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22 22:28: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当今社会，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影响，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牵扯，体制改革、企业改制、政策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不断产生大量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既有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富”和“后富”之间的矛盾；也有因经济社会转轨造成的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分配的矛盾；还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和社会保障救助等政府职能不到位有关。
目前，民间纠纷的主体更多地由公民与公民之间，向公民与经济组织之间、公民与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扩展；民间纠纷的内容也由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婚姻、继承纠纷或邻里之间简单的侵权、债务纠纷，发展为合伙投资纠纷、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安全事故纠纷、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纠纷、物业管理纠纷、拆迁征地纠纷、村务纠纷等等，这些纠纷在总体上呈现出非对抗性质的矛盾纠纷。
随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矛盾纠纷日趋错综复杂；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纠纷矛盾冲突表现的形式和外在激烈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化解这些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的手段和方式也必然有所差异。经过长期的实践，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等涵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该机制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首先可以各自独立运行，而且在功能和体系上可以互补衔接，形成动态的程序体系和运作调整系统，得以满足不同性质、类型和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冲突的复杂性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社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要求。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司法探索
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以“仲裁”和“调解”为主要组成部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因其具有灵活性的优势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因其不确定性又使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规范性的要求。为了克服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充分发挥其优势，经过近年来的逐步探索，我国有针对性地把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纳入了法律规范化的轨道，目前已基本实现与诉讼的良好衔接。
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各类调解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进行了规范，允许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调解协议，克服了调解协议不能直接作为执行依据的不足，进一步推动了调解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作用。2011年1月，《人民调解法》实施，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人民调解协议的程序依据，从而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在技术层面的衔接。
面对日益增多的繁复的社会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化解需求，司法机关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从未停止。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指出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对完善调解工作制度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民事审判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主要体现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在刑事司法领域，则表现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提出和贯彻。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刑事审判中也必须重视社会矛盾的化解，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各地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探索，比如尝试刑事和解制度、引入社区矫正等。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完整、系统。虽然近年来《人民调解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在法律层面已经没有问题，但人民调解、仲裁等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具体的分工和作用的领域仍不清晰，存在着程序设计和职能替代上的重复，导致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比如，医疗事故纠纷解决中既有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又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司法鉴定，在当事人之间认为造成了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冲突和不信任；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首先是要进行劳动争议的仲裁，不服仲裁后还可以继续向法院，造成了仲裁和诉讼的重复。法律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是造成近年来医患矛盾、劳资纠纷等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尚不够清晰。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探索应当以“为民”、“人本”理念为基础，以能否体现人民根本利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作为优劣判断的重要标准。在司法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背景下，实践中很难界定何为司法应当追求的社会目标，何为政治应该实现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理解“为人民服务、为大局服务”的精髓、深刻领会司法人文关怀和司法社会矛盾化解功能的内涵，否则就会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产生消极影响。
灵活调解与依法调解之间的冲突依然未得到很好的平衡。注重灵活性、不拘泥于法律法规是人民调解的独有优势，而依法调解是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如何平衡好“灵活”与“依法”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因为必要的上位法依据缺失，地方司法机关进行的某些探索是否突破了现有法律仍存在不少的质疑。比如，各地法院开展的委托调解在《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刑事诉讼法》中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地方司法机关实践中各自为政造成司法不统一。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积极发挥司法能动性，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对纠纷化解方式尝试了多种多样的探索。各地司法机关的实践经验值得肯定，但也应当注意由此带来的对司法制度统一性的冲击。以刑事和解为例，有的法院主张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被告人真诚悔罪，即使是故意杀人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只能在轻微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这种情形对司法制度的统一性产生了消极影响，对司法机关在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过程中起到了负面作用，终将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坚持以法治为轴心，完善相关立法。笔者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在原则部分加入符合“为民”、“人本”理念的规定。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成熟的、正确可行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另一方面，各地法院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主动依法化解当地社会矛盾纠纷，做到既合法理又兼顾情理。
强化和发挥各种调解方式的功能和作用。对现有的诉讼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人民调解与行业调解进行合理的分类分工，实现各种调解方式之间的有机过渡和衔接，同时在调解过程中，既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但也必须要坚持依法调解的原则不动摇。笔者建议，建立由政法委综治办、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参加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联席会议机制，针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可变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特点，互通信息、通报案件、分析探讨，使各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掌握矛盾纠纷调处情况，增强对未来事态发展的预见性，以便有利于采取有效的矛盾疏导和防范措施。
集中优势司法资源，群策群力，不断推进涉法涉诉案件的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的案件中，涉法涉诉案件占有较大比例，这部分案件的有效化解，无疑是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功能实现的重要体现。要提前预防苗头，及时化解当事人积累的怨气，不断完善工作责任制度，搭建形式多样的沟通平台，把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和解决纳入法制化轨道。
