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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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枢纽,因此,探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篇2

关键词:信用/交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交易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市场是由一个个交易构建起来的，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信用的建设性作用。贸易的繁荣需要两个条件，即贸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这只会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于是信用便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随着交易的复杂化、普遍化，以信用为基础构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场秩序。“信用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现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项制度，并足以支撑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与信任密切相关。信任（trust）是人类的一种情感(passion)，也是人类的一种风险性行动。[4]它总与预期、风险、理性与感性、相互关系等概念相连，戴维·J·弗里切认为，信任由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信赖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可预见性指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证，确定可以相信一个人，他（她）将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赖是相信一个人会一直是可预见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学者把信任关系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因素。社会学家们，如齐美尔(Simmel)、涂尔干(Drkheim)、韦伯(Weber)等认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卢曼把信任视为对付经济或社会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认为信任将使社会应对复杂性的潜力得以发展。

“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义性使之往往在多种意义上被各学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区分为经济上的“信用”概念、伦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经济上的信用，也称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货币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润暂且不论，其货币在一定期间后用等价交换关系可以被取回的关系。本来应该同时等价交换的关系的东西，用前期贷款的形式被转化为不同时的等价交换关系。[6]香港饶余庆先生认为，信用包含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根据是授信人对受信人偿还之信心。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共生物，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交易关系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商业信用，指在流通过程中，为了节约或限制流通时间、手续、费用等，在赊账形式的情况下，商品和对价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二是生产信用，指在生产过程中，把闲置资本集中于自己的银行，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投入货币的钱其贷款；三是消费信用，指在投下资本生不出利润的消费过程中，让消费者用贷款或赊账的形式，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7]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为授信主体而产生的信用关系；二是银行信用，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授信主体，以货币为经营对象而发生的信用关系；三是企业信用，包括商品赊销、发行债券或其他融资手段；四是个人信用。

伦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种诚实无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义务，如“信近于义，言可覆也”。当然，伦理信用与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交易信用的关系建构了市场经济秩序的主体，伦理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且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支持性资源。交易信用仅仅单纯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与契约都存在着执行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缺陷，伦理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菲兰格利甚至将信用看作“第二种货币”。弗兰西斯·福山从信任与经济繁荣着眼，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国家竞争力。“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义：

其一，作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Bonafides），被现代民法尊为“帝王条款”，即是道德准则在法律中的体现，“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渐次近于伦理观念”[9]。

其二，作为一种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权。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定义为“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10]如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将信用权规定为人格权予以保护。信用权是一种人格信用，该信用作为一种对于当事人资质的社会评价，通过信用评级制度已经信息化、制度化。此外，与信用联系密切的信赖等观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赖利益的保护、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诺不得反悔原则（estoppel）等等，但此种信赖保护的法律原理与信用的本义有所不同。

其三，作为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种不同时的交换关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11]债权本质上即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与Credit为同义语，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为：我给与信任（IPlaceTrust）。[12]债权人即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给方；债务人则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当然，债与信用毕竟并非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债权包括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意定之债，主要为合同债权，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债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等，旨在补偿损害和恢复原状，而非创设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与意定之债具有同义关系。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金钱债权中，信用一语得到广泛应用。

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命题，此处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广义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表现在法律上则为债权债务关系，即“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信用的构成有权利义务、流通工具、交易对象、时间间隔四个因素。信用形式的转化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化和消长。信用具有代替货币流通、节约流通费用、提供金融资产等效应。[13]当然，经济信用作为一种法权关系和制度安排必须以伦理信用为道德基础才得以普遍确立。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场经济上形成的，信用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14]市场经济与信用息息相关，其内在的契合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第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主体利益诉求和独立财产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财产。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使得市场主体根据其“比较优势”决定其生产，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生产的产品不适以自己使用、消费为目的，而是旨在交换实现其货币价值。休谟认为，物品的交换以及服务和行为的交换，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但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将会报答我的服务，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的分立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和细致性，决定了法律无法通过指令性的计划调整资源配置，因此必须以契约的方式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反映在法律上即为“契约自由”和“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现与债权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为现货交易，即时清结，交易的发生与完成结合为一体，交易的缔结和履行瞬时完成，时空因素不会对交易产生影响，故不存在信用问题，信用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渐萎缩，物物相易必须交易双方对方提供的货物同时需求，这使得交易很难顺利达成。依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物物交易中的需求双重耦合困难是货币产生的重要条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横空出世。货币的出现使买卖过程分离，商品于是有了价格，使千差万别、性质各异、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础，商品交易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体之间得以普遍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及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缔约与履行的时空分离，也导致债的观念出现，成为一种“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罗马早期，市场交易尚不发达，交易观念尚未开化，财产秩序以归属秩序为主，注重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原始的契约与契约的履行紧密结合，并伴随着严格的程序要件，债和诺成契约并未独立、分化出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古代要式买卖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罗马的要式买卖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拟弃诉权（CessioinJure）、耐克逊（nexum）等方式，要式买卖虽具有早期契约的特征，将契约合意与严苛的形式、标的物的转移占有相结合，在外形上形成统一的要式交易行为。[16]在市民法上，要式买卖被看作所有权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语，拟弃诉权以佯为诉讼，耐克逊以神前宣誓、履行铜块和称的方式来完成其合意过程。当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区分当事人合意、债务约束和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债权合意还未与履行行为相分离，即时清结的交易还不足以发生债和信用的问题。其后，由于市场交易发达，财产流通迅速，诺成契约作为真正的契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交易观念上，“信用”成为一种交易伦理的要求，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契约必须信守”成为自然法的公理，债作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与之相应，旨在维持信用、创造信用的担保制度作为债权的保障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债权在近代社会中逐渐压倒所有权而占据优势地位。

债权（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这可由所有权与债权的在近代社会作用的转变而表现出来。近代中的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中世纪以利用为中心的财产权体系，实现了所谓“土地的解放”，确立了罗马法以归属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理念。在这种组织之下，所有权的作用不再是对物的使用，而是通过对物的支配，实现对人的支配，亦既将财产转化为资本（所谓劳动从属于资本）。要想把所有权资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须与各种债权契约相结合。在两者结合过程中，债权色彩日益浓厚，逐渐凌驾于所有权而成为经济的命脉。[18]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只要所有权是对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权是借贷债务关系的经济重心，那么它就是资本，无论是劳动契约中的要获取劳动的资本，还是借贷契约中的要用诸劳动的资本。债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不复是旨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伦理信用的发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作为伦理的信用观念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尊尊，亲亲”的“差序格局”，演变为一种符合自然法的普适性的道德标准，成为与市场经济大规模展开相匹配的交易伦理。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订立的契约必须履行，不履行契约就是不正义，是对自然法的违背。格劳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人群中间必然相互限制来建立社会关系，除此而外更无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约，从而产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团，或者舍身为他人服务，无论是明言允诺，还是理所当然”，“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伦理不仅仅普遍化，而且必须能为大多数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也超越了传统礼俗社会中个人心性修养的窠臼，具有了某种功利性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信用以信任心为根据，信任心推广，每个人藏在身边以备万一的最小额资本亦将有种工具，可以用在生产的用途上”。“如果没有信用，换言之，如果因为一般不安全，因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则有资本但无职业或无必要知识技能而不能亲自营业的人，将不能从资本获得任何利益：他们所有的资产或将歇着不用，或将浪费消减在不熟练的谋利的尝试上”。所以，“设社会则由较良的法律及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担保自己不会侵占或瞎用别人的资本，这种利益的收获还会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与信用、债权、法律和国家息息相关，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在历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开，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法律上的债权关系，背后伴随着相应的一个近代的国家和法制的建构过程。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需要三个因素：资金广泛融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这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其展开则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即所谓该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谓“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23]

