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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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篇2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批判：生态学；资本主义

Abstract:AsanecoMarxist，Fostermakesacritiqueofcapitalismthoroughlyfromtheperspectiveofecology.Heholdsthatecologyisanticapitalism,andcapitalisticproductionmodeistherootcauseoftheecocrisis.Hedisagreeswiththetheoriesof“limitednessofeconomicgrowth”,“naturalcapitalization”andecoimperialism.Herefutestheviewthat“technologycanresolvetheecoenvironmentalproblems”andinsiststhatwithout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capitalistsystem,theecoenvironmentalcrisiscanneverberelievedonlythrough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patternandfastdevelopmentofecotechnology.

Keywords:Foster;ecologicalcritique;EcoMarxism;capitalism

在生态学理论家的“谱系”中，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因其深刻性、全面性而独领。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体现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正如作者所言，该书主要是对1992年至2001年间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对环境危机的主流经济措施进行了一系列批判。

一、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其理论是犀利的，观点是明确的。他指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1］1生态危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围绕着生态危机的根源各抒己见：有人把它归咎于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欲，有人认为是工业文明的恶果，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科学家和主流环保主义者往往只强调一些具体的改善环境的措施：例如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用太阳能取而代之；减少消费；消除世界贫穷；控制人口增长，等等。福斯特认为，上述观点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上探寻原因。所以，“由于对社会因素及其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缺乏认真思考，主流环保主义者，包括大多热心关注环境的科学家，其观点经常弥散出牧师布道的气味”[1］68。

与这些观点迥异，福斯特强调，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的学理主张与资本主义逻辑相抵牾。所以，人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说，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特别适应资本和利润的生产，目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处于支配地位。而资本主义不会是静止的，其资本积累也是不会停止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要么积累，要么死亡”。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1］127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1］74。

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形象地比喻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它要处于高速的运行中，一旦停止，这种体制就终结了。

福斯特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难辞其咎，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罪”，是其经济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

二、对传统经济学应对环境危机的经济措施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批判基于三项主张：（1）一种制度如果追求财富无休止的增长和无限度的攫取，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续的；（2）一种制度如果将人们与其特定居所的归属感和生态基础分割开来，那么它与生态稳定和“土地伦理”将是格格不入的；（3）一种制度如果分割地球，产生出“贫与富的生态环境”，那它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传统经济学自诩为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物品仅狭隘地界定为市场上的商品，而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传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因为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们通常将生态问题视为某种尽力回避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

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有限论”，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上的有限增长，只是人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期盼，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3。

福斯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经济扩张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为代价的。其次，资本家在评估投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至于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诸如清洁水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与保护、废物处理等可持续性问题，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再次，投资商一定要维持股东权益的价值并能定期分派红利。所以，投资于需时较长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投资商既没有那样的耐心，也没有那样的意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1］4

福斯特列举了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事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美国政府认为《京都议定书》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因解雇工人和消费物价上涨而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它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此两者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显然不符合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美国经济为减排而付出的代价太高，难以承担。

《京都议定书》在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惯性，它不会轻易使自己的发展模式发生逆转，不会改变工业文明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针对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质疑，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的辩护。对此，福斯特给予了严厉的批驳。他指出，如果人们相信了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减少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创新和市场奇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并没有实现，燃烧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是当代工业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向空气和土壤排放废料的唯一的最大污染源。大气层、海洋仍然是工业国家处理废料的主要排放地，人均废物排放量也在大大增加。例如，美国从1975年到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潜在危险的废物量增长达30%。显然，这样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非物质化”的观点变成了谎言。

福斯特对环境经济学理论预设进行了批判。针对生态环境学家的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他们主张如果人们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将生态资产转化为可以销售的商品，这样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福斯特认为，该理论前提确信生态环境可以经济量化并融入到市场体系中去。对于这个前提，福斯特视为“乌托邦神话”。在他看来，生态环境不能完全地纳入到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因为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不能简化为市场价值，也不能简单地用于经济成本和效益分析。反之，如果人们强行给环境物品，如风景优美的海湾、沁人心脾的空气定价，人们并不认为此举有助于环境保护，相反，倒像是某种勒索保护费的诈骗行为。福斯特列举了鸣禽类面临灭绝和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事例来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他看来，把鸣禽类动物纳入正常的市场体系也是徒劳的。因为提高鸟类价格会刺激一些人捕捉鸟类的欲望，而资本主义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导致鸟类栖息地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在日益加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森林资源遭到破坏，不是因为林业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也不是因为林木没有标价。其实，长期以来，森林产品早已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着，森林的市场化不仅没有保护该生态系统的安全，反而对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三、对“自然资本化”理论的批驳

