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案范文
时间：2023-03-15 05: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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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急剧上升,矛盾纠纷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矛盾纠纷的多样化、群体化、过激化、复杂化、疑难化不断突显,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面临严峻挑战。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可以掌握的范围内,探索建立和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增强矛盾纠纷解决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
一、 我国社会多元化纠纷形成的成因
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社会的矛盾和纠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
1、纠纷类型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多方面爆发趋势,因国有企业改制、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环境污染、工资福利、劳务纠纷、企业破产、兼并、拍卖、合伙经营、房地产开发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新型纠纷不断涌现。[1]
2、利益冲突成矛盾纠纷核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受市场作用的驱使,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更加注重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
3、纠纷处理难度加大。随着改革开放,人们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纠纷呈现跨地区、跨部门的趋势,协调难度大。在人人讲究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政府、组织的依赖减少,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增强,导致纠纷调处的疑难化和艰巨性非常明显。
4、群体性纠纷涌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少利益矛盾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如果处理不好,一旦激化,就容易产生
二、我国目前面临解决多元化纠纷困境
随着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发展,我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已面临瓶颈。
首先,因我国多元的纠纷解决体系尚未形成,社会矛盾纠纷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分流机制和对滥诉行为的有效制裁机制,这直接导致了纠纷直接进入到诉讼程序。在缺乏法治经验的情况下,人们对纠纷的解决产生了一种不正常偏向,即将诉讼作为实现其权利的唯一正确途径,很多人不考虑诉讼成本动辄将纠纷诉上法庭,把对诉讼的利用作为其法律意识提高的标志,致使法院审判压力加大。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全能主义无限扩张,法院大包大揽,诉讼成了解决纠纷的“独木桥”,纠纷解决渠道单一,社会对诉讼解决机制过分依赖,使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被视为法盲行为,形同虚设,法院的纠纷解决由“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道防火墙”。[2]
其次,民间调解作用有限。民间调解的不稳定性,接受调解后反悔,人民法院不认可其调解效力,致使调解的权威大打折扣,民间调解的社会化、制度化、自治化程度较低,调解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调解的不规范、不严谨导致了民间调解的功能急待完善与优化,这是当前很多人不愿意选择民间调解而直接诉讼的重要因素。此外,人民调解组织发展不平衡,缺乏有效的衔接、保障机制,经费不到位,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不高、调解积极性不强也是影响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的重要因素。
再者,那些在调解、司法、仲裁等常规性专门机构或程序中难以解决且通常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或影响的矛盾纠纷,如群体上访、越级上访所涉事项、政策诉求型纠纷,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纷争、等。
三、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
当传统的解决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日趋复杂的社会情况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一) 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努力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解纷机制,并将纠纷解决纳入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轨道,这是有效预防,成功化解,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事。所以,构建多元解纷机制,既是顺应时代改革发展的大趋势,顺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性发展需要,更是因地制宜,灵活掌握真正做到定纷止争的现实需要。
(二) 有利于尊重多元社会的多样选择
寻求和建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让纠纷主体能够根据法律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要求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功能,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机制上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或实体上权益的处分,不仅是妥善解决纠纷,节约社会资源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自由的尊重,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多途径、多层次的保障。
(三) 有利于真正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大量案件涌入法院,案件数量激增,不仅使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产生“诉讼爆炸”的现象,而且容易在客观上滋生“迟到的正义”,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人们选择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不仅有利于纠纷的解决,而且有利于平衡诉讼资源的供求关系,促进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
四、如何在基层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 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3]
(二) 建立“1+N”的联动纠纷化解模式。
创建“1+N”纠纷化解模式,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各部门信息共享,定期研判排查矛盾纠纷信息,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和潜在性矛盾,并及时予以应对。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
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畅通渠道,落实矛盾纠纷预防机制。
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防止矛盾纠纷激化、转化。应采取各种形式深入开展法制宣传,疏导矛盾纠纷。建立重大矛盾纠纷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大排查、回访力度,使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由事后处理转向事前化解、由被动调处转向主动预防。对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的重大建设项目、拆迁安置项目及有关制度改革等,要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方案、预案,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4]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注释:
篇2
关键词：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调解机制
中图分类号：C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4―172―02
一、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内涵
(一)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含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机制是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机制的建立一靠体制，二靠制度。第三方调解机制包括调解体制和调解制度两方面。《辞海》把调解定义为：“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解决纠纷。”其中，主持调解的第三方必须是与纠纷双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居中主持调解具有公正性；第三方调解的前提是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调解具有合法性。调解的方式包括疏通、说服、劝导等，方式具有灵活简便非程序性。
第三方调解机制在处理涉校矛盾方面具有救济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充分实现教职员工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是防止矛盾激化、减少违法犯罪、维护教育秩序的“第一道防线”，也是社会主义教育法制建设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法律制度。
(二)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含义
我国目前较为成熟的调解制度除了具有综合性的人民调解，还建立了医疗纠纷、劳动争议、交通事故方面的专业的第三方调解制度。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目前理论界探讨不多。高校涉校矛盾纠纷是指经依法设立的调解机构，专门负责对校内教育纠纷或与教育有关的民事纠纷进行的调解活动。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一般包括调解的组织机制、工作机制、执行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
(三)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价值
第一，提高矛盾纠纷解决的效率。与其他救济方式相比，调解在解决纠纷时具有明显的程序简便、解决彻底等优点。第二，体现了人性本位的价值。调解制度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双方当事人对其处分权行使的结果，调解的运用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体现了人性本位的价值。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价值指引下，探索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多种利益诉求途径，及时化解矛盾，营造和谐氛围。第三方调解的运用既符合和谐观念，又满足了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需要，将是利益诉求的一条有效的途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构建
