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签约医生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签约医生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家庭医生；工作内容；评价；因子分析；AHP

1.引言

20世纪后期，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之一——家庭医生服务兴起。美国家庭医学会认为，家庭医生是一种综合性的医疗服务，它是将医疗重点放在家庭的服务形式上，即对家庭成员中所有的人，无论其年龄性别、病变的器官或疾病的种类.都始终负有医疗上的责任[1]。而家庭医生制就是在“家庭医生”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一种契约方式在“家庭医生”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的一种固定联系，以固定联系为纽带，一方面使社区医生变被动为主动，从坐等患者上门转变为主动深入家庭的服务模式[2]。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由于具备良好的软硬件条件，以家庭医生模式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顺利，并且易于成功，而在中国广大农村或者城郊结合区域，由于地域与经济的限制，家庭医生工作开展难度很大。作者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到目前为止，已有人提出了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将之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却没有找到更进一步，专门针对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尤其是城郊区域的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应用的。本文源于某课题项目，根据上海市Q区社区卫生中心家庭医生制服务工作情况，试图建立符合其区情的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为此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主要侧重家庭医生工作内容这部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2.指标初选

根据指标体系构建时必须遵守的五大原则： 系统性、代表性、客观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在大量查阅国内外有关家庭医生工作分析的文献资料及国家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指导性文件的基础上，初步选定了指标。指标一共有16条描述语句，基本概括家庭医生工作内容。

3.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采取因子分析[3]的方法来建立指标体系。作者在Q区发放问卷260份，实际收回255份，有效问卷249份。回收率约为98%，有效率约为96%。本文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来检验问卷信度。经过检验，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978。这表明问卷经过了检验，问卷这一工具本身优良适当，具有稳定性。

经过分析，量表的KMO值为0.906，大于0.5，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经过Bartlett's球形检验，得到χ2值为2763.744，也达到显著，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文中，因素抽取方法采取主成分分析，转轴法采取最大变异法。作者在提取公因子时，采取基于特征值大于1来取公因子，提取得到3个公因子。因子1包括第01—06条语句，分析各条语句的内涵，其主要强调对特殊人群的特殊管理，工作具有针对性，因此命名为“工作针对性”。因子2包括第07—11条语句，主要要求对于工作或居民要求应该及时反应，档案实时快速更新，意即管理应该动态化，因此命名为“工作动态性”。因子3包括第12—16条语句，主要强调宣传，包括通过自身形象塑造、讲座等形式。因此命名为“工作宣传性”。具体见下文图4-1。

4. 各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中采用的权重分析方法是国际上应用较为成熟的层次分析法[4]。首先，根据问卷调研数据，计算各个三级指标的得分（均值），然后运用AHP分析软件构建层次结构模型，之后根据构造原则，构造出工作内容重要性的比较判断矩阵最后，通过软件分析，得出各层因素对总目标的组合权重和各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指标的相对权重。具体见下文图4-1。

各级指标相对权重显示：工作动态性的权重相对较大，这个结论是合理的同时又很值得探讨，在家庭医生的工作中，动态性的要求大于针对性和宣传性，经过实地观察不难理解虽然家庭医生工作开始之初是很具有针对性的，比如在一些镇，签约主要是找哪些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或者一些特殊人群签约，因为他们较一般大众而言，处于弱势，并且也有被服务的需要，但是家庭医生发展至今，从家庭医生的角度看来，针对性慢慢减弱了，虽然特殊群体依旧受到重视，但是一般健康人也加入到其中来，这是一种趋势，此时更加要求家庭医生工作具有动态性，实时性，灵活性。再看其一致性检验结果，各个矩阵一致性比例C.R都小于0.1，说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判断是符合逻辑规律的。至此，完整的指标体系构建完毕。整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如截图4-1所示。

5.结论

研究发现工作内容下共三个二级指标，根据权重发现，动态性相对最重要，其次是宣传性，最后是针对性。这为家庭医生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表明今后家庭医生应该将更关注动态性指标中相关指标的执行。谈到本论文的不足，主要是由于时间精力限制，该体系没能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与完善。因此，体系的检验与完善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作者单位：东华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储振华. 家庭医生的概念[J].中国医院管理，1986，（4）：47.

[2]鲍勇，杜学礼，张安，孙纬，许速，倪军杰.基于社区健康管理的家庭医生制服务意义和功能研究[J]. 社区卫生保健，2011，10（5）：307.

篇2

在课题组前期的调研和资料收集过程中，发现广东各地方本科院校基本上没有针对贫困大学生就业的数据资料统计和分析，贫困生就业率被湮没在各高校整体就业率中。为了了解广东地方本科院校贫困生就业状况，课题组于2014年5-6月对包括肇庆学院、嘉应学院、韶关学院、茂名学院、惠州学院等五所广东地方本科院校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贫困生对国家和地方就业政策的了解程度、择业心态、就业压力、就业期望值、求职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以及离校前的签约率等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当前广东地方高校贫困生就业的现实情况及问题所在，为有针对性的提出促进地方高校贫困大学生就业对策提供基础和方向。课题组先在肇庆学院以开放调查的方式编制了大量有关地方本科院校贫困生就业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整理后将问题编制成问卷进行调查。课题组以广东具有代表性的五所地方本科院校为调查对象，共向贫困生发放问卷500份，全部为广东生源，回收有效问卷448份，有效率为90%。本次调查所选取的高校所处地理位置皆不在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聚集了大量贫困大学生，调查涉及了不同专业、性别的学生，结果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调查数据经过科学的处理和分析，使得结果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广东地方本科院校贫困生就业意识明确、就业压力较强；就业期望值较高、就业方向单一；就业率尚可但就业质量不高；实际就业方向较为单一、就业竞争力严重缺乏。