环境经济学家针对商品经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新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的最大不同就是认为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成本的外在表现。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会计统计方式的缺陷。所以，只要建立新的会计统计方法，在企业的损益表上反映出“自然资本”的消耗情况，企业就将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本”的价值并以此来拯救生态环境。

对于“自然资本”理论，福斯特给予了明确的批判。他指出：“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主要目的是掩盖为了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能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1］28福斯特以美国私营的太平洋木业公司的事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该公司正在采伐北加州红木林，因为它们是乱杂木，不能当成生产性资产，为了市场的需要，必须清除这些杂木以腾出空地培育统一规格、处于全面管理之下的速生林。这些森林的悲剧，不是因为它们被排斥在资产损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已被包含其中。

在批判环境经济学的“自然资本”理论时，福斯特指出了该理论的生态局限性。环境经济学家在论述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时，仅仅看到了这种变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全球变暖将对非市场领域的影响，即濒危物种和随着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湿地的价值，以及与环境难民的产生有关的成本等全方位的环境问题。环境经济学企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福斯特看来，随着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其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通过生产成本的外化还是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生产成本的考核，其目的都是为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而“真正的可持续性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而给自然的某一部分——比如独立于河流之外的淡水鱼类——赋予货币价值，这实际是错误地假定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成个体部分，个体部分也可以简单地拼凑起来”[1］51。

四、“让他们吃下污染”——生态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生态剥削与压迫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了被传统经济学家广为接受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出资本积累的逻辑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反人类和反生态的本性。萨默斯的部分观点被冠以“让他们吃下污染”的题目，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国杂志《经济学家》上刊登出来。

萨默斯生态学三谬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由于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民众在工资收益上差别是很大的，所以由以往从疾病和死亡“获得的利益”来衡量第三世界的个体生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数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同样的逻辑，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这样，即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疾病和死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合算的，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值钱。所以，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指责的。第二，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线性的，因为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非洲人烟稀少的国家应该是污染最少的国家，那里的空气污染水平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等严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还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还处于“欠污染”的第三世界，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是合适的。第三，对清洁环境的需求是以一定的收入为基础的，也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追求健康。所以，如果污染企业将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就会下降。基于上述理由，萨默斯主张，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

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谬论是令人厌恶的，表现出了十足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恶习。人们不要以为萨默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和生态环境问题是他丧失理智的痴语，其实，这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扩张主义的逻辑必然，也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质的大暴露。“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1］55萨默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大实话”。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工业生产的环境评估越来越严格，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限制。为了给资本扩张扫清障碍，为了把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外在化或他乡化，向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料、工业垃圾就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一贯做法。福斯特认为，萨默斯将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并不是他的“首创”，而是美国国内正在实施的政策和做法的世界应用。1983年，美国审计总局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占20%，但四分之三的场外商业有毒废料填埋场都设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居住区附近。福斯特指出：“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运送数百万吨的废料。1987年，产自费城的富含二氧杂芑的工业废渣倾倒在几内亚和海地。1988年，4000吨来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联二苯的化学废料在尼日利亚被发现，毒液从锈蚀不堪的圆桶中溢出，污染了当地的土地和地下水。”[1］57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才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真正原因。因为“在21世纪的黎明，有种种理由让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所需要的快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因为它已偏向能源与材料的过高消费，致使资源供给和废料消化都受到严重制约，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本性与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浪费使形势更加恶化”[1］69。

五、对资本主义技术决定论的生态批判

福斯特发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较良性的方向发展：生产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阳能替代矿物燃料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1］86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和社会舆论都认为，技术改进是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面对这个观点，福斯特提出了质疑：新技术及其应用在经济扩张的同时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吗？

为了批判技术能解决环境危机的观点，福斯特提到了“杰文斯悖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因创立边际效用主观价值理论而成为近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创始人之一。杰文斯是以他研究煤炭能源的专著《煤炭问题》一书而成名。杰文斯认为，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他看来，认为燃料的经济利用等同于减少消费，这纯粹是一种思想混乱。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列举了蒸汽机发展的历史来论证他的观点。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福斯特认为：“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1］96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的技术改进，生产出了能源效率利用更高的汽车，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增加，并未遏止对汽油的需要。同样，冷冻技术的改进导致人们生产出更多更大的冷冻设备。

