治秩序优先于经济秩序时才会实现这种定价。

这里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家建立价值所依赖的市场是缺乏想象力的。人类有能力基于对事物的长远考虑做出理性的判断。如果通过政治途径运用集体智慧，就会在市场价格反映需求之前发现它们。这并非直接向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提出挑战。但确实表现出经济学家对自然界的漠视使得他们仅在他们从工业经济研究中得出的分类中来探讨自然界。这种不能保持对自然界显著特征的关注是经济理论的极大失败。

更明显地，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使他们成为一群对地球退化极为漠不关心的人。当然，有人可以找到避免这种退化的经济因素。但是拯救自然环境的斗争从不是那些将自然视为商品的人们倡导的，而是那些将自然视为有其自身价值并且与人类紧密相联系的人们。经济学家会提出目前出现的技术发展在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向节约经济类型的转换中起辅助作用。但这些发展的原因已不再是市场信号。石油价格仍然低廉。这些原因是人们实际上知道市场价格不会对存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需要准备的问题进行预告。结果是人们越多地将决定权交给市场，将来我们要遭遇的危机就会越严重。

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笔者是反对在经济全球化现存形式下所进行的种种假设。当然，这种批判主要不是针对经济学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科目是从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组成的完整混合体中抽象出来的。他们自信他们所抽象出的理论及通过对其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许多人类行为是有益的，特别是在工业社会中。

然而，当政治秩序领导者决定将源于经济学家抽象理论的改革列为重点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忽视了政治理论家关心的公平价值，社会学家关心的社会价值，心理学家关心的人类满足的价值和生态学家关注的生态系统的价值。如果经济学家应当负什么责任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提醒政策制定者，他们的建议是基于抽象理论而不是现实社会，而这恰恰正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领导者应当知晓的。

篇4

金融自由化是金融业发展的趋向，由于金融自由化理论忽视了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转换安排，同时也由于商业银行及相关部门在金融自由化实践中忽视了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因而在金融自由化实践中出现了银行危机.本文拟对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和内容进行探讨。

一、治理机制与商业银行治理机制

众所周知，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当一种货物或服务等跨过某个技术上可分的界面而被让度时，交易就会发生。由于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以及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信息等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的完整性常常受到影响，交易的成本也有大有小，交易因而常不能满足最大化的要求，因此，如何保证交易的完整性、降低或节约交易成本，使交易能够达到让各方满意的程度并且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环境便成为讨论交易和经济主体活动的重要问题。故而，我们可以把一种交易的完整性在其中得到确定的制度安排系列(或契约关系)称为治理机制。由此可见，治理机制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保征交易的完整性、消解交易中威胁共同利益的因素等而自发演进或设计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交易的满意化得以实现，交易的自发调适得以实现，经济秩序(经济自由)也在这种关系中得以实现。由此，我们也可以把商业银行治理机制解释为商业银行交易的完整性在其中得以确定的制度安排系列(或契约关系)。

二、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目标

依照治理机制——交易的完整性——经济秩序(经济自由)的程式，因而，对于商业银行，也就有了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商业银行交易的完整性——金融秩序(金融自由)。所以，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最终目标是使商业银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通过适应性竞争，成为自发行动的主体，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实现自发调适，从而导向金融自由或金融秩序。为此，保证交易的完整性非常重要，但重中之重是通过治理机制解决存在的多重委托——问题。

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内容

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交易的完整性需要在治理机制中确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社会分工和交易的范围(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扩展，因而，交易的治理机制具有多样性。青木昌彦教授在其著作中将交易的治理机制归纳为10种，他认为，不同的交易治理机制在各自特定的交易域可能是替代品而不是补充物，比如，随交易范围的扩展，交易者社会规范治理比个人信息治理更有效，俱乐部规范和自我实施合同治理比交易者社会规范更有效，法制比不受约束的统治者保护或侵犯私有产权更有效：但是，在特定时点或某一相对稳定时期，不同交易域的交易治理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关系，即某种交易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或存在性直接或间接地被另一种交易治理机制的存在或制度化所强化。比如，法制的公平能强化道德准则，反之则败坏道德准则，强化声誉和诚信或其制度化能降低监督和实施成本，反之则增加这种成本。因此，青木昌彦教授认为，不同交易域的不同治理机制的策略组合对该域的交易者构成了策略均衡，而各类交易治理机制的策略互补性对不同域的交易者构成了混合策略均衡。并且，这种混合均衡是一种刻点均衡，它随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而演进，因而具有动态特征。

青木昌彦教授主要是从制度的类型及其特征的角度来区分交易的治理机制的，据此我们可以了解治理机制及其特征并合理性地维持和设计治理机制。然而，如果能从交易治理的主体或治理的组织形式上来区分治理机制，则能更好地运用激励——约束机制促使治理主体或组织在面临环境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时自发行动或自我调适，从而推动治理机制的创新和演进。一般地，我们可以把交易治理的主体区分为市场、组织和政府，因为，市场、组织和政府都是契约关系的集合，都是交易的中介，都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完整性和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和设立的。市场自不必说，组织是为了节约市场中存在的庞大交易成本而设立的，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运用内部化功能，依靠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使交易成本降低；而私营部门失灵(或组织失灵)和市场失灵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各种规章框架的设立和存在来解决，国家可以通过安排谈判和监督活动以及依靠其强制性来降低私营部门的交易成本或市场交易成本。因此，治理机制既应包括市场治理机制、组织治理机制(法人治理机制)，也应包括政府治理机制。

根据青木昌彦教授的理论，我们认为，市场治理机制、组织治理机制和政府治理机制在各自特定的领域内是替代品，即各自治理机制的优化，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即市场治理、组织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一方的存在和有效都能使其他各方的存在和制度化得以强化。相应地，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也应包括商业银行市场治理机制、商业银行法人机制和政府治理机制三部分。商业银行市场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声誉治理、信号显示治理与退出治理机制等，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机制。市场治理机制在于通过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等自发的优胜劣汰机制，激励和约束商业银行及其经营者、商业银行的客户等，从而消除或减轻委托问题及其产生的交易成本。商业银行法人治理主要解决商业银行法人内部的委托问题及其相关的交易成本，它包括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安排、内控制度的安排、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激励和约束商业银行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减轻和消除商业银行运行的风险性。商业银行政府治理机制包括政府法规和监管治理，目的在于对商业银行和市场的失灵进行治理，从而降低其中的交易成本。

在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三大组成部分中，商业银行法人治理机制是主体，商业银行市场治理机制是基础，商业银行政府治理机制是关键的支持系统(政府治理机制既不是无形的手，也不是失灵的手，而是轻轻推动的手)，因而，它们具有互补性。美国金融自由化的经验证明，单靠市场并不能消除金融恐慌和金融危机，因而需要政府的金融监管。但金融监管和银行安全网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金融恐慌，却不能消除金融危机，因而需要依靠商业银行自身建立起一种治理机制，当内外环境变化时，这种机制能促使商业银行自发行动，通过改变自己的经营战略、经营方式、经营产品、组织和运行方式以及内部制度等来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商业银行治理机制是以法人治理机制为中心，在市场治理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政府治理机制的支持作用下引导商业银行成为自发行动的主体。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安排应具有阶段性，在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其治理机制的具体内容安排应当有所区别，应当以建设良好的法人治理机制为中心，逐步完善市场治理机制，不断改善和健全政府治理机制。