三、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障碍及其改造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24]。先生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25]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观的个人化和封闭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27]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28]以至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等。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里认为，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货币、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保护产权；第二，维护契约。

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广泛的商品交换，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29]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资源必须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对接，将其改造为一种以契约为基础，以国家和法律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注释:

[1][英]安东尼·帕格顿：“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5]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载《财贸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8][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9]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页。

[10]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11]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2]林钧跃编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参见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梁涛、申政武、李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5][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1页。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7]罗马法上债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参见[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但只有演化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为财产责任后，才具有债的意义。

[18]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1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1][英]约翰×穆勒：《经济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77—478页。

[22]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23][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4]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25]：《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26]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2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篇3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篇4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信用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石。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信用低下则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信用危机则必然成为市场的“癌种”，信用缺失则必然成为企业败死主因。信用问题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笔者仅言非公有经济，意在管中窥豹，并不表明非公有经济比其他各界的信用危机更为严重。

非公有经济信用含义的层次性

信用这一概念，通常包涵两种内容：一是指因为遵守诺言而取得的信任，比如说某单位或某个人守信用；二是指按时偿还，不需要提供物件保证，比如说信用贷款。

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侠义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动机在于多交朋友、多得人缘、多拉关系。侠义，旧时指讲义气、肯冒险助人。这一点很像昔日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行为。部分非公有经济界人士一旦赚了钱就容易财大气粗，甚至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忘乎所以。随便表态，随便许愿，随便承诺。似乎什么人都能助，什么忙都能帮，什么难都能解。但因对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亲者与疏者不能一视同仁，加之前说后变，致使侠义性的信用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夹杂着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偷税骗税、走私行贿。

第二，功利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目的在于赢得客户、赢得市场，自然地就赢得利益、赢得利润。在商言商。非公有经济总是要获取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必讳避的。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崇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什么？这里至少包括道德、道义、规则。如果有人标榜非公有经济不要赚取金钱、不要谋取利润、不要获取财富，那一定是在掩耳盗铃、痴人说梦。但是，非公有经济功利性的信用要求非公有经济不能见利忘义、只顾财富的积聚，不择手段；要求非公有经济把对金钱、利润、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因为单纯获取物质利益的原始冲动不可能成为非公有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诱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更加雄辩地证明，一旦物质冲动变为经济行为的根本诱因，经济活动就会丧失理性，人们就会急功近利，只想从市场经济中捞取什么，而不想能为市场经济建设贡献什么。这种现象的泛化，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升华非公有经济的行为动机，使其谋利动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为。

第三，本原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主旨在于重视企业生存之本，重视从业者的为人之道。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换与交往。这种交换与交往应当遵循公开竞争和人已互惠的规则。但是，在商品交换和市场交往过程中，有些非公有经济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却错误地认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只有损人才能利己。他们片面地夸大“市场如战场”，简单化地把商战等同于兵战，从而得出在市场竞争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的错误结论。认为只有在经济总量、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多占对方的份额，才显得自己聪明、精明、高明。其实，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不义经济行为。因为这种经济赢利原则是以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所以这种经济行为本身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信用道德伦理。这种经济行为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效率来创造经济剩余，获取经济利益，而只想多分割经济总量，只是想多占别人的经济利益。因此，这既不能提高国家经济的总效率，又不能扩大国家经济的总收益。非公有经济应当反其道而行之，摈弃损人行为，确立利他意识，并把这种利他意识升华为互惠、双赢的思想境界，才能建立自己的本原性的信用，真正实现非公有经济负责人的人生价值。

不同的非公有经济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同一个非公有经济在不同时段也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但不同的信用层次都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一是侠义性信用功利性信用本原性信用的提升；二是侠义性、功利性、本原性三层次信用本身也需不断提升。

非公有经济信用缺失的危害性

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缺失容易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危害。

第一，常遭别人不讲信用的报复。唐代魏征在《群书治要·老子》中提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大意是说，你对别人不讲诚信，别人对你自然也不讲诚信了。诚信如此，信用亦如此。如果在与合作伙伴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公有经济自身缺少信用、失去信用、毁坏信用，那么，非公有经济反而要求别人对自己讲信用，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公正的，也是无法兑现的。虽然社会公正舆论并不赞成把别人失信作为自身失信的缘由，但是失信者遭到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很难避免的。欺诈反被欺诈害的例子，在非公有经济中并不少见。

第二，难以应对优势信用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面临外企总体优势竞争能力的挑战，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比这种挑战更严重的挑战是外企优势信用的挑战。不要说外企的优势能力，就是仅靠优势信用就能吸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瑞士银行、友邦保险、IBM服务、丰田质量、通用六个西格玛、沃尔沃顾客永远是对的等，都是靠信用力量赢得客户、赢得市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非公有经济面临与国外优势竞争能力与优势信用的双重挑战，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构建非公有经济自己的信用优势去应对外企的优势信用的挑战。

第三，恢复信用要花昂贵的代价。非公有经济要在较大范围内确立自己的信用优势并不容易，但要失去信用则很简单；而失去信用后再恢复信用，却要付出几倍几十倍的昂贵代价。回首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状况，应该说总体上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在非公有经济的信用方面，过去曾经有、当前仍然有不少令人担忧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的轻工、食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信用缺失等原因，我们现在在这一地区的轻工、食品市场占有率一直没有超过5％。曾经向中国开放的黄金般的市场现在仍然开放着，只不过在交易中主角已不是中国。当年温州的纸底皮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致使温州一部分制鞋能工巧匠，至今不敢把皮鞋标明产自温州，而不得不借用上海等地的牌子。温州人为了挽回这一信用损失，付出了昂贵的惨重的代价。这种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汲取。

