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姚先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穆光宗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高文书

人民论坛：如何看待在人口问题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新审视我国的人口问题和政府的人口战略？

穆光宗：过去对人口问题的最大误解就是将人口问题理解成人数问题，将人口效应理解成分母效应，将人口问题理解成生育问题。这是传承至今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计划经济思维。

历史上的人口战略是以人口数量为考虑中心的“一条腿走路”战略。但事实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通过“节流”的办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战略已经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我国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到了超低生育水平；中国面临着少子女老龄化、独子女老龄化和无子女老龄化的多重冲击；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年轻一代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

姚先国：新时期，我国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呢？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人口领域的根本矛盾在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与现有职工的知识能力水平相矛盾。自主创新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与现有科技队伍的能力不足相矛盾。城市化推进中的劳动力非农化趋势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要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无谋生能力，变成城市贫民；要么滞留农村变成隐性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妨碍现代化进程。

人民论坛：新形势下的人口战略该如何制定，您有何建议？

姚先国：关键在于实施以积聚人力资本、提高人口质量为主旨的新的人口战略。这一战略需要实现四大转变：从人口的数量控制转为质量提升；从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转为培育人口的内生调节机制。实践证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在城市有效，在农村往往失灵，结果造成人口的“逆向选择”现象。实践也同样证明，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健全，生育率就越低，就越不需要强制手段控制。既然如此，何不转而采用发展农村教育、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手段来自动控制人口增长呢？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重视高端人才培养转为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

高文书：首先要继续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想，要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治理，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重点监测特定的人群，以提高政策有效性。同时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确立三大目标：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就是：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

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现人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具体表述如下：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论坛：如何准确理解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姚先国：人口可持续发展可以表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均衡过程。”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均衡。如果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或者破坏了资源与环境，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就会危及人的生存基础。

这是一种动态均衡。人口战略也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好，都要立足现在，顾及将来，要考虑代际之间的均衡和种族、文明的延续。

这是一种积极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最终是着眼于发展，而不是为了消极的“持续”。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高文书：人口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实现适度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强调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它要求劳动适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协调发展等。

穆光宗：人口发展战略首先要关注的正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少生不是一切。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做法并没有包含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意思。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战略”。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对“低生育水弹风险”的过分担忧是缺乏依据的。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农村，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一方面是出于生养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育观念的转变。

人民论坛：新的形势下，如何建立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

姚先国：人口评价机制是否科学，关键在于这种评价是否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人口评价机制就不能仅看人口数量是否得到了控制，更应该体现人力资源全程管理的要求，从优生优育到培养成才，开发利用，直至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应在评价机制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人口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指标也应纳入人口评价的视野，成为评价人口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穆光宗：只有从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出发，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所以考核的是人口发展的安全度、优化度和控制度。同时不能过分迷信一票否决行政考核的绩效。这一做法依然是以数为本，弊端日益显现。

人民论坛：如何看待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和面临的国内国际风险？

姚先国：以“大人口”的观点审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仍会进一步扩张。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关键在于应对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和有效。

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国内，最根本的隐患在于现存的体制缺陷和机制扭曲。

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绝体制和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兼具城乡二重身份的“农民工”进行“候鸟式”的迁徙，潜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另外，城市化加

速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将何以谋生？

就业始终是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有可能更为加剧。另外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靠老百姓自己投资，代价高昂，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即使就业也收入低廉，不足以补偿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不仅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

上述问题应通过调整城市化战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放松政府的产业管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措施予以化解。

高文书：我国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承载能力问题，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压力加大，人口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健康的问题，人口流动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篇2

〔摘要〕人口问题是北京市需要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未来一个时期，北京市的人口仍将处于一个较大规模增长的态势，在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大环境下，严加控制不是解决北京市人口问题的有效办法，应该随经济社会发展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逐步化解人口难题。

〔关键词〕北京市；人口；户籍

一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变动的趋势。

从1999年到2007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与此同时，北京市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也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北京市近年来人口变动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1.人口保持增长态势。

从过去的几年看，北京市2007年常住人口为1633万人，相比1998年的1245.6万人，9年间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3万人，人口增长仍然呈现较高的增长水平。

2.外来人口保持较大规模增长。

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主要是由外来人口引起的。

数据显示，9年间，外来人口由1998年的154.1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419.7万人，每年新增29.5万人，占常住人口新增量的68.6%,即每三个新增人口中就有两个是外来人口……这体现了外来人口的常住化趋势，故控制外来人口的增长规模是北京市人口管理的重要课题。

3.户籍人口的机械增长。

目前，人们对北京市人口增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的增长上面，对户籍人口的增长尚关注不够。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近9年来户籍人口也呈大幅上升的增长趋势，每年新增13.5万人，占新增常住人口的31.4%,相当于每三个新增人口中有一个是户籍人口，户籍人口增长的90%来源于机械增长，且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稳定。这种增长固然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也应有相应的对策。

4.区域人口增长格局分化明显。

近五年来，人口变动的区域差距性最为显著也最具有代表性。核心区人口大幅减少67.1万人，拓展区人口大幅增加190.9万人，发展新区人口增加86万人，涵养区人口整体增加2.3万人。核心区和涵养区的人口变动数量符合北京市人口发展目标，但拓展区外来人口增加幅度过大（每年增加人口为47.7万人）,发展新区吸引中心城区人口能力相对不足，每年仅吸引7.6万人。

二存在的问题。

1.人口快速增长使北京市面临巨大压力。

按现在每年净增43万人口的规模，北京市到201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1762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2192万人，大大超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规模。而且200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新增52万人，相当于国外一个大中城市的规模，是历年来人口增加最多的一年，人口增长呈现出加速膨胀的趋势，如不加以合理解决，未来人口比上述预测数字还要庞大。这对北京市的资源、能源、环境、城市服务等方面造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2.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拓展区。

拓展区目前已经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2002-2006年，拓展区新增外来人口56.1万人，占北京市新增外来人口的58.1%,拓展区良好的投资环境、教育水平、发展空间（就业吸引、置业吸引、学业吸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造成了人口分布也呈“摊大饼”式发展。这种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拓展区的趋势不利于北京城市的整体发展。

