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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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及待解决的世界性课题。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但在国外的有关法律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对家庭暴力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侣及前同居伴侣；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总之任何对家庭成员造成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的层面上。目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尚无界定。实践中所谓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家庭成员身体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伤害，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及待等，受害者为配偶、子女与父母，其中以妇女、儿童与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层面上明确限定为狭义的：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其施暴者与受害者相互关系密切，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见的类型。而发生的在一定范围亲属以外的暴力行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务员、家庭经营活动的雇员等，不能视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非公共场所，地点隐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脸面和家庭的荣誉而往往对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饰隐瞒；（3）公众的漠视和习以为常使人们对家庭暴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3.家庭暴力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手段多样，包括殴打、捆绑、禁闭、侮辱、威胁、精神折磨、甚至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样性，加之施暴者对后果的放任态度，使得对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较轻，更多时候却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现在：（1）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家庭暴力从未间断过。

5．时间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一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会只终止于一次、两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时间连续性6．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的复杂性。发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有作为的行为如打骂、恐吓等；也有不作为的行为如不予衣食，令其冻饿、有病不予治疗等。

2.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异同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家庭成员间的施暴行为，表现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残害、捆绑、殴打强行等。其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发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只要实施了打骂、残害等行为就可以构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较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连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构成虐待。此外，对于同样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伤害罪的刑罚远比虐待罪为重。

（四）家庭暴力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家庭暴力作不同划分；

1.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家庭暴力可分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亲戚间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权益为依据，家庭暴力分为（1）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2）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弱者采取捆绑、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员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家庭成员采取罚跪、侮辱人格、强制超体力劳动等，更多地体现为精神上的损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的家庭暴力。对具有婚姻行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的结婚或离婚问题。诸如，父母或其他长辈以暴力强行包办、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性权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性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违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意志，强行对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或有待行为，都是对女性性权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权和生育自由权的家庭暴力。暴力对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伯叔等。表现为有些人对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妇女百般难，施以暴力等。

3.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如：殴打、推搡、禁闭、使用工具攻击等，后果通常会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伤，易于发现。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法行为，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折磨为精神暴力的常见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接触等，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是最常见的性暴力。目前，多数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类型采用此种分法。

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权或犯罪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责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级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另外，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组织，也有义务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妇女。

2.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所在单位。对于所在单位应理解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单位。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条件相同，必须在受害者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有关组织不宜自行介入。

3.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机关。狭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为公安机关的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2、3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暴力无法继续，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公安机关为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可以对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严厉训斥、间隔距离、将受害者或施暴者带离现场等救助措施。“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教训。广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种法律责任。

4.家庭成员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员在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时，依法可以实施自我救助，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家庭其他成员也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避免发生严重后果。应该及时帮助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如向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提出帮助请求、报告当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讼等。

（二）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施暴者规定了三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

1.行政责任

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过错赔偿责任属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是一种对权利的救济，它通过对夫妻双方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并且对过错方进行一定的惩戒。另外，施暴者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3.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类非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罪名，但这种非法行为可以导致《刑法》规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剥夺家庭成员生命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按《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种，实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应依照《刑法》第257条的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还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上述三种法律责任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以同时适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有关家庭暴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内容。尽管现行婚姻法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改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暴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多方面，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另外，在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中，存在不少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

2、认识不足。首先，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尤其对精神暴力、性暴力，公众的认识更为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其次，司法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程度很高，但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识存在肤浅性、表面化的问题。

（二）对策

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考虑，目前防范和处置家庭暴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将性别意识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该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完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尤其是要发挥警察在家庭暴力处置殊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处理家庭暴力中还存在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等犯罪威胁言行，但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过，不至于铤而走险为止。

3.为受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身保护和法律帮助。

提高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妇女知道“家丑”不外扬不利于自我保护，如果对家庭暴力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为反复受害者。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受害成员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况，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渠道和途径。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遇到侵害时，可以通过“110报警电话”获得保护和帮助。

4.建立受害妇女庇护场所或救助中心，让受害的妇女有安身之处。

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实施犯罪，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创了“妇女避难所”，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让受害者有安身之处。我国许多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无处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难，或者求助于妇联，娘家往往爱莫能助，而妇联不可能对每一个受害妇女都给予帮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妇女知道受害后主动找妇联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间的力量，设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机构，让受害的妇女有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同时经予受害妇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将人民调解与依法处理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级居（村）委会要加强早期发现家庭矛盾纠纷，注意采用调解的方法，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主动出击，经常组织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点予以排查，从中摸清底数，发现先兆，对于能够解决的则马上落实措施，尽快疏导，并调解处理；人民法院对于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也要加强司法调解，尽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体；对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6.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员宣传和灌输处理家庭矛盾纠纷和自我防范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社会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家庭成员能够树立起互相尊重对方人身权的法律意识，并且了解和知晓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将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辐射到全社会、辐射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还是政府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担起教育别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输给家庭成员正确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对家庭暴力的如何处置的方法技巧。

四、国外关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的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这些立法经验也是制定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参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挪威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第一,确立了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即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该原则加强了警察和公诉机关的职能，规定他们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讼，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第二，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强对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护；第三，挪威颁布的暴力赔偿法规定，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可达100万挪威克朗。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挪威政府开展“政府行动计划”，推动反对妇女暴力的宣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

（二）澳大利亚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亚于1989年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同样加强了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能，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警察在没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况下可羁押施暴者长达48小时，以及在怀疑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屋搜查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国借鉴。1995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骚扰保护法》等；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

结语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杨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加拿大反家庭暴力立法及社会干预机制的比较》，载于《中国妇女报》2001年7月9日

3.李明舜著：《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关注家庭暴力案件》，载于《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5日

5.肖建国、姚建龙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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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家庭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细胞组织，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暴力在我国却较为普遍存在着。近年来，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明显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我国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施暴者多为男性。目前我国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因丈夫的暴行而涉讼，导致夫妻离异的占绝大多数，由此表明妇女（妻子）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群体。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笔者在此就其现状、成因及对策等，谈点肤浅的认识，以达抛砖引玉之效果。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原因对策妇女权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

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当家庭关系还没有破裂时往往具有私密性。“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观念又为这种私密性加上了一道防线。因此要对家庭暴力精确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以几个区域性的调查和妇联系统收集的资料进行说明。这些区域性调查中首先留下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子，在暴露家庭不和睦方面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报喜多报忧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家庭暴力肯定比统计在纸上的多。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近几年来，上海市家庭暴力也呈上升趋势。199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当事人扬言或有一定行为的伤害、凶杀和自杀的达800多件。市妇女权益保护委员会统计，1990年全市接待、受理家庭暴力事件3899件，其中发生在夫妻之间的2398件，占61.5％。从对向市妇联求救的348个受害妇女遭遇来看，她们中轻者被打得鼻青眼肿，身上多处肌肉挫伤；重者肾脏出血，耳膜穿孔，鼻梁骨折，肋骨断裂；还有个别的则是头皮拉掉，眼睛抠瞎或留下终身残疾。有一个被打妇女自己曾作过一个粗略统计，一年中被丈夫打过98次，其中有一星期内被丈夫用皮鞭抽打过3次的纪录。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问题公众调查”显示有11.2％的女性曾经挨过丈夫的打，这与14.6％的男性承认打过妻子大体一致。不过有44.9％男性认为妻子挨打总有其自身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暴力行为是受隐型观念支配的。全国妇联处1995年共收到要求保护妇女权益的信件128900件，接待此类来访1600人次。在这些数字中，涉及家庭暴力方面的占三成左右。比起1994年增加了30多倍，尤其以山东、湖南、吉林、四川等地为甚。湖南各级妇联近年接待的中，状告丈夫虐待的占30％，有的地区高达50％。长沙市1993年1月至1995年10月，有登记的家庭暴力事件有1936件次，95％以上是丈夫殴打、虐待妻子。娄底地区两年来有20多名妇女惨死于家庭暴力，30多名被打成重伤，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双峰县去年调查的1421户家庭中，有82户发生了家庭暴力，其中8名妇女被杀或被迫自杀，7名重伤，13名轻伤。湖南每年约有2万个家庭解体，其中有1／4是因家庭暴力所致。中国妇女报何力记者在吉林省部分地区妇联采访时了解到，自1993年以来，在各级妇联接待的来信来访中，婚姻家庭类占70％～80％，而其中属于家庭暴力的案件达40％左右，农村个别地方达70％之多。这些采访记录，每一个家庭暴力案件都渗透着女性的血泪和，每一位来到妇联诉苦的女性都脸上尚泪心里流血。吉林黎树县北老壕乡的一名农妇，如今已当上了奶奶，却仍摆脱不了丈夫的打骂，结婚30年，挨打30载。马鞍山市妇联统计，1995年接待来访91件，家庭暴力41件，占总件数的45.1％。其中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暴力24件，占总数的58.5％；离婚诉讼期间的家庭暴力2件，占总数的4.8％；离婚后妇女受前夫暴力的8件，占总数的19.5％；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7件，占总数的17.1％。可见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夫妻之间，受害者主要是妇女。

