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评估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混合所有制改革评估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文│本刊记者姚尧

自从2014年2月19日，中石化宣布正式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成立独立的成品油销售公司，其混合所有制改革就进行得如火如荼。此后，中石油也不甘落后，发力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标志着石油领域正式开始吸收民资入场。

但在众多“好消息”背后，记者却了解到，多数民资对他们混合所有制改革保持观望，积极性并不高。大家反映“混合所有制大旗背后，一直不见明确的实施细则和操作途径，心里依旧没底。”

著名财经评论员余丰慧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在垄断行业搞混合所有制已经不是新事，关键还是看混合所有制能否打破垄断实现市场化，以及能否在法律层面建立起制度保障，而这些都将给民资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考验。

石油混合所有制破冰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所谓混合所有制有两种解释。在宏观层次上，混合所有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制结构的非单一性，强调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微观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企业，在这种架构下，不同所有制之间是合作关系。如今所谈的混合所有制多指后者。

其实，能源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由来已久”。从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5月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再到今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国六条”。在西气东输的管线设计上，中石油已经引进了很多社会资本。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这次开放与以往有所不同，一是混合所有制是中央推出的新举措，国有企业会认真贯彻执行，二是国有企业经过近十几年的经营，规范程度大大增强了，尤其是像石油石化这些企业，长期受到媒体和社会的监督，对自身信誉的看重程度大大提高，也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好的条件。”

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此时加速推进，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郭海涛认为，一方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这是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央企推出这些措施既响应了政策，又回馈了社会呼声。第二方面是，对于两大石油公司而言，长期以来通过产业链优势及强势收购，已经居于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引进民资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提高治理水平提升效率。

所以，石油央企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大势所趋，“而对于民资来说，也成就了一个进入这一未经充分竞争行业的机遇”，郭海涛说。

垄断成民资最大障碍

参与混合所有制有两个风险，一种是行业本身的风险，这是任何市场主体都必须要面对的。另一种则是所有制、政策带来的人为风险，民资需要对抗的主要是这种风险。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2012中国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民营企业500强中，38.8％的企业认为垄断行业企业对新进入者有较大抵触，33.4％的企业认为垄断行业门槛较高。当国家为民企推开了“政策门”后，民资却又遇上垄断这道“玻璃门”，使得政策执行不畅。

在本轮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其对外公布的油品销售板块要求民资持股比例不超30%。对此，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混合所有制是资源分配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若民营企业参股比例少于30%，等于送钱给国有企业。”

根据全国工商联在2013年9月6日的“民间资本政策措施落实评估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行业垄断制约，部分实施细则不具体，操作性不强或门槛设置过高，实践中很难落实。

虽然，政府鼓励民资进入垄断行业，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较高，改革会触及利益群体，所以政策执行难度大。“石化领域的垄断体制是个历史问题，而混合所有制对于打破垄断必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有限的。要打破垄断只能再造产业组织，使中石油、中石化都成为竞争主体，而这需要时间。”郭海涛说。

但民营企业要想借这股“东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郭海涛说：“首先民营企业要在参与过程中严格遵循已有的相关法律和程序，其次，在保护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将不需要保密的合作信息透明化，以获取媒体和社会对这一过程的监督，最后，认真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保持交流通畅和理解。”

政策多变仍困扰民资

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在现行体制下进行的，是政策推动型。“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必须要去合作，民资则没有其他可选择对象，这种合作的不可选择性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大问题所在。”郭海涛说。这样的硬生生结合，在政策不稳定性时，也必将给民资带来一定风险。

由于政策变化导致的民资遭受损失的案例早已有之。中油泰富集团董事长胡玉兴被称为江苏石油大王，鼎盛时期这个纯纯的张家港民营石油企业，在张家港地盘比肩中石油，超越中石化。他甚至有将中油泰富做成长三角成品油业务的第一品牌的梦想。但由于政策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业垄断等，其发展一度受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确立一个稳定的政策、法律、法规环境，给予民营企业长期稳定的预期，是吸引民间资本入场的关键。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施浩认为，要平衡各方利益，需要依靠立法约束石油央企通过其行政权力寻租的行为；依靠立法来保护私人投资者在石油领域投资的利益；依靠立法来建立对政府和各种投资者在石油领域合法获利的有效监督，从而保证公众的利益。从投资的角度讲，降低投资风险最好的保障机制同样是法律。

篇2

关键词：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产监管

中图分类号：F1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44-07

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演变

（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概述

国有资产监管是指，在市场经济社会，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对国有资产领域所采取的有别于传统政府干预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动干预和控制活动[1]。国有资产监管是国家对国有资产的形成、使用和资产产权转移处置的整个过程所进行的监管，包括监管模式的确定、监管机构的设置、职能权限的划分及制定的制度、法规、条例的总和等。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形成于集中直接管控的经济管理体制，并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演变而不断的调整，其中经历了以“放权让利”为标志的改革阶段（1979―1984年）、“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阶段（1984―1987年）、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初建形成阶段（1988―1997年）、国有资产监管权分散行使的阶段（1998―2002年），直到2003年国资委的建立，标志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入了以构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为主的创新阶段。

从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路径来看，在2003年以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没有明确的国有企业出资人，无论管理和监督的权利归属于政府主管部门，或者是属于专职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都没在具体的体制予以确认。二是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体制并未真正的建立，国有企业的监管也仅停留在国有企业的经营层面。三是监管效果体现在政企合一，以行政手段为主，多个行政部门共同管理，注重资产实物化管理，国有企业产权单一，且固化难以流动。总的说来，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演变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不断进行完善和发展。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直接管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间接管理，监管体制经历了从多头管理到趋于集中管理、从行政化管理到趋于市场化管理、从干预日常经营管理到重在发挥出资人职能管理、从习惯人治管理到趋向依法管理的转变，这种演进路径大致脉络可以归纳为“从管理到监管”的体制演变。