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情报信息网络。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纳入政务督查范畴，及时催办督办并定期通报。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分析反馈机制，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治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发展动向，对各类动态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及时分析预测并作出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领导科学决策、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参考依据。
篇2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33-02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接反映到诉讼阶段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给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单纯依靠诉讼手段调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纠纷，不但法院难以承受，而且处理效果不尽理想。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来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为促进基层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指导。
1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即非诉讼纠纷解决（英文表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为ADR），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ADR是一个理论与实务（实践）紧密结合的领域，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课题。
《若干意见》结合我国法治实际与ADR的法治理念，明确“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分别从任务要求、如何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何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如何规范和完善司法确认程序以及加强工作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作为承受矛盾纠纷最直接的基层人民法院，《若干意见》明确了“为有效化解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人民法院鼓励和支持行政机关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调解、裁决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因此，思考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满洲里法院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初步探索
满洲里法院连续多年被满洲里市委、市政府评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实绩突出集体、工作先进集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等，主要领导也被自治区政法委评为工作先进个人。这与满洲里法院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有益探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举措总结为以下两点：
2.1 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中心，积极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满洲里法院从立案、审查、受理、开庭、调解、判决、送达以及优质服务、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各环节入手，用有效的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使所判决的案件经得起检验。
2.1.1 强化立案调解功能
发挥立案庭分流矛盾纠纷“第一关口”的作用。满洲里法院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度，对未经诉外调解程序的案件，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行业调解等诉外机制先行调解。2009年以来，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满洲里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激增，其中大量是集团诉讼。如：2011年3月16日，因满洲里市口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拆迁人未能达成拆迁协议，市建设局向法院递交强制拆迁申请书。这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后行政机关首次申请法院强制拆迁房屋的案件。此类案件敏感性强，对今后类似的案件还会起到引导性作用，因此，满洲里法院启动诉前调解程序，由法院副院长、立案庭庭长、办主任亲自接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动之以情，晓之以法，努力为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经多次耐心的调解，双方达成拆迁协议。满洲里法院通过对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前介入进行调解，及时化解纠纷，避免了诉讼，带动了一大批类似案件的顺利解决。
2.1.2 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一是建立案件分类调解制度，对各类诉讼案件，根据案件类型特点，确定先行调解的案件范围。二是建立各环节的梯次调解制度，规范庭前调解、庭审调解、庭审后调解等环节。三是建立全面调解制度，各类一审案件，要坚持调解优先，力争以调解方式解决，努力实现定纷止争，将矛盾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涉诉案件，原审判庭要与部门共同负责调解，通过解疑释惑做好息诉服判工作。通过上述工作方式，满洲里法院调解率达到70%以上，达到了以调解的方式定纷止争的目的。
2.1.3 推进执行和解工作
在执行和解工作中善于发挥执行和解的作用和优势，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和缓解、化解矛盾纠纷。特别是涉及稳定、涉及发展的“执行难”案件，更是努力加强执行和解工作。2011年，满洲里法院执行和解案件达到109件，和解率为33.33%。
2.1.4 加强诉讼程序和环节中的全面调解
一是加强行政诉讼协调工作，高度重视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工作，通过协调、和解实现案结事了。2011年，经法院协调，行政案件撤诉率达55%，超过半数的行政案件以撤诉的形式结案，化解了官民矛盾，不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推进了依法行政和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加强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出发，引导被告人与被害人或其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调解协议，使受害人或其亲属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2011年，满洲里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71件，调解率达到了100%，努力将矛盾化解在了最基层。
2.2 注重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科学布局涉诉工作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满洲里法院努力充当主力军、推动者，加强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法律指导，积极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同时，积极参与全市敏感案件的调解、化解工作，与各职能部门一起共同做好民调工作。如：以扎赉诺尔区中蒙医院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涉及22个申请人，标的额达2700余万元。自2005年受理后一直未能执结，当事人怨气很大，多处上访，被自治区列为督办案件。为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法院的同志多次前往实地了解情况，积极与扎区卫生局、区政府、市卫生局、市政府等单位协调，先后两次向满洲里市政法委提交解决此案的书面报告，多次向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寻求支持。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最终做出了以评估价分期偿还债务的决定。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申请人在得到部分执行款后，同意了此方案。该案不仅得以顺利解决，而且为扎区百姓留下了社区医疗网点。通过满洲里市法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2011年全年排查出38件存在上访隐患的案件，均已息诉罢访。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政府司法救助金，对涉诉弱势群体开展救助，化解了矛盾。
3 关于完善满洲里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根据《若干意见》精神和中央政法委等16部委联合印发的《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有关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格局的具体指导意见。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通过推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组织和程序建设，建立健全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完善措施：
3.1 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力度
一是提高全社会对建立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重要性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是理念的体现。我们要充分认识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具有的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强全党全社会对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作用，宣传介绍仲裁、人民调解等非诉解决方式经济、方便、快捷、对抗小的优势，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解决方式解决纠纷，转变“解决纠纷就要打官司”的观念，从而分流诉讼案件、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
