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国经济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期间，我国逐渐成为一个贸易大国而非强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仅2013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总额高达25．83万亿元人民币，使得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名至实归。

尽管如此，当前我国依然不能摆脱“贸易大国、定价小国”的困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影响之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一些高密地的劳动产业转移给我国，导致了我国高价进口原材料和低价输出产品，使得国际贸易中的利润转移，由此可见，这种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垄断现象恶化了我国贸易条件，不利于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迈进。

同样的，从2013年国际贸易规模和份额来看，虽然我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这种贸易大国地位不但没有为我国的国际贸易带来利润分配增长点，更甚者加重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所以，大国垄断的结果为表面上显示的是中国的顺差，实则是国外在享受着丰厚的贸易利润。以资源的进出口为例，我国的稀土出口量占据了市场份额的百分八十以上，具备了大国垄断的明显特征，但在实际贸易过程中，稀土价格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急剧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石油等产品是我国大量进口的贸易商品之一，价格却非降反升。

造成我国经济贸易中的大国垄断问题的原因很多，从外部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国际贸易还受制于旧的经济秩序，缺乏有效竞争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依然具有优势地位;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企业缺乏一定的规则意识、沟通协调和国际贸易运作经验，比如行业混乱、交易缺乏诚信、企业之间互相拆台，这些都成为国际市场逐渐萎缩的重要原因。

二、在国际贸易中提高应对大国垄断现象的思考

我国的对外贸易正植根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国际贸易已经让中国迈向更大的国际舞台。因此，面对着我国贸易中的“大国”事实，更多的是要进行一种冷静理性的思考，从而为实现贸易强国开辟新的贸易通道，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对大国垄断现象进行清晰准确地认识，这对于充分利用我国“大国”的身份开展国际贸易有着积极影响。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国作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对于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还不具备对抗卖方大国垄断的能力，甚至还要受制于垄断势力的经济压迫，并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战略商品，还会引发一些政治问题。

其次，要完善我国的贸易体制机制。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法律政策的制定与研究，为进行国际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但依然要重视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各种不正当竞争问题，通过完善我国国际贸易的机制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从而克服国际贸易中审批难、税收重、成本高的缺陷。只有构建一套既符合中国特色，又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贸易投资体系，才可以为我国的“大国垄断”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

最后，要依靠创新来增加我国进行外贸竞争的砝码。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技术，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商品的科技含量，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这样在反垄断、反倾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对外加工模式方面要加以创新，取消一些对有悖于环保理念的外贸项目的扶持优惠政策，促进对外加工业务的转型升级，保证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拥有自主品牌研发能力和活力。

三、结束语

篇2

关键词：国情文化；俄语教学；公共俄语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249-02

一、国情文化知识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中，学习兴趣是最可利用的有效因素，因此，在大学俄语教学中加入文化内容正是合理利用了这一有效的因素为教学服务。将文化内容贯穿于整个外语教学中能使教学过程变得丰富多彩，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俄语的兴趣，进一步增强俄语语言感受能力。

现在的低年级大学生是看着日本、美国动画片长大的90后，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英语教育，对英美国家了解较多，而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国情了解甚少，也谈不上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对于大学将俄语作为公共外语学习的学生基本都是零起点，加之俄语语法难度大、课时少，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完全丧失信心。如何针对这种情况提高大学公共俄语的教学效果，是每一位教师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发现在教学中适当地导入俄罗斯国情知识，不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克服畏难情绪，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度，更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符合俄语语言习惯的表达方法。

二、国情文化知识对培养俄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镜像。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正因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以文化教学便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对外俄语教学就对语言国情学相当重视，“俄语作为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国情学问题”一文作者甚至指出：“语言国情是俄语教师工作中的一个方面，从其地位来看，完全可与语言教学中的一些传统方面，即语音、语法、词汇和修辞相提并论，而从其意义来看，还远远超过它们”。

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语言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学习外语知识、掌握外语技能、提高运用外语的能力是与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密不可分的。所谓精通某种语言的人，必定是一位充分了解所学语言国文化历史背景、社会风俗习惯和人文礼仪的人。

