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10 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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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医生论文

篇1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贵怀在沙龙上发言时说:“菅凤增领导的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的氛围搞得很好,我们医院的很多医生都听过他们这里办的各种学习班。脊柱神经外科是神经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当前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太少,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改变这个现状,许多神经外科的人都在考虑。”

据统计,在国外,神经外科手术的40~80%都是脊柱手术,而根据国内13家医院2010年11月~2011年11月神经外科手术的统计数据,在总量28412例手术中(包含血管内介入手术),脊柱脊髓手术(不包含脊髓血管病)仅1851例,占手术总量的6.5%,其中脊柱退行性疾病只有322例。

创建中国首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2005年,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菅凤增加入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在主任凌峰教授和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名誉主席赛米(Samii)教授的指导下,创建该院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宣武医院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之一,近50年来,在赵以成、王忠诚、丁育基、凌锋等几代著名教授带领下,成为设备先进、技术精良的以微侵袭治疗为特色的科室。

20世纪60年代末,亚萨吉尔(Yasargil)和卡斯帕(Caspar)等将手术显微镜应用到神经外科手术中,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手术显微镜在许多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治疗这些疾病的标准手术方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骨科主任党耕町在他主译的《脊柱外科技术》一书中说道:“在欧美一些国家,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从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使得显微技术在脊柱疾病的手术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在中国,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基本上由骨科医生承担,以常规开放手术技术为主,所以显微外科技术在脊柱外科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凭着一股要干事业的闯劲,菅凤增和他的团队从零开始,勤奋工作,勇于创新,在脊柱神经外科这一重要医学领域,取得诸多成果,他们首创或率先实行的几项医疗技术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

2008年,菅凤增在国际上首创“单纯后路复位矫形及内固定治疗颅底凹陷及环枢椎脱位”技术,即颅颈交界区脱位的手术治疗新技术。

世界神经外科最权威的杂志《神经外科学》(Neurosurgery)刊出了此项技术的研究报告,赛米教授称之为“治疗理念与技术的重大突破”;北美脊柱外科学会主席本泽尔(Benzal)教授则发表评论:“这一技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避免了经口腔手术。希望治疗这一疾病的医生掌握菅凤增报告的技术。”目前这一技术已在中国逐渐推广。

2008年,菅凤增在国内最早报告了显微镜下“前外侧入路椎间孔扩大术治疗神经根型及椎动脉型颈椎病”,这是一项既不需要传统的内固定、又保留颈椎运动功能的非融合手术技术,手术的危险性和并发症的发生概率明显降低。

同年,菅凤增又率先在国内报告了显微镜下“一侧入路双侧减压治疗腰椎管狭窄技术”,它同样是不需要腰椎内固定、并保留腰椎活动功能的非融合技术。

2009年7月,菅凤增在国内首先实施了利用“显微镜联合内窥镜技术”切除胸椎后纵韧带骨化的手术。

菅凤增说:“几乎所有脊柱疾病都表现为神经受压,因此从神经外科角度可以更好地恢复及保护神经功能,同时兼顾脊柱的稳定性。”

海外留学形成创新思维

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有13张病床,2011年,菅凤增和他的团队实施手术594例,这样高的流动率在业内实属罕见。

菅凤增解释说:“我们采用显微微创技术,伤口不大,只要处理得当,很少有术后感染。我们的病人一般做完手术就出院了,很少有等着拆了线再走的。最快的时候,上午住院,下午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

这样的新理念和新思维源于菅凤增7年的海外求学生涯。“在国外等拆了线再走是不可能的,都是手术完就出院了。”菅凤增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操作的。”

1997年,在国内已经是主治医师的菅凤增远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神经外科专家文凭(相当于中国的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临床医学做起来并不容易。回顾在罗马的日子,菅凤增笑言:“我是从缝皮起家的。”所谓“缝皮”,就是在医生做完手术后,为病人把皮肤缝好。

初到罗马,菅凤增先从住院医师做起,负责病人的日常生活。病人们一开始并不认可这位外国医生,一开口就是“中国人”,连“医生”都不称呼。

菅凤增毫不气馁,他技术精湛,耐心细致,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经过他缝合伤口的病人会对要做手术的病友说:“那个中国人缝得太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我的(颈椎伤口)就是他缝的,第二天就能下床,你手术时也让他缝吧。”

