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贸易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5 18: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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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务农者减少,农业出现了萎缩,国内农产品自给率逐年降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不足的局面。日本政府为解决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放宽了对外国农产品的进口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商社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投入,用以开发、生产、进口适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日本把这一农产品贸易形式,称之为农产品的“开发输入”。
中国的农产品供给状况与日本大不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剩余。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战略。中国的这一农业发展战略恰恰迎合了日本的农产品“开发输入”,并且,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商社从中国开发进口农产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逐年增加,日本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总金额是28.8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73.9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2.6倍。特别是生鲜蔬菜进口增长十分迅速,由1992年的2.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36.3万吨,8年间增加了12.5倍。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在增加,特别是种子出口,从1997年的58吨增加到2000年的207吨,3年间增加了3倍多。日本在中国的农产品“开发输入”,不仅促进了中日农产品贸易量的快速增加,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过去的研究证明,日本在中国的蔬菜“开发输入”,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效益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益
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出口国将农产品出售给进口国,贸易双方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并不涉及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本从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开发进口,则是双方为了贸易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形成了贸易与开发生产一体化的贸易新形式。这种贸易形式主要有3个基本特征:日方商社以订单形式向中方企业订购产品,日方提供生产订购产品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日方的技术指导进行,产品质量标准必须完全符合日方要求;所生产的合格产品全部由日方商社进口到日本。
日本在中国开发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有:肉食加工品、面食加工品、蔬菜(包括蔬菜加工品)等。其中,蔬菜的开发进口量约占从中国进口蔬菜总量的70%。在蔬菜的开发进口中,日本大葱是鲜为人知的产品,200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3.7万吨大葱中有90%以上属于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日本大葱品种。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还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都是从分析一国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人手,阐述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因。而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贸易双方形成了贸易与生产开发有机结合的跨国经济体系。在此情况下,仅仅考察一国的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显然已经不能正确解释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因,中日间的农产品贸易开发亦是如此。为此,我们用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实际,考察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配置效益,揭示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动因。
(一)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过程
日本大葱以脆、甜为其特点,适合日本人的食生活习惯,是日本主要蔬菜品种之一,全国年消费量超过50万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大葱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保持平衡,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减少,机械化程度低、手工劳动量大的大葱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日本大葱生产量减少,价格开始走高,在此情况下,日本农产品商社开始把目光放在海外开发生产上。1996年以前,日本的大葱“开发输入”主要来自于台湾、韩国,1996年日本大阪一家农产品商社与中国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家蔬菜加工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开始了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方公司与中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日方公司为中方公司提供所需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中方公司提供土地、劳动力、生产设施等,按照日本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第二,双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的产品,由日方公司按合同价格全部收购出口到日本,中方公司无权自行处理。1996年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成功后,由于日本大葱与普通蔬菜相比生产效益好,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同时,由于开发生产的产品质优价廉,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欢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进行开发生产的公司不断增多,开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开发进口量由最初的1千吨增加到2000年的3万多吨,短短的4年间增加了30倍以上,这种旺盛的贸易生命力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二)中日两国日本大葱生产中的资源效益比较
表1是中国及日本生产日本大葱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日本生产大葱的产出价值是中国的2倍多,但由于日本的劳动力资源紧缺,生产大葱投入的劳动力价值皇中国投入劳动力价值的近15倍,所以,日本农户生产大葱低于中国农户生产日本大葱的收益。不过,如果是中国农户生产中国大葱,其效益并不能达到生产日本大葱的效益,原因是日本大葱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品质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大葱种子技术含量高),品质好带来了高价格、高收益。当然,效益好的原因还有国际市场的因素。但是,中国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所取得的高收益,可以说是日本的农业技术资源与中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跨国优化配置的成果。
(三)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效益分析
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项目,虽然比一般作物投资大、成本高,但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品质好,并且全部销往日本市场,所以,其经济收益明显高于国内普通种植业生产项目。表2是我们对日本大葱生产基地农户不同生产项目的收益情况调查。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土地收益率或者是劳动收益率、资金收益率,日本大葱生产比粮食生产、中国蔬菜生产都成倍提高。这种土地、劳动、资金收益率的提高应该说是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促进了大葱生产资源及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优化配置,产生了国际资源优化配置效益。
三、结论
从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可以看出,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贸易关系,贸易同生产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贸易双方进行了贸易产品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于促进两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强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生命力,取得了双赢的效果。目前,这种贸易形式虽然局限于部分农产品。但是,应该看到,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形成的中日两国农业互利合作、协调发展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如果推广到中日农业的全面合作上,可以避免或减少目前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中日农业战略互惠关系,共同应对因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业衰退——农产品短缺的危机。
篇2
本文首先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总结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对WTO贸易规则框架下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改革的比较分析,认为目前农业保护仍然广泛存在,进而阐述了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最后,就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农业政策;改革WTO;协调机制;政策建议
一、导论
(一)选题意义
农业和农产品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各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农业历来是各国政府保护的重点。农业保护严重扭曲了农产品贸易,使各国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贸易保护、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经过艰苦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农业协议》,奠定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从《农业协议》开始实施至今,各国遵照《农业协议》履行承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得到推进。但同时,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谈判中加以完善。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9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作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同时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为此,深入研究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遵照国际协议调整国内农业政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全面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国内农业安全以取得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牢固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如特丽?西库勒(TerrySicular)(1989)结合当时中国农业的衰退趋势,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增长进行了探索,提出非农业政策可以加强或破坏农业计划,建议中国建立考虑全面和注重协调的有效农业政策,并把农业放在与其他产业平等的地位上;曹苏峰(1998)以翔实的数据深入分析了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速度、价格变化、贸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结构变化;田维明等(1999)通过GTAP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分析了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不同的政策选择对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扩大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民福利水平;罗余才(1999)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总量与产品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张汉林(2003)则在介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争端情况进行了总体阐述,重点分析了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受理的一些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例。
综上所述,虽然许多学者从农业产业地位、农业政策选择、农产品贸易结构及农产品贸易争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中缺少以农业政策变化及现有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的论述。本文试图以比较不同国家农业政策的改革、分析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进行论述。
(三)结构安排
论文的第二部分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历程,并总结出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论文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的改革,认为尽管在《农业协议》的约束下,这些国家的农业政策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农业保护倾向。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第四部分阐述了使农业保护主义得以生存、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对其进行完善的措施。论文的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四)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篇3
(一)中日韩农产品贸易结构比较本文采用HS(协调制度)分类体系的两位数指标来对产品进行研究。从农产品出口结构看,中国农产品出口排在前列的是HS03(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HS16(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制品)、HS07(食用蔬菜)、HS20(蔬菜、水果等制品),2002~2012年间4种产品出口份额都在10%以上,并且出口份额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出口的主要农产品均属劳动密集型,与国内的劳动力数量充裕有关。日本在HS03(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HS21(杂项食品)、HS16(肉、鱼及其他水生动物制品)、HS24(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饲料)上出口份额较大,2012年HS03(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产品出口份额高达22.08%,这是因为渔业是日本的传统出口产业,日本政府为稳定和发展渔业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韩国的HS03(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HS21(杂项食品)、HS19(谷物粉、淀粉或乳制品)、HS22(饮料、酒及醋)出口份额较大,其中,HS03(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产品出口份额最大,2012年,其出口份额达24.88%(见表3)。与日本类似,韩国是世界主要的渔业出口国,除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外,韩国政府增加了对渔业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近年来随着韩国工业化的发展,HS21(杂项食品)产品出口迅速增长,10年间出口份额增加了6.55个百分点。从农产品进口结构看,中国进口份额位于前三位的是HS12(油籽)、HS15(动植物油)、HS52(棉花),2012年HS12(油籽)产品的进口份额高达34.61%,值得注意的是HS52(棉花)产品的进口份额增加最快,10年间增长9.15个百分点,增速达21.4%,这些都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日本进口的主要农产品是HS03(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HS02(肉及食用杂碎)、HS10(谷物),2012年三种产品的进口份额达到10%以上,由于日本居民对谷物产品消费能力很强,而受自然条件和国土面积狭小的限制,谷物供给能力不足,所以日本需要大量进口谷物产品满足国内需求。韩国农产品进口结构与日本相似,进口份额较大的产品是HS10(谷物)、HS03(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HS02(肉及食用杂碎),2012年,HS10(谷物)产品的进口份额高达16.72%。