在学习俄语时，学生需要掌握大量的词汇及众多的语法规则，然而在交际场合却经常不能恰当地运用它们，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学习语言时将语言与文化分离，所以在教学中不能忽略这一环节。另外，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事物和现象，这些事物和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包含丰富的国情文化内容，在另一国家的语言中无法找到相应的词汇和语句对译，只有通过描述才能弄清词意，比如“火锅”，译为俄语通常是китайский самовар，但中国的火锅也只有早些年使用的铜火锅与самовар在外形上相像，近年饭店里的火锅连外形上与самовар也没有共同之处了，而且俄罗斯的самовар是用来烧开水的，所以需要向俄罗斯人解释这是традицио

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блюдо，并且讲解就餐程序，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理解其意思。

三、大学公共俄语教学中导入国情文化的途径

外语教学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语言能力，而且还要具备交际能力。俄语不仅要作为知识来掌握，更要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来使用，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运用俄语时，不仅要“合乎语法”，而且要恰当、得体，可以为人接受，同时也要求教师除了传授正确的语音、语调、语法知识外，也不可忽视语言背景、文化的渗透。在课堂上主要是利用词汇、课文和听说练习来导入国情文化知识。

（一）介绍包含国情文化的词汇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尽管多数词汇在各种语言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词汇，如вода－水；гора－山；река－河等，但有一少部分词汇却包含着丰富的国情知识，对于熟悉国情的本民族人来讲，在理解上不会发生任何障碍，但是对于外国人往往会难于理解或容易产生误解。

包含国情知识的词汇有些是一种语言特有的词汇，有些是在两种语言中有对应词，但包含的国情知识不同，比如борщ一词，译为“红菜汤”或“罗宋汤”，是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波兰等东欧国家餐桌上经常出现的浓菜汤，甜菜是主料，课上可辅以图片介绍。

对于两种语言中意义基本对等，但又不完全等同的词汇应该加以解释。比如школа一词，看似俄汉语是对等的，译为“学校”即可，但实际上俄语的школа与汉语的“学校”并不完全等同，这就需要讲解国情背景知识。比如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发生了一起劫持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的恐怖活动，恐怖事件发生在школа № 1 города Беслана（别斯兰市第一学校），国内媒体多译为别斯兰市第一中学。事实上在前苏联和俄罗斯，школа是包括中学和小学在内的十年制或十一年制学校，这跟我国是不同的，我国的学校要么是小学，要么是中学。

再如，俄语的клуб一词源自英语的club，但包含的国情背景却不同。在俄罗斯俱乐部是大型企业、学校的文化娱乐中心，而英国的绅士俱乐部是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往往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加入时须经人介绍，并且要交高昂的会费。以前，中国的俱乐部同俄罗斯的一样，都是单位、企业的娱乐场所，但近年随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国际化，我国也出现了高级商业俱乐部，成为特殊的商业交际平台。社会发展导致语言内涵发生的变化，也是国情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介绍课文中的文化背景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在讲解课文的时候介绍相关背景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加深印象。

课文中，有些表达法看似含义明确，事实上却存在着不易察觉的差异。比如学生说“我家”时喜欢用моя семья来表示，这是汉语的直译，但实际上在俄罗斯，当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时，应当说наша семья，只有独立成家后才说моя семья. 再比如，пить чай两种语言都是“喝茶”的意思，但在中国就是一杯清茶，而在俄罗斯，пить чай指喝茶的同时还要吃些点心，通常喝的是加了糖的红茶。这种表面看上去相同，但却有不同内涵的表达方式在俄汉译中还有不少，教师应注意为学生讲解它们的区别。

（三）在听说课上导入文化背景知识

在听说课上，首先涉及称呼的问题。在对待称呼的问题上，中俄两种语言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俄罗斯的公共场合，女性喜欢被称呼得年轻些，所以在商店、饭店、银行等服务性行业，经常称呼女性为“Девушка”，这几乎与年龄无关，甚至对一些上年纪的女服务员也可以用这种称呼方式。有些中年女性相互之间甚至用“Девочка”相称。但在中国一般用“老＋姓”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在汉语文化中，“老师”、“医生”等一些表示职业、职务的词可以直接用于称呼，表达说话人对所指的尊敬，然而在俄罗斯文化中，这类词一般不作为称呼，尤其是如果用阴性形式对女性称呼，则有藐视和不屑一顾的含义，所以犯这种语用错误比语法错误还让人难于接受。在课堂上对老师的称呼是表示职业，不论是称呼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只能用阳性，经常用的称呼形式为“Товарищ препода