篇5

城市环境治理是指多元利益主体对环境污染这一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以达到有效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维护人们享有清洁环境的公共利益。学术界普遍认为利益相关者概念最初是由斯坦福研究院于1963年提出的，并将其定义为“组织没有这些群体的支撑将无法存在”，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债权人和社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其中Freeman（1984）的定义最具影响力。Freeman将其界定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这个定义被应用于许多研究中。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尤其是牵涉到一系列利益，利益相关者管理开始流行于环境治理领域。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够提出一套分析框架，分析者可以据此勾画出城市环境治理多元利益主体的行为关系，通过理性地处理这些关系，达成“共赢”的合作方案和环境“善治”的目标。随着社会-政治学理论（如治理理论）在某些关键主题上的概念化，如自反性现代化、协商民主、彻底的多元主义和生态民主等，该理论逐渐融入到传统管理理论中，以提供一个更好治理环境风险的分析框架（Benn等，2009）。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发展是遵循着个体-关系-网络的逻辑线索，体现了研究者对于利益相关者管理行为的理解和认识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林曦，2010）。这也反映了相对于个体视角和关系视角的研究，网络视角更加符合实际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情境。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排斥个体和关系视角的研究，因为个体和关系是构成整个网络的基本单元，而应将其作为网络视角的基石。因此，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也应围绕着网络视角展开，并且个别学者已在该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再思考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前提条件是清楚的，即一个好的运行环境是有利的，而一个坏的运行环境则是有害的。但是，针对组织问题和目标，人们喜欢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的影响，而尽量简化利益相关者所处的混乱和复杂的背景环境。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并且Vidgen等（1996）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或者受到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影响的所有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虽然此定义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其目的是想引起人们对利益相关者所处环境因素的重视。尽管Rowley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切入了对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网络密度和中心性，实现了对于二元关系视角的超越（Rowley，1997）。但是，他过分关注网络的整体属性而忽视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所坚持的主体属性分析，使得网络中节点间互动关系中的结构和行为要素无法进入分析范围。林曦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融合关系行为和网络结构维度，得出了一些整体结构分析无法得出的结论和启发（林曦，2013），但是她并无法清晰阐释利益相关者互动行为的发生机理及其过程。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缺乏对利益相关者主体行为的影响、承受和表现载体的考察，即利益相关者行为运行环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新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弥补传统社会网络模型的缺陷，拓宽对于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分析过程的理解。ANT有利于帮助匹配影响组织成功的利益相关者（人类主体）和其运行环境（非人类主体），其贡献在于明确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理，因为它强调谈判和协商的作用，并承认非人类主体作为组织、群体和个体环境的重要性，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共同纳入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当中。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城市环境治理转译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学者MichelCallon、JohnLaw和BrunoLatour为代表（巴黎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共同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论。ANT认为应该平等地看待“人”与“非人”的网络要素，通过“异质性”网络模型刻画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网络结构环境对单一行动者提供了机会和限制，以及个人、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受到了其他网络行动者关系的影响。此外，ANT强调联合整个行动网络的价值，重视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整合，主张通过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沟通、谈判、协作等社会互动行为来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王爱民等，2010）。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分别为行动者、广义对称性和转译。ANT将有主观目的和意图的人类主体和非人的观念、资本、科技等主体认为是行动者，即任何可以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这些“异质性”行动者构成了网络的基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广义对称性认为应该克服传统社会学中的二元划分，整合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网络中的“异质性”行动者，打破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的传统思维。转译概念是ANT的中心，是事实建构者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人的兴趣的解释，反映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以及其网络形成的过程，并且刻画出在构建网络过程中利益嵌入的特征。转译成功的关键在于每个行动者都获得满意的角色，将处在各个领域的异质性行动者联结起来，构建起一个处于动态稳定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为转译社会学，认为只有过转译才能构建起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并不是原有预定的行动者简单组合，而是每一个行动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重新加以界定、安排和赋予。1986年，Callon通过对圣柏鲁克湾的海扇贝养殖案例的分析，描述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渔民、海扇贝、海湾以及多样的技术等元素所构成的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辨出五个转译的关键环节，分别为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在此转译过程中，还应设立一个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Pas-sagePoints，OPP），OPP是指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或利益的必经之点，是所有行动者进入网络的唯一选择。在此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通过结合特定的研究问题和情景进行了对应的行动者网络转译分析，那么针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转译和构建过程可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知，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人类行动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分别代表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而非人类行动者则包括生态、政策、资金和资源等，并且一般由政府部门承担着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因此OPP可设定为治理环境污染，实现清洁环境。尽管这些转译环节看似分开的，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可分的，有些环节可能会重叠。此外，成功转译后所构建的网络也有可能遭到某些因素的破坏，并且一旦网络结构发生变化，新的转译将重新开始，更多利益需要再次协商。总之，转译是一个实体引导其他实体朝其所期望的目标前进而必须经过的路径，并最终说服其他行动者被征召和动员进网络。

四、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个基于“满足-理解-管理（Meet-Understand-Manage）”的过程，其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知识将被关注和采纳，而不仅仅只是规则制度（Parr等，2003）。城市环境治理的概念内涵表明其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多元利益主体的作用范围和正当角色；多元利益主体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达到城市环境治理的目标。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还应充分考虑某些条件影响因素，如社会文化、政治、法律、技术、时空和生态等。也就是说，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应该符合地方背景和实际环境情况。那么，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平等地看待人和非人行动者，将所有影响核心组织目标实现的要素纳入到网络中，因此城市环境治理也可认为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组构过程，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在其运行环境背景和条件下透过转译建构起一个动态稳定的异质行动者网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框架，并说明了其具体步骤和详细内容，请见表1。根据表1可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试图将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融合在一起，通过良好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水平，以期创建一个推进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其具体步骤如下：

1.明确治理对象并界定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最为紧迫和重要，并以大气污染治理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考虑到不同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如污染来源、途径和方式等，明确具体的治理对象是有必要的。ANT表明应该将问题呈现作为转译的第一阶段，而问题呈现是围绕核心行动者进行的。尽管政府不再是城市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但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力量依然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是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因此，以政府环保部门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应认定为核心行动者，即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急需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城市环境清洁的目标。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设置一个强制通行点（OPP），将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目标实现的必经途径。

2.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利益以及各自差异。

城市环境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即除了政府外还需要其他行动者参与到治理过程中。Carole提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将更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提供义务和责任转移给其他组织，如企业、NGO和公众，强调开发和管理不同类型的组织间网络的必要性（Carole，2001）。同时，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理论也表明了城市环境治理不仅只是政府干预，还应该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调节作用。基于这一宏观选择范围，并结合核心行动者的问题，辨识出城市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并明确各自的关键利益。其次，界别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权利、意识和知识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有利于进行合理的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此外，还应明确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为了达到其所期望的目标所需排除的主体障碍。