(一)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机制
1. 组织的性质
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属于专门的群众组织，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法定性，即调解组织的设立、组成人员及调解组织的职权都是法定的；第二，专一性，仅负责调解高校教育教学、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高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的纠纷；第三，独立性，该组织不隶属于高校，与高校内的党团群及工会组织之间也只存在业务指导关系，不存在领导关系；第四，民主性，《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1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保障在校大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管理；第五，自愿性，高校涉校矛盾纠纷双方通过调解委员会的斡旋、劝说，在民主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而不能采取行政命令或强制的手段。
2. 组织的类型
调解组织：一是在高校内部设立独立的调解机构，调解委员会应由学生代表、学校代表组成，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双方共同推荐的人担任。学校代表的人数应作出限制，一般以不超过调解委员会总人数三分之一为限。在进行调解时不受高校任何个人、国家机关或司法机关干涉，独立调解。二是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建的调解机构。按照属地原则，由涉校纠纷所在地中华学生联合会省级分会代表、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代表(目前该组织仅限于“985院校”，将来应扩大到以省级为单位的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省级分会)或者类似的组织机构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代表组成。其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可从本地区从事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中遴选资深专家作为代表，该调解组织仅受理来自本地区范围内高校涉及学生学术领域内纠纷案件，独立进行调查并作出权威而公正的调解建议。
3. 组织的名称
高校涉校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的专一性决定了其有别于高校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该调解组织名称也应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有区别，可命名为“××高校涉校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省(市)高校涉校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类似名称。
4. 组织的职责
校内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本校内发生的涉校矛盾纠纷；检查督促争议双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情况；对广大学生进行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及时总结涉校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研究涉校矛盾纠纷的发生规律，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涉校矛盾纠纷调解制度；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建的调解机构负责调解涉校矛盾纠纷中的学术纠纷。
(二)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机制
1. 受案范围
基于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的特殊性，调解的受案范围应作明确规定。限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教师及学生之间基于教育教学、日常行政管理与受教育、受管理活动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包括与日常行政管理有关的校园伤害事故纠纷，履行教育合同纠纷，招生纠纷，学籍管理纠纷，违纪纠纷，拒发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因学术研究而发生的纠纷等。
2. 申请与受理
申请包括申请方式、申请时效等内容。受理包括受理时间、受理审查和决定等内容。
3. 调解前的准备
包括补正材料、通知告知、必要的调查、拟订调解方案的环节。
4. 实施调解
包括对争议事项的调查核实，召开调解会议，听取意见并耐心疏导，帮助达成协议等环节。
5. 调解程序中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当事人权利有申请权、处分权、程序权利等；义务有遵守调解记录和秩序、如实陈述、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6. 调解期限
为体现效率，调解期限应以15日为宜。
7. 调解协议的效力
矛盾纠纷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在调解机构主持下，经过平等协商达成的有关权利义务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且比一般合同更为真实合法。因此，本文提出，应有条件地直接赋予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协议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除非有法定理由并经过法定程序确认调解协议无效外，另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保障机制
1. 组织保障
对调解机构的任期、产生及罢免等组织规则等应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调解组织的合法性、有序性运作。
2. 思想保障
已成立的调解组织应向校内师生员工做广泛宣传，使师生员工了解涉校矛盾纠纷调解的价值，在矛盾纠纷发生时能自愿主动寻求调解。作为高校，要充分尊重调解组织独立性，认真履行在调解组织支持下已达成的调解协议。
3. 措施保障
一是经费保障；二是调解与其他非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保障，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也呈现多元化，行政复议、申诉制度和行政诉讼等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在建立高校第三方调解机制时，应考虑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良性衔接，保证解决矛盾纠纷渠道畅通。谨防久调不决，增加纠纷当事人救济成本。
(四)高校涉校纠纷第三方调解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既包括人民群众对调解组织调解公正性、调解组织成员履行职责、能力等进行监督，也包括调解组织对已达成的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情况的监督。如果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合同有效的基本要件，当事人就必须遵守，非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认调解协议无效。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篇3
实施“法治惠民”工程，构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司法局在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平台规范化水平。对乡村振兴相关法律服务事项实行代办、领办制度，为重点项目、特殊服务对象等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办理。以“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为工作切入点，满足群众多样化法律服务需求，运用3台公共法律服务一体机“法律小管家”，为群众实现自助法律服务，力争实现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实施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工程，充分发挥12处法律援助站点的作用，构建“半小时”服务圈，着力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今年以来，已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60件。深入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组建23人的乡村振兴律师服务团，开展乡村振兴基层法律服务专项行动，指导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法律服务工作,主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法律服务的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打通法律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增强群众在法治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实施“法治育民”工程，构筑法治宣传教育体系
深入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继承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以来，已开展“法律进村居”20余场次。强化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打造20个农村法治文化精品，营造了良好法治文化氛围。扎实推进全国、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已创建13处。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法治意识，深入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篇4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着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创新方式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深厚的道德滋养和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组织领导
为了保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顺利实施，我局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三、工作安排