(二)中日韩三国间农产品贸易流向比较表4显示的是2002~2012年中日韩三国间农产品贸易出口额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2002年中日韩三国间农产品出口总额为96.4亿美元,到2012年出口总额达到204.1亿美元,增长2.1倍,年均增长率是7.7%。中日韩三国出口规模都在扩大,其中,中国出口增长迅猛,2002年中国对日韩出口额为75.6亿美元,占中日韩三间农产品贸易出口比重的78.4%;2012年出口额大幅上升至161.4亿美元,比重增加到79.1%,中国在三国农产品贸易间的重要性日渐突出,日韩对中国农产品的依赖性有明显的上升态势。同时,韩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额也在迅速增加,特别是对中国出口从2002年的1.7亿美元猛增至2012年的10.9亿美元,年增长率到达20.4%,高于中日韩总体农产品出口增长水平。
二、中日韩农产品的竞争性比较
(一)相对比较优势Scott和Vollrath(1992)提出相对贸易优势(RTA)指数,其公式如下。该指标将进出口结合起来,不仅计算了一国的出口优势,同时也考虑了进口需求结构,充分表现了一国所有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对日韩农产品的相对贸易优势指数都为正值,表明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相比日韩较强,但中国竞争力随时间推移有下降的趋势,2002年中国对日韩农产品的相对贸易优势指数为9.45和2.78,2012年相对贸易优势指数下降到4.19和1.23,主要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农产品进口增加迅猛,这减弱了中国对日韩的相对贸易优势。日本与韩国在开展农产品贸易时处于劣势,2002~2012年间,日本对韩国农产品的相对贸易优势指数均为负数,农产品不具有比较优势。表6显示的是中日韩三国两位编码细分产品的竞争关系。中国大多数农产品比日韩具有相对贸易优势,HS16(肉、鱼及其他制品)、HS05(其他动物产品)、HS20(蔬菜、水果等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HS07(食用蔬菜、根和块茎)具有较强出口优势,其中,HS16(肉、鱼及其他制品)产品相对贸易优势指数最高,2012年相对贸易优势指数达到6.09;中国相对出口劣势明显的是HS12(油籽、籽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HS15(动植物油)、HS21(杂项食品)、HS24(烟草及其制品),2012年HS12(油籽、籽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的相对贸易优势指数为-11.14。日本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品是HS21(杂项食品);而韩国在HS03(鱼及其他水生物脊椎动物)、HS24(烟草及其制品)产品上竞争力较强。从结果可以发现:第一,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如HS20(蔬菜、水果等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HS07(食用蔬菜、根和块茎);而在土地密集型产品竞争力较差,比如HS12(油籽、籽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HS15(动植物油);日韩在以上两种农产品类型上均不具有比较优势。第二,从指数变化来看,中日韩的农产品对外贸易与三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相一致,反映出要素竞争优势,并且随着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增强。
(二)产品相似度由于各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存在差异,贸易总量的比较并不能全面反映出口国之间的竞争程度。因此,一般使用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来衡量两国或两组国家在第三市场或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计算公式为。从表7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总体农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较低,其中,中日、日韩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连续11年均小于1,表明中日韩的农产品贸易出口结构存在差异,竞争并不激烈,农产品贸易以互补性为主。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与日韩农产品贸易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变化不大,说明中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与日韩开展农产品贸易,出口商品差异性越来越大。本文利用贸易数据计算得到中日韩三国2002~2012年的出口相似度指数。通过表8可以发现:第一,中日韩三国细分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数普遍较低,只有HS16(肉、鱼及其他制品)、HS21(杂项食品)的指数在个别年份超过10,而多数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始终小于1,这说明中日韩在细分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性不大,贸易的互补性较强,未来开展农产品贸易的潜力很大。第二,中日韩细分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数总体没有较大幅度变化,这说明三国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不大,产品出口差异性比较明显。第三,中日韩细分产品的竞争程度不同,中国与日韩在HS16(肉、鱼及其他制品)产品上竞争性较大,2012年中日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达到11.9;日韩在HS19(谷物粉)、HS21(杂项食品)HS22(饮料、酒及醋)、HS24(烟草及其制品)产品上有一定的竞争性,10年来这四种产品的指数都大于6。
三、农产品贸易问题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的地位
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没有任何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协作(FTA/EPA)能够避开农业问题。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展开了多轮的研究,但在农产品问题上一直无法形成共识,十分不利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农产品问题始终是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首要难题和主要障碍。在日本和韩国,农业部门被划分为典型的弱势产业,日韩是世界上采取农业保护政策最严厉的国家。这不仅体现在进口限制上,也体现在两国对农业扶持政策和农产品出口的巨额补贴上。目前,日本和韩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OECD)中处于农业支持水平最高的国家之列。日韩两国的农产品平均关税高达21.8%和47.8%(我国农产品关税为15.1%),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障碍重重。中日韩是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三国都十分重视农产品贸易发展。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公布的2012年农产品贸易统计资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出口国和第四大进口国,而日本和韩国是第三大、第七大进口国。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中国是韩国农产品进口额排名前四位的国家。由于中国的农业资源总量大,农业生物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多样化,农业生产能力远高于日本和韩国(田维明,2007),因而三国对于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持有不同的立场。日韩两国对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持消极的态度。日韩非常担心敏感商品在市场开放后受到冲击,特别是日本关注中国大米等更多的廉价农产品。而中国则希望利用农业方面优势以弥补其非农业方面的弱势,对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问题十分关注,对于开放农产品市场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中日韩应客观、理性地看待农产品贸易保护问题、做出具有战略眼光的抉择,着眼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互予互取。在现阶段,应暂时搁置大米等敏感度高的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承认动植物检疫等非关税措施限制交易的问题,更加具有实质性意义,在互补性关系中增进区域内农产品交易,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中日韩应借鉴世界各国已达成的自贸区经验,对农业与非农产品以不同的“揽子”来处理,对某些非常敏感和比较敏感的农产品可采取分类、分期降低农产品关税的安排。同时,建立农业合作共赢机制,通过利益调整缓解中日韩部分农产品行业损失。
四、解决农产品贸易问题的对策建议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三方还存在严重分歧。从本文分析得出中日韩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存在差异,三国之间存在较强的贸易互补性。目前中国是日本和韩国进口农产品的重要来源,而日本和韩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从发展前景看,农产品贸易的开放是大势所趋。针对自贸区谈判中农产品贸易问题,需要三方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寻求最佳方案,共同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一)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自贸区进程中国国土资源辽阔,相对于日本和韩国,在农产品上具有明显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优势。在建立中日韩自贸区进程中,只有日韩两国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中国才有可能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实现更大的开放。因此,相对于日韩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处于主动地位,有条件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角度来推动自贸区进程,保证中国经济和农业在未来获得有利的发展空间。
(二)加强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中日韩在农产品的要素禀赋、市场和贸易结构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三国应立足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和拓展农业领域的合作。中国拥有相对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劳动力,在果蔬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日韩则在农产品育种加工技术、企业管理及资金等方面具有优势。通过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在自贸区内日韩两国一方面可以从中国获得价格低廉的、市场短缺的农产品,满足本国的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引进吸收日韩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农产品质量,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实现农业产业规模经济,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打破高技术贸易壁垒,促进区域内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
(三)建立农产品贸易协调共赢机制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中日韩三方应当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对话磋商,最终实现共赢。可以考虑以农业部门牵头建立一个三方共同委员会,定期召开农业部长会议协商解决农产品贸易问题。建设中日韩三方信息交流平台,加强农产品贸易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方面的交流,交换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价格等相关信息,从而指导本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及时解决贸易中出现的质量监督、动植物检疫等非关税贸易问题,防止形成贸易摩擦,促进三方农产品贸易共同发展。
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农产品绿色贸易;发展战略
绿色壁垒已成为新时期制约我国农产品贸易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如何冲破绿色壁垒、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已成为急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一、现阶段实现农产品绿色贸易和加速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建立在现代农业资源、生产、贸易、环境和人类消费需求变化以及上述各方面间和谐统一基础之上的现代农业生产贸易方式,是现代农业可持续生产、经营和贸易活动过程的总和。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农业增长国际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农业经贸史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和最终选择,是农业贸易与环境和谐统一的客观需要,也是发展农村区域特色经济的必然要求。
加速区域经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地域间不均衡性和产品与服务不完全流动性决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时候都具有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利用地区资源优势,集中和发展规模经济,减少产品与服务的转移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促进农产品国际间贸易的必要性。经济全球化加快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循环,为稀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置换与整合创造条件。区域经济集团化使区域经济集团组织在自由贸易、关税、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区域同盟成员之间的资源配置优化,经济上互补、互利、互惠,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基础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初期不具备推动所有农业产业和所有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资本、技术和其他资源,政府对农业各地区、各部门或各产业进行广泛的、大规模投资是不现实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难做到地区均衡发展,因此,区域农业经济非均衡发展也就成为客观现实。区域农业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地加速发展地区绿色农业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生产和贸易。
农产品绿色贸易不仅是当前和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当前和今后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当今,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贸易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战略制定来推进农产品绿色贸易和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
二、农产品绿色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