第四，私企业主丧失立身的根本。人无信不立。对于私企业主来说，信用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的金字招牌。讲信用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尊重和维护，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办事。在契约社会，非公有经济没有信用便意味着没有市场，而私企业主没有信用，则没有了立身之处，其结局也必然是被逐出市场。我们有些私企业主，对不讲信用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致于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损害了企业家的职业信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了投资环境恶化，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也成为我们面向全球化的一大障碍。有鉴于此，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重树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要求私企业主：一要认识到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信用危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必然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妨碍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清醒地认识到，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是私营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更是巩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中华民族安定团结和繁荣昌盛的需要。二要认识到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私企业主、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从经济学的概念上讲，它是一种素质、品格和能力。他们的职业信誉是其职业道德、职业业绩的体现。它既是一种无形的激励，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不仅是对他们过去的总结，也是他们创造未来的资本。三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论述，在利国利民的前提下，追求利润。古人云：“巧诈不如拙诚”。做人如此，经商亦然。私企业主中的一些“憨商”走的就是“拙诚”之道。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誉经济、诚实经济。21世纪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总体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全方位提升。私企业主、私营企业家不能只是一个经济人，更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个拥有良好职业信誉的人。总之，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长，社会无信不稳。私企业主只有树立良好的职业信誉，才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赢得地位。也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中，才能够持续发展，快速前进。

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多维性

造成非公有经济的总体信用不高、部分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仅靠独善其身是难以奏效的。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加强全民信用意识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法律体系、逐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努力才能完成。

第一，政府要努力营造信用优势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作为政府，必须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信用优势环境。以往我国较多强调市场主体必须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而较少关注对一些权力部门的道德约束。其实，就某种意义说，在信用建设的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权力部门的诚实守信，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它们的诚实守信是难以言行到底的。而权力部门要真正做到诚实守信，就必须切实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一要切实健全产权制度。产权明晰，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产权制度的一个理想目标，这方面虽有不小的进展，但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不可能是完全具备信用优势的经济。完善的产权制度能够使人干了坏事必然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做了贡献必然得到回报。如果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人们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也可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这就容易让人因不必顾及后果而产生失度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因此，要想有良好的信用制度、市场秩序，就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越不健全，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就会越多，个人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人们就可能更狂热地追求短期利益，从而进一步造成信用缺失。所以，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中，政府必须帮助非公有经济进一步健全完善产权制度。

二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我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市场经济有了政府对全世界的庄重承诺，有了来自国际的、具有法律和规则约束力的监督。这些都是信用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更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转变自己的职能，在不放弃、不削弱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职能的前提下，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的关系，特别是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减少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的直接干预，切实把某些地方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管制式的领导变为服务式的帮助。要用政府本身的信用建设促进、保证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在自律与他律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日趋完善。

三要切实公示信用状况。目前，我国信用信息的透明度还比较低，收集非公有经济的准确信用信息非常困难，也缺少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其实，我国政府一些部门保存着相当多的企业信用信息，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企业诉讼记录，房产部门的房产抵押情况等还要多。但是，这些信用信息既没有统一管理，更没有向社会进行必要的公示。因此，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建立一个完好的信用信息传输载体，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并及时公示企业信用状况。可喜的是，不久前浙江宣布把一批信用欠佳的企业踢出重点培育的企业行列，上海吊销了十家有欺诈行为的企业执照，深圳、青岛规定，个人信用有不佳者，若干年内不仅不能自己开公司，而且不得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进入经济领域。这些做法有利于促进非公有经济及其从业者注重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向往信用优势，鄙视信用缺失。

第二，私企要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作为企业，“打铁需要自身硬”，要练好内功，遵纪守法，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自身信用程度，这就必须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信用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当前我国企业走出信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建立并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能增强风险防御能力，提升企业信用度，把信用缺失的企业逐步淘汰出局，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

非公有经济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私企信用管理模式。信用管理也是规范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非公有经济一方面要从控制交易全过程中各个业务环节的信用风险出发，强调严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地处理各项业务。另一方面要使相关的信用风险管理工作专业化。这些专业化的管理工作包括：客户数据库管理、对客户的资信调查与信用评估、应收账款管理及欠款催收等。

篇5

一、信用作用下的资本循环过程

在没有信用的条件下，货币资本循环是在再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而在信用时代，货币资本在再生产循环体系外又获得了一种循环形式，我们称之为信用资本的循环。这种循环包括多种形式，即既包括传统的银行存贷资本循环，也包括虚拟资本循环和包括国际货币资本循环。这些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资本循环，都属于信用资本循环的范畴。信用经济系统使得货币资本在再生产循环体系外流转不断加速和规模不断放大。当信用资本循环中产生的货币资本作为预付资本进入产业资本循环时，它同样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入生产的，这时就好像让总资本也扩大了。但实际上，总资本的积累的确从规模和速度上加大加快了，但其作为以前生产的剩余价值之和，并没有被放大。

下面，我们用图示来解释这种信用的放大现象。为了更简单的说明问题，假设每一期资本循环后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投入下一期生产。以下是没有信用时的生产循环图:

在无信用的再生产循环中，当期预付资本等于上期周转回来的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在信用经济中，生产循环图如下:

其中，K—n表示总资本，Kn是预付资本，K~n为自有资本;K''''n为借贷资本，由当期信用规模决定。我们看到，总资本K—n与预付资本Kn并不等同:总资本是往期生产的剩余价值之和，即K—n=Σi=1n-1Mi;预付资本Kn则完全取决于信用。在信用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生产积累关系被异化了，信用对生产的作用扭曲为借贷资本对预付资本的放大效应。虽然资本的生产积累关系被异化了，但这

并不妨碍被信用放大的预付资本参与利润率的形成。利润率R=MK，K指的是投入到生产中的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本。转化为预付资本的货币资本虽然在前一个形式中由于信用的关系有了虚拟的特性，可一旦货币资本实现了向生产资本的转化，那么在资本家眼中，这些虚拟的来自信用的资本就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本了。信用经济条件下，由信用提供的货币资本，只能支配价值，而不是直接由价值转化而来。因此，这些货币资本可以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其分割的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它自身的量，而是一部分取决于它能支配的资本价值量，另一部分则取决于信用资本家的定价能力。前者由信用扩张程度决定，后者由货币资本供求关系，即竞争决定。可以支配价值的货币资本作为商品拥有了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通过利息表现出来。

二、利息率模型推导

1.利息率的计算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那个使用价值。论文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1]378这种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利息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以下这对概念:利息是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获得的利润，而不是生息资本作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生息资本作为资本而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必须有一部分归职能资本家所有，另外一部分流回到货币资本家手中成为生息资本的利润。因为利息率衡量的是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而生息资本是作为预付资本投入生产的，因此，利息率应该用利息除以预付资本来进行衡量。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明确说到:“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为资本而实现的量方面的程度。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其比率或水平，———只能通过它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来计量，因此，生息资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能通过利息额，即总利润中归生息资本的部分，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来计量。”[1]379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利息率的表达式:r=M''''K=MKM''''M=RM''''M其中K为预付资本量。剩余价值M在利润化过程中被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分割，其中货币资本家获得部分为M''''，R为资本平均利润率。这样，根据马克思的利息率理论，利息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为利润率R;第二为总剩余价值量中被货币资本家占有的比例M''''M。