3.2 以“三调联动”为平台，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思路，坚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党委、政府把贯彻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综治领导责任制范畴，纳入党政领导落实综治工作绩效档案内容，纳入行政机关效能监察和公务员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成立党委、政府“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由某部门（如综治委）牵头，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指导本市的“三调联动”工作，并对该项工作进行宏观部署、政策调研、综合协调、检查指导，注重领导带动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作用。人大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视察检查，督促指导，总结推广有益的经验做法。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能，积极主动参与纠纷解决，明确责任，研究制定本部门受理相关纠纷的操作规程，做到有事必调，调必有果，限期解决，登记在案，对重大或疑难纠纷实行听证制度，确保调解或裁决公平公正。司法机关积极做好参与、监督和支持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培训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技能。对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件，及时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审理，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3 建立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定期指导与沟通
满洲里市法院要积极推进全区法院开展的“千名法官下基层”活动和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在这两项活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法官进社区、进企业，开展案件巡回审理和巡回指导，通过力量下沉和服务前移，建立完善司法服务网络、便民诉讼网络、纠纷化解网络，有侧重点地搭建工作平台，定期向基层调解组织提供典型案例、邀请基层调解组织人员参加旁听观摩或参与诉讼等手段，负责向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社区、企业负责人提供指导，提高基层调解人员依法解决纠纷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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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现状：__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4年8月成立，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得到了省、市妇联的高度关注和支持，省妇联主席杜亚玲和省妇联党组成员、副厅级纪检员郑丽东等领导先后视察指导__区婚调工作。自成立以来，婚调中心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公益服务的原则，以实现夫妻和睦、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为目标，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35名志愿调解员免费为全市家庭提供调解服务。共接待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653起，其中调和252起，没有一起因调解不当而导致矛盾激化，社会反响很好。
（二）成效：一是部门联动好。区综治委牵头，区妇联、区司法局、区民政局、区政务服务中心等部门切实协作与配合。区司法局认真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引导及法律工作者备后；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供场地、办公用品、工作午餐；区妇联负责婚调工作的宣传、指导和发展。二是专业调解好。场地专业。婚调中心设休息厅、接待室、调解室。调解室按照心理咨询、婚姻调解的专业要求作了特别布置，取名“微语间”，让当事人在温馨、放松、私密的环境下接受调解。调解员专业。调解工作成效的决定性因素是调解员队伍。35名调解员全部具备婚姻家庭咨询师、心理咨询师资格。他们在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亲子教育、青少年素质教育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掌握调解的技能技巧。三是队伍建设好。区妇联指导婚调委在__市义工联网站注册成立__区婚调义工队。并通过工作协议的方式交给__海威婚姻与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提供婚调服务，加强调解员的培训管理工作，制定了《志愿调解员服务岗位制度》、《志愿调解员学习制度》等规章制度。建立微信群，定期学习分享，交流调解心得；聘请专业督导，探讨调解经验；评比优秀卷宗，评选优秀调解员，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四是延伸服务好。除了在婚调中心接待调解外，区妇联、区婚调委还联合举办了“和谐婚姻、幸福家庭”50堂公益讲座活动，陆续在全区各个层次各类人群中进行。注重进行心理疏通和引导，适时为群众解答婚姻家庭中的困惑与矛盾，减少导致离婚的非主流因素。通过服务方式的创新，宣传了婚调工作，传授了婚姻家庭和睦相处的方法，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__婚调工作开展近2年，虽然在实践探索中有亮点创新、有社会效果，但确实还有些“单兵作战”的感觉，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一）对婚调工作重视不够。一是个别领导和部门重视不够。个别领导和部门认为婚姻调解可有可无，清官难断家务事，以致婚调工作难以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甚至认为妇联没事找事做，造成婚调工作只能依靠妇联组织的少数调解员单兵作战，在调解工作上难免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二是群众重视不够。不少离婚对象认为“我们吵架离婚关你们什么事”，不愿接受调解。而且觉得人民调解没有强制力、调解工作起不了大作用，以致出现矛盾纠纷时不是诉讼就是上访，不愿接受调解，导致一些本来可以就地解决、就地化解的家庭矛盾纠纷激化乃至升级。
（二）婚调组织机构建设薄弱。乡镇（街道）婚姻家庭纠纷专业调解组织还没有建立；村（社区）这方面的调解力量不足为提，更谈不上专业调解。并且婚姻家庭纠纷的内隐性，调解的启动、实施以及协议的达成都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当事人任何一方在任何时间均可以拒绝调解，调解工作的刚性缺乏，进一步增大了调解工作的难度。
（三）婚调工作经费保障不足。经费保障不足，我区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婚调工作的开展。由于人民调解不收费，我们__的婚调员都是志愿者，奉献爱心，没有任何补贴，包括原来说的司法系统的“个案补贴”、“以奖代补”也没到位。如何让调解员保持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何发挥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的最大效能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四）婚调资源力量整合不强。当时婚调委的试点是妇联牵头，实力不强。其实公、检、法、司等都有做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工作，但都没有真正实现资源共享、联调联排，各部门仍处于击鼓传花、单打独斗的局面。比如民政的婚调也还要挂牌，也还有工作要求。各部门婚调力量到底怎样组合，各自重点在哪里都不明确。
为有效应对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婚姻家庭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勇于探索。几点建议或是请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请综治办牵头，明确公、检、法、司、民政、妇联等成员单位在婚姻家庭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中的各自职责。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调解工作及统筹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协调联动、效力衔接等问题，并制定相关制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明确经费保障。相比其他成员单位，妇联的工作经费相形见拙，但又承担着婚调委这个平台建设与发展。婚调委是司法人民调解工作的补充，在区县级人民调解工作的预算在司法。请求省级对婚调委经费保障予以明确到妇联或者明确司法对婚调委工作经费予以补充或者推动政府购买此项服务。
（三）强化队伍建设。各级建立婚调员数据库，数据库人员由个人自愿申请，经各级司法、民政、妇联共同审核通过后才能加入。对婚调员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份、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进行建档。每年通过举办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分批、分层次对婚调员进行知识更新。推行省、市、县三级婚调员等级评定机制，年底开展“调解能手、调解案例、调解委员会”评优活动，加大宣传，有效提升婚调员工作积极性。
篇4
20__年以来，__法院认真研究__县社会矛盾纠纷显现出的特点，本着服务于民、服务于稳定的思路，经过深入调研，打破观念上的禁锢，从工作实践出发，不断丰富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内容，实现了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互补和协调发展，与县司法局就委托调解工作达成了共识，率先在全区大胆尝试开展委托调解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一、委托调解提出的理念动因
委托调解是法院借助社会力量调处民事纠纷的新举措，是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尝试，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的有力武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在当事人双方即将或者已经对簿公堂的情况下，创造性地通过人民调解和风细雨的工作化解纠纷。
以促进和谐为动因。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旧有矛盾不断积累、新生矛盾不断出现、各种利益诉求层出不穷，并以案件的方式进入法院,法院单一化的诉讼手段已不能满足解决纠纷的需要，如何依托社会资源，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妥善处理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以缓解诉讼压力为动因。近年来，__县法院的收案数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1998年__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987件, 20__年1至10月受理各类案件3976件，较20__年同期上升29.4%，是10年前的2倍,而全院的在编人数却比10年前少2人。20__年至20__年，__法院法官每年人均结案都在100件以上。审判力量严重不足，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法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如何缓解案多人少带来的诉讼压力，已成为__法院改革的重要课题。
以创新调解理念为动因。大量案件涌入法院，说明法律手段愈来愈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诉讼愈来愈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但这些手段和途径所对应的司法资源却是有限的，不可能包揽解决所有的矛盾纠纷。如何平抑社会矛盾、调节利益关系、维护和谐稳定，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挥人民调解植根基层、熟悉情况的优势，创造性地实现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使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二、委托调解的基本模式、框架