（二）以管企业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3月，国务院正式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年5月国务院颁布《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时条例》规定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资格，对国有企业资产具有监管职责，不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这些标志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体系得以确立，国有产权转让监管有了明确的监管主体，并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该主体的监管职能，明确了这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以管企业国有资产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该体制体现的关键核心内容是“管”，是一种“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以“管企业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了政府以出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在解决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奠定了体制基础[2]。解决了国有资产所有者主体长期缺位的问题，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的明确保证了国家对企业人、事、资管理的统一，对国有资产强调保值增值的管理，提高了管理的效率。但是，这种着重全面统一管理，侧重 “管理”的监管体制模式不同程度上对国有企业的活力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国资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过程中既当“婆婆”（监管人）又当“老板”（股东），对企业的人、事、资产等事项事无巨细，无所不管。因对企业日常经营干预过多，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层对企业日常经营事项的决策受到限制，企业独立经营自难以真正保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本身的创新活力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是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须具有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从事市场的经济活动。目前国资监管机构，集婆婆”和“老板”于一身的角色，以多具行政化的管理方式，直接管理企业，为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提供了体制通道，使政府监管者、出资人代表、企业的边界难以划清。这使得政府监管效率下降，出资人代表政企关系摇摆，企业自主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受到制约。可见，此时的 “监管体制”非彼时的“监管体制”，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监管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离；推进具有行政化管理体制模式向适应市场化的管理体制转变；廓清政府、国有出资人代表、国有企业的边界，是实现从“管理体制”到“监管体制”转变的根本所在。

（三）当前国有资产交易管理体制特点

1. 纵向分级监管。目前国有企业的交易流转实行企业国有产权归属国家统一所有，中央和地方各负其责的分工监管形式，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所有者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在地方，具有国有企业监管权的职能机构并非完全和中央层级的机构垂直对接，甚至在有些地方的国有资产监管范围更广于中央。目前，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是国务院授权国资委监管负责112家中央企业及下属企业，地方省、市级国资委负责监管所属地方企业。尽管现行的法律规定上并未承认地方政府是国有企业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人，但地方政府实际上掌握着国有企业的运营权、人事权、财产处置权以及受益等财产所有人享有的权能。

2. 横向分割监管。我国企业国有产权归全民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国务院国资监管部门（国资委、财政部等）、省级国资监管部门（国资委、财政厅等）、市级国资监管部门（国资委、财政局等）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因此，国务院国资监管部门、省级国资监管部门、市级国资监管部门是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管主体[3]。目前国资委负责监管112家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流转，财政部负责监管79个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及下属的7 000余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交易流转①，中央金融类国有资产主要是由财政部委托汇金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代表对国有控股或参股的金融企业持股，国土资源部负责监管矿产、土地、河流等自然资源类的国有资产交易流转，还有一些文化类经营性国有资产由文化部门负责监管，但是这些监管的范围又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例如，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因企业间相互参股而引起的企业产权结构调整、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企业制度改革创新，很多原有的工业企业的经营和投资领域也将更多的进行融合和涉足金融领域。另外，司法、审计、工商行政、统计、劳动保障、环保等部门从不同侧面对包括国有资产交易流转在内的全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管理、监督。

3. 监管主体与交易主体“政企合一”。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既可以成为民事主体，又可以作为行政主体行使国家公权力，在监管主体和交易主体资格上存在交又和重叠的现象。现实中，国资委作为政府特设机构，具有政府监管者的职能，对国有资产交易流转规范性及产权市场的运作合规性进行监管，同时，它又是国有产权交易主体，对国有资产交易事项具有审批权、决策权。这就形成了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的监管主体与决策主体合二为一的现象，即政府既充当交易的监管者，又是交易的决策者，“交易监管与交易决策不分”，既是“婆婆”，又是 “老板”。政府在行使国有企业管理职能的同时，也行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流转的监管职能，很多政府部门习惯于双重管理职能的特殊权利，不分权责界限的对企业的产权进行处置和决策权进行干预。各部门对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的监督实施分割管理，权力责任不清。对于企业产权的转让和处置，政府不同程度的介入或全程介入，而在承担企业的产权交易流转监督责任方面则互相推诿，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率和国有企业交易流转的监管效果。

（四）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资产监管提出的要求，为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机制指明了方向。建立科学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目前国有企业已经进入了资产资本化、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创新阶段。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达78%，中央企业及其所属子企业改制面从2003年的30%提高到2014年的85%以上。截至2014年末，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达1 075家，其中，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376家，占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4.9%、净资产的49.5%、营业收入的59.8%、利润总额的65.7%[4]。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5]。如何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实现“管资本”的监管职能的转变，是赋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样的专业平台的职责和目标。该平台的建立，意味着在国企的管理结构中，增加了一个层级，其相应的监管理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即从原来的“国资委-国企”变为“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企”。与先前国资委既当出资人又履行监管职责的模式相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的行为更加适应市场化运作要求，治理结构更加符合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基本规范、更能避免行政化干预企业的倾向，这对于以前国资委进行国有企业监管过程中“管的过多、管的宽泛、管的不到位”现象都是一个很好的改进。

“管资本”的另一思路体现于“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态转换，变现的国有资本用于更需要的领域和行业”[2]。这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国有资产可以转让、出售，政府以所得资金偿还债务或者填补社会保障体系欠账。这就需要更加强化国有企业资产交易环节的监管职能，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改革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这种情形下，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体制将真正的实现从“管理”到“监管”的模式转变。

二、当前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制度问题

1. 缺乏统一的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制度。从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基本情况看，目前仍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财政一级投资，一级投资一级监管，即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尚未形成，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概念界定和认识上，理论界和实业界通常将监督与监管混为一谈，想当然的认为国有资产监管就是国资委的出资人监督，或将国资委的出资人监督职能视为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监督；二是财政部门或其他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国有资产的职能如何设置、如何履行监管责任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三是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管实行多头监管，部门之间监管权能的边界以及横向协调机制等缺乏制度安排，容易产生监管执行上的冲突和协调上的不便，往往导致监管责任的缺失，甚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2. 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法律制度不健全。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中都设置了国有资产交易监管相关法律规定，然而，关于针对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的监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家一级的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规定。目前，我国有资产交易流转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立法体系滞后，现有法律效力层级低，适应新体制要求的法律法规短缺，没有完整的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来调整国有资产交易流转关系、规范国有资产产权转让，使国有资产的交易流转监管缺少必要的依据。例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只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行政规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甚至是行政法规也谈不上，效力层次较低，自然权威性差。