上述点滴统计资料反映了丈夫对妻子家庭暴力的片段概貌。下面一些典型案件也许能增加人们感性认识或视觉效果，它会使你不能不相信中国社会夫对妻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就在中国第一个国际家庭日（1994.5.5）到来前夕，重庆市李亿琴被丈夫张文勇割掉左耳和鼻子的事件震惊山城，轰动全国；北京顺义县贾艳荣被丈夫黄云明砍断双腿跟踺、挖掉双眼，给即将召开的’95世妇会一个不大不小的示威（1995.5.12）；世妇会余波未逝，长沙市37岁的姚亿召被丈夫谭自忠从六楼阳台抛出当即摔死的“高楼抛妻”事件（1996.1.4）震惊中外，舆论哗然；重庆市姚蓉被丈夫杜世平长期虐待的事件披露（1996.1.24）给世妇会唱了一个反调。我们还不能忘记：北京女经理连华被丈夫毁容（1994.3.18）；沈阳恶人张伟将妻子严重烧伤致残（1994.3.18）；广东一税管员、先进工作者朱乔被丈夫廖某火烧致死（1994.4.13）；北京姑娘仇芳被恋爱不成的刘洪启毁容（1994.5.2）；江西宜丰县违反计划生育的卢润民虐妻熊秋兰致死（1994.5.2）；湖北仙桃农民郑水才只因片言只语不对劲狠心烧妻杨仙娥致死（1995.1.5）；河南泌阳县侯发随囚禁妻子吕贵云，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半年之久（1995.3.30）;河南泌阳县农民曹炳建婚内不成对妻下毒手致使周桂菊次日身亡（1995.5.12）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不断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绝大部分是丈夫对妻子施暴。并且家庭暴力的手段也越来越残忍，烟头烫，柴油烧，泼硫酸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杀、重伤害等恶性案件逐渐增多。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仅仅因为生理上的弱者吗？不！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其深层原因。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2.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3.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是“家丑不可外扬”。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一般家庭暴力持比较模糊、暧昧的态度；同时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丑’，不足为外人道。致使家庭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5.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6.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结果：

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他们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可见，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和谐社会的重要威胁。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了当前各国都关注的社会问题。

四、制定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

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3.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4.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5.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6.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7.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所有的妇女应该勇敢的对家庭暴力说“不”。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美满的人间。

参考文献：

1.刘伯红。女性权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2.巫昌祯，杨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3.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5年12月8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

4.参见人民网，法界动态专栏2005年11月24日刊载，《我国重视家庭暴力防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篇3

关键词：不法侵害家庭不法侵害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对社会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元素，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不法侵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较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对家庭中的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应当实施正当防卫呢?由于我国刑法正处于不断完善中，对何谓“家庭中的不法侵害”，能否进行正当防卫？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造成了在正当防卫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困惑。由于妇女（妻子）是家庭不法侵害的最大受害群体。所以,本文着重探究夫妻之间存在的家庭不法侵害行为。我拟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正当防卫”制度的研究。

一、家庭不法侵害的概念、特征和范围

（一）概念

1、不法侵害的概念

谈起“正当防卫”，必然要说到“不法侵害”。“不法侵害”的“不法”就是不合法的行为，就是违法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其他违法行为。从字面上讲，“侵”的含义是侵入、接近，“害”的含义是伤害、妨害。而侵害就是“侵入而损害”，使合法权益感受到危害的状态。由此可见，侵害是一种具有积极的攻击性、并有可能会造成损害的行为。侵害行为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当然是不合法的行为，所以叫做不法侵害。

从我国刑法把它叫做“不法侵害”，可以看出并不只是限指触犯了刑事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也包括与犯罪手段基本相同，但尚未触犯刑法的一般违法行为和虽然触犯刑法、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一般认为：不法侵害指是正在进行的性质严重、侵害强烈、危险较大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般具有侵害性、违法性、紧迫性、可制止性等特征。

2、家庭不法侵害的概念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种种角色是他/她生来就自然地承担着的：一般地，一个人先是一个儿子/女儿，同时又是公民；进而时一个丈夫/妻子，同时又是公民；作为公民还要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之中。只不过这些公民是具有特殊关系的家庭成员而已。而家庭又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民构成了家庭，是家庭构成了社会。

家庭不法侵害作为不法侵害的一种，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决定着家庭不法侵害也具有不法侵害的本质特征；也具有其独有特性。这种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的“不法侵害”作为一种特殊的不法侵害，当然与社会上的“不法侵害”不同。这种“不法侵害”要谈得上正当防卫，当然与社会上的“不法侵害”有所区别。对这种特殊的“不法侵害”要实施正当防卫，必须将其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

我认为：家庭不法侵害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

3、家庭不法侵害的范围。

家庭不法侵害与“家庭暴力”比较相似；有学者将“家庭暴力”根据造成的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四类：

（1）、轻微暴力：对他人人身未造成任何伤害，或仅造成极轻微的伤害。

（2）、一般暴力：对他人人身造成轻伤。

（3）、严重暴力：对他人人身造成重伤。

（4）、极严重暴力：造成三人或三人以上重伤，或一人以上死亡。

我认为，只有对“严重暴力”以上的“不法侵害”才有必要实施正当防卫。家庭不法侵害应该是仅限于“严重暴力”和“极严重暴力”，而对于“轻微暴力”和“一般暴力”不必采用正当防卫的手段去解决；首先，应当理智对待，学会宽容、谅解，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其次，可以通过教育、调解、劝阻、行政处罚等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对一般违法行为往往都是互谅互让来解决；他人也是劝阻而已。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才有适用正当防卫的必要，否则，对于一切家庭不法行为皆广泛地适用正当防卫，可能威胁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甚至会导致更多恶性案件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所体现，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家庭不法侵害除杀人和重伤外，司法机关大多作为自诉案件处理，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抢劫近亲属的，用于自己使用的，一般不认定为抢劫罪”等。

综上所述，家庭不法侵害是一种“严重”的“家庭暴力”。其范围一般应为性质严重、侵害强烈、危险很大的犯罪行为。

（二）特征

家庭不法侵害由于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直接针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给家庭成员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后果。与一般不法侵害行为相比较，家庭不法侵害除具有一般不法侵害行为所具有的特征外，还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家庭不法侵害由于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因此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和关系。如婚姻主体间存在的夫妻关系等。

2、侵害的反复性。家庭不法侵害因伴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侵害者会因不同的事由，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或长期对同一受害者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方式，反复地侵害。