(一)实施农产品绿色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农产品绿色贸易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农业经济发展史实质上是农产品贸易战略变化的历史。从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的阶段看,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依附阶段、自主阶段和战略阶段等三个不同的贸易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小,农业问题已不再是农业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把农产品贸易发展看作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从社会经贸发展史看,贸易与环境和谐统一是现代社会经贸史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和最终选择;从国际农产品贸易协议谈判看,国际贸易协议谈判中,农产品贸易谈判历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焦点问题;从当今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看,近年来由于国际农产品绿色贸易的兴起和绿色贸易壁垒的抬头,使我国农产品贸易受到严重挫折。以福建农产品贸易为例,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2001年全省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下滑到156376万美元,比2000年的170041万美元下降了8个百分点。因此,农产品绿色贸易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战略问题。
(二)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贸易和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制约我国农产品贸易和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国内农产品自身品质、质量与安全性等方面的问题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影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系不健全是主要原因。表现在:第一,农产品产前、产中的安全卫生与过量用药的污染问题。化肥、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等过度使用严重影响农产品品质、质量和食品卫生安全。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有害微生物等严重影响茶叶、蔬菜、水产品等大宗农产品出口贸易。第二,农产品无公害生产技术水平不高问题。一是环保安全型生产资料少。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造成产品污染严重的常规肥料、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等,市场份额占到95%以上,用于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不足5%。二是缺乏相对完整、配套、可操作的农产品安全生产过程控制技术体系、标准和具体措施。一些无公害生产基地、绿色食品基地、有机食品基地,由于缺少无公害型的农用生产资料作为技术保障支撑,产品质量名不符实。三是产品检测技术与手段落后。农产品质量控制手段相对薄弱,已有的检测技术和各种设备重点是针对产后商品的安全性检测,普遍忽视了产前、产中生产过程控制的质量检测。第三,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与发达国家差距问题。我国现行制定的有关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标准等项目少,标准也相对低,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长期以来,我国技术标准体系落后,技术标准水平低(现有国家标准中,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标率为43%),技术标准更新慢(现有国家标准中有一半应废止和急需修改),尚未形成有效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等,严重影响农产品出口质量和产品竞争力。第四,农产品产后加工、储藏保鲜技术落后,产品流通、市场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品种较单一,成熟期过分集中。初级产品直接上市多,产品出口主要以初级产品形式为主;产业化程度不高、产品营销方式落后,如,大多数果农还停留在果熟才找出路的无序竞争阶段;储藏、冷冻、保鲜技术不过关,不符合标准规定的保鲜剂应用影响品质;流通运输条件差,产品长途运输影响质量,产地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建设落后;农产品地区市场结构雷同、产品缺乏特色;农产品出口地区过于集中等。
(三)农产品绿色贸易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1.农产品绿色贸易是现代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动力源泉农产品绿色贸易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和深远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动力源泉。发展绿色农业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是现代农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绿色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第二,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克服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危险性的重要途径。传统以粮食为主的自给农业,是一种土地密集型产业,并以资源消耗的增加为农业增长的基础。随着土地及其它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机会成本不断增加,农业产业比较利益不断降低,使传统农业增长方式最终难以为继。第三,农产品绿色贸易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发达国家依靠技术优势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标准,限制国外农产品流进本国,只有大力发展农产品绿色生产,发展区域特色农业经济,才能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效打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第四,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实现区域经济由梯度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转移的必要途径。受边际投资回报率递减规律的影响,随着发达地区某一阶段农业外向型绿色经济的边际投资回报率递减和不发达地区农业边际投资回报率的递增,发达地区农业投资增加最终会过渡或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由梯度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的转移。
2.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农业增长国际化的重要前提首先,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有利于改善农业的贸易环境,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使农业的贸易免受其他国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的种种歧视及农产品进出口带来的压力,降低农产品贸易的谈判成本和交易成本,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有利于推动农业的对外开放,为国外投资者创造更为宽松、透明、稳定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使农业贸易获得主动权,维护农业及农民的利益。其次,农产品绿色贸易有利于区域农业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农产品贸易可以从世界范围解决农产品供求平衡问题和有效配置稀缺农业资源问题,有利于促进各国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为农业增长国际化提供了从世界范围寻求要素资源与产品市场的空间和机会;有利于使农业增长从国际国内分工和产业转移中获得结构调整、外向发展的机遇,实现供给创新,创造新的需求,开拓新的市场;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根据当地自然资源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和产品布局调整,压缩、淘汰那些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解决适地适种或适养问题,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3.农产品绿色贸易是适应WTO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加快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循环,为我国相对富余的劳动力要素与稀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置换与整合创造条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也在迅速发展。区域经济集团化使区域经济集团组织在自由贸易、关税、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通过区域集团组织的协议、条约等形式在资本、技术、商品、信息等领域进行合作,实现区域同盟成员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经济上互补、互利、互惠,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是适应WTO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4.农产品绿色贸易有利于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区域农业生产水平从农业国际间技术和产品的交流角度看,农产品贸易是获得农业技术外部经济和资本外部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在经济成长过程中,其相对优势会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转移。农产品绿色贸易,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的贸易和交流,可以有效促进农产品生产水平和技术的提高和进步,克服国际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有效促进农业技术引进、创新和交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提高。因此,在不妨碍我国自主发展能力的前提下,要积极鼓励外国农业高技术产业公司来我国投资,并在地域上集中布局,以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同时,积极帮助国内农业新兴、幼稚产业和中级产业的发展,培育农业后劲产业,为农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
5.农产品绿色贸易是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的必然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制定了先出口环境资源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发展战略,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正确地处理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走社会、经济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一,实现农产品绿色贸易有利于保护贸易环境,减少、消除污染和环境破坏,维护动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健康,维护生态平衡,是实现农业生态文明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共生与循环的不可逆转趋势。第二,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农业国际化发展趋势的要求。随着农业国际贸易环境的不断优化,关税和非关税限制逐步减少,自由贸易原则得到贯彻,绿色贸易政策的透明度逐步增强,农产品绿色贸易成为实现国际贸易的自然要求。第三,农产品绿色贸易是人类消费需求变化的结果。人类消费需求变化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将集中表现在具有优质、卫生安全、便利和品种、风味多样化等特征的产品上。
6.农产品绿色贸易符合比较利益原则,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农产品绿色贸易是实现农业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参与国际、国内分工与合作的重要途径。我国人均水资源是世界的1/4,人均土地资源是世界1/3,人均森林资源是世界的1/7,人均草地资源是世界的1/2-1/3,人均海洋资源是世界的1/4,通过实现农业国际化,可利用国际资源解决中国农业资源不足的问题,将自身资源配置到能发挥最大效率的地方,从而促进农业提高比较效益。
7.农产品绿色贸易是我国农业实现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实行负保护,农业为实现工业化发展资本积累提供重要来源,农产品出口仍是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我国农业部门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是一个不断作“贡献”的部门,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通过价格支持、收入补贴、市场收购等方式对农业部门进行较大程度特别保护和支持,只有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和特色,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才能有效保护农业本身发展,促进二元结构的根本转变。
三、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的战略构想与对策措施
如何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呢?本文认为其指导思想应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促进农产品绿色贸易为基本指导,以科技为依托,实施区域优势发展战略、国家(区域)技术标准战略、科技与市场一体化发展战略、项目工程带动战略以及打造绿色贸易区等为主要战略内容,加速区域经济发展,推进农产品绿色贸易,以点带面、梯度推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由梯度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转移;重视发挥政府在区域优势发展中的战略指导作用,重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体系创新相结合,有目标、有重点、按步骤、分阶段地发展农产品绿色贸易区;重视加强贸易环境立法和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促进区域贸易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绿色壁垒,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全面提高区域农产品质量和生产、管理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循环、可持续发展。具体对策如下:
(一)发挥政府在区域优势发展中的战略指导作用,促进农产品贸易和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由行使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投资与发展环境职能上来。发挥政府在区域优势发展中的战略指导作用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
1.要重视做好六个结合一是把区域优势发展总体战略的选择、制定同区域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设计、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方向的设计和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时空布局及平衡发展结合起来;二是把区域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体系创新结合起来;三是把提倡发展绿色贸易、鼓励绿色产品生产和销售及促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同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结合起来;四是把促进提升农产品品质质量、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同国内农业的扶持和保护结合起来;五是把促进国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同加快环境法制建设的步伐、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结合起来;六是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同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2.要正确处理好观念更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体系建设间的关系观念更新是实现绿色贸易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观念更新,才有目标、手段和方法的更新。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贸易的重要依托。技术创新是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和最有效方法。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高所表现的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农产品质量(包括安全性)高的优势和农产品花色品种多、精深加工产品的优势等这三个方面优势的发挥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物化过程的劳动消耗,可以减少单位农产品生产的劳动支出,可以以同样多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收益,或以较少的投入获得同样的产品和收益,从而达到单位农业资源利用率和效用满足度的提高,并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科技进步又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先决条件,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质量差、品种花色少、缺乏加工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制度创新是实现绿色贸易的关键。制度创新是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制度创新可以合理整合、利用各种优势的资源,提高资源生产利用效率,发挥比较效益和规模效益;通过制度创新可以调整生产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的产品分配过程,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促进资源和产品向有效资源利用的部门或产品生产的部门和方向转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益;通过制度创新可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提高绿色产品、绿色生产和绿色经营的法律意识,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通过制度创新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组织创新和体系建设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贸易的重要环节。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体系建设和管理创新是实现制度目标的根本和重要保证。