3. 国有资产交易评估制度存在疏漏。按照法定程序规定，国有资产进行交易流转时，需要对拟交易的国有资产委托评估，并办理相关核准或备案手续。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应当以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但在实践中，往往因为国有资产交易评估机制不完善，使得拟交易的国有资产价格被低评或者相关资产漏评现象常有发生。另外，因为国有资产评估机构所提供的评估服务为有偿行为，在接受委托评估任务过程中，与拟转让的国有资产为载体的相关利益人的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甚至是潜在的资产购买人，因为有偿服务就意味着利益，因为利益的驱使，会客观上对于评估机构的独立、公正和客观开展评估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实践中，因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道德缺乏或专业胜任能力较差，导致评估不规范、不客观、不科学，使得被评估的资产大幅“缩水”，给受让人低价取得国有产权，获取暴利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了国有资产在交易流转环节的流失。

（二）监管程序问题

监管程序是指政府实行监管所必经的步骤、实行标准、法律法规适用，包括批准、决定、审核、备案的步骤等程序性要求。我国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程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监管程序设计不当。监管程序不当是政府在设计监管制度时没有按照目标的要求设计适当的步骤和标准，即监管程序设计不符合监管目的，表现为步骤不细致和方法不周全。例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列明转让资产要有转让批准的文件，一般是上级政府的批准和决定转让决议，或者有转让企业的转让申请书，但在《办法》中没有说明决定和批准要经过什么程序、依据什么方法，法律也没有规定批准需要严格论证合法合理性。

2. 审批权限划分不够清晰。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的审批权限问题，总体原则是由政府审批，分中央政府、省级和地市级三级政府，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审批三级以下企业产权的流转，集团及集团以下二级企业控制权发生变动的，则由集团企业本级政府审批决定。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于国资部门直接监管企业的层级问题、审批权限划分等没有进行明确界定[6]。国有资产监管审批程序层级问题会影响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的监管责任的落实及监管效果。

3. 转让程序不够规范。在实践中，因为国有资产转让的监管主体权利义务不匹配，出资人、经营人和监管人的定位不清晰，转让的程序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有些国有资产交易并未按规定进场，有的虽然形式上进场，但却私下通过指定交易对象、订立阴阳合同（如备忘录、补充协议）等方式规避国家规定，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4. 转让过程不够透明。以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国有资产交易流转是实现国有资产转让有效监管的重要条件。在国有企业合并分立、开展重大投资、转让重大资产等重大事项中不公开透明，这导致了在国有产权交易流转过程中出现资产评估不实、虚构虚增成本、违规审批、隐匿转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的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6]。

（三）基础管理问题

1. 基础管理缺乏法律规范。对国有产权的界定、登记和纠纷的处理等均属于国有资产产权基础管理工作。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的立法条文对产权基础管理工作进行界定和规范，也未通过法律明确授权相关部门进行法律解释或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2. 国有产权界定模糊。国有产权的界定是进行产权交易流转的基础，不仅是国企改制重组还是国有资产兼并收购都须以明确的产权归属和权能界定为前提条件。国有资产流失中很多问题也跟产权界定不清有很大关系。我国现行的产权交易流转制度中，对于产权的概念没有形成统一和权威的界定，导致实践中因产权关系不明产生各种争议层出不穷，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刑事案件。

3. 监管责任意识有待提高。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监管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对于国有企业交易流转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流于表面，没有意识到监管责任的重要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国资监管部门和产权交易机构的工作人员自身条件不过硬，综合素质水平较低，对于国有资产交易监管疏于把关，缺少监督意识和责任心，使得交易环节监督有形无实；二是国有资产监管部门领导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对于企业产权交易决策迟滞或为了工作绩效抢进度；三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工作计划或为了追求某种形式上的效果，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的要求企业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企改制、重组、资产转让处置等产权交易行为，将国有企业的改革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去落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留下一系列的后遗症，甚至造成不可弥补的国有资产流失。

三、国有资产交易监管体制改革创新的目标

1. 建立“大国资监管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加快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国资监管机构功能定位，建立“大国资交易流转监管体制”。“大国资交易流转监管体制”指的是将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交易流转纳入集中统一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将国有资产监管的权能交由不同的部门承担，形成有效的分权与制衡机制。国资委负责制订国有资产监管规则，通过规划布局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战略性地配置国有资本。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对国有资产进行具体的运营和管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过“大国资”监管体制的建立，覆盖经营性国有资产，在加强国资委系统建设上形成合力，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机制，在推进国有资产优化配置上打造有效的对接平台，促使国有经济飞跃性的发展。

2. 建立“监管”与“运营”分离的国资交易监管体制。按照“决策、执行与监督”分离的原则，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要求，明确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主体的性质、监管内容及主要职责，建立覆盖经营性资产在内的，统一高效的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体制。建立高效统一的监管体制，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所履行的职责是代表政府行使监管职能，这种职能范围中所担当的是一个专业的监管角色。如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履职监管责任的同时，又担当政府对企业的决策和执行等角色，这种职能上的冲突与职能主体的重叠不仅会影响监管的力度，同时对监管机构会造成职能冲突与角色错位。从监管成效来看，如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同时履行对国有企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话，由于这些职能的内在要求必然会产生内部的冲突，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很难在其中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进而造成国有资产监管效果的实际根本无法达到目标需求，实现理想的监管效果

3. 从适应资产管理向适应资本监管体制转变。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和管理重点都将发生深刻调整，由原来的管国有资产为主向管国有资本为主转变。从原来注重资产实物形态向注重资产的价值形态转变。监管客体形态的变化，必然要求交易流转监管方式、监管手段和监管制度的相应调整变化。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主体。推进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合理流动与有序进退，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将国资转让的监管要求体现在公司章程中，使公司章程真正成为在法律法规规范下，行使出资人权利的重要手段和基本依据。