3、发生于家庭内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家庭不法侵害大多数都发生在特定的场所，即多数发生在侵害者与受害者共同居住的住所，其不法侵害行为很难让世人知晓，大多数受害者认为，家庭不法侵害系个人的家庭隐私。“家丑不可外扬”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为了不使家庭矛盾激化而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所以；受害者大多采取忍耐态度，不向外张扬，不让外人知到而委曲求全，隐蔽性很强。

4、行为后果的严重性。

家庭不法侵害虽然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虽然这种日益严重的“不法侵害”直接侵犯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权乃至生命权。但是，这种日益严重的“不法侵害”更破坏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5、妇女（妻子）是主要受害者。“根据调查表明：有1/4至1/2的妇女受到丈夫的肉体折磨过；在美国，每5年在婚姻家庭暴力中被打死的妇女总数同越战中死去的美国人一样多；在菲律宾，每10个妇女中，就有6个人是受害者，在芬兰，22%的妇女遭受到暴力过。”

二、对家庭不法侵害能够进行正当防卫

（一）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特殊条件下的救济措施。刑法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基本法之一，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必定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防卫权是由人类的防卫本能逐步发展而来的一项法律上的权力。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正当防卫是“天赋人权”之一。具有特殊关系的家庭成员，同时又是公民当然也享有这种权利。

（二）刑法并未禁止对家庭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

在近代，《大清新刑律》曾以现代语言规定“正当防卫”，但在附录的《暂行章程》中又规定“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例。”而我国现行刑法并未禁止在特殊关系的公民之间行使正当防卫权，更未禁止公民对家庭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如前所述，家庭是特殊关系的公民构成的，正当防卫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这意味着在特殊关系的公民之间能够行使正当防卫权，对家庭不法侵害能够行使正当防卫权。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国家机关而言，法无许可即禁止；对于人民大众而言，法无禁止即许可”。

法律应是理性、公正的，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公民都应当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没有任何身份、所处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所以，在特殊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其他家庭成员为了保护本人或者他人（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是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的。

（三）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从本质上讲性质都是一样。

二者都是不法侵害行为，侵害行为被认定为不法，即意味着这种侵害行为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为法律所不允许。对这种违背法律的强制规定或禁止规定的行为，被害人或者其他公民没有容受的义务。就是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也是这样的。

不管家庭不法侵害还是社会上不法侵害，它们同样都具备暴力性和破坏性，虽然它们侵害的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具有社会危害性，都是对一种合法利益的损害。所以，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以暴力手段侵犯合法利益的行为。

（四）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应同等评判。

如前所述，二者在法律上定性是相同的；再者，二者所侵犯的客体相同：它们都侵犯了受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评判二者的法律依据都是同一部刑法。这决定着对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应同等评判。这正如陈兴良所说：“亲属之间发生的正当防卫也完全适用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一般规定”的道理一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对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作出不同的评判，可能使评判畸轻的一方抱有侥幸的心理，产生对法律的藐视，更易滋生更多的违法行为；，必然会导致侵害更多的合法利益。

总之，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保护每一个公民（包括家庭成员）的合法利益，应对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进行同等评判。

（五）现有个别案例也支持此观点。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自于2004年08月1日的宁夏新闻网，讲的是发生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蒋口村一个家庭中的事。张巧云在十五年前与姚发江结为夫妇，婚后因丈夫性情粗暴，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长年对她实施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只是一味的迁就忍让。2003年9月8日上午，丈夫姚发江再次要求已经上初中的次女姚丽退学，此举遭到张巧云极力反对，双方因此发生争吵。当张巧云顶撞了姚发江几句后，施暴成性的姚恼羞成怒，当即从房内取出一把斧头，大叫：“今天要弄死你这个婆娘。”向院中晒麦子的张扑了过去。从来只知挨打的张巧云一看今天的情形不同于往常，姚手持凶器是来要她的命。于是她捡起地上的一把刨子（木制长把农具）向姚的头部打去，一下就把姚打倒在地……事发后，原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时认为，被告人张巧云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为使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行为……

综观本案可见，当家庭中发生不法侵害时，其他家庭成员能够进行正当防卫。任何公民的正当防卫权都能得到法律保护，这不仅仅是对公民权力的肯定，更是对漠视法律的警示，是对家庭不法侵害的有力遏制。

总之，只有对家庭不法侵害能够进行正当防卫，才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家庭不法侵害者有所顾忌，让家庭成员的权益切实得到保护；而且有利于弘扬正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也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只不过这种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是有所区别的。

三、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的异同

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都是正当防卫的一种，它们之间是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这决定着它们必然有共同点和不同点。

（一）它们相同点主要有以下：

1、都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它们虽然外部特征符合某一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但在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被法律所允许或认可的行为，在刑法理论上也被称为“排除违法”或“客观危害阻却行为”、“违法阻却行为”、“可抗辩理由”等等。此类行为的特点在于，虽然有形式上的危害行为和损害后果，却没有实质上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行为人对所发生的损害后果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2、都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行。

正当防卫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以保护合法权益。而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只有反击、抵制不法侵害人，使其停止侵害行为或丧失侵害能力，才有可能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因而，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不法侵害人始终是正当防卫行为所直接指向的目标，而不可能是第三人。

3、防卫人主观上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意图。

防卫人对不法侵害者的加害是被迫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主观上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意图。

总之，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它们都是正当防卫的一种，都具有正当防卫的一般共性。

（二）、它们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

1、能够实施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不同。

由于家庭不法侵害行为直接针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正当防卫的起因,这种不法侵害应与一般不法侵害是有区别的。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行为要比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范围小些，换句话说，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

我认为作为正当防卫中的家庭不法侵害应仅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暴力犯罪行为，不包括一般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危害程度要比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危害程度严重的多。因为，一般违法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不必采用正当防卫的手段去解决；首先，应当理智对待，学会宽容、谅解，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可以通过教育、调解、劝阻、行政处罚等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对一般违法行为往往都是互谅互让来解决；他人也是劝阻而已。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才有适用正当防卫的必要，否则，对于一切家庭不法行为皆广泛地适用正当防卫，可能威胁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甚至会导致更多恶性案件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抢劫近亲属的，用于自己使用的，一般不认定为抢劫罪”等。

2、防卫的强度不同。

防卫不法侵害虽然属于正当之举，但它同样应当有所节制，必须把握适度。任何不受制约的反击行为，即使其出发点是正义的，最终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各国刑法在有条件地赋予公民防卫权的同时，又毫不例外地对正当防卫的力度及其造成的损害结果作出了一些限定。

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其所防卫的对象必然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防卫人一般与防卫的对象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等特殊的亲属关系。对这种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实施正当防卫，应当以能够足以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必要限度，如果能用较缓和的手段制止住不法侵害时，就不允许采取激烈的防卫手段；其所防卫的强度应当比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的强度要弱些；毕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她们还是要长期的永久性地生活在一起。

而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其所防卫的对象必然是社会上的人，防卫人一般与防卫的对象互不相识、毫无关系。防卫人在进行正当防卫时，完全可以不受那么多特殊的因素限制，这就决定了二者防卫的强度不会相同。

3、有无无限防卫权不同。

“无限防卫”一语，是指防卫强度之无限，即防卫行为可以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任何损害。

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其所防卫的主体必然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防卫主体一般与防卫的对象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等特殊的亲属关系。防卫主体与防卫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希望对方残疾或者死亡；这就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并没有无限防卫权。如丈夫出于维护“权威”而殴打妻子时，双方都不希望对方残疾或者死亡。

而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其所防卫的主体必然是社会上的人，防卫主体一般与防卫的对象互不相识、毫无关系。防卫主体与防卫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对对方残疾或者死亡，是持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是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出现。所以，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存在无限防卫权。我国新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那样，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总之，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无限防卫权；而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一般情况下，有无限防卫权。

4、构成要件的不同。

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不以防卫的唯一可能性为要件。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当公共利益、公民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遭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公民有权对不法侵害者予以必要的反击。即使在公民有条件躲避这种侵害或求助于司法机关的情况下，公民仍有权行使正当防卫这一法定权利。换言之，我国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并不仅是一种“不得已”的应急措施，而是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积极手段。