很快,菅凤增在病人中就小有名气,病人对他的称呼也从“中国人”变成了“中国医生”。医生和导师也开始注意这个踏实认真的中国小伙子。

晚上,值夜班的菅凤增就向一同值班的男护士请教,请他们检查他写的病案。

菅凤增笑言:“那帮护士老哥们儿很仗义,他们会指出我病案中的各种错误,告诉我别的医生是怎么写的。”

慢慢地,菅凤增的病案就挑不出错了。

“我在罗马第一年和第二年主要跟护士学习,第三年第四年跟医生学,第五年开始才跟着导师,接受导师的指导。”菅凤增说,“当时跟我一起进入住院医生行列的,有越南同学,也有也门同学,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毕业拿到文凭了。”

在罗马大学,菅凤增接受了欧洲正规的临床医师培训,临床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这对他回国以后的工作帮助颇多。

“海外学习,最主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和思维。学习的是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菅凤增说,“现在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这都得益于创新思维的形成。”

在几年的手术实践中,菅凤增还设计了2个小工具,都申请了专利,其中削骨刀已经由厂家在生产,准备拿到海外去推广。

医生的道义和责任

见证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医疗体系和临床技术,满怀报国的理想和施展抱负的雄心,面对国内的现状时,菅凤增不是没有心理落差。

在事业初创时期,病人很少,他的压力也特别大。“作为一名医生,却没有病人,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菅凤增回忆起来仍是苦笑,“人都是很现实的,一个海外归来的外科医生,1年只有不到200例手术,能有什么前途?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们都在犹豫,我自己也很犹豫。”

从事着国内尚未普及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菅凤增也很难得到业界的认可。为了交流学习,他也去参加学术会议,但那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学术会议,他只能参加骨科的学术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菅凤增认识了从事脊髓神经外科的修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主任医师。两人都是“形单影只”,不由得惺惺相惜。

篇2

【关键词】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

随着现代外科学的不断发展,外科手术的领域和范围日趋扩大,新手术方法、 新器械、 新仪器设备不断推陈出新,对手术室护士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促使手术室护理人员向高度专业化和一专多能方向发展,手术室护士也应当由随意全面参与型向专科定人参与型发展。本院是一所综合性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开放床位1 366张,于2006年10月启用洁净手术室,共有18个手术间,年手术量达10 000余例,可开展肝肾移植、冠脉搭桥、脑动脉瘤切除、关节置换以及各种微创手术,现有护士42名。根据外科专业的特点共分6个专业组:心脏、神经外科、肿瘤、骨科、微创、脏器移植等,现将体会总结如下。

1 人员选择

本着个人志愿、科室安排、医生认可三项原则,但是申请专科护士必须工作满5年、护师以上职称方可填写专业志向表,还要具备较好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具有钻研业务的精神。

2 职能和作用

提高手术配合质量,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为手术患者及医生提供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指导和帮助本专业护理人员提高护理质量并提供专科领域的信息和建议,率先参与本专业的新业务新技术的发展,并提供手术配合经验,负责手术常规的编写,参与质检小组活动,负责本专业护理质量的考核评价工作。

3 培训方式

采用院内培训+院外进修的方式。先由高年资的主管护师进行专科带教,熟悉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常规操作,一对一组合,三个月之后考核,达到标准要求后再送往上级医院学习半年以上。

4 培训内容

重点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所用特殊器械仪器设备 手术配合要点,另外还有社会学、 管理学、 行为心理学、 护患交流知识等。

5 技术达标

5.1 能熟练准确的做好专科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和术后处理。

5.2 专科手术摆放合理舒适。

5.3 专科手术器械使用娴熟。

5.4 掌握专科手术的安全防范与措施。

5.5 熟悉专科手术配合的特殊要求。

5.6 掌握本专科的理论知识。

6 三级管理

实行三级管理制:护士长-专科组长-专科护士。由各专业组长定期召开本专业组成员会议,讨论手术配合的质量,本专业的发展,并定期深入病房,参与查房,广泛征求患者及外科医生的意见,同时对本专业所用器械、设备定期保养并提出申购意见,及时汇总反馈。