4. 从适应国有制监管向多种所有制监管转变。伴随着国有资产国企改革的加快，国有资产结构布局战略调整加大，国有资本内部的调整优化及交易流转、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交易流转、国有资本与国外资本的交易流转，以及股权激励制度的创新必将快速发展，这为国有资产的交易流转监管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尚未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集团公司），应尽快建立符合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的公司化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通过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企业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管理机制，以适应产权交易国有制间流转监管向多种所有制间流转监管转变。

5. 从重在国内监管向内外结合监管转变。“十三五时期”伴随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实施，我国外向型经济将迎来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国有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在规模扩张、兼并重组、海外市场拓展、国际合作等涉及国有资本融合、交易事项必然增多；另一方面，随着“引进来”战略的深度发展，我国引入外资、利用外资水平的质量和水平在不断提升，国有资本与国外资本之间并购转让、合资合作等商业往来会日趋频繁，国有资本与国际资本跨境交易流转、国有资本与国外资本在国内交易流转必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国有资本交易流转监管能力必然要适应国际化趋势的要求。在国际同业监管惯例的了解、人才培训培养、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等方面都要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6. 由重在保值增值监管向保值增值与功能实现结合监管转变。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重点领域流转集中，发挥国有经济引领作用、带动作用，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国有资本存在和自身功能所决定的。国有资本交易流转实现保值增值是基本要求，而在一定条件下，达成功能的实现更加重要。在现实的操作用，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客观的衡量机制和评价标准，使国有资本交易流转在保值增值和功能实现之间取得平衡或最优的选择。

7. 由重在程序型监管向程序与战略结合监管转变。国有资本交易流转涉及两大方面问题，一是谁来决策交易流转，决策程序是否规范，交易过程是否符合制度要求；二是标的国有资本能否转让，对转让对象的要求是否明确并符合规定的条件。前者属于程序性监管职责，后者注重战略型监管或战略型审查。伴随国有资产结构和布局战略性调整，以国有资本经营为主的经营体制正在形成，国有资本调整整合力度、并购重组力度、交易流转力度加大，这对交易流转中的程序监管和战略监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从“管理”到“监管”的突破路径设计

构建一个监管统一、程序规范、运作高效的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体制，客观上需要政府、股东（或出资人代表）、交易市场、中介机构、社会媒体各方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协调顺畅、规范运作，形成合力监管的体制格局。从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体制现有模式到目标模式，实现“三突破”。

（一）实现监管体制突破

1. 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推进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和监督三大部分相互分离，构建三大独立的责任主体。国有资产交易监管行为有别于政府对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的干预行为，只有在行政系统内进行权力制衡和政资分开才能有效保持监管机构的相对独立性，才能更好的能发挥监管的成效。在政企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国有资产的管理主体、运营主体和监督主体将分别依据权能划分行使相应的权利，进行权力的分工与制衡，更有效的发挥各自的职能和履行应有的责任。

2. 明确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主体职责。科学、合理、合规的界定纵向和横向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权责边界。首先须明确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管辖范围和边界，根据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各自所拥有的对国有资产监管的权能进行责任划分，在此基础上，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做到责权利对等和统一。

3. 推进中央与地方分治监管向上下一体化监管转变，建立纵向“大国资监管体制”，构造一个专业化的政府监管主体。未来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必须实现从管国企到管国资的跨越。组建“大国资监管体制”，需要打破纵向分级监管的体制模式，构建隶属明确、上下一体的国资监管体制。

（二）实现监管范围突破

1. 推进由重点、局部经营性资产交易监管向全覆盖经营性资产交易流转监管转变，实现由多元监管主体向单一监管主体转变，构建一个全覆盖经营性资产交易流转的监管主体。尽快将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事业单位投资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转为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纳入监管范围，统一规划、统一国资预算编制、统一产权管理与监督，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的全覆盖，确保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完整。

2. 国有资产交易监管责任的落实，需要从法律上明确主要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权属边界，避免多头监管带来的责任落空现象。监管主体权责统一，职能明确，并设立监管追责制度，强化监管主体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执行效果。

3. 增强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的透明度，促使广泛的社会监督成为交易流转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的情况及时向社会通报，设置有效的公开程序和增加公开的透明度，在不泄露国有资产产权商业机密的情况下，公布交易流转的重要决策事项及流转执行情况等，便于国有企业职工、股东、债权人、财税部门等利益相关人和社会媒体等，对于国有资产的交易和流转情况进行查询和监督，实现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督的全社会范围覆盖。

（三）实现监管制度突破

适应国企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推进《国有资产交易法》立法进程，提升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专项法律层级，逐步形成一套较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为此，加快推进国有资产交易流转体制改革，重点应在以下几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1. 改革“纵横分治”的体制格局，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体制。国资委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形成“统一监管、分散出资”的国资委体系。在新的国资体系中，国资委的身份从既是出资人又是监管者的“双重”转向“统一监管”的角色状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承当营利性国企的直接出资人。

2. 加强国有产权监管制度建设。监管主体和交易主体分别进行权责分配与设置，按照各主体不同的功能进行定位，避免监管主体和交易主体重叠和交叉，实行监管主体和交易主体分离，运行独立，资产交易和资产监管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加强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依法保护各所有制权益。

3. 明确产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及在资本市场体系。适时推进产权交易法制定，提升监管的约束力和执行力。要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交易监管执行规则和监管程序，堵住由于法律、法规缺位造成的国有资产流转环节监督缺位而产生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完善立法，推进保护国有资产流转环节监管的相关法规与制度的出台，为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的监管提供依据和执行规范。

五、结论和建议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成从“管理”到“监管”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创新。通过前述的分析，得出结论和建议如下。

1. 从“管理”到“监管”的体制转变，意味着从原国有资产管体制向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的转变；意味着集“婆婆”与“老板”为一身的监管主体向专业监管主体的转变；意味着原注重资产实物形态管理向追求资本价值形态监管的转变；意味着从注重资产经营、保值增值管理向强化资本运作、功能发挥的监管转变；意味着从原行政化管理向市场化运作监管的转变。

2. 对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的监管，有体制层面的问题，也有程序层面的问题，体制作用是主要的，监管体制的定位、职能的划定是决定性因素。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制度，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制度方面的问题，如国有资产交易流转监管法律制度不健全、转让价格评估制度存在疏漏等；也有程序方面的问题，如监管程序不当、程序不公开透明、国有资产交易转让程序不规范等；还有基础管理方面的问题，如管理行为失范，国有产权界定不清、监管主体模糊等。