3.新城承担中心城人口疏散功能需加强。

目前，新城地区承担了大约北京市三分之一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外来人口增加量占整个新城地区的83,3%。应当说新城的人口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但作为未来北京市人口疏散的重点区域，其产业集聚能力还较弱，其人口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4.周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据《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显示，2006年，京津冀区域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这说明尽管北京市自身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弱。周边地区发展的落后，导致这些贫困区域的人口不断地涌向北京市，致使北京市的人口出口不畅，人口只进不出，难以疏散。

这也是近年来北京市外来人口（较低素质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5.户籍管理及人口统计工作需加强。

户籍的多头管理政策放松是人口机械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央、市属和军队三大系统均握有进京户口审批权（涉及26个单位的41个部门）,小城镇、房地产外销、高校进京指标等方面的户籍管理政策也较为宽松。同时，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人户分离现象比较严重。据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已达228.6万人，占户籍人口总量的19.4%,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人户分离。人口管理的松散，造成人口统计工作不清，人口政策指向不明。

北京市人口增长应该主要吸引高端人才，以实现“高端、高效、高辐射”产业发展，但目前的人口管理现状难以做到这一点。

三对策建议。

在全国快速城市化、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实现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的协调发展，应该多措并举。一要靠管理，采取市场经济措施，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引导人口自由、合理的流动，而且满足吸引高端人才的需要；二要靠疏导，从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人口疏散，把更多的人口放到新城、周边地区及全国各地去。

1.优化北京市人口增长空间结构。

按照北京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应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逐步形成按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发展趋势，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核心区人口比重有所下降，拓展区人口比重基本稳定，新区人口比重明显增加，涵养区人口集聚水平提高。

一是优化各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控制功能区人口的相应比例，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转移到新城，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人口的有序、合理流动。

二是调控户籍政策，适当限制城八区的外来人口规模，积极引导外来人口流入发展新区。用鼓励外来人口在发展新区入户籍的制度，减少城八区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实现北京市人口空间的合理布局。如新增机械迁入人口，户口优先落在新城；由中心城迁入的人口，其子女可优先进入新城优质中小学就学等。

三是加强房地产业的调控与管理。房地产业在全市范围内合理布局，在发展新区和轨道交通站点附近，采取积极措施使其成为中心城区人口的主要疏散地，控制新城商品房外销比例，避免成为外地流动人口的“新城”。可以对符合城市空间布局要求的居住区采取低生活成本的政策。

四是加强新城的优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着力解决新城在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的先天不足现象。建设若干重点项目，鼓励中心城优质公共服务设施整体搬迁到新城，以提升新城的人口吸引力。

2.加强区域合作。

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协作，从区域的角度平衡资源和产业，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引导人口在大区域空间上的合理流动。

一是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在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实质性的开展，以产业就业引导人口转移疏解，减缓北京的人口涌入压力。

二是应特别注重与廊坊等周边中小城市的合作，提高其承载力，通过经济适用房、老年公寓、高校转移等方面的合作，引导人口向外疏解。

三是加强人口异地疏导政策研究，探索异地养老的医疗、社会保障政策，鼓励人口跨区域流动。

3.加强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应该在传统户籍管理手段与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供需与城市承载能力、完善各项服务与有效控制人口规模的现实矛盾中寻找平衡，立足现有条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提高人口管理与服务水平。

一是成立由国家有关部委、驻京部队和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首都人口管理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实施和修订工作；清理户籍迁入政策，变“多支笔”审批为“一支笔”审批，提高户籍迁入人口素质，确实为首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建立标准一致、互为补充的全市人口综合动态信息管理平台，及时掌握全市人口信息，提高人口管理效率，降低人口管理成本。

三是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常态化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劳动监察，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如保障最低工资水平，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企业雇用外来劳动力的成本；严格限制大量使用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四是对外来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务。依法加强对居住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改善外来人口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如清理整治“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城市地下空间等聚居地，防止形成“贫民窟”；合理调整水、电、气等生活要素价格，提高北京市居住、生活成本，以此控制和减少“三无”人员等寄居型人口的盲目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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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践证明，我国坚持不懈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促进世界人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总体是好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21世纪上半叶，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对公共资源配置构成巨大挑战；贫困人口结构趋于多元，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总之，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全党务必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负责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做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今年以来，我县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完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加快建立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法管理、村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努力，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6年1月4日下发了《关于学习贯彻人口和计划生育群众工作纪律和检查考评工作纪律的通知》，明确规定了人口和计划生育群

众工作纪律和检查考评工作纪律（两个纪律分别为：

人口和计划生育检查考评工作纪律

一、不制定脱离实际的考评指标；

二、不在执行中擅自改变检查考评程序、内容和标准；

三、不在执行检查考评公务期间饮酒；

四、不接受被检查考评单位的宴请和钱物；

五、不在被检查考评单位报销应当由检查考评工作组织者和个人支付的费用；

六、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七、不作出失真或显失公平的检查考评结论。

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群众工作纪律

一、不非法关押群众；

二、不打骂侮辱群众；

三、不损坏群众财产；

四、不违规收费罚款；

五、不强迫群众受术；

六、不违背服务承诺；

七、不刁难群众办事；

八、不借机。

以下简称“两个纪律”）。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人口计生委关于“两个纪律”的通知精神，我县县纪委监察局特制定认真学习遵守“两个纪律”的实施意见如下：

一、认真学习、广泛宣传“两个纪律”

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两个纪律”，对于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更好地适应法治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保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保证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各乡镇（街道）计生办、局机关各站、股（室）要把学习遵守“两个纪律”作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列入计生工作人员政治学习、业务培训和应知应会的重点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如宣传栏、黑板报、广播电视等，认真、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掌握“两个纪律”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使大家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树立依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依法履行计划生育职责、正确执法、文明执法的观念，提高遵守“两个纪律”的自觉性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我镇人口计生工作者和村干部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通过实施镇政府网上政务公开、开通举报电话等手段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让广大群众及社会各界知晓“两个纪律”，使计生工作和计生干部处于公众监督之下。