体会:通过手术室专科护士的培养,提高了护士配合手术的主动性、准确性和默契性,缩短了手术时间,提高了外科医生的满意度,同时也提高了护士参加专业学习、参与科研、参与论文写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出高度专业化和一专多能的现代手术室护士[1],以适应现代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发展,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值得推广。

篇3

【关键词】 脑胶质瘤;超声

作者单位:130000 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房晓萱1 术中超声的发展史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物理学上发现了压电效应与反压电效应之后,人们解决了利用电子学技术产生超声波的办法,从此迅速揭开了发展与推广超声技术的历史篇章。1922年,德国出现了首例超声波治疗的发明专利[1]。1939年发表了有关超声波治疗取得临床效果的文献报道。40年代末期超声治疗在欧美兴起,直到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医学超声波学术会议上,才有了超声治疗方面的论文交流,为超声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第二届国际超声医学学术会议上已有许多,超声治疗进入了实用成熟阶段。国内在超声治疗领域起步稍晚,于20世纪50年代初才只有少数医院开展超声治疗工作,公开的文献报道始见于1957年。到了70年代有了各型国产超声治疗仪,超声疗法普及到全国各大型医院。术中超声[2](intraoprative ultrasound, IOUS)是在超声显像基础上为进一步满足临床外科诊断和治疗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一门新技术,已经发展成为超声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世纪50年代早期,French等就利用A型超声的脉冲信号来检测切除脑组织和尸体标本内的肿瘤,此后WID和Reid利用A型超声在手术中准确地诊断了一例恶性脑肿瘤,这是第一次在神经外科手术中通过超声技术检测到病变。1961年Shlegel在肾结石手术中使用超声,1981年日本Makunchi率先将IOUS应用于肝脏外科领域,此后外科医师已日益将其广泛用于各脏器的手术操作。80年代至今,各种高分辨率,快速实时显像装置的开发与新型手术探头的不断改进,是IOUS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分辨率实时超声显像设备的发展和术中专用探头的出现,是术中超声技术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后,彩色多普勒、能量多普勒技术和腔镜超声开始应用于手术中,并出现了笔式探头、Ⅰ型探头、穿刺探头等多种术中探头,使得术中超声灵活度提升,分辨率提高,穿透力增强,并且术中超声具有实时、灵活方便、安全无创、定位准确、费用低廉、可反复检查等优点,引起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的重视。

2 术中超声在神经外科的应用

神经外科手术中定位的准确性的问题是手术成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3]。由于在手术中很多病变经脑表面不能被发现,为了显示脑组织内和脑被覆下地病灶,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切开或牵拉作为完整实体的脑组织,而为了不增加脑损伤的情况下将病灶切除,则除了传统神经外科训练和随后积累的经验外,影像学机制的支持也是十分必要及关键的。

2.1 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颅内动脉瘤是一种致残、致死率较高的脑血管意外疾病。80%的蛛网膜下腔出血都是由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4]。大部分颅内动脉瘤患者平时没有自觉症状,但是一旦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率可达50%,因此,颅内动脉瘤在神经外科有“定时炸弹”之称。开颅行动脉瘤夹闭术仍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法,但手术的治疗效果可能会由于术中动脉瘤夹位置放置不当或动脉瘤未夹闭完全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动脉瘤夹闭后出现邻近血管的狭窄或闭塞,会导致该血管供应区的脑组织缺血甚至梗死。如果动脉瘤夹闭不全,会仍然存在出血的风险。国外学者相继报道了微血管多普勒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Bailes等在对35例患者共42个动脉瘤手术中研究显示:术中动脉狭窄的检出率为35%,并进行了瘤夹调整,结果认为IMD是一种可靠的术中监测手段,多数患者术后无需再复查DSA。Marchese等对13例动脉瘤患者术中行微血管多普勒监测发现,由于IMD的应用术后未出现相关并发症。国内方面崔华等人研究显示37例行动脉瘤夹闭术的患者中,共有11例(30%)动脉瘤夹被重新放置[5]。其中有2例IMD监测到血管狭窄的患者术中显微镜下却观察到血管充盈、搏动较为满意,提示术中通过肉眼观察血管搏动、充盈现象判断夹闭情况亦不能完全除外血管狭窄可能,特别是较为复杂的动脉瘤。该组患者术后所有患者均复查DSA结果显示动脉瘤完全夹闭,未见载瘤动脉或(和)邻近分支血管狭窄、闭塞,与术中IMD监测的结果相同。所以,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术中实时超声对载瘤动脉及周围临近血管的血流监测是十分必要而且具有意义的。