依托从201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为期一个月的宪法宣传月活动，广泛开展宪法法律宣传宣讲活动，弘扬宪法法律精神，不断提升基层群众法治观念和法律思维。其中，“宪法宣传周”从2019年12月2日至12月8日，在12月3日举行司法行政开放日活动，在“12·4国家宪法日”举办大型集中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围绕公共法律服务三年目标任务，加快整合律师、公证、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积极服务基层群众，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公共法律服务活动，用典型事例说法、现场调解释法、微信矩阵群推送普法信息等多种形式，拓展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利益的渠道，通过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提升基层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知晓率和满意度，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认真落实《县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运行工作机制，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着力推进重点人群法律援助工作，认真做好特殊人群法律援助工作，组织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关爱残疾人活动，关口前移全面推行在乡镇司法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工作，加强军人军属、建档立卡贫困户法律援助工作，做到应援尽援。推动法律服务资源向乡村倾斜，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要求，确保法律顾问能够真正用心服务群众，服务乡村基层治理、服务农村法治建设，从解决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贫困人群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认真执行《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等法律法规，依法办理公证事项，严格确保公证质量，不断提升公证服务水平。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紧紧围绕“矛盾不上交”这一目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作用，加大纠纷排查和主动调解力度，全面加强人民调解组织、队伍、机制和保障建设，结合农村基层治理“六小”活动，紧盯重要节点、重大事件、特殊人群和敏感时段、热点问题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强化与公安、法院、工商、国土、交通、卫生、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健全“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每月对辖区内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行分析研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指导意见，采取个案讨论与以案释法相结合、现场培训与“人民调解大讲堂”视频培训相结合，切实提高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常态化开展。加快推进“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落实。深化基层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活动。突出宪法法律的学习宣传。强化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充分运用新媒体及互联网+，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认真做好“七五”普法终期验收工作。
（二）继续完善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做好乡镇、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建设，强化“12348”法网宣传和运用，不断优化服务流程，进一步完善“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切实发挥好村居法律顾问的作用。
篇5
一、行政解决纠纷的制度价值
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管理的专门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有着其天然的制度价值。
1、纠纷解决途径多元化需求的价值
第一,社会治理功能的要求。行政调解制度在自身的发展和运行中被赋予了种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例如动员组织教育民众、宣传普及政策法律等形式,在实现社会有效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重大意义。第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要求。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行政机关干预职能不断退缩,转而要求行政机关通过民主管理与协调当事人自愿协商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第三,纠纷解决多元化机制构建的要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长,在自愿选择纠纷解决途径和司法终局救济并存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当然的成为纠纷解决途径选择的途径之一。
2、制度本源价值
第一,便捷性。与诉讼纠纷解决制度相比,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更具便利性,诉讼纠纷解决制度受制于严格的诉讼程序,而行政调解无需经过繁琐的诉讼程序,也无需费用。第二,专业性。在较为专业的领域行政调解比其它纠纷解决制度更具专业优势,与人民调解制度比较,人民调解在解决邻里纠纷、化解社区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存在调解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法学知识欠缺、权威不够等不利因素,例如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行政调解主体多为具体职能部门,能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当事人提供更有效的调解,且较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更具有权威性,纠纷裁断的结果有利于当事人的接受并付诸履行。第三,利于制度形成。在某些特定类型纠纷领域,尤其是缺乏相关法律规则指导时,通过行政调解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探索合理的规则,能形成快速的反馈和治理机制,并有助于法律规范的形成,预防同类纠纷的反复发生。
二、行政解决纠纷制度运行的现状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制度,是行政机关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的基本要求,任何行政机关均可对其职责范围内的相关纠纷进行调解。如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对特定的行政争议进行调解、基层政府对因土地承包引起的纠纷进行调解、公安机关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消费纠纷进行调解等。
以消费纠纷为例。市场经济的繁荣,消费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围绕消费主体与经营者之间发生的消费争议,总体数量是很庞大的,虽然其涉及消费争议的标的往往较小、法律关系往往较简单。但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往往容易激化矛盾,引发人身与财产侵权或更大的纠纷,甚至刑事案件,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我国在对消费行为进行规范的管理过程中,出台了《商标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共同规范了消费争议的解决方式,即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还规定了消费争议的主管部门(1)负责对一般商品、服务进行综合管理的工商行政部门;(2)负责食品、药品、化妆品质量为的食品卫生部门;(3)负责商品质量、服务标准、商品计量问题的技术监督部门;(4)负责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问题的物价部门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家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但在实际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制度设计所预想的效果。这与立法技术的模糊性密切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8条以“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行政部门”的模糊用语,淡化了负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其它机关职责,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关实际中只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虽然全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而且还建立了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但是从实际调查中来看,效果却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以渝东南地区某县为例,2007年到2011年5年来,平均每年受理消费者纠纷案件不超过100件,这不能说是因为消费纠纷不多,而是消费纠纷化解渠道不畅所导致。从群众调查中发现,往往在遇到消费纠纷时不能找到有效的纠纷结局途径,争议标的不大就自认倒霉,争议较大又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往往会“大动干戈”用“拳头”解决问题。这不仅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而且存在矛盾激化的社会风险。在对县级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消委会”的调查中发现,消费纠纷作为社会生活中总量不可估量的一类纠纷,纠纷解决机构居然连一个调解室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纠纷调处电子管理台账、纠纷解决调处流程规范性文件、调处人员管理制度、格式化调解协议书等一些纠纷解决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一些消费纠纷往往涉及物价、质量、卫生等多个部门,而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无法形成联动,对于消费争议当事人而言往往为了一个纠纷的有效解决,要到多个部门之间奔波,跑上几天、等上几月才有一个结果,最终是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算下来又得不偿失。对于相关行政机关来讲,由于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指引,没有建立相应的消费纠纷调处制度和部门,对消费维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往能推则推,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待。这不仅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而且直接导致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群众评价降低,致使大量的消费纠纷无法通过行政途径进行解决,从而为社会稳定留下不小的隐患。
因此,笔者认为,消费纠纷作为社会纠纷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纠纷解决的制度建设中,应当依托“消委会”纠纷调处平台的建设,形成消费纠纷相关行政部门的内部联动机制,不断完善调解组织、规范调解流程、建立相应的调解制度、配备相应的调处人员,使消费纠纷调解平台逐步体现其价值,及时有效的化解消费纠纷。
三、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的现实困境
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具有效率高、成本低、快捷、主动、灵活、专业的特点,但在现实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功能的发挥。从运行机制来看,大多数行政机关没有形成统一的纠纷解决管理机构和制度规范,各自为阵,无法形成纠纷解决的联动机制,在应对和处理复杂性、突发性纠纷案件中往往不能及时调处,甚至有可能激化矛盾,使矛盾纠纷影响范围扩大,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从效力上看,行政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法律法规一般规定行政调解达成协议后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行政调解的效力予以明确:“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具体来讲,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据不明。对于民事争议的行政解决纠纷制度,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定,具体规定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不同类型与层级的法律文件中。实践中,究竟哪些民事真意可以进行行政调解,调解哪些民事争议应当属于行政机关职能的范畴都不够清晰,导致了一些本来能够进行行政调解的民事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延误了纠纷的解决。