3.勾画人和非人异质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图谱。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协调稳定发展，并且这种平衡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取向和选择。因此，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生态和谐三者应该确定为异质行动者网路的系统属性，即系统行动者。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实际行为、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那么，这就有必要首先界定和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范围和行为期望，并且辨识出能够影响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其他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政策、资金、资源和其他等。最后，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基础上，初步勾画出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图谱。

4.赋予利益并进行网络行动者的征召和动员。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依赖体现了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并且这种利益交换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的。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依赖，有利于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关系，以进一步识别利益相关者行为支持/反对态度和认知相似度，为转译过程中的赋予利益环节提供可靠的基础依据。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赋予其他网络行动者利益或角色，以激起其加入网络的兴趣，并召集所有异质行动者，进行初步的讨论和协商，以达成行动共识。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逻辑出发，设计人类和非人类异质行动者的互动机制，并动员所有行动者进入到治理网络当中，实现城市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初步建构。最后，辨析和评估核心利益相关者目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内在契合度，并重新识别和定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核心价值，以巩固和稳定异质行动者网络。

5.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

如何制定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匹配不同的管理策略。因此，结合异质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分别从个体（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关系（兼容性和必要性）和网络（网络密度和核心组织的网络中心性）角度，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然后，分别针对整体和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制定详细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计划，以利于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此外，通过采用听证会、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等，评估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可行性。

6.执行决策和监测网络。

篇6

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后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群体或个人。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相关者一般可以分为三类：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股东和公司资本的主要供应者)，产品市场利益相关者(公司主要顾客、供应商、当地社团和工会)，以及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所有公司员工，包括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都希望组织在制订战略决策时能给他们提供优先考虑，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但这些权益主体的相关利益及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别，且往往互有矛盾。公司不得不根据对利益相关者的依赖程度作出权衡，优先考虑某类利益相关者。“股东优先”的治理模式正是因此而产生的。

然而，随着人们对企业行为社会效应的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被提了出来，要求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兼顾各类利益相关者。

为使社会期望与企业行为达成一致，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政府管制或社会调控。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是不令人满意的，一方面因为管制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也因为管制的可行性或效果有限。出现后一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企业的社会效应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尚未完善。传统的评价方式如利润的现值评价，由于无法计算企业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包括对人们健康和财产的损害、对公司的调查研究和费用等，已越来越不可靠。此外，由于股票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有的只是反映了经济和市场的短期模式和一般水平，或者受到人为操纵，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本身的绩效，因而通过股票市场同样无法作出充分评价。

鉴于社会管制方法的失效，人们提出将政府管制或社会调控内生于企业治理结构中，以内部调控替代外部调控。其方法是采用一定的组织制度设计方式逐步向企业内部渗透，这种组织制度方式就是重组企业的治理结构。

二、利益相关者模型与股东中心模型的比较

与传统的股东中心模型比较，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型在各方面发生了变化，表现在：

(一)所有者的定位

股东中心理论认为，无论从收益上还是从对公司的控制上，公司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非股东莫属。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公司的所有者不仅仅是出资人，而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层、职工、债权人、供应商、顾客、消费者、政府等。

(二)治理的目标

从公司治理理论的渊源看，问题是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因此，在股东中心理论看来，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监督和制衡经营者，实现股东的资产收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在公司营运过程中，不仅会出现经营者败德行为，而且也会出现股东滥用有限责任、从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道德风险，如过度操纵、出资不足、欺骗等行为，公司治理的目标是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关注公司经营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三)决策模式

在股东中心模型下，公司决策主要由所有者和经理作出，其他人的作用相当被动。而利益相关者模型中，公司决策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合力参与、共同形成的。

(四)思维逻辑

股东中心理论的推导很简单：股东必然争取股东价值最大化，在良好的规制环境下，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满足其他索取权的利益，从而使社会效率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理论则是通过直接考虑相关者的利益，从而达到社会效率的最大化。

(五)对企业绩效评价方式的影响

与股东中心模型相对应的是基于财务指标的评价方法；而利益相关者模型显然要求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评价，不仅包括财务绩效等经济指标(针对股东)，还包括社会责任指标(针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与此相配合，评价方法也由静态到动态，由短期到长期，由定量或定性到定性定量结合，由主观或客观到主客观结合，等等。

以上看来，两种模型之间存在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理论上，利益相关者模型似乎存在更多的优越之处，但如前所述，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从短期来看，并不具备一致性，甚至存在明显的冲突。尽管从长期来看，两者间能够达成一致，但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直接地受到一系列短期绩效的影响，而财务分析家、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更加强了这种对短期绩效的压力。这就对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和效果提出了质疑。

三、利益相关者模型评价：支持论与反对论

(一)支持论

1．理论依据：系统的内在平衡性该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其支持观在一些角度存在不同：

(1)合法性、权威和责任的平衡。RobertsA．C．Monks和NellMinow认为，民主社会中公司享有巨大权利，实践中，公司对政府产生的影响已至少同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一样大。具有政治言论权的公司“市民”，对影响它的法律已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比如，它可以说服政府，通过立法设置竞争壁垒或减轻负债，帮助他们应付自由竞争。但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否则就失去合法性和可信任性。因此，公司在“合法性、权威和责任”之间必须达成平衡。

(2)制度系统的内在平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特征和方式要受到制度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公司治理属于一种制度安排，它同样要受到历史文化、法律规章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因素(包括法律环境、产业规则等)对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因为，正如Powell(1991)指出，制度模式影响了什么是合法的行为，道德合法性与一套宽泛的、社会的、标准化的判断和价值观紧密联系，这些判断和价值观能增进道德合法性，并推动社会福利。这样，随着社会环境对道德合法性的关注，组织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以提高其对社会道德标准的认同。

(3)组织(企业)系统的互动和开放式网络。以RussellAckoff(1974)为首的系统理论研究者探讨了利益相关者分析。Ackoff是把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放到组织系统内部来加以论述的，他认为将利益相关者置入组织系统内部，来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安排，可以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和开放网络，从而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以上几种，虽然在着眼点上存在差别，但其理论实质是相同的，都是将组织置于一个更大、更为开放的系统中来考虑问题，从而对企业行为有了新的要求。

2．实践依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革传统的股东至上模式是因为股东提供了公司所需的资本，它遵循着这样的观点：由于股东拥有公司的产权，因而有权要求通过运用这个产权使其利益增值。但利益相关者模式的支持者指出，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发展到“知识社会”，经济正在从“规范有型且在生产工具和消费之间有缝隙的东西的生产”转向“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其核心经济活动是提供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更为融合的知识服务”，首要的资本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即从“你所拥有的”转向“你所懂得的”(RichardCrawford)。事实上，30年来在人力资本上的总投资已超过物质资本，员工地位和利益必须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当前的改革浪潮中，俄罗斯等国私有化的失败，从反面提供了证据。简单地将所谓的“私有权”转移给私人所有者，其他利益相关者被抛弃在资源重新配置之外，自然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如地方官员的掠夺、雇员的消极怠工行为。在中国，经营者腐败的事件目前屡有发生。实际上，他们的合作是公司在新环境中进行重组所不可或缺的。与此相应，股东只是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收入权，对引导公司重建有效机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私有化在改革中只起到一部分产权的作用，并不能替代利益相关者模型所起的作用。