ватель”或“Товарищ учитель”，当然最恰当的称呼形式是“名＋父称”。

通过给学生看俄文电影、听俄文歌曲也是补充国情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电影直观地了解俄罗斯的风土人情以及俄罗斯人的非语言交际手段，比如俄罗斯特有的手势语：Щёлкать по горлу（用食指弹脖子）表示“邀请喝酒”、“想喝酒”、“醉了”；Проводить пальцем по шее（用食指横在喉结处划线）表示“吃得极饱”、“不能再吃了”；Сцеплять пальцы（将两个小指勾在一起）表示“友谊”、“和睦相处”；Крутить у (возле)виска（食指指向太阳穴并画圈）表示“疯了”、“傻了”、“缺心眼”等。

结语

学习外语并不只是为了学习该语言，而是为了在工作中运用它，使之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交际功能。外语学习始终伴随着文化因素，即使最出色的外语学习者，也可能因为文化国情知识的欠缺而导致交际受限，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把文化国情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的所有环节，努力帮助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国的文化以及与其母语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文化盲点，把握语言教学中最本质的东西，使学生在用俄语交际时能准确表达思想，避免因文化差异引起的交际障碍。

参考文献：

[1][美]E.萨皮尔.语言论[M].赵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М.Баранова. 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1985.

[3]В.波里先科，Ю.普罗霍罗夫.俄罗斯文化国情辞典[M].郭津楷，译.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5.

[4]吴克礼.俄罗斯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篇3

金融市场营销论文

财政金融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下发挥财政与金融政策调控作用中存在的问题

1.对市场调控的滞后性

政府采用财政和金融手段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滞后性的现象。即市场经济变化速度很快，很多问题潜藏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只有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才会爆发出来。此时政府在采用相应的调控手段，付出的代价大，有亡羊补牢之嫌。市场经济发展虽有规律可循，但我们在把我市场运行规律的同时，总会出现失真现象。就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完备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有效克服之中市场调控的滞后性。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2.政府制定财政和金融政策无法协调统一

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是最常采用的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总会出现二者无法协调统一的问题。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一开始提出的主要是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出发，采用了4万亿的赤字刺激财政手段，的确在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年后发现只是凭借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2009年才开始连续十几次的货币信贷降息手段，通过银行整合社会资金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然，在此之前，也采用了降息手段，但是幅度较小，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不管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外政府在采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协调一致的现象。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政府财政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整合效率差、侧重于政府财政手段忽视金融手段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下做好财政与金融有机的整合工作。

二、加强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整合的建议

1.深入考察把握市场运行规律，做出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调控策略

实现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有机整合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对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从宏观和微观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深入探究每一个细微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把握相关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够为政府制定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政策提供现实的依据，进而预见到市场运行可能存在的潜在重大隐患，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有效改变财政与金融手段对市场调节滞后性的现状。

篇4

【摘要】基于国家所有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结构与“弱竞争”行为的根本原因。产权的国家所有不仅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体系中的“强垄断”地位，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其形成的竞争压力的释放，从而使我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机制难以形成，最终保护了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率的市场行为论文，导致了国家保护下的制度性垄断无效率或低效率。因而破除“父爱主义”的产权制度，以使体制外竞争机制得以形成也就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前提与关键所在。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至今，仍然步履蹒跚。从最初设立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体制外因素以压迫体制内因素的措施到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以剥离其不良资产，从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到股份制改制，再从改制到上市设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可谓曲折。理论争论也因之而沸沸扬扬。特别是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与银行业市场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一直未有定论，或言产权是根本，或言竞争性产业结构是核心。无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沿着这两个方面曲折地进行经济论文，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却一直未能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显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应进行重新审视。

一、产权还是竞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起点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产权与超产权的理论之争。前者认为当一国银行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并且，由于现代银行是产品多样化的服务机构，因此很难判断每一银行的利润率是否由集中率直接造成。从各国金融体系构成看，银行业产业组织结构及其绩效并不能以此为标准进行简单化的判断。因此，S—C—P范式并不适用于对我国银行业的研究。他们认为，我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产业集中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但核心问题是产权结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及其效率上的种种缺陷，也是由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决定的。因此，我国银行业改革要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产权结构的调整比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

而超产权论者则认为，市场竞争才是决定产业运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利用竞争机制可以改善产业结构，规范产业行为，提升产业或企业绩效。持该观点的学者利用S—C—P范式研究了我国银行业的产业组织情况，并得出了我国银行业的垄断结构效率不佳的结论，由此他们认为，在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引入竞争因素以优化银行业产业结构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首要选择。