（一）就业意识明确、就业压力较强

在本次调查中，就贫困生的就业意识设置了“一定要找到满意的工作才签约”、“先就业后择业”、“只要有工作就签约”三个选项，其中有93.4%的贫困生选择“先就业后择业”、有5.8%的贫困生选择“一定要找到满意的工作才签约”，选择“只要有工作就签约”的仅占0.8%。由此可见，近几年高校在对毕业生求职时“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观培养方面成效显著，贫困生的就业意识明确。在问及贫困生“有无感受到就业压力”、“就业压力强度如何”时，选择“有较强的就业压力”的比例达到78.4%，选择“基本上没有就业压力”的仅为5.3%，由此可见，贫困生的就业压力较强。调查中还发现，贫困生的就业压力来源按照强度依次为：学校名气不大，与重点高校毕业生相比缺乏优势；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差，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实力；所学专业与社会需要脱节；自身竞争力不够；社会大环境不理想。由此可见，地方院校贫困生把就业压力大主要归因为外在原因，而较少从自身内部寻找原因。在“如何应对就业压力”的问题上，参照罗锡莉2008年编制的大学生就业压力量表，设置了“正面认识”、“心态调节”、“积极搜集就业信息”、“自我增值”、“妥协”、“寻求支持”、“注意转移”、“寻求帮助”、“发泄与回避”9个选项。贫困生采取的压力应对方式由多到少依次为：积极搜集就业信息、寻求支持、寻求帮助、自我增值、妥协、发泄与回避、心态调节。由此可见，在面对强大的就业压力时，贫困生虽然大多能调节自身的心态，主动迎接挑战，寻求帮助。但对于那些多次求职碰壁的贫困生来说，压力应对方式则转为发泄与回避等消极方式，应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二）就业期望值较高、就业地域选择较单一

本次调查从“期望的薪资待遇”、“期望的工作地域”、“期望的工作性质”几个方面对贫困生的就业期望值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在问及“你比较满意的薪资水平”时，有2000—2500元、2500—3000元、3000--3500元、3500元以上四个选项，其中16.8%的学生选择2000—2500元，35.7%选择2500—3000元，选择后两项的人数为47.5%。上述调查数据，与安少华在《珠江三角洲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特点调查报告》中“32%的毕业生期望第一份工作薪酬是3001—4000元，47.6%的毕业生选择4001元以上”的调查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广东地方高校贫困生虽然背负着经济上的压力，承受着与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高校相比更为不利的就业环境，但是对薪酬的要求仍然较高。在问及“毕业后理想的就业地域”时，设置了“珠三角大城市”、“珠三角二线城市”、“珠三角之外的小城市”、“家乡”、“广东省外”几个选项。选择“珠三角大城市”的为8.3%，“珠三角二线城市”的为26.4%，选择“珠三角之外的小城市”和“家乡”的分别为31.3%和34%，选择“广东省外”的为0。从上述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贫困生并没有像媒体中报道的趋之若鹜向往大城市的高薪和繁华生活，愿意回家乡就业的比例较大，这是可喜和值得欣慰的地方，这不但有利于贫困生顺利就业，也有利于弥补基层人才资源匮乏的窘境。但也需要广大基层不断制定和完善吸引大学生回乡就业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保障大学生回乡就业后的正当权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使大学生人尽其才。另外，从上述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广东人的乡土观念和家族观念非常浓厚，就业方向较为单一，不愿去广东之外的其他地方就业，这显然不利于人才资源的相互流动，无形中也进一步加大了就业的压力和难度。在问及“你期望从事的工作性质”时，设置了“事业单位公务员”、“企业职员”、“医生、教师等技术性工作”、“自由职业者”几个方面，选择“事业单位公务员”的占21.7%，选择“企业职员”的占35.2%，选择“医生、教师等技术性工作”的占42.3%，选择“自由职业者”的仅为0.8%。可见，贫困生求职时在选择“事业单位公务员”的比例方面要比相关研究资料关于毕业生求职选择公务员的比例要略低，这其中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从调查中还可看出，贫困生选择“医生、教师等技术性工作”的比例非常高，主要原因是上述五所地方本科院校贫困生大多为师范专业，因为师范专业学费相对便宜，还能有相应的补贴政策，因而成为贫困生的首选。选择“自由职业者”的比例非常小，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和贫困地区，传统观念非常浓厚，认为只有在单位工作才有保障，自由职业者还没有被传统观念接受。另一方面，贫困生不求高薪、但求稳定的心理使得他们仍然愿意选择有固定收入和稳定职位的工作，很少有自主创业或开辟新天地的打算。