此外，支持观认为，由于转轨时期信誉机制和法规的强制力量都很脆弱，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为此，应尽量保留现存的社会资本，并着手建立新的社会资本，建立广泛认同的社会契约，而不是向个别人转移巨额财富。否则，社会资本就会遭到破坏。因此，对于转轨经济国家，利益相关者模式尤其适用。

总的来说，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依据比较充分，其理论思路也与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不谋而合，顺应了经济和市场环境变化的趋势，但经过近几十年的孕育、讨论，总体上进展甚微。看来，该模式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对此，一些反对者对该模式的不足和缺陷作了讨论。

(二)反对论：模式的不足与缺陷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反对者认为，该模式在理论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实施条件也尚未具备或完善。

1．理论缺陷如前所述，传统的企业理论假设企业生产经营目标是一元的，即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而利益相关者模式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定义为多元的，其中既有社会性的、政治性的，也有经济性的。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目标合一的组织，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其结果必然引起企业经营效率的损失。

这样便会导致一个两难困境：任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对社会造成负外部性，从而提高社会成本、造成社会福利损失；采用各类管制手段，包括通过外部调控方式和如上利益相关者的内嵌方式，虽能部分地解决市场失效或降低企业活动的负外部性，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尤其是后一种方式，经济效率的损失仍然不可估计。

2．实践应用中的问题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反对者认为，该模式涵盖的权益主体过于宽泛，不便于实际操作。比如产品市场的利益相关者，虽与企业之间利害相关，但因其数目众多，很难组织起来采取有效行动。因此，与其通过这种“内嵌”方式，不如还是通过国家或司法干预方式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或是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成本更低一些。利益相关者模式在理论上无疑是富有新意的，但就目前而言，其有效性尚缺乏实践的检验和相应的实证研究的支持。而且，调查表明，企业圆桌会议和经营者阶层对该模式普遍持反对态度。

四、结论：模式的修正与发展

篇7

1.1个人成绩感降低

行政人员成绩感降低主要表现为他们工作比较消极：一是行政人员厌倦管理现象，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导致行政管理人员出现消极心理，他们常常会迷失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二是行政管理人员对行政管理工作疲于应付，导致高校对行政管理工作不重视，久而久之导致行政管理人员对自己的价值出现了怀疑。

1.2身体呈现亚健康

根据山东省对本身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健康现状调查结果：约有70%的行政管理人员患有亚健康疾病，其中40以上行政管理人员出现慢性疾病的人数约占到总数的65%，由此可见在当前环境下，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出现亚健康现象的人数比较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却没有增加，结果造成行政管理人员工作量比较大，强大的工作量导致他们身体出现了许多的不适。

2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的负面效应

2.1职业倦怠降低高校的行政效率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出现职业倦怠对高校行政部门工作效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行政人员迫于生活与工作的各方面压力，他们在具体的工作中不得不可以隐瞒自己的职业倦怠情绪，防止因为显性的负面情绪被高校的管理者所观察到，从而影响自己的工作。正是由于行政人员出现职业倦怠情绪之后不能及时的向外界表达，导致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倦怠现象会更加严重，久而久之就会直接影响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

2.2职业倦怠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首先由于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职业倦怠的出现，影响到教学工作效率。高校的教学活动计划需要通过行政管理人员向高校的管理者进行信息传递，如果行政管理人员出现职业倦怠，他们就会造成教学计划信息传递的不及时，最终影响教学工作效率；其次因职业倦怠引起的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之间的矛盾，容易影响到正常的教学活动。由于行政人员出现职业倦怠，他们的工作热情就会降低，进而导致行政人员缺乏服务意识，这样他们在与教师沟通中就会带有不理智的负面情绪，容易与教师发生口角争议，而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会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情绪。

2.3职业倦怠影响行政人员的身心健康

正如前面所述，高校行政人员职业倦怠容易造成行政管理人员出现亚健康，亚健康的出现严重损害了行政人员的生理健康，而生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将会影响到行政管理人员的日常生活。我们对行政人员的生活进行观察发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他们的情绪容易被激化，时刻存在危机感，而且这种负面的情绪常常会带到家庭中，影响家庭生活的和谐。

3缓解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的具体对策

3.1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自我效能感

首先高校管理者要多关心行政管理人员。任何人在作出相应的努力之后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因此高校的管理者要多鼓励行政管理人员，对于行政管理人员所做出的工作要及时进行表扬，并且要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各种心理咨询活动，帮助行政管理人员排压减压；其次行政管理人员要增强适应环境的应变能力。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的产生与行政人员自身的调节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行政人员在遇到困难时，他们能够及时进行自我调节，那么他们就不会产生职业倦怠，反而会促进行政人员的自我发展，因此行政管理人员要懂得自我调节、学会控制情绪；最后行政管理人员要重视职业生涯规划。行政管理工作是一种职业，因此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炸炉规划，分析自己是否适合该工作，确定自己适合该工作就要对其投入足够的工作激情。

3.2健全与完善行政管理队伍晋升和激励机制

首先为解决行政人员的个人利益问题，高校要建立与完善行政人员晋升和激励机制，通过制定完善的具体对策，激发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激情：首先明确行政管理人员的晋升方向，为其提供广阔的晋升平台。高校要将行政人员的职务晋升与专业水平晋升相结合，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多条晋升渠道，比如在行政人员职称评定方面可以设置单独序列，根据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特点制定有利于行政管理职业发展的具体策略；其次制定合理的激励评价体系。高校对行政管理工作的不重视导致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福利待遇比较低，薪酬待遇不高是引起高校行政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高校要从对行政人员的激励方面入手，改变传统的激励评价标准，采取以定理与定性相结合的考核方法，以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方法。

3.3建立健全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心理健康评估机制

基于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特殊性，要求行政人员在工作中具有健康的心理、稳定的情绪、积极地工作激情以及健康的心理。尤其是健康的心理素质是决定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水平的关键，因此高校要重视对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评估工作，对进入行政管理行业的人员要对其进行心理评估测试，保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具有较高的心理综合素质。如果行政管理人员存在心理问题的，高校要积极的采取心理矫正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

3.4优化行政管理人员的办公环境和生活环境

篇8

    心里授权这一概念一直以来专家学者所给的阐释都不一致,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阐释。比如,有的专家认为心理授权就是一种提升自身能效感的内在激励方式;还有的认为心理授权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企业员工进行授权的心里感知过程,进而产生内在激励。因此心理授权在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的理论依据所牵涉的面就比较广,包括人力资源、人性假设和成本转移理论三方面。知识型人员主要指的就是高学历、很强的专业、在科研方面能力突出的顶级人力资源,在高校中、社会中、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都有突出贡献,知识转移成本相比较高,因此可以把一定的决策权转移给知识型人员。同时通过心里授权搭建一个能展示知识型人员的科技平台,充分展示知识型人员的科研技能。经济视觉就是知识型企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数量、质量、服务、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上。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不但能激励高校知识型人才的潜力,还能充分调动企业员工在工作方面的积极性,进而提升自身的能效感和工作能力,促进知识型企业产业的稳定展。理论方面,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不但牵涉到个人和公共的价值观,还牵涉到民主和公正等其他方面。心理授权管理也就是管理者不但要从理论方面关注知识型人才,还应注重正确引导知识型人员所取向的科研方向和个人需求,争取做到民主和公正,发挥应有的爱方面的理论、管理方面的理论和责任方面的理论。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一直把知识型企业产业的稳定发展作为目标,心理授权主要是对人员的管理,目标是使管理逐步民主化和公正化,这也是知识型企业产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在最终价目标。只有通过心理授权才能抓住知识型人才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知识型企业产业的稳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促知识型企业产业的稳定发展。