3.发挥政府战略指导作用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二要成立实施“绿色农业工程”统一领导机构和组织管理协调机构。制定区域项目发展规划和总体目标,确立重点项目发展的主要内容以及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实施步骤,组织项目的落实,协调项目的管理,组织监督、检查、评定项目的进展与完成质量等。三要加强政府对发展绿色经济的扶持力度。从减免农业税费、增加农业科技教育投入、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成本、降低农产品市场流通成本、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给予积极扶持。四要特别重视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要加快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地区特色的农产品,不断增加农产品的花色品种;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业;要打好非转基因农产品的牌子,增加非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出口;要增加农产品的文化含量,丰富农产品的文化内涵,并以此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建立农产品国家(区域)技术标准体系,实施技术标准战略
把建立农产品国家(区域)技术标准体系提升到发展战略高度,作为区域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的关键内容。要特别重视制定农产品国家(区域)绿色技术标准体系,把它列入区域科技发展规划。建立农产品区域绿色技术标准体系是全面、合理、科学地规划、配置、利用区域内农业科技资源以及其他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全面提高区域科技水平、实现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措施。长期以来,我国技术标准体系落后,技术标准水平低,技术标准更新慢,尚未形成有效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等,严重影响农产品出口质量和产品竞争力。
建立农产品国家(区域)技术标准体系,要以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核心,以实现蔬菜、水果、茶叶、水产等大宗农产品出口为突破口,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建立食物安全生产基地为依托,以生产过程源头控制为切入点,以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依法加强质量监测管理为手段,力争用较短时间基本上解决我国农产品品质和污染物超标问题。当前首要任务是建立大宗农产品绿色技术标准体系,要加快制定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参照世界著名(权威)产品认证机构和主要产品认证制度,在广泛开展农产品贸易国际技术法规、标准的搜集和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产前、产中、产后标准相配套的原则,通过规范技术,制定食物安全生产技术规程,包括种子种苗技术、施肥技术、植物保护技术、栽培管理技术、食品加工、运输、储存等技术措施。加强现有标准修订工作,引入竞争机制,清理和修订过时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推进高新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要积极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加大对采标项目的资金投入,保证国际标准转化工作任务的落实。对涉及人身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要保证实施效果。要加强采标示范,扩大标准化示范规模。
(三)整合科技力量,创新科技与市场一体化发展体系
整合科技力量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首要环节,是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要把整合科技力量同建立新型的农业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推广的科技支撑系统结合起来,同建立科技与市场一体化发展体系结合起来。整合科技力量要重视机制创新,鼓励多学科联合协作攻关,鼓励产、学、研结合,降低技术创新与技术流通应用成本。
当前要特别重视把整合科技力量与确立技术发展目标和优先领域结合起来。要重视加强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综合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重点加速新型无公害农产品替代肥料、农药、饲料添加剂技术的研究和创新,研究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过程控制关键技术、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标准技术和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检测的技术和设备,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全程控制高技术成果。重点包括优质品种选育、产地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以及安全生产、加工与卫生技术;生物农药、生物肥料及生物防治技术;高效、低残留(化学生物)农药、作物生长调节剂和新型高效专用复合肥、叶面肥技术;城郊农业和设施农业中的无公害生产技术;微生物肥料技术、基因工程疫苗、生物有机肥料、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农产品信息、安全、预警、预报的网络体系建设技术等。要加快建立农业环保技术研究中心,从无公害新型肥料、农药、饲料添加剂入手,分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无公害农业的发展。要积极促进技术扩散、技术推广,重视建立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按照“五统一”(统一环境质量、统一关键技术、统一规程标准、统一监测方法、统一产品标识)的要求,重点创建一批无公害蔬菜、水果和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加强产地源头控制。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扶持专业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中介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产销顺畅。要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与大专院校联姻,创办农业生产基地、科技示范园、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基地示范、企业带动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
(四)建立农产品绿色贸易区,实施区域优势发展战略
任何一个地区都具有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区域经济优势的必要。建立农产品绿色贸易区,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施区域优势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是克服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由梯度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转移的有效措施。要重视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重视建立绿色贸易经济区、绿色贸易特区、闽台农业绿色贸易区等绿色贸易经济区。要明确区域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地发挥优势,提高质量;要善于抓主要矛盾,重点治理,以点带面,梯度推进;要把打造“绿色特区”同实施梯度推进战略结合起来。
第二,重视实施绿色项目工程带动发展战略。要积极促进绿色基地建设、绿色园区、绿色示范区建设;要积极组织实施包括项目组织多元化、推广形式综合化、推广措施一体化的工程项目,促进区域综合生产开发能力的提高。
第三,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针对南北、东西的差距,积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如水产品、畜产品、蔬菜、水果、花卉、烤烟等)的调整,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快发展步伐,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努力开拓国际高档农产品市场,积极改善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等条件。加快建立大统一、大流通的市场体系,减少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培植和扶持一批农产品营销公司,树立名优农产品形象,建立生产、经营连锁店。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战略调整,应在保证安全供给的条件下适当减少生产,调整资源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农产品的生产布局。要建立农业结构调整支持制度,鼓励和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转化,既要保证粮食安全供给,又要促进粮食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重点加强落后产区的技术培训,通过规范技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区域生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并与国际接轨。
(五)加强体系创新与制度建设
1.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包括加强生产监管、市场准入体系建设和保障体系建设等内容。
第一,加强生产监管。一要强化生产基地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创建一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加强动植物无规定疫病区建设;二要净化产地环境,加大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力度,严格控制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重点解决化肥、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的污染;三要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建立农业投入品禁用、限用公告制度,严厉打击制售和使用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行为;四要推行标准化生产;五要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扶持和发展专业技术协会、流通协会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经纪人队伍,促进农业产业化,以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生产,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农产品品种布局和结构,全面提高农产品生产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
第二,推行市场准入制度。一要建立监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农产品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的监测,确保上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二要推广速测技术。在全国大中城市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开展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检测技术,推广速测技术,公布检测结果。三要创建专销网点。在国家和省级定点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连锁超市推进安全优质认证农产品的专销区建设,积极推进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连锁经营和集中配送。四要实施标识管理。推行产品分级包装上市和产地标识制度,对包装上市的农产品,要求标明产地和生产者(经营者)。五要实行追溯和承诺制度。按照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可相互追查的原则,建立农产品生产、经营记录制度,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制度。
2.加快完善保障体系建设第一,要健全标准体系。按照产前、产中、产后标准相配套的原则,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及时清理和修订过时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抓紧制定急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第二,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检疫、检测体系建设。有关职能部门及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快配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疫、检验和检测设备,制定相关制度,培训人员,强化检测手段,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和纠正。要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积极引进先进的检测技术和设备,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检验检疫方面的差距。第三,要加快认证体系建设。整顿绿色产品市场,规范绿色产品的认证、发证工作;加强认证机构建设,重视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提高认证工作的权威性;做好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和标识管理工作。第四,要加强生态环境污染监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建设。尽快启动农产品食品污染监控和预警系统,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加强研究收集国外的绿色壁垒条款、措施,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并及时地将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做好防范工作;加强国际合作,开展南北对话,建立环境与贸易协调的良性机制,及时向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和使用者提供质量、安全、标准、品牌、市场等方面的信息。第五,要加强管理机构与服务队伍建设。加快标准化研究及管理机构的整合,建立起布局合理、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标准研究和信息服务格局,提高标准化工作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
3.加强与绿色贸易有关的环境法制及制度建设要加快建立贸易与环境法制建设专门机构,加速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要健全环境标准体系,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志制度,促进环境标准与国际接轨;要提高贸易与环境执法水平;要积极鼓励技术创新,扶持绿色产业。
4.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农业国内政策支持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农村新一轮改革。要建立健全一个能适应新阶段和农业国际化要求的集中、高效、协调的农业管理体制。要积极培育农村市场经营主体,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扶持龙头企业、专业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使其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重点抓好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体系建设,鼓励组建农业行业技术协会、商会等组织进入流通行业。加强农业国内政策支持,要用好农业协议“绿箱”政策条款,强化对农业的投入支持,重点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质量标准和市场信息等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农产品加工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要加强农产品安全宣传培训,从正反两方面对食物安全生产和市场情况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在《农民日报》或《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开辟“食物安全”宣传专栏,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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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对策
