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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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生态平衡；绿地空间；本土特色；生物物种；丰富；城市小气候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发展，新型城市化成了当今中国发展的趋势，但如果在城市建设中没有考虑生态系统对城市的重要性，那么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保留足够的绿地空间，使城市的生态多样性得以存在，即在城市建设中绿地面积占城市的一半以上，重视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园林绿化，重视生物物种的丰富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那么城市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必然还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并受到人们的热爱。

一、城市建设要充分考虑对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

人类居住的城市环境与自然界有很大的差别，集中表现在人工造成特殊的城市小气候，城市化的加快，使所在生物物种受到了较大影响或破坏，适应能力差的物种种群缩小或灭绝。另外在城市建设中，往往会引进外来物种，合适的外来物种能丰富本地物种，但有的物种会很大的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虽说城市多种多样的小气候，适于很多生物物种的生存，进而丰富了本地的生态多样性，但城市的人造恶劣环境也为很多物种的自然选择增加了相当大的困难，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变异物种，这样也增加物种的多样性，并产生了新的生态平衡，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不良的、短暂的。因此鉴于人造城市形成的小气候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中要尽可能避免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不良影响，一方面扩大绿地面积，建设完整丰富的城市绿化体系，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确保城市建设朝生态平衡健康发展。

二、建设多样绿地系统，保护物种多样维护城市生态平衡

在城市建设中，要想维护生态平衡，必然要首先建设多样性的城市绿地，如公园、植物园、苗圃、小游园、道路绿化带、防护林等。公园是城市绿地中最常见的模式，造山理水，形式多样，强调意境、情趣，注重诗情画意，创造出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为各种生物物种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对维持城市生态平衡，为人们提供丰富的休憩娱乐场所祈祷的重要的作用。植物园是城市植物多样性的基地，既是植物科研基地，也是植物种质资源基地，在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许多城市在建设规模扩大时没有考虑植物园的增加，这对维持城市的生态平衡极为不利。多样的生态环境为不同的生物物种提供了生长繁衍的场所，在客观上对生物物种起到了保护作用，是维持城市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

三、城市生态系统是本土特色和生物物种丰富的和谐统一

城市绿地系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域不仅气候差异大，水质土壤变化也很明显，这必然造成各地的生物物种的差异，那么如何结合地域特色搞好城市绿地系统，使城市绿地系统既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有本土特色呢？

第一，在城市绿地建设中，选择乡土树种及植物作为主要或基本造景材料，因为乡土植物既能很好地反映城市所在地域的植被特征，是城市具有鲜明的绿化特色，充分反映地方特色，又能很好的很容易的维持生态平衡，如果在城市绿地建设中不努力开发利用本地植物物种，而是为了单纯的为了增加植物物种多样性引进外地物种，必然会不同程度的破坏城市的生态平衡。

第二，引进外地植物物种要把握好度，外来植物物种虽然在丰富植物景观中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如果不加选择盲目过分引进外地植物物种，很可能会造成本地物种的减少，如十九世纪美国从澳大利亚引进速生树种桉树造成了美国部分地区的自然植被的永远消失，因为桉树是“抽水机”，对土壤的水分需求极大，大面积引种桉树会导致地下水位严重下降，使土壤保持水的能力很差，时间长了，土地表面板结。桉树是“抽肥机”，对土壤的肥料和养分需求极大，会使土地肥力下降乃至枯竭，引发土地退化贫瘠，使其他植物根本无法存活，使原生物种衰减、退化，造成植物种类极为单一，无法给大多数动物提供食物或适宜的栖息环境，逐步使生物食物链断裂，生态将遭受颠覆性的破坏，且难以恢复。因此我们在引进植物物种时必须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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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保护；生态意识；重要性；可持续发展

我国土地面积广阔，但森林覆盖面积较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一直处于低下水平。因此，相关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一定要提高对森林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同时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进行充分认识。为实现对森林生态环境以及强化生态意识重要性的规划，必须对森林保护现状以及人类生态意识进行了解，促使森林生态发展真正发挥其意义与作用。

1森林生态资源的功能

植物资源以及动物资源共同构成完整的森林资源，植物以及野生动物是森林生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系统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不仅可为人类社会提供木材，还可提供多种原材料，同时森林资源还可对陆地气候进行有效调节。单纯地注重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破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灾害发生频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水土流失以及旱涝灾害等现象都是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表现，森林生态资源可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改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具有强大的生态调节功能，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进行环境治理工作时，可对森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运用。

为对水土流失现象进行有效控制，必须进行森林工程建设，对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进行保护。同时阻隔污染以及净化空气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强大功能之一。一直以来，森林都有“天然氧吧”之称，因其具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可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大量氧气，同时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路边种植树木可对噪音起到有效的阻隔作用。森林资源有多种积极作用，一直都在对地球上的生物进行保护，人类也受到森林资源长期的给予，对人类生活以及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人类应该对森林资源进行正确认识，同时提高森林资源保护意识，促进森林资源生态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

2 保护森林的重要性

自1998年我国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以来，2016年我国南方有再次发生特大型洪水，受灾面积约为14个省份，直接经济损失137亿元，不仅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还对人民生命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相关研究表明，过度开采森林以及乱砍滥伐是造成洪水灾害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关资料显示，现阶段我国草原退化现象十分严重，退化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占现有草地面积高达3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8.2%，上述数据充分说明我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提醒我们必须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森林资源匮乏是引起上述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现阶段我国政府以及人民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快森林工程建设，但还是存在诸多不足，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探索与努力。森林覆盖率世界标准水平约为23%，我国与世界水平相差悬殊，因此必须进行不断的努力，利用科学的手段对森林资源覆盖率进行有效提高。成熟林和过成熟林是用材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上述木材蓄积量呈现出大幅度下降趋势，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导致树木数量锐减，按照当前消耗速度，地球上的树木使用量仅剩7-8年。因此，对现有森林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势在必行。退耕还林是增加森林覆盖面积的有效手段之一，对该种手段进行合理利用可促使荒漠化面积进减少，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

3 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

近些年来，随意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约有400种野生动物长期处于饱受威胁状态，濒临灭绝。野生动物身上带有多种传染病毒，人类食用后会导致该种病毒进行快速传播，一旦爆发将造成大面积危害，严重时对人类的生命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科学研究证明，艾滋病就是由于人类食用森林中灵长类动物所造成的，最后导致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同时，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人类应对其进行保护，而不是肆意的捕食与杀害。禁止违法捕杀以及实用野生动物不仅是对生态资源的保护，也是对人类安全的维护。

4 森林生态保护和生态意识现状

4.1 森林生态保护的现状

我国政府以及人民已经逐渐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但保护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森立资源生态保护工作中。长期以来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给森林资源生态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忽视同样给森林资源生态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阻碍，上述现象最终导致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前所未有挑战与危机。粗放型经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类型之一，该种经济发展方式大大降低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开发速度与保护速度不协调是现阶段森林保护工作主要面临的问题之一，滥砍乱伐现象更是加重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劣程度，稀有植物与动物面临大量灭绝的现状，森林生态保护工作面临极大的问题与挑战。

4.2 人类生态意识的现状

人类生态意识单薄是导致森林资源浪费与破坏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是人类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但城镇建设对大量土地资源以及森林资源进行征用，给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修补的破坏。人口数量激也导致资源需求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传统的思想与观念已经不能符合时代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以及森林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

人类的生态意识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变换而更加适应时代，甚至对森林生态的破坏程度有增无减，大片森林被砍伐，变成荒漠，人们却仍然对森林生态大肆开发，即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森林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却很难根植于每个人心中，人类的生态意识更加有待强化。