第二,制度不全。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例如,其一,虽然很多法律、法规、规章都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职能,但没有明确具体承担行政调解职责的工作机构和人员,没有规定行政调解机构和人员应当具备的任职条件和资格,由此导致了行政机关调解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公正性缺乏保障。其二,缺乏统一、完整、系统的行政调解程序安排,大多数行政调解的步骤、方式、时限等很大程度上仅仅依赖于各地的摸索和实践经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容易受认为因素的左右,影响了行政调解的社会效果。
第三,运行不畅。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指引和制度支持,大多数行政机关没有行政独立的调解机制,没有配备专门的调解人员和调解场所,对矛盾纠纷的解决总是被动行事,甚至推诿、拒绝以减少行政运行的成本。这使得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只是在理论界呼声极高,但在实务操作中却不见其效。
第四,联动不足。社会转型时期,复合性、群体性纠纷的不断增多,往往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强烈,群众呼声极高,处理不及时或不合理极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处理该类纠纷是,往往需要多方联动、积极协调、合理配合才能使矛盾纠纷及时化解。而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由于依据不明、制度不全等原因,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有的部门积极处理,有的部门消极推诿,从而导致矛盾纠纷解决的联动机制链条断裂,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化解,甚至导致矛盾纠纷的激化。
四、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的有益探索
篇6
论文关键词 社区 社区管理 无讼社区 社区法官
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的概念及社区的管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纠纷数量剧增,社区矛盾变得多样化和新型化。
一、社区及社区管理的概念
(一)社区的概念
社区一词系从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在其1887年发表的经典着作《社区与社会》中首次使用该词。他认为,社区较社会而言,人与人的关系更积极,人们之间相互更熟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词汇就已传入中国,但官方提出社区服务这一概念,是在1986年由国家民政部提出,之后社区这一概念才为广大群众所知晓。
由于学者立场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社区的界定亦有不同见解。一般而言,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构成了社区的四个要素。官方文件即中法办[2000]23号文件将社区界定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由此,我们看到社区这一概念从其产生伊始,所强调的就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如这一概念的首倡者滕尼斯所言“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亲近”。
(二)社区管理的概念
社区的形成必然带来相应管理方式的变化,而所谓社区管理是指社区内各机构、单位、组织、团体和广大居民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全方位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区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完善社区管理方式,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区管理的现状
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居民稳定社区就稳定。故法治进社区,对社区进行法制化管理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重要组成之一。笔者现将法治社区的背景及必要性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目前社区逐渐成为纠纷矛盾相对集中的敏感地,究其原因主要如下:(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关系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法律等问题。(2)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伴随而来的是法律需求不断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现在的社区纠纷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性、难调性、易激化性等特点,例如在社区内占用公共绿地的纠纷、乱打乱建影响居民采光通风的纠纷、物业管理与业主的纠纷、遗产继承和赡养纠纷等等,这些纠纷仅仅依靠说服教育、行政手段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化解矛盾,促进稳定。因此实现社区有序管理,需要法律进社区。
其次,社区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城市居民和单位居住、生活及工作的重要场所,它既要满足居民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又要全面发展,包括社区管理、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等,致力于形成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规范有序的管理、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舒适优雅的环境等。而社区工程的有序运作,需要法律进社区,通过社区法治可以发挥其教育、规范、引导、惩诫功能,依法保障社区健康发展。
最后,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社区作为辖区基层管理的载体,管理任务越来越重,除担负着物业、治安、环境、绿化等等,还担负着低保救助、出租房、暂住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使社区管理职能加大,要想管理好,必需步入法治化轨道。促进社区健康发展,需要法律进社区。
三、“无讼社区”理念的现实可操作性
(一)“无讼社区”的概念及提出背景
“无讼”来源于《论语》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一种理想状态。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社区,人与人之间同质化弱、松散性强、追求独立诉求的“陌生人社会”特征愈加明显。将社区作为载体,把“无讼”和“社区”两个源于传统和现代的元素有机融合,寻求解决纠纷的新思路,在动态平衡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当今法院因应时代变化的全新实践。
(二)目前“无讼社区”的运作模式
“无讼社区”就是要争取在社区化诉、少讼、最终实现无讼。为此,法官要转变思维,走出法庭,司法服务前移,深入社区从矛盾的源头着手,化纠纷于萌芽中。实践证明,无讼社区不是空中楼阁,建立起一套高效、便捷的化讼机制,是我们实现社区无讼的制度保障。我们和社区居委会、司法所、派出所、工商所等职能部门联动,搭建灵活多样的化讼平台。同时,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发挥合力优势,提升社区自我修复、自我管理的能力。群众参与无讼建设,从外部引导,到自发、自觉,需要我们将无讼理念广为宣传,使之深入人心。
社区法官,顾名思义,就是法官要走出法庭,走进社区,从而缩短法院、法官与市民之间的距离,改变过去上法院打官司的单一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与街道、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共建法律服务网,力争将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社区法官工作机制,是通过发挥社区法官“1”的核心作用,充分调动社区工作者、人民调解员、司法所、派出所、人民群众等“N”个综治资源的作用,共同预防和减少纠纷,营造无讼和谐社区,同时也缩短了法院、法官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提升了法院和法官在百姓心目中的亲和力。
“无讼社区”向社区派驻法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法院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浪费资源”,其实却神似“自塞一眼”,实际运作的效果有如虚竹大破珍珑棋局。大量的矛盾纠纷通过法官、社区工作者、专家学者或人民调解员的调解,得到有效化解。“无讼社区”成为矛盾纠纷化解的一招妙棋,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厦门样本”。
“无讼社区”的做法也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很多矛盾纠纷当事人都认同一个观点:如果没有“无讼”调解,他们的纠纷只能决断于法庭。正是有了法官的源头介入和社区工作者的“人情化”调解,他们最后才化“干戈”为“玉帛”。
的确,化解矛盾纠纷最关键要注重源头预防,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无讼社区”有机融合了法院、社区、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充分调动各方的力量,构建起了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畅通了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有利于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改变社会管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四、“无讼社区”的发展
无讼社区”的创建从根本上说就是树立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把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基层,充分发挥社区法官和基层组织的作用,把社会管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前端,及时发现、掌握和解决源头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把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然,创建“无讼社区”,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长期的坚持和付出。如何进一步推动“无讼社区”的发展,笔者建议:
(一)拓展“社区”概念的外延
将传统意义上的居民居住区拓展到具有同类性质、同一地域的人群中,从小区拓展到景区、校区、厂区、商圈、港口等。精心培育“无讼社区”、“无讼校区”、“无讼商圈”、“无讼行业”、“无讼交通”等“无讼”品牌,以点带面,拓宽“无讼”内涵,充分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用,营造出“少讼、化讼、无讼”的良好氛围。例如厦门市思明区法院,着力培育鼓浪屿“无讼景区”品牌。2009年12月,思明法院鼓浪屿法庭与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启动“无讼社区”创建活动。作为全区创建“无讼社区”首个试点单位,内厝社区先行先试,探索出了“一份协议、一个平台、一道程序”的运行机制。社区法官每双周三下午到社区“法律诊所”坐镇,为辖区居民和游客提供司法服务和纠纷调解。2011年“法律诊所”成功调处民间纠纷21件。在法律诊所基础上,鼓浪屿法庭与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签订协议,共建“司法馆家”平台,引导家庭旅馆业主诚信、依法经营,第一时间化解旅游纠纷,保障旅游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思明区法院还培育出厦门大学“无讼校区”品牌。2010年11月,思明法院滨海法庭、厦门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白城社区、演武社区五方签订共建协议,启动全国首个“无讼校区”。法院选派法官开展巡回审判、司法确认、指导人民调解等工作;厦门大学法律事务办联同社区及时掌握纠纷信息,协调各部门化解矛盾;共建“阳光法律服务站”,依托法律援助平台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对校内和社区纠纷预先排查,审判机构诉前介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萌芽和诉外。2011年“无讼校区”共举办3场法律咨询活动,受众达千余人,化解校区周边邻里纠纷112件。