（三）就业率尚可、就业质量不高

据《广东省2014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白皮书》显示，2014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已达95.86%，与上年同期就业率(94.65%)相比略有上升。在本次调查的五所地方本科院校中，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基本都保持在95%以上，但是占全体毕业生总数约25%的贫困大学生就业率却缺乏科学详细的统计和分析，湮没在整体就业率中。为了调查了解贫困大学生就业率，本次调查专门选择在6月进行，在问及“是否已经签约”或“是否已经找到工作”时，有78.6%的贫困生表示已经签约或已经找到工作，这个数据虽然低于整体就业率，但对本身处于就业劣势的贫困生来说已经非常喜人。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和分析，发现在这些高就业率背后，隐藏着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期望的薪资待遇和实际签约时的薪资待遇有一定的差距。调查“实际签约时的薪水”时，2000-2500元的薪水是78.9%的贫困生签约时用人单位开出的实际工资水平，与上文贫困生期望薪资待遇相比差距过大。第二，就业率存在一定的“水分”。在本次调查过程中就“具体找到的工作”在校园对贫困生进行了随机采访，在随机接受采访的约30名贫困生中，有至少5人表示毕业后的工作是做保险业务，替某个产品做销售、肯德基、麦当劳打工等没有劳动协议、没有固定薪水、缺乏劳动保护的工作。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同学表示签订的所谓就业协议实际是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给学生下达的硬性指标，存在一定的造假行为。第三，工作环境及发展前景堪忧。部分贫困生出于毕业后急于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考虑，一心想尽快就业，对就业地域、就业环境、工作发展前景等大多没有仔细考虑，只要用人单位开出差不多的薪资水平，贫困生基本上会立刻签约。在调查中，在问及“择业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时，76%的贫困生选择“薪资待遇”，仅有23%的同学表示“会考虑工作环境和发展前途”。这虽然有利于提高所属高校的整体就业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贫困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但对于贫困生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四）实际就业方向较为单一、就业竞争力严重缺乏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广东地方高校贫困生实际就业方向较为单一、大多去往生源所在地，去珠三角城市发展的比例较小。在问及“实际就业的地域范围”时，有“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大城市”、“佛山、珠海等较大城市”、“其他地级市”、“家乡所在县城”等几个选项。有84%的贫困大学生实际回家乡就业，只有12%的贫困生实际去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就业。这固然与珠三角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贫困生自身缺乏家庭经济支持较难在大城市站稳脚跟有关，客观上也有利的补充了广东偏远县市人才资源匮乏的窘境。但是，贫困生大多来自广东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乡村和县市，受制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贫困生返乡后虽有改善家乡面貌的强烈愿望，但却缺乏自身才能和抱负施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支持，大多难以进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构和部门，为家乡建设出力的抱负大多难以实现。相比珠三角较为宽松的就业环境和较为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贫困生的长远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即使少数贫困生毕业后去往珠三角地区发展，但因长期经济贫困带来的性格过于拘谨、不善人际交往技巧、社会生活阅历较浅、就业核心技能培养不足等问题而严重影响其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竞争力。

三、建议和结论

通过上述调查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省份，大量广东地方本科院校的贫困生就业压力尚且较大，薪资待遇也不尽如人意。不难推测，全国大量的地方院校贫困生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针对广东地方本科院校贫困生的就业现状，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正视广东地方本科院校贫困生就业面临的困境，把握优势，转化劣势

广东地方本科院校贫困生就业虽然面临着众多的压力和挑战，就业困难的情况也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解决，但与全国更多的不发达地区相比，在就业环境、就业政策、就业支持力度等方面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贫困生的就业工作，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帮助贫困生就业的各项政策制度，不断加大对贫困生的支持和帮扶力度，要在支持贫困生就业方面给全国树立榜样，带个好头。另外，各地方本科院校也要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将劣势转化为优势。第一，把区域劣势转化为区域优势。广东地方本科院校大都在珠三角核心经济圈之外的二线城市，就经济发达程度来说，存在明显的区域劣势。但是与发达的珠三角城市相比，这些二线城市交通出行便利、人居环境适宜、生活成本较低、工作压力较小。各高校应当通过大力宣传和教育，帮助贫困生转变就业观念，积极投身广东二线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大潮，在地方建功立业。第二，把经济劣势转化为素质优势。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要求虽然根据岗位需要会有所不同，但他们普遍最看重的素质从高到低依次排列为：责任感、团队协作精神、进取心、灵活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独立性、自信心、承受压力能力、待人接物能力等。据多个省、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介绍，当前招聘企业在选材用人上更加注重个人综合能力、发展潜力、吃苦精神等因素，惟学历、职称的选材办法已逐步被“人适其岗、人尽其才”的观念所替代。贫困生虽然经济上贫困，但他们吃苦耐劳，勤奋踏实，诚实善良，在求职时要尽量突出这些综合素质，把经济劣势转化为素质优势。

(二)建立贫困生专业调整、半工半读、提前毕业制度，提升就业竞争力

近年来，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毕业生就业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企业用人结构在改变，高端性岗位减少，基础性岗位增多。另一方面受经济转型升级影响，粤东西北地区岗位需求增多，珠三角地区岗位需求减少。传统制造业面临成本上涨、竞争加剧、出口萎缩等诸多困难，需要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除此之外，能源、水利、交通、电子商务、现代服务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人才需求不断增加。针对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变化，各高校要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优化培养方案，使得所培养的人才能够不断跟上社会对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打破贫困生扎堆挤师范专业的局面。贫困大学生既有经济上的“硬贫困”，也有能力上的“软贫困”。各高校应通过学费减免、辅修双学位、跨专业选课等方式鼓励贫困生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掌握现代服务业、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知识技能，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掌握多种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各地方本科院校应针对贫困生在校期间的学业情况实行灵活的学分制、提前毕业制度等。如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校实施的新生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重新调整专业的做法，西南交通大学（宽口径灵活专业方向）等改革都取得成功。针对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贫困生允许他们求学期间边工作、边学习，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满学分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对于那些成绩优秀的贫困生，允许他们只要修完相应的学分，通过专业实习和论文答辩即可提前毕业参加工作。除此之外，各高校还应对本校贫困生实行包括心理辅导、就业技能培训、口才训练、礼仪培训、人际沟通等方面的专门的辅导，帮助贫困生更好的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三）建立贫困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机制和贫困生就业状况跟踪、监测机制

在本次调查中，各地方本科院校都有《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但是却都没有专门针对贫困生的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更加没有关于贫困生的就业状况跟踪、监测机制。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与统计，也难以形成有效的针对贫困生的就业援助、就业帮扶、就业技能培训等专项工作，使得贫困生在就业时竞争力严重缺乏，通过上大学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成为泡影，甚至因学致贫。因此，广东各地方本科院校必须切实转变观念，除了做好整体就业率统计工作之外，还应专门进行调查分析和统计，撰写贫困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建立贫困生就业跟踪及监测机制，为贫困生在校期间提供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工作提供依据。同时还要做好人才需求预测，加强就业市场和社会需求调查，形成本校“行业—专业—就业人才需求”预测报告，为学生接触社会、了解职场，开展专业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有利平台。