二、自觉遵守、全面落实“两个纪律”

计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自觉遵守、全面落实“两个纪律”真正做到文明执法不侵权、优质服务不失信，廉洁爱民不谋私，具体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严格执法行政、又明执法、优质服务，坚决杜绝侵权行为发生，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要将各项工作严格控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严格按照规范的程序和要求开展管理和服务，维护群众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深入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群众理解人口计生法律法规，支持人口计生工作，在办理计划生育各种证件和进行服务时应当运用文明语言。

（二）是采取便民措施，方便群众办理各种证件。要采取电话预约、一次性告知等措施，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各种证件，严禁在办理各种人口计生证件时设置前置条件，刁难群众。

（三）是客观、公正进行检查考评，要科学确定考评指标，在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责任考评意见时，广泛征求意见，对新增的考评要求，要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培训；

（四）是廉洁清廉、自觉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不得利用手中行政权力，不得有吃、拿、卡、要行为。

三、自觉遵守、互相监督“两个纪律”的执行

各乡镇（街道）计生办、局机关各站、股（室）应从健全工作制度入手把“两个纪律”列入日常工作规范之中，具体规定．明确纪律：重视“两个纪律”的宣传教育、做好相互监督等工作。要及时对违反纪律人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和有关领导。制定责任措施，周密部署和安排，真正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要求两个纪律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推动全县计生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确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和领导责任，严格维护“两个纪律”的严肃性。合理制定我镇计划生育检查、考核工作指标。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努力使我镇计生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群众工作纪律，切实做到依法治育、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育龄群众服务。

四、健全制度，确保“两个纪律”纪律执行到位

认真组织“两个纪律”的学习，及时公开“计生群众纪律和检查考评纪律”，促进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理念、方法和作风的转变，较好的发挥计划生育检验考评正确导向作用。开展了“两个纪律”自查自纠活动，在自查过程中逐条对照“两个纪律”要求，认真查找在开展人口计生工作中存在的违反纪律问题，深刻分析个别违反纪律的主客观原因，研究预防对策，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本着边查边改，有效扎实地做好全镇自查自纠工作；开通阳光计生电话服务热线，为方便群众咨询、投诉及接受群众对计生工作反映意见、进一步拓宽了监督渠道。

在实施过程中，把“两个纪律”的贯彻落实与推进依法治育、依法行政、加强行业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分析、排查全镇计生反映的违纪线索，认真解决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违纪违规问题，特别是对今年以来是否发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违规收费罚款、以罚代法，借机等行为进行重点排查。

篇4

【关键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指不具备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居住并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涌入发达城市，形成了新形势下的一次少数民族大流动。与汉族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量还比较小，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 改变中国民族的分布结构以及在民族关系的变化方面正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民族性、宗教性、文化性等特点，与之有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更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与流入地主要是城市存在着较大差异，其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间遭遇到来自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与政策乃至城市居民的偏见歧视等方面的障碍，他们自身遇到的不适应状况、带给城市社会的某些不良影响和在流出地以及流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按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可以简单地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分作两类：一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相关问题；二是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间所遭遇到的相关问题。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给城市社会带来的相关问题

（一）增加城市生活压力和管理的难度。包括少数民族人口在内的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使城市的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不同的民族文化素质、生活习惯、语言障碍等各种因素引发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一些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务工经商，既不办理暂住证，也不办理经商执照；此外，由于流动性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很难落实。

（二）影响城市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语言不通，情况不了解，在生活上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后缺乏劳动技能，基本生活难以保障，有的甚至从事盗窃、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

（三）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不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侵害少数民族权益而引起问题复杂化，主要表现在：不尊重少数民族群众饮食、丧葬等方面的风俗习惯而引发的事端；在一些宣传报道和文艺作品中，歪曲、丑化少数民族形象；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 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事件等。

（四）加大城市宗教管理的难度。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也将本民族的带入城市，在有的城市存在着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群众过正常宗教生活与城市现有宗教场所不足的矛盾问题；有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往往使原本诸如经济纠纷等一般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间所遭遇到的相关问题

（一）生活收入。应该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工作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学历不高导致了收入普遍偏低，大多数少数民族城市务工人员就业范围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很少接受职业培训。做小生意的比例高，但合法经营资格的取得比较难。况且，他们只会着一些具有民族特点的食物或手工艺品，很难在汉族人居多的大城市中获得大的商机，即他们的顾客群是非常小的。以上种种使得他们很难有较可观收入，再加上是身在大城市中，想要仅靠这些生意赚取的血汉钱在大城市中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他们普遍存在较大语言沟通问题，所以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很容易与顾客产生误解，影响到他们的生意，同时由于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他们与城市本地人共事有较大困难，这样就算有较高的学历也较于当地人找工作有更大困难。

（二）接受到的社会福利。一些基本医保还未实施到流动人口中，那么就更不用说实施到他们这样特殊的群体中去了，这也使得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更差了。

（三）子女的教育问题。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没有机会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他们在流入地的受教育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不少地方将他们安排在单独编制的班级，但是这样就更加加深了他们与城市以及与汉族的隔膜。