以和谐稳定为目标，以大调解网络为载体，以良性互动为保障，构建全方位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联动机制，初步形成了5个乡镇、1个街道、6个社区、12个清真寺调委会参与的覆盖全县的县乡村三级民事纠纷调解网络。
形成委托调解组织网络。__县有人民调解委员会119个，其中乡镇级调委会5个，南梁台子人民调解委员会1个，村级调委会61个，社区调委会6个，企业调委会34个，清真寺调委会12个。这些调委会均隶属于__县司法局，20__年3月，__县法院与__县司法局出台了《关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涉诉民事纠纷的实施意见》，确定了委托调解的范围、程序，以民一庭和基层法庭为基干向三级人民调解组织委托调解案件，在5个乡镇设立了委托调解示范点，聘请10名人民陪审员、120名乡村干部、15名宗教人士作为特邀调解员，通过诉前诉中委托的方法初步形成了以法院各庭为基础，人民调解组织为骨干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委托调解网络。20__年8月份，在学习上海松江区法院经验后，对委托调解又进行了完善，在__法院设立“人民调解驻法院”和专职人民调解员，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收费渠道、标准等又做了进一步的明确。
拓展委托调解工作范围。按照实施意见确定的委托调解范围，在纠纷的主体上，__法院不仅将公民与公民之间传统的民事纠纷对外委托，还将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对外委托，在纠纷类型上，不仅将婚姻、家庭、相邻、债务等多发、常见的民事纠纷对外委托，还尝试将一般侵权和轻微刑事伤害等案件对外委托。
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在人民调解组织建立信息点，人民调解员兼任信息员，在群众和法院之间架起信息沟通的桥梁，基层法庭定期召开人民调解工作例会，参加乡镇组织的综治工作会议，利用这样一些平台，人民调解员和综治成员单位通报近期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信息和综治工作，基层法庭向他们反馈案件的受理及审理情况，使他们随时掌握这方面的动态，实现信息传递互联互通，对个别影响较大、积怨又深的矛盾，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法及调解方案，邀请相关部门、宗教人士或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参加调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始，始终掌握解决矛盾纠纷的主动权。
促使各方优势互补。针对调解人员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不足、调解手段单一的问题，__法院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办法，由法官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引导，如为其配备法庭专用工具书、讲解实体法和程序法、讲解针对不同案件及当事人应适用的不同调解方法，讲解制作调解协议书应注意的事项以及集中旁听案件审理等，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荣誉感和素质能力。人民调解员熟悉乡俗民情、贴近百姓、容易沟通、善做工作等特点，也不断影响着法官，潜移默化地成为法官增强亲民为民意识的不竭雨露。
创新委托调解工作机制。
一是在法院设立“司法局驻法院调解室”。法院为专职人民调解员提供办公场所、办公设施等，配备书记员一名。办理立案庭委托调解的案件，由法院对驻法院调解室的工作进行指导，定期向司法局反馈专职调解员的工作情况。
二是对委托调解“以案定补”。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和好的案件和即时清结的案件，法院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办案包干差旅费，同时要求其不得再向双方当事人收费，为委托调解工作提供有效的经费保障，激发了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
三是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对经人民调解组织或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委员会将调解结案
报告和调解协议书报送法院备案，一方要求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法院经审查可以调解书的形式予以确认。
规范委托调解流程。一是当事人来法院的，对符合委托调解的案件，立案前法官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暂缓立案15天，先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二是对已立案但符合委托调解条件的民事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15天内调解成功的，当事人可以选择确认效力或撤诉；调解不成的，及时回转案件材料，由法官依法审判。三是法院审判庭、执行庭在诉讼调解案件和执行和解中，可邀请特邀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参与协助。
三、委托调解取得的效果
委托调解工作的开展，实现了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为群众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经济的解决途径，实现了三赢，即：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提升了人民调解的影响力、实现了当事人解决小额债务、简单民事纠纷的零成本。
推动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程。__法院的委托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项有益尝试，通过对委托调解的广泛实践，辖区内的人民调解组织、司法所、宗教人士等各种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形成规模优势，共同服务于纠纷的处理和矛盾的化解，推动了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的进程。20__年3月至20__年10月，共委托调解案件313件，占全院民事案件的8%。调解成功251件，成功率达79.8%。其中，驻法院调解室工作以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即调解成功38件，成功率达74.5%。
促进了整体司法效益的提升。通过诉前源头预防、中间环节疏导，过滤掉大量的矛盾纠纷，使审判力量得到了有效的整合，节约了有限的审判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减轻了法官的办案压力，有限的司法资源发挥出了最大的功效，法官可以集中精力办理大、要案和疑难案件，提升质量和效率。20__年1至10月，__法院审判案件结案率达到80.5%，同比上升3.1个百分点，执行案件结案率为66.3％，同比持平，服判息诉率为93.65%，调解率为73.1%，同比分别上升了3.5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上诉率为6.35%，发回、改判率为12.87％，同比分别下降了1.8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案件较去年少6件。
提高了人民调解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依托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员则多是由村委会、居委会的主任、委员兼任，虽然在当地有一定威信，但毕竟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法律知识欠缺，调解的纠纷大多仅限于邻里吵架之类的琐事。同时，由于人民调解协议缺乏法律强制力，许多纠纷调解后却因当事人反悔而宣告无效，加之经费难以保障、调解人员积极性不高等种种因素，使人民调解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人民调解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群众发生纠纷到法院打官司成为首选，人民法院从最后一道防线成了前沿阵地，而人民调解正逐渐失去优势，被人淡忘。委托调解实践证明，只要向当事人讲明人民调解的便捷和优势，讲明接受委托调解的益处，80%以上的当事人都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人民调解组织通
过办理大量的委托案件，影响力就能不断扩大和加深。
减少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首先，以委托调解的方式，可以有效突破诉讼程序的一些“”，省去了某些案件中的鉴定、评估等环节，又为当事人提供了相对“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节省了当事人诉讼中鉴定、评估等费用。其次，法院立案前委托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即使当事人申请确认协议书法律效力，受理费在200元以内的仍实行免交，实现了小额债务、简单民事纠纷的零成本。第三，即使受理费在200元以上，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法院也会按规定减半收取。初步测算，__县法院委托调解成功251件案件就为当事人节省了律师费、误工费、车费等诉讼开支34万余元，有143件案件实现了零收费，68件案件减半收费，共计免收诉讼费24500元，少收诉讼费44100元。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
以委托调解为主的联动机制，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多方协作、创新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__法院在完善委托调解工作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主观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制约，不可避免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委托调解工作开展不平衡。个别庭室担心把容易调解的案件都委托出去会影响本庭调撤指标的完成，剩余下来的案件都是关系复杂、对抗激烈的案件，会影响办案效率，没有轻装上阵、办大案、疑难案件的勇气和心理准备。因此，有些庭室开展的较好，个别庭室开展的不尽如人意。
二是人民调解队伍整体不稳定，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不高。人民调解员多数都由村两委成员担任，每一次的村级换届选举都会引起村级调解队伍较大的变动。据统计，变换率约在60%左右，一些调解骨干因此而离开人民调解队伍。新增补人员的法律、政策和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依法调解、规范运作的整体水平不高。
三是当事人对委托调解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的效力认识不足，担心一方反悔后调委会的调解协议无法履行，仍偏向于用诉讼手段处理纠纷。
四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人员工作时间不能保证，人民调解员主要由村级人民调解员组成，大多身兼数职，经常忙于村社事务，不能充分保证开展委托调解工作的时间。
五是尚未尝试设立调解员名册，由当事人自主选择调解员，扩大当事人在调解中的自主选择权，增强当事人在调解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当事人更愿意选择以委托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五、今后委托调解工作的思路
今后__县法院要加强领导，积极发挥委托调解的化解矛盾纠纷，预防矛盾纠纷和法制宣传教育三大功能，加大对委托调解工作的投入，切实提高委托调解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