（四）建立贫困生的普惠性长效助学机制

针对助学贷款和助学金只能解决贫困生入学时的短期困难这一现实，各地方高校应建立针对困难生长期发展的长效性助学机制，包括为困难生提供就业指导、就业技能培训、实习补助，咨询服务等各种助学形式，切实解决贫困生的能力贫困。各高校还应建立贫困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档案，详细掌握贫困生的求职意愿、特长优势，有针对性的向毕业生生源所在地企业推荐优秀人才，不断搭建企业与贫困生互通交流的信息平台。如广东揭阳成立大学生发展基金会，除了按月给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外，还不断创新扶持贫困大学生成才的方法，如与揭阳市青企协签订假期实习协议，100多家企业将提供社会实践平台，给贫困大学生授“鱼”又授“渔”。团揭阳市委还联合揭阳市大学生发展基金会与揭阳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签订大学生实习协议书，架起受资助大学生和数百家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多渠道为受资助大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和岗位实践的平台，让大学生不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更好地回报家乡，回馈社会。除此之外，各高校还应通过“三支一扶”工作引导和鼓励贫困生踊跃到基层开展阶段，了解基层人才需求状况，从而有针对性的弥补自己的知识薄弱点，更好的为广东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五）贫困生家庭也要不断加大对子女的情感投入和支持

篇3

卖“育婴小窍门”也赚钱

发传单，这种傻瓜式的活也未必轻松，这不，在省妇幼医院门口发早教传单的付彩蓉就遇到麻烦了。

“一个大姑娘，你连婚都没结，还敢指导别人养孩子，你不是误人子弟吗？”一个年轻妈妈满脸不屑，挑衅地考起了付彩蓉：“问你个小问题，知道胎教有几种方法吗？”凭直觉，付彩蓉判断这位妈妈肯定遇到了难题。于是，她控制了一下情绪，不卑不亢地说：“胎教有直接胎教和间接胎教之分，直接胎教有音乐、语言、光照、抚摩四种方法，另外，我还可以告诉您怎么做‘一分钟胎教’……”付彩蓉的自信和专业马上把这位年轻妈妈给“震”住了。

正如付彩蓉的直觉，这位名叫柳莺的年轻妈妈的确遇到了烦心事：“刚刚满月的儿子老是吐奶，而且细嫩的皮肤总是出现红斑，去了医院很多次，但总是隔段时间就复发。”

这个问题连医生都没办法，也一下子把付彩蓉给问住了。她立刻在脑子里搜索知道的婴儿皮肤过敏小窍门，想到这个孩子刚做完满月生日，可能有人会送花祝贺，于是，付彩蓉试探地问：“大姐，你家最近放鲜花吗？”柳莺脱口而出：“有啊，我家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些天每天都有亲戚朋友来送花。”付彩蓉一听，马上说道：“大姐，您孩子的病可能是鲜花引起的反应，书上说有些花会减退婴儿食欲，甚至引起恶心呕吐、皮肤过敏，夜间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对孩子的健康也不利。要不，你回家把家里的鲜花全部撤掉试试看。”一个星期后，付彩蓉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柳莺，你还真神，孩子不呕吐了，皮肤病也好了，真是太谢谢了！”柳莺的话里透出抑制不住的高兴，付彩蓉也被感染得兴奋起来。

别看付彩蓉是个大学生，可1996年，由于单位破产，她瞬间从风光的白领变成了下岗女。短暂失败的工作让她有点灰心，她一时无心再找工作，而是在报纸上看到广告后就报名参加了冯德全教授“0岁方案”培训班。一是为了打发时间，二是学点技术算是给自己充电点。

谁知，一经接触，她就被冯教授渊博的知识和新颖的早教理念吸引住了。冯德全教授作为著名的早教专家，著有《0岁方案》、《神童之谜》、《天才的摇篮》等及多种音像制品，发表数十篇论文，其中两篇被收编入《中华文库》。冯德全教授和他的《0岁方案》被收入《当代知名学者辞典》、《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世界名人录》等六大辞书。当时，国人几乎没什么早教意识，武汉市场也没有一家为婴儿提供科学早教的公司，付彩蓉对新鲜知识的痴迷程度一发不可收拾。那段时间，付彩蓉像海绵一样汲取婴儿营养保健、身心发育、智力开发等各方面的常识。培训班结业考试，付彩蓉名列前茅，被冯教授留下，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医院门口发传单，吸引孕妇去听早教讲座，以购买“0岁方案”图书和光碟。由于她对冯教授的“0岁方案”早教理论有了深入的理解，加上又看了很多《婴儿保健常识300问》这样的书，掌握了很多育婴小窍门，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对年轻妈妈的提问对答如流。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付彩蓉的电话急促地响了。正是那个曾考验她的年轻妈妈柳莺打来的：“小付啊，上次我去你们那买了一大堆育儿书和光碟，可我现在忙得连打瞌睡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听讲座、看书啊！下周我的产假到期了，儿子得由他奶奶带，他奶奶没读过书，靠老办法哪行！你能不能每周五到我家来一趟，给我婆婆讲点科学育儿小窍门，每次50元报酬，行不行？”接完柳莺的电话，付彩蓉激动得整宿没睡好。她实在没想到，“育婴小窍门”居然也能挣到钱！她算了下：每周一次，每次50元，一月可以挣200元；如果能有10个客户，那每月就可以挣2000元！而在当时，这相当于武汉一个厅级领导的月工资啊！