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技术不是万能的。面对气候变暖的事实，美国政府在某些大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转向了对“碳吸收技术”的研究。他们认为，该技术既允许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又能保护环境。于是，美国能源部投入数千万美元对这类技术进行研究。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从空气中抽取二氧化碳；二是将其注回到煤矿、油田，并由此回归海洋。美国政府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术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排放问题，以便使以碳耗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像以往一样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一项这方面的技术具有使用价值，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技术。即使有了这样的技术，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也是问题。吸收技术的解决方案只是将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其他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中。但问题是，将海洋作为堆放人类经济废物最后地点的做法也是不科学的。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是成熟的环保技术（太阳能技术）也不一定会被广泛采用，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1］94，所以，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

六、结语

在福斯特看来，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变，无论人们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我们“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6。这里，充分体现了福斯特生态学对资本主义生态批评的社会意义。

篇3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篇4

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

1） 法国的六法体系：民、刑、民诉、刑诉、商、宪（民商分立）

2） 1791年宪法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

3） 1958年宪法是法国现行宪法

4） 参事院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5） 1900德国民法典（民商合一）

7） 法国法的依据是法学阶梯，德国法的依据是学说汇纂

8） 潘德克顿学派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9） 法国法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形成的，而德国法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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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按照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在高级宗教形式中，先知预言与两种处世观相结合形成了4种基本的宗教类型，而其中的入世禁欲主义宗教即基督新教通过天职观和预定论形成了一种伦理精神，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悟的观点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设释者的争论。

韦伯从历史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西欧宗教改革后的变化，论证了新教伦理怎样成为时代的精神，得出伦理精神是经济发展根木推动力的结论。

1、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韦伯生活的时代正值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哲学一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它标志着西欧理性主义的发展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韦伯的主要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正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学者，韦伯的世界观是由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三者相互矛盾复杂地交织成的综合体，他的社会学方法论受到了英法实证主义、德国浪漫主义和德国古典析学这3种思想体系的影响。这些彼此对立的思想有时在韦伯的外在行为中显得十分融洽，但在内心深处，由上述思想造成的对立思潮的冲突和紧张使韦伯的精神永不安宁，他痛苦地感受到已不能为自己的任何一种理想找到“科学的根据”，同时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义排除了用其他某种方式论证自己理论的可能性。

只有了解这种思想背景，才能认识韦伯个人，特别是当涉及他的社会学的哲学基础时，离开了两个世纪之交这一特定社会背景，就无法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韦伯其人及其思想。

2、先知预言与宗教伦理类型

韦伯表示，他的兴趣在于阶级社会的高级宗教，即以不同先知预言为信仰的濡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6支世界性宗教。在高级宗教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先知及其预言。所谓先知，韦伯是指“一纯粹个人性之卡里斯玛察赋的拥有者，他基于个人所负使命而宣扬一种宗教教说或神之戒命”。在《宗教社会学》的第四章中，韦伯指出卡理斯玛式先知是一种“强大的革命力童”，一种宗教的实质精粹及其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先知的预言中。

韦伯认为，一切宗教先知都是卡里斯玛式人物。现代世界宗教的先知基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伦理先知，另一是楷模先知。“其中之一最清楚的代表可说是佛陀，另一种则以琐罗亚斯德与穆罕默德为代表。先知可以只是个宣扬神及其意志(不管是具体的名利，还是抽象的规范)的工具;在传道时就像他已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们把服从他当作一种伦理上的义务。这种类型我们称为伦理型预言(ethische Prophetie)。另一方面，先知也可以是个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则，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赎之道，如佛陀那样。这种先知在传道时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伦理义务之服从，他只是诉诸那些渴求救赎之人的自身利益，向他们推荐自己走过的路途。我们称这种类型为‘模范型预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