1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及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1.1食品安全、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法规
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整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既规范着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同时也将不符合标准的国外产品挡在了国门之外。例如,日本依据《食品卫生法》、《植物防疫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对入境的农产品及食品实行近乎苛刻的检疫、防疫制度。对于植物检疫,凡属日本国内没有的病虫害,来自或经过发生该病虫害国家的寄生植物和土壤均严禁进口。作为食品或食品原料的动植物、农产品还需要接受卫生防疫部门的食品卫生检查。对于强制性检查食品,要逐批进行百分之百的检验。对不同时间进口的相同商品,则规定每次必须检验,而对日本国内同类产品只需一次性检验即可。目前,我国蔬菜出口正遭遇此类限制。
1.2质量标准、食品标签和包装要求
目前,发达国家仍然在不断升级质量检验标准,检测项目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是世界上食品标签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食品标签多达22种,且逐年修订补充。美国要求所有包装食品应有食品标签,澎化食品还要有营养标签,必须标明至少14种营养成分的含量。再如日本,从前设定的进口农产品残留物限量标准是63种2470项,而今年实施的“肯定列表”则新增了51392个限量,涉及264类食品中的734种化学品残留,同时禁止使用15种农药、兽药,这使得农产品检测项目成倍增加。日本是我国食品、农产品出口的大市场,占我国食品、农产品出口总量的32%,“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大幅抬高出口技术门槛,直接影响我国近80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额,涉及到6000多家出口企业。
1.3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要求
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绿色包装”和标签要求、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例如,1995年4月,发达国家要求实施《国际环境监查标准制度》,要求产品达到IS09000系列标准体系,还要求使用“绿色环境标志”,例如,德国的“蓝天天使”、日本的“生态标志”和欧盟的“欧洲环保标志”等。动物福利问题则尤其为欧盟所重视,例如,鸡场饲养密度一般为12只/m2,欧盟却提出每平方米只能养10只,理由是密度太大,鸡会感到不“舒适”。由此养殖成本增加,形成贸易壁垒。
1.4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美国由于占据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持积极态度,而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则坚决反对,由此也引发了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的讨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呈日益升级的趋势。例如,日本自2003年起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销售。“大米身份认证制度”推行之后,日本各地又对新制度“层层加码”,把认证范围推广到蔬菜,要求市场上销售的本地蔬菜都必须有认证标志。对中国蔬菜等农产品来讲,今后进入日本市场将更趋困难。
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直接使中国农产品出口遭受巨大损失,其扩散效应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据商务部统计,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国外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
2我国农产品出口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探析
2.1国内自身原因
(1)农产品自身存在质量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人们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农产品的生产及其加工品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如水源污染导致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河流的污染直接影响水产品的卫生质量;农药、兽药的滥用,造成农产品中的农兽药残留超标;违规或超标使用添加剂,使得一些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不符合健康和环保要求。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20%~30%的蔬菜存在农药残留严重超标问题,使其出口受阻。
(2)政出多门,监管不力。我国农产品安全管理涉及经贸、工商、卫生、质检等多个部门,由于存在多头监管,职责不清,监管不力,造成权威不足,收效不明显。
(3)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管理,标准化与认证体系建设滞后,食品安全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不接轨,检验技术和检验手段也有待改进。
(4)农产品和食品生产以小规模个体农户为主体,加工企业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竞争实力不强,战略经营的理念和市场营销能力比较薄弱,对国际市场的质量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动向知之甚少,不能适应快速多变的国际市场需求。
2.2国际方面的原因
(1)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需要。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有一定的成本比较优势,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此外,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各国在关税和市场准入方面也逐步放松,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关税门槛因此随之降低,这就为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和条件。
(2)消费理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改善生活质量,越来越关注保护环境。相应地,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就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健康型”转变,对营养、健康、卫生、无污染的安全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绿色消费正成为世界性的消费潮流。
(3)国际标准在SPS协议和TBT协议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各成员国都在积极援引WTO协议和国际标准进行贸易交涉。但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发达国占据主导地位。
3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
3.1大力发展绿色产品,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
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当务之急是要从源头抓起,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加强全过程监管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保证食品安全。绿色食品生产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通过对农产品生态环境和生产过程中投入物的控制来对农产品进行品质管理,能有效地提升农产品品质,成为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针对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新形势,出口企业要加强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规范管理养殖、种植和加工环节,促进种植、养殖水平的提高,确保出口产品安全合格。
3.2建立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的专门机构
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有必要设立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的相应机构。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组织研究实施重大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协调我国技术性贸易领域多边、双边合作与交流中的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承担建立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工作等。这有利于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企业形成合力,联合作战;有利于部门间、行业间、企业间加强沟通,在应对技术贸易型壁垒上收到良好效果,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3.3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确保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
建立和完善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应对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障碍的技术保障。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组织专家加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修改、完善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提高标准水平,推动我国食品工业加快发展速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3.4加大WTO/TBT、SPS人才培养力度
技术性贸易措施涉及方方面面,影响到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国内外贸易等各个环节的众多企业及中介组织、政府管理部门、消费者自身。所以,要应对农产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客观上需要有一支熟悉WTO规则,尤其是WTO/TBT、SPS协定、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国际标准、指南、争端的人才梯队。因此,必须依据新的形势,尽快培养相应地专门人才,立足长远,为实施农产品走出去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夏英祝,祖书君.绿色壁垒和绿色壁垒效应[J].农业经济问题,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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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澳自由贸易区 农矿产品 贸易条件
引言 2003年10月,《中国澳大利亚贸易与经济框架》签订以来,两国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双边贸易迅速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中澳贸易总额从2003年的135.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03.9亿美元,增长了50.36%;2005年又创下272亿美元新高,比2011年增长33.6%。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以纺织品、服装、鞋类、机电产品、玩具、化工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兼有少量高新技术产品;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主要是铁矿砂、铜矿砂、镍矿砂、煤、原油、羊毛、牛肉、棉花和大麦等矿产品和农产品。虽然中澳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互补性很强,但在过去十年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而且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矿产品和农产品部门。因此,中澳自贸区协定谈判须着力解决的关键是中方资源性农矿产品的贸易逆差累计增大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领域作深入分析,并试图提出综合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中澳农矿产品贸易结构
(一)产品结构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农牧业发达,盛产牛、羊、小麦和棉花,同时也是世界重要的矿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不仅种类多,而且储量大、品位高,许多矿藏如铁矿石、铝土矿、煤等的蕴藏量均居世界前列。表1说明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资源性农矿产品主要包括:金属矿砂(主要是铁矿砂)、纺织纤维(主要是羊毛)、谷类产品(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等。 中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紧缺,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在农、矿类产品贸易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是水果、蔬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以及以农矿产品为原料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如钢材、纺织品、肉类制品和粮食制品等。而中国从澳进口的农矿产品则主要用于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澳大利亚的羊毛和麦芽供应是中国服装和啤酒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铁、铜、镍、铝等各种矿石也是中国工业高速发展的必备原料。 由此可见,中澳两国相互出口的产品呈现高度集中的特征:澳大利亚向中国输出原材料来换取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中国对澳出口以消费品为主,从澳进口的产品则主要用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
(二)厂商结构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经过大规模收购合并后已经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澳大利亚第一矿业巨头力拓公司(RioTinto) 2000年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NORTH),成为世界第二大矿石资源公司。2001年,澳大利亚另一矿石巨头BHP和总部设在伦敦的跨国矿业集团比利顿公司(Billiton),合并后成立的必和必拓公司(BHPBilliton),成为世界第三大矿石资源公司。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在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中,主要厂商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大麦生产是大规模机械化进行的,主要收购商的收购量都很大,形成垄断竞争的局势。在棉花生产中,澳大利亚有10个大型农工贸一体化的棉花集团。不仅如此,澳大利亚某些农矿产业由统一的官方机构进行协调管理,如大麦生产就统一由“澳洲谷物”(GRAINOFAUSTRALIA)进行宏观控制。 相比而言,我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分散,规模不大。从我国钢铁企业情况来看,2011年前15家钢铁企业钢产量才占我国钢总产量的45%。在这15家钢铁公司中,除了宝钢规模较大,优势比较突出外,其他14家规模相差不大,国内钢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 以上贸易结构分析表明,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绝大多数农矿产品在澳都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而属于寡头垄断的状态。中国向澳出口产品的生产商则相对分散,处于自由竞争的市场。在 定价中,寡头垄断的一方掌握着主动权,而高度分散的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中澳农矿产品贸易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二、中澳农矿产品贸易出现的问题