篇7
【摘要】文章认为西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的方式及其衔接是民族地区法治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了解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方式的现实运作状态及其衔接，主张在健全诉讼机制的同时，充分理解和强化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法性及价值，以探讨建构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适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调解
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纠纷的特点，是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的前提。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各地不仅在自然条件、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应该有以下纠纷解决形式。
一、西部民族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1、民间习惯法权威的调解
由于基层民族地区“习惯法”小传统的现实存在和巨大影响，大部分的民事纠纷及部分其他纠纷，在民间基本由民间习惯法的权威通过习惯法予以解决了，比如壮族的“寨老”、苗族的“榔头”、瑶族的“瑶老”、彝族的“德古”等等。这些习惯法权威即深黯习惯法，又懂得一定的国家法律政策，在当事人自愿的条件下，他们运用说服教育劝导排解的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妥善解决纠纷，而且还不存在“执行难”问题。因此，和诉讼程序相比，这种调解有很多优势：如具有主动性，有利于民族纠纷及时解决；具有低耗性，有利于节约费用；具有广泛性，有利于方便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具有自愿性，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当然，这种习惯法权威的调解也有较难克服的缺陷。比如第一就是规范性较差。在实体上所依据的习惯法是诸法合体，在处理案件时，往往刑民不分。在程序上纠纷解决的运作完全操纵在习惯法权威手中，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导致纠纷解决结果缺乏可预测性；其二是纠纷解决结果的妥协性和不稳定性，容易以损害一方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其三是无时效限制，也易导致权利的消极行驶和社会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必须加强国家的法治化归引。
2、人民调解
目前，民族地区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三级联络已基本健全。一批有文化、懂法律政策、熟悉社情民意、道德素养较高的人员进入了人民调解队伍，调解组织机构和人员组织得到了加强。调解工作的领域也逐步拓展，基本覆盖整个民族地区。
但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各种纠纷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相对于民间习惯法权威每年调解大量的纠纷而言民族地区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还比较低，案件数的增长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可能一是“熟人社会”逐渐向“生人社会”转化，使得纠纷主体呈现流动性和陌生性，主动请求人民调解的趋势明显减少；二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调解的难度不断加大，使得调解的成功率下降；三是民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得到国家法律的强化，通过诉讼解决的当事人在增多，可能也使得人民调解有边缘化的迹象。
3、行政裁决
笔者认为，在民族地区对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社会纠纷，单一部门难以解决的“疑难纠纷”以及争议不大、金额较小、专业性强、与行政管理关系密切的“普通纠纷”，应由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参与纠纷解决。行政机关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能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利用自己管理方面的优势，提出能使双方容易接受的解决方案。总之，社会转型期中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纠纷，迫切需要调解机制具有综合性、权威性，形势呼唤“综合治理型”的政府介入社会纠纷的处理，以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我们认为行政指导是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至于当事人是否听从行政指导，完全由其自主选择决定；行政司法是行政机关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方式。行政司法作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政府参与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对解决纠纷、抑制矛盾具有重大意义，行政调解是行政司法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目前在民族地区，基层派出所的行政调解和交通事故中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4、仲裁
目前，仲裁在民族地区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与立法时的预期相距甚远。最明显的表现是仲裁机构受案数极少。我们认为影响仲裁工作开展主要有这样一些障碍：社会障碍，表现为部分企业、经济组织和公民对仲裁根本不了解，特别是对“一裁终局”规则不够认同；司法障碍表现为法院消极对待仲裁和积极对抗仲裁，可能有认为仲裁是在跟法院争地盘；自身障碍，表现为具有明显的行政烙印，仲裁的民间性受到损害。
5、诉讼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血缘、地缘关系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总体而言，诉讼与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通过法律和诉讼实现自身权利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也要求诉讼审判制度在现代纠纷解决机制或系统中应当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象征。
与其它解决机制相比，诉讼具有很多的优势，特别是目前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在近几年民族地区贯彻“能动司法、构建民族地区大调解格局”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基层人民法院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将司法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诉讼阶段，司法调解工作不断得到加强，调解和撤诉已成为法院处理民商事案件的主要结案方式，调解的案件也逐年上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人民法院2006民事案件收案数89件，结案数85件，调解结案数70件，调解率80%；2007民事案件收案数88件，结案数87件，调解结案数70件，调解率80%；2008年民事案件收案数124件，结案数123件，调解结案数120件，调解率96%。[1]但法院调解中还存在调解意识不到位，调解主体单一。调解启动滞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法官在庭审中主持调解兼具调解和判决的双重身份，有强制调解之嫌。
二、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衔接
在现阶段，民族地区纠纷主要通过以上方式来解决。但这些纠纷解决方式间缺乏关联性，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系统。因此，要建构适合于未来民族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注意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衔接关系。
1、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呈现一种递进的衔接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由于贯彻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从成本和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民族地区纠纷的解决基本上是贯彻了先习惯法权威调解，如果调解不了或是纠纷过于复杂，才会是人民调解或行政调解，最后是诉讼。在诉讼中对于群体性的纠纷，可能还会吸收民族习惯法权威作为陪审员参与法院调解，呈现出纠纷解决的递进上升关系。但实际上每一种解纷机制都有各自的优势，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之间是并行关系，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选择，对纠纷的妥善解决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反之可能会适得其反。
2、民间习惯法权威的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可以在“大调解”的框架下形成一个有机的解纷系统
这几个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能体现解决纠纷的东方特色与经验。因此运用衔接的好，必能促进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2011年1月1日新颁布的《人民调解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则体系的指导下，进一步研究实现人民调解与民间习惯法权威调解相融合的具体路径，并通过建立“诉调对接”的平台等措施来推进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有效衔接。[2]通过这样一个大调解系统的构建，进一步促成民间习惯法权威向国家法律人的转变，以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同时通过法院于司法局共同建立调解室等措施，及时解决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诉讼与仲裁的协调与衔接
诉讼与仲裁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两种重要机制，且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需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民族地区民商事的仲裁起步较晚，还是一个较新的事物，特别需要民族地方政府和相关司法机关的大力支持。比如在地方仲裁委员会成立之初，地方政府在财政的支持上应当扶上马、送一程，让其有一个哺乳期，以利于其发展壮大，并给予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地方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应当支持仲裁的工作，特别是支持仲裁裁决的即裁效力，同时抛弃认为仲裁是与法院争地盘的意识，建立起良好的诉讼仲裁协调机制，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为建设和谐的民族地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民族地区纠纷的解决主要有以上的一些方式，这些方式之间应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仲裁工作的支持和宣传力度，做好仲裁与诉讼的分工与协作。同时加大协调力度，整合“四种调解”资源，使四种调解机制有机结合，及时有效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阿牛阿吉.金阳县人民法院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诉讼调解调研报告[R].凉山审判，2009（2）.
[2]巫洪才.凉山彝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及其流变与法治化归引[J].云南社会科学，2012（3）.