3. 从“管理”到“监管”的体制变革，需要监管体制、监管范围、监管制度的“三突破”；需要推进从资产监管向资本监管转变、从重在国有制间监管向多种所有制间监管转变、由重在国内流转监管向国内与国外结合监管转变、由重在保值增值监管向保值增值与功能实现结合监管转变、由重在程序型监管向程序与战略结合监管转变。

注释：

①财政部监管的企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部属企业，即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共有79个部门7000多家企业。第二类是金融类企业。从中央所属的国有金融企业国资管理上看，主要由财政部代表国家对国有控股或参股的金融企业履行出资人权利和行使涉及资产评估、产权登记、转让审批等监管权力。第三类是财务关系在财政部单列的国有企业。

参考文献：

[1]李昌庚.国有财产监管制度研究[J].法治研究，2014（4）：53-62.

[2]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中心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提供坚强保障[N].人民日报，2015-09-17（010）.

[3]卢栎仁，陈德敏.学习加强企业国有产区交易监管讲话体会（之三）――论我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管法规和监管体系[J].产权导刊，2014（10）：22-25.

[4]王志钢.混改不宜闪婚 也不能搞拉郎配[J].市场观察，2014（10）：68-69.

篇3

关键词 碳市场政策；多边界离散选择；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企业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3-0011-11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02

气候变化及应对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重大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证实，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2010年全球新增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中，最大的增幅来自能源系统和工业生产领域，贡献分别占35%和32%[1]。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多项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面，也在进行着不断的探索。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2013年6月，中国碳排放嘟灰资谐∈缘闫舳，涵盖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和深圳市等7个省市。2015年9月，中国和美国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宣布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预计将涉及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本质上是考虑了企业CO2排放的负外部性，将其成本内部化，以减小企业经济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即碳市场给企业的碳排放设置了成本，直接体现为企业能源消耗成本的增加。全面了解受众的感知，探索其行为规律，是政策有效制定和落实的重要保证[2]。作为碳市场政策最直接的相关者和执行者，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的建立时间和控制程度上有着怎样的预期，对于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是怎样的，对于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是多少，以及影响企业接受程度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为碳市场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以及全国碳市场的顺利建立和有效运行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

1气候政策相关的支付意愿研究

意愿调查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s）被广泛应用于估算人们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是对于环境损害和污染的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3-5]。

国外有较多研究运用意愿调查法评估了人们对于气候政策相关的支付意愿。Kotchen et al[6]研究发现美国居民愿意每年支付79―89美元以实现在2020年前将家庭温室气体排放降低17%。Lee and Heo[7]研究发现韩国居民愿意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每月多支付321美元。Loureiro et al[8]研究发现西班牙居民愿意在交通出行中，为使用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燃料每1 000 km多支付5.52欧元。

孙雨薇等：碳市场政策下企业对碳信用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3期国内对于气候政策相关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也在逐渐丰富。曾贤刚[9]通过对南宁市、九江市、重庆市和北京市四个城市的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愿意为全球CO2减排的支付意愿随着减排力度的增加而提高，且受到不同的CO2减排成本分配方案的影响。段红霞 等[10]通过对北京、上海、山东、福建4个省市公众对于碳减排的支付意愿研究发现，被调查者愿意平均每年支付201.86元人民币。Yang et al[11]研究发现55%的苏州居民拒绝为CO2减排支付费用，居民的支付意愿随着CO2减排比例的增加而增加。Guo et al[12]研究了北京居民对于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支付意愿，半数的受访者愿意为绿色电力每月支付2.7―3.3美元。Zhou and Bukenya[13]发现南京居民对于节能空调的支付意愿，受节能标识信息有效性的影响。Liu et al[14]研究了中国企业可接受的由于市场激励型气候政策导致的能源价格的提高比例为8.8%，并比较了钢铁、水泥和化工行业对于碳价的支付意愿的差别。

从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我国对于气候政策相关支付意愿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人层面，且大多仅在一个或有限几个省市范围内，考察人们对于CO2减排、清洁或可再生能源、低碳节能产品等的支付意愿以及影响因素。在企业层面，研究企业对于碳市场政策支付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是否涉及碳试点政策”划分企业，对比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于能源价格提高以及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企业对碳市场政策的响应规律。

2研究方法

2.1企业对于能源价格提高接受程度的估算模型

根据Wang[15]对于意愿调查法的描述，由于价值评估固有的不确定性，被调查者对于商品或非商品市场及服务的支付意愿通常满足一个分布，而非某个单一确定的值。因此，本研究采用了Wang and He[16]提出的利用多边界离散选择数据估算个体价值评估分布的方法，通过极大似然估计，估算企业对于能源价格的接受程度，并参考了Liu et al[14]对于此方法的应用。调查企业支付意愿时，采用多边界离散选择的方式，让企业针对给定的一系列按顺序排列并逐渐上升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阈值（从0.1%至100%），分别选择其接受程度情况，从“完全不接受”到“完全能接受”五个选项，分别用1至5来表示。获取企业支付意愿的多边界离散选择数据后，采用如下模型进行估算。

假设企业i可以接受的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是Vi，Vi是一个满足累积分布函数（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为F（r）的随机变量。Vi的平均值为μi，标准差为σi，则接受程度的公式可写为：

其中，σi是一个均值为0的随机项。对于一个给定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阈值rij，企业可以接受此比例的可能性为Pij，其公式为：

其中，i代表不同的企业；j代表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不同阈值，共15个；rij是自变量；Pij是取值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反映企业i在能源价格提高比例为j时候的接受程度情况，其值可通过将多边界离散选择的结果转化为可能性的数值结果而获得。这样，对于每个企业，可以用以下的公式进行估算：

其中，λi是误差项，其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δi，δi对于某个企业来说是个常数，但是不同企业的δi是不同的。