（四）心理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流动人口的社会归属感普遍较低，易通过极端方式发泄不满。多数在城市务工的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与本地人有较大差异，再加上低端就业，使得他们的归属感更低。同时不少城市本地人对他们有较大偏见。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来自城市尤其是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是产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外在原因，也是流动人口问题产生的共同因素。包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流动人口群体由于不具有城市的正式户口，而在整体上被排斥在了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他们与本地城市人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群体，构成城市社会的“新二元结构”。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亦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不能够在城市中享受到普遍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在就业方面，“中国许多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以保证城市居民享有好职业的优先权和独占权，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城市的这种“职位保留”政策也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除在很多正规职业之外，使其只能在非正规部门谋求就业，从而会遇到就业问题。再加上他们在城市生活期间，城市支持系统功能的缺位与弱化使得城市社会支持系统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最终容易陷入贫困之中。当然，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城市公立学校不能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需求，现行的教育体制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成为一个大问题。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专业技能的缺失与不足是问题出现的内在因素。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者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也是个人社会生存能力的内在基础。显然，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自身低下的文化素质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太容易适应城市管理方式和城市现代文明， 最终给城市社会带来诸如环境卫生问题、影响市容市貌问题、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乃至超生多生、违法犯罪等问题，影响到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环境稳定。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文化层次较低，专业技能欠缺，先天性人力资本的不足以及后天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积累有限，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能够顺利地实现就业与创业， 部分人除了可依靠民族身份实现底层与自雇式就业外，很多人在残酷的市场与就业竞争中只能是处于下风。当然，与就业问题紧密相连的就是贫困问题，无法实现就业或就业不足肯定会导致在城市生活困难，再加上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的缺位，其很可能会陷入到贫困中去， 甚至有些还可能因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威胁到城市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三）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基于此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应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文化冲突以及文化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是一种双向的不适应，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适应，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承袭流出地的生活习惯，不去主动地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且包括他们面对城市的异质性文化无法无力来应对；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适应，他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感到不理解， 导致纠纷矛盾频繁发生。这种双向不适应问题最终导致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文化不适应是关键的环节。另外，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也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的一个因素，是城市居民不去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重要表现。城市中的部分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怀有一种概念化的印象，总认为他们落后、野蛮、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等， 不愿意不喜欢主动与他们打交道，处于一种主动交往隔离与断裂的状态。在城市人的偏见与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难以谋求自己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更多空间， 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得问题显现出来。

当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因为存在某些问题就否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正常发展，要采取措施兴利除弊，鼓励少数民族流动，并要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积极作用， 抑制、消除其消极影响。我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该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相适应，努力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预警机制，积极寻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消减对策，并要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来缓解甚至消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城市、对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自身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要通过城市民族工作机能的加强来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 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与利益，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真正认同。

参考文献

[1] 陈友华.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建构与误导[J].人口与发展，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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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流动人口;人口调控策略

北京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这是北京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认真面对人口增长问题,应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拿出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动人口调控管理对策。

1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引发关注讨论

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拿出了一个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总数已达1972万,其中北京的户籍人口1246万,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如果算上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北京的流动人口总数已接近或超过1000万人,成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根据调查结果,北京市人大调研组认为,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已经提前十年突破。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增长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指出:“对于人口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领导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调控人口的规模摆上重要位置,处于目标游移不明,政策导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状况,长此下去势必损害首都的长远发展。”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发出强烈呼吁,主张从严控制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采取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相应措施。①

北京市政协常委会最近也发表了关于北京市人口的调研报告,披露的数据与市人大调研的数据基本一致,市政协调研报告认为,按现有趋势十年后,北京的常住人口总量将突破2500万人,新增的交通供给将被人口增量抵消,新增的调水量可能被新增人口吞噬。北京市政协建议尽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把流动人口的控制作为主要对策②。

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的消息引起了关心北京发展的许多人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探讨如何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的形势下,解决好北京的人口增长问题。我们且不说原来的发展规划中所提的北京常住人口1800万的计划是否正确,常住人口提前超过原计划200万,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目前北京开始实施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战略下的新阶段,确实有必要对北京的人口增长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增长进行研究,拿出切实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人口调控对策。

2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流动人口的关系

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现代城市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和流动性的增强。城市化时代人动的根本特征就是流动。所以,发达城市的任何人都可成为流动的人口。世界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作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高级形态,必然是一个人口大聚集大流动的城市。权威的专家学者认为,世界城市是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移民聚集地,是“世界社会的缩影”,是多元的人种与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国内各地、世界各国人口向北京聚集的过程,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流动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37%左右,这个比例并不算高。外国人仅占北京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几,远不符合世界城市人口结构的标准。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光外国人口就占当地总人口的20%至40%以上甚至更多。至于本国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了。从总体看,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动人口、外国来京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过程。据笔者测算,再过5年(即2015年)流动人口将与北京户籍人口数持平,到2020年,流动人口将大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到2030年前后,北京将形成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人口格局,甚至会高达70%左右的比例。就是在北京户籍人口中也会有外地户口不断迁入北京的“机械增长”的人口,如算上这一块,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又要迈向世界城市,这个趋势不仅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科学预测到。北京本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要求着眼,北京应积极打开大门欢迎外来人口,北京将成为流动人口之都。那么,北京户籍人口、本土人口是不是会流动到外地呢?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经济是开放式经济,是聚集式经济。城市经济之所以比一般区域经济更发达,是因为城市经济有两种乘数效应。这两种乘数效应都是由城市的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引发的。城市经济可分为输出产业和非输出产业,输出产业是由城市向市以外区域提供供给的产业,非输出产业是满足城市内部自身需求的产业。城市的发展会使输出产业迅速发展并优先增长,如为周边地区市场服务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会迅速发展,这就是城市经济的第一乘数效应。在第一乘数效应基础上,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城市,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生产力和市场发展,特别是引起城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各种服务业的大发展,从而扩大非输出产业和输出产业。这就是城市经济第二乘数效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大大增强以上两种乘数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大发展。而在此大发展中存在极大的人口需求。这就使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因为有就业岗位,有人力资源需求,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是必然趋势。北京正在制定建设世界城市的人才需求战略,今后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技术创新人才、各种产业人才、各色服务人才。而这些靠现有本土常住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无法满足,更在需求结构上无法满足。于是就需要具备条件和素质、能够适应北京发展的外地人口、外国人口来北京。如果用行政手段一味控制流动人口来北京,会使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落空。