而在家庭不法侵害中，考虑到家庭成员的亲情关系，应当界定防卫的唯一可能性作为构成条件，即正当防卫是一种“不得已”的应急措施。所谓迫“不得已”，一般是指在发生紧急危险的情况下，除了采取对家庭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才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而没有其他更为合理的办法来保护被侵害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舍此方法，别无他法可以避免不法侵害，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请求国家公力保护的可能或有其他方法如逃跑等可以避免不法侵害时，便不能滥用防卫权。

我国古代有两事例可供参考，儒家思想中是讲究“孝”的，但也不是迂腐的。有一次，有人问孟子，如果你的父亲要杀你，你怎么办，孟子回答说，如果可能逃走的话，一定逃走，不要让父亲背不义的罪名。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个场景，有个皇子惹怒了康熙，康熙要拔剑刺死皇子，这时大臣阻拦康熙，并且劝说皇子快走，这个皇子也很执拗，跪着不肯走。这时大臣大声地呵斥皇子，你想要陷皇上于不义吗？

总之，考虑到家庭成员的亲情关系，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应有所区别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家庭这个本应饱含温馨和睦的空间被内部不法侵害行为侵蚀时，不论是主动施以不法侵害行为的一方，还是在恐惧中被迫面临不法侵害行为的一方，在家庭维护失控的同时都成为家庭不法侵害行为的受害者。毕竟家庭生活是长期的共同生活。

为了使本人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家庭不法侵害，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也能够进行正当防卫；只不过这种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应区别开来，这也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这样才能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弘扬正气，预防和制止家庭不法侵害行为，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刑法学》（第二版）主编高铭暄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毕世林等编写《浅析涉家庭暴力致离婚案件的成因及对策》2005年12月25日，中南家园网。

[3]《中国法制史》(1999年修订版),蒲坚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4]《家庭暴力缘何阴影不散》作者：卓兰花，2002年09月16日，《海南日报》。

[5]《正当防卫制度刍议》作者:乐洋，2001年09月04日，《人民法院报》。

[6]《浅析我国现阶段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作者:王瑞云2006-1-22中国法学网。

[7]《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作者：黄立辉2005-2-26中国大学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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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婚姻法 解释

我国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是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其在总则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使家庭暴力成为国家法律禁止行为，首次在《解释》中定义家庭暴力，并从民事、行政、刑事等多方面对家庭暴力进行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防治家庭暴力却效力有限。

一、家庭暴力在婚姻法中的界定

《婚姻法》中第3、32、43、45、46条均提及家庭暴力，由此可见界定家庭暴力的概念对婚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和防治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对于上述条文中提及的家庭暴力，《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二、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相关规范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第三条首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确定家庭暴力的违法性，以修正过去将家庭暴力认为是“家务事”的错误看法。

在因家庭暴力产生的离婚案件的处理方面，《婚姻法》第32条、第46条做出了相关规定：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调解无效的法院应判决准予离婚，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的离婚情形之一;且在此类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在法律救助方面，婚姻法第43条从社区（具体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当事人所在单位）、公安机关等不同方面确定了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的相应法律救助。

在刑事方面，婚姻法在第45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施暴方的刑事责任，并确定受害人自诉和检察院公诉相结合的启动方式。

三、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规制的不足

（一）“家庭暴力”界定狭窄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以概括兼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定义家庭暴力，但却过于简单：

行为人行为侵犯的客体范围过窄。从司法解释的字面含义上看，家庭暴力包括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伤害，但并未将受害人的性自主权和经济、财产方面的权利包含在内，即在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上回避了性暴力和经济暴力。

其次，家庭成员范围界定不明，施暴方和受害者的范围模糊不清。从婚姻法视角，此处的家庭成员应限定在具有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而这样定义无疑未考虑到同居者尤其是同性恋人同居者和前配偶关系者等，并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此外，司法解释还强调侵害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将家庭暴力限定在严重的暴力行为上，从而忽略了没有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轻微暴力行为。

（二）举证规则对受害者不利

依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因家庭暴力产生的案件多属自诉案件。依据民诉法第64条规定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并未考虑到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案发时很难有其他人证，且目前有关家庭暴力伤情的司法鉴定程序尚不完善，涉及精神、性方面的暴力伤害后果难以确定、取证。种种因素致使受害者在该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获得法律应予之保护。

（三）机制难以协调，缺乏事前预防、事中制止

目前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制主要是对施暴方事后进行法律制裁。法律规定注重事后惩罚，忽视事前预防和事中制止。依据《婚姻法》第43条规定，公安机关、基层社区组织应受害人请求，有权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进行制止、劝阻。但实际生活中，即便制止住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一次，后续变本加厉的行为却缺乏有效规制。而对于尚未造成轻微伤害，既无法进行刑事制裁，又无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家庭暴力情形，如何对该类受害者实施救济也处在真空状态。此外婚姻法虽规定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都有一定的管辖权，但却对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无明确详细的规定，且法律规定各部门的管辖多以受害者提出为前提，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极易出现因管辖部门不同、各部门对法律条文规定的管辖权的范围理解不同，出现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婚姻法在该方面的立法缺失，无疑将会纵容施暴方继续实施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权将时刻处在威胁当中。

四、今后完善的法律建议

（一）明确家庭暴力定义，扩大暴力行为的范围

要想准确定义家庭暴力，必须弄清家庭成员的范围以及暴力行为的种类。

目前婚姻法范畴的家庭成员囿于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所产生的亲属关系。但事实上，未婚同居、同性恋人共同生活等“类家庭” 共同体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范围未能将其完全涵盖，婚姻法也无法保护此类受害者。笔者在此建议借鉴英国相关立法经验，扩大解释家庭成员的含义，将“前配偶、同居者（包括以夫妻身份同居的异性或以伴侣身份同居的同性二人）” 纳入其中。合理吸收社会发展所衍生的新型家庭共同生活体，保护此类共同体中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种类，我国婚姻法只涉及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回避性暴力和经济暴力，这不仅有悖于国际趋势，且不利于受害者人格尊严、性自主权的维护。笔者在此建议立法应予以补充。

（二）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前已述及“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在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受害者具有被动性的前提下，要受害者单方负担全部举证责任，无疑加大了受害者的负担，使其处在不利地位。

“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决定了证据规则不同于一般案件，特别是因家庭暴力而产生的民事赔偿，更应该倾向于受害者。”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举证规则，让施暴方也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以便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三）注重事前预防，引入民事保护令

我国婚姻法对于家庭暴力设定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但在施暴方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时，治安处罚条例的处罚力度尚不足以震慑施暴方，使受害者免受家庭暴力的继续侵害。

20世纪末期，英美法系国家创设民事保护令，以防止和制裁家庭暴力、保护受害者。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均已建立起相应的民事保护令救济制度。尽管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制定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在其第三章规定了人身保护措施，但在婚姻法中，民事保护令尚无明文规定，且《指南》针对仅是法院在判决离婚案件时使用民事保护令的情形，法律效力位阶低、保护范围有限。笔者认为我国可适当借鉴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引入民事保护令。当受害者遭遇较轻微或一般程度的家庭暴力，且受害者并不想因此提出离婚或提起诉讼时，可向法院申请启动通常或暂时保护令;在受害者遭遇家庭暴力的紧急危险时，亦可由司法机关启动紧急保护令。

通过设立家庭暴力事前预防和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及时遏止的法律救济制度——民事保护令，才能现实消除家庭暴力对受害者的威胁和伤害，实现对受害者直接、有效保护。

（四）完善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机制

对于因家庭暴力给受害者身体、精神、性和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害，施暴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然而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方在因对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如果仅将损害赔偿的范围限定在以离婚为前提的无过错方范围，无疑违背了民事侵权责任的相关原理。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侵权行为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为基础，而非以离婚为条件，受害者有无过错与其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关，而与施暴方免除损害赔偿无关。