韦伯认为一切宗教都有对尘世拒斥的倾向，他从这个角度把宗教视为“救赎论”。在宗教观念里，“尘世”和“神的世界”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尘世，在宗教的意义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因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诱惑的领域。”为了在这充满诱惑的尘世中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就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达到救赎，即必须禁欲或自制。韦伯经过考察认为，宗教徒为了达到救赎常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人世方式(禁欲主义)，另一种是出世方式(神秘主义)。前者以介人世界的态度，借助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做到禁欲而达到救赎;后者是以逃避世界的态度，通过冥思默祷进人“拥有”状态达到救赎。禁欲是一种依照神的意志所指引的方向而实行的现世行动，它以人神对立为特征，人首先要把自己视为神的工具，通过禁欲而救赎;.‘拥有”则是通过学习、修行后才能进人的一种神秘状态、它是以人神合一为基础，在“拥有”状态中，人是神的载体、通过这种神秘的合一而达到救赎。两种先知预言义分别与两种处世观有亲和性。我们把韦伯的两种宗教先知类型和两种救赎方式组合成一个矩阵，就得出了韦伯所说的4种宗教类型，见表1。

在韦伯看来，基督新教和佛教分别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两个典型，它们处于矩阵对立的两极，即人世禁欲主义和出世神秘主义。韦伯强调，这只是宗教伦理类型的两种理想类型，在这两极之间有着形形的过渡和组合、其中还存在这样两种中间情况:一是追求成为上帝的工具，虔诚地侍奉上帝的感情，激昂到要退同到修道院里去进行苦行、冥思.以便与上帝有效的沟通，即出世禁欲主义。由此，天主教介于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中间形态，似应属于出世禁欲主义。二是神秘主义还没有得出要弃绝现世的结论，还愿意留在现世秩序中.即人世神秘主义，由此看来，儒教当属于人世神秘主义。

韦伯认为，基督新教摒弃了天主教在修道院中修行的获救方式，转而在尘世中修行，认为世俗的本职工作本身即具有宗教意义，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最好方式，本职工作越出色，越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由此而产生出的“天职”观念，使新教信徒倾向在现世中过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生活，从而大大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另外一些宗教，要么整个宗教充斥巫术，理性化程度较差(比如儒教)，要么采取遁世修行之路(比如天主教)，或二者兼而有之(比如道教)，结果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转贴于

3、宗教伦理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毕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是:近代资木主义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文明历史悠久的东方?通过对东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韦伯认为原因在宗教领域，因此他对近代资木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从精神动力系统进行了探讨。

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投人该行业的资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所谓资木主义精神就是勤勉、认真、精心谋划，及按照节省的原则去获取利润的节俭积累观念、时间观念和诚实谨慎观念，而促使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形成的动因正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新教的“天职观”和“预定论”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实现的动力。“天职观”即是把完成世俗事务尊为上帝所要求的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这就为以后把资本主义精神对世俗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天职观结合在一起打好了基础。加尔文教“预定论”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死后能否得到解脱，上帝在他出生前便已确定，因此，教徒不能依靠教会得救，而靠内心保持纯洁的情操，过勤俭节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职业，现实自我确证，才最终会使灵魂得救。这种新教伦理使新教徒在事业和职业上比天主教徒更富有进取性，能在工商企业活动中以更主动的精神去获取财富。韦伯认为，新教徒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在世俗生活中是否被上帝蒙召和人选，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以取代传统的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用一种积极的世俗创造活动去争取自己获救的机会，去追求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当“天职观”转化为经济冲动，尘世的成就被视为天职，视为上帝恩宠的信号的时候，勤奋地劳动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

在传统社会中追求世俗职业并从中盈利致富的愿望，都被蔑视或被看作是大逆不道。这是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一切传统主义的特征，也是传统社会和传统观念必然衰弱的一个原因。韦伯认为，中国在经济上虽然也拥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儒家伦理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与现存世界的紧张性降低到最低点，视现存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儒教伦理对待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墨守成规，把人际关系嵌人氏族、家族模式中，个人被系于“人”，而非系于功能性的职务—企业之中。更为本质的是，儒教徒在适应世界和自我完成中，它木身就是日的，只是适应世界。儒家伦理的核心排斥人们在经济上追求获利，在职业生活巾来证明自我，因此儒教伦理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没有改造过的西方天主教虽然已经蕴含有资本主义精神，但也不能成为激发人们去创造财富的热情。

由此，只有加尔文教，特别是经过路德改造过的基督新教伦理，才真正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需的精神。新教伦理中的夭职观和预定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这些精神，天职观和预定论驱使教徒只能通过以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财富，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佐证上帝的存在，以此确定人们是否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在韦伯看来，不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观念，而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这就是近代资木主义为什么只能在西方兴起而不会在东方，尤其不在中国产生的根木原因。