5 保护森林生态和强化生态意识

森林生生态环境是陆地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陆地生态环境的关键环节。森林资源与生态建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森林资源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部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森林生态的保护，对人类长远健康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力度不仅是保护了木材资源的储备量，也是生态建设成果的重要体现，对我国的自然c经济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保护森林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保护了物种的多样性，森林生态与海洋生态一样，是孕育物种多样性的摇篮，森林的破坏导致了物种多样性也遭到破坏，而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的问题，为野生动物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最后，保护森林生态能够为我国带来很强的经济效益，由于生态环境长期被破坏，导致我国的资源产量严重不足，而保护森林生态能够使我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保证开发和利用平衡，还要保证利用程度要低于开发程度，确保森林生态环境的长久稳定发展。针对强化人类生态意识的方面，重要性其实不言而喻。

6 结束语

从我国国情出发对森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保护，同时长期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根本上促进我国人民生态意识进步，提高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转变发展观念，让森林生态更加能够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相适应。

参考文献

[1]黄建强，曾海，毛燕.林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J].南方农业，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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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舞蹈本科生 舞台艺术实践 舞蹈教学

舞台艺术实践是舞蹈本科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舞台艺术实践是学生将其所学的艺术理论学以致用，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途径。舞台艺术实践能加快舞蹈本科生技能的提高和知识的转化。在日常的排练、演出和比赛中进行思维增强，需要靠不断的实践来充实和调节。舞蹈教学应改变以学科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起以培养综合能力为模式的教学新理念，使学生逐步成为具有实践能力的全面实用性人才。

一、舞台艺术实践与舞蹈本科教育

舞台艺术实践是对舞蹈本科生教育成果最重要的检验标准，是舞蹈本科生从课堂走向舞台艺术的演练和寻找舞蹈生命力的重要途径，是舞蹈本科教学的重要内容。舞蹈本科教学包括基本理论、中外舞蹈史、舞蹈艺术、形体身韵、素质技巧、舞蹈剧目、芭蕾基础、各种舞蹈、舞蹈编导、专业实习、舞蹈艺术欣赏和分析和各种具体的舞台实践。舞蹈课堂教学为舞台艺术实践奠定了基础。而舞台艺术实践是舞蹈本科教育的检验。因此，舞台艺术实践与舞蹈本科教育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二者并存并相互促进和提高。在舞台艺术实践过程中，大学生可以真正感受舞台表演的心理状况，开阔视野，提高临场的应变能力和现场的表现力，提高综合能力。

二、舞台艺术实践平台

舞台艺术实践是艺术院校提高教学质量必不可少的环节，西北师大在教学上为学生搭建了许多实践平台，使得同学们学以致用，在提高自身艺术修养和演艺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各种专业舞蹈比赛：全国舞蹈大赛，“桃李杯”舞蹈比赛三年一届，“荷花奖”舞蹈比赛两年一次，舞剧、舞蹈诗比赛三年举办一次，甘肃省“飞天杯”舞蹈大赛每三年一次，西北师大舞蹈学院从师技能大赛暨原创舞蹈大赛每年一次，宗旨是： 检阅舞蹈教学成果 总结交流教学及创作经验，提高教学品质和表演水平，繁荣舞蹈剧码创作，发现、选拔优秀人才。

2.大型文艺演出：甘肃省第二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甘肃省“陇原名师”颁奖晚会，西北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晚会，甘肃省第二届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文艺演出，中国？兰州桃花旅游节开幕式演出以及兰州各大舞剧院的实习演出等。艺术实践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舞台实践能力，对学生初步了解舞台有了一个提高，这种广阔的实践途径为舞蹈本科生的艺术实践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在相互促进、相互弥补的过程中，为舞蹈艺术发展的继续和延伸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3.实习基地的建立：西北师范大学青岛海泉湾艺术团人才培养基地，学院将在港中旅（珠海）海洋温泉有限公司建立第二个省外学生艺术实践基地。各大歌舞剧院实习以及学校的教学实习。

4.激情舞动中国梦——西北师大舞蹈学院舞蹈剧目展演活动的举办是学院推动师生舞蹈创作和提高舞蹈表演艺术水平，发现、鼓励优秀编创、表演人才的重要举措，为学院舞蹈表演和舞蹈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舞台艺术实践对舞蹈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

1.舞台艺术实践培养舞蹈本科生的舞蹈学习兴趣，培养大学生的责任心

通过舞台艺术实践，拓展教育空间，在参加艺术实践中增长才干，培养能力，陶冶情操。提高大学生对舞蹈学习的积极性。多样化舞台艺术实践的形式使大学生对实践教学产生浓厚兴趣，促使学生将理论和专业知识转化为舞台生产力，让学生在实践中找到自我成就感，从而激发学习的兴趣，培养大学生的责任心。

2.舞台艺术实践促进舞蹈理论教学水平的提高，培养学生应用技术技能的能力

舞台艺术实践与理论教学发展紧密相关，教育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理论教学在舞台艺术实践中寻找自己的发展，增强自己的艺术管理和自身价值，同时学校的社会地位和荣誉也有较大的提高。加强舞蹈校外舞台艺术实践教学，有利于提高高校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培养学生应用技术技能的能力。

3.舞台艺术实践有助于舞蹈本科生艺术表现能力的提升，增强协作精神

大学生从学习，排练到舞台表演，是对舞蹈更深层次的探讨和学习，艺术表现力在不断提高。舞台艺术实践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表现能力，使大学生对舞蹈情感更准确地把握。舞台艺术实践是增强舞台表现力的重要手段，是艺术表现力提高最有效的途径。反复、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使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加强，增强团队协作精神，为舞蹈优秀作品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舞台艺术实践促使舞蹈本科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得到提高，锻炼和培养了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舞台艺术实践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平时学习和表演之间的差别。在舞台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学生亲身面对各种挑战，认真对待表演在舞台上展现自已的良好风貌。大学生用发展的眼光要求自己，加强对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舞台艺术实践促使大学生充分运用自己所学去塑造鲜活的舞台艺术形象。舞台艺术实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生进取创新的意识，锻炼和培养了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5.舞台艺术实践提高舞蹈本科生的创作，表演，鉴赏，欣赏能力，锻炼综合艺术素养

舞台艺术实践增进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舞蹈是一种通过人体艺术传达信息的情感语言，大家要伴随统一的节奏有规律地动作，自然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大学生的合作感、责任感 ，可以很好的提升大学生对社会的融入性，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舞台艺术实践可以激起大学生的审美情感，调动大学生的感知、想象和理解能力，从而产生审美感受。人脑在运动中得到全方位的锻炼，思维能力，创作，表演，鉴赏，欣赏能力得到很好的提高。

舞台艺术实践是推动舞蹈艺术发展的有利途径，只有舞台艺术实践与舞蹈教学有机结合，舞蹈学生才能够更好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舞台艺术实践将作为一门新的学习功课开拓出属于自己的教学实践新特色，使学生逐步成为具有实践能力的全面实用性人才。

参考文献：

[1]贾娟.浅论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意义[J]群文天地，2011，16.

[2]何佳苡.浅谈舞蹈本科生实习的重要性[J]发展.2010，10..

[3]张娟娟.排练与表演齐飞 目标与演出共存[J]黄河之声2013，20.