2.预付资本的构成

货币资本家能在总利润中占有多少部分，即M''''M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借贷资本家能支配的价值占总资本价值的比例，表现为借贷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占预付资本的比例;另一方面受到竞争的影响，即货币资本供求的影响。如果暂时撇开竞争不谈，我们首先对预付资本的构成比例进行研究。在一个利润计算期内，假定社会预付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借贷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自有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则Kall=K''''all+K~all。借贷资本家能够控制的生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为K''''allKall，且设信用在一定时期内将预付资本在自有资本基础上放大了d倍，d=KallK~all，那么上式就可以变为:K''''allKall=1-1d。这样，一定利润计算期内，借贷资本占总预付资本的比例，可以用信用放大程度d来表示。信用越膨胀，借贷资本对预付资本放大的越多，则借贷资本家能支配的生产资本比例就越高。3.去除竞争影响的均衡利息率如果我们将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除外，假设剩余价值的分割比例严格按照K''''allKall的比例进行，即M''''M=K''''allKall，变形可得:M''''K''''all=MKall。假设自有资本和借贷资本都是作为同质的资本参与生产，即周转时间相同，可以得到:M''''K''''=MK=M-M''''K-K''''=M~K~。如果排除竞争因素，不论货币资本是作为借贷资本还是作为自有资本，在利润计算期内都应获得同量利润。其中，M''''K''''是货币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收益率;M~K~是货币资本作为自有资本的收益率;MK是资本利润率。在这里，如果把竞争因素排除在外，在一定时期内，同量的货币资本不论是作为借贷资本还是自有资本，都只能获得同样的利润，表现为资本的平均利润率R，此时就不会存在货币资本竞争套利空间，货币资本市场供求平衡。因此，当K''''allKall=M''''M时，利息率是理想的均衡利息率，我们用r*来表示:r*=R·K''''allKall=R(1-1d)

其中，R为利润率，d为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总额与自有投资之比。

4.正确认识利息率与均衡利息率的本质

舍去竞争因素后，我们可以计算出均衡利息率，但它反映的却并不是利息自身，而是其他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均衡利息和均衡价格这组概念来进行理解。均衡利息率和均衡价格并不是一回事:在均衡价格中，供给等于需求，供求不均衡造成的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的偏离就会相互抵消，这时市场价格就在它的直接存在上，而不是只作为市场价格运动的平均数;工资也是这样，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抵消后，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利息率并不是这样，去除供求影响的均衡利息率并不是资本的价值，因此利息率也并不可能是资本的价格。

马克思认为不存在平均利息率，利息率自身并没有趋势性，那么均衡利息率也不是表现自身趋势的存在，而是表现了一种外在的东西，即货币资本供求均衡这种状态。“竞争并不是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除了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之外，不存在别的分割规律。”[1]399市场利息率除去供求影响后，表现的“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意义上，利息率本身并没有存在的基础，因此利息率也不存在表现自身存在基础的平均值，所以均衡利息率并不是指利息波动的平均值。利息率不能反映自身的存在，它反映的是外在的经济形态。而均衡利息率反映了外在经济形态的运行趋势，相应的利息波动反映的则是外在经济形态在趋势范围内的波动。

正因为利息率的表现是任意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利息率在许多场合出现，包括各种长短期利率、贷存款利率、再贴现率甚至债券利率。我们既不能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来表现总资本概念上的利率，也不能用它们的平均值来表现，因为利率表现的是外在的经济形态，即货币资本供求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用简单的平均值来代替。总资本概念的利息率反映的外在经济形态是以上所有“利息率”反映的相关经济形态的总和，即不同形式货币资本供求关系的总和。在进行具体分析时，可以用不同形式的利息率来暂时代表总资本概念下的利息率，但并不能代替它。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利息率的本质，在利息率的公式r=R·M''''M中，看到的是对利润的分割，即看到的是竞争的结果;在借贷资本收益率M''''K''''和产业资本收益率MK中，看到的是资本增殖，因此我们可以对借贷资本收益率和产业资本收益率进行比较来分析货币资本转移问题，但不能对利息率进行同样的分析。因为利息率并不是资本增殖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同样的，我们不能通过对某种具体形式的利息率数值上的比较来讨论货币资本的转移问题，因为它们代表的竞争关系不同。例如，不能因为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就认为货币资本应该从存款转移到贷款。

最后，虽然均衡利息率并不是利率的平均值，但利息率在长期会趋近均衡利息率，这是经济规律的外在表现，是各种资本在平均利润率形成中进行竞争的结果，这也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切入点。

三、利息率围绕均衡利率动态波动

假定初期市场利息率等于均衡利息率，由于某种原因，例如资本周转变慢，利润率下降，均衡利息率下降，此时如果市场利息率没有变化，那么市场利息率就高于了均衡利息率，r>r*，此时，M''''M>K''''K，整理得M''''K''''>MK。设R''''=M''''K''''，R=MK，R''''为借贷资本收益率，R为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当市场利息率高于均衡利率时，借贷资本收益率高于资本平均利润率，R''''>R。

这样，更多的资本拥有者会选择成为借贷资本家，即将手中的货币更多地用于放贷，而不是投资。在借贷资本市场上，一方面表现为借贷资本的供给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减小，从而对市场利息率产生一个反向的压力，促使市场利息率降低，反之亦然。这种均衡机制不是静态的，因为均衡利息率本身也在变动，由于货币资本的用途从投资转变为放贷，而货币资本是作为预付资本投入生产的。在均衡利息率水平，货币资本供求达到平衡，但经济中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比例相比以前上升了。一方面，市场利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均衡利率上升了，因此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不存在静态的平衡点，即马克思判断的那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等的竞争条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均衡，会使贷出者得到他的资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1]407，利息率的决定完全是随意的，偶然的现象。长期看来，市场利息率和均衡利息率就是两个在互相吸引中不断偏离又不断重合的值，相对来说表现为市场利率围绕均衡利息率进行动态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在零到利润率之间的范围内进行的。均衡利息率表现的是外在经济形态趋向某种均衡形态的趋势，即各种资本收益率会在竞争中趋向一致。由于各种因素通过影响借贷资本供需从而对市场利息率发生冲击，这使得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的相等成为偶然，而不等成为常态。

以我国为例，2008年央行连续三次调低基准利率，正是均衡利息率大幅下降的结果。一方面利润率R大幅下降，原因包括金融危机导致支付断裂，大量产业部门停工停业，大幅延长资本周转时间，等等;另一方面信用扩张倍数大幅减小，因为支付危机导致的信用危机使得金融机构抬高借贷门槛，提高借贷人资质评估标准，导致信用扩张倍数减小。这两方面共同作用，表现为均衡利率大幅下降，导致市场利率大幅下调。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利润率提高和信用扩张使均衡利率上升，同时现实中不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投资都日趋旺盛。当均衡利率持续上升到高于市场利率水平后，在利息率和均衡利息率的动态平衡作用下，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比例开始变小，以前作为借贷资本的货币资本不断地转变为作为自有资本的货币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借贷资本市场会一直供不应求。