【作者简介】
篇8
关键词： 人民调解；农村；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中图分类号： G899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2）03-049-04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国际上被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东方之花”。作为人民调解非常重要的领域——农村人民调解，在新时期面临需要我们去更加关注的一些问题，如农村人民调解员的素质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甚至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大局。
一、新时期提高农村人民调解员素质的必要性。
（一）《人民调解法》规定的要求
《人民调解法》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员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这就很明确地指出人民调解员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担任，应该具备哪些最基本的素质要求。
（二）适应新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需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在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统一体制被打破，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营，使得农民的思想分化严重，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显现。加之当前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与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及其他要素互相渗透、影响的程度加深，使农村的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多元化、多样化和复杂化。总体来看，当前，新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矛盾纠纷的多样复杂性。当前农村矛盾主体增多，矛盾关系广泛、复杂，往往是国家、集体、个体和多种经济组织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人民调解工作的范围逐渐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向合伙经营性纠纷、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环境保护、医患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环境污染补偿纠纷、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等涉及个人、集体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甚至政府部门多层次调解对象的领域扩展。
2.矛盾纠纷的涉法性。随社会的进步，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民调组织及辖区行政部门不解决或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选择。如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
3.矛盾纠纷的群体性。过去农村的矛盾纠纷以村民之间一对一的简单纠纷居多，而当今不少纠纷涉及面广，所涉及的当事人，少则几户数人，多则数几十户、数百人，易于引起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人的共鸣，进而形成群体行为，这些矛盾纠纷若处理不当，解决不力，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极其容易引发。
4.新矛盾纠纷指向政府化。农村中矛盾纠纷不仅发生频繁，而且不少矛盾纠纷直接指向政府。其中有些是农村群众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与政府发生争执，也有些是向政府提出不合理要求，还有些是被人利用，故意扩大或歪曲事实，无理取闹，一些人还暗中传播所谓经验，非要把矛盾搞大，采取串通，集体上访等办法，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满足其要求为目的。
以上新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特点对农村人民调解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培养和造就一支专业性强、素质优良的人民调解员队伍，是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环节。人民调解工作能否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关键取决于人民调解员是否具有良好的素质。
（三）农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
当前调解工作中，农村调解员队伍建设方面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调解主任缺少可选配人员。市场经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有文化、有一技之长、年富力强的农民外出谋求发展或潜心发家致富，使农村基层组织的候选人相应减少，调解员的人员选配更显困难。二是调解员缺乏经济保障和政治待遇低。农村调解委会调解工作在村委会里应是治调主任专职一项工作，但在一些乡镇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民调解员严重短缺，有的乡镇只有一个调解员，特别是调解员工资待遇和办公条件跟不上去，不少调解员每月工资不到500元，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三是调解员业务素质不高。在农村，调解员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主要存在体能状况、思想状态、政策法律水平及文化素质等几个不适应。农村人民调解工作主要由一些年过花甲的老党员、老干部承担，文化水平低，社会知识面窄，政策法律知识较少。有些调解员工作标准低，工作被动应付。四是亲情观念阻碍有的调解员的正常工作开展。有的调解员因为自己在村里土生土长，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沾亲带故，一个个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对纠纷能避则避，能推则推，遇到纠纷不愿管或不敢管，推诿扯皮，往往导致矛盾激化升级，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二、新时期农村人民调解员的素质要求
新时期，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农村调解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笔者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归纳概括，认为农村调解员必须具备以下与担负日益繁重的调解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素质：
（一）良好的心理素质
人民调解员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指他们在调解活动中所拥有的良好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主要包括：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较好的情绪控制能力以及面对纷繁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乐观、坚韧不屈、临危不惧、百折不饶的恒心与毅力。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调处对象主要为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文化层次相对低、文明意识较弱、法律意识不强而自私自利的农民思想意识相对较重。因此，农村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繁琐性、复杂性和难度、强度可想而知，这对我们的人民调解员的心理承受力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考验。因此，要想取得良好的调解成效，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较好的体能素质
人民调解是一项既耗体力又耗脑力的十分艰辛的工作，要求调解员不仅要有满腔的工作热情和丰富的法律知识、调解经验等，还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体能素质。农村调解工作人员经常要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前的调查取证等各项前期工作。在调解前，还要做好调解预案等，在调处过程中，经常要熬夜、加班加点，有时为成功调解好一件纠纷，甚至要饿着肚子连续作战。因此，农村调解员必须具备较强的体能素质，才不会出现调好一个案子搞坏一个身子的现象。
（三）较高的思想素质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是《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员的基本要求。因此，拥有良好的思想素质是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首要条件。人民调解工作又是一项复杂琐碎的工作，这就要求每一位人民调解员都要在思想上热爱本职工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场无私奉献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坚持原则，爱岗敬业，热情服务，要始终保持一颗热情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诚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而对于农村调解员更是如此。农村调解员往往缺乏经济保障和政治待遇低，因此，人民调解员要有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修养、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忘我无私的思想品质、遵纪守法的模范作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热爱调解工作，在工作中感受调解的成就感。
（四）综合的业务素质