要建章立制，进一步加强委托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调整和完善已有模式及举措。在此基础上，将委托调解工作纳入全院重点工作任务，并将其确定为年终目标考核的内容。量化考核，指标约束，奖惩激发，切实强化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及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意识。
要加强指导，促进委托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对调解员高标准严要求，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
训、审理旁听、专题讲座、案卷评析、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分层次对调解员进行法律法规和人民调解工作实务培训。以争当“十佳人民调解员”活动为载体，积极鼓励人民调解员立足本职、争创一流，激发调解员的自豪感、责任感，不提升人民调解员自身的形象和人民调解工作的整体形象。
要强化宣传，倡导多渠道解决纠纷。通过在电视台等媒体上开辟专栏、专题报道、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在各乡、镇（街）、村公告人民调解员的名单，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等公开，向社会进一步宣传人民调解工作，扩大人民调解的公众知晓度，引导广大群众选择最便捷的方式解决纠纷，接受委托调解，营造委托调解的良好社会氛围，提升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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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进一步明确在知识产权等领域加强与商事调解组织以及行业调解组织的诉调对接工作。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在积极探索和建立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以期有效整合社会调解力量，提高基层纠纷化解能力，缓解法院审判压力，力争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推行立案前调解程序前置试点改革精神，积极推进诉前调解工作的改革，营造鼓励和引导创新的知识产权环境，研究解决行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不断加强知识产权案件诉讼与非诉讼衔接工作的统筹协调，促进行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妥善化解，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赛智知识产权调解中心共同组建“互联网+第三方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平台”。调解平台的建立将从政策、法官、调解员、社会公众、平台和未来发展的视角全方位解读如何利用调解制度来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政策先行 深化调解机制
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是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调解机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
随着知识产权纠纷日渐趋向复杂化，单纯依赖行政、刑事、司法途径救济侵权纠纷，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需求。因此近年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积极探索调解途径作为侵权纠纷救济的可行性。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议决定以及中央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均对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提出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人民法院特邀调解规定》则是为深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指明了方向。
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吴献雅表示，近年来，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法院通过将一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纠纷案件转交给调解机构处理，籍以发挥调解在处理纠纷问题上的高效、快速、专业的优势，有效分担法院的压力，从而使法院的审判职能更加专业化，集中于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上。
同时，北京赛智知识产权调解中心常务副主任殷实认为，当前的调解机制仍有许多提升和完善的空间。当前法律法规关于调解机制的相关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调解员资质确认制度有待建立，调解机构如何获得当事人信任、以便顺利开展调解工作等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下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技术的发展和海量的数据更增加了调解的难度。
强强联手 打造调解平台
面对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以及行业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为有效应对“互利网+”时代下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平台应运而生。2016年12月20日，新诤信与赛智调解中心就建立“互联网+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平台”签署合作协议，建立重点以网络平台纠纷调解为服务主体的中立第三方纠纷调解运营平台。
调解平台的建立，新诤信主要扮演运营管理的角色。新诤信自2009年成立以来，已为2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通过“线上技术解决方案”和“线下专业服务团队”相结合的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整体知识产权保护解决方案，全面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权利，提升客户无形资产价值。通过多年业内经验的积累，新诤信对于品牌权利人的诉求有深刻的理解，能及时有效地传达品牌方的要求；同时，新诤信的客户资源中，也有大量的调解需求，可以充分发挥调解平台的优势，及时解决纠纷。
赛智调解中心在调解业务方面丰富的经验则为平台贡献了重要的调解力量。赛智调解中心成立于2015年9月，是国内首家以知识产权为主要调解业务的第三方专业调解机构，借鉴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成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经验，旨在为国内知识产权纠纷中建立创新性多元化纠纷调解模式。同时，借助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多年来在工业行业所积累的丰富的知识产权实务经验，赛智拥有一批专业的调解人员，可以为企业和行业提供第三方技术鉴定、纠纷调解咨询、争议解决预警等服务。
纠纷调解的救济方式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的确能为权利人带来便利，调解具备快速高效制止侵权，提高案件完成周期，节省成本等诸多优势。新诤信副总裁陈晓嫣表示，“从新诤信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符合当前互联网+时代下纠纷多元化、纠纷海量化的特点，调解能够契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需要，减轻执法机关的工作压力，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成功率，因此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也越来越被双方当事人所认可。”
而立足互联网+时代，在专业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高效便捷也逐渐成为企业的迫切追求之一。凭借新诤信多年来在知识产权维权方面的优势及赛智调解中心积累的调解服务经验，调解平台不仅能够提供基于专业素养和能力的调解服务，从而切实有效的化解纠纷，而且相较传统调解方式，更具节约成本、便捷高效、批量处理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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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风险评估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四川省遂宁市实施了一项名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制度，按照该制度设计，对于拟评估的重大事项应向涉及直接利益群体公开信息，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多方收集合法性、合理性、安全性、可行性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深入了解群众对评估事项的满意度、支持度、信心度和媒体的评价度，注意掌握倾向性问题和典型诉求。
遂宁市的这项制度，其政策和法律依据来自于四川省从2010年12月1日起实施的《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按照该办法的要求，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坚持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四川省在这种预警的基础上，还延伸建立了社情民意调查机制、矛盾纠纷滚动排查机制，收集、调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针对社会矛盾多元化、复杂化等新特点、新趋势，四川省还全面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套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颇具特色的是，在这三种调解中，该省着力突破行政调解，并将行政调解作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建立各级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新机制。
诉求表达渠道要进一步拓宽
篇7
多元化调解，是指相关民商事案件在立案庭立案后转入合议庭审理之前，先由法院聘请的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以争取调解或撤诉结案的诉讼外工作环节。2008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市一中院在中级法院层面率先引入了多元化调解机制。应该说，这项工作的开展，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在司法为民的大局观下，对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纠纷的积极探索，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
多元化调解的现实背景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进入法院的纠纷越来越多，纠纷的化解难度也越来越大，中级法院民商事二审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审判实践中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不合理，大量事实争议不大、法律适用明确的民商事二审案件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造成诉讼成本投入与产出的不均衡。多元化调解，就是在中级法院民商事二审案件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发挥调解优势，减少纠纷解决成本，加快纠纷解决速度，强化纠纷解决效果。