2.2 术中超声在脑肿瘤中的应用 脑肿瘤主要包括脑膜瘤、胶质瘤、前庭神经鞘瘤、表皮样囊肿等,开颅手术切除仍是其最主要的治疗方法[6]。而手术中的切除率则是患者的预后及肿瘤复发的关键因素。不正确的手术入路及不必要的探查可能对患者造成极大的伤害。随着术中实时超声的应用上述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2.1 手术中常规开颅至硬膜,利用神经外科专用手术超声探头进行检查,可以准确地判断病变的位置、边界,通过脉冲多普勒还可以判断肿瘤的供血动脉和相应的回流静脉。术中超声还可以根据病变的发生部位、回声特点来判断病变的物理性质(囊、实性)。通常囊性病变的典型表现为无回声,边界清晰,后方强回声。

2.2.2 判断病变的切除程度。肿瘤术后残留是其复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术中实时超声的引进,可实时监测手术对肿瘤的切除情况,若有残留,则可根据超声显示的残留部分再次切除。国外Woydt等对45例幕上胶质瘤切除后进行了78次组织活检,将“残留肿瘤”的IOUS表现与组织学进行对照,结果表明,IOUS发现残余肿瘤具有很高的特异性,能提高肿瘤全切程度。由此可见,术中实时超声在脑肿瘤手术中应用价值很广,对提高手术疗效有着很大的益处,目前国内外尚无因行术中超声造成脑挫裂伤及颅内感染的报道。

2.3 术中超声在神经外科其他手术中的应用 术中超声目前除了在颅内动脉瘤及脑肿瘤手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颅内其他手术中应用也日趋广泛。像海绵状血管瘤典型变相为边界清晰的强回声,中心多呈蜂窝样改变;动静脉畸形的典型变现为五彩镶嵌的血管团,同样利用彩色多普勒可准确地判断其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

3 术中超声的展望

神经系统导航及术中MRI是近些年来新兴的前沿方法,但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手术牵拉、肿瘤切除、脑肿胀及脑脊液流失等引起的术中脑漂移,精度下降:术前术中很多因素可能影响导航系统的精确性。如何纠正术中脑漂移是神经导航技术亟待解决的问题[7]。术中开放式磁共振可提供精确的实时影像,是解决影像漂移最理想的方法。 但手术室需完全屏蔽磁场,且手术器械、显微镜、监护麻醉等设备均为特殊磁相容材料,成本过高,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一般认为:脑移位的主要原因有颅骨骨瓣去除、硬脑膜打开、脑脊液流失、病变切除、脱水剂的使用以及重力影响等,且受骨窗位置及颅内压的影响,病变移位的方向也难以预计。术中开放式磁共振可提供精确的实时影像.是解决影像漂移最理想的方法。对于行开颅动脉瘤夹闭手术,术中DSA可显示血管的形态,但不能显示确切的血流速度,且费用较高[8]。术中超声可很好的显示肉眼正常的血管其血流数值。不断发展的超声技术使先进的超声成像成为现实,并成功得应用于神经外科手术,包括不同类型的探头和新型阵列技术,不同的影响模式以及与其他影响技术的结合,如CT、MR和神经内镜等。Hata等首先报道了超声注册用于连接无框架立体定向导航系统,利用计算机系统对重新格式化后的CT、MRI数据与术中超声图像叠加,从而对钱影响资料进行实时校正。近年来,术中超声扫面利用了升学、磁性和光学追踪的办法,通过这些办法,减少对术区的干扰克服了对框架辅助下地订立定向技术的限制。 除此,术中超声具有实时、灵活方便、安全无创、定位准确、费用低廉、可反复检查等优点,已广泛的应用于神经外科领域。

参考文献

[1] Takada T, et al. Surgery,1990,107(5):528.

[2] Nagasue N, et al. Am J Surg,1989,58(7):40.

[3] Schwartz ST,et al.Ann Surg,1990,211(1):7.

[4] Aaslid R, Markwalder TM, Nomes H. Noninvasive transcranial Doppler Illtmsound recoIding of now velocity in basal cerebral arteries.J Neurosurg,1982,57:769774.