    二、心理授权在企业管理所要达成的目标

    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由原来的领导导向转为知识型人员导向,这也为轻松、自在、公平和公正的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创造了很好的环境,让知识型人员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对实现科学化管理和知识型企业产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一)管理环境生态化管理环境指的是知识型人员所在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在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中发挥的是最基本和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心理授权作用下知识型企业产业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了一种轻松、自在、公平和公正的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环境,促进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和谐统一,对于提升管理效率和管理目标的实现起到促进的作用,进而促进知识型人员实现自身价值,提升自身的能效感。管理环境生态化在管理者和知识型人员之间起到平衡调节的作用,促进知识型企业产业的稳定发展。

    (二)管理服务统一化心理授权视角下的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就是实现管理与服务统一关系。知识型人员不但是管理对象也是服务对象,只有实现对知识型人员的尊重和理解,让他们参与到决策权中,并给与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才能真正的实现民主化和公正化。知识型人员基本都是脑力劳动者,心理授权管理要把握知识型人员的个人特点,并根据他们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在各个科研领域给与他们充分的鼓励、信任和关心,并在依靠他们的同时给与他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支持,注重他们工作环境的同时也应注重他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感觉到幸福感,从而充分调动知识型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进一步实现管理与服务统一化,为知识型企业产业的稳定发展做好铺垫。

    (三)管理模式人本化知识型人员心理授权管理要想实现人本化,就必须以人文本,也就是以知识型人员为本,实现管理模式由领导导向向知识型人员导向发展。这一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实现知识型企业产业管理者对知识型人员的管理的转变,这种管理模式对实现管理科学化和提升知识型人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心理授权管理主要是对知识型人员的德育、仁爱和情义方面的管理,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管理,知识型人员则是对管理者以优良的成果回报,发挥知识型人员自身的最大潜能,来实现知识型企业产业的稳定发展。

    三、心理授权在企业管理中实施途径

    心里授权是从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的角度来考虑知识型人员的自己的需求,是建设知识型企业心理授权管理心理授权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知识型企业产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方式。

    (一)确定价值取向强化组织承兑知识型企业产业人力资源心理授权管理,主要目的是以管理为价值取向,同时也应该明确心理授权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明确促进两者的和谐统一。强化组承兑,主要包括情义方面承兑、责任感方面承兑和规范方面承兑,逐步实现和谐化和规范化,承兑主要是指企业员工的工资、福利和培训学习等,从心里上让知识型人员对企业感激,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公平化和公正化。

篇9

[关键词]邵雍物理之学性命之学心学先天之学后天之学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这首诗是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写的，题目叫《观易吟》，诗中流露了作者参透天人、观易见道的智慧，显示了作者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怀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识。

当代研究者一般偏重于研究其《观物篇》中的“物理”之学，而比较忽略其“性命”之学。其实邵雍不仅是宋易之区别于汉易的开风气的人物，而且还是宋明理学“心学派”的开拓人物，他不仅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宇宙论图式，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性命学说、修养理论与价值系统，并最终完成了他的以“物理”推论“性命”的“先天易学”体系。唯其如此，才备受二程、朱子等理学大师的称赞。邵雍的人文情怀、安乐精神和真善境界，不仅对后世易学家、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一、天人相为表里，推天道以明人事

“天”和“人”的问题是邵雍象数哲学的基本问题。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他把易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物的，即“天学”，又称“物理之学”；另一类是研究人的，即“人学”，又称“性命之学”。合而言之即“天人之学”。邵雍还用了两个概念：“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其中“先天之学”是研究天道自然的，相当于“天学”；“后天之学”是研究人道名教的，相当于“人学”。①

在对待天人的关系上，如果说儒家偏向于人道，道家偏向于天道；义理易学派偏向于人道，象数易学派偏向于天道，那么邵雍则是儒道互补（或内儒外道）、天人并重、象数与义理贯通的集大成者。天道与人道，天学与人学、先天与后天、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被邵雍巧妙而自然地融进他的易学中。他在《观物内篇》中说：

天与人相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来矣。

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

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道则一也。

邵雍引用《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的“天道”观，将“天道”归结为阴阳、刚柔；同时继承并改造了《易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人道”观，将人道归结为“正邪”，“仁”与“义”都属“正”的范畴，与之相对的应该是“邪”。在邵雍看来，人之正邪与天之阴阳、刚柔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虽然各自的表现千差万别，但都统一于“道”上。邪正来源于君主的好德好佞，君主的好德好佞又是天道崇阳崇阴的折射。

就天道与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观物篇”，以“观物”为认识天道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将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认为“盈天地万物者唯万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立论路径上看邵雍是先论天道后论人道，先论先天后论后天，先论物理后论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论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过是邵雍的立论根据。用邵雍的话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后天从属于先天，后天阐发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阐发的物性、天道。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关系，邵雍又把“先天”与“后天”统称为“先天之学”。先后天是体用不离，相函相依的，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个统一的天人之“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道”的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邵雍将宇宙演化的历史过程以唐尧时期为界分为两段，唐尧以前为先天，此时还是宇宙自然史时期，还没有人文、社会、主观等因素的参与，还没有人事之“用”，只有天然之“体”；唐尧以后的后天“用”，进入到人类文明史时期。根据这种划分，邵雍对儒家和道家作了评价，指出老子为得《易》之体，孟子为得《易》之用，今人余数康先生认为，道家的物理之学着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称之为“天学”，对先天之“体”有独到的体会；儒家的性命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可称之为“人学”，对后天之“用”阐发得特别详尽。老子有天学而无人学，孟子有人学而无天学。尽管老子和孟子学派门户不同，分属道儒两家，仍是体用相依，并来分作两截，道家的“天学”与儒家的“人学”会通整合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统摄于《易》之体用而归于一元。邵雍称物理之学即自然科学为“天学”，性命之学即人文科学为“人学”。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超越了学派门户之见，从儒道互补的角度来沟通天人，他的这个做法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②

邵雍对“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作了多角度的界说，其《观物外篇》说：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时行时止，虽人也，亦天也。

元亨利贞，交易不常，天道之变也；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也……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认为自然的、非人为的是“天”，效法天然之道、参与主观意识的是“人”。就《周易》而言，上经言天道，下经言人事。元亨利贞四德配春夏秋冬四时，反映了在天道四时以及自然万物的变易流行；吉凶悔吝反映了人事的变化规律。天道和人事相互对应，“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奉天时则吉，违天时则凶，元亨利贞四德各包含吉凶悔吝四事，吉凶悔吝四事又对应元亨利贞四德。邵雍在《观物内篇》中从另一角度归纳天道人道：“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阴阳、刚柔是天道本然的现象和规律，而领悟并运用这种规律的却是人。