在我国，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都有着比较长的历史和经验积累，然而在法院审前阶段引入非现任法官的其他主体来从事调解，则是一种新的尝试。2003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联合区司法局在法院内成立了“人民调解窗口”，走出了涉诉纠纷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的第一步。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06年上海市高院、上海市司法局《关于规范民事纠纷委托调解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委托调解的主体、范围、期限等问题。据此，上海市一中院在2007年底和2008年初，分别制定实施了《庭前程序操作规则》、《二审民、商事案件简化审理操作规则》等，为多元化调解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多元化调解的实践操作
上海市一中院多元化调解启动两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一定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为基础选聘调解员。多元化调解主要针对民商事二审案件，对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的要求较高，因此，上海市一中院主要从本院及辖区法院中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退休法官、本院及辖区法院聘请的人民陪审员、本院辖区各街道司法助理、具备法律知识或专业知识的人员以及其他适合做调解工作的人员中选聘调解员。
第二，从繁简分流的角度确定多元化调解案件。我们把解决纠纷和化解纠纷并重作为多元化调解选案分案的指导思想。解决纠纷注重的是数量，化解纠纷注重的是质量。一定的数量是实现多元化调解分流案件、提高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的需要；一定的质量是发挥多元化调解优势、促进案结事了的需要。
第三，从工作特点出发注重调解员培训与经验交流。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向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调解工作的开展也是如此，好的调解工作往往都是经验的累积与运用的结果。为此，两年来上海市一中院充分重视调解员培训与经验交流，要求人民调解员掌握调解方法和技巧，完善调判衔接。在经验交流中，有调解员将调解心得归纳为：“耐心地倾听”、“找准切入点”、“方法因人而异”、“解释法律和政策”等几个方面，受到了调解员与法官的一致认可。
多元化调解的多重效果
两年来，调解员充分发挥了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弘扬了人间的“亲情”、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温情”，具体来讲，可以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效化解矛盾。调解员的工作方式、方法以及对工作的热爱、奉献，对有效化解矛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调解员在和当事人相处过程中能够较快地找准情感突破口，和当事人产生共鸣，取得当事人的信任；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也使调解员能够用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来调处案件，提高当事人对于调解过程的接纳度；耐心的态度，容易拉近和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在充分倾听和疏导的过程中，使得当事人的情绪得到排解；对调解目标的不懈追求、对调解工作的满怀热情，使得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不轻言放弃，想当事人所想，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彻底化解。特别是一些易激化矛盾案件、群体性案件，经过调解员春风化雨般的调解工作成功地实现了“案结事了”。
二是缓解审判压力。多元化调解，不仅能分流部分简单民商事二审案件，缓解审判压力，使法官从海量的案件中脱出身来，集中力量办好疑难案件；而且还发挥着“案结事了”的带动效应，同样一起案件，发挥多元化调解优势能够使得案件调撤结案甚至当场执行，那么相应地，当事人申诉、上访、申请执行的可能性自然也就降低或者消失了。所以说，多元化调解工作在缓解审判压力方面，是事半功倍的。
篇8
大量的拆迁矛盾纠纷在拆迁专业性调解组织的调解中得到了圆满解决，及时排除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了地方城市建设的发展和进度，这充分表明拆迁专业性调解组织发挥着极大的社会化作用。要发挥好该机构的社会化作用，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高度重视，机构健全完善
为了使拆迁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程序化、法制化的轨道，调解人员全部经过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专业岗位培训，具备相关的专业技能和法律法规知识，全部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同时，调解机构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调处机制，设立受理、送达、听证、调解、裁决、执行等一套工作流程。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重大疑难问题、政策边缘化问题实行逐级汇报、逐级审核、逐级审批制度，定期召开局长办公会，对重大事项和决策实行集体研究制度，确保处理拆迁矛盾纠纷能够做到“四个到位”，即政策到位、宣传到位、解读到位、补偿到位，决不让每一个被拆迁人吃亏，并要让每一个当事人通过调解机构的处置后能够化解存在心中的“积怨”，要让他们苦脸进门，笑脸出门，把拆迁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调解办公室内，尽可能不让矛盾纠纷扩大化，更不允许拆迁矛盾纠纷演变成社会化问题。
二、工作方法多样，矛盾化解及时
在处理拆迁矛盾纠纷的具体工作中，工作人员工作方法能够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开展工作，运用心理学和采用情感交融的工作方法来做矛盾化解工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在调处矛盾纠纷过程中，工作人员较多采用“以静制动”的工作方法，注重观察，发现“焦点”，通过分析，查找源头，找准“症结”，配制“处方”，进行大量的调查，收集大量的信息，掌握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在处理个案时就能够制定出非常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调解过程中能够非常明确应该做什么（设定目标和预测）；为何做（确立说服论点和依据）；何时做（安排程序和时间）；何处做（考虑什么场合和方法）；如何做（研制工作计划和方案），使拆迁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能够得到及时化解并取得较高的调解结案率。
调解人员在处理拆迁矛盾纠纷案件时，就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预案，分门类别，切入“要点”。对评估方面出现的矛盾纠纷，采取复核方式重新评估，被拆迁人还有异议的，委托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对家庭住房困难买不起新房的，采取异地安置、货币补偿、慈善救助、产权共有等方式解决；对思想扭曲，抱有幻想的被拆迁人采取说服教育、政策解读、法规宣传等方式。同时，大量的注入情感和心理感悟的人性化工作方式，多数的矛盾纠纷案件在调解两次时就能够化解双方当事人矛盾纠纷。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调解人员在工作中注重运用心理情感交融的工作方法是解决、化解拆迁矛盾纠纷的基石。因此，工作人员在处理矛盾纠纷案件时，除了要严格遵照工作程序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的知识，真诚的情感和满腔的热情去正确、公正、深入分析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去打开当事人的心灵之窗。运用心理学和情感沟通是拆迁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和必要手段。
在处理拆迁矛盾纠纷时，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取得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充分信任。调解人员要善于与当事人在情感和心理上进行正面沟通，充分交换意见，能够让当事人有充分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尊重、理解当事人的心情和感受。由于当事人的生活阅历不同，气质不同，志趣不同等，因此，也就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当事人在陈述矛盾纠纷时，有的直率袒露，有的迂回曲折。不论当事人表述的方式如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有一个较强的自尊心，都期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理解和帮助。只有当事人与调解人员之间有了理解，才能在情感上得到“真正”的沟通，才能听到更多的“真实”话语，才能得到当事人的“真实”想法，调解人员才能“真正”将矛盾纠纷化解。
三、救济途径通畅，拆迁矛盾减少
完善救济途径是解决拆迁矛盾纠纷的源头，也是“和谐拆迁”的基本保障，特别是针对棚户区改造中部分收入不高、经济条件较差的低保户、特困户的实际情况，要有一套完善的保障措施。
在徐州市的拆迁安置过程中，坚持货币安置与实物安置相结合自愿选择的原则，以满足不同居民的居住需求。同时，不断创新安置模式，鼓励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安置，在评估价的基础上再增加10%的补偿额，到市场购买住房。这样做一是有利于被拆迁人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二是有利于被拆迁人减少过渡时间和因拆迁过渡带来的生活困难。而对困难群体则采取廉租房安置，拆迁户只需交纳政策性房租。此外，拆迁管理部门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拆迁户申请经济适用房等安置房源，对经济条件特别困难的群众予以统筹考虑、适当补贴。同时，推行由区、街道、社区三级认证办法，解决部分拆迁户房屋产权认定问题，并积极协调单位直管公房拆迁户的所属单位，为拆迁户争取更多补偿。
畅通救济渠道，是解决拆迁矛盾纠纷的基本保障。徐州市为了减少拆迁矛盾纠纷，成立了拆迁救助中心。这家由民政、残联、慈善总会、房管、工会、棚改办、拆迁办等部门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在棚户区改造拆迁中受理特困户的投诉和求助。救助中心目前掌握着用各种办法募集的2250万元救助基金，对经审核属实的特困家庭，其拆迁补偿额与安置房房价的差额部分，将从救助基金中支付，双方各按资金额拥有相应的房屋产权。同时，各区政府也成立相应的救助投诉中心，由市区财政、慈善总会、投资公司、社会各界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慈善救助基金，用于救助工作。这一人性化举措，无疑将成为和谐拆迁的助推器，既让更多的特困群众住得起、住得好，实现“居者有其所”的梦想，又能保障拆迁工作做到“拆得了、拆得好、拆得稳”，这一举措已成为和谐拆迁的标本。
为有效地把拆迁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拆迁专业性调解组织与各区政府、各区人民法院进行联动，积极推行居民自治调解方式和司法庭前调解方式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来化解拆迁矛盾纠纷。
居民自治调解方式：是被拆迁人因家庭内部财产分割、继承等原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无法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协议产生的双重矛盾纠纷，这类矛盾纠纷通过拆迁专业调解机构和办事处司法所进行协调，使得家庭成员首先形成一致意见并由司法机构出具司法调解书后再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