[5] Bailes JE, Tantuwaya Ls, Fukushima T, et al. Intraoperative micmvascular Doppler sonograhy in alleurysm su‘gery. Neurosurgery,1997,40:965970.

[6] Marchese E, Albanese A, Denanro L, et al. Intraoperative microvascular Doppler in intracranial aneurysm surgery. SurgNeuml,2005,63:336342.

篇4

生了病,谁都想找最好的医生。资深的专家有经验、有口碑,自然是最佳选择。但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医学教育的问题。数据显示,在中国的近300万执业医师中,本科以上学历只占一半。每年的执业医师执照考试,全国100多所医学院校的平均通过率是50%―60%,这意味着有一半人读完是考不上牌的。这反映出医学教育水平的参差。

人们经常诟病的还有年轻医生的动手能力,诚然,好的医生是培养出来的,但现在的年轻医生普遍缺乏动手机会。某医院做过小范围调查,博士毕业的二线值班医生,有相当一部分晚上急诊不敢独立做手术,要拖到第二天教授上班,由教授们来操刀。

“现在很多实习的孩子偷懒,懒到你无语。”

说这句话的,是上海某知名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他不愿透露姓名,暂且称其为Z。

Z是神经外科医生,用他的话说,搞神外是件颇有成就感的事,病人病情恶性程度高,手术难度大,每一场神外手术,都是在“攫取医学王冠上最大最亮的宝石。”

但他带的学生很多都不这么想。

“我们实习的时候是天天泡在医院的。”Z说,“急诊手术时间比较长,有时候要干一晚上,回去晚的时候,宿舍门关了、锁了,我就在病房里随便找个医生办公室里的长条椅子,睡一晚上。”

而现在的学生“不仅不会主动跑过来,有时候安排到实习,过来报到,就说,老师我要考研,或者老师我要找工作,就不来了。”

实习期“泡在医院”有多重要?

“很多常规的、基础的东西,教科书上不一定写,都是要在实习当中教的。”

比如伤口换药,正规操作应当需要2个弯盘、3把止血钳,并且让病人到专门的换药室去,但很多情况下,医生只使用1个弯盘、2把止血钳,并且直接在床边操作。

要把消毒用品带到床边,各家医院各个医生的做法多少都有些出入,很多老医生虽然知道应当如何做,但苦于现实条件达不到,只能“将就”。

这“将就”的结果,就是很多学生以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Z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正确的做法,但结果却很无奈。

“这些东西考试不考,考研不考,执业医师考试也不考。”Z说,“你讲这些东西给学生的时候他们就不爱听,因为考试不考,升职称也没用。”

他其实也明白,现在的学生比起他们那个时候压力更大,“不是准备考研,就是要找工作,参加招聘会和各种面试,实习期就变成了复习期、求职期”。

反正实习期结束达不到临床要求,再参加规培,规培的内容其实就是重复实习期间要求掌握的东西,但规培要求轮转各个科室,专业技能还是会受到影响。

“你会看到现在的年轻医生英语很好,能写文章,但是临床技能远远达不到要求。”

当医生和做科研矛盾吗?

人们说医生越老越吃香。吃香不仅说明医生医术高明,沟通能力也很关键。如今医患矛盾备受关注,但医学院的教育并没有足够重视医患沟通的培训。某院耳鼻喉科曾举办过以医患沟通为主题的模拟训练。其中一个“患者”问医生:“我得了肿瘤会不会死?”参加模拟训练的年轻医生竟回答:“每个人都会死。”换位思考,这让人实在难以接受。可是他并没有坏心眼,就是不会说话。

培养不出年轻的好医生,我们的医学教育是怎么了?

中山一院院长肖海鹏教授说:“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但‘指挥棒’值得探讨。根据现在的‘指挥棒’,医学生硕士、博士毕业都必须发文章,而且大多数做基础研究,导致年轻医生很多都得去养小白鼠,没太多心思投入到临床训练中,也缺乏规范系统的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培训。这样的年轻医生,更加不会与患者交流。”

欧美的医生培养体系,“同质化”很,医学生一直培养下来约在32、33岁可独立行医,无论你是做家庭医生还是到大医院做医生,水平是相当的。因为此前经过了严格、系统的临床技能培训。所以,病人看病不用“货比三家”,就能享受到均为较高水平的服务。所以从成才曲线看,他们刚过而立就能接近能力的峰值,但中国的大多数医生往往得到四五十岁才可能达到能力的峰值。培养出高水平、同质化的医生,让群众享受到均等的医疗服务,这是医疗系统要加倍努力的方向。