不过，自己这职业叫啥名字呢？既不像保姆，也不像老师，想来想去，她想了一个既形象又高雅的名字――“应招育婴天使”！

从“育婴个体户”到“总教官”

向规模要效益

就这样，她一方面升职作为冯教授早教理论研究所（省略）的助手，一方面做应招育婴天使。到了2002年4月，付彩蓉决定迈出一步，自己成立个工作室，专门传授育婴小窍门。虽然“白领不当当保姆”的决定招来了无数反对，但付彩蓉信心十足：因为武汉每年新生婴儿2―3万，0―3岁婴儿常年在10万左右，3岁以后的育儿市场竞争激烈，而针对0―3岁的婴儿，当时武汉没有一家专业的服务公司，这是多么大的空白市场啊！而且，冯教授的早教方案是被国家权威部门论证过的，我背靠大树，将他的早教理论延伸到市场中去，不成功都难！

付彩蓉办了辞职手续后，马上投入到工作室的筹备中。两个月后，在省妇幼保健院对面的竹苑新区，武汉首家针对0―3岁的育婴工作室亮相了。工作室成立后，付彩蓉逐家登门拜访发传单时结识的客户，两个星期就签了5份合同。为了进一步拓展业务，她重操旧业。每天，她除了做好客户服务外，就奔赴武汉大小医院妇产科、小儿科散发宣传单，不到一个月，付彩蓉又签了10个上门育婴辅导协议！客户一多，付彩蓉马上忙碌起来。每天晚上，她根据客户的预约，然后查看武汉医院分布图，巧妙地设计出第二天的最佳出行路线，做到工作与发传单两不误！

5个月下来，异常疲惫的付彩蓉想到：不能长期像个体户一样单干，要想把事业做大，招聘大量懂育婴技能的员工，赚取规模效益是唯一出路。虽说自己能培养育婴人手，可付彩蓉还是犯了难：这个行当国家没承认，别说不能给学员发资格证，连我自己都没有资格证，有人愿意来吗？

就在付彩蓉进退两难时，冯教授的一个电话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原来，国家颁布《母婴法》后，劳动部技术培训指导中心刚刚颁发了《育婴师资格证管理条例》，随后在南京与教育部科学教育课题组联合举办中国首期育婴师资格证培训班。这个消息不仅可以解决付彩蓉的创业瓶颈，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国家对她创意和劳动的认可。第二天，付彩蓉逐个退还客户服务费，并承诺学成后再免费服务三个月。南京之行，付彩蓉不仅顺利拿到梦寐以求的资格证，还硬是凭着对育婴事业的满腔热情，打动了劳动部就业技术培训中心，拿到国家认证的湖北首家育婴师培训权。付彩蓉负责招生、培训和考试，劳动部就业培训中心负责审核、发证。

回到武汉，付彩蓉马上投入到育婴师培训机构的筹备工作。经过四处奔波，她以独家权为条件，与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达到合作协议，成立武汉新一代职业培训学校，自任校长。学院提供场地，师资由自己和她聘请的早教专家担任。两个月后，付彩蓉开办第一期26名学员经严格考试，全部拿到了国家认证的育婴师资格证书，6名成绩优秀的育婴师顺利成了付彩蓉工作室的成员。

有了人才，付彩蓉有了底气，正当她紧锣密鼓地准备大干一场时，问题又出现了。2004年5月，卫生行业主管部门部署打击游荡在各大医院门口的“医托”，在医院散发传单也被列入禁止之列。不让发传单，就要借助其他传播手段！没有选择“命中率低、风险高”的报纸广告，付彩蓉选定了直接锁定目标客户的低廉媒介――直投广告。面对这个可以“自吹自擂”的纸媒，熟知客户心理的付彩蓉逆向思维，她一改胡吹乱侃的编报风格，内容全部选登最新早教理念和自己总结出来的实用育婴“独门绝技”，仅仅在一个不起眼处刊登了工作室的服务项目和联系电话！随后，付彩蓉带着育婴师到武汉各小区散发，还不卑不亢地将直投杂志放在医院妇产科和小儿科免费赠阅。

这一招果然灵验，既准确锁定服务对象，又因为内容实用，家长们争相传阅，就这样，付彩蓉再次赢得了市场，不到一个月，客户激增至300多个家，有了客户资源，付彩蓉又挑了16个取得资格证的育婴师加盟。

昔日单兵作战的“应招育婴员”，一跃成为20多名育婴师的“总教头”！

服务与配送及时便捷

“育婴堂”连锁集团面向全国

成了“育婴师”总教头的付彩蓉，工作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每天就像战场司令员一样调兵遣将。一年后，由于直投杂志越来越火，被现代少年报收编成《人才摇篮周刊》公开发行。新的平台造就了工作室新的起点，与工作室签约服务的客户资源随之剧增，高峰时达5000多户，年服务销售额达到200多万。

然而，成功的喜悦是短暂的。2005年8月的北京之行，不仅让付彩蓉感到了差距，还给了付彩蓉一个创业灵感。原来，那次北京之行，付彩蓉认识了一个家庭用品配送公司，这个公司创建不到两年时间，年营业额竟高达两个亿。这个数字不仅让付彩蓉既惊讶又懊恼，因为在做育婴服务时，武汉的客户曾提出过配送育婴用品服务，被她委婉拒绝了。当时只一心把育婴服务做强，如今，是时机扩大业务范围了。

付彩蓉回到武汉，马上搞市场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0―3岁婴儿的家庭，比其他阶段的家庭更需要家庭用品配送服务。理由有三个：一是婴儿离不开父母，父母在家时间相对比较多，逛超市时间有限；二是婴儿用品的选购专业性强，年轻父母经验不足，需要专业机构指导使用；三婴儿用品很多是即时需要，配送服务能做到及时便捷，免除了父母外出购物的后顾之忧。