[4]曹蓉蓉.大学舞蹈教学实践中表演意识的培养[J]科教新报（教育科研）.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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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化话语权 安全视野

现代社会世界各国的竞争方式越来越多样，信息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机遇和竞争也在此时充分体现出来，在信息科技的指引下，文化思想相互混杂、糅合和竞争。尤其是在现代计算机网络空间下的竞争更是激烈，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许多的欧美国家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同时利用自身发展的经验，在世界文化话语权的竞争中已经处于优先的地位，而我国由于国家发展时间短、技术能力有限，在近期的发展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境地。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文化竞争力概念的提出，国家对于文化话语权的倡导也越来越重要。

一、倡导意识形态安全视野下文化话语权的意义

文化话语权就是通过交流、传播的方式影响他人或者其他地域的公民，进而形成思想的认同感，其在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具体的实践来看，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的发展不仅仅依靠经济，经济实力的提升主要是一种外在实力的体现，而文化实力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具有凝聚力、创造力的保障。随着世界各国文化的大量传入，其与我国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更加激烈，在这种碰撞、竞争中必然会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形成冲击，文化的内涵、精神和所具有的独特之处都会受到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针对这一状况，我国倡导意识形态安全视野下的文化话语权，能够切实提高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增强我国文化的内在实力，维护文化安全。

2.对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话语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它所服从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具有重要能动作用，不但可以运用文化话语生动概括、反映社会经济基础，提高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与说服力，引导人们自愿地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可以用主流价值观整合个体意识、群体意识与社会意识，推动自发的、感性的和不系统的社会心理稳固化、持久化，并上升为自觉的、理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并增强与社会主流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立场、主张、价值观念体系，引领多样社会思潮，整合社会认同，从而维护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3.对于青年人思想品格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重点，青年人思想的教育是一项重大的工程，在我国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不能忽视青年人思想品格的塑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改革开放已经有近四十年的时间，国外的一些文化在我国已经开始占据重要的空间。因此，在此时我国倡导意识形态安全视野下的文化话语权能够将我国文化更好地推进到青年人的生活之中，并通过优秀的思想文化促使青年人正确认识文化内涵，自觉抵制一些劣质文化。

二、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的策略

针对日益激烈的世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竞争，我国应当如何倡导文化话语权，将我国的声音传播给世界，并被世界接受，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笔者从研究的角度分析认为，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实践：

1.注重文化内容的整合优化

文化的魅力在其能发挥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出现是以具有优秀文化内涵作为前提的。针对国家文化之间的竞争，为了保障我国文化话语权，首先就是对我国现存的和发展中的文化进行整合优化：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吸收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挖掘出来。其次是对现代文化内容进行优化，对于一些优秀的、国家发展需要的重要文化内容作为现代人学习和教育的重点，进行分析、整理、归纳和融合，使文化传播和主导话语权的过程中集中最大的力量。

2.保障文化话语权竞争中的优势

文化话语权的竞争随着军事竞争的冷却而日渐激烈，因此国家要切实重视文化话语权的竞争，并不断创新竞争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要充分认识到话语权竞争的特点，当前文化话语权的竞争与经济和军事的竞争不同，其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其次是做好随时竞争的准备，文化话语权的竞争不是约定时间、地点的面对面的竞争，而是具有随时性，因此国家要时刻做好准备，打好文化话语权竞争之战。

3.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

中国网民队伍之庞大，网络信息流速之快，数量之多，类型之杂，影响之广，网络与现实生活联系与互动之密切，无一不加剧着掌握和提升网络文化话语权的度。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强大技术优势及其在互联网领域的有利地位，将互联网打造成实现政治目的，增强其全球领导力的工具，我国也要充分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进而保障国家文化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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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交流更是十分频繁。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潮流、文化间的共存与冲突愈演愈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传统保守、禁锢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从而促进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与时俱进，同时有助于人们创新精神的培养。但是，价值观多样化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潜在的问题，尤其是对大学生群体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我们并不排斥各种思潮的存在，同时也尊重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融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任何一个时代均有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我们必须始终如一的巩固的指导地位，以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新一代青年，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在全社会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重中之重。

正如在考察北京大学时提到，“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要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因此，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性分析

（一）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其影响已深入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众多层面。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上各种思潮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冲突日趋显现，对社会群体的思想及价值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高校，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体现的尤为明显。而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正在逐步增强，十分容易受到其中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面临着一定的潜在威胁。

国际环境来看，一些国外敌对势力正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且将高校大学生群体作为“思想渗透”的优选之地，通过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西方化对大学生自身的思想形态以及价值观进行影响和渗透。

国内环境来看，高校如同社会的晴雨表，国内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调整导致利益格局的变化均在高校得到了直接反映。在中外联合办学体制下，许多学生走出国门在外求学，其所到之处更是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与思维方式的聚集地，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开展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目前，在对黑河学院中俄联合培养的学生进行一项主题为《黑河学院中俄联合培养本科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查问卷》后发现，黑河学院本科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了解，且书刊、网络、培训等途径深入了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对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十分必要。

（二）师资队伍国际化趋势明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z复杂的内部环境

在中外联合办学背景下，高校的师资队伍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外籍教师占师资队伍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外籍教师在思想观念、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因此，在开展课堂教学或课外交流活动时，极有可能对大学生群体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导致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逐步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黑河学院与俄罗斯院校开展中俄联合培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1+4学制模式，即在国内培养一年，国外培养四年;另一种是2+3学制模式，即在国内培养两年，国外培养三年。无论何种培养模式，均需在国外进行一定时间的学习。当学生完全处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氛围和意识形态中，久而久之势必会造成他们思想观念以及价值观念的改变。此外，合作办学机制下，课程体系中导入了更多的国外原版教材，学生几乎到处可以接触到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文化。由此看来，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部环境。

（三）中外联合办学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的冲突

近年来，联合办学在我们国家的层层推进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提供了在联合办学背景下进行学习交流的机会。在与外教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或者在国外留学期间，大学生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外部信息和新鲜事物。西方的价值观和目前我国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形式会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

一直以来，西方价值观都更加强调个人价值，注重个人利益，这和我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有着天壤之别，但也存在一些积极的因素，例如，崇尚个人的奋斗，民主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这些无论是对社会的进步，还是对个人的发展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一些错误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如过分强调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力等，很有可能使得个人偏离集体主义，走向极端主义，进而做出一些有损社会，集体利益的事来，不仅不利于学生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更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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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XXX要求，XX党委调研了XX公司意识形态风险隐患情况，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成立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能职责，落实人员责任，加强学习教育，引导全体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开展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的重要意义，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长效机制，即查即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领导小组严格履职尽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狠抓整改。对工作不落实，排查整治不力，敷衍作假的，进行通报批评；对发生责任事故的，严格追责问责。

（二）隐患排查情况。

一是严格党员干部纪律约束。

加强对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管理和教育，教育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抵制生活中、朋友圈的各类谣言，严禁在手机朋友圈造谣传谣，对在公共场合中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的党员干部依法严肃查处。

二是加强舆情监控。

成立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涉及卫生计生领域的重大舆情监控，对可能涉嫌发生重大舆情的，相关科室要第一时间介入，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迅速展开舆情事件调查和处置工作，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加强舆情会商和研判预警，控制舆情态势，严格把握信息工作。

三是管控好信息传播途径。

加强本系统内外网管理，严禁利用内外网、传播各类损害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通过增加监控软件、硬件防火墙等设备，截断传播途径，发现相关隐患及时处理。

四是管控好信息审核关。

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类信息的审核和把关，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切实把控好“出口关”。

（三）总体评价

总体判断，XX能够深入学习贯彻XXX精神，坚决贯彻落实XX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署，强化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深入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形势。通过对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情况分析认为，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总体向上向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比较到位。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坚强有力，中心组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和普及、网上舆论阵地管控、对外宣传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等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取得明显成效。

二、存在问题

个别部门、人员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些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离我们距离尚远，无需操心；有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发展，在理论武装、干部教育等方面投入不足，把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业务工作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投入较少；管理不到位，不善于研究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

三、改进措施

（一）勇于担责，补齐责任短板

要“高处”发力。全面贯彻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建立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

（二）夯实基础，补齐保障短板

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已有规章制度落细落小落实，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高效落实。要配齐配强宣传委员、宣传干事，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全员轮训、专项进修等方式，提高基层宣传干部业务素养。