再一个问题是,到底如何评价外来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人们光看到外来人口占据了北京的就业岗位,消耗了北京的资源,但为什么看不到他们对北京的重大贡献呢?北京的经济总量、北京的gdp大约有将近一半是外地流动人口创造的。从一、二、三各个产业看外地流动人口都是人力资源主体,庞大的劳务大军成就了北京的发展速度。但可惜的是,高达数百万的外地劳务人员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除了领取到相对微薄的工资收入外,并没有享受到北京发展的成果。他们没有北京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不上北京应该提供的廉租房,大批的建筑劳务人员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中,他们的子女来京往往进不了正规的学校和幼儿园。包括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所创造的北京经济成果,在按照人口平均时,却无情地把大量外地流动人口剔除在外。经济总量的大蛋糕是分子,而分母却没有他们了,只有北京户籍人口,所以按照户籍人口所平均的北京人均gdp很高。北京不断享受着外地人口提供的“人口红利”,外地人却享受不到多少北京发展的成果和好处。这能叫公平和谐吗?在建设世界城市的新形势下,北京应认真对待流动人口问题,如果对流动人口政策不正确,将严重影响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

3按照建设世界城市要求解决北京流动人口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就这样16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只相当于一个一般地级城市市域总面积大小,却承载了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省份的人口总量。再加上北京的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60%,市域平原面积不过6000多平方公里,水资源严重匮乏,土地资源更是异常紧缺。如果人口增势继续加快,会加剧北京空间环境资源与人口的矛盾,使首都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也会出现严重的大城市病。这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大的制约因素。怎么办?能不能找到科学合理的调控对策,是对北京市的一场大考。只靠人为的行政的手段是无法限制的,以人为本、科学化解或许是可行之路。如果北京能以宽阔的胸襟,接纳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并共同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做贡献,那就是理想的好事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提出几条可供参考的对策思路:

3.1以世界眼光全国格局来准确预测北京流动人口的增长趋势

准确对外来人口增长进行预测是制定北京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根本依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北京流动人口的增势。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东方大都,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大调整、大融合、大变革,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加速进行,全世界都可能形成对北京的人口、资本、物资、信息等经济社会要素的流动趋势,世界很多人都希望北京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带动力的世界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北京会成为外国高端人才、经济贸易人才、文化交流人才、旅游观光者的重要目的地城市,许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各种科技研发机构、各种金融机构等都会登陆北京,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对这一人口增长的趋势要准确判断。当然,最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国内,伴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产生更大的就业需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会大批涌入北京。对未来五年、十年国内流动人口向北京流动的总量要做出准确预测。笔者认为,未来五年,北京流动人口将在目前1000万左右的基础上增至1500万左右,未来十年将增至2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情况也可能会超过。北京作为中国重要的首位城市,又要建设世界城市,未来包括户籍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总量达到和超过3000万人的规模是比较合理的。日本全国人口为12700万人,而作为世界城市的东京,常住人口高达2000多万人。韩国的首尔地区更是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多达3000万人。北京作为十几亿人口大国的首都,未来发展成为30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不算稀奇。北京周边加上天津、唐山、廊坊等地所组成的京津冀北大城市群聚集一亿以上的人口都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对北京对流动人口的战略性的预测和管理应该以这一大趋势为主要依据。

3.2制定科学的北京流动人口增长战略规划

依据对北京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的预测,北京应该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规划,提出相配套的应对措施对策。到底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来京如何安置,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中合理进行人口布局,对北京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应该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应该及早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的对策研究,拿出详细的发展战略对策规划。否则,北京将陷入很大的被动。在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计划时要把流动人口的增长作为编制规划的重要因素统筹考虑,在与人口密切相关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也要互相衔接配套,符合首都人口增长规模的目标要求。

3.3通过转变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来合理调控流动人口

北京流动人口构成中低端人口比例过大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未来北京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赖于北京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只有实现了这种大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转变。建议北京采取向外转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业,将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转移出北京,可以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展产业转移协作,发展北京在外地的“飞地经济”,减少这些产业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产业项目转移走了,在这些产业行业就业的外来人口也就跟着走了。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设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进的建设方式,减少对低端劳务人口的需求。建设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实现高端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3.4建立北京内外人口流动的通开机制

北京的人口政策管理历来是以北京户籍人口不向外流动为前提的,我认为这个模式已完全不合时宜,应该坚决打破。原来那种北京人口不能向外地迁徙、只能进不能出的老模式应该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北京应该制定鼓励一般就业人员、老龄人口和愿意到外地常住的人口迁往外地常住,政府给予鼓励和优惠的政策,户口可以保留也可迁出,社会保障待遇不变。对流动人口进入北京要进行科学性的引导,避免在京盲目买房、买车、盲目举家搬迁,凡是不具备举家搬迁的应给予耐心的说服。因为盲目流动搬迁不仅会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困难,也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现今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外地与北京生活条件差距的缩小,举家搬迁北京并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后,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房价较高、生活成本相当昂贵的城市,所以不应该鼓励大批的低端劳务人员举家搬迁北京。因为这样做,不仅会造成北京新的城乡结合部的严重问题,也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难以形成北京和谐城市的局面。目前,学术界都对流动人口外出务工人员的两栖生活方式给予同情,认为下步城市化应该结束这种两栖方式,真正转变为流向城市的市民。对北京这样的城市,一部分高收入的流动人口是可以实现在北京常住安家的,而大部分低端劳务人员还是不现实的。由于北京对周边形成了非常快捷的交通条件,多数的外来人口可以采用在北京打工工作,而不需举家搬迁的这样的模式。比如,北京到周边一二百公里的区域内都可以实现一小时内通达,北京到周边五百公里内都可以实现两三小时通达,这就使北京周边的大中小城市可以成为北京的卫星城、协作城,分担北京常住人口的压力,多数京外人口可以维持现有的常住地不变而在北京就业、工作。同时,更应该鼓励流动人口不断流入流出,减少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常住时间。能够是季节性的劳务工作就无需常年居住在北京。　3.5继续增强对流动人口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面对建设世界城市的大势,北京流动人口会持续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城市空间、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长远目标看,扩大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拓展北京城市发展空间是必然之举。北京这么一个国家首都、世界城市,市辖面积再扩大1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可行的。北京市于2010年5月和7月与河北省签署了加强京冀发展合作的纪要和框架协议,确定加强城市规划衔接,搞好城市发展空间对接;加快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北京周边区域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深化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合作,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和协调发展;加强区域产业合作,提高相互间产业发展关联度。这实际上就是拓展北京的发展空间,随着城际铁路、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的发展,北京远郊区县、与河北近邻区域完全可以承载更多的流动人口。能源方面,北京市98%靠外地调入,今后要加强与山西、内蒙古的协作,以保证对北京的能源供应。同时应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低碳发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可以保证流动人口增长对能源的需求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水资源。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近年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资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可行的对策是进一步挖掘水源潜力,建议加大对北京的调水量,大力提倡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城市。在供水节水问题上要制定严厉的地方法规,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保证节水,加大对节水的财政支持,这样多管齐下,用水问题还是可以缓解的。上海市由市财政统一出资更换全市居民的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仅这一项就节约了原来用水量的50%。这些做法北京可以借鉴,节约用水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3.6确立流动人口与本市户籍人口的均等化待遇和权益