篇6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要素空间集聚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经济增长研究》（课题编号：08XJY008）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鑫，罗佳.从区位理论到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研究.山东经济，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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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在他的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针对经济发展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在这个古典模型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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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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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利斯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中将学术资本主义界定为“为保持或扩大资源，教学科研人员不得不日益展开对外部资金的竞争，这些资金用来进行与市场有关的研究，包括应用的、商业的、策略性的和有目标的研究等等，不管这些钱是以研究经费和合同的形式、服务合同的形式、与产业和政府合作的形式、技术转让的形式，还是以招收更多的、更高学费的形式。我们称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为学术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就大学和教学科研人员而言，涉及市场的和具有市场特点的行为。具有市场特点的行为指院校和教学科研人员为获得资金而进行的竞争，这些资金是来自外部资金和合同、捐赠基金、产学合作企业、教授的衍生公司中的学校投资，以及学生的学杂费。使这些行为具有市场特点的是他们从外部资源提供者那里通过竞争获得资金场。

如果院校和教学科研人员在这方面不成功，没有政府可依靠，他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市场行为就院校而言是营利性的活动，像获得专利以及随后的专利使用费和许可协议，以及衍生公司、独立公司、产学伙伴关系等具有利润成分的活动。”在这里，“资本主义”被定义为分配决策受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制度。尽管在许多人看来学术资本主义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笔者认为，这个概念引人注目地概括了大学面对的变革，比起像学术创业主义这样的用语，学术资本主义似乎更能抓住利润动机向高等教育界的渗透。用“学术资本主义”这个核心概念，可有效说明公立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新生环境的现实。这个环境充满矛盾，大学教师和专业职员日益在竞争的环境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他们的人力资本储存。在这个环境中，大学职员既受雇于公共部门，又越来越脱离公共的法人团体而逐渐独立自主。他们是在公共部门内部充当资本家的大学教师，也是政府资助的创业家。2004年，希拉•斯劳特和加里•雷兹在《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政府与高等教育》中，提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是一种基于专业化理念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是一个影响大学及其成员身份定位的文化系统，并从学术资本与新经济的关系、商标和理性的关系、在校大学生和教育市场的关系等方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构建了学术资本主义知识（学问）的制度体系。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成因分析

（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

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利斯通过比较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的异同，来说明全球经济的变化。（1）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得到新能源和发明的刺激，能源和发明把生产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地区，后工业的政治经济受到科学知识新进步的刺激，以计算机和电信为动力；（2）工业政治经济是沿着生产的福特主义或装配线模式来组织的，而后工业政治经济适用灵活的小批量或即时生产；（3）工业经济的核心组织单位是托拉斯或寡头垄断的公司，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经营，后工业经济的核心组织单位是跨国公司，保持着强劲的寡头垄断趋向，在全球范围运作；（4）工业经济条件下，工人没有受到教育，工作经常单调重复，而在后工业政治经济中是灵活的小批量生产，工作经常变化、有趣，且要求大量的知识和决策能力，其生产革新几乎经常依赖于受过大学教育的，通常是具有高级学位的人。全球化主要是指跨国的经济活动及其连带的文化及政治变迁。经济全球化同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竞争的水平相关，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跨越国界的扩张。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工业政治经济正在向知识经济转变，一些国家转变较快，成为赢家，另一些国家则会成为输家。大体来说，日本的兴起以及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动摇了21世纪主宰世界贸易的两极贸易关系。20世纪的贸易首先主要由英国主宰，二战后由美国主导。贸易关系呈两极，其中，大多数世界贸易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流动。20世纪70年代，随着老牌工业化国家失去了一些早期工业化以及帝国和新殖民所赋予的优势，世界贸易变得多极化了。

（二）国家高等教育与研发政策的推动

20世纪末的政治经济全球化正在大破过去100年发展起来的大学专业工作模式，学术工作的结构正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而发生改变。由于国家对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加剧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制订了国家高等教育与研发政策，这些政策最终重塑了教学科研人员工作以及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国家政策制定者通过减少政府支出增长的总比率以及在政府职能间重新分配资金来应对越来越多的对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一般来说，资金从可以自由支配的项目，也就是非政府公益性的项目上被拿走。再有，在可以自由支配的类别内，资金被重新分配给被认为可能直接有助于技术革新和经济竞争力的项目。这些国家的政策都把研发作为创造国家财富的来源，促进了学术资本主义———由教学科研人员和院校参与的市场和市场。随着高等教育更加紧密地融入市场，教学科研人员和院校逐渐丧失了自。由于资助基础研究的惯例被取消以及研发基金更多地投入商业研究，教授逐渐丧失了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的自由。教学科研人员和院校因政策方针和资源组合的改变而被推向和拉向学术资本主义。总的来说，技术科学领域获得资源份额，而不贴近市场的领域或者为国家的社会福利职能服务的领域丧失资源份额。