但笔者认为，产权论与超产权论都忽略了我国银行业特有的基本特征，因此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首先，产权论者没有看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规模经济利益的事实而片面地否定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规模不当。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相对其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而言显得过大，并且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而隐藏在相对规模过大和高不良贷款比例的背后则是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各种缺陷。其次，尽管各国的银行业具有不同于一般非金融产业的特点，但作为一个产业而言，竞争适度的市场结构、理性的企业行为和不低于普通产业的平均利润率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仍应存在，这一点对转轨的中国银行业也不例外。但在运用此分析框架研究我国银行业时，我们应看到S—C—P与超产权理论所隐含的既定的制度背景，即，它是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而我国却缺乏这一制度背景。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即产权本质上的国家所有。这样，超产权论在分析我国银行业时就难免捉襟见肘了。最后，产权所有制性质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任何关于产权绩效的研究，都必须放在相应的市场结构框架内，否则势必会导致与产权理论假设不同的难以解释的结果。同样，任何关于市场绩效的研究，离开了产权这一重要因素，则会产生与一般市场结构理论相背离的很大误差。至少，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内，这两者是密不可分和互不可缺的”如前所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有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与绩效低下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利用S—C—P范式分析我国银行业问题时，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极具重要意义的。正是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才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呈现出独特的制度变迁、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等特征。而为了保护这种独特的产权结构，我国的金融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是从产权结构开始的，而是开始于体制外竞争因素的引入。

二、隙缝经济的产生、发展与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外竞争压力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之初，决策部门并没有采取大张旗鼓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一步到位的“大爆炸”式的产权改革的方法，而是在旧体制的旁边发展出一种新体制。而后利用这种从体制外产生的“隙缝经济”(nicheeconomy)来强化体制内经济的竞争或利用它们对体制内经济产生竞争压力，从而使我国银行业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体制双轨”局面，最后再渐进地完成银行业体制的转轨改革。

(一)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自1949年建国至1979年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一个典型的、由国家完全垄断的中央集权的计划金融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单一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其后，以1979-1984年的金融体系重组为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或建立起来并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这使我国“从金融机构的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出现了以产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专业银行机构”。在此时期，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随后的1985—1992年期间，四大专业商业银行逐渐企业化，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设立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或是发行上市。以1986年7月交通银行成立为标志，中国银行业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才开始。由于这些新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或十分迅速地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或已上市挂牌交易，因此，他们经营机制十分灵活，发展迅猛。从1993年开始的金融业整顿初步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其后，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另一种体制外竞争因素开始产生并迅速增长。从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在深圳成立以来，截止2001年底，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已发展到109家。另外，从1979年以来，我国外资商业银行也急剧膨胀。尤其是1996年后，我国允许部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本币业务，使外资商业银行的竞争触角开始伸入到长期以来一直为中资商业银行所垄断的业务范围。于是体制外另一种力量也参与到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之中，它们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一起，推动了我国金融体制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我国银行业体系市场竞争的不同主体。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体制外因素带来的竞争压力及其退化

在我国金融体制的变迁过程中，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的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逐渐从体制的夹缝中产生并生存下来。经过10余年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展开了竞争，他们不断克服因制度歧视所带来的不利因素，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完全垄断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了寡头垄断竞争的局面。

因此，值得肯定的是，我国所采取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式的金融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基本成效。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外资商业银行的引入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也在逐步增强。正如于良春、鞠源(1999)所指出的，“中国银行业自1978年以来所进行的改革迄今已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主要表现在垄断的打破、从业家数增多、竞争程度上升、银行服务质量与经营效率提高以及较为完善的现代化多元银行业组织体系逐步建立等方面。”而在这种金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国国有金融产权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性逐步凸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却表现出相对的竞争优势。

但是，体制外因素的引入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成效，其制度的路径依赖仍然较强。尽管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产生和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鲶鱼效应”，带来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的强化，但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远未达到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造成现实威胁的水平。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以其雄厚的基础资源和竞争力资产，仍保持着具有绝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力。其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份额、服务网络、技术储备和国家信誉是其最有力的竞争资产，这些“资产”所形成的市场支配力之强大仍是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所难以抗衡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有商业银行仍保持着绝对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体制优势的边际产出则呈递减趋势，近年来更有“体制回归”的迹象，即“工农中建”化趋势。