司法庭前调解方式：是被拆迁人与家庭外部产生的借贷、抵押、买卖等问题造成拆迁协议无法签约的矛盾纠纷。对于此类纠纷，则由区法院拆迁巡回法庭和拆迁专业调解机构采取庭前调解方式，通过组织调解达成统一意见后，由法院出具司法调解书来确定房屋所有人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来完成。
四、好事要想办好，要靠制度保障
如何把好事办好，是拆迁矛盾需要破解的难题。破解之法是坚持阳光拆迁、依法拆迁、有情拆迁，要靠严格的“三项制度”来保障。
一是公示制度。做到拆迁全过程公开透明，让群众知根知底，心中有数。每个拆迁项目都事先在媒体、网络上进行公告，公开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拆迁范围、拆迁项目等事项；在拆迁范围内设立公示栏，将拆迁政策法规、相关文件、补偿标准、安置房源等内容进行公示，并邀请拆迁户代表全程参与拆迁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二是投诉制度。在拆迁过程中做到畅通投诉渠道，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妥善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每个拆迁项目都公布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接待处，抽调建设、、公安等部门人员组成接待组，积极受理群众的投诉。
三是监督制度。每个拆迁项目的实施方案，都组织相关部门会审，进行联合审批。同时抽调检察、法院、纪检、公安等部门人员组成督查组，积极受理群众的投诉，对于群众举报属实的违法拆迁行为，由督查组进行依法查处，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害。
徐州市的人性化拆迁，创造性地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作出房屋拆迁的必经程序。通过风险评估及早发现房屋拆迁中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拆迁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举措。而要从实质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引入具有专业知识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对房屋拆迁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只有引入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才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不稳定因素和风险点。
同时，评估机构要想真正找到不稳定因素和风险点，就应当公平、公正、客观地从房屋拆迁的每个法定程序上进行审查，确保房屋拆迁程序合法。而风险评估的重点应当从房屋拆迁项目手续的合法性；拆迁安置方案的合法性、可行性；房屋面积认定的准确性；安置房源的建设情况；拆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拆迁补偿资金的到位情况；政策宣传落实情况；征求群众意见反馈情况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和论证，只有确保房屋拆迁项目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确保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确保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可靠性，才能确保房屋拆迁项目社会稳定具有“低风险”、“无风险”。否则，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只是一种形式和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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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开展大排查大化解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的第一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立足新起点、顺应新期待、按照新要求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一年，举国期盼、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将于8月在我国举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也将隆重举行。因此，在全镇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了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按照“早抓预防、重抓疏导、细抓排查、狠抓化解、实抓稳控”的总体要求，通过开展了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做到了对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矛盾、民间纠纷、问题和突出治安问题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进一步夯实各项基础工作，进一步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了无、零进京上访案件的目标。
二、集中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深入扎实地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掌握本辖区、本行业、本单位矛盾纠纷的总体情况，完善了预警预测分析机制，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把辖区排查、系统排查和单位内部排查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多层面地深入开展调查摸排，切实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排查彻底，为解决矛盾和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逐一进行登记建档，归类梳理，逐件落实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二)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对于排查出来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实行了领导包案、挂帐督办，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集中力量调处解决，把问题解决在了基层、解决在了当地、解决在了萌芽状态。
(三)充分利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增强了调解意识，坚持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手段，在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活动中进一步完善了大调解工作格局，完善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防止了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引起攀比和引发新的矛盾。
(四)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这次集中活动为契机，及时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做法，固化了有效工作模式，进一步整合了基层综治、维稳、调解、等方面的工作力量和社会资源，健全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构建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紧密协调配合、联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了及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长效工作机制。
三、加强领导，强化责任，确保了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取得实效
(一)快速动员部署。各村(居)企、事业单位、镇机关各办公室高度重视，快速对大排查大化解活动作出具体部署，并抓紧组织实施。各村及居委会结合实际，抓紧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落实了工作措施、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强了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
(二)充分发挥了职能部门的作用。镇各部门密切配合，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解决了一批涉法涉诉问题，加大了重点案件督办力度，加大了责任追究力度，努力做到了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交通、建设、劳动保障、民政、教育、卫生、农业、环保、国土等涉及矛盾纠纷和各类安全隐患相对集中的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充分发挥了各自职能作用，做好涉及本办公室本条线的矛盾纠纷和行政争议调解工作的同时，集中解决了一批突出矛盾和问题，并积极配合了相关部门做好工作，指导下级部门按照职责范围积极开展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活动。各办公室协作配合、齐抓共管，努力形成工作合力，共同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三)广泛发动群众。司法所把宣传发动群众作为组织开展了大排查大化解活动的重要环节，贯穿活动的始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面对面地进行了宣传发动，向群众宣传开展了大排查大化解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目标、工作重点等，真正让大排查大化解活动有关要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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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年份】2013年
【正文】
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即由行政主体设立或主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行政主体主持下,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调停、斡旋,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有效的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听证、仲裁、行政复议等基本形式。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和发展反映了当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已逐步成为服务型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资源。主要表现形式如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行政调解、治安案件损害赔偿的行政调解、知识产权确权与侵权的行政裁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与仲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行政裁决等。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了一条区别于司法诉讼的公力救济途径,可以兼容协商性与裁决性程序,它将行政权力的能动性、直接性和高效性与协商性、横平行及专门性相结合,同时具有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所不具备的专家优势和权力资源,容易取得当事人选择与信任。在一些特殊纠纷处理中,有着其不可替代和或缺的作用。