(一) 进口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1.中国对澳大利亚农矿产品进口依赖性增强。中国是澳大利亚羊毛的最大买主,采购量占澳羊毛出口总量的40%,占中国进口羊毛总额的45%;同时,2011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砂的第一大买主,吸收了44%的澳出口铁矿砂,占中国进口铁矿砂的50%以上。此外,中国75%的锰矿砂和26%的铜矿砂的进口均来自澳大利亚。 以最具代表性的铁矿砂贸易为例,虽然我国铁矿砂年产量居世界第一,但铁矿资源贫矿多、富矿少,分布不均匀,开采大多层次低,规模小,普遍缺乏先进的开采技术。由于工业高速发展,国内对铁矿砂的需求远超过自身生产能力的增长,因此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砂的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作为世界铁矿砂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其铁矿砂的含铁量平均高达65%。在地理位置上,澳大利亚距离中国又比另一铁矿砂出口大国巴西要近,使得运费可以减少20%~45%,因此澳大利亚自然成为中国铁矿砂的第一进口国。随着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我国对澳铁矿砂进口额将进一步上升。 2.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2002~2011年,世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棉花、大麦、铁矿砂、锰矿砂、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8种主要农矿产品的进口价格明显上涨,而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3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竟分别高达127%、154%和111%。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更是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砂价格71.5%的涨幅。目前,以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为主的世界原材料出口国正在酝酿又一轮的铁矿石提价。澳大利亚作为原材料出口大国,在市场上处于卖方垄断地位,在定价上举足轻重,往往以提高价格的方式获得垄断利润。而中国制造业仍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无法形成合力与其进行价格协商,从而处于不利地位。表3体现了澳大利亚农矿产品近年来的国际价格走势。
(二) 出口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1.中国初级制成品出口价格有下降趋势。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初级制成品量不断上升,但是平均出口价格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中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没有充分考虑市场容量问题,盲目大量生产导致供过于求,因此压低了价格。这种情况在纺织品、鞋类贸易中尤为突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关税的逐步下降,优势产业纺织品、鞋类的出口迅速扩大。但是,近年来贸易呈现饱和趋势,出口价格逐渐下降,比如2005年中国棉制针织衬衫的出口价格就由2011年的3.12美元降低到1.71美元,降幅达45%。第二,中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较为分散,盲目追求销量,没有形成统一的出口定价协调系统,出现了厂商之间竞价出售的局面,形成恶性竞争的价格战。第三,中国的初级制成品加工程度低,技术附加值也不高,厂商没有将重点放在品牌形象的提升和产品的创新开发上,导致产业整体形象不高,所出口的大多数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价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例如我国大多数钢材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出口粗钢制品,而高技术产业所需的精密钢材仍需进口。
2.东盟主要农业国在澳大利亚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加剧。我们采用巴拉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对比分析。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表达了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口所占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比例。它可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RCAik代表i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k为i国k类商品的出口额,Xi表示i国所有商品的出口额,Wk表示k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W表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RCAik大于1,说明该国该类商品的出口相对集中,该国在这类产品上具有一定的显性比较优势;RCAik小于1,则相反。 2005年澳大利亚-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由于东盟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相似程度很高,并且从东盟运输的费用更低廉,因此澳大利亚从东盟主要农业国进口大量农产品及其制成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由表4可见,泰国多种主要农产品比中国更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农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受到东盟主要农业国的强力竞争,对澳农产品贸易逆差出现扩大的趋势。
三、中澳农矿产品贸易问题的主要成因 第一,由于近年发展 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铁矿进口增量很大。由于供给量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长,因此需求量的增加导致世界铁矿砂价格不断攀升。另外,发达国家如英、法、德、意等均成为世界铁矿砂净进口国,这些国家的铁矿砂进口基本来源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等几个国家,进口来源地相当集中。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东盟各成员国向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砂也将有所增加。 第二,卖方垄断已成气候。我国铁矿砂的进口来源地主要是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进口量占我国铁矿砂进口总额的约94%。目前,世界70%的铁矿砂出口贸易掌握在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三大矿业巨头手中,因此他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垄断竞争的局面。目前垄断竞争带来的后果是卖方联合提高价格,赚取高额利润,而买方成为价格的接受者,利益受到很大损失。
第三,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不高,议价能力薄弱。我国前三大钢铁公司产量总和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低于20%。集中度不高导致重点企业行业控制能力不强,行业里中小企业进口无序,不能集中整个行业的力量与出口方进行同等议价。与此同时,我国只有宝钢等少数大型钢厂有能力与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砂公司签订价格较低的长期协议,而更多的小钢铁厂只能零购印度高价现货铁矿砂。目前,中国注册在案的铁矿砂进口企业共有523家,经常竞价进行现货购买,致使现货价格越抬越高。这种情况一方面变相助长了铁矿砂进口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也给了国际巨头们大幅提价的口实。 第四,某些国外大型铁矿砂进口企业在海外铁矿公司持有大量股份。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虽然铁矿砂涨价也使其利润受损,但上游利润却可以弥补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就有操纵市场价格以牟取暴利的动机,而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国际铁矿砂价格大幅上涨。作为国际铁矿砂的最大买方,中国成为铁矿砂价格上涨的最大损失者,2005年中国钢铁企业多付出了300亿元的进口成本;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铁矿巨头从中国获得了30至40亿美元不等的巨额利润。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动植物检疫标准(SPS)正在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入的壁垒。中国农产品尤其是水果、蔬菜等很多都是采用木质材料包装,但这些木质材料无法通过澳大利亚近乎苛刻的动植物检疫标准而遭到退货或销毁。 综上所述,中澳农矿产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对澳进口量大而价高,对澳出口不畅而价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存在着恶化的趋势。 四、综合解决中澳双边贸易问题的策略 (一)整体、中长期策略 今年9月,中澳双方将启动新一轮(第六轮)自由贸易区谈判。目前双边贸易中的问题,必然成为双方政府和谈判人员关注的重点,也是权衡自贸区利益平衡的基本杠杆所在。
因此,它直接决定了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实质进程。与此同时,考虑到中澳自贸区具有显著不同于传统自贸区的差异特征,笔者认为,为保证双边利益的平衡和经贸合作的顺利推进,应尽快确立如下整体策略:
1.确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澳大利亚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与之相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如中国加入WTO谈判所体现的原则一样,中国应当承担与发展中国家地位相称的开放义务,而享有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权利。因此,中澳自贸区协定的谈判应当充分体现这一地位差异,同时确立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使之成为解决中澳农、矿产品贸易所存在问题的综合指导原则。
2.确立双边的结构性对称开放原则。澳大利亚目前在对华开放市场方面存在的某些限制,如反倾销、技术壁垒、部分产品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等,直接限制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品和部分农产品的对澳出口。对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设置的审批条件和门槛也明显偏高。与此同时,澳方又十分强调中方应加快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根据中澳经济固有的结构互补特征,在部门之间和部门内不同产品之间寻求利益对等及相互补偿。例如,在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引进农业技术、实现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返销澳洲市场之间,在选择性开放服务业和扩大我国制成品对澳出口之间,在适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澳方降低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对澳资源、 能源类及其他产业投资限制门槛之间等,有针对性地均衡开放效益,实施跨部门的交互对称开放,由此将双方的利益平等地实现最大化。
3.确立均衡梯度开放原则。对于某些敏感性不同部门或同部门之间的市场开放,伴随同一领域的投资便利化,我们认为应当结合利益均衡原则,实施谨慎的梯度开放。例如在农产品领域,可根据比较优势状况先适当扩大水果、蔬菜和肉制品类的进口,后伺机扩大其他农、畜产品进口。即所谓依据利益均衡和产业、政策的成熟程度逐次开放,梯度推进。
(二)分类的、近期策略 1.发挥我国蔬菜、水果和农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由于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在初级农产品如谷物、棉花的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受到澳大利亚初级产品强有力的冲击,因此在生产上要注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种植的技术含量,对受影响较严重的初级产品应考虑逐步放开,在关税谈判中争取较长的保护期限。另一方面,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以及农业制成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应建立这些产业生产的补偿机制和优惠政策,逐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以适应出口需求。还应加强对出口农产品的资金与技术投入,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以扩大对澳大利亚的出口。
具体做法如:
(1)在出口农产品品种的选择上,应针对澳大利亚的市场需求,加快品种改良及更新换代。可以在中国的传统出口农产品中甄选出在澳大利亚最具有市场潜力的品种,也可以引进在澳大利亚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国外优良品种,利用中国自然条件多样化的优势,把这些优良的树种或品种安排在最适宜的区域种植,为果品生产的优质、高效打下良好的基础。
(2)加大对出口农产品的资本、技术投入,引进澳方先进的农产品追溯系统,不仅在生产的源头抓好标准化建设,而且把产品的质量控制逐步扩大到种植、加工、流通的全过程。按照国际卫生检疫标准、农产品技术标准、绿色食品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监督,以应对澳大利亚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
(3)提高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包装档次。针对澳大利亚的SPS包装条款要求,农产品的包装应采用严格消毒检疫的合格材料,尽量少用木质材料包装。
(4)对于我国具有优势特色的传统农业制成品,如茶叶、葡萄干、黄酒、白酒等,应建立专门生产基地,打造品牌优势,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档次。各厂商应联合起来,在出口贸易中争取卖方定价权,以获取较高的利润。
2.建立国内钢铁企业联合采购机制,争取铁矿砂的世界定价权。日本、欧洲拥有的定价权取决于其钢铁行业的大规模和高集中度,我国钢铁企业如果要想提高话语权,在定价方面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就必须通过优化组合、联合兼并,逐步组建大型钢铁联合集团,从而加强行业集中度,规范市场行为,并以相同的声音、一致的行动来应对国际挑战。在2005年3月与必和必拓的铁矿砂价格谈判中,中国钢铁企业首次获得了胜利。这表明,中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砂定价方面的话语权得到了加强。2005年4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织成立了进口铁矿砂工作委员会,全国有资格进口铁矿砂的70家钢铁生产企业成为其成员。这一组织进一步强化了全行业的铁矿砂进口协调工作,中国钢铁企业也将在未来铁矿砂定价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我国企业应“走出去”,加强垂直一体化方面的投入。我国必须加快制定实施境外资源利用战略,坚持"走出去"的政策,进入产业链的上游,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境外资源供应基地,提高利用境外资源的能力。以铁矿砂为例,早在2011年,武钢、鞍钢、唐钢和江苏沙钢四家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就通过合资的方式获得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转租的Jimblebar铁矿40%的股权,从而拥有每年购买1200万吨铁矿砂的权利。在2005年铁矿砂大幅涨价后,我国钢铁公司纷纷开始同海外铁矿石供应方签订合作项目,共同开发铁矿资源。其中最成功的一例是2005年10月,中钢集团与澳大利亚Midwest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合资勘探并管理西澳大利亚州中西部地区Koolanooka和Weld Range两处铁矿资源,协议涉及的总金额高达15亿澳元,合计近人民币90亿元。中钢集团将在合资公司中占50%股权,这将是目前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资源开采中所获取的最高比例。
4.我国企业应与海外农矿资源供应商签订长期贸易合同。签订长期合同有利于稳定市场,防止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近年来,一些中小企业开始涉及资源性农矿产品贸易,签订的都是短期合同,不但价格高于3年以上的中长期贸易合同,而且由于竞价购买,进口商品质量良 莠不齐,严重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和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应尽快杜绝这类短期行为。相反,目前国内的一些大型制造企业都纷纷与国外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稳定的供应协议。比如2005年9月,包括马鞍山钢铁公司在内的4家中国钢铁生产商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签订合作期长达25年的合同。2005年9月底,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也与印度矿业协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世界第四大铁矿砂供应商澳大利亚FMG集团也与国内6家钢铁企业签订了为期10年的销售协议。签订长期协议不仅使中国钢铁制造商获得稳定和长期的铁矿砂供给,还能巩固我国和原材料供应商之间不断深入的经济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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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产品 贸易条件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问题的提出
农产品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产品,贸易条件则是衡量一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标,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陈洪岩,2012),因此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在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大程度上在农产品贸易中获取利益,增强贸易竞争力。