邵雍将“人”看成是“万物之灵”，天地宇宙之间充盈了万物，人是万物中有灵性的出类拔萃者，人灵于物；人中可分出一部分最优秀的人，就是圣人，圣灵于人。“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观物内篇》）万物的色、声、气、味能被人的目、耳、鼻、口所接受，具有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所达不到的灵性、智慧，远远超出其他事物接受宇宙的信息的能力，不仅如此，人还可以改造或适应宇宙的信息、事物的运动变化，“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观物内篇》）而人中之“圣”又具有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智慧，“然则人亦物也，圣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邵雍对人中的至者——圣人作了界定：

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音，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谓其能弥伦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也。（《观物内篇》）

这样的圣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见到的，只有“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可以理知之也。”在邵雍看来，除了伏羲、黄帝、尧、舜、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以外，只有孔子称得上“圣人”。孔子整理修定了《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部经典，邵雍将春夏秋冬称为“昊天之四府”，将这四部经典称为“圣人之四府”，两者一一对应，《易》为春，为生民之府；《书》为夏，为长民之府；《诗》为秋，为收民之府；《春秋》为冬，为藏民之府。将四府交错组合，则有四四一十六种，如《易》与《易》、《书》、《诗》、《春秋》组合，则有生生，生长、生收、生藏四种。其余类推。认为这四部经典是为了贯天人、通古今。

邵雍还将人类生理结构与物类形态结构作了比较，认为两者虽有区别，但又有对应关系，《观物外篇》说：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人之骨巨而体繁，木之干巨而叶繁，应天地数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之部，一部三候，以应天数也。

动者体横，植者休纵，人宜横而反纵也。

飞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两手，翅也；两足，趾也。飞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而又食飞走也，故最贵于万物也。

不仅将人的四肢、十六象、一脉三部九候、形态特征等与天地之数相对应，而且将人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人是禀天地之气生，是天地万物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品种。此外，邵雍还对人的五脏、六腑、五官、七窍的来源作了分析，《观物外篇》说：

体必交而后生，故阳与刚交而生心肺，阳与柔交而生肝胆，柔与阴交而生肾与膀胱，刚与柔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胆生耳，脾生鼻，肾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心藏神，肾藏精，脾藏魂，胆藏魄，胃受物而化之，传气于肺，传血于肝，而传水谷于脬肠矣。

认为人的五藏六腑由阴阳、刚柔交合而生，人不仅与外部的天相对应，而且人体本身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器官、与精神意志一一对应，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应与《黄帝内经》不同，《内经》主张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与二阴，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心藏神，肾藏意，脾藏志，肝藏魂，肺藏魄。邵雍可能另有所本，但这种将人视为宇宙天地的全息系统，以一身统贯三才之道,“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交乎中，三才之道也”,则可视为《易经》和《内经》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是“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的分层描述。

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性命之学的建构

邵雍是一个由道入儒，由儒入道、儒道通贯的学者，早年师从李之才学习物理之学、性命之学（事载《宋史·道学传》、《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其后在明自然的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建构一套带有厚重道家色彩的推衍宇宙万物的物理学体系，从而获得“观物之乐”；在贵名教的性命之学上推荐儒家，建构了一套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宣扬人文价值理念的性命学体系，从而获得“名教之乐”。道家的物理之学与儒家的性命之学，被邵雍归结为“易”中，邵雍认为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易》之体用兼综道、儒，在邵雍那里并没有象朱熹批评的那样“体用自分作两截”，而是在《易》的大道统帅下，儒道二家之旨、物理与性命之学（即天学与人学）、内圣与外王之功，被合理地、自然地统一起来，既没有逻辑矛盾，又没有斧凿生硬之嫌。可以说：邵雍是以“易”贯通儒、道③的重要代表人物。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周易·说卦传》对“易”所下的命题之一，邵雍对此作了解释：

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观物内篇》）

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观物内篇》）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观物外篇》）

“性命之学”即邵雍所称的“人学”。所谓“性”指人性，所谓“命”指天命，所谓“理”指物理。这三者同归之于“易”之大“道”——即阴阳变化之“道”、天人合一之“道”，太极一元之“道”……显然邵雍是参合了《周易》与《中庸》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能致命于人，进而赋予人的本性，遵循本性的自然发展而行动就是“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能够统领“性”、“命”、“理”于一体，邵雍说“《易》之为书，将以顺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性命之理即是自然之“道”，也就是《周易》之“道”的体现。这个“道”是无处不在的，“道”在物则为“理”，在人则为“性”。“命”是由天决定并赋予人而为人所具有的。张行成对邵雍性命学作了阐释：

命者，天之理也。物理即天理。异观私，达观则公矣，公则道也。（《皇极经世索隐》）

性命，天理、物理都归结于“道”。所以邵雍说：“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天地万物之“道”通过人的性命之理而显现。“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中的“我”，指有主体性自我意识的人。

由此可见，邵雍的“性命”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性命”包含天地万物，狭义的“性命”则专指人。邵雍说：“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在人则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观物外篇》）“天下之物，莫不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观物内篇》）这里的“性”、“命”以及“理”是广义的。就狭义的“性命”而言，邵雍认为人之“性”有两个特点：一是人性同于物性，“人之类备乎万物之性”，“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二是人性高于物性，不仅表现为人有灵性、有智慧、有意识，所谓人为“万

物之灵”，“无所不能者，人也。”而且表现为人有道德、有伦理、有价值理想，所谓“唯仁者真可谓之人矣”，“性有仁义礼智之善。”

人之“性”与“心”、“身”、“物”、“道”等范畴，有密切关系，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对比作了总结；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

“性”是“道之形体”，“道”在于人则为“性”，在于物则为“理”，“道”是无形的，而人“性”和物“理”则是“道”的显现，好比是“道”的形体，“道”的外延和内涵都大于“性”，④“道”包括了人“性”和物“理”，“道”既含有自然万物的变易规律（“理”的内涵），又含有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性”的内涵）。“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在“道”的统领下，邵雍提出了四个命题：性是道的形体，心是性的郛郭（城堡），身是心的区宇，物是身的舟车，就这四个命题的外延看是：

性＜心＜身＜物

“性”范围小于“心”，因为性的本质为善，而心包涵了善与恶、正与邪，性居于心中却不能该尽“心”；“心”小于“身”，因为心只是身中众多器官中的一种，身是心的寓所，心居于身中却不能该尽“身”；“身”小于“物”，因为人身只是万物中的一种，身居于万物之中却不能该尽“物”。然而从内涵和地位上看，却是恰恰相反：

性>心>身>物

“性”作为“心”中的善的本质，是最值得宏扬、修养的，其内涵最为丰富，其地位最为尊贵；“心”虽居于身中，但却为身之“君主”，可以主宰身；“身”虽从属于万物，但万物如果失去人“身”，没有主体的参与，就变得毫无意义，因而身又是物的主宰。

邵雍表述这四个命题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更进一层，将性命之学置于宇宙大系统中，通过对彼此关系的分析，突出了人性既高于物性又源于物性，既高于自然又源于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接着邵雍又从认识的角度对这几个范畴作了进一步阐释。

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者，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