要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解决来京流动人口的困难,对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提供、子女入学等各方面一视同仁,给予同城市民的均等待遇。切实提高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坚持同工同酬,保证流动人口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北京应大量建设面向外来流动人口的廉租住房,鼓励城中村改造中建设廉租房,使大量流动人口在京有比较好的住房条件,又不形成过重的租房负担。对在北京长期工作,为北京做出较大贡献的外来人口,应给予北京市民同等的社会医疗保障。改革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实行居住证管理,并探索北京户籍流转创新办法。对来京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实行同城待遇,给予义务教育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牛凤瑞主编.城市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连玉明.重新认识世界城市[n].北京日报,2010.5.31.(17).

[4]世界城市论坛发言摘要.北京离世界城市还有多远[n].北京日报,2010.6.12(17).

[5]北京人才发展高端论坛观点摘要专版.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高端人才战略策论[n].北京日报,2010.6.7(17).

[6]连玉明答记者问.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n].北京日报,2010.6.21(18).

篇6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 多年来，累计少生4 亿多人，节约了9 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 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 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 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 年的12. 0 ‰下降到2007 年的5. 2 ‰，年均下降0. 2 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 年的96259 万人增加到2007 年的132129 万人，年均增长1. 1 % ,比改革开放前（1949 - 1977 年） 的年均2. 0 %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 9 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 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 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 70 亿，2050 年前后将是16 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 ‰，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 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 年至1958 年，共出生1. 86 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 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 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 年至1975 年，共出生3. 6 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 万人，形成了连续14 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 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 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 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 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 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 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 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 % ,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 年，大陆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 % , 达到10. 4 %; 2025 年达到13. 59 %; 2030 年达到16. 59 %; 2035 年会20. 13 %。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 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 年的7000 万增加到2003 年的1. 4亿，10 年内翻了一番， 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 %;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 %。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 至35 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 %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 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 个百分点。⑤5. 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 -107 之间。但自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 5 ,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 9 ,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 6 ,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线。⑥6. 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 年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 岁以上人口中的盲率达到11. 04 % ,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达到44. 84 % ,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 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 %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 %,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 % ,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 7 % ,接       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 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 —1997 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 人， 而日本为4909 人， 美国为3676 人，俄罗斯为3587 人。⑧另据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 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 9 % ,受累家庭达到18. 1 % ,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 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 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 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 0 ∶22. 3 ∶27. 7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 %至75 %,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 3 %、44. 1 %与39. 8 %,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 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 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 54 % ,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 13 %;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 46 % , 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 87 %。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 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 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 ,初中平均为23 ,2001 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 31 ,初中为16. 99 ,农村小学仅为10. 19 ,农村初中仅为12. 83 。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 %、37 %和30 %。lw2001 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 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 9 %和6. 7 %。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 %和8. 1 %。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 年全国初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 5 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 3 %,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 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 4 。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 年我国少儿人口（0 - 14 岁） 为2. 89 亿人，2004 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 万人，2008 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 25 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 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 5 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 6 % ,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 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 6 %。[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 %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 ∶1 测算，2005 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 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 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 7 %,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 2 %。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 年至2001 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 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 %。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 ∶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 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 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 % , 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 % ,与oecd 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 %。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 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 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 年的51 %,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 ∶1 ,估计约有50 %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 年开始持续了14 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 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 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 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 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 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 年相比，小学（1991 年） 为2. 72 倍，中学（1997 年） 为1. 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 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 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 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 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 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 人。l| 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论文-联盟-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 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 74 、3. 81 、3. 08 、2. 41 与1. 94 。2001 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 4 、3. 4 、7. 0 、18. 9 与36. 5 。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 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 5 % ,高中文化的占1. 8 % ,初中文化的占5. 4 % ,小学文化的占7. 1 % ,文盲占8. 9 %。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 年，我国15 岁至19 岁人口为1. 03 亿人l~ ,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 http :/ / stats. gov. cn/ tjfx/ ztfx/ jng2gkf30n/ t20081103_402513671. htm,2008211203/ 2008211217.

[2]胡鞍钢《： 聚焦中国人口国情》《， 学习月刊》2007 年15 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 年第1 期。

[4]朱彬、王义《： 13 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http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5201/ 05/ content _2420125. htm , 2005201205/ 2008204217.

[5]王惠诗《： 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 当代经济》

2008 年第5 期。

[6]陈俐《： 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 年第2 期。

[7]童玉芬《： 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 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 页，第315 页，第61、317、318 页，第299 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年，第364 页。

[11]沈百福《： 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 年第2 期。

[12]陈钮芬《： 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 年第2 期。

[13]蔡昉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124 页，第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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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2

前言：现阶段，我国经济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而区域经济发展对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人口问题的制约，因此，只有控制区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以及实现人口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在辽宁人口问题的研究方面，对于辽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人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还不够全面，为此，本文旨在针对辽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人口问题和解决问题思路、方案加以研究和论述。