肖海鹏教授说:“因为要晋升,中国的医生、护士每年都得发论文,但大部分文章对提高临床实践、解决临床问题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此前,我们和英国伯明翰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展开合作。该中心从1995年至今的十多年间已在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发表100多篇文章,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16篇文章。能发在这些杂志上的,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了,很多对指导临床实践、改变医学指南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疾病临床问题为导向的这样的科研,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所以我们要走出去。这些年我们不断送医生出去,在全球顶尖的医疗中心进修,提升临床和科研能力。对中青年医生,我们和美国西南医学中心、哈佛医学院、英国爱丁堡外科学院等合作,针对具有杰青、长江学者、院士潜力的专家,我们投钱、投人力支持。可以明确的是,这些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研究,并非脱离实际的科研。”

只能做手术的医生只能算是匠人,更优秀的医生会善于从临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科研,会更能指导临床的实践,推动医学科学发展。将心比心,才能将年轻一代培养得更好。

美国中年医生也深受年轻一代观念改变之“苦”

近期,美国Medscape网了《Medscape年轻医生2016年度薪酬报告》(Medscape Young Physicians Compensation Report 2016)。来自20多个专业的19183名医生参与这项调查,其中,有4162名被访者年龄在40岁以下。调查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至2016年2月9日。这份报告分析了年轻医生和年长医生之间的差异,除了涉及薪酬方面,还包括他们对职业的满意程度。

(受访者按专业分布)

结果1:年轻医生年薪多少?

这份报告显示,40岁或40岁以下的医生中,整形外科医生年薪最高(329,000美元),紧接着是皮肤科医生(312,000美元)和麻醉医师(309,000元)。当考虑所有年龄层的医生时,年薪最高的还是整形外科医生(443,000美元)。不同的是,心脏病科医师排在第二位(410,000美元)、皮肤科医生(381,000美元)紧随其后。

注:对被雇佣的医生来说,患者护理(patient-care)薪酬包括工资、奖金和利润分成。

结果2:年轻医生VS年长医生

年轻和年长的整形外科医生都是收入最高的,两者的收入差异是150,000万美元,是各专业医生中差距最大的。差距最小的专业是家庭医学(family medicine),年轻和年长医生收入差距为22,000美元。

结果3:年轻男医生VS年轻女医生

报告称,不管是初级护理(primary care),还是专业(specialties)医生,男医生的收入都高于女医生。

结果4:哪一个年龄层女医生多?

报告称,小于40岁的医生中有37%是女医生;相比之下,40岁-69岁的医生中仅有29%是女医生。

结果5:年轻医生的净资产

参与调查的医生还评估了自己的净资产。毫不意外的是,年轻医生的净资产远低于年长医生。72%的年轻医生净资产低于500,000美元,而年长医生仅有24%净资产不足50万美元。

问题6:年轻医生的消费习惯如何?

尽管收入和债务存在差异,但年轻和年长医生的消费习惯几乎是相同的。

结果7:多少年轻医生觉得他们的薪酬是公平的?

54%的年轻医生觉得他们的薪酬的公平,51%的年长医生也这样认为。

结果8:个人与患者在一起的时间是多少?

调查发现,年长医生花在患者身上的时间更多,其中有44%的年长医生个人与患者共度的时间超过17分钟。相比之下,只有39%的年轻医生做到了同样的程度。

结果9:哪些年轻医生会再次选择医学专业?

调查发现,年轻医生中,超过75%的传染病医生和家庭医生会再次选择医学专业。

结果10:年轻医生对职业的满意度排名

40岁以下的医生中,满意度最高的是皮肤科医生,达64%;满意度最不佳的是肾脏科医师,仅达32%。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中年医生们也在为如今风头正劲的“小鬼”们头疼着。