用教学科研人员的岗位、学生学额以及研究资金来衡量，技术科学领域成为高等教育的增长点。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斯劳特等通过考察英美澳加四个国家自1980年以来的政策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和研究生水平教育）、入学、课程和财政资助政策（本科生教育）。结果发现，这四个国家在高等教育与后工业政治经济的全球化相交点上都制定了类似的政策。四国的教育政策都转向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的学术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技术政策，转向集中资金于接近市场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课程政策，转向削弱学术机构和大学教师的自治的组织政策。由此可见，是国家政策在推进学术资本主义。以前由高校自由支配的资金被重新分配给那些被认为有可能直接贡献于技术创新和经济竞争的项目，技术科学领域获得了资源分配，而那些不同市场密切相关的领域，则失去了份额。在招生方面，院校开始为学生名额竞争投标，美国院校为吸引愿意支付高额学费的学生的竞争日益加剧。研究和开发被看作是国家财富创造的一个来源，教授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让位于有前期竞争性的研究、战略研究和目标研究。大学教师和院校日渐失去自治。

（三）资源依赖与国家高等教育财政的变化模式的加剧

国家高等教育与研发政策引起了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模式的变化，作者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的中学后教育的资金筹措进行了考察，发现“四国的高等院校似乎普遍地都在改变产生收入的模式，从一般的公共资助方式转向更高的学费、资金与合同、私人捐赠和其他有竞争性的资金来源。”所有的中学后院校都正在接受由于市场和具有市场特点的行为而不断增加的收入表明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研究型大学。温正胞、谢芳芳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正是创业型大学组织特性的源泉。学术资本主义是对当代大学与市场新型关系的精辟归纳，是对经济领域的商业文化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文化日趋融合的一种描述。”“学术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生存环境的变化与学术资本主义的日渐明显，大学、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促使高等教育系统追求组织上的转型，以便更好地生存与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随着各国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旗帜下对高等教育资金资助的减少和将市场机制导入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者与教授们不得不积极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诸如开设公司、充当企业顾问等，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完成原来依靠政府资助的研究任务，大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热衷于创业行为。尤其是那些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处于不利位置的高等教育机构，更倾向于以机构整体作为一个主体进行创业来实现原来需要政府资助的发展目标，创业型大学则是这种组织转型行动的集中体现。从学术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来看，在创业型大学出现之前，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市场与企业领域的管理方式与交易术语就已经进入。公共资金投入的削减与市场机制的引入是同步的，资金缺乏推动大学谋求新的资金来源，巨大的潜在市场‘拉’着大学走向资本主义。在政府对待大学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于政府对待企业方式的时候，大学也越来越像企业一样为‘赚钱’而从事各种研究活动。学术领域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清晰界限，‘象牙塔’与市场之间泾渭分明的原则，被学术资本主义象征性意义所覆盖，至少变得不那么明显。”

三、学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大学）的影响

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利斯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来说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能够用于像中学后教育这样的可以自由处理的活动经费的紧缩；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密切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占据中心位置；跨国公司和与产品开发、革新有关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跨国公司和老牌工业发达国家更多地关注全球知识产权战略。洪裕宏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学由追求真理、提供博雅教育、孕育文明创新的可能性与多样性、与产业界保持距离以及维持相当的自主性转变为“服务站”，提供市场需要的研发。学术研究之目的在强调创新研发，以提升全球在市场上之竞争力；强调高科技的创新应用研究，使得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发现与发明的分野模糊，科技研究同时是科学也是产品。知识与商品之间的界线消失了，知识即商品；与市场有关的研究，其经费有相当比例来自产业界，市场决定研究主题。大学教授研发新的产品，并试图将产品以各种形式卖给产业界。教授在校外组公司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大学的一部分与外面的产业界已没有清楚的界限。过去大学教授的名声主要来自出版重要论文，如今教授的成功主要来自市场的肯定。大学的自主性价值已被破坏，而与外界一般世俗与使用价值勾结；并非所以的研究领域都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并非所有教授都能从事市场化的研究。能与市场挂钩的教授，其研究经费充裕，设备新颖，廉价博士生劳力充沛，个人收入亦甚丰。这类型的教授不仅个人受益，而且在学校权力结构上占有较有利的位置，也能发挥较大的影响力。反观另一类教授，以文史为多，则穷态毕露，不受重视，在大学权力结构上无发言的地位。这形成了大学校园中的二种文化。翁福元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在于导致高等教育机构向私营部门看齐、向市场趋近、以盈利与绩效为衡量科研人员的表现，导致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失衡与大学管理模式的再造与重组，具体表现为：研究取向上由基础性研究转向应用性研究，经费使用策略上向运用各种商业和资本营运的手段以提高经费使用绩效转变，组织架构上向企业组织模式改变，研究人员行为模式由纯学术研究向利益交换转变，人才培育从博雅教育向技艺训练转变。