一、辽宁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关系

（一）人口数量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目前，我国辽宁省的人口数量变化较大，人口数量逐渐增加，呈现正增长的趋势。现阶段，辽宁省已经通过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有了较好的控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其一，优化了地区的人口类型；其二，减缓了区域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压力；其三，提高了区域人口的整体素质；其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辽宁省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既加快了辽宁省城市化的进程，又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目前，辽宁省人口数量虽然得到了较大的控制，但是仍然呈现出缓慢的增长趋势，其人口数量的增加，致使辽宁省人均经济较低。因此，我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区域经济有较大的影响，只有保持人口数量与区域经济相适应，才能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1]。

（二）劳动力质量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辽宁省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质量对辽宁省经济有重大影响，一方面，高效的、复杂的劳动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低效的、简单的劳动创造的价值相对较小，因而减缓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目前，我国辽宁省的劳动力水平普遍较低，而劳动力质量也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对于人口数量较多的辽宁省而言，其劳动力质量较低，则不利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甚至对辽宁省经济发展有着阻碍作用。劳动力质量对辽宁省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力的身体素质直接影响辽宁省的物质资料生产，辽宁省劳动力质量较低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辽宁省经济的发展。其次，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影响辽宁省的科技发展水平。目前，辽宁省不具备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阻碍了信息技术在区域内的传播，从而降低了辽宁省的经济效益。最后，劳动者的思想素质影响辽宁省的经济发展。劳动力的思想意识影响着劳动力的行为，而劳动力的行为又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所以，劳动者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可以促进辽宁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人口文化、科技素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辽宁省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布不均，从整体角度而言，人口素质较低，所以对辽宁省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先，辽宁省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导致人口流动较大。有许多年轻人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较低的文化水平使这些年轻人思想狭隘，不能对促进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作用。其次，辽宁省人口的科技素质较低，从而影响和制约辽宁省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人口的科技素质较低会阻碍辽宁省经济的发展。最后，劳动力转移对辽宁省经济影响也较大。区域劳动力人口转移多以青壮年为主，进而使区域人口结构以老幼妇孺为主，但是这部分人口的文化程度和实践能力都相对较低，所以导致区域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提升难度较大[2]。

（四）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区域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是由于人们的观念等众多因素导致的。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区域的人口结构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人口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次，性别比例偏高并且呈现上升趋势；再次，多数区域的人口结构为成年型，而且结构较为优化，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成年型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必然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后，我国多数区域的人口素质有所提高，地区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辽宁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

（一）人口质量的问题

目前，我国部分区域的人口素质较低，进而影响地区的人口质量，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辽宁省就是其一，人口质量较低问题是影响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然而，要想提高辽宁省的人口质量，既需要提高辽宁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又需要提高人口的科技水平，从而才能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但人口素质较低仍然是阻碍辽宁省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辽宁省有关部门要注重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我国辽宁省重在发展重工业，这就需要高素质人才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可是在辽宁省较多的重工业企业中，缺乏高素质人才，致使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在辽宁省一些地区中，有许多高素质人才去往有更大发展的城市和地区，造成了辽宁省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辽宁省存在的人口质量问题，既不利于辽宁省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水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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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如下表所示，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二、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11亿，占到总人口的29％，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

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对待。

1.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如上图所示，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得更为迅速，2025年达到59.5%，2050年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2.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据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

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1、做实“个人帐户”，逐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帐”。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2、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

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因为经济拮据，无钱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撑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费医疗的只占全区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时，医疗费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的老人显然是难以看病的。至于农村，合作医疗未能普及，许多地方缺医少药，农村老人看病更难。

首先我们要建立和健全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与总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及其附属器官疾病。身体机制的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导致了老年期伤残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功能方面的残疾，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可根据情况先从高龄老人开始逐步进行），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开展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有其对医疗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紧急状况下的应急措施，提高人群对老年身心特点的认识和一般保健护理知识。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城镇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探索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其次要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和经验均表明，疾病和伤残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产物，通过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们压缩到生命最后的较短时期内，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龄化社会的期望。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3、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①。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

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服务和自我服务等活动。对于从事教育、科研、医务工作和有其他特殊专长的老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和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为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老龄工作机构可帮助把退休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企业界充当顾问，提供咨询服务。三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4、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

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要发挥社区助老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社会公益性质；但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合理收费，维护良性循环。一方面，开展邻里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义务为老人服务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项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则提供有偿服务。这既可以补充街道、居委会的经费，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6、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呼唤老龄产业。所谓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企业经营者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应比较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还没有相应的扶持引导政策。但我们应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首先，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多，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其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我国地区间差异大，需求层次多，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多种选择。第四，社会化服务需求在增加。据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的丧偶率为33、4%，独居户为25%，独生子女政策继续执行，“4—2—1”家庭结构普遍出现，独居户比例还会增大。众多的独居老人对服务需求会日益增大。第五，城市老人的消费能力不可低估。

老龄产业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人们通常说的老年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对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年事业中的政府负责供养“三无”老人等仍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一些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事业，要转向从产业角度考虑生产、消费、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可见，经营老年产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市场专家指出，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没有实现，换句话说，老龄产业现今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们缺乏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医护和服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养老机构；缺乏上门服务的保健机构，而这些服务产业和岗位将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再看看老年消费市场：老年人很难买到合适的服装鞋帽，老年食品也很少研究开发，老年药品、老年保健护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种老年商品都处于匮乏状态。

参考书目：

①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②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5期

③武汉市教科文卫委员会：《武汉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199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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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2012年底,上海户籍人口为1426.93万人,常住人口为2380.43万人。从全市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趋势来看,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总量规模持续增长,外来常住人口数量不断攀升。从“五普”到“六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上海的常住人口增加了661.1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66.1万人,增长40.3%,远高于同期全国人口(5.8%)和长三角人口(13.2%)的增长水平。同时,外来常住人口总量接近一千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此外,至2012年底,全市的常住外国人达17.3万人,同比增加6.7%,占全国四分之一。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不可能减少,还将会有所增加。二是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本地少儿和年轻劳动人口比例偏低。2012年,全市户籍人口老龄化25.7%,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市中心城区老龄化程度总体上高于郊区,并且成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2011年,全市0-4岁少年儿童比例仅为8.6%,25-44岁年轻劳动人口比例为26.9%。这说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度在逐渐增加。