考虑到基于夫妻身份而形成的共同财产关系，对于因家庭暴力产生的损害赔偿，可分为婚内损害赔偿和离婚损害赔偿。引入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的民事赔偿做出具体的规定，借鉴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可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实行分别财产制，避免婚内损害赔偿成为一纸空文。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仅包括无过错的受害者，还应包括有过错的受害者。

（五）明确部门职责划分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当事人双方所在单位等社区机构和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上承担着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但由于现行婚姻法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实际有效的运作程序，往往导致各部分，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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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诉讼模式 刑事和解

一、家庭暴力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中未对家庭暴力行为做出明确界定，只是根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归罪于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等，实为立法之缺陷。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采取概括式的方法对家庭暴力作出规定，“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罪。”该司法解释是目前中国对家庭暴力行为作为犯罪入刑的唯一的也是最权威的法律界定。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可以定义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婚姻、收养、抚养、赡养、监护等法律关系中对家庭成员的身体、人格、尊严、经济、性方面的合法权益以各种暴力方式对其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造成巨大痛苦或伤害的行为。

在我国，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家庭暴力行为造成受害人重伤以上后果，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入罪处罚，最高刑种可判死刑；而对于只造成轻微伤的，至多也就是批评教育；由此观之，由于情节的轻重及主观恶性不同，处罚的结果大相径庭，差距甚大。一种由于后果的严重性，司法机关可通过公权力介入，对行为人提起公诉，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种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影响面较小，亦可通过教化达到目的。但若受害人长期的，经常的受到行为人的暴力行为（即刑法领域中的“亲告罪”），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此类案件属自诉案件，法院遵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受害人自己不提起诉讼，司法机关是不会主动介入的。即使受害人提起诉讼，由于家庭关系的隐蔽性，取证十分困难，更不要说胜诉了。并且在一些偏远地区，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许多受害人往往放弃追诉权，不去寻求法律的帮助。笔者试图通过这一视角，寻找到解决这一纠纷的有效机制。

二、我国目前解决家庭暴力犯罪机制

（一）司法前置

目前，中国的警察机构对解决家庭暴力虽起到一定作用，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由于警察介入的是一些情节轻微不需要进行刑法处罚的案例，它在程序、步骤以及具体的方法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往往草草了事，加之批评教育即可，没有达到合理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目的，一定程度上还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另外，警察出警的消极被动观念，认为家庭暴力属家庭内部纠纷，是可以通过成员间自己就可解决的。但是，警察却忽略了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是不可能通过自身调解可以解决的。

（二）诉讼模式

对于家庭暴力所造成的后果不同，可以选择和解模式，也可以选择诉讼模式，但若自诉人提起诉讼又存在诸多困难：（1）取证难。因为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之间的，本身具有隐蔽性，证人证言难以获取；（2）举证责任不合理。受害人一般处于家庭弱势地位，更不要说举证责任了；（3）证据易毁损丢失。因为家庭暴力多是突发性，对行为实施的过程、结果难以保存相应的证据；（4）证据不充分。因受害人法律意识欠缺，不能及时在鉴定机关作出验伤证明，在医院发开的诊断书中也未注明是由家庭暴力所致，法官常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诉讼请求；（5）判决赔偿数额的不可罚性。家庭暴力所引发的轻微刑事犯罪，即使判决书认定有罪并要求作出相应赔偿，也是空头支票，因为我国规定婚后夫妻财产共有制，就无所谓赔与不赔的问题；（6）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和进行口威胁或者冷暴力犯罪排除在外。

基于以上观点分析，在不排除诉讼模式的前提下，我们要探索一条更适合解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机制。

三、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模式

鉴于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之处，衡量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优劣，在保证合理有效的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规避诉讼中存在的诸多困难，在现行的基本刑事制度的基础上应该根据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创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让它在最大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刑事和解概述

由于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制度研究情绪的高涨，存在诸多意见，未形成统一观点。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刑事和解一般是在犯罪发生后，由中间人（调解人）对被害人和行为人作出“斡旋”，使得双方可以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或者冲突的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内修复双方所破坏的家庭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并且使行为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和解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有些学者将其概括为“和合”文化。和合文化的精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人与自然的保持“和合”的关系，人要顺应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与自然融为一体，所谓“天人合一”；第二是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和合”的关系，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纠纷。而孔子则把“无讼”视为古代审判活动所追求的最高标准，积极促成争议双方和解，是让双方相互退让最终达成一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和合文化其实蕴含着宽恕、博爱的理念，十分推崇和缓、宽容的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制度恰恰吸收了这一思想内涵，在和合文化理念的基础上生根发芽。

（三）刑事和解的政策导向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后，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对于一些暴力性，组织性的重罪，我们坚决实行刑罚处罚，在量刑上坚持从重原则；而对于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是偶犯且危害程度不大的，国家更多的倾向于轻刑。另外，细看刑事诉讼法不难发现有诸多法条透析着这一思想，例如：“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于刑事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即“酌定不起诉”。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却弥补了诉讼体制的不足，使之更为公平，更为迅捷。对司法机关来讲，也减轻了工作的重担，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对当事人来讲，更加公平合理，操作性强更强。

四、家庭暴力犯罪的刑事和解模式

（一）主观条件

第一，犯罪人自认是刑事和解的先决条件。自认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承认家庭暴力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加害行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刑事和解是为被害人提供疏通被阻滞情感的渠道，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就无法达到预期的设计效果。第二，双方当事人同意是刑事和解的核心条件。在一起家庭暴力案件中，夫妻双方的感情破裂，无论被告人怎么样认罪道歉，被害人始终不同意任何赔偿，只想让被告人受刑处罚。此时，和解程序无法启动。所以，被害人的同意极其重要，必须保证被害人的同意是被害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而保证被害人表达真实的和解意愿，免于被强迫或者诱骗。同样地加害人的同意也很重要，对于加害人来说，如果违背其自由意志，使其非自愿地参加到和解中来，则不利于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不能使其真正地悔罪认错。达不到矫正的目的。

（二）客观条件

刑事和解制度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案件的事实及证据。由于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隐蔽性，如果没有出现重伤亡的情况，相关司法机关是很难主动介入的。所为在具体实际操作中，大致以基本查明案件事实为最低限度要求。即家庭暴力行为已经发生，加害人就是犯罪行为人。至于证据方面，由于其自身缺陷，使得取证工作具有很大难度，所以不能以是否取证，证据是否充分，作为能否启动和解制度的关键。

（三）中间调解人

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和解制度本身也有着一套从立案到执行的司法程序，但让谁来担当“中间人”这一角色呢？根据对家庭暴力犯罪的分析，司法机关很难积极介入，加上“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在大众心中根深蒂固，不愿摆到“公堂”上说，但为了解决此类纠纷，同时保证双方的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我们可以选择人民调解模式，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又能使双却方当事人“不失脸面”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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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情况