笔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学术的资本化，知识的产业化或商品化，这些对大学人才培养的模式（培养通才还是转才）、科学研究的取向（注重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科研成果转化是政府的行为还是大学的责任）、社会服务的方式（是全方位的、零距离地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还是遵循大学自身逻辑提供独特的服务）等都提出了挑战。其实这些争论归根结底还是关于大学价值是否中立的争论，这些争论一直贯穿着整个大学的发展史，如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只应该“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最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提倡巴斯德式的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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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本理论 理论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意义

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派别，最先出现于战后的美国。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最早的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是人力资本学说的奠基者和第一创始人；贝克尔则为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全资本的概念应该包括人、物两个方面，即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现实意义。它促进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它使人们认识到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它促进了国家社会、家庭及个人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和人口质量的普遍提高；同时它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理论已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支撑点。

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

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于现在经济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生产的客观事实[31，其理论和观点极具价值，并为现代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人力资本理论毕竟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它在反映社会生产的同时，有立足于西方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以服务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因此，人力资本理论必然带有西方社会的特征，具有阶级性和局限性。

1．人力资本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掩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首先，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通过受教育而获得了有用的知识和能力，成为熟练的、专门的劳动力，这就好比拥有了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成为了资本家。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人都有资本。人人都是资本家，不存在剥削关系。这显然是谬论。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剥削阶级和剥削就会一直存在于西方社会。其次，人力资本宣扬的是符合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差别需要的价值观念。它强调教育程度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认为造成工资差别的原因，完全在于受教育程度。因此，只要普遍提高教育水平，使教育机会均等就能减少贫困，并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它掩盖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本质原因。人力资本理论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彻底消灭不平等，只是想通过教育，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减少一些工资收入上的差别，使贫富之间的矛盾缓和一些。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理论实质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2．人力资本理论是对理论中“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的否定。人力资本理论没有摆脱资本创造价值的传统经济学观点。它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把劳动者的教育训练费用资本化，宣扬人力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都是创造利润的源泉。而认为，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生产资料和货币本身不是资本．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资本家占用并用作剥削手段时才化成资本。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一切社会财富和价值归根结底都是由劳动者的活动创造的。人力投资和物力投资诚然是生产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投资本身毕竟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只是把自身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而已。也就是说“进行生产的只有劳动；它是价值这种产品的唯一实体”。人力资本理论的谬论在于，抹煞了劳动创造价值的事实，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

3．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化了，把人等同于资本．贬低了人的价值，具有阶级局限性，它与理论中的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相违背。

正是由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所以要在理论的基础上深化对人力资本观的认识，以更好得运用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在理论基础上深化对人力资本观的认识

从马克主义理论出发，笔者对“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作出了如下界定：人力资本是指消耗了一定的人类劳动和物质生活资料所形成的价值。这种价值以道德修养、知识和技能等形式凝结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能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投入到生产中创造远远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

深化对人力资本观的认识，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资本”这一概念。认为，只有人的劳动即活劳动能创造价值，而资本(土地、厂房等)不能创造价值。资本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指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不是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人力资本不是这个意义层面上的资本。人力资本其本质是劳动力，它是能创造价值的资本。人力资本与“资本”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能创造价值，而“资本”不能创造价值，它是为剥削剩余价值而存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产物。

深化对人力资本观的认识，还应认识到劳动价值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首先，劳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唯一途径。人力资本的价值是消耗了一定的人类劳动和物质生活资料形成的，而且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其次．劳动是人力资本支出的唯一形式。人力资本不断以劳动力的形式投入到生产中．创造远远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总之，离开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就很难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