目前学者针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中国与日、韩、欧盟等个别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条件或个别因素对中国整体贸易条件的影响,而缺少对中国与世界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提高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推动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测算和趋势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查询了1996-2011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按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农产品分为四类,包括二十四章。第一类是1至4章为活动物以及动物产品;第二类是5至14章为植物产品;第三类是动植物油、脂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等;第四类是15至24章为食品、饮料、酒以及醋、烟草以及其代用品。由于一些数据的缺失,本文在200种农产品中剔除了小部分贸易额小并且无法计算的数据,最后共选取180种农产品应用到本文的计算中,数据以1996年为基期,即1996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
另外,在计算单要素贸易条件时,本文采用黄满盈在《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一文中要素贸易条件的计算方法: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近似代替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业就业人数。其中,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趋势及其分析
本文在计算总体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时候为最大化样本数量、减少剔除的数据、尽量减少误差,将报告期与基期所选取的商品类别进行统一,使计算结果更有比较意义。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2011年与1996年相比,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31.46点。其中1996-2003年,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下降,在2003-2006年呈现一定的回升之后继续下降,并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的国内外环境所致。2009年之后,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1996-2007年虽然价格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但因为出口数量指数大幅上升,出口数量的增长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使得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农产品收入贸易条件达到一个相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由于受出口数量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性。总体来看,2011年与1996年相比,中国农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这主要是由出口数量指数增长所致。
虽然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单要素贸易条件自2003年以来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2011年与1996年相比,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增长了44.27点,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增长所致。
影响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张先锋、刘飞(2008)、陈洪岩(2012)通过研究发现:汇率、出口商品结构、人均资本存量、FDI和关税水平对价格贸易条件都有显著影响。冯晓玲、张凡(2011)利用回归方程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扩张,导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的结论。刘燕(2008)以弹性分析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改善中国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文武(2011)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中美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劳动生产率对农产品贸易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高宇(2008)认为宏观因素也是影响大宗商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如经济周期和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及一些无法避免的自然因素等。综上,本文将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归结为汇率、FDI、关税、出口数量、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以及劳动生产率七个因素。
(一)数据说明与指标选取
Y: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数据来自上文的计算值;X1 :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X2 :FDI,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X3 :关税,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统计的农产品关税税率;X4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X5 :中国相对于国外的GDP,用百分比表示,国外的GDP用世界的GDP减去中国的GDP来表示,反映的是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X6 表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X7 :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2000年为基期。
(二)回归模型估计
利用1996-2011年的数据,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Y为因变量,X1-X7 为自变量,运用Eviews6.0做散点图,X1-X7 与Y之间基本上分别呈现线性关系,所以对其建立如下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
回归结果如下:
(2)
其中,R=0.9430,F=18.9086,拟合优度较高,但是解释变量中除了X1 、X4 、X5 的t检验值显著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这说明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或者自相关性,下面对此进行检验并修正模型。
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X2 和X6 、X6 和X7 、X2 和 X7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7570、0.933094和0.929602,最接近1,说明X2 、X6 、X7 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修正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分别用Y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其中X4 的拟合优度最大;再将X4 与剩余的其他变量与Y间做二元回归方程,得出拟合优度最大的组合为X4 、X5 ;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进行回归,最终得到修正的回归结果如下:
(3)
其中,R=0.9201,F=31.6678,拟合优度较高。怀特检验中,由于nR2=9.65606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11.07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上述模型中的DW=2.0671,n=16,k=1,取显著性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106,dU=1.771,而dU
因此,公式(3)即为最终的回归结果,即仅X1、X3、X4、X5对Y有显著影响,且X1、X4、X5为正向影响,X3为负向影响。
(三)结果分析
汇率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实际汇率的上升改善了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正向变动1.97%。
FDI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FDI主要流入到工业领域,由工业领域发生作用后间接引起农业领域的变化,由于影响机制中途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多,所以影响不显著。
关税税率的系数为正值,X3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大约0.34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贸易大国的地位。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的系数为负值,X4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0.31个百分点。说明农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恶化了价格贸易条件。这一结果也符合供求理论,即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X5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0.86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提高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主要因为我国通过利用新技术,采用新的劳动工具,提高了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供给价格可能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提高,所以农产品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正值似乎也是合理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X7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在现实中是合理的,因为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以单位的产出来衡量,但是促使中国和世界进行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产出,而更多的是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别。
政策建议
首先,由于征收关税能起到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我国可以根据世贸组织许可的正当保护的原则,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不能盲目追求出口数量的增长,而应把重点放在增加农产品的种类和提升质量方面,更好满足并进一步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最后,我国对农业的发展应继续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尤其应鼓励农业的科学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并且加大技术的引进,真正使我国农产品更具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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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分析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的基拙上,探讨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的调整,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和国家支农政策新体系。
一、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压力
1990年前后,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生猪、苹果、烤烟等国内价格普遍低于国际价格,比较优势明显。但近十年来,农产品成本年均以约10%的速度递增,致使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60个百分点,国际竞争力日益减弱,只有大米、生猪和苹果、烤烟仍有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调控主要依赖许可证、进口配额、检疫标准、国有外贸企业垄断经营等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措施主要用于配额数量之外的农产品,配额内税率普遍很低。根据乌拉圭(农业协议》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我国加人WTO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不利影响主要有:1.贸易措施关税化影响。由于谈判基期1986--1998年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这使我国不仅失去非关税措施这一传统屏障,而且因关税减让幅度过大而失去高关税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通过和缔约国谈判上限约束关税和靠关税化的“例外条款”应对。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农产品进口的关税总水平要从2001年的2196削减到2004年的17%,美国关注的农产品削减到14.5%。特别是大豆,因税率降到3%,且国内外价格差距较大(加上关税进口大豆价格低于国内市场20%左右),加入WTO后受到的冲击很大,2001年,大豆进口创历史最高纪录1440万吨;2.配额扩大影响。WTO《农业协议》规定关税化后市场准人机会不低于减让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在减让期结束扩大到5%,这对我国粮棉油进口不利。1994-1998年,年均进口小麦、玉米、大米合计661.5万吨,加人WTO后,初始年配额多增进口976.9万吨,2004年多增进口15541万吨。专家估计,仅小麦至2004要损失60亿元,有近300万麦农要离开麦田生产。棉花生产因最终配额与以往进口量相比增加较多,2004年配额数量相当于1998年国内产量19.8%,因而所受影响比谷物更大。植物油情况与棉花类似,国内生产受到影响很大。据中国加入WTO农业专家组利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心开发的“中国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CATP)测算,至2005年,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较优势将分别下降21,19%,16.36%,21.36%,40.83%和13.21%,使这些产品更加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对生猪、大米、烤烟、甘蔗、苹果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一定的冲击。
二、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调整
1.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按WTO农业国内支持总量AMS的“微量允许标准”(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中国人世谈判为8.5%),我国可有基期(1986一1988年)农业总产值8.5%,即412亿元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农业生产性补贴)。除去可豁免的AMS部分,近年AMS占基期农业总产值仅有2%左右,即还有约315亿元的农业国内正支持空间。这为我国扩大实施“黄箱政策”(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生产投人补贴、牲畜数量补贴、贷款补贴等),减轻粮棉油等比较弱势农产品的成本压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我国传统的农业国内支持“黄箱政策”主要以农产品价格补贴为主,贷款补贴(贴息贷款)为辅。价格补贴大多用于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我国对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另一途径为粮食的垄断性保护价收购。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不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只是保留今后出口补贴权利。因此,我国通过保护价收购支持农产品价格在加人WTO后将被取消。加人WTO后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的构建应把重点放在加大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等生产投人补贴上,同时扩大黄色补贴范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对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等实行补贴,以此来达到优化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并借鉴国际经验,减少农民收益较少的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2.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WTO《农业协议》中有一些条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保护,如“特殊保障条款”、“特殊和差别待遇”、“特别处理”、“微量允许标准”等。灵活运用这些条款,能够采取恰当的调整措施减少某些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并能有效地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法律措施保护。WTO《农业协议》有许多“灵活”操作空间,如关税配额管理,WTO各成员就有应用关税、拍卖、先到先得、按历史记录等多种管理办法。因时因地管理好我国的关税配额,能减轻进口农产品对同类产品生产的冲击。并尽快建立起综合协调、适时高效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体系。如加强农产品出口信贷支持;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比率,加大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支持;制订、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立法。这三种手段可作为抵制国外产品进口冲击的强力“武器”。