在货币资本供不应求时，通货量的变动对货币资本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繁荣时期，营业兴旺且支付迅速，资本可以通过信用获得足够的周转动力，此时通货量变化对借贷资本总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货币资本供求和利息率更是从本质上不产生作用;只有在危机时期，当支付链条出现断裂时，实体经济无法通过信用补偿转移到虚拟经济的货币资本，此时增加通货量将有助于维持支付链，缓解周转紧张，从而对借贷资本的供求和利息率产生作用。因此，在货币资本供不应求时，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节作用，完全取决于是否能相对有效地缓解实体资本周转的紧张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似乎更应该设定为可以反映资本周转状况的利润率。

四、信用资本是如何运动的

作为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的中介，信用资本运动对经济系统的整体运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信用资本运动和信用资本家经营状况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理解。下面来具体考察表示借贷资本收益率的K''''和M''''。首先，假设私人货币资本家和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必须通过信用中介进行交易，所有的借贷资本K''''都将处于信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其次，M''''中的一部分属于信用资本家，另一部分属于私人货币资本家。私人货币资本家和信用资本家对M''''进行分割，在竞争中产生了不同货币资本形式的利息率，例如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信用资本家之间对M''''进行再分割，例如同业拆借率和再贴现率。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信用资本家)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部分。”[1]541，542这里我们可以将问题简单化，假设所有的M''''都被信用资本家占有。当借贷资本循环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借贷资本供求发生变化时，信用资本家可以通过将其实际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来对借贷资本供求调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借贷资本的收益率M''''K''''实际上衡量了信用资本家调节货币资本供求能力的大小，即风险承受能力大小。借贷资本收益率越高，表示信用资本家对借贷资本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承受能力就越强，即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反之就越弱。前面提到，如果利息率下降到均衡利息率水平之下，会使银行资本充足率相对降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机制进行详细分析。

信用资本家可以表现为很多种形式，但银行始终是为最为重要的信用资本家。在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中，资本充足率是最重要的监控指标。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反映了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这样，资本充足率就和借贷资本收益率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系，因为它们都反映了银行信用资本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在所有的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时，银行资本体现了总剩余价值M中被货币资本家占有的那部分M''''(前面已经假设，信用资本家攫取了所有的M'''')，银行资本的这个性质不会因为其具体形式(包括股本、未分配利润、应变准备和其他资本准备金形式)而有所改变，整体来说，总资本中也只有M''''可以对借贷资本供求进行主动调节。银行资产总额包括贷款和其他风险资产，总体来说，实际上就是一段时期内借款人对放贷人的负债，即累计的借贷资本。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对整个经济系统广义资本充足率CAR的表达式:CAR=M''''K''''all，其中K''''all表示一段时期内整个信用经济的风险资产总量，即除自有资本外需要信用提供的借贷资本总量，如果设资本在利润计算期内的总周转次数为N，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为K''''，则有K''''all=K''''N，CAR=M''''K''''N=M''''KN·KK''''=rN(1-1d)其中，r为市场利率，d为信用扩张倍数。

我们看到，资本充足率CAR与市场利息率成正比，与资本周转次数成反比，与资本周转速度成正比，与信用扩张倍数负相关，即信用扩张倍数越大，其他条件不变时，资本充足率越小，银行等信用资本家的风险抵御能力越弱。当货币资本市场均衡时:r=r*=RK''''K，代入上式计算可得:CAR=RN。我们看到，此时反映经济系统对信用风险承受能力的广义资本充足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资本周转速度成正比，与周转速度成正比。这里的周转速度指的是产业资本平均周转速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观察来判断经济运动的平衡状况。如果在去除周转速度的影响后，整个经济中资本充足率变动与利润率变动不成正比，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背离，市场存在货币资本供求不均衡的情况。例如，在撇开周转速度后，如果资本充足率比利润率下降得快，则说明市场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借贷资本供小于求;如果资本充足率比利润率上升得快，则说明市场利率高于均衡利率，借贷资本供过于求。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利润率上涨是暂时的价格上涨引起的，那么资本充足率即使在上升，但只要没有利润率上升得快，也说明市场利率是低于均衡利率的。此时由于通胀因素，即使市场利率是表面上是高的，但也是相对低的。我们不能判断资本充足率在货币资本市场不平衡时的绝对变动方向，但是可以判断其相对利润率的相对变动方向。如果周转已经开始变慢，而利润率由于惯性的价格上升继续上涨，银行资本充足率趋于下降，其结果是利息率将低于了均衡利息率，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的调整期，也可能是危机发生前夕。

在经济运行中，如果市场利息率长期低于均衡利率，那么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会相对利润率下降到极低的水平。这种情况不会因为银行采用增加资本金的方法得到解决，即使短期通过股权融资暂时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只要市场利息率是低于均衡利率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相对下降就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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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师德修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教师道德素质在教师素质构成中更显重要

新时期教师劳动的知识性、专业性、艺术性、长期性、示范性、创造性的特点决定构成教师素质的特殊性。教师素质作为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培养人才所必须具有的身心的相对稳定的潜在的基本品质。其本质特点是指教师自身的质量，主要包括教师的机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心理素质等。

教师道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它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思想情操和人格品质。道德素质并不是指规范本身和准则本身，而是教师把这些规范、准则逐步内化成为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准则和教师道德的外在表现。

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正是个性与品德形成时期。尽管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个性形成和品德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教师的作用最大。教师通过一定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对学生产生影响的同时，还通过本人的人格特征、言行举止等对学生产生影响。在多数学生眼里，教师的话都是对的，教师都是正确的。教师的言行就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个性的形成和品德的发展。因此被称为“师魂”的教师道德素质将比文化素质更重要。

其次，师德修养的魅力将主要从教师的人格特征中显示出来

“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诲人不倦”等要求，既是师德的规范，又是教师良好人格特征的体现。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他们都把师德高尚的教师作为学习的榜样，模仿其态度、品行、乃至行为举止、音容笑貌、板书笔迹等。

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民族的群体都是由单一的个体所组成。每个个体的道德风貌反映出整个民族的发展水平。个体的许多道德习惯、道德品质都是从小养成，教师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超常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教师的教育是长期的系统的，无论是德育内容、德育方法、还是德育手段等都长期而系统地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师的教育是科学的，儿童的许多行为习惯的培养，教师都是根据儿童成长的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人生最初的二十几年是决定和影响人一生的发展的关键时期，是道德观念、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从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高度来看师德修养水平的高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最后，师爱是师德修养的灵魂