有搭建了几千客户资源的平台，还有多年来建立的诚信专业形象，付彩蓉对开发婴儿用品配送服务信心百倍。2005年10月，付彩蓉注册了“福娃娃”商标，成立了武汉福娃娃婴儿用品配送服务公司，与雅培、多美滋、雀巢、妈咪宝贝等婴儿用品供应商达成合作协议。

付彩蓉将婴儿用品细分为食品保健、鞋帽服装、学习用具、生活玩具等四大类，并请科研机构、大学院校的婴儿专家针对0―3岁各个发展阶段的生理、心理特点，科学制定出适合使用的食品、学习和玩具用品配置方案。为了让客户一目了然，付彩蓉吸收了北京公司的优点，将专家教授的方案制作成图文并茂的《0―3岁16个阶段婴儿用品购物指南》，免费发到了客户手中。由于没有超市的成本，同品质的婴儿用品比超市便宜15%―25%，而且客户只需根据购物指南和专家推荐意见，一个电话就可以轻松搞定。在经过“性价比”观望、比较后，客户纷纷倒向付彩蓉提供的配送服务。为方便客户更直观地了解最新婴儿产品，享受到育婴专家服务，公司还创办了网站，满足会员客户的订购和咨询。付彩蓉还按照月度购物总额，分成普通卡、金卡和钻石卡会员，分别享受不同规格的40分钟免费育婴辅导和购物折扣。

专业、精细的母婴配送模式不仅使她的事业进入了快车道，还引起了业内的极大关注。短短3个月，加盟“福娃娃育婴堂”的就多达50多个加盟商，涉及10多个省市。

2006年8月，一个庞大的计划开始酝酿――投资100万创建一个1000平方米的“福娃娃育婴堂”，并在馆内开辟婴儿用品、妈咪沙龙、专家咨询，亲子游戏、科学玩乐、临时托管等6个功能区。通过这个平台，年轻的父母不仅相互交流育婴心得，了解最新、最科学的育婴方法，还可以选购到最便宜的优质婴儿用品，接受最便捷、即时的育婴服务。目前，武汉福娃娃育婴馆已完成选址和功能设计，已全面进入装修阶段。

昔日在大街上发传单的打工妹，如今作为年总销售额达3000万的集团董事长，统领着近百名职工、旗下拥有育婴用品配送、育婴师培训学校、育婴工作室。她自豪而信心十足地说：“我的目标是在全国复制100个‘福娃娃育婴堂’，让我的育婴天使们走向全国，打造中国育婴第一品牌。”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街道口南路6号竹苑小区4101号

电话：027―87344626 8734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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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交易费用；分工；机会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F2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3-0012-05

Ronald Coase在其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这一革命性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借助于“市场”组织经济生活、配置经济资源虽然卓有成效，但利用市场机制同样是有代价的，即客观上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企业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但是，企业组织的费用又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因而企业的最佳规模取决于两种费用边际上的比较。[1]

尽管交易费用概念自诞生以来获得了广泛应用，经济学家们也对交易费用作了实质性涵义相同或相近的各种解释，但至今仍没有对交易费用概念给出清晰、统一的定义。交易费用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它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也有人认为它毫无用处。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状况受到了费雪(S. fischer)与西蒙(H. Simon)等大师的严厉批评。[2]下面将围绕与交易费用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交易费用是阻碍还是推动了分工？

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可大大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显著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加剧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信息传输的费用和机会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诺贝尔奖得主Arrow(1969)指出，交易费用在通常情况下妨碍了市场形成，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形成，因而可定义为“经济体系的运行费用”。[3]Williamson(1985)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意思是经济世界中的交易费用如同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是无处不在的。[4]但“摩擦力”的说法是将无交易费用的理想社会作为参照系，在信息不完善、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现实社会中，必要的交易费用不仅不是摩擦力，而且是交易发生、经济发展的剂。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交易费用，人类的交易将无法进行，从而也无法获得分工及专业化的巨大利益。

总交易费用可用交易次数与每次交易的费用之积来计算，其中交易次数取决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单项交易费用的大小与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有关。随着专业化程度提高和技术进步，虽然单次交易的平均费用在下降，但为了维持以前的多样化需求，借助于市场进行交易的频率、规模不断增加，所以总的交易费用还会持续上升。如对美国市场交易费用时间序列的分析表明，1870年美国的交易费用为GNP的25%，而1970年猛增为50%，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近25%，[5]Dollery和Leong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的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从1911年的32%上升至1998年的60%，[6]而缪仁炳和陈志昂对我国的研究表明，这一比重从1978年的28.4%上升到2000年的43.2%。[7]总之，今天绝不能再对交易费用视而不见了，而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交易费用对经济体制运行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8]

可见，在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费用与专业化程度成反比关系，而交易费用与专业化程度成正比关系。正是交易费用的增长推动了专业化程度不断攀升，使人类可以享受更多的分工收益。

二、交易费用涵盖的范围

Coase虽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但从来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他认为，交易费用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费用，最明显的就是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其中包括获得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费用，搜集有关价格分布、产品质量和劳动投入、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环境的费用，这是交易准备阶段的费用；还有“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其中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合约、监督合约签订者，了解他们是否遵守合约条款，在对方逃避责任时强制执行合约，并检查所造成损失等方面的费用，这主要是交易活动进行时所发生的费用；“利用价格机制也存在其他方面的费用”，主要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测困难等因素而引起的费用。

张五常认为，交易费用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的孤岛经济中的费用。他认为，这样宽泛地界定交易费用是因为常常无法将各种不同的费用区别开来，交易费用被看作是一系列制度费用，其中包括信息费用、谈判费用、起草和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监督管理的费用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简而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费用。[9]