“妇女人权是保障妇女的尊严，发展妇女的人格，实现妇女的价值，在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法律上，应当得到承认或已经得到承认的平等的、自由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等一切权利的统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妇女人权逐渐成为人权领域的热点。国内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笔者了解的主要有：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丛书编委会编的《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国外论文选》，李明舜、林建军主编的《妇女人权的理论与实践》，董云虎、张世平主编的《中国的妇女人权》，信春鹰主编的《妇女与人权》，林建军著的《妇女法基本问题研究》，刘伯红主编的《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01-2005》，肖巧平著的《社会性别视野下的法律女性与法律》，荣维毅、黄列主编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国际视角与实证研究》，谭琳，杜洁等著的《性别平等的法律与政策——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等等。内容涉及妇女人权为什么会提出，妇女人权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国际妇女人权的保护，中国妇女人权的保护等各方面。国外学者的著作，笔者了解的主要有：朱莉•莫特斯（JulieM-ertus）等著、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译的《妇女和女童人权培训实用手册》，美国阿斯金、科尼格编的《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2卷》，美国凯利•D•阿斯金、多萝安•M•科尼格编，黄列、朱晓青译的《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1卷妇女的人权问题概述》，加拿大丽贝卡•J•库克编、黄列译的《妇女的人权国家和国际的视角》，内容主要涉及妇女应该享有的权利，世界范围内对妇女权利的侵害，影响妇女人权的共同的人权问题等问题。关于妇女人权的中文期刊，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妇女人权”为篇名，从1993年到2010年，共检索到84条结果，包括报道、评论、学术论文以及学位论文，从文章的分布时间来看(见下表)，对妇女人权的关注出现了三个高峰期，并且研究和关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时间22155高峰期是在2000—2001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国际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专门规定妇女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它“为妇女的国际人权保护提供了必要的、充分的法律基础。”。1999年的12月10日，在这个人权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在联合国大会开放，以供签署、批准和加入。该议定书的通过和开放签字无疑是国际妇女运动的重大成就，是国际社会关心妇女人权、承诺保障妇女人权的又一体现。这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围绕这一妇女人权的新发展，并阐述其进步意义。第二个高峰期是在2005—2006年。自2005年1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止案)(以下简称《修止案》)开始施行。由此引发了对《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的讨论热潮，进而联系到国际妇女人权的发展。通过对这一阶段现有学术论文的整理，笔者认为，关于妇女人权相关问题的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国内关于《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改案看我国妇女人权的发展。有的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在政治权利方面、文化教育权益方面、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方面、财产权益方面、人身权利方面、婚姻家庭权益方面加大了对妇女人权保护的力度。此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和通过是全国广大妇女政治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对妇女权益保护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政府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有的作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和通过，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法律的上述变化和进步，同时，也带给我们对它的一系列理性思考，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般法还是特别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和谐统关系；《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体权利规定和程序权利规定的关系；《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体现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关系。

其二，涉及妇女人权的具体方面，比如反对家庭暴力、性人权保护，以及提高妇女参政权。有作者说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侵害的妇女的人权。和谐社会理应包括两性关系的和谐和家庭关系的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反对家庭暴力刻不容缓，应从思想观念、法律制度及社会工程等方面着手。有作者认为我国应当通过制定专项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警察机构的职能、对婚内进行明文规定、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以及在法院开设家庭暴力专庭等方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基本人权。有作者说实实在在依靠法律，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自身和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遏制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滋生，保证妇女的生命权、人身权、安全权、以及其精神和身体的完整等基本人权的真正实现。有作者说加强制度建设，为妇女人权提供制度保障。

其三，关于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有的作者列举了国际人权法在保护妇女人权方面的缺陷，比如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国内立法未能有效地衔接；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公约在内容上的缺陷等，有作者认为妇女歧视依然存在，列举了妇女歧视在参政、受教育、劳动就业婚姻家庭领域的表现，有作者认为国际法注意对妇女公权利的保护，而较为忽视对妇女私权利的保护，国际法的命运由男性掌控，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法的执行机制存在问题。关于完善妇女人权国际保护的措施，有作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妇女人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确保实质平等，使法律更客观、公正，加强对国际人权公约的监督；有作者认为要采取强制措施，提高妇女在联合国任职的比率，同时提高她们在联合国决策层的比率，强化联合国妇女组织的地位，修改有关的公约，使其更能体现妇女的要求，更好地为妇女服务。第三个高峰期是在2008—2009年。这段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妇女人权的发展，我国妇女人权的保障，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除此，对妇女遭遇家庭暴力也有集中研究。作者们对家庭暴力的定义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其产生原因，解决方式的特殊性，对于制止家庭暴力的举措，有作者提出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妇女的反暴意识，援助和保护受害者。

二、笔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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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国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我国离婚妇女合法权益保障体系也已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离婚妇女的各类合法权益基本上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主要体现在：

（一）人身权方面。

由于妇女在身体上处于弱势,往往是家庭暴力、虐待的受害者,因此《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在保护妇女人身权方面主要是对妇女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例如,针对家庭暴力或虐待, 《婚姻法》在总则中将“禁止家庭暴力”上升为基本原则，在第32条第2款，将“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作为法院对调节无效的离婚案件，做出准予离婚的判决的法定情形之一。在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还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与施暴者的民事法律责任。同时，《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6条也规定了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些规定都旨在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利，使受害妇女尽快脱离施暴者的控制，而且在离婚时受害人还可以就其所受伤害请求赔偿。

（二）财产权方面。

由于我国适用的是婚前财产个人所有制，因此女性在结婚之前所拥有的财产不因结婚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离婚后该财产仍属于自己所有。而且《婚姻法》对于离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也体现了照顾女方、弱者和无过错方、受害方的倾向（第39条）。同时，《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6、47条也对此作出了补充：“对于夫妻共同租用的房屋，离婚时，女方的住房应当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解决。”

对于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经济补偿制度、经济帮助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同时，《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也规定：“离婚时，女方因实施绝育手术或者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应在有利子女权益的条件下，照顾女方的合理要求。”这些规定，从不同的方面对离婚妇女的财产权利都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三）婚姻自方面。

我国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对于离婚自的保护,《婚姻法》规定了双方自愿离婚，对单方离婚请求先行调解，在调解无效后准予离婚,《婚姻法》第32条还规定了准予离婚的六种情形。而对于受胁迫的婚姻，《婚姻法》采取可撤销的方法，且规定该婚姻自始无效，保护了妇女的结婚自。

（四）亲权方面。

《婚姻法》第38条规定了探视权，规定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有权利探望孩子，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规定对于不履行协助义务的一方，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这样的规定很好的保障了离婚后妇女对于其子女所享有的合法权益。

二、目前我国离婚妇女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颁布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已逐步趋于人性化、系统化，对于离婚妇女的保护也颇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 各个地区、不同群体的社会观念和法律意识存在差异，而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的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和到位，因此离婚妇女相关权益的保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助措施不够完善。

我国《婚姻法》第43、45条规定了三种救助措施:一是受害人有权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请求劝阻和调解，或由公安机关予行政处罚。二是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机关请求制止。三是构成犯罪的，受害人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自诉，或公安机关侦查后由检察院提起公诉。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都属于事后救济，并不能在暴力未发生时及时将受害者与加害人隔离,而且家庭暴力具有私密性，使得许多受害妇女在着手离婚期间仍受到暴力侵害，时刻处于家庭暴力的危险之中。

（二）帮助方式单一局限。

《婚姻法》第42条虽然规定了离婚时的经济帮助制度，但是此帮助仅局限于经济上而缺少社会关怀、心理辅导和就业帮助等方式。例如那些婚后为了家庭牺牲自己事业辞职做专职主妇的女性，由于长期在家脱离社会，造成原有工作交际圈的疏远和劳动技能的老化、落后，再加上年龄身体等因素，这势必影响其婚后的再就业和生活保障；或者在婚姻中遭受虐待伤害离婚后心理影响长期难以消除等情况，对此法律缺少规定，不能更好地保护离婚妇女的权益。

（三）军婚制度不合理。

《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同时，《婚姻法解释（一）》对“重大过错”做出了界定，军人一方的重大过错是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等情形，即在现役军人有上述重大过错之外的其他情况下，现役军人配偶要想离婚必须得到军人一方的同意。这就说明，在一般情况下，现役军人的配偶是没有离婚自由权的，这显然违背了《婚姻法》所规定的离婚自由原则。

（四）离婚妇女自身维权存在困难。

由于我们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政府主导的普法和维权教育尚有所欠缺，妇联等组织的力量不足，而一些公益组织和民间团体也未能组织和动员起来，许多妇女依然法律知识欠缺，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技能，在婚姻生活中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能利用法律武器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成为妇女自我维权的一大瓶颈。