（三）精准施策，补齐工作短板

要注重长效。坚持制定年度工作思路，明确目标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张弛有度、有的方矢。进一步细化工作责任，将思想阵地的管理，文化阵地的拓展、网络阵地的维护等工作，以具体项目形式加以细化落实。要注重创新。要创新理念，确立宣传是生产力、文化是软实力、舆论是推动力的思想，努力以宣传工作新成效助推社会经济新发展。要注重考核。在加强年度考核的同时，要把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纳入到日常监督中，跟其他重点工作一起通报点评。

机关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市红十字会多重举措积极开展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开展的主要工作

1、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措施。成立xx生活垃圾分类及减量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我会分管同志为副组长，明确了由项目工作人员作为垃圾分类工作具体经办人员；方案同时明确实施范围、目标任务、分类要求和具体措施等，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我会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

2、发放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倡议书。以“举手之劳小动作，破解环境大难题”为主题，倡导广大干部职工学习掌握垃圾分类政策知识当好宣传员、养成保持低碳环保生活习惯当好引导员、积极维护垃圾分类成果当好督导员。

3、开设宣传专栏。在办公楼主要出入口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垃圾分类宣传，营造“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良好氛围。

4、投放生活垃圾分类垃圾桶。专门订制分类垃圾桶，投放在办公大楼出入口、办公室、会议室、卫生间等场所。

二、存在不足

截至目前，实现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定时定点、直收直运、日产日清，全体人员能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生活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的氛围基本形成，应当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与群众期望达到的效果还有不小差距，一定程度上存在群众中消极抵触不愿分、感到麻烦懒得分、被动应付随性分、了解不够不会分等情况，特别是前来办事人员随手扔垃圾现象比较普遍，说明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程度还有待提高。

三、下一步打算

1、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继续深入开展业务培训机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机关内部营造良好的垃圾分类减量氛围，同时扩大宣传范围，在机关醒目位置张贴有关垃圾分类减量知识海报，引导办事人员共同遵守垃圾分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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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唯物史观；重构；语境；合理性

作者简介：马俊领，广东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哲学博士(广东　东莞　523808)

唯物史观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在不同理论和政治语境中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解读、分析和重构。这些理论实践既产生一些正确创见，也包含诸多意识形态误解。以1982年徐崇温先生的《西方》一书为肇端，近30年来，上述思潮以西方、后乃至马克思学为名逐步进入中国学人的学术视域，我国学者对其相应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对“重构唯物史观”这一西方重要的学术现象进行内涵发掘与外延梳理依然是我国唯物史观研究新领域的重任。本文尝试辨识西方唯物史观重构的两种语境及其合理性问题。

一、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及其当下境遇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机制和一般进程有如下论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对于这段话，广为人知的概括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典教材以“普遍规律”来指称上述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认为它是“唯物史观的经典形态”，其最主要的意义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整体作出经典的表述”。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争论也大都是围绕这一段所陈述的观点而发生的。

在后工业化时代，自由竞争的古典资本主义经由各种途径向国家调节的当代资本主义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部分资本主义旧有的弊端和优势消失了，而部分新的弊端和优势产生了；古典唯物史观所经验和预言的历史进化机制有的得到印证或趋于明朗，有的逐渐黯淡或没有出现；新的理论技术和新的思维模式纷至沓来。这些理论努力既包括唯物史观发展的新形态，也包括西方理论家以”纯学术”的名义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学理分析。后者往往从概念史和观念史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评判和修正，甚至把唯物史观孤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并赋予其以某种神秘性质，对其进行黑格尔式的解读。然而，正如陈先达教授所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马克思关于历史无非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这个原则，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类的所有历史活动的总结，已经为防止把的历史唯物主义变为范畴和规律的自我运动筑好了最坚固的堤坝。如果不是误解或有意曲解，决不会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和范畴视为无人的纯概念的运动”。这是就西方学者的重构理论的具体内容所作的深度评析。

如果我们正视唯物史观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时代仍然需要保持和不断拓展的重要解释力，如果我们还记得它一直所坚持的对理论上教条主义的否定立场、不断反思的态度及不断发展的努力，我们就有必要不仅在具体内容上对西方进行研究，还有必要对西方重构唯物史观的语境及其合理性来源作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现实和唯物史观发展现实之上的批判性辩证考量。

二、唯物史观重构的两种语境

从唯物史观内部和外部对其进行不同重构的理论不同程度上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思类型。应当说，在重构唯物史观的诸多论说中，被涵盖到“西方哲学”这一概念名下的内容从其论点创新性、逻辑一致性和学术影响力方面来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张一兵教授和胡大平教授的分类法，从纵向来看，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分为早期代表人物、第二代代表人物和20世纪70年代的代表人物，从横向来看(按照政治立场和思想基础)，分为者、从到非者、的同情者以及资产阶级学者。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东方国家，一些政治人物和学者也在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中提出了独到看法。如果把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努力结合起来，我们如何从抽象的层次上对不同语境的重构方式进行区分呢?

在此，我们认为，可以从概念的角度，从重构唯物史观主导规范出发，区分出两种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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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立足于对“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等范畴的含义的特别梳理，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是在平衡论的前提下谈不平衡的。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一个经典的命题，也是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解释的命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所以如此，乃是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那段手稿中极其简约的、带有思路性并表现为提纲式的话语进行了不同解读，并得出不同意义的结果。例如，早期关于“不平衡关系”是“现象”还是“规律”，的争论和马克思的立旨是在“平衡”还是在“不平衡”的争论等。当然，这些争论的目的都是力图恢复、还原或逼近这个话题的原始意义，但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确非易事。笔者认为，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第一，要知晓的基本原理；第二，要对马克思关于“不平衡”理论表述中所提及的一些重要的范畴、概念(比如“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历史形式”等)的含义进行必要的界定和梳理。否则，概念理解上的稍稍差异，便会导致话语意义理解上的谬以千里；第三，要结合文本语境与时代语境来理解马克思的表达思路。本文力求运用以上三种方式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关系”的命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在承认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是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不平衡”的。

要解释好这样一个悖论性的话题，我们首先要重新解释“艺术繁荣”的含义。“艺术繁荣”(又译作“艺术繁盛”)的含义有两个义项。第一层的意思是指物质“硬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艺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它要得到“实现”，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比如规模印刷、优良的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传播与交流速度的快捷等。这样的“艺术繁荣”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而独立的有闲阶级(包括专门的思想家、艺术家等)的出现，也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第二层意思是指艺术作为特别个性化、主观化和精神创造性特别强的“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又可分为两点。第一，以不可再生性的特有思维方式为标志；第二，以一个、凡个或一批作家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诞生，主要依赖于艺术家非常个性的卓越的思想力和艺术表现为等。

就“艺术繁荣”的第一层含义来说，马克思承认物质生产的进步与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就“艺术繁荣”第二层含义来说，马克思又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与艺术繁荣是不平衡的，不成正比例的。这样，马克思就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否定并批驳了庸俗的自然唯物论和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不平衡的“艺术繁荣”是作为一种比喻的案例镶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表述中，的。马克思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明确地说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同步的、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但是这样一个结论，笔者认为，应是包含于马克思思想逻辑之中的，这是的基本原理。整个的精神文化形态的“硬件”繁荣，都可纳入这一机理之中。