但交易费用毕竟属于一种费用，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支付的一种代价。而一切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的费用，应当包括人类之间提供服务和精神产品的情况。如果医生为患者治病、人类的旅游休闲活动也算交易费用的话，那么人类支付费用后的收益是什么呢？伴随着不进行物质生产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我们应该看到，服务产业中有一部分是为直接生产和直接消费服务的，如法律、行政、教育、金融等，但也有一部分是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如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是人类花费代价而获得的一种消费，它直接标志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即使是一些物质产品的生产，因为其用途在于人们之间传递信息以及防范机会主义，所以也应归入交易费用，如通讯设备、防盗设备、军事武器等。

Wallis和North认为，交易行为由购买投入品、中间投入、协调生产过程、获取信息、进行市场营销、产权保护等行为构成；转化行为由对自然物质的开发研究、变换和位移、消费的生产等行为构成。他们还从具体经济行为出发来定义交易费用和转化费用：交易费用是与交易行为相联系的费用，是执行交易行为而投入的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的耗费；而转化费用是与投入产出相联系的费用，是执行转化行为而投入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耗费。[5]这个交易费用概念将交易费用限定在孤岛经济不可能存在而只有多人社会存在的一种费用，而且将生产费用更准确地命名为“转化费用”。

图1 转化、交易与消费的关系示意图

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等于社会总费用，交易费用在人类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生产费用中，由于“要界定、保护产权及实施合约是要耗费资源的，制度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决定了这些交易费用。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转化为物品和服务这类产出要耗费资源，这一转化不仅是所利用技术的函数，而且也是制度的函数”。此外，在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间，往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选择的也许不是使交易费用达到最小的生产技术与制度结构，而是交易费用上升但转化费用更快下降的生产技术或制度。

如图1所示，人类社会所有资源可用于消费、交易和转化三种用途，但转化和交易的目的是创造财富，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最终目标还是消费。因此，交易费用是指直接或间接耗费于交易活动的费用，其目的在于使消费和转化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如法律、商品流通、金融、行政以及战争耗费的资源等，都是交易费用。即使是一些物质产品，如果用途在于人们之间传递信息以及防范机会主义，比如防盗设施、军事武器等，也应该归入交易费用的范畴。

尽管交易费用的概念自诞生以来，获得了广泛应用，经济学家们也对交易费用作了实质性涵义相同或相近的各种说明，但至今仍没有对交易费用概念给出清晰、统一的定义。

三、交易费用应该怎样科学分类？

根据张五常的观点，所有鲁滨逊世界里不存在的费用就是交易费用。但鲁滨逊是一个人的世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交易费用概念，可以在鲁滨逊的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加上一个纯粹想象的多人社会，这个社会里有分工，即是说，人们利用专业化方式创造财富之后，也要经过交易等活动，才能消费。但是，这个社会具备两个重要条件：(1)任意两人之间，信息可以迅速地、无成本地传递；(2)人们虽然有利己之心，但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有行为都符合大家公认的规范或准则。

将有外部约束的现实世界与上面的理想状态相比较，其中资源损失的部分就是交易费用。根据以上两个条件，交易费用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人们之间传递信息和取得共识的费用，即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费用；二是防止人们机会主义行为的费用，用于平衡人们的成本收益预期的费用。

1. 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体决策者都具有“完全理性”，“完全理性”的前提是“完全信息”，但是现实情况并不这样美好，最大化是人类经济行为意愿不断趋近而永远不能实现的一个目标。而“有限理性”的概念表示，人类通常不可能想象出决策所面临的全部备选方案，也不可能具备关于未来各种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完备知识。为了做出尽可能科学的决策，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搜集信息、掌握更多知识。

将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而需支出的、克服交易不确定性的费用，称为“外生交易费用”。它是指在交易决策前可预测到的、在交易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种直接或间接费用，它不是因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从而区别于内生交易费用。由于现实中人的“有限理性”，因而存在着“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为机会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机会主义行为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它包括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如说谎、欺骗、违背承诺等。

可以将这种在交易主体之间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称为“内生交易费用”。它是人们机会主义自利决策之间交往的结果，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每人都希望分得更多，而不惜减少他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以致大家不能得到分工的所有收益，使资源分配背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可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减少内生交易费用，是可大有作为的领域。

2. 必要的交易费用与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Williamson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但这种说法是相对于无交易费用的理想社会而言。在信息不完善、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现实社会中，必要的交易费用不仅不是摩擦力，而且是交易发生、经济发展的剂。只有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在现实世界才会构成经济运行的摩擦力。必要的交易费用是指在给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对应于给定的分工水平所必须的最低交易费用，是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是人类为达到更富裕状态而必须支付的代价。不必要的交易费用是指超过这一数额的交易费用，是由人类失误造成的、原本可节约的那部分交易费用。研究经济的目的就在于找出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该费用，以便留下更多的净财富。

张五常认为，由于专业化的利益巨大，能弥补各种交换造成的巨大交易费用，这样交易费用作为专业化利益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之外的盈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们看到的各国财富的差别。在不同的体制下，作为专业化利益的一个比例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这一比例稍微下降一点，就会使财富大大增加。[9]当然，此处可下降的应该是特指不必要的那部分交易费用。

四、与交易费用有关的经济学流派

通过在经济研究中引入交易费用概念，经济学家们在团队生产理论、产权与国家理论、委托―理论和市场信号传递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团队生产理论