    在如此的发展态势下,目前上海人口问题的核心,已经演变成为了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的矛盾。也就是说,既要调控人口规模,也要改善人口结构。一方面,根据上海特大型城市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不得不合理规划和控制人口的总量规模;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城市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本地独生子女就业偏好明显、许多较重较累的工作无人肯做的两大突出问题,积极推动人口结构的调整与完善。

    如何有效地化解上海的人口问题?在宏观上,需要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制定完善全市人口发展的战略规划,使得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在策略上,需要从总量、结构、布局、素质、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思考,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措施。

    从人口总量上来看,在改革开放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国经济社会资源的自然流动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人口的自然流动同样如此。因此,人口的流动是一种常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大城市人口总量规模逐渐增加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大城市的承载能力有限,不可能无限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城市还需要对人口总量规模进行必要的调控。如何调控?不能简单地就人口来调控人口,除了必要的行政手段之外,还可以通过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来进行人口调控。如果用比较形象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发展了多少产业,就来了多少的人;发展了什么产业,就来了什么样的人。”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目前比较棘手的是两个主要问题,即老龄化问题和本地独生子女就业偏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改善全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这又同全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如何进行取舍?还是有必要通过适度放开人口总量,从而优化人口结构。在人口老龄化和大量独生子女存在的现实面前,通过全市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来降低老龄化程度,推延老龄化的时间,并且相应地减轻社保压力,降低商务成本,增加就业机会,保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同时,外地年轻人才和年轻劳动力的进入,也可以对本地独生子女的就业观念、就业选择的改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人口布局上来看,人口布局的主要方向是什么?总体的思路应该是:达到人口布局、产业布局、城镇布局的“三个结合”。也就是,人们的工作、学习、居住、生活的属地化和匹配化。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新增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区或者城乡结合部的话,那么,不仅上海这个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将会不堪重负,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大量市民来回奔波的交通拥堵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因此,应该紧密结合全市产业布局和郊区新城建设,引导好全市人口的流向,进行人口的合理布局。同时,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应适当控制,郊区人口规模可以适度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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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现状的分析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工业园区的周边地区人口发展有如下基本特征（其周边地区主要是指赵巷镇，重固镇，赵屯镇，*镇）。

1、户籍人口规模较小。人口总量呈现减少趋势，并达到保持了低生育水平，本地户籍人口为16.72万人，仅占常住人口总数的63%。

2、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常住人口总数为26.51万人，其中非本地人口9.58万人，来自于本区乡镇的人口总数为2.64万人，占非本地人口的27%。来自于*其他区的为0.36万人，占非本地人口的4%。来自于外省市的人口为6.58万人，占非本地人口的69%。外来流动人员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较快发展，投资环境优化，社会生活稳定，对各类人员提供了较好的创业和生活空间。

3、人口流失现象比较严重。户籍人口本区以外居住半年以上者为2.06万人，占户籍在本地登记人口总数的11%。呈现明显的向其他地区流动趋势。

4、人口城镇化比例较低。在本地户籍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仅占38%，农业户籍人口占62%。因此，城镇化发展的起点相对较低。

5、人口年龄金字塔呈现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人口年龄金字塔呈现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的陀螺型不稳定结构。这样的年龄结构，对于劳动力的供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况。

2000年工业园区周边地区常住人口年龄金字塔

6、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平均人口老龄化程度11.5%而言，目前本地人口老龄化程度7.87%相对较低。相对于国际通用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7%而言，本地区人口刚刚进入老龄化。但是从人口年龄金字塔形状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将加快。劳动力的供给，养老保障等人口发展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7、社会抚养系数较低。本地区的社会抚养系数为26.4%。也就是说，平均每4个劳动力人口，只需抚养1个非劳动力人口。这对于社会平均积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抚养系数将会加速提高。

8、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由于受现有数据的限制，不能统计本地区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参照*区的总体情况。*区每万人中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为306人，而*市总人口中，每1万人中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是1094人，*区的平均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足*平均水平的1/3。仅从这一指标看，目前的本地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水平较低。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本地区人口的总体认识可以归结为：人口总量偏低，结构相对滞后，与扩展后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

二．*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人口发展的思考

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口专家分析：*在目前新一轮发展中的定位，主要是以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发展产业的代价是损失居住的优质环境。工业园区内不宜搞大型居住区，临近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其居住的特点只能是针对工业园区的蓝领阶层，适宜于公寓式的居住特点。因此，人口规模不宜过大，同时目前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又不适应新一轮发展的需要，必须扩大人口规模，以利于调整人口结构，尽可能地满足发展的需要。

鉴于这样的理论认识，结合当前*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发展的特征，按照人口调整的理论，人口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调整力度为劳动力总数的60-80%可以满足需要。因此，比较适宜的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在55万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鉴于现行生育政策，到2005年，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0.5-1%左右，常住人口计划生育率在95%，人口自然增长处在低生育水平。因此，工业园区的扩展，必须加快人口的导入，具体措施是否从以下六个方面考虑：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化（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在产业化的迅速形成并集中集聚的过程中，使人口大量集聚。产业化发展还会使人口素质结构发生趋优变化。

2、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适应性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西劳东输、西劳进园区”，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想城镇转移，择城居住，并带动非就业年龄段人员进城。

3、吸纳*中心城区迁移人口。过去10年，*人口郊迁了100万，根据人口郊迁梯次扩散的规律，未来*郊区被赋予更多接纳中心城区疏散人口的重任，要制订系列配套措施，吸纳*中心城区迁移人口。

4、有效调控户籍人口机械增长。改革与完善城镇户籍管理政策，进一步放宽小城镇户口和自理口粮户口迁移政策；分层次外来人口迁入本地，运用市场、行政、法律手段，鼓励开发商参与园区建设；运用土地户籍等政策，引导人口的“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积极引进有利于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人才，同时要用好现有的人才，尽量避免本区人才的流失。

5、重视外来流动人口有序增长。健全全区人口综合调控机构，制定政策、规范管理。吸引人口要注意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要吸引高学历、年纪轻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