当今社会,由于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部分教师过多地偏向于对功利的追求，缺乏爱心，许多学生在人生的紧要关口，由于长期受老师的影响，因而可能最终导致其难以建立对社会的关爱。作为教师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

二、新时期师德修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说来，良好的师德不仅是提高师德修养的必需条件，更是教育教学过程中增强师生关系的基础。

教师自己受了多大程度的教育和教养，并且使这种教育和教养成为他自己的财富，就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对别人发生教育影响，而且必然发生这种影响。教师自身的学识与道德水平即师德始终在潜移默化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学生，也影响着学生对从教者的判断和看法，进而影响着师生关系。

首先，良好的师德能提高教师的素质进而加强师生关系

一个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才会具备优良的素质。具体表现在，精神焕发，精力充沛的进行教学，并有坚毅、乐观的性格、严整刚毅的志向与力量，这样通过教师以自己的品行为榜样使学生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当中不知不觉中受教师的影响，使学生也形成坚强的意志与自制力，因而更富有理性，善于思考，发奋学习，从而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像这样，在教师身体力行过程中，不仅使学生的学习有了提高，而且使学生受到感染，更加的敬慕教师，从而增进了师生关系。如果这位教师不仅做不到以上方面，且在上课时无精打采，语言粗俗，不仅不能成为学生的榜样，而且势必对学生起着不良的影响，就无从谈起师生关系了。所以教师的良好的素质影响着师生关系。其次，良好的师德能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进而融洽师生关系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自然而然的会要求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具体表现在，不自觉中热爱着教育职业，热爱着教学工作，热爱学生，并会自觉的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他便会受到学生的爱戴，赢得学生的欢迎与尊敬，进而才会出现良好的师生关系。如果这个教师没有从心底里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那么他便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师生关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第三，良好的师德能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进而增强师生关系

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了解学生方面，从学生的知识基础、智力水平、接受能力、年龄特征、个性差异等方面出发来了解学生，并能客观、公正、科学地处理好共性与个性、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相互关系。在教材内容方面，使教材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从而使学生顺利的掌握教材。只有这样他才会使学生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进而获得学生的敬爱，师生关系也因此增强。

第四，良好的师德能提高教师的艺术素养进而增进师生关系

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才会在教学中显露出较高的艺术修养，才能更好的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具体表现在，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闪光的哲理、恰当的态势和流畅的表达等方面。通过这些途径不仅使学生更加喜爱上他的课，而且增添了学生对他的敬慕，进而使师生关系更加融合。

第五，良好的师德促进教师自我教育进而稳固师生关系

有良好师德的教师，才会努力不懈的坚持自我教育，使自己的专业水平不断提高，进而纯化和完善自我。具体表现在，经常进修、加强专业教育、精通本学科的专业知识、扩充知识面、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提高教学水平，增强教学效果。这样才会使学生更加尊敬他和热爱上他的课，师生关系也因此得到加强。

三、新时期提高师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

教师道德修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实践的问题。要使教师道德原则和规范成为教师行为的准则，必须依靠自己长期不懈的努力，自觉地进行修养和锻炼。因此，掌握正确的师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是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加社会实践，投身教育教学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教师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积极地进行道德修养，在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更主要地通过自身不懈地努力，日积月累，经过长期的锻炼，就能够成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教师。

第一，努力学习，提高师德理论修养。

教师道德理论是教师进行职业道德修养的指导思想，掌握了它才能辨别善恶、是非，才能在自己思想领域里战胜那些错误的，落后的道德观念。一个只有在道德修养中以教师道德的先进典型作为自己思想行为的楷模，鼓励自己，在思想意识中凝聚着教师道德原则和规范，常以崇高的道德品质作为自己行为的目标，才能使自己的道德修养不会迷失方向，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较高教师道德修养的人民教师。

学习教师道德理论，主要是个人自学和教育部门组织的教师道德学习。个人自学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有一定的自我支配的灵活性、机动性，但由于受教师个人理论水平、理想觉悟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影响，有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教育部门，包括学校组织的教师道德学习，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教师道德教育，它克服了自学中的不利因素。树立教师道德的理想人格，就是要确立人民教师道德的理想。

学习先进教师的优秀道德品质。因为先进教师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生活在教师队伍里的活生生的人，它能够以直观形式启发教育和感染教师，进而影响教师的思想和行为，监督和促使他们以先进人物为榜样，取长补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学习先进教师的优秀品质，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多读教育界名人的传记和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这些名人身上都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体现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多接触他们，以便受到感染和鼓舞，使自己的行为趋于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二是学习身边的模范教师，他们生活在自己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影响更直接、更深刻、更快捷。第二，参加社会实践，做到知行统一。

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进行教师道德修养，是教师修养的根本办法。在教师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从教师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到教师的道德行为和习惯，自始至终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和教育教学完成的。教师只有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在处理师生之间、教师之间、教师与家长及教师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中，才能认识自己的行为是与非，才能辨别善与恶习，才能培养自己良好的教师道德品质。如果只是“闭门思过”、“坐而论道”，脱离实践去修养，那么教师道德修养就要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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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视民生新闻；出镜记者；语言表达技巧

一、电视民生新闻中出镜记者的作用

（一）出镜记者对民生新闻形式上有重要作用

出镜记者是一个具体的人在新闻画面中出现向观众报道新闻事实，这是一种直接的人际化交流，拉近了传播者和受众双方的心理距离。笔者认为可以理解成“一只话筒”的距离。《电视采访学》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作用。记者带领观众亲临现场后，新闻信息的可信度有了很大的增强。类似于有“人证”，记者在开头、中间、结尾或者重要信息前出像使新闻现场的信息更加有条理。受众接收到的信息更加便于理解。同时，出镜记者在和被采访者交流的过程中以及对现场环境的了解过程中，会搜集到很多摄像机不能直接记录的信息。取之精华，取其糟粕之后的新闻内容更加严谨，有看点。

（二）出镜记者对民生新闻内容的传达有重要作用

在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中，出镜记者以画面背后的内容为基础，按照时间的逻辑联系交代新闻的背景，报道开头和结尾的作用不容忽视。使新闻内容更加鲜活，是出镜记者一直追寻的目标。

（三）出镜记者应对突发新闻事件、自然灾害有重要作用

面对突发的新闻事件和自然灾害，出镜记者的出现能够起到快速反应、平息事态、引导舆论的作用。出镜记者作为客观公众的一方出现在新闻现场。对于常见的突发性新闻和自然灾害，例如火灾、交通事故、台风、地震等问题，如果新闻中没有出镜记者这一角色，呈现出的新闻画面单调、不真实，不能引起受众的关注和共鸣。出镜记者在突发性新闻中和自然灾害中通常都是以及时的现场报道居多。好的出镜记者在突发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对于信息的收集，事件最前沿的情况、最真实可信的讯息报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电视民生新闻中出镜记者的有声语言表达技巧