一、行政解决纠纷的制度价值
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管理的专门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有着其天然的制度价值。
1、纠纷解决途径多元化需求的价值
第一,社会治理功能的要求。行政调解制度在自身的发展和运行中被赋予了种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例如动员组织教育民众、宣传普及政策法律等形式,在实现社会有效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重大意义。第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要求。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行政机关干预职能不断退缩,转而要求行政机关通过民主管理与协调当事人自愿协商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第三,纠纷解决多元化机制构建的要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长,在自愿选择纠纷解决途径和司法终局救济并存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当然的成为纠纷解决途径选择的途径之一。
2、制度本源价值
第一,便捷性。与诉讼纠纷解决制度相比,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更具便利性,诉讼纠纷解决制度受制于严格的诉讼程序,而行政调解无需经过繁琐的诉讼程序,也无需费用。第二,专业性。在较为专业的领域行政调解比其它纠纷解决制度更具专业优势,与人民调解制度比较,人民调解在解决邻里纠纷、化解社区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存在调解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法学知识欠缺、权威不够等不利因素,例如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行政调解主体多为具体职能部门,能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当事人提供更有效的调解,且较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更具有权威性,纠纷裁断的结果有利于当事人的接受并付诸履行。第三,利于制度形成。在某些特定类型纠纷领域,尤其是缺乏相关法律规则指导时,通过行政调解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探索合理的规则,能形成快速的反馈和治理机制,并有助于法律规范的形成,预防同类纠纷的反复发生。
二、行政解决纠纷制度运行的现状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制度,是行政机关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的基本要求,任何行政机关均可对其职责范围内的相关纠纷进行调解。如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对特定的行政争议进行调解、基层政府对因土地承包引起的纠纷进行调解、公安机关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消费纠纷进行调解等。
以消费纠纷为例。市场经济的繁荣,消费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围绕消费主体与经营者之间发生的消费争议,总体数量是很庞大的,虽然其涉及消费争议的标的往往较小、法律关系往往较简单。但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往往容易激化矛盾,引发人身与财产侵权或更大的纠纷,甚至刑事案件,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我国在对消费行为进行规范的管理过程中,出台了《商标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共同规范了消费争议的解决方式,即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还规定了消费争议的主管部门(1)负责对一般商品、服务进行综合管理的工商行政部门;(2)负责食品、药品、化妆品质量为的食品卫生部门;(3)负责商品质量、服务标准、商品计量问题的技术监督部门;(4)负责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问题的物价部门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家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但在实际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制度设计所预想的效果。这与立法技术的模糊性密切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8条以“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行政部门”的模糊用语,淡化了负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其它机关职责,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关实际中只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虽然全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而且还建立了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但是从实际调查中来看,效果却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以渝东南地区某县为例,2007年到2011年5年来,平均每年受理消费者纠纷案件不超过100件,这不能说是因为消费纠纷不多,而是消费纠纷化解渠道不畅所导致。从群众调查中发现,往往在遇到消费纠纷时不能找到有效的纠纷结局途径,争议标的不大就自认倒霉,争议较大又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往往会“大动干戈”用“拳头”解决问题。这不仅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而且存在矛盾激化的社会风险。在对县级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消委会”的调查中发现,消费纠纷作为社会生活中总量不可估量的一类纠纷,纠纷解决机构居然连一个调解室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纠纷调处电子管理台账、纠纷解决调处流程规范性文件、调处人员管理制度、格式化调解协议书等一些纠纷解决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一些消费纠纷往往涉及物价、质量、卫生等多个部门,而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无法形成联动,对于消费争议当事人而言往往为了一个纠纷的有效解决,要到多个部门之间奔波,跑上几天、等上几月才有一个结果,最终是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算下来又得不偿失。对于相关行政机关来讲,由于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指引,没有建立相应的消费纠纷调处制度和部门,对消费维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往能推则推,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待。这不仅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而且直接导致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群众评价降低,致使大量的消费纠纷无法通过行政途径进行解决,从而为社会稳定留下不小的隐患。
因此,笔者认为,消费纠纷作为社会纠纷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纠纷解决的制度建设中,应当依托“消委会”纠纷调处平台的建设,形成消费纠纷相关行政部门的内部联动机制,不断完善调解组织、规范调解流程、建立相应的调解制度、配备相应的调处人员,使消费纠纷调解平台逐步体现其价值,及时有效的化解消费纠纷。
三、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的现实困境
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具有效率高、成本低、快捷、主动、灵活、专业的特点,但在现实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功能的发挥。从运行机制来看,大多数行政机关没有形成统一的纠纷解决管理机构和制度规范,各自为阵,无法形成纠纷解决的联动机制,在应对和处理复杂性、突发性纠纷案件中往往不能及时调处,甚至有可能激化矛盾,使矛盾纠纷影响范围扩大,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从效力上看,行政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法律法规一般规定行政调解达成协议后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行政调解的效力予以明确:“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具体来讲,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据不明。对于民事争议的行政解决纠纷制度,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定,具体规定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不同类型与层级的法律文件中。实践中,究竟哪些民事真意可以进行行政调解,调解哪些民事争议应当属于行政机关职能的范畴都不够清晰,导致了一些本来能够进行行政调解的民事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延误了纠纷的解决。
第二,制度不全。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例如,其一,虽然很多法律、法规、规章都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职能,但没有明确具体承担行政调解职责的工作机构和人员,没有规定行政调解机构和人员应当具备的任职条件和资格,由此导致了行政机关调解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公正性缺乏保障。其二,缺乏统一、完整、系统的行政调解程序安排,大多数行政调解的步骤、方式、时限等很大程度上仅仅依赖于各地的摸索和实践经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容易受认为因素的左右,影响了行政调解的社会效果。
第三,运行不畅。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指引和制度支持,大多数行政机关没有行政独立的调解机制,没有配备专门的调解人员和调解场所,对矛盾纠纷的解决总是被动行事,甚至推诿、拒绝以减少行政运行的成本。这使得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只是在理论界呼声极高,但在实务操作中却不见其效。
第四,联动不足。社会转型时期,复合性、群体性纠纷的不断增多,往往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强烈,群众呼声极高,处理不及时或不合理极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处理该类纠纷是,往往需要多方联动、积极协调、合理配合才能使矛盾纠纷及时化解。而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由于依据不明、制度不全等原因,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有的部门积极处理,有的部门消极推诿,从而导致矛盾纠纷解决的联动机制链条断裂,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化解,甚至导致矛盾纠纷的激化。
四、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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