Alchian和Demsetz注意到在组织内部交易同样会产生外部性问题，这有效地说明企业内部为什么要有监督，即说明内部监督产生的原因。在他们合作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中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在这种团队生产中，由于不可能精确地观测和计量最终产品中每个成员的贡献，这样就会有“搭便车”的激励。为解决这一问题，Alchian和Demsetz提出让某些人专门从事监督工作，并赋于其剩余索取权，即监工获取扣除工资之后的剩余收入。[10]这样，团队成员的生产越有效率，监工的剩余就越多，监工就越有动机去监督团队成员的行为和努力程度，这又反过来促进团队的生产效率，形成良性循环。

2. 产权与国家理论

较之个人和家庭的自我保护，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可以获得产权保护方面的规模经济。当今的经济系统规模巨大、复杂且不受个人情感影响，需要产权及其他法律规则进行有组织的实施和设计。“没有国家，没有它的制度，没有产权框架提供的支撑，高昂的交易费用会使复杂的生产系统瘫痪，涉及长期交易关系的具体投资将不会出现”。[11]国家机构包括制定成文法的政府系统及实施法律又产生习惯法的司法系统。一般认为，习惯法法院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调整法律，目的在于改进经济效率，国家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可能成为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成为“人类衰退的源泉”，这就是有名的“诺思悖论”。

North构建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将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结合起来。由于国家决定着产权结构，所以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者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North认为，国家有两个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的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又是相互冲突的，两者会产生矛盾乃至对抗行为，国家的兴衰由此产生。

3. 委托―理论

Micheal Jensen和Willam.H.Meekling以企业家拥有100%资本的情况为参照系，讨论了当企业还存在其他筹资方式时成本(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性质。他们认为，当企业家的资本在企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下降时，企业家的行为就会产生外部性，将会以种种额外津贴的形式去占用企业资源。因此，企业家在追求自己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总和的最大化时，所采取的行动将与企业其他资本所有者的要求发生矛盾：(1)不仅会产生剩余损失，即企业家不完全拥有企业资产时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拥有企业100%资产时企业的市场价值之差；(2)企业资本的其他所有者设法监督企业家的行动，他们为此要花费监督人行为的费用；(3)企业资本的其他所有者为了在人采取危及其利益的行动后有所补偿，往往要求人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12]他们将上述三个方面合称为成本。企业家拥有100%资本的情形之所以能作为参照系，是因为对经济主体来说，该情况下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成本与收益是完全对应的，不存在成本。

4. 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

自从提出著名的“柠檬市场”模型，结论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且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指出，市场主体可以利用某些信号揭示机制来摆脱逆向选择的困境。信号的传递可抵消买卖双方在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存在不对称信息的市场得以维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在现实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和不完全的，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合理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13]

5. 超边际分析理论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华人经济学家以分工和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且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证明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他们试图将专业化经济、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结构引入经济学的核心部位，并以此解释企业、地区性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解释生产力、贸易依存度、专业化水平、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种数、交易层级系统和城市层级系统的层次数、生产集中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解释专业中间商、城市、货币、失业和景气循环的产生。[14]同时，杨小凯等还证明了市场不仅能有效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层级系统，并且确定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和景气循环模式，市场的功能要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复杂得多。

五、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各项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因而利用交易费用理论来研究相关问题，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盛洪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天则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等。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属于一种演进式分步走的制度变迁方式，采取先易后难、由表及里的改革路径，在旧有制度的框架内审慎地、逐步地对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因而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在保持传统体制运转的条件下，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和计划体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并存及此消彼长的状态中，直至最终建立起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新制度框架。其主要特点有：(1)双轨过渡，在旧体制“存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量部分首先实行新体制，然后随着新体制部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加大，逐步改革旧体制部分，最终完成向新体制的全面过渡；(2)试验成功后再大范围推广，即将市场化改革先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如地区、产业甚至是企业)内，取得经验后才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加以推广。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主要应用于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将制度变迁作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加以考察。而且，这些研究以实证为特色，将一些经济理论假说推广应用到分析中国不太完善的市场制度环境。

在应用中，交易费用理论主要被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如周其仁、刘世锦和张维迎等对公有制企业的研究。刘世锦认为，公有制成员个人的行为后果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如果将所有者个人对财产的行为与行为后果的相关性称为“所有权强度”，那么所有权强度与公有制成员个数成反比。[15]隐含的结论是，在竞争性行业，乡镇企业比全民制企业具有制度优势，而民营企业比乡镇企业具有制度优势。张维迎的研究成果再一次论证了此结论。他指出，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人的工作努力水平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16]易纲、林明则应用“国有企业费用最大化”的行为假设非常精彩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近20年来“宏观好，微观不好”的悖论。[17]上述研究使理论假说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可以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更有价值的政策建议，[18]也扩展了理论的适用范围，并根据中国的经验对原有理论假说加以检验和修正。

由于中国属于制度尚未成型的转轨国家，交易费用理论对研究中国现实具有更大的意义，与已经取得的成果相比，应该更有所作为。有人认为，交易费用难以度量，因而研究交易费用是徒劳无益的。本文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如果其分工利益减去交易费用的差值大小可达成共识，就可为我们确定改革方向提供理论支持。比如，研究我国村级干部民选制度对经济发展有无推动作用。选举是一种交易活动，耗费的资源属于交易费用，采用有参照组的事前事后比较法，选取有代表性的一组实验组和一组参照组，控制其他变量，在实验组里进行村干部选举，而参照组不进行选举，数年后对两组的经济绩效和居民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这样就可为今后乡村乃至城市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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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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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illiamson，Oliver E.，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Free Press.

[5]J.J. Wallis and D.C. North，1986，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S.L. Engerman and R.E.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95-16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6]Dolley，Brian and Wai Ho Leong， 1998，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ustralian Economy： 1911-1991.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 38(3)， 20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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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克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5]刘世锦.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改革逻辑[J].经济研究，1995，(4).

[16]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J].经济研究，1998，(7).

[17]易纲，林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