三、我国离婚妇女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

鉴于目前我国在离婚妇女权益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改进与完善，确实保护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

（一）完善法律法规。

1、借鉴外国法律，设立保护令制度。

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家庭暴力有明确的法律处罚条例，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已于1998年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对民事保护令制度设立专章规定；而日本也于2001年开始施行《配偶暴力防治暨受害人保护法》，在其法律的第四章也专门规定了保护令制度。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婚姻法》也应当在救助措施一章中增设保护令制度。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禁止施暴者靠近处于危险中的妇女及子女，强令施暴者迁出申请人的住所，不得接近申请人的住所、工作场所及经常活动的区域等，若施暴人违反了保护令中的规定，应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通过设立保护令制度，将受害妇女与加害人有效及时的进行隔离，使受害妇女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能很好地保护妇女的权益。

2、帮助的方式应灵活多样。

笔者建议，应根据被帮助人的具体情况，规定不同的帮助方式：帮助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暂时的，还可以是在离婚时提供一次性帮助。对于暂时无生活来源的但有劳动能力的生活困难者, 暂时为其提供经济帮助，同时积极探索多种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其再就业获得经济保障；对于年老病残，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生活困难的离婚妇女，则应提供长期的经济帮助；对于婚姻中遭受暴力和虐待伤害的妇女提供心理干预和辅导。当然，法律所规定的经济帮助也应充分的考虑帮助一方的权益，法律应规定在经济帮助期间,若受助方再婚或死亡,帮助方可以终止帮助义务。

3、修改限制现役军人配偶(非军人)离婚自由的规定。

根据《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大多数为女性)要想实现离婚请求权，必须以被告现役军人有重大过错为前提。这种以限制非军人配偶离婚自由权的规定是不公平的，违背了《婚姻法》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而且军婚也是世俗社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类型，军人的婚姻也应体现民法意义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否则就有悖于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乃至基本的人性化要求。但是，基于稳定军心、巩固国防和维护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在婚姻立法上对现役军人予以特别保护还是很有必要的。因此，笔者建议，将《婚姻法》第33条修改为：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尊重与征求军人的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这样规定，对于维护非军人一方的合法权益是非常重要和合理的。

（二）进行普法教育工作，提高妇女自身素质。

不懂法律是当事人维权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我国一些地区经济文化水平落后，很多妇女对法律都很陌生，不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帮助自己。因此我国应当加大普法教育宣传的力度，并帮助妇女提高文化修养，对其进行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的教育；同时，妇女自身也应积极主动地学习法律，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做到知法、懂法、会用法，当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三）充分发挥妇联的作用。

应加强妇联组织建设，充实妇联的力量，使妇女维权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妇联还应积极协调公、检、法等部门，严厉打击家庭暴力、重婚等社会陋习，依法纠正现实中对待妇女的不法行为，切实保护好离婚妇女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四）充分发动公益维权组织。

NGO组织在妇女维权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妇女提供了各种具体的法律帮助和服务，解决了部分妇女的燃眉之急。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研究与援助工作的公益性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在近些年内对多起家庭暴力事件中深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进行了法律援助。此外，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女性咨询与发展中心、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等组织也活跃在社会之中，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保护弱势群体不仅可以依靠政府，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民间的第三方力量，与政府组织互为补充，我们应该鼓励、支持并积极参与NGO组织，为妇女这一弱势群体提供多种类型不同渠道的帮助，例如法律咨询、再就业培训、妇女维权公益讲座、代为公益诉讼等，广泛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在推动妇女进步、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注释：

樊珍云.当今我国离婚妇女合法权益保障现状及对策.怀化学院院报，2010年10月第10期.

廖家阳.我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研究-─以民事保护令制度为中心.国立高雄大学法律学系硕士论文，2008年.

潘君妹.离婚妇女经济救济制度的完善.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8年6月第3期.

篇8

离婚

夫妻人身关系

夫妻财产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的夫妻关系，观念上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法律 制度上存在夫妻人身别体与财产一体的冲突。建构婚前协议制度和夫妻财产分别制度，能够较好地消除上述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 逐渐过渡到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法确立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由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政策转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的政策，私营经济也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民个人财产极为有限，男女结婚成家后，夫妻财产在“过日子”之后所剩无几，财产关系极为简单，财产类型大多限于简单的生活资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长足进步，个人财产、家庭财产迅速增长，夫妻财产的种类、价值、内容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夫妻的财产权利意识空前高涨。离婚案件中，夫妻财产纠纷已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和法院审理的重点、难点。据笔者2004年3月对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2003年所审理的5o宗离婚上诉案件调查发现，上诉请求和理由中，涉及到不同意离婚或请求判决离婚的仅7宗。对共同财产的认定与分割不服的有34宗，对夫妻债权、债务的享有、负担不服的有l4宗。法庭上，许多当事人指责对方有婚外情，对家庭不负责任，经常实施家庭暴力，把离婚的原因归咎于对方。试图获得损害赔偿或多分共同财产；或者指责对方在离婚时隐藏、转移、毁损夫妻共同财产，伪造债务，试图达到对方少分或不分共同财产的目的；或者向法庭提交许多欠条，要求法院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双方对彼方所提交的欠条均矢口否认。

双方在法庭上互相攻诘对方，彼此视若仇敌，法庭气氛紧张，令人窒息，充满浓浓的火药味。法院判决后，双方对财产纠纷的处理均不服，要么对法院认定的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的范围、数量不服；要么对法院关于财产分割的方式、分配原则不满。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妻关系存在诸种矛盾。

一我国夫妻关系的内在矛盾

1、

因此，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必然深刻影响到夫妻人身权利的享有与行使。一方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往往成为另一方干涉的对象。共同财产制成为一方妨碍另一方生产、工作、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原因。一方勤俭治家、艰苦朴素，而另一方挥霍奢侈，共同财产制势必导致蛮横无理者得益，老实忠厚者吃亏。更为严重的是，夫妻财产共有，导致一方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受到另一方侵害时，无法及时、有效、充分地进行救济。近年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从救济的途径、 法律 责任等方面加大了反对家庭暴力的力度。但由于家庭法定财产共同制，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很难落实。被害人若要求追求施暴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则被害人势必一人担负维持家庭的重任，与施暴者共同承受由此带来的 经济 损失。被害人若要求追究施暴者的民事赔偿责任，除非同时解除与施暴者的婚姻关系，否则，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客观上纵容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二对策

1、婚前协议制度

婚前协议是指准备结婚的双方就未来婚姻财产、扶养权利等问题所签订的契约。在美国，起初。婚前协议主要由即将再婚的老年配偶签订，他们想通过协议控制婚前原有的财产。现在婚前协议被越来越多的年青配偶使用。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认为，许多人在结婚时都抱有过分乐观、浪漫的想法，讨论婚前契约有助于澄清和公开夫妻结婚的目标和对他方的期待。婚前协议有以下积极作用：(1)公开交流，并成为今后解决夫妻共同生活中问题的方法；(2)预定目标，指导家庭生活；(3)消除冲突，提供处理婚姻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争执和分歧的理想方法；(4)提供预测和保障，指导夫妻关系趋向和谐安定，离婚时。有利于解决夫妻财产纠纷。婚前协议的内容可以包括：(1)目标和期待。如一方期待从对方获得感情支持、继续完成学业、取得事业成功等等。(2)财产和扶养。如婚前财产的数量、质量、归属及如何处分、管理；婚后财产的归属；有关家庭生活是由一方行使管理权还是共同行使管理权；如何分担家庭生活费用；扶养费的给付问题等等。(3)工作及社会活动。如是否由一方工作赚钱养家，另一方从事家务劳动，或双方均参加工作，分担家务劳动；双方或一方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种类，双方的宗教信仰问题等等。(4)家庭住所和家庭职责。如对家务劳动的分工，对子女的主要照料责任，子女的姓氏问题，夫妻性关系等等。(5)子女。如双方是否希望生育子女，生育子女的时间，节制生育的措施。(6)财产继承。约定对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由谁继承。(7)上述问题发生争议时允许和希望采取的行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4