马克思的“平衡”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第一，可以称之为肯定性平衡。所谓肯定性平衡，就是物质生产(实指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和与之相道应的物质条件的进步)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艺术发展的“硬件”也随之进步与繁荣。前面所举的规模印刷、优良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等，即此。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的有闲阶级(艺术家是其中之一)的诞生，也是物质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第二，可以称之为否定性平衡。所谓否定性平衡，指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替代了历史上曾经一度盛行和繁荣的艺术存在的“硬件”方式。马克思说，史诗《伊利亚特》，作为艺术存在“硬件”方式(指口耳相传的存在方式)，随着“活字盘甚至印刷机”的诞生，便会随之消失。马克思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史诗的必要条件”，就是指史诗的前后代口耳相传的“硬件”的艺术存在方式。否定性平衡，可以理解为一种繁荣替代了另一繁荣：一种进步的新的硬件的物质样式替代了一种落后的旧的硬件的物质样式。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论的观点，主要依据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但是马克思的不平衡观点，应是建立在平衡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平衡论与平衡论，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不平衡论是在平衡论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辩证思维逻辑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不平衡论观点，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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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东西被削除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 但在别的地方他又似乎强调了文学的自律性。他指出：文学是“处在一张纸的空白之上的语词沉默、谨慎的沉积，在这里它既不拥有声音，也不存在对话者；除了它喃喃自语外悄然无声，除了它彰显自身存在的光亮外寂然无为。” “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人不停的消亡并让位给语言的那个场所，在‘语言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 事实上除了偶尔谈论前卫作家，以及“作者之死”外，福科对文学本身谈论得是非常稀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西方社会，文学很早就被赋予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神圣性：“早期诗人是教师、预言家、先知和传统的保存者。他们的神圣职责部分地就是将统治者和国民一视同仁的加以告诫和警告，并将过去积累的智慧坚持下去。” 对于文学宗教般的顶礼膜拜，雪莱的这一段话可以说表达得最为集中：“诗人们，抑即想象并且表现着万劫不毁的规则的人们，不仅创造了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和绘画；他们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导师，使得所谓宗教，这种对灵界神物只有一知半解的东西，多少接近于美与真。” 与黑格尔相反，当代哲学家们纷纷把对真理的热情从宗教等等转向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成了人类本真经验的避难所，甚至是拯救人类灵魂的一块净土。当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哲学强加给荷尔德林的诗时，他并不是在对作品进行一种理性阐释，他只是在含蓄地证明，好的文学与好的哲学一样，是超越一切因而无法加以经验分析的。在《艺术的规则》一书的序言中，布迪厄指出，对艺术的这一态度是人性自恋的结果。从哥白尼、达尔文到弗洛依德以后，艺术之恋变成了人类保存自己虚荣心的最后一个自恋情结。在这样的语境下，把一般人认为是肮脏、卑鄙的权力和高尚、纯洁的文学相提并论，似乎的确是勉为其难的。另一方面，文学的确也缺乏人们所熟知的权力表现形式，她似乎远离刀枪剑戟的胁迫、黑衣法官的威严和金银珠玉的眩目，而实际上从十九世纪才被建构起来的关于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观念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常识，并成功地掩盖了文学在历史上与权力的密切联系。对于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讨论权力时把注意力投向政治、经济和军事而非与权力似乎距离甚远的文学，显然要简便得多。大多数学者们，讨论权力时，往往首先是政治权力。但我们认为，文学和权力在事实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一种权力，尽管在现实语境中，是一种弱化的权力。但在我们论证这一点之前，先要阐明一下“权力”一词的涵义。

几乎每一个著名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都有关于权力的各种定义。其中一种观点倾向于把权力视之为一种普遍能力。例如霍布斯认为：“人的权势普遍讲来就是一个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 另一种观点则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权力。马克斯·韦伯说：“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但尽管这个经典的定义得到了不少社会学家的响应， 却在后来被命名为冲突论而受到批评。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功能主义主张：“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如果遇到顽强抵抗就理所当然会有靠消极情境制裁去强制实行（无论这种强制机构可能是什么）的地方，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 韦伯强调个人、冲突和主观意志，而帕森斯强调集体、一致性、合法性和系统的先在结构，但是，正如有的学人指出的：“‘冲突论’和‘一致论’这两种方法都一样有效，但都失之于偏颇，并且，它们绝无可能被整合起来。因为，围绕着每个模式被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的诸原则是互不相容的。” 本文不打算冒险重新下个定义以图超越两者的对立。这倒不是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这个方面已有不少徒劳的尝试，主要是因为对某个大家熟知的术语下定义，除非像泰勒那样对“文化”进行一种描述性的定义，往往容易变成由既定思想体系出发的一种本质主义的应用或图解，并在突现自己片面的真理的同时，遮蔽了该术语本身所蕴含的多元性。因此，我们愿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需要，指出权力现象的两个主要（而非全部）特点。

第一，权力作为一种影响能力，其基础来源于对于不同资源的控制，即权力通常总是通过对某些资源的奖赏和剥夺来实现对别人行为的支配。柳存仁先生指出：“在先秦古籍中，权之一字涵义约可析为三义，即物质上之权，引申而为权轻重义。衍而为权势，再衍而为权谋。” 物质上之权即指秤或秤锤。先秦的衡器，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为衡杆，其二为砝码，即权。《汉书·律历志》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从汉字字源学上可以看出，“权”字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对利益的裁决和分配的可能性。 吉登斯把构成权力基础的资源分成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 布迪厄则将资源称之为资本，他认为在诸资本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最为重要。 后来又将合法化资本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 ，或译象征资本）。 本论文将吸纳布迪厄的这些术语。此外，一般认为，权力常常借助于体制而发生作用，由于体制说到底仍然属于资源的一种形式，因此，在本论文中，体制的概念也被整合到资本的范畴中。

第二，表现为诸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暴力形式或任何明显压迫性形式乃是权力的最后状态。汉娜·阿伦特指出：“权力是使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东西。这个词本身——它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是dynamis，就像拉丁语中的potentia或德语中的Macht ——表明了它‘潜在的’特征。” 荣也指出：“权力有时被说成是潜在的而不是实际上的，是‘所拥有的’而非‘所实施的’：别人实现了权力拥有者的希望或意图，而权力拥有者实际上并没有对他们命令，或甚至还没有与他们在传达自己的目的时交换意见。” 具体地说，权力的实现常常借助于权力支配者与被权力支配者的不自觉同谋。当权力拥有者将符合自身利益或少数集团利益的观念体制化的时候，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把这些观念视之为体制自身本当具有的内在逻辑而加以遵守，正像米尔斯在讨论权威的概念时所指出的，权力受众基于服从是其责任的信念而自愿服从当权者的意志， 在这种幻觉之下，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意志已经受到了压迫。布迪厄把这种信念称之为“符号暴力”. 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符号暴力的典型形式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福科所揭示的那样，权力是通过话语发生作用的：“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到挫折。” 话语是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这是因为：“通过话语和话语结构是我们把握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此把握过程中，我们根据适用于我们的结构，对经验和事件进行分类和阐释，并且在阐释过程中，我们赋予这些结构以统一性和规范性：如果置身其外，我们就难以思考。” 权力的上述两大特征实际上迫使我们向自己发问：第一，假如文学是一种权力，那么，构成其权力基础的资本是什么？第二，文学是否构成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但将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论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论证

中看到，一般说来，与政治、经济等能够发生直接作用的权力形式不同，文学的文化资本正是由于它可以构成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力这一事实所决定的。换言之，文学的文化资本正是来源于它可以通过体制的认同而成为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行动者。

那么，我们可以从资本的角度具体展开讨论。对文学的占有，即对文学才能、文学产品、文学知识、文学地位等等的占有，是否就是意味着对一定的文化资本的占有？这个问题在现象层面并不难回答。众所周知，在西方，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等等代表着文明史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最迟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二十四史中形形的《艺文志》或《文苑传》把文学家的英名永久地载入史册，仅仅是这些事实就足资证明文学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意义。但使得文学的文化资本成为可能的究竟是什么呢？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文学文本的内部这一层面在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在文学文本的范围之内来寻找其文化资本的发生条件，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询问：文学文本是否可能构成生产和实现权力的有效手段？文本与话语尽管在概念内涵上有一些微妙的区别，例如有的学人指出话语可以被视为在言者和听者之间发生的语言交流，作为一项人际活动其形式受制于其社会效果，而文本作为语言交流则仅仅意味着被编码的信息。 保罗·利科甚至认为文本就是“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 但我们不妨暂时忽视这些对于本文无关宏旨的区别，将它们在“包含具有可详细说明的交流功能的全部语言单位”的意义上视为同义词， 由此，我们可以说，讨论文学文本的权力，也就意味着讨论文学话语的权力。