新时期农村矛盾纠纷呈现出的诸多新特点要求调解员在预防和调解矛盾纠纷过程中，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不但要对当事人进行规劝疏导，还要对其从道德、情理、政策、法律上进行说服，才能使纠纷当事人心悦诚服，化干戈为玉帛。因此，随着依法调解、科学调解成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必然趋势，人民调解员要在联系实际中加强学习，不仅要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还要具备较为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甚至专业性很强的如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和网络运用、农业科技等学科知识，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分析、解决问题和驾驭复杂场面的能力。笔者认为，新时期农村人民调解员应加强以下六种能力的历练与养成。一是要不断提升法律政策理解适用能力。《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化解矛盾纠纷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现行政策、道德和公序良俗等进行。二是要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说话是一门艺术，调解的语言更是一门艺术，因为会说话的人不一定会调解，而不会说话的人一定不会调解。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直接面对的是群众，如果调解过程中，运用语言不当，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激化，适得其反。这就需要人民调解员的语言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既有专业语言，也要有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因为专业语言能够让调解员在当事人面前树立调解的权威，而大众语言使调解更简单易行，当事人一听就懂，就不会产生误会。三是提升沟通协调能力。人民调解员的工作很多需要当地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与配合，调解矛盾纠纷，既需要较高的智商，更需要做好协调沟通工作的情商；调解员既有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又有让调处对象心悦诚服的人格魅力。四是提升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在化解矛盾纠纷尤其是群体性纠纷中，农村人民调解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随时洞察各方当事人的情绪变化，及时预防和控制场面，才可能使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平息争端。五是提升团队凝聚能力。人民调解是交流协作的过程，有的矛盾纠纷靠个人力量是难以达到目标的。这就要求人民调解员树立大局观念、尊重同志、加强团结，围绕“案结事了”的共同目标协作配合，发挥集体的智慧。六是提升调解文书的制作能力。按照司法部的规定，为防止已调解成功的纠纷发生反复，规范调解文书制作、调解卷宗，保证调解协议的法律效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制作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人民调解员要虚心向专业人士学习，熟练掌握调解协议制作方法与技巧。
三、新时期提高农村调解员素质的启示
（一）着力解决农村人民调解的现实困难
首先，在机构设置上，农村人民调解机构未必村村都要设，可以结合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区建设，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做法，社区设调解委员会，村上设专职调解员。有分有合，便于工作，利于整合。其次，人员岗位上，农村调委会成员仍应实行专兼职相结合的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和村子可以通过选拔培养或公开招聘的方式适当扩大专职调解员的比例。这样既可充分利用农村干部作为人民调解员的优质资源，也可满足农民群众解决纠纷的“找干部情结”，又能节约支出，减轻地方财政和村集体的经济压力。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充实农村人民调解工作，如大学生村官，人民调解志愿者、农村其他社会组织精英等。再次，落实农村人民调解经费及工作补贴。考虑到绝大部分农村人压调解员是兼职的，调解矛盾纠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必然会影响其收入生活。因此，改善其工作条件，给予合理工作补贴是调动农村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稳定调解队伍的必要措施。第四，创新激励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成效机制。据了解，从2009年5月份开始，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司法局在全省率先推行矛盾纠纷“以奖代补”个案补贴机制，将人民调解员个案调解所得的报酬与其工作量、工作难度挂钩，多调多拿，少调少拿，使人民调解工作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模式运行。“以奖代补”个案补贴机制的推行，是用小资金的投入，收获大回报的成功做法，真正起到了小资金撬动大和谐的“杠杆”作用。
（二）精心选配好农村人民调解员
在调解经费得到保障且不断加强的前提下，在人民调解文化魅力的感染和吸引下，选配人民调解员可通过自我推荐、群众推举和公开考核、群众大会投票选举等相关程序，确保将那些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热心公益事业、品行良好、办事公道的中、青年人充实到人民调解员队伍中来，而且可以尝试，通过相应的机制吸引各领域的其他热心人民调解事业的人士担任特邀调解员，壮大农村人民调解队伍。
（三）强化对农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
司法行政机关应每年利用三至五天时间对农村人民调解员进行一次集中业务培训和间断的经常性培训。可聘请律师、法官、合同管理人员等专业人员授课，认真学习《人民调解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经济合同法》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培训要力求做到人员、时间、内容、效果四落实。
（四）基层司法行政人员进行传、帮、带
司法助理员应经常深入基层，协助人民调解员调解疑难复杂民间纠纷。调解时，可先由调解人员提出调解意见，然后由司法助理员进行分析讲解，最后形成调解方案。这样既能调动调解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能使他们在实践中提高调解工作能力。
（五）农村调解员加强自学和实践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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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大职责使命。”其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居于三大职责使命之首。为履行这一首要之责，黔南州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创建维稳信息网络、严格管控社会治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向各领域不同程度存在的不稳定因子发力，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五大理念”
引领“两创两严”
今年是黔南建州6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黔南州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国内发展新常态和国际形势新变化，切实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和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维护全州社会大局稳定做了大量工作，具体体现为“两创两严”：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一是完善形成以“五位一体”统一抓，“五种力量”合力抓，最大程度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三大需求”，始终贯穿群众路线“一条红线”为主要内容的“5531”社会治理新模式，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针对困难弱势、利益诉求和特殊人员“三大群体”因地制宜实施了社会治理“135”工程建设，全力推进“育新”工程，助力“135”工程升级为“136”工程；三是推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福泉“112”模式；四是实施涉法涉诉改革“2345”模式。一系列创新社会治理的经验，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其中多项经验在全省进行推广并吸引各级媒体广泛进行宣传报道。
创建维稳信息网络。2015年，黔南州法院启用案件信息管理新系统，完成三、四级网络和科技法庭改造升级，基本做到庭审同步录音录像、案件远程审理等，实现案件监督管理全程留痕。全州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其中“天网工程”安装监控探头10026余个。建成了覆盖全州的公安信息网和州、县两级警务综合平台，民警信息化应用的意识和水平明显提升，基础信息即采即录即查成为基层执法的规定动作和自觉行为，全州信息化建设应用走在全省前列。
严格管控社会治安。全州各级各部门以社会治安防控“六张网”、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六项工程”为抓手，全面深化平安黔南建设，主要做好机场、车站、街道、广场、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区域，党政机关、部队驻地、城市标志性建筑、大型商贸集会场所、国计民生基础设施等重点目标，铁路、民航、公交等敏感地点的安全保卫和管控工作。以打造“犯罪实时控制机制”升级版为龙头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实施黔南“141”（一个核心、四轮驱动、一网考评）犯罪实时控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打、防、管、控的能力和水平，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分工明确的犯罪实时控制警务模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两抢”犯罪得到有效控制，2015年全州累计实现236天“两抢”犯罪“零发案”。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捣乱破坏活动，成功侦破了“12.29”特大电信诈骗案等一系列重特大案件，全州每年刑事案件总量和八类主要刑事案件连续多年呈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2015年，州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全年收案7314件，结案7166件，同比分别上升6.54%和7.57%，结案率97.98%，居全省中院第一；全州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案件86件105人，办案率为100%，名列全省第一。
“十个精准”
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黔南州实施“两创两严”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但维稳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同样不容忽视。因此，建议施行“十个精准”助力破局。