根据美国医院协会的调查,与2001年相比,美国2011年直接受雇于医院的医生数量增加了30%-40%。

而那些独立诊所或医生集团的日子却“很不好过”,2005年之前,美国有超过2/3的医疗机构的“私立”的,但在短短3年间,这一数字就跌到了50%以下。

为什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开个人诊所、或是加入医生集团“太累”。

“3、40年前的那代医生,被称为有企业家精神的医生,他们那一代出来之后就觉得自己要赚更多的钱,行医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追求,但他们开个人诊所的目的,在于他们的野心和企业家精神,”陈一谷(哈佛附属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说,“但是现在那些30岁左右的医生,他们是2000年之后成年的‘千禧年一代’,生活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

“我不需要很多的钱,”这是当下许多美国年轻医生的新理念,受雇于医院的薪水已经非常够花,他们更想追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而不愿在治病救人之外还要操心市场竞争。

再加上,美国医学院费用昂贵,很大一部分学生是用助学贷款完成学业,自己开业需要承担盈亏,收入不稳定,风险太大,而成为医院雇员收入会稳定得多。

这种观念转变导致的结果是,越碓缴儆腥搜裥驴诊所,且原先那些诊所或是医生集团也越来越难招到年轻人,青黄不接,只好卖掉。

除了埋怨年轻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老一辈抱怨新一辈,并不少见,徐虹却从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不好”。

她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即使在“儿科医生大逃离”、“儿科医生荒”这些概念被炒到鼎盛的时候,她也从不指责年轻人离开钱少、活重、医患关系紧张的儿科是因为“急功近利”。

“我做小医生的时候,医院刚有正规大学生过来,我们的上级老师都非常宝贝我们,带我们做各种操作。”她说,“现在学生多,医生又很忙,对他们真的重视不够。”

篇5

怎么会,我想你真应该去看我的短片(《骑士酒店》),这个短片就是关于性的,里面有一个非常性感的女性角色(由娜塔莉·波曼饰演),她很聪明,但是有点黑暗。《穿越大吉岭》中也有性的成分,和之前的电影比起来真的是多了很多。其实《青春年少》里本来有一场,是关于那个老师的,但我后来决定不拍那一场。《天才一族》本来也有的镜头,但最后我把那部分剪掉了。

2.比尔·穆雷似乎有能耐不费吹灰就让人发笑。他究竟是用的什么方法?

他有非常大的力量,有种神奇的英雄气概。比如我们在这儿夸夸其谈,一心想引人注意,可一旦他进到屋子里面,完了,没人会理我们了。他脸上没表情,可你还是会笑,因为他独特的气质足够横扫所有人。有一次我们去中央公园看演唱会,穿过第五大街时,发现有五六个哥们跟着我们,然后边走边有更多的人聚集上来。我们每穿过一条街,都有人自顾自地斜穿马路跑过来,等我们到停车场的时候,有40个家伙跟着比尔·穆雷在大街上走,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个阵势。他跟每个人都说几句,然后所有人等着他上去取车,把车开下来。比尔一边跟大家挥手告别,一边开走了,所有人还留在大街上(安德森在《水中生活》的结尾设计了类似的长镜头跟拍,比尔·穆雷饰演的船长一个人走在码头上,船员们一个一个加入他,上船起航)。

3.你还想和哪些演员合作?

我有几个人选在脑子里不过现在不想说。我曾经想和马龙·白兰度合作,因为我能为他设想出许多他会擅长的场景。可现在,我想不起任何人。我考虑过很多演员,并会一一设想他们的角色,我现在不想说出来,因为我担心会把事情搞砸。不过我现在手头有个安杰丽卡·休斯顿的角色,还有个詹森·舒瓦兹曼的角色。其实我对于电影角色的设定挺随性,我时常觉得我某部电影里的人物能随意进入我另一部电影,并且不会破坏电影的完整性和趣味性。但如果其他导演的角色进入到我的电影中,就会 挺别扭。

4.你好像对巴黎情有独钟。

是的,这个城市吸引我的原因,是我看过的在这个城市拍摄过的电影。就像拍摄《穿越大吉岭》完全是因为我看了许多关于印度的电影,但很奇怪的是这些电影都是法国人拍的。我非常喜欢让·雷诺阿的《大河》,其实是这部电影才让我最终决定去印度拍电影的。身处这座城市带给我的感觉和我从电影里感觉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真的很爱这座城市。每次我完成自己的某个作品之后便会来巴黎。感觉好像回家一样。相比于在纽约,我更喜欢巴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每天吃的早餐,这些早餐来自哪个餐厅,我每天看到的景色,甚至只是一些老旧的建筑,这些我都非常感兴趣。从我在巴黎的住处看到的风景真的很美,在纽约的公寓里,窗外能看见的只是到处都在盖的房子。