邵雍所谓的“观”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活动，“观物”是邵氏认识客体世界的核心方法。这里邵氏强调的是要以本层面之道、性、心、身、物“观”本层面的道、性、心、身、物，这样才能不损害对认知对象的客观、公正的理解，从而获得“两不相伤”、“情累都忘”的观物之乐中。如果以上层面去“观”下层面，则难免有情累之害。对道、性、心、身、物等概念，朱熹作了解释：“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的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这段话从内涵和外延上对这几个概念作了区分，虽然朱熹偏重于道德修养上解释，与邵雍偏重于理性认识有所不同，但对这几个概念的界说还是基本合理的。

在人性论上，邵雍综合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更值得一提的是，邵氏还从认识论上讲人性问题，他在《观物外篇》中将“性”与“情”

作了对比：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圣人之性也，苟不知而强知，非情而何？失性而情，则众人矣。

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

“性”是与“情”是相对的，这是继承了李翱等人性情对立、性善情恶的观念。“以物观物”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去认识事物，不带有自我的主观好恶之情，

因而是公正，明白的；“以我观物”就是按照自我的主观意愿去认识事物，因为带有个人的感彩，所以就偏颇而暗蔽。“以物观物”既是事物的本性，又是人的本性。在认识活动中，能够实事求是，知则知，不知则不知，这是圣人而非众人的本性。

张行成发挥了邵雍“性”“情”对立说：“爱人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情也。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性也。”以《中庸》的“中和”说解释人之“性”。

邵雍从认识论上认为只有主客合一、尊从客体本来面目又不掺杂主体的感彩，才是事物和人的本性，这种立论方式独特而巧妙。

邵雍的“性命之学”与他的“心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心学”是邵雍对自己哲学体系的称谓，“心学”包含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因为邵雍将“心”分成“天地之心”与“人之心”两大类，其中“天地之心”讲的是物理之学，“人之心”讲的是性命之学。就“人心”而言，邵雍又将它分为两大类，即“众人之心”与“圣人之心”。

所谓“众人之心”，邵雍称为“人心”、“人之心”。《观物外篇》说：“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心是人的君主之官，是思维的器官，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此“心”不是生理之“心”），人之心具有认识物类性情形体的能力，具有主观能动的灵性（人为“万物之灵”）。《观物内篇》说：“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人之心与天地之心有什么关系？《观物内篇》作了比较：“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与！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与！”“天地至妙者”即指天地之心，其特点是“一动一静”的本然之理，不是受人的主观意愿干预的客观存在；“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就加上了人的主观之“心”而言，人之心在于“一动一静之间”，即人心非动非静，但却主宰动静。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源⑤。人体主观感知自然，能动地改造并独立于自然，是人心的本质特征。然而众人之心是兼指正邪、性情、善恶而言的，有邪、有恶即乱世之源，有情、有欲亦昏蔽、不公之始。因而真正肇始自然万物、能成为“天地之心”的本源者只有“圣人之心。”

所谓“圣人之心”则是一种无情无欲、无邪无恶的纯净之心，是众人之心的精华，它源于众人之心而高于众人之心。《观物外篇》说：“大哉用乎！吾于此见圣人之心矣。”这个“圣人之心”即“人性”——人的纯洁、虚静的本性。邵雍对“圣人之心”作了描述：“人心当如止水则定，定则静，静则明。”“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物。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观物外篇》）说明圣人之心是静止、澄明，不起念头的。所谓“心一而不分”张行成解释：“心之神，其体本虚，不可分也。随物而起，泥物而著，心始实而分矣。”（《观物外篇衍义》）因为心本体为虚，所以不可分，不可动。圣人之所以能达到本性境界，是因为无思无为、洗心、退藏。这种圣人之心就是不动的“太极”。

邵雍的“心”从功用上可区别为两种：

一是作为本体的“心”。《观物外篇》说：“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生乎心也。”说明“心”是生成万事万物的本源，然而这个“心”到底是指“天地之心”还是指“圣从之心”？邵雍曾说过“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观物外篇》）可又说过“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击壤集》）既然“心在天地前”，说明这个“心”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人心（圣人之心），“天地自我出”的“我”即人之心。可见这个宇宙本体的“心”即是人之心——圣人之心，然而天地之心与圣人之心实为一体关系，据邵雍之子邵伯温解释：“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天地之心，盖于动静之间，有以见之。夫天地之心，于此见之；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见之。”（《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可见本然存在的客观之道（“天地之心”）即是通过圣人的主观认识（“圣人之心”）才得以显示的，人与天地自然的沟通也是通过“圣人之心”的中介才得以实现的，因而可以说圣人之心即反映了天地之心，从而成为宇宙的本体。

二是作为法则的“心”。《观物外篇》说：“先天之学，心法也。”“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生死者，道也。”这是以涵括天地万物之理的先天学法则为“心法”，邵雍认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法则既是八卦、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生成的法则，又是天地方圆、四时运行、人迁、万物推移的法则，“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观物外篇》）所谓“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是说天道变化与人心思维具有同一个法则。朱伯昆先生认为，邵雍以其先天图及其变化的法则出于心的法则，此种观点实际上是将易学的法则归之于人心的产物，他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就其理论思维说，是将数学的法则，如他所说的一分为二、方圆之数的演算等等，看成是头脑自生的、先验的东西。总之，认为数的变化和演算的规律性，存在思维自身之中，是从思维自身的活动中引出来的⑥。

综上所说，可以看出邵雍的性命之学——心学是一个以象数（先天学）为心法、以心性为本体、集本体与法则为一体、视天地之心（天道）与圣人之心（人性）为一理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被邵雍十分巧妙、圆融无碍地贯通在“易”理之中，在“北宋五子”中独树一帜。应该说，邵雍也是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开创者，当然邵雍的心学与程颢的心学有同有异，其相同点是都视天理与人心为一体，都以圣人之心为天地之心，所不同点是邵雍偏向于冷眼观物，偏向于从认识论方面观照天人法则、体会圣人之心；而程颢则偏向于潜心识仁，偏向于从价值论方面修养道德、诚敬体物、扩充圣人之心。当然邵雍并没有取消道德修养，而是从另一层面讲“养心”、“修身”、“主诚”。

注释：

余敦康认为：“邵雍称自然科学为天学，人文科学为人学，并且以有无人文因素的参与作为区分先天与后天的标准。”（《内圣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226页）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220-227页。

“易贯儒道”的观点，参见拙著《易道：中华文化的主干》，中国书店，1999年1月。

余敦康先生《内圣外王的贯通》第237页认为：“就外延而言，道大而性小，性从属于道；就内涵而言，则道小而性大，因为人之性除了同于自然的物之理外，还包涵着极为丰富的人文价值的规定。”

篇10

公司治理作为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人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已日益引起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的重视。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商业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这一理念已经逐步成为各国共识。中国人民银行也于2002年5月正式颁布《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该指引颁布一年多以来，尽管我国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围绕指引要求，做了大量工作，以改善自身的公司治理。但这些工作主要还是围绕公司治理的架构上进行的，在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上还存在很大不足。本文主要分析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当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股东大会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最高权力机构，没能很好地履行相应的职责。从近几年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看，每次股东大会一般只有半天时间，议题平均为七八个，但每次会前并未对有关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通报和披露，从而难以保证股东代表对所议事项进行充分讨论，因此往往造成表决流于形式。