三、产权国家所有下的“强垄断”和“弱竞争”与制度性垄断无效率

在体制外因素的竞争冲击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这种削弱则是其市场竞争行为不力或“弱竞争”行为的结果“，而其市场竞争行为不力的主要原因则应归结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政府保护。这种产权保护下的弱竞争行为最终体现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绩效的不断削弱，因为“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面对的生存法则，而竞争致胜的全部基础在于经营绩效的提高”。

(一)“强垄断”、“弱竞争”与国家所有制

从我国银行业的资产、存款和贷款集中度指标看，我们发现，即使在1993年以后，我国银行业体系的集中与垄断程度仍然非常高。1993—2001年期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上至少都各占据了60%以上的份额。因此，产业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十分强大。但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进程的推进和体制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出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正不断的下降，其资产份额由1993年的69.1%下降至2001年的60.5%，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也分别下降了近9%和18%。而同期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各项指标的市场份额则不断的增长，前者三项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6.53%、6.19%和6.66%，后者各项指标都增加了近4%。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不断地向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让出市场，但尽管如此，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中的竞争因素仍然十分薄弱。

然而，问题并不仅止于此。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垄断”与“弱竞争”并存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尽管存在独资和股份制等多种产权形式，但是如果我们把包括由我国直接控股的股份制银行计算在内，那么我国银行业中大约有80%以上的股权归国家所有。这种所有制形式使国家实际上承担了无限责任，而在这种国家保护政策与倾斜政策及歧视性的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高度垄断中，又使竞争性质的产业结构具有浓厚的制度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并不是由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国家所有这一产权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因此，我国银行业这种“强垄断”和“弱竞争”的格局实质上就是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对市场化竞争行为的抑制，它主要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对银行资产和市场的绝对控制。这样，处于国家保护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就可以免受市场竞争机制的威胁。

因此，正是基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殊的产权结构安排才使得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存在独特的制度性特征，我国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也主要是由这种单一产权安排所引起的。我们承认产权问题，但我们的主张是，市场结构单一是产权结构单一的直接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对银行业体制进行行政性分权形成的，而非银行间竞争和追求绩效的“市场化”结果；从改革历程看，政府通过制定各种配套体制如压低利率、行政性审批等手段人为地提高了银行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导致了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和目前“弱竞争”的状况。

(二)国有商业银行粗放型扩张行为与银行业绩效

1984午以后，以四家专业银行为主体的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其后8年间(1984-1992)，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竞争都主要是通过机构竞争，即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的。在该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总数由1986年的67626个增加到1993年的近14万个。同时，“在大量机构网点的支撑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1985年至1997年间，资产增长了11倍，其中贷款增长了11倍，存款增长了16.3倍。”

随后，1992年底开始的金融业整顿引发了第二轮的金融机构竞争浪潮，即以金融工具创新为主的竞争。但第二轮竞争浪潮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其原因除了特有的制度性垄断因素外，还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第二轮竞争浪潮中的金融创新吸纳性居多，而原创性创新很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的金融工具达70余种，但其中85%左右是“舶来品”。其次，创新主要表现为数量的扩张，内涵较低。该时期已有的金融创新主要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外资形式的建设上，而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经营机制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再次，创新主要靠外部力量推动，创新主体内部驱动力不足。中央银行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创新一直是我国金融机构微观创新的主要外部动力，而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外部竞争压力而进行的自发性创新严重不足。其四，“如同规模竞争一样，工具创新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争夺储蓄资源，以支持资产扩张，缓解流动性压力，其公司治理机制没有改善，风险控制水平也没有明显增强。”

因此，产权国家所有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依赖机构扩张与模拟性工具创新的竞争行为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或提高其运作绩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不断削弱，四家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从1985年的1.39%几乎直线下降到2003年的0.06%，尽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在近年来随着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有所下降，但长期的垄断地位以及以提供金融补贴为主要任务的运营方式，不仅使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效率低下的现状，而且还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对政府补贴的刚性依赖。因此，在行政保护下所形成的寡头垄断地位不仅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内在的动力去改善绩效，而且还会产生竞争不力的市场行为，如大力扩充分支机构、过分追求存款和贷款等。正是这种粗放式的增长和扩张路径一直主导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国有商业银行绩效的低下。

四、结论

我们重申，S—C—P分析范式并非不适合于我国的银行业，只不过我们在应用这种标准时应该将既定的制度因素纳入其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乃至银行业改革的关键并不仅仅是通过在体制外引入竞争因素就能实现既定目标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不但导致了强垄断的产业结构，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体制外的竞争并未彻底改变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