至此，问题转变为根据公式（4）估算μi与σi，它们的取值与企业自身的特征有关。为估算出每个企业的结果，假设λi服从正态分布，即：

其中，（・）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是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因为服从正态分布，δ对于估算没有影响。通过求对数似然函数（5）的最大值，可以估算出每个企业i可以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Vi的平均值μi和标准差σi。

2.2接受程度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模型

企业i可以接受的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能源价格的提高比例是Vi，根据公式（5）估算出Vi的平均值μi后，以μi橐虮淞浚可以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企业对能源价格提高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探究企业的行为规律。

2.2.1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本研究借鉴Liu et al[17]和杨东宁 等[18]对于企业环境管理驱动机制的研究，将可能影响企业对于能源价格提高接受程度的因素分为两类：外部压力和企业内部驱动力。企业接受程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被广泛用来解释企业的环境行为，分析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外部压力对于企业的影响[19―21]。Liu et al[17]认为，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政府政策、社会压力以及来自特殊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期望，往往是企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竞争者、供给者以及消费者，通常是企业行为的影响性因素。Liu et al[22]的研究表明，能源价格水平会显著地影响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Groot et al[23]认为市场竞争会影响企业的环境策略。Christmann and Taylor[24]指出，中国政府的环境政策在不同省份的实施情况不同，所以应该考虑地区的差异。段红霞 等[10]研究发现，气候政策的支付意愿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据此本研究假设，位于七个碳市场试点省市的企业，应该会相比于其他的企业感受到更多的碳减排压力。根据以上的分析，本研究纳入了三个反映企业外部压力的变量：能源价格压力、竞争压力以及是否处于碳试点省市。

但是，制度理论无法解释为何面对相同的外部压力，企业会采取不同的行为[25]。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26]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27]认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人在进行某一行为前会综合考虑各种信息来衡量行为的意义与后果，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因此，除了外部压力，还需要考虑企业自身的情况以及企业对于外部压力的感知情况。杨东宁 等[18]认为，企业在态度导向、认识和行为等方面的“内部驱动力”，包括管理高层的意愿、企业雇员的反应和组织惯性等，会对企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Suk et al [28]认为，企业的节能减排潜力越大，企业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度采取措施缓解气候政策带来的成本增加。因此，本研究纳入了五个反映企业内部驱动力的变量：企业对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对碳减排技术的了解程度、对碳市场制度的了解程度、碳减排潜力以及对于全国碳市场政策的预期。企业对于节能减排的投资越大，表明企业对于提高能源效率和环境管理的意愿越大，其对于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可能会越高。企业对于碳减排技术、碳市场制度越了解，则会有可能更有效、更大程度地采取行动，降低能源价格提高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同样，企业碳减排潜力越大，应该会越有空间通过自身的减排应对能源价格的提高。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同的企业对于碳市场到来的时间以及控制程度，有着不同的预期。Gunningham et al[29]认为企业对于外界压力的感知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据此本研究假设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的不同预期，会影响企业对于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

由于调研的样本大部分为私有民营企业，所以控制变量中，并未考虑所有制的影响。本研究纳入了行业类别和规模这两个控制变量，反映企业的特征。

2.2.2变量处理与赋值

回归分析中，因变量是企业可以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V，其平均值μ可由公式（5）估算出。有关回归分析中自变量的名称、符号表示、描述以及取值情况见表1。

2.2.3企业接受程度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描述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及其影响因素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βi表示待估算的系担β0是常数，ε表示随机误差，代表了研究的不确定性。

2.3企业对于碳信用支付意愿的估算模型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碳信用价格的确定。全国碳市场的建立，本质上是将CO2排放的外部性内部化，即给企业的CO2排放设置了成本，具体反映为企业能源价格的提高。因此可以根据企业可以接受的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能源价格的提高比例，来间接估算出企业愿意为其CO2排放支付的价

格[14]，即企业对于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本研究借鉴了Liu et al[14]的方法，用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V的平均值Vmean，来估算企业对于碳信用的支付意愿WTP，两者之间的关系见公式（7），其中t代表企业消耗的能源种类：

其中，Vmean通过公式（5）获取，企业消耗的能源种类t及其占总能耗的比例从问卷调研中获取，能源价格和排放因子通过文献调研获取。

2.4问卷调研

2.4.1问卷设计与样本收集

根据本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以及上文中的估算模型和计量分析模型中的数据要求，设计调查问卷，问卷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企业的基本情况，用以衡量不同企业的特征。第二部分是企业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预期。从碳市场试点省市的建设经验来看，碳市场的建立并非易事，因此全国碳市场的建立在时间和控制程度上都需要一个过程，并不能实现在短期内纳入所有的行业部门和所有的企业。因此第二部分分别从时间和程度上，衡量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政策的预期。第三部分是企业支付意愿。基于前期的预调研经验，大部分企业对于“碳信用”、“碳权”的价格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本研究通过衡量企业能够接受的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比例，转化为企业对全国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

由于本研究的调研对象为企业，实地调研企业具有一定的难度，且较难保证问卷收集的效率。由于难度限制及时间限制，本研究选择了网络调研的方式，自2016年1月中旬至2016年4月中旬，本研究通过专业网络调研机构对全国29个省市不同行业类别和规模的企业发放问卷1 884份，经过调研机构系统陷阱题与逻辑陷阱题等质量控制体系的排查，回收信息完整问卷599份；经过人工排查，进一步剔除填写存在逻辑错误问卷29份，剩余有效问卷数量570份。

本研究的网络调研中，填写人员指定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及节能环保相关管理人员，以保证问卷信息填写的质量，且可以认为其认知、观点和态度能够代表其所在企业的情况。其中，来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七个省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和深圳市）的问卷量为292份，来自非碳市场试点省市的问卷量为278份；来自碳市场试点企业的问卷量为160份，来自非碳市场试点企业的问卷量为410份。

2.4.2问卷质量检验

问卷的质量检验是进行问卷分析的前提，也是问卷分析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证，通常包括信度检验（reliability test）和效度检验（validity test）。