篇9

在管理好原有3座大棚的基础上，她有了扩大生产规模，优化生产模式的想法，2008年投资2万元，把温室大棚发展成了8座，并积极改革了种植结构，使年经济效益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种植的各类蔬菜，全部销往克拉玛依、托里等地，盈利4万余元。

去年，她又改进了管理方式和种植模式，由品种单一改为高优套种，大力发展无公害蔬菜，使生产上市蔬菜从品种到品质上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在种植大棚蔬菜的同时，唐联淑还学习销售知识，拓宽自己的蔬菜销售渠道，使自己种植的蔬菜除了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外，还大批量供应外地。周围的职工都说：“她是一二九团大棚蔬菜产业的功臣。”

发挥“半边天”作用引领团场妇女创业创新文/吴敏图/舒卫华

于荣是农十三师红星二场妇联主席、工会副主席和计生办主任，1989年参加工作至今有23个年头，她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用执着的态度从事着妇联工作，先后多次受到不同级别的表彰和奖励。自2005年至今，获得兵团 “十件实事”之一妇女常见病普查工作“先进个人”、“兵团三八红旗手”、“兵团先进女职工工作者”；撰写的论文《当前婚姻家庭关系中突出问题的分析与处理》在兵团妇女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撰写的《落实女职工独生子女保健费待遇案》在妇联系统维权维稳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中，被全国妇联权益部评为三等奖，成为全兵团唯一一例妇联维权案例收录在《全国妇联系统维权维稳优秀案例100例》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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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国际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原名为《妇女研究国际季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Qarterly)，双月刊，前期由塔格曼出版社(Pergamonpress)出版，1991年塔格曼出版社被荷兰埃尔塞维尔出版集团(Elsevier)兼并，《论坛》也被归入旗下。与同期创办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女性主义研究杂志相比，如《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妇女》(Signs：Journalof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等杂志，《论坛》的学术性更加突出。自创刊以来，《论坛》登载过许多女性主义经典文论，作者包括Heidi Hartmann，Adrienne Rich，Catharine Mackin-non，Nancy Chodorow，Christine Delphy等人。[1]通过审视和重估知识生产与运用的方式方法，批判它的负面影响，并从性别视角出发，评定这些知识对妇女生活的含义，进而站在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对所有相关知识进行重新阐述和概念化，这是《论坛》所标明的宗旨。为此，《论坛》发表了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者的成果，这些学者既有正规学术机构之内，也有学术机构之外的，她(他)们从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出发，运用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资源，探讨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政治、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媒体、妇女与战争等诸多领域的论题，如“波兰妇女的就业问题研究”、“古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妇女”、“对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反思”、“高等教育对伊朗青年妇女的影响”、“韩国慰安妇生育问题探讨”、“对土耳其妇女杂志的研究”、“加拿大女性主义的历史写作”、“黎巴嫩妇女与战争”、“家庭暴力在美国和瑞典”、“印度精英女性的生活变迁”、“移民女性在意大利”，以及“妇女与艾滋病研究”、“女性输卵管结扎的危险性分析”、“女同性恋问题研究”、“体育中的女性”，等等。《论坛》所发表的文章既注重理论性，也注重实践性。为介绍国际女性主义研究成果，几乎每期《论坛》都有图书评论和女性主义学者传记，有时还占相当大的篇幅。此外，《论坛》还发表有关女性主义学术会议消息及会议论文，1999年国际妇女研究网络第12届年会就是《论坛》参与组织的。

《论坛》的学术性集中体现在专刊上。专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两个特征：一是对已有的论题进行深入挖掘，二是探索新出现的领域及其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对已有的论题进行深入挖掘，主要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的性别认同：地区冲突／全球暴力”这期专刊中，借助于法国符号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学者们认为符号暴力被结构性暴力所支撑，在直接暴力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些案中，作案的男性想要获得的是一种“权力感”。性别暴力已不仅是与性别有关的暴力，考虑到暴力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一些学者认为，“当我们关注与性别直接相关的暴力，比如时，我们要特别留意对暴力的性别分析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要联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等的暴力。”[2](p433-440)对于生活在战争和动荡中的妇女来说，性暴力或许并不太要紧。需要注意的是，妇女因受无形的“符号暴力”所束缚，在社会系统中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同盟，妇女是“和平的天然爱好者”的假定也是有问题的。探索新领域及其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是《论坛》专刊的另一特征。在“女性主义与印刷文化”这一期专刊中，学者们探索了数字化对女性研究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在信息技术时代，交流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妇女争取平等的媒介很大程度上转移到网络中，虽然在虚拟空间，性别、年龄等似乎不再重要，但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这种不平等更主要地是通过意识而不是通过物质来构造的。[3]

从历史沿革看，《论坛》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注重对妇女运动历史的回顾，其中有对女性主义整体历史的重新评价，如伊利莎白・莎拉(ElizabethSarah)的《对女性主义历史的再评价》也有从不同角度对各国妇女运动的探讨，如芭芭拉・盖尼fBarbaraCaine)的《女性主义，参政权与19世纪的英国妇女运动》，[4](p537-550)玛丽莲・J・鲍克斯(Marilyn J．Boxer)的《19世纪的法国第一波女性主义：阶级、家庭与宗教》。[5](P551-559)进入90年代，世界妇女实践与理论进ty了分化与质疑的时期，《论坛》更多地刊登一些注重对妇女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的研究成果，如罗西・布莱德蒂(Rosi Braidothi)对跨越国际的“姐妹情谊”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所谓的姐妹情谊无法处理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妇女问题。[6](p7-10)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则挑战了东欧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概念，她认为从文化、宗教、国家及语言上看，东欧各国是不同的，在性别的标题下探讨上述内容也应该是不同的，只有承认根本上的不同，而不是设置一个乌托邦意义上的相同，才能使东方与西方女性平等相待。[7](p11-15)2000年以来，女性主义研究更加多元化，也更加趋向于从物质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考虑问题，《论坛》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有学者认为，“物质主义的女性主义既不赞同传统，又不赞同迷恋于差异的女性主义，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男女的不平等关系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8](p283)

《论坛》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妇女理论研究阵地，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特征。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受到拉康、福柯等学者的影响，对心理、语言及语言的生成变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女性主义者更注重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英国女性主义者则注重女性生长的具体历史环境的分析，研究特殊女性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生存状态的政治含义，主张女性参与历史进程。[9]此外，《论坛》的学术性虽然突出，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构仍然缺乏，总体上处于无

力干预现实的边缘化状态。在探讨一些新领域时，视野还不够开阔，仍然囿于女性主义的樊篱批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其表现之一。

参考文献

[1]Stevi Jackson and Jackie Jones ed．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ies[C]．New York Universiy Press，1998．

[2]Suruchi Thapar-Bjorkert，Karen Morgan and Nira Yuval-Davis．Framing Gendered Identities：Local Conflicts/global Violence[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6,(V29,5)．

[3]Margaret Beetham．Periodicals and me New Media：Women and Imagined Communities[J]．Women's Studies Inernational Forum，2006,(V29，5)．

[4]Barbara Caine．Feminism，Suffrage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Women's Movement[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nzm．1982,(V5,6)．

[5]Marilyn J．Boxer，First Wave＇Femin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Class，Family and Religion[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1982,(V5,6)．

[6]Rosi Braidotti．The Exile，the Nomad，and the Migrant Reflections on in Temational Feminism[J]．Women's Studies InernationolForum,1992,(V15,1)．

[7]Susan Bassnett．Or How I Became an Expert on East European Women Overnight[J]．Women’s Studies Inernationd Forum,1991．(V15，17)．

[8]Stevi Jackson．Why a Materialist Feminisims Possible and Necessary[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