文学话语是如何可能拥有权力的呢？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福科有关论述。福科曾经在《话语的秩序》中揭示了话语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他说：“我眼下以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在其产生的同时，就会依照一定数目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对付偶然事件，并规避其笨重的、令人敬畏的物质性。” 他继而具体论述了这些程序。其中包括“排斥程序”，即设置一些不能谈及的言语禁区，例如性与政治；对话语进行一些区分，例如确认一些话语是理性的，另一些是非理性的；以及所谓求真意志，即对话语作出真伪的划分。但福科认为这些只是影响话语的外部的程序系统，他还指出了从话语内部起区隔、限定或支配作用的另一组程序，即一，注解，这一实践力图不断把所谓原始意义强加到话语上，例如历代儒者对《四书》、《五经》的阐释；二，稀少性原则，通过“作者”这一功能性标签把一种虚构的统一性强加到话语上；三，学科性原则，即通过一些话语分类的规则来实施对话语的约束和控制。最后，福科还指出了进入话语的条件，例如言语的惯例或者说仪轨，创造或保存某种话语的话语社团，共同恪守某一话语信条的信仰群体，以及对话语的社会征用等等。

福科的上述观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并且在方法论上可以作为本论文的基本出发点。文学作为一种重要话语，它也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组织、区分和解释我们的经验。因此，它也可以构成权力的媒介之一。但结合到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福科似乎还很难照单全收。这是因为，第一，当他提到话语的时候，他主要考虑的似乎是知识性话语，而文学显然不能被视之为一种知识性话语。最明显的情况是，作者作为一种功能性能指符号，在知识性话语和文学话语中意义完全不同，十七世纪以来，谁是某个科学话语的作者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在文学领域里刚好相反。 第二，福科有一种泛权力的倾向，话语的权力属性何时较强，何时较弱，以及，各种形式的话语如何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来构成权力的媒介，福科则明显语焉不详。要将其思想方法转化为一种文学社会学的操作原则，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学话语实践的有效性一方面固然受制于权力体制所强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文学话语又不能在任何语境下简化为权力体制的图解，我们必须结合文学领域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其权力的特性。保罗·利科曾经描述了话语的两个特征。即一方面，话语是一种说话的事件，即话语不仅仅关涉一定的语境，关涉言者和读者或听者，而且，话语总是关于某物的，可以说客观上具有某种叙事性质。另一方面，全部话语又具有一定的意义。当话语作为一个事件来实现时，它同时就可以被理解为意义。 在话语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我们强加以意义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话语具有话语权力；当这种话语权力被建基于一定的符号资本之上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符号权力；当这种话语权力依赖于权力体制的认同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符号权力或者意识形态其实是同义词，使用这三个概念只是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角度的强调而已。 具体地分析文学话语的话语权力，也许可以从文学话语的叙事特征开始展开。热奈特指出了一般所说的叙事的三层含义：“叙事的第一层含义，如今通用的最明显、最中心的含义，指的是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叙事的第二层含义不大普遍，但为今天叙述方面的分析家和理论家所常用，它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时间，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等不同的关系。”“叙事的第三层含义看来最古老，指的仍然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人们讲述的事件，而是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 热奈特分别用故事（所指或叙述内容）、叙事（能指或陈述、话语、叙述文本）、叙述（作为事件的叙事，即讲述行为）来指代“叙事”一词的这三种用法。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前两种。其中，作为所指的叙事为许多其他话语类型所共同拥有，例如，正像罗兰·巴特所说的：“叙事存在于神话、寓言、童话、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彩绘玻璃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新闻中。而且，以这些几乎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叙事，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 实际上，当代学人谈论起“叙事”一词的时候，已超出了罗兰·巴特的范围，在诸如利奥塔尔等人的论著中，科学、哲学等等作为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的文本单位，也是一种叙事，甚至一切话语都被认为是叙事性的。另一方面，作为陈述的叙事，也就是热奈特更为关注的叙事话语，则规定着文学的文学性。我们认为，假如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较为完整的得出文学话语的权力的性质及其特点。

首先，作为所指的叙事，文学话语确定着所叙之事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功能。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浸透一切人类活动，它和人类存在的‘体验’本身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伟大的小说里让我们‘看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以个人‘体验’作为它的内容。” 这就是说，文学叙事通过特定的叙事语态、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规则，通过对包含在叙事话语中的一些经验、事件和人物关系的选择、组织和书写，通过个人化或主观化的生命存在的体验，通过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信念和感觉，构建了一种对受众而言具有影响力的观物方式和体物方式。具体地说，在文学的阅读经验中，读者被强加以做出善/ 恶、真/ 伪、美/ 丑、理想/ 现实等区分，并在实际上在接受善、真、美、理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建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假定，换言之，接受了其话语权力的支配，但自己却浑然不觉。有必要强调指出，与历史叙事、哲学叙事更多的隐蔽在真理的伪装下不同，文学叙事则遁迹于语言和故事的虚构性和想象性中，似乎摆脱了它与特定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更让人注意它与一定话语权力的关系：因为当意识形态假装它不是如其所是的时候，符号权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顺便指出，正如有关学人所揭示的那样，文学话语的权力策略“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作为一种自觉的权力策略，它是叙述主体的权威性的体现；作为不自觉的话语，叙述主体被压倒了，叙述语式不过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一种插入方式。” 从文学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演变的情况来看，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是越来越间接、越来越隐蔽了，而其权力策略的超主观色彩也越来越明显了，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到。

但作为能指的叙事则又似乎总是倾向于瓦解着种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意识形态通过将自身自然化为常识而不断的自我复制，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似乎失去了它与特殊观念或利益的联系，从而以普遍真理的面目封闭意义的多重指向。但文学所固有的虚构性、想象性、多义性，一言以蔽之，文学性，却有利于文学行动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独白陷阱。众所周知，文学的文学性是通过诉诸形式而得以实现的，正如马拉美所说的：“诗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词句写成的。”当文学家沉醉于对叙事话语本身的迷恋之中时，文学话语常常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学家本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意识形态预设。关于这一点，者早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在那封著名的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其实正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提出“形式的专制”的概念：“一出剧，一部小说，只有借助能‘融合’和升华‘素材’的形式，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在艺术作品中，这个‘素材’已脱离了它的直接性，称为某种具有质的差异的东西……内容已被作品的整体改变了，它的原意，甚至会被转化成相反的意味。这就是‘形式的专制’. ” 形式的专制对抗意识形态的专制，艺术通过服从自身的规则而从意识形态的包围中突围而出，并申说自己的真实。马歇雷认为，与科学废弃、消除意识形态不同，“文学通过运用意识形态而挑战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在文学文本谋求表征自由和叙事真实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开始偏离自己原先的出发点，文本的矛盾、混乱和不协调，暴露了能指与所指的裂缝，这样就导致了意识形态某种程度的沉默和不在场。用马歇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日常言说所绑架的‘生命’——这一‘生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其回声——以其自身的非现实性（借助于现实性效果的生产而出场）与日常言说相对峙；而完成了的文学作品（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被加诸其上）揭示着意识形态的诸多裂缝。” 当然，解构主义者为了颠覆文学的在场权力，倾向于夸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所谓延异！猧fference），他们从解构策略的立场出发，忽视了在较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能指与所指、意识形态与文学性之间客观存在的同一性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上述两方面初步推论出文学与权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实践，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感知、体验和观念，一言以蔽之，通过在人的意识或无意识层面上改变人们的信念，而使自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装置，成为一种符号权力。但另一方面，文学对于自己审美形式的追求又可能会使自己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离心力量，文学话语的文学性可能会淘空、肢解和撕裂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具体性和连贯性，并导致它所由出发的符号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归于解体。也就是说，文学可以被确认为一种话语权力，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但却远不是一种严密、稳定和完善的权力。转贴于 参考资料：