从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来看，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的股东依然占有绝对控股地位，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民营、个人股本都占比极低。由于国有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因此从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大多数股东情况来看，它们缺乏对银行重大问题的关心，基本上不参与公司治理。比如，一些银行的股东大会基本上都是通过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历史上没有召开过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上股东表决流于形式(均为一致通过)，也没有发生过股东向股东大会提出书面提案或向董事会、监事会提出质询的情况。上述种种问题表明，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职能。

一些银行的股东代表尤其是中小股东代表缺乏广泛性，从而难以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如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原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而原城信社都有相当数量的自然人股东，他们现在也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自然人股东。但从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况来看，还大量存在银行内部员工代表自然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情况。由于股东代表尤其是中小股东代表过于集中在银行内部员工，因此有可能造成中小股东权益落空的情况。

(二)董事会职能不健全，难以正常发挥作用。董事会是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因素，一个独立、有效和负责的董事会能够给银行带来长期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还很不健全。主要表现在：

一是董事会在人员和结构上还存在一定缺陷。由于绝大多数董事来自国有企业和财政股东，董事会的讨论往往集中在每年的分红比例上，而对影响银行发展的其他重大问题则较少讨论。

二是从董事会的功能来看，还存在很大不足，突出表现在董事会没有发挥其决策作用。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决定银行的经营方针并进行战略决策，而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基本上是通过听取行长工作报告的形式来对银行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不直接进行决策。另外，董事会在银行的风险管理、关联交易控制、重大资产处置和重大投资等方面发挥作用还远远不够，这与以董事会为决策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相去甚远。尽管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基本能够按照章程规定定期召开董事会会议，但董事会会议数量少(大多数银行为每年两次)，在议事的深度和广度上也还远远不能满足银行的客观需要。

三是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的制约相对弱化。尽管银行章程都明确规定了董事会可以提名行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基本由各级政府决定，董事会只是在形式上具有聘任和解聘的权力。由于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也很难对其经营行为进行约束。

(三)监事会工作流于形式，还没有建立起以监事会为核心的监督机制。从目前各行监事会的工作来看，主要还是对银行的各项财务报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进行审核，这还远远达不到各行“监事会议事规则”和“指引”中对监事会的要求，如“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监督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层成员的尽职情况”；“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进行离任审计”；“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导商业银行内部稽核部门的工作”等。此外，各行目前还未建立相应制度，来保证监事会能够获得足够信息从而对银行的财务及风险状况进行充分了解。绝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监事会目前没有设立审计委员会，与银行内部的稽核部门也不存在指导关系。稽核部门向行长负责，稽核报告也没有向监事会提供，监事会仅通过听取高级管理层汇报和列席董事会的方式来了解银行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真正履行监督的职责。

(四)高级管理层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决策的核心，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问题突出，对高级管理层缺乏制度上的约束。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党委会和行长办公会(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成员基本一致，一般情况下均为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成员)是银行内部决策机制的核心。行长办公会、党委会根据需要随时召开，主要讨论全行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人事工作安排等。高级管理层既负责制定银行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年度发展规划，又负责具体执行，从而使权力过分集中于高级管理层，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五)激励机制不够科学有效，仍需进一步改进。科学激励机制的基础在于建立公正、公开的绩效评价标准和程序。从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这一层面上来看，各行股东大会普遍没有建立对董事、监事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董事会和监事会也未对其成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过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对其进行奖励或处罚，从而难以对董事和监事起到激励和约束的作用。董事会也未建立书面的、制度化的对高级管理层成员绩效进行评价的标准和程序，对高级管理层年度奖金的确定和发放也主要以任务完成情况为主(任务也往往由高级管理层自己确定)，缺乏系统考核。

从员工层面上看，员工收入基本由工资和奖金构成。工资由“行员等级”来决定，而行员等级主要由行员的工作年限、行政级别和职务来评定，与员工的绩效无关。收人中的奖金部分虽与绩效挂钩，但从了解的情况看，这部分薪酬的激励作用在各行分支机构要好于总行机关。各行总行机关部门之间以及同一级职人员之间薪酬差距不大，年度考核结果对部门及个人收入的影响很小，起不到明显的激励作用。

有些行干部晋升和领导职位选任的基本程序与国家机关类似。如刚毕业的研究生必须工作满一定年限后才有资格被提拔到高一级的职位，从而导致用人不注重能力，论资排辈现象的发生，这也是这些行业务骨干和中层管理者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很多银行最近对一部分管理岗位实行了公开竞聘，但是竞聘的范围和比例还远远不能适应股份制商业银行用人的要求。

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建议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也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核心，一个有竞争力的银行离不开其内部良好的公司治理。因此，为进一步改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为达到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奠定基础。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的前提。为改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提高广大股东对银行公司治理的关心和重视程度，银行可以采取公开上市或引进境外投资者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参照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方法可能要优于公开上市。

首先，很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目前的产权主体已基本实现了多元化，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包括民营企业股)和个人股份，因此公开上市在促进股东多元化方面意义不大，而引进外资股则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其次，公开上市主要是通过强制信息披露等外部监管的力量来推动和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但我国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还比较薄弱。很多上市公司问题频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司治理存在缺陷。因此通过公开上市，借助外部力量来推动公司治理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外资参股后，通过进入银行的董事会甚至高级管理层，将从内部推动银行公司治理的完善，可能比公开上市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有效。

最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很重要的一条在于能够帮助银行改进决策和管理水平。由于现行由政府决定商业银行董事长和高级管理层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因此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外资股东进入董事会或参与银行内部管理，利用他们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战略投资者较之其他类型的股东在参与银行公司治理方面有更强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银行公司治理的完善。

(二)应按照权力的配置与制衡的原则，尽快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表现为决策机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高级管理层)和监督机构(监事会)三者的分离和相互制衡。可以说，权责的配置与制衡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从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董事会和监事会功能的弱化或缺失，权力过分集中于高级管理层。

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下一步在公司治理方面改革的重点是要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考虑到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员构成和运作情况，还很难按照“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要求，一蹴而就建立、健全各种治理机关，如董事会和监事会下的各种专门委员会。现阶段如果一味地追求治理机关的健全，不注重权力的配置和制衡，反而很难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因此，各行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发挥现有董事和监事的作用，加强董事会的决策职能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同时应使董事会的构成相对独立于管理层，以足以监督、制衡高级管理层的权力。

(三)进一步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各个层面上的激励机制。建立股东大会对董事、监事绩效评价标准和程序的制度，按照评价结果给予董事、监事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可考虑在董事会中设立薪酬委员会，制定书面的、制度化的对高级管理层成员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以完善对高级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建议对员工的薪酬制度进行改革，薪酬标准由以职位和工龄为基础过渡到以岗位、技能和业绩为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对员工的考核机制，拉开档次，以真实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加大收入中与员工绩效挂钩的部分，以加强薪酬的激励作用。争取做到在按劳分配的前提下，拉开不同岗位人员以及同一岗位不同表现人员工资收入的应有差距，使分配向优秀人员、骨干人员倾斜，充分发挥薪酬分配吸引人、激励人和稳定人的作用。同时，要研究中长期激励机制，淡化总行机关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创造健康而充满生机的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