笔者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有声语言作为出镜记者的重要信息载体，同新闻节目主持人有明显的差异。需要融汇贯通，准确恰当的进行报道、采访。这种准确恰当，笔者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要做到的包括语言的口语化、对象感和现场感。

（一）有声语言口语化鲜明

笔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停连自然、重音鲜明准确、语气词的运用都是口语化的考量标准。多使用“非常多”、“很少，几乎没有”这样的词汇明显会好于使用“众多”、“甚少”这样的词汇。繁复的套句、倒装句容易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产生听觉障碍。多连少停、多对比少一致、多真实少官方的口语化表达技巧是出镜记者现场表达的重要技巧。

（二）有声语言对象感清晰

每一个在现场的出镜记者，都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将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用最饱满的状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但其实在新闻现场，面对的都是冷冰冰的摄像头，这时就需要对象感贯穿始终。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收到记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如果想做到真实、自然、积极的和观众交流，仅从开始出像时注重对象感是不足的，一般对于交流感的缺乏很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出镜的过程中给人一种自言自语的感觉。

（三）有声语言现场感准确

出镜记者永远都需要牢记“我在现场”的定义。这就需要出镜记者具备准确的现场感。要让所有的受众都同样有置身新闻现场的感觉。笔者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随着电视媒体传播技术的增强，相关设备的精湛使得出镜记者对于现场感的把握不再局限于在嘈杂的环境中对着摄像机用麦克风大声的说话来表现现场气氛。而更加需要的是内心的状态。由内而外的散发出现场感。在这里笔者想说，如果一位出镜记者不顾他人声嘶力竭的大喊，那么和受众的距离感就会明显拉大。如果能够内化再外显，那么浮夸的表现方式就会有所收缩，达到恰好的效果。

三、电视民生新闻中出镜记者的非语言表达技巧

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的发展时期，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电视上的会话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笔者认为，一名电视民生新闻出镜记者从出现在画面中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传递信息。除了有声语言的表达，非语言表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在一条电视新闻片中，出镜记者的衣着、气质、表情、动作等都是电视画面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电视民生新闻出镜记者而言，笔者认为常有的镜头前非语言表达包括体态语、大众形象两大类。

（一）端庄、干练的形象是出镜记者的外形基本要求

民生新闻虽不及时政新闻细致严谨，但作为新闻中的一类。笔者认为出镜记者在镜头中衣着的端庄、恰当的妆容依然很重要。在出镜时，形象上的定位基本以简单、大方的服装、清淡的面妆、干净利落的发型为主要方向。这些要素是出镜记者出现在画面中之后，未开口之前给受众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到新闻的可信度。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得体的打扮不仅能够辅助有声语言表达，很有可能成为成功采访的首要条件。

（二）体态语是出镜记者新闻报道中重要的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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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区银行，中小企业，融资

 

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

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保持市场繁荣，扩大社会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9年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达1023万户（不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广大中小企业首当其冲。“融资难”是当今最让中小企业头疼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原因十分复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中小企业自身的问题。中小企业一般规模小，经营变数多，实力弱经济论文，风险大，信用水平较低，难以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

第二，银行方面的原因。银行信贷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性，而中小企业贷款的单位交易费用太高。据测算，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是大企业的5倍，银行从节约成本和监督费用的经济性出发，自然对中小企业惜贷。

第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机制、体制不健全。目前面向中小企业的担保业发展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提升信用能力的需要；政府出资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通常缺乏后续的补偿机制；民营担保机构受所有制限制，无法与协作银行形成共担机制。据调查，中小企业因无法落实担保而遭到拒贷的比例高达23.8%。

第四，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窄。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滞后，民间融资、上市融资、发债融资等渠道不畅，创业投资机制尚未形成，产权交易市场功能尚未发挥，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得有效的资金供给。

二、社区银行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优势

1．定位优势

大型商业银行是以服务大中型企业客户为主，而社区银行的目标客户群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社区居民这些中小客户。社区银行对本社区内的客户信息熟悉，组织架构简单灵活，信贷决策快速、及时，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小企业借款频率高、贷款需求少的特点，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全面化、个性化的服务。因而，社区银行能够在准入、占领和保持巨大的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客户市场方面赢得独特优势。

2．信息优势

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不同，社区银行的经营模式是以关系型银行业务为核心。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社区银行能够获得作为中小企业关系银行的一系列租金，这些租金激励着社区银行去收集中小企业的各种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运用于未来信贷合同的设计和调整当中，从而控制融资风险和削减银行贷款决策的信息成本，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相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较少，风险识别能力较强，这使社区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中获得比大银行更大的安全赢利空间。

3．地域优势

大型商业银行通常将其在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使用，而社区银行则主要将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到该地区，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虹吸现象”及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因此将比大型商业银行更能获得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由于运作都在本地，熟悉本地市场，因此条件灵活，手续简化经济论文，速度较快，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这种来自地域的优势是社区银行经营发展的最大的无形资产。

三、社区银行在新疆的建立

2010年前期，一份建议新疆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村镇银行试点工作的政策专报，已由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向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金融办、银监会新疆监管局、人民银行乌鲁木齐市中心支行递交。新疆中小企业和农牧业发展始终是金融支持的重点，2010年5月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金融援疆更是加速推进。

截止2010年上半年，新疆中小企业创造的产值已占全区GDP的30%左右，中小企业纳税额159.76亿元，占35.9%；就业人数89.96万人，占73.2%。新疆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央出台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条件下，有理由成为国内首批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社区银行的试点地区，从而为新疆民营企业发展缓解资金困境，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创造历史机遇。

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疆已有小额贷款公司30家，其中乌鲁木齐市6家，伊犁州6家，昌吉州4家，巴州6家，阿克苏地区2家，博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各1家，新疆小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金达14.36亿元，大部分来自民间投资。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由于只贷不存的特点，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半径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仅靠资本金和不超过两家银行的注册资本金50%的限额融资支持，无法提高放贷总量与资本周转率，也难以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和村镇银行成为其发展的根本方向。村镇银行强调服务“三农”，而社区银行强调服务地域范围，两者与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可以吸收存款。由于涉农服务比例难以达到，加之新疆小额贷款公司普遍股权较分散，股东之间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城市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城市小额贷款公司的下一站点无疑是转制为社区银行。一旦小额贷款公司能获得政策支持经济论文，顺利转制成为社区银行，那就意味着只贷不存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可以按照规范的银行业务要求开展存贷业务，那么，随着资金量的大大宽裕，除了可以加大放贷力度外，更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投资，以使股东权益得到最大化。不仅有利于改善新疆银行体系结构，还可以有效缓解新疆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贷款难的问题。

新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占到全部企业总数的99%以上，而且绝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业，它们所创造的增加值、地税收入、国税收入以及在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等方面，都功不可没。但新疆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都受到融资难的困扰，有96.6%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借贷融资方式筹措资金，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来源很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服务网点缺失，部分县市金融机构贷存比已降到33%，有的甚至接近25%。因此，只有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才是有效缓解新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牧民贷款难的治本措施，也是改善新疆金融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

参考文献：

[1]郭振玺,杨家才.中小企业融资之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何德旭,饶明.小企业融资困局:新解与出路[J].当代经济科学,2008,11.

