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21 09: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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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家应重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医保问题
在201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蓝就曾提交关于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提案。这一提案后来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进行专题调研。
“要说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一份报告讲起。”回忆起提案提出的过程,李蓝打开了话匣子。
2012年12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联合《无约束的资本,伤不起的工人――建筑业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研究者用5年时间,全程跟踪统计了北京地区约50个工地的73起工伤案例所得。报告指出了建筑I职业安全、职灾维权存在的问题,并呼吁相关部门能够有所作为,让更多受工伤的建筑工人得到应有的关怀和帮助。
据报告调查统计,95.9%的职灾工人没有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仅4.1%取得过职业资格证;在遭遇职业灾害的群体中,89%曾遭遇工伤拒赔,而建筑业资质挂靠、层层分包机制,令37.1%“带队进城”的包工头,转身成为资方拒赔的“帮凶”;遭遇工伤的工人中,只有15.1%选择严格按照工伤维权程序维权,7成选择以法定程序之外的方式维权,甚至有12.4%的工人放弃了维权。
报告显示,遭受工伤事故职业灾害的农民工都是生活负担最重的中年人,他们大多是家中的顶梁柱,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而他们一旦遭受工伤事故,就会对家庭生活造成极大影响,甚至可以立刻摧毁一个家庭。
这样一份报告引起了李蓝的高度关注。2013年全国政协会议前夕,李蓝辗转拿到了这份报告的全文,报告中所披露的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血泪史让他倍感震惊。
“这个报告触动到我的还有另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我的一段知青经历。”李蓝回忆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
李蓝是贵州省大方县人,1975年初中毕业,随即成为下乡知青。那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李蓝,作为下乡知青,在家人的帮助下,拜了一个农村泥瓦工为师,跟着师傅到处找工做、学手艺。
“那个时候我刚出校门,什么都不懂,也完全没有任何防护意识。”李蓝说,当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曾受过两次伤。一次是踩在一颗3寸多长的钉子上,钉子尖直接从脚背上穿出来,让他卧床休息了两个多星期。一次是抬水泥预制板上楼,4个人抬800多斤重的预制板。由于是冬天,预制板凝结时间不够,抬着在楼面走时,其中一块预制板突然断裂,4个人全都掉下了楼,受了伤,李蓝左手肩关节脱臼。
“我当时就用毛巾吊着手去找我的武术教练。结果他也没有药,就让我咬着毛巾,直接用劲把关节复位了,那是真叫一个疼啊,养了两个多月才好。”说起当时的经历,李蓝现在还有些后怕。
“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管我们这种‘临时工’,而且,跟着师傅,什么地方有活就去什么地方,一年要走十几个工地。”李蓝说。
可能就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李蓝真切地感受到建筑业工人的无助和无奈,使他坚定了要为建筑业工人维权的决心和信心。
在201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蓝和宋镇豪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国家应重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医保问题的提案》。他们在提案中提到:“‘工伤拒赔’是一种性质和后果都远比‘恶意欠薪’更为严重的恶意行为。遭受‘工伤拒赔’的农民工不仅仅经济受损,其人身遭受伤害的后果更是难以用金钱来弥补。”
提案上交后,在2013年12月,建筑工人工伤维权问题作为全国政协2014年重点调研课题及双周协商座谈主题,由主席办公会议督办解决。
“在那之后,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很多委员和代表的关注,全国政协也对此做了许多工作,使得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问题取得很大进展。”李蓝说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提案能受到全国政协的如此重视。
工伤维权之路的艰辛与漫长,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但是李蓝说,他能体会到作为第一个提出建筑工人工伤维权问题提案的委员,全国政协多次组织调研各地建筑工人工伤维权情况时,李蓝的名字都会出现在调研组委员名单中。
农村中小学教师去哪了
李蓝在2013年提交的“关于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提案后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进行专题调研,从而推动了建筑工人工伤保险的落实。这也让李蓝在科研工作之余,时常收到希望他帮忙提案反映的老百姓的请求。2015年两会,李蓝提交的关于设立农村中小学教师专项资助基金的提案背后便是一群坚守在边远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迫切诉求。
由于工作的原因,李蓝时常需要到农村地区进行调查,2014年,他的足迹遍布河南、甘肃、四川、贵州等多个省份农村地区。在这些地方的学校里,李蓝发现,校舍、教室和教学设施都很现代化,但只有几个五六十岁的男教师守着一群学生,年轻教师几乎都离开去了城里。
河南商水县教育局长曾给李蓝讲了一个故事,他至今印象深刻。当地一所农村小学的教师,平常在学校上课,一到寒暑假就到城里的建筑工地搬砖运瓦,挣钱补贴家用,有时碰到学生或家长只能低着头红着脸躲到一边。
篇2
事实上,按照国务院部署,国务院各部门正陆续向社会公开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据统计,截至2月20日,除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外,75个部门中已有47个公开了保留事项,共计1031项。释放深化改革强音
权力清单可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公布权力清单的意义就在于消除政府权力的神秘感,让以行政审批为代表的权力事项一日了然,置于社会监督之下,督促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专家认为,公布权力清单进一步表达了中央开门搞改革、开门接受社会监督、开门简政放权的决心。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好比“啃硬骨头”“涉险滩”的信号灯,让下一步工作有的放矢。助推廉洁政治建设
权力清单“缩水”、简政放权力度加大,这透露出国务院部门敢于从自身“割肉”,建设廉洁政治的决心。决心更是体现在自亮“家底”上――通过晒“权力家底”,主动接受监督,既明确“存量”,又便于控制“增量”,切实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规范权力运行。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表示,公开权力清单是建立阳光政府的重要步骤,亮出“清单”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众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
其实,公布权力清单亦是对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的保护。权力清单为相关部门明晰了权力边界,也为领导干部划定了履职“硬杠杠”,提醒其“有所不为”。而开列权力清单,让权力公开透明,自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必要一环,也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应有之义。期待发挥应有作用
要切实发挥权力清单作用,不妨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做文章。
就广度而言,权力清单制度既要实现国务院部门“全覆盖”,还要在地方普及开来。在专家看来,应要求地方政府列出公布权力清单的时间表,责令其限期公布,让群众切实体会到简政放权和公布权力清单的好处,别让群众“等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