5.你电影中的成年人通常表现的很不成熟和不负责任,而小孩子通常很聪明,讲起话来像大人。这和他们的年龄是完全反着的。

让我想想,难道你不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越来越迷惑么?我可以用的自己的一个经历回答你这个问题,当我拍完第一部电影《瓶装火箭》时,我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那时我非常自信。我确信我知道世界上的一切。我当时的心情大概是这样的:“等人们看了我这部电影,他们会为之疯狂的。”但是大家看了电影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真的非常不喜欢这电影。这对我影响特别大。我想他们真的是很讨厌这部电影!当时我和欧文在一个小展厅里为385人放映了这部电影,只有一个人填写了意见卡,他写了很多对于《瓶装火箭》的正面评价。还有一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并且为它写了一个小论文。但其他所有人都讨厌这部电影。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就离开了。但很幸运的是,那个喜欢我电影的人,是一个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也就是在之后,他为 我的第二部电影找到了投资。

6.家庭总是你电影里重要的元素,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我电影里的家庭都是比较好的。同时,家庭在我的电影中是很戏剧化的。我自己的家庭并没有那些类似的问题和冲突。我有一个非常普通的美国德州式的童年。哥哥是医生,弟弟画画和写作。他给我的电影帮了很多忙。事实上我和我弟弟埃里克基本是同时开始写剧本,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好吧,我写的第一剧本其实严重抄袭了埃里克的剧本。这事儿现在想想挺逗的。我觉得埃里克看到我的剧本的后肯定知道一切。但他没说一个字,我当时还以为我改写以后的剧本变得更商业化了,于是他没发现。那时我在上四年级,8,9岁的样子。埃里克的原版故事讲的是一群开着意大利名车的男生。我唯一改动的是,他们都开玛莎拉蒂。当时我给这个故事取名为《5辆玛莎拉蒂》。它并没什么剧情,只有一大堆车。

7.《青春年少》里,马克斯对父亲很不好。而你电影里所有的父亲形象都很烂。

必须事先声明,我的父亲不是这样。我知道。马克斯对他父亲太不好。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父亲与他的幻想格格不入。但他最终想明白了,他想要一些非常绚丽耀眼的东西,比 如一个世界闻名神经外科医生的父亲,一个《天才一族》中的父亲。他不懂自己已拥有的东西有多么好。事实上我很崇拜我爸爸做的事情,他从事广告行业,我对他的工作感到很自豪,因为总会有艺术家和作家为他工作。每次去他办公室的时候我都非常兴奋。其实我电影里的很多角色是从很多不同的角色中汲取灵感的,这里取一点那里取一点,所以这些形象完全都是想象出来的。

8.你还会继续创作电影对不对?

我想是的,我觉得单是电影,我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就像我第一次看布努艾尔的电影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拍了些什么。但现在去看,我才能领悟到他那种独特的幽默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其实很幸运,因为至今还没有哪个电影公司会对我的电影指手画脚,告诉我如何去拍摄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其实我也遭遇过很多负面的评价,《卫报》的一个记者曾经当面说我是个“脚踩在桌上,鼻子却挂在高空”的空想者,旧金山有个哥们曾经形容我的电影为“根本没理由存在下去的一尘不变的黑洞”。我已经40多岁了,我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拍电影,我想有很多孩子。

9.《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的成功令很多评论家改变了对你的看法,他们说你很聪明地选择了观众群体。

我知道他们会这么说。说实话我的观众会是谁我根本就不会知道,我只管坐下来写剧本,我没有想过要让它更符合成人的审美,也没想过要让它得到孩子的喜爱。其实在创作电影时,我经常会变得消极怠工,因为当你躺在床上失眠时,你会觉得这部花了你三年时间并且还在制作的电影是你这辈子遇到的最难的事情,这种感觉很难受,因为你会不断问自己,对,或者不对。其实这三年的时间会一直被这种没有结果的决定占据,最后,电影上映,它很有可能就突然变成了一部坏电影,你会发现你之前的各种心思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你无法继续掌控你的作品,就像你无法控制你制作它时复杂的心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