[3]刘书成.新疆拟建国内首批社区银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DB/OL].亚新网,2010,09,13.

[4]高晓燕.建立社区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路径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4.

篇9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研究

摘要：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是我国当前的重大国家战略，有利于建造新的首都经济圈和推进区域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目前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2001702

京津冀作为我国的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已成长为重要的经济聚集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重大的国家战略，而目前影响该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进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研究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优化产业结构的运行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可以与市场机制配合，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重大作用。

1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1.1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较

近十年来，京津冀三地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都是逐年减少;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北京是逐年收缩，天津近年来也是逐渐缩小，但变化并不明显，而河北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变化不大，基本稳定在51%-53%之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北京和天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天津，对比河北，十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变化不大，略微起伏，发展缓慢。2014年天津第二产业产值占其GDP比重为49.17%，河北超过50%，说明天津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河北也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北京的第三产业达到77.95%，比天津高出28.4%，比河北高出40.72%;当前，北京已经发展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模式，而天津、河北依然属于“二三一”型模式。河北省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二产业仍然是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占比偏低且增长乏力，属于典型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1.2三次产业趋同性分析

产业结构趋同性，指的是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区域之间在产业结构分布、组织规模、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演进变化趋于雷同，结构差异越来越小的现象。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测量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程度的高低。

按照国际惯例，我们以0.85为标准来衡量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高低。根据计算结果，京津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704，津冀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高达0.9740，说明京津和津冀间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性，其竞争倾向较高;北京与河北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7700，京冀间相似系数较低，产业差异明显，其协作倾向较强。然而，三次产业本身的数据是比较笼统的，计算结果可以说明京津冀在宏观层面上存在一定的产业趋同性，但具体到行业内部，并不能证明三地行业存在着恶性竞争。实际上，京津冀区域宏观上的产业结构趋同，并不妨碍三地三次产业内部发展的结构各有不同。之所以各地趋同的产业结构内部侧重点不同，站在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是由于资源禀赋因素在发挥作用，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北京的部分产业已经在逐步向河北转移，区域产业协作与竞争的格局正在慢慢形成。

2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2.1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影响产业对接

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贫富分化严重，一、二、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由贫到富的收入水平。河北省与北京、天津地区的人均GDP相距甚远，北京、天津虽然是京津冀一体化的两个核心，但它们只是自身获得发展，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弱，甚至出现了”环京津贫困带”。河北与京津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严重影响了京津冀经济的整体发展。由于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北京、天津相比有很大差距，河北省内很多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不完善，在与京津产业对接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和资金支持，这势必会影响到三地产业对接的实施效果。

2.2产业合作缺位，缺乏产业协调动力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受行政区划掣肘严重，各省市均各自为政，考虑自身利益过多，合作意识不强。在现在的行政体制下，三地政府均是独立的行政主体，具有各自的利益需求，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往往是以自身为中心，较多考虑本行政区域的情况，缺乏与相邻区域协调沟通的内动力。北京因其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优势，缺乏与天津、河北合作的积极性和依赖性;天津作为直辖市，具有自身发展特色，为保持其独立性，也缺乏与别地合作的动力;河北则相对落后，难以跟上北京、天津的发展步伐，从而造成三地政府主观上缺乏跨区域统筹协调、共同规划发展的内动力，阻碍了京津冀地区产业对接的发展进程。

2.3产业准入标准不一，大气污染严重

全国2014年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地区占8个，该地区全年平均空气质量超标天数达57.2%，造成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是由于天津、河北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能源消耗高、单位能效低、空气污染严重，尤其是河北，钢铁、水泥、火电等六大高耗能行业比重大;二是京津冀三地为限制环境污染设置的产业准入门槛不同，三地企业的排污标准一直没有统一，天津、河北在发挥承接首都产业的功能时，接到的是一批不符合北京功能定位，但却在天津、河北准入标准内的企业，这些企业仍然是在京津冀区域开展生产、进行排污，明显不利于该区域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

3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指导宏观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布局以及地区经济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究其根源是产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通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资源，达到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3.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方向，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3.1.1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

对调整财政支持领域，将财政资金投向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点环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和应用，逐步提高科技经费财政投入的比例，利用财政资金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参与共同组建研发起点高、研发实力强、产学研结合的公共技术平台。同时利用专项资金，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立技术引进和成果转化的财政补贴制度，通过财政补贴、贴息等手段激励企业采用高新技术，促进企业提升科技含量和研发档次。

3.1.2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国家和省级认定的产业园区，特别是省级工业园区内需产业转移的中小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为在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领域表现突出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财政补助和贴息贷款，对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成绩显著的担保机构进行奖励。

3.1.3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利用财政资金，促进节能减排、空气净化、水资源保护等其他环境治理，提高河北的产业转移承载能力。一是利用专项资金，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大力化解产能过剩，为进行区域产业对接谋求空间。二是加强对大气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防护林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对现行的临时性补偿措施进行改进，建立开发与保护地区之间、上游和下游地区之间、生态受益与环境受损地区之间的常态化补偿机制。三是将承担北京、天津供水任务的河北六个地市下属县域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内，享受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同时建立省以下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制度，改善京津冀区域的整体生态环境。

3.2充分利用税收政策，优化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

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国家和地区现有的优惠政策，并将政策彻底贯彻落实，使这些优惠政策能够真正使企业得到实惠，进而促进企业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调整其行为，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为了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创业投资，国家出台了很多税收优惠，首先要落实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强化税收政策的产业导向功能，引导资金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环保、节能等产业)要落实现有的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引导和推动产业向环保、节能的方向发展;对于国家限制或淘汰的产业，要运用税收的调节功能，引导其进行产业改造和转移。

3.3创新财政投融资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进一步完善财政投融资机制，着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为财政投融资政策更好地发挥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提供更多的手段和途径。(1)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本市场，鼓励具备实力的成长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谋求上市，与资本市场对接。大力发展面向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债券融资市场。(2)助推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担保机构对市场前景好、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企业和小额贷款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在一定的风险防范范围内，适度放宽中小企业不良债务核销条件。(3)加强企业信用建设。整合企业信用信息资源数据库，构建信用体系，逐步建立企业诚实守信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戴宏伟.京津冀金融业发展与协作路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05).

[2]林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对接以河北省为例[J].商业时代，2012，(12).

[3]王海涛.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阈下京津冀产业结构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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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政政策如何调节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