3.建立国家支农政策新体系。加强农业投入保护,增加农业保护力度。WTO农业协议“绿箱”政策的12项措施我国还有6项空白。在农业科研、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补贴、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地区发展补贴等方面还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是间接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的有力措施。应从主导、控制型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向管理、服务型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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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绿色壁垒 农产品贸易 对策
论文摘要:在分析了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正反两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就我国如何应对绿色壁垒提出若干建议措施。
当今世界贸易中,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并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各国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一种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绿色壁垒应运而生,并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所谓绿色壁垒,是现代国际贸易中商品进口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为名,通过颁布、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和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特点是形式上具合法性,名义上更具合理性。
一、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农产品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以及环境息息相关,加之农业历来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保护重点,因此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的出现首当其冲地会对各国农产品生产和农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当然.作为环境保护和进口限制的共同手段,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可以说是利弊共存。绿色壁垒其初衷是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各国通过制定、实施绿色保护法规和技术标准,客观上可以防止不符合环境保护和危害人类健康的商品进口,从而有利于维护动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健康以及环境的改善;同时,绿色壁垒所采用的技术标准通常是以先进的环保技术为基础,通过绿色璧垒的实施,可以促进各国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产品质量,加快农业生产发展。例如国外对我国农产品的严格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产品安全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但绿色壁垒对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处于受控地位。众所周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和在环保标准方面的差异,目前只有经济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凭借其技术优势对进口商品制定苛刻的环保标准从而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这将进一步强化发达国家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地位,这是绿色壁垒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最直接的利益损害。如美国从1997年开始,强制性地实施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 HAGCP),这一措施使我国对美国的虾类产品出口大大减少。据海关统计资料,1997年我国对美国的冻龙虾出n额由1996年的I 203.9万美元减少到56.7万美元,冻鳌虾出口额由23.8万元下降到2.4万元。
(二)绿色壁垒强化了农业环保技术标准,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的优势,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农产品中化学物质的限量苛刻,农业技术欠发达国家很难达到其要求,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农业欠发达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资源型、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如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和传统的出口农产品,其总产、单产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与美国、阿根廷并称为三大花生出口国,199b年我国的花生出口创汇达到3亿美元,而近些年来虽然生产量每年增长,但出口量却严重下滑,出日创汇额徘徊在2亿美元左右,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出口花生在安全卫生检疫中的关键性指标—黄曲霉毒素的含量达不到国外标准的要求。我国的传统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蜂蜜等,近些年来同样由于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失去了优势地位。自2000年7月1日起,欧盟对进口茶叶实行新的农药残留标准,限制和禁止使用的农药从原来的29种增至62种,部分农药残留标准比原有标准提高了100倍以上,使我国茶叶出口近年来对欧盟出口逐年萎缩。
(三)绿色壁垒增高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门槛,加大了农产品国际市场开拓的难度。实行绿色壁垒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苛刻的绿色技术标准,而且实行严格而又繁琐的进口检疫制度。比如,美国在进口管理上,除了坚持实行原有的注册认证制度外,近年来又实行IS09000系列质量认证和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制度,许多指标数据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三位,技术欠发达国家很难达到其要求。又如日本,对进口大米的检测有一百多道程序。程序的增加和检验费用的增大提高了产品的成本,降低了国外大米在日本市场的竟争力。 转贴于
二、我国应对绿色壁垒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已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国外限制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传统手段将逐渐减少,绿色壁垒将或正在成为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面对的绿色壁垒有增无减已证明这一点。面对挑战,我们必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一)加快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实施农业标准化,既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又可以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除了要大力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之外,应加强对国际农业标准的研究,根据农产品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更新农业标准,并使农产品品质标准与安全卫生、分级、包装、运输标准国配套,通过逐步完善,形成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二)重视发展环保农业,实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环保农业以及相类似的生态农业、节能农业、立体农业等农业模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其特点:一是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建立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二是重视对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全面规划,合理配置、节约利用能源,保护自然资源;三是重视采用有机农业技术,实行合理轮作、间作套作。精耕细作和施用有机肥。这对于开发我国出口农产品货源、提高出口农产品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把发展环保农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建立环保农业基地,促进我国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开发。
(三)加强对各国环保法规、环境标志制度等的研究和搜集,建立农产品技术标准的信息系统,为出日企业和外贸部门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通过企业引导农户按照环保标准组织生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四)充分发挥“环境外交”的营销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公约和国际多边协定中环境条款的谈判,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拒绝接受超越自身承受能力的环境条款;以国际规范为依据反对进口国的绿色壁垒;注重“环境外交”策略的运用,如1997年4月,国家商检局邀请欧盟兽医代表团考察,确认了我国向其出口鲜猪肉等的条件使得欧盟解除了从我国进口鲜猪肉等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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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北亚区域;农产品贸易。
1 东北亚农产品贸易的特征。
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大,其中,日韩为发达国家,其200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4。1万美元和1。7万美元,而蒙古和朝鲜的人均gdp只有0。16万美元和0。18万美元,还不到日本的1/20。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各国呈现一定的互补性,这为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重组争取了很大空间。在自然资源方面,中、俄、蒙三国地大物博,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日韩两国人多地窄,资源十分匮乏,其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来维持供需平衡;在劳动力方面,中朝两国劳动力富足且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其它四国存在劳动力不足的瓶颈;在生产技术方面,日韩两大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其它四国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产品相对较为低端。这些差异的存在为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2 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现状。
本文采用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额数据是按照hs分类的,其中我们普遍将hs前1-24章产品归为农产品范畴。
总体来说,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国家贸易关系最密切的是海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5。8%,一方面,中国作为出口市场向日韩俄三国出口海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又作为进口国向俄罗斯进口大量该类产品;其次为蔬果类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4。
5%,主要由中国向各国出口,且连续多年保持顺差状态。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日韩两国迟迟不愿对中国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甚至不断增加贸易壁垒。中国同各国贸易排在第三位的是谷类,其后为残渣废料类和其它可食用制品。
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同东北亚区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总体上讲进展较快,每年是以一个很客观的增长率增长。从贸易收支方面来看,中国同日、韩、蒙三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与朝、俄两国连续顺差。但就农产品贸易来说,中国除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保持逆差外(仅2008年为微小顺差),与其它各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顺差关系。
由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走向低迷,整体消费需求大大下降。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同日、韩、俄三国的总额在经过2007年的小高峰之后均有所下滑,尤其是同韩国的贸易合作,2008、2009连续两年负增长指数均高于10个百分点。其中,降幅最大的为海产品和谷类产品。(由uncomtrade统计数据整理而得)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对策。
有专家预测,本次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回暖,但后经济危机时代东北亚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不稳定。中国在农产品贸易往来方面的连年顺差导致日韩等国纷纷采取行动来对抗中国产品,反倾销、保障措施、特保和反补贴等措施屡见不鲜;另外,一些国家还利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来限制进口产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亚若想效仿欧盟和北美形成一个自由贸易经济体,就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一个新的积极的突破点。这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力求能在贸易合作中找到一个互利互惠的平衡点。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通过完善自身来适应东北亚这个大环境。
(1)中国应加强与各国间的贸易合作与交流,积极组建自由贸易协定。
(2)严格把关产品质量,积极将高科技引入农产业,产出高端优质产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紧我国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将重心从增加产品数量转移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发展多样化产品,提高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4)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建立贸易摩擦协调机制,对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的急性贸易摩擦,要有紧急应对机制,能快速从突发事件回过神来,积极做好“售后服务”,并从突发事件中吸取教训。
(5)完善农产品贸易服务体系,设立贸易咨询机构,向贸易双方提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市场信息、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咨询。
(6)完善国际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和执行透明度。
虽然现阶段东北亚农产品贸易依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和贸易摩擦,但东北亚农产品自由贸易是各国经济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目前能做的就是从内部改善自身条件来适应这个大环境,同时加强与各国的联系沟通,积极融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参考文献
[1]李广勳。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展望[j]。北方经贸,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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