问卷信度是指问卷的可信程度，用来检验针对量表同一组问题不同回答结果之间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即同一组问题是否测量了同一个概念，通常通过Cronbach’s α系数来评价[30]。一般认为，Cronbach’s α系数在0.7以上都是可接受的。利用SPSS 20.0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利用Cronbach’s α系数来表征问卷信度，有关调查问卷的总体及企业的支付意愿二个维度的信度检验结果见表2。可见，对于问卷总体而言，所考虑的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8，即问卷总体信度良好；对于衡量企业的支付意愿的量表，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943，表现出极佳的信度。

问卷效度是指问卷测量值和真实值的接近程度，用于反映问卷对测量的内容和行为反应的有效程度。问卷效度分析通常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来评价。一般认为，KMO值在0.7以上是可以接受的；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P

3结果与分析

3.1调查企业样本分布情况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调研的样本企业在行业类型、所有制类型、员工规模、所在省市以及是否为碳试点企业等方面的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

样本企业的行业类别中，制造业（样本量268）占47.0%，电力/热力（样本量42）占7.4%，其他（样本量260）占45.6%。

从所有制类型来看，样本企业中最多的是私有民营企业，共350家，占61.4%；其次是国有企业，共117家，占20.5%；集体所有制企业有36家，占6.3%；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共67家，占11.8%。可见本次调研的样本企业中，私有民营企业占据一大半以上，因此本研究的回归分析模型中，并未考虑所有制的影响。

企业大小可以通过员工规模来反映，其中500人以下的企业共287家，占50.4%；500―1 000人的企业共124家，占21.8%；1 000人以上的企业共159家，共27.9%。可见本次调研的样本企业中，小型企业占一半以上。

从样本企业所在的省市来看，来自碳试点七个省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和深圳市）的企I共292家，占样本总体的51.2%；来自非试点省市的企业共278家，占样本总体的48.8%。

对于碳试点的省市，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被纳入试点碳市场；同时，对于非碳试点的省市，调研发现，有的省市的企业存在在国家交易平台上完成自愿减排交易的情况，例如浙江省杭州市等。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中针对此种情况设置题项询问企业“是否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纳入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按照企业“是否加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企业分为两类，即碳试点企业和非碳试点企业。调研样本中碳试点企业共160家，占28.1%；非碳试点企业共410家，占71.9%。

3.2企业能源利用情况

企业当前的能源利用情况，会对企业对于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本次调研的570家

企业，有403家企业完整地反映了其能源消耗的种类及所占总能耗的比例。

按照企业“是否属于碳试点省市”，将企业分为两类，即碳试点省市的企业（样本量215）和非碳试点省市的企业（样本量188）。 对于碳试点的省市，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被纳入试点碳市场；同时，对于非碳试点的省市，调研发现，有的省市的企业自愿加入试点碳市场。因此，按照企业“是否加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企业分为两类，即碳试点企业（样本量116）和非碳试点企业（样本量287）。图2反映了不同类型企业的能源消耗结构情况。

调研发现，企业消耗的主要能源种类是电、煤、油、天然气和蒸汽，这五种能源种类的消耗总量占总能耗的97%以上。从图2可看出，能源消耗中电所占的比例最高。对于被调研企业的总体（样本量403），电的消耗占总能耗比例的平均值是62.8%；其次是油的消耗，占总能耗比例的平均值是12.3%；煤、天然气和蒸汽的消耗占总能耗的平均值分别为9.8%，7.7%和5.1%。另外，不同类型企业的能源消耗结构基本相似。

图3显示了不同类型的企业2015年能源消耗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情况。对于被调研企业的总体（样本量570），44.0%的企业能源强度在10%以下，76.5%的企业能源强度在20%以下，仅有6.0%的企业能源强度在50%以上。不同类型的企业，能源强度的差异不大。对于每一种类型的企业，能源强度在20%以下的比例均超过70.0%。能源强度超过50%的企业占比中，非碳试点省市的企业和非碳试点企业的比例略高于企业总体的平均值，比例分别为7.6%和6.6%。

3.3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

首先将企业多边界离散选择的数据转化为概率数值：分值从5（完全能接受）到1（完全不接受），对应Pij的值分别为0.999，0.75，0.5，0.25和0.001。然后去除不满足估算条件的样本：若企业i的选择的15个Pij的值均相同，则不能运用最大似然法得到函数（5）的最大值，故将此类企业去除（样本量15）。之后本研究采用拟牛顿法（Quasi―Newton Methods）的BGFS算法，运用Matlab编程迭代逼近对数似然函数（5）的最大值，求得每个企业i可以接受的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Vi的平均值μi和标准差σi的数值解。

对于满足估算条件的企业总体（样本量555），可以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μ的估算结果的频率分布直方图见图4。

由图4可以看出，对于被调研企业的总体，对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大多分布在0―10%的范围内，其所占的比例超过70%，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最大值为56.6%。对于被调研企业的总体，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是8.3%，中位数是6.1%，其平均值的标准差是8.0%。

σ是企业接受程度的标准差，σi值反映每个企业的不确定性情况。对于被调研企业的总体，σ的平均值是9.8，中位数是7.5，其平均值的标准差是9.1。

为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对企业能源价格提高接受程度的影响，按照企业“是否属于碳试点省市”，将企业分为两类，即碳试点省市的企业（样本量282）和非碳试点省市的企业（样本量273）；按照企业“是否加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企业分为两类，即碳试点企业（样本量158）和非碳试点企业（样本量397）。分别统计以上不同类型的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中位数以及平均值的标准差，对比结果见表5。

由表5可见，碳试点省市的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是8.7%，碳试点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是10.2%，均高于企业总体接受程度

的平均值。非碳试点省市的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是7.8%，非碳试点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是7.5%，均低于总体接受程度的平均值。

3.4企业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为因变量，根据公式（6），利用Stata软件，逐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模型1仅考虑企业外部压力因素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考虑企业内部情况因素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了控制变量，考虑分析框架中所有影响因素的影响。

通过逐步回归，逐步引入自变量，可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模型中，变量的显著性是一致的。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中，能源价格压力与企业的接受程度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显著性水平是0.01。企业的内部情况中，企业对于碳减排技术的了解程度与企业的接受程度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水平是0.05；企业对全