精准掌握情报信息。动态掌握社情民意，快速就地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矛盾的新动向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带来的社会不安新趋势，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领域、经济领域、社会治理领域、特殊利益诉求群体等可能引发的重大、大规模聚集上访、舆论炒作热点等重大不稳定问题。
精准化解突出矛盾。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按照“一事一策、一案一策、一人一策”的要求，制定方案、采取措施，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合力攻坚、限期解决，确保突出矛盾问题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不叠加。
精准评估稳定风险。把重大决策、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从源头预防减少突出矛盾纠纷、防范发生重大不稳定问题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切实做到应评尽评，坚持关口前移，强化风险排查预警，做到排查全覆盖、精准研判、及时预警、主动防控，有效预防和化解潜在风险。
精准管控重点人员。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扎实做好重点人员的管控工作，认真落实稳控对象、稳控责任人“双实名制”措施，按照“一人一策”要求，坚决将重点人员稳控在基层、吸附在当地。
精准办理案件。坚持用群众工作方法统揽工作，着力打造阳光、责任、法治，提高解决突出问题的效能，真正把群众吸附在当地，努力防止上行。
精准帮扶退伍军人。积极主动了解和掌握困难复员退伍军人的所需、所急、所盼，切实解决复员退伍军人“生活难、住房难、就业难、就医难”等实际困难和问题，多渠道、多方式帮助复员退伍军人创业就业。
精准打击违法犯罪。全州政法机关要按照上级的部署，组织开展以“夏季严打”为龙头的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工作，认真落实好“严打”和专项整治各项措施，把矛头对准黑恶势力犯罪、“两抢一盗”、黄赌毒、涉众型经济犯罪、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等突出犯罪。
精准巡查公共安全。健全和完善各类灾害和安全生产隐患滚动排查、风险评估、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应急处置等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强化监管人员、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在公共广场和城区主干道增设治安卡口、卡点，增加巡逻车辆、流动警务室及警用设备，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精准设置应急预案。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在思想上、工作上、措施上全面做好应对处置突发事件准备，进一步健全完善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坚持“三同步”（依法处理、舆情引导、社会面管控）机制，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风险点妥善平息事态，坚决防止事态升级恶化，杜绝发生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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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实基础，全面加强镇（街道）司法所建设
（一）工作目标
按照“坚持建设、管理、工作并重，全面加强司法所建设和管理”的要求，年基层司法所建设要在“务实、务好、务强、抓弱”上下功夫，要以全国省市加强司法所建设为契机，部分完成司法所独立办公场所购置（自建、合建）工作；为加强我区社区矫正工作，力争司法所配备达到3人以上；司法所装备建设全部达到“五个一”：即一部电话、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部摩托、一部数码相机。司法所业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在08年全区完成创建2个全市“十佳司法所”的基础上，09年再创建全市两个“十佳司法所”。
（二）具体措施
1、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厅、市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区司法所建设工作。
2、继续抓好省委常委会《会议纪要》等3个文件的贯彻落实，上半年区组织一次检查，并配合市局组织一次督查。
3、重点抓好二个规范化司法所建设，培育和创建二个全市“十佳司法所”，区局拟拿出一定的经费补助和鼓励基础比较好、工作做得实、领导重视的镇（街）一同抓好两个“十佳司法所”的创建工作，加强司法所制度上墙、档案管理、工作扎实的经验与做法，年底区局组织评比、表彰。
4、10月底前区局要组织全区调解员集中培训一次。
二、巩固成果，全面开展人民调解“十百千万”示范活动
（一）工作目标
今年是“十百千万”人民调解示范活动第三年，要确保完成示范单位的创建、考评和命名工作；以示范带动全区的调委会建设。
（二）具体措施
1、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指导，以人民调解“十百千万”示范示范活动为基础，全面带动全区调委会建设。
2、全区人民调解工作要突出抓好规范化建设，有效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工作。
3、加强培训工作。区局在7月份前抓好全区的直属、村居和村居以下的调解人员培训。
4、抓好人民调解员的报酬落实。
5、加强创先评优活动，年底结合综治考评，向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推荐先进司法所、调委会等给予表彰。
三、抓住重点，扎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一）工作目标
全区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调处率要达100%，人民调解成功率要达到95%以上，行政调解结案率要达到90%以上，司法调解结案率（含撤案率）达到45%以上。全区实现“四无”的村居、社区达70%以上。
（二）具体措施
1、年组织不少于二次全区矛盾纠纷集中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和一次落实化解矛盾纠纷“十项机制”的情况督查。
2、按照“城综治办[]002号文件，每月召开一次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分析例会，例会要做到形式多样、务实性好、针对性强，例会情况通过编发通报和社情动态专刊上报下发。
3、要充分发挥社会矛盾纠纷联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级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矛盾纠纷“月例会”和巡回调解工作平台及“多元化”调解的作用，会同各成员单位和整合社会其他调解资源，确保在国庆60周年等全国省、市重大活动中，无非正常进京、省上访。要切实抓好抓实每月的社会矛盾纠纷督办件，调解率达100%，办结率达90%以上。
四、通力协作，重点抓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一）工作目标
坚持“改革创新、以人为本、社会参与、维护稳定”的原则，开展全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实行无缝化衔接，确保矫正对象不漏管、不脱管，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内。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全面推广。
（二）具体措施
1、在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不断完善工作方案和规章制度，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法院、检察、公安等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分工、规范工作职责，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创新、有成效。
2、按照社区矫正的工作流程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衔接和教育矫正。拟于10月底前组织一项外出参观学习。工作上实行无缝化衔接，实行审核评估工作，落实社区矫正对象义务劳动和学习教育活动。
3、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按照“依法规范、积极稳妥”的方针，试点工作的重力要下在“组织构建、制度建立、保障明确、排查摸底、交接清楚、矫正有效、档案健全、宣传到位、考核奖惩”等重要环节上。
五、以人为本，尽力做好安置帮教工作
（一）工作目标
年要继续推进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四化”建设，突出信息管理软件运行、重点对象的帮教管控、低保政策落实、职业技能培训四个重点，增强工作实效。全区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达到95%以上，安置率达90%以上，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3%以内。
（二）具体措施
1、组织对年度刑释解教人员的集中排查活动，进一步摸清底数，特别是要摸清严重暴力犯罪刑释人员等重点对象的去向，防止脱管漏管。
2、年年底前，要对全区刑释解教人员重点困难户进行摸底，配合区民政部门实行低保和救济帮困活动，在全区开展一次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送温暖，沐阳光”活动，突出在于思想上帮教、生活上帮困、就业上帮助、生产上帮扶。具体是：今年司法局领导组织带头对帮扶对象进行“一帮一”，以期解决最实际的困难；在条件许可下，会同劳动保障、工商、税务等部门组织一期刑释解教人员的技术技能、就业安置等业务培训；会同劳动保障、工商、税务、共青团、妇联等部门指导、帮助无业人员就业。
3、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安置帮教实体（基地），全区重点培值2个安置帮教工作典型，通过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推动安置帮教工作上水平。
六、围绕大局，深入开展法律服务工作
（一）工作目标
法律服务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为主线，服务大局，要努力创新基层法律服务“四进”长效机制，基层法律服务所担任镇（街道）政府常年法律顾问要达到80%以上，协助司法所调解矛盾纠纷20件以上，为农民购销合同把关有效率达100%，在外来务工作人员较多的镇（街）、基层法律服务所要及时办理涉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案件。
（二）具体措施
1、巩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主题实践活动，重点培植“四进”典型1个，督促基层法律服务所办理1—2件实事，确实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2、积极创新基层法律服务“四进”方式，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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