伯特兰·罗素著，吴有三译，《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 页。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0 页。

例如贝尔曾经说过：“历史地说，权力总是寻求艺术之助。”“权力结构的形式也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当代文化——文学、艺术、交流。”一类的话。

参见Berle ，A.，Power ，（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 1969 ），第10页、第57页。

西方文论家们，例如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诸子充分研究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构成了本论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必须指出，从权力角度出发与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仍有不小的区别。权力说突出了权力，即对人的控制。意识形态突出了观念的虚假性或非真理性。运用意识形态理论未必能够解决全部的文学社会学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假如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意识形态，可称为边缘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例如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但另一方面，它自身又可能构成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对抗，现代主义文学就已经不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一种反意识形态。此点后文还会有更详细的讨论。二，要在一个更大范围里展开，必须建立一个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而通过研究诸资本的占有、流通、分配或转让就使这种微观分析成为可能。三，还要注意文学内部的游戏规则，即相关分析应该能够根据文学自身的逻辑展开。当然，我们这里陈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福科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科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权力的眼睛：福科访谈录》，第90、91页。

Foucault，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Tavistock and New York：Pantheon，1970），第300 页。福科著，杜小真编选，《福科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参见第72页。Morton W.Bloomfield and Charles W.Dunn，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 ，（Cambridge ：D.S.Brewer，1989） ， 第4 页。

章安祺编订，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 页。

霍布斯著，黎思复等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页。类似的观点如罗素说：“我们可以把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权力论：新社会分析》，第23页。）

荣参照罗素下定义说：“权力是一些人产生有意的和预期的、针对别人的结果的能力。”Dennis H.Wrong，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0），第2 页。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1页。

例如，布劳说：“它（按指权力）是个人或集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全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销有规律的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彼德·布劳著，孙非等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 页。）达尔说：“在最为一般的层面上，在现代社会科学里，权力这一术语是指诸社会单位之中的关系子集，在这些单位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单位的行为在一定情势下依赖于另一些单位的行为。”见Shils ， E.，（ed. ），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Houndmills：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第407 页。

拉斯韦尔、卡普兰、达伦多夫等人也有类似见解。参见罗德里克·马丁著，丰子义等译，《权力社会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2、83页。

《权力社会学》，第85、86页。Holmwood，J.，et.al.，Explanation and Social Theroy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第119 页。

柳存仁著，《说权及儒之行权义》，载《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一期，台湾中央文史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印行，第127 页。

陈平的一段轶事颇可说明这一点：“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史记·陈丞相世家》，卷五十六。）

见《社会的构成》，第378 至383 页。

布迪厄著，包亚明译，《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 至122 页。

参见Pierre Bourdieu ，In Other Word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第123 至139 页。

当然，基于符号资本的权力即符号权力。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 页。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第7 页。

转引自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第23页。

布迪厄说：“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布迪厄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 页。）在另一个地方他说得更清楚：“任何符号支配都预先假定，在受制于符号支配的社会行动者那里，存在某种形式的共谋关系，这种合谋关系既非被动的屈从于一种外在的约束，也不是自由地信奉某些价值……符号暴力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要求那些承受符号支配的人具有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自由和约束之间那种寻常的对立站不住脚。”（同上书，第320 页。）加尔布雷斯则将权力的这一性质称之为“调控权力”（Conditioned power ），他说：“调控权力是通过改变信念来运作的。说服、教育或那些似乎自然、适当和正确的社会准则，使个人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种服从反映了一种心甘情愿的过程，但人们并不承认服从这个事实。”（加尔布雷斯著，刘北成译，《权力的剖析》，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 页。）福科著，张廷琛等译，《性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99页。Mills ，S.，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第54页。

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第4 页。

有的学人说得更明确：“文本可能是被书写出来的，而有的话语是被说出来的，文本可能是非互动的，而话语是互动的，……文本可能或长或短，而话语总意味着一定的长度，并且文本可能拥有表层的一致性，而话语则也许拥有一个更深层的一致性。”出处同上。保罗·利科尔著，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学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 页。

参见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第3 页。换句话说，我们把文本的涵义扩大到口传领域。Foucault，M.，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in Adams，H.& Searle，L.，（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第149 页。

以下的有关讨论均可参见此文。参见福科著，《作者是什么？》，载王潮选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291 页。

参见《解释学与人文学科》，第136 页。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 页。

罗兰·巴特著，董学文等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 页。

董学文主编，《西方美学的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 页。

陈晓明著，《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篇10

关键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意识形态

不同类别的教育都有各自“难念的经”。基础教育在素质培养与应试训练两种价值追求上经常顾此失彼、难以两全，许多办学人面对着“一样都不能少”的社会要求只能做“艰难的守望者”；职业教育则是尚没有厚重的传统却经历了不少坎坷的一类教育。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一种呼应，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但这并不必然标志着职业教育从此走上康庄坦途，而只是意味着发展有了新的起点和要求。在经过实践历练、理论指导尤其是政策引导后，“质量立校、特色强校”的学校发展观基本上已经在高职院校办学者中达成共识。然而这些探索大多依然是在一个画好的圈子内进行，表现为一种适应与跟从。无论是作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呼应，还是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途径，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必须有更加高阔的视野。高职教育发展既要凸显社会当前需求和价值取向，同时也要不唯实用是从，这样才能敏锐地察觉发展中存在的缺失。

“在现代性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底色浮上表面，成为今天人类通行的价值三原色时”，②意识形态成为人们认识、解决问题时竭力回避的字眼，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弱化、淡化，甚至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亢奋论断。然而笔者认为，渐渐从人们生活的前台尤其是“话语”中隐遁起来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拓展了内涵、增添了新质，而且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和选择。事实上，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地方的任何类型的教育都无法躲避或排除意识形态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人在社会行为中必须依照社会形象给自己设定的特定形象以表现自己、理解自己，从而产生自我意识。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社会形象。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它为实践提供依靠和途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现象，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思维方式、观点信念、理论体系、生活方式、舆论环境等形式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在特定的时空中一个事物到底有多大的发展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为“意识形态”所规定。高职教育最终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都与影响它的意识形态为其设定的“社会形象”有着深刻的关系。这里，笔者并不是在暗示一种“宿命”论，而是为了警示：高职教育在乐观、努力地以服务社会为鹄的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味浅层次地迎合社会当下需求，可能会给自身设下跌落的陷阱，因为“社会”和“需求”都不是抽象的，社会有主流与边缘、理性与不理性之分，需求也有真假、善恶之别。换言之，高职教育若想突破历史、现实所带来的发展限制与藩篱，就必须既要善于运用已有的发展机遇与条件，又要勇于从根源上思考，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更重要的在于，肩负起超越既定“社会形象”的历史使命。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等级观念

谈到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的负面影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是必定要被涉及并抨击的。作为今人，一方面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句话的内涵。儒家“轻劳动和实用技术的主张毕竟是个历史范畴，我们既不能要求在这一范畴中的孔于思想返归原始蒙昧，也不能苛求他达到由劳动交换率所制约着的脑体结合的现代水平”。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即使是今天，人们的观念已有所改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职业社会正在重新洗牌，但这种等级观念现在依然清晰地渗透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其已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使职业教育被刻画为“次等教育”的社会形象。高职教育虽然作为高等的职业教育，也同样难以回避和摆脱这种地位。这是由于受教育程度与类别的差异会导致就业机会差异、并继而导致社会参与机会与生活质量的差异，因此，为获得一定的受教育程度而必须学习的一套学校课程便被人们赋予了相应的“社会价值”。这样，同层次但不同类别的教育不仅在科学文化层次上，而且在“社会价值等级”上也存有差异，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④