国碳市场达到时间预期中“5年或以上”的选择与企业的接受程度显著负相关，显著性水平是0.05；企业对全国碳市场控制程度的预期中“0.5%―3%”和“大于3%”的选择与企业的接受程度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1和0.01。企业行业类别与规模这两个控制变量，并未对企业的接受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企业认为当前的能源价格已经过高，其可以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比例就越低，因此会较难接受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导致的能源价格的提高。企业对于碳减排技术越了解，就越有空间和措施来应对能源价格提高的压力，因此可以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比例就会越高。企业对碳市场的预期其实反映了企业对碳市场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预期到的全国碳市场带来的碳减排

的压力。时间预期越长，表明企业目前尚未采取相应措施，并没有为全国碳市场的到来做准备，因此对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较低；程度预期越大，表明企业感受到的减排压力越大，企业就会倾向于积极寻找并提前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减排压力，因此对于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就会相应提高。

3.5企业对于碳信用的支付意愿

根据公式（9），由被调研企业μi的平均值Vmean，估算企业对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WTP。具体估算结果及不同能源种类的能源价格和排放因子的文献数据来源见表7。其中企业消耗的能源种类选取了电、煤、油、天然气、蒸汽等五N，根据本研究的调研结果，企业这五种能源种类消耗占总能耗的比例超过97%，因此认为这五种能源种类可以代表企业的能源消耗情况。对于其中的二次能源（电和蒸汽），估算中假设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其能源价格的提高，全部转移给了最终的能源用户。由表7可见，对于估算中纳入的555家企业，其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是8.3%，对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是79.6元/t CO2。根据试点碳市场的交易情况，碳信用的成交价格一般在0―100元/t CO2之间。Liu et al[14]通过对中国化工、水泥和钢铁三个行业对于能源价格提高接受程度的调查，估算出化工行业对于CO2的支付意愿为83.7元/t CO2，水泥和钢铁行业对于CO2的支付意愿大约是40元/t CO2。本文的估算结果具有参照性与可比性。

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对企业碳信用支付意愿的影响，按照企业“是否属于碳试点省市”，将企业分为碳试点省市的企业（样本量282）和非碳试点省市的企业（样本量273）；按照企业“是否加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企业分为碳试点企业（样本量158）和非碳试点企

业（样本量397）。四类企业对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信用支付意愿的估算结果对比见表8。

由表8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企业，其对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有所不同。碳试点企业对于碳信用的支付意愿最高，为95.9元/t CO2；碳试点省市的企业次之，支付意愿为83.1元/t CO2；非碳试点省市的企业和非碳试点企业的支付意愿相对较低，分别为75.2元/t CO2和72.6元/t CO2。

从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估算结果来看，碳试点政策影响了企业对于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导致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和对于全国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碳试点的企业，由于已经加入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碳市场政策的了解程度最高，相应地对于碳信用也具有最高的支付意愿。同样，位于碳试点省市的企业，即使未加入到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市场政策的接触和了解与非试点省市的企业相比，会相对较高，也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而对非碳试点企业来说，碳市场的建立要求企业对其碳排放负责，企业首次面临这样的约束，接受程度会相对较低，相应地对碳信用的支付意愿最低。

4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多边界离散选择的方式，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即将建立的背景下，对比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于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以及对于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调研的全国范围内的企业总体来说，可以接受的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比例的平均值是8.3%，其中碳试点企业的接

受程度最高，达到10.2%；非碳试点企业的接受程度最低，为7.5%。有关影响企业接受程度的因素分析显示，企业的接受程度随着企业能源压力的增加和对全国碳市场到来时间预期的增加而降低，随着对碳减排技术了解程度的增加以及对全国碳市场控制程度预期的增加而提高。对于全国碳市场中的碳信用，调研的企业总体购买每吨CO2愿意支付的价格为79.6 元。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于碳信用的支付意愿有所不同，碳试点企业最高，支付意愿为95.9元/t CO2；碳试点省市的企业次之，支付意愿为83.1元/t CO2；而非碳试点省市的企业以及非碳试点企业相对较低，分别愿意为每吨CO2支付的价格为75.2 元和72.6 元。

根据研究结果，为保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顺利建立和运行，实现有效控制企业的CO2排放，有如下的政策建议：

（1）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根据研究结果，若企业感觉目前能源压力过高，其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比例就会相对有限，它对于加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会持抵触的态度。为保障全国碳市场的顺利建立和有效运行，政府需要采取措施缓解企业的能源价格压力。例如政府可以适当下调能源价格，以降低企业的用能压力；对使用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企业，政府可以采取补偿机制；同时，调研发现企业消耗的能源种类中，电消耗的比例占据一半以上，因此政府可以适当下调工业用电的价格，并通过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以直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

（2）引导与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升级。本研究显示，企业对碳减排技术越了解，其对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就越高。Vielle and Viguier[31]指出，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于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加先进的减排技术，因此面对碳市场可能带来的碳减排的要求，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和更大的应对空间。对于中国来说，为了使企业有能力应对全国碳市场带来的减排压力，一方面，政府应该注重节能减排技术的宣传与推广，组织相关技术培训，以提高企业对于技术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升级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以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的能力，帮助企业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进行节能减排。

（3）加大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企业对于碳市场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于试点碳市场的了解和接触程度不同，对于全国碳市场政策的预期不同，相应地对于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导致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以及对于碳信用的支付意愿也有所差别，其中碳试点省市的企业和已经加入试点碳市场的企业，接受程度和支付意愿均高于其他企业。因此可以认为，政策越明确，推广程度越高，企业的接受程度也会越高。对于全国碳市场政策，应该对配额总量、分配方法、跨期存储和借贷等重要问题给予明确说明与界定，便于企业的执行和政府的监察管理。此外，除了预计纳入的重点排放行业，应该对其他尚未涉及的行业企业进行气候变化问题和碳市场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企业的认知水平，以消除企业由于不了解而产生的对碳市场政策的抵触态度，为以后扩大全国碳市场的范围做好准备。

（4）合理设定碳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交易中碳价的设定。估算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企业对碳信用的支付意愿有所差别，因此全国碳市场政策应该注重分布的公平性问题，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和不同企业的支付能力差别，合理设定碳价，以实现在市场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合理配置减排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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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1-13

作者简介：孙雨薇，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