有压抑的地方必然会有抗争。职业教育从未放弃过提高自己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努力，但即便这种抗争的努力也曾走入一种误区。

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能否享受某种教育机会，意味着能否接受并占有某种类型、某种层次的教育知识，继而跨进以这些知识为基础的相应的社会生活大门。社会正是通过基于学校课程的地位分等所进行的教育知识分配，调节着社会成员的地位结构。⑤正因如此，职业教育为了给自己“正位”而逐渐让普通教育的学科中心教学模式同化了自己：“课程内容理论化、学习方式课堂化、学习结果文凭化和学校组织制度化。”⑥而这不过是在“迂回曲折”地否认自己存在的独特价值和社会地位，因此依然无法摆脱“次等”的传统偏见。

对高职教育而言，体现“次等教育”烙印最鲜明的地方便是生源与毕业生就业问题。生源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毕业生的质量，而毕业生未来的成就又决定了学校的社会地位。然而从生源开始，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就遇到了难题，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初中后还是在高中后阶段，高职学校生源的文化课录取分数都要比普教低，甚至悬殊很大。每当普教扩招，高职生源便会十分紧张，因此出现了“不管学生原先素质如何，只要愿意交学费，学校就录取”的现象，这必然会极大地影响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水平。如果说职业教育“次等”的社会烙印原本是一种历史遗留与强加的偏见，那么面对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些难以胜任岗位的毕业生，连高职院校自己都“汗颜”、“失落”，这就更加深了“次等教育”的社会烙印。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高职毕业生即使已经拿到了“双证”甚至更多的证书，但实际就业效果并不理想。除面临学历层次较高的本科生、研究生等求职人群的挑战外，主要面临的是社会再就业人群甚至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的农民工的竞争。更让毕业生不满的是，他们甚至不在“人才”之列，而要到“劳务”市场去寻找工作。甲显然这一社会信息对我国高职院校吸引优质生源来讲是一个重大障碍。

因此，生源状况可以被看成是高职教育社会地位与人才培养水平的晴雨表。需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与条件才能让自己与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普通教育站在同一起点上公平竞争生源，将是高职教育生存与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把“科学技术”放在了最眩目的位置。它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塑造了文化。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便制约着整个文化。

我国高职教育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密切相关。但是如果办学者与教育者未能对科学技术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就不能完全消化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契机，也无法敏感地捕捉到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工业发达国家的思想家早已认识到，“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⑧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有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这种意识形态的新形式以更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揭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富裕，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调和反对这种制度的力量，可以同化那些发出不同声音的人，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所解除的物质上的匮乏，在以前是其他各种自由的前提，而现在却成为生产役的力量。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的动态，已经充满了政治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⑨高职教育的另一个误区，“只要技能不要人”的狭隘人才培养方式其实就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产生的。

高职教育应该经常对自己十分习惯的定位和观点进行质疑，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技术的进步，有疑才能有进，才能培养出既能“劳力”又能“劳心”、既能“适应”社会又能“改造”社会的“双向度”的人才。

发达国家思想家们对技术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已产生了极大的历史价值。产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大型化”和“高速化”，目的在于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提供更多的消费资料。然而到 20世纪70年代，技术发展的社会效益出现了递减现象，以往的技术发展的方向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进入80年代后，随着人们的思想中产生“资源有限感”，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了变化。多样化、信息化及节约能源成为技术发展的新方向，代替了产业革命以来的“大型化”、“高速化”。目前，技术发展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根据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每个社会成员的不同嗜好，提供多品种的物质财富和多种形式的“服务”。

因此，高职教育不仅应该强调现成技术的应用与技能训练，还应该思考技术更替与发展中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取向与人类文明的追求旨趣，否则将除了形式上的提高，在人才培养内涵、定位方面将与过去的职业教育没有多少区别。这样方可使自己既能融入科技发展的大潮中，把握住发展流向，同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被其裹挟失去了自主意识与能力。这种新的定位将充实并提升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内涵，使各种人文和社会学科课程不再空泛和不着边际，它的有效学习将使培养的人才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技术，明智、谨慎地使用技术乃至创造技术。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与追求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实证主义学者大力宣扬意识形态(主要指政治思想这一范畴的意识形态)已经从他们的土地上消失，“本来成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西方世界的社会精神现象已经成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化。于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全人类共同文化的姿态在世界范围内四处蔓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上一方面屡屡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另一方面又在有意无意地消除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日益取得居高临下的地位，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则往往处于劣势，忙于抵御和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分外明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攻势下，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则一步步地向后退让，从有条件地接受资产阶级的观念以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直到无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的观念来“更新”自己的思想文化。在一方步步紧逼、一方步步退让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上逐渐失去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批判精神和超越品格，在消极防御中惨淡经营。⑩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社会状况下，高职教育(乃至整个职业教育)在发展进程中也失去了政治兴趣和追求。“技能教育、就业教育、终结教育”（11）的实用性社会定位表明其不应该涉及到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两课”(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一直是官方规定的必修课，而且还对“两课”开设的质量进行了专门评估，但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没有哪个学校敢在教学计划上取消‘两课’，因为这涉及到政治态度，但却没有几所学校真正认真对待、重视‘两课’。”无论是教的人还是学的人都极少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而只是把其看作是说教。

高职教育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他们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这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一，但现在这支队伍却日益失去了以往的政治地位，而且其自身也淡漠了政治兴趣。其实这种状况正是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因为经济全球化必定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理念的普遍化、发达国家思维方式的普遍化、强势民族生活形式的普遍化，而社会主义社会理念、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方式、弱势民族的生活形式则不断被边缘化。

一个失去(先是被动后逐渐变为主动)了政治兴趣与追求的群体以及培养这一群体的教育不可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难以把握住发展的自主权。如果高职教育仅仅看到自己的出现是对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呼应，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住发展的重要机遇，因为局限于职业的、急功近利甚至僵化工具性的职业教育，是肢解了全面发展理想目标的、甚至是关照到现代生产劳动却失落了“教育”的职业教育，尽管它可能侥幸获得某些职业适应性的成功，甚至会发生毕业生供不应求的暂时繁荣，但却不能提升教育的品质与地位。高职教育除了要担负起适应、服务社会的职责，同时也要认识到它还是一种关怀，对自己所培养人才的关怀。这种关怀的高层次表现就是政治关怀，一位研究西方的教授认为，“人是政治性动物，人要有政治热情和激情，我们的国家要想坚持自己的特色和道路，执政党要想保持先进性，首先必须拥有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工人阶级队伍。这里的文明素质不仅包含对技术的要求，还包含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然而，后者尤其是政治素质却逐渐被我们遗忘。”高职教育只有自觉承担起人才政治素质培养的使命，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避免“只要技能不要人”的教育误区出现，才能首先从自我意识上趋走“次等教育”的阴影，重新树立起劳动者主人翁的意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认为应该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上来办高职教育，只有这样，高职教育才能够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长远的追求：不再机械地把高职教育看成是一个大拼盘，而是在深度上有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即认知、技能目标是最直接的培养目标，其决定学生毕业后能否在社会上立足生存与发展，而人文素质和政治素质培养目标则是深层次目标，其决定了学生毕业后是否能为社会提供更高质量、更有影响力的服务，决定其最终能走多远，决定高职教育最终能在社会中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注 释]

①杨启亮．适应与改造：学习化社会的职业教育[J]．职教通讯，2001，(8)：8．

②张汝伦．良知与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8．

③杨启亮．儒、墨、道教学传统比较及其对现代教学的启示[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7)：89．

④⑤吴康宁．教育杜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24．326．

⑥徐国庆．作为意识形态的学校与职业教育课程的学问化[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2，(34)：13．

⑦群言·文摘[J]．职业技术教育2003，(27)：10．

⑧周运江．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理论[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