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4 09: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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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足球运动里规则精神不
等同于儒家思想中的礼与让足球比赛规则是攻守双方必须遵守的规矩,其精神实质是:公正、公平、合理、保护健康、保证技战水平的发挥。从规则制定的出发点理解,它是为避免野蛮、粗暴、技术动作侵犯而制定的,但足球运动的实战却又离不开对抗、抢断和空间的紧密争夺。其中,可以找出一个词汇———道德,是否违反了体育道德,是否恶意和蓄意侵犯,有了这一准则就不难判定足球运动中的违规。经几千年儒家思想传承的国人在从涉足这项运动以来就缺乏一种冲与撞、逼与抗、据理力争的气势,而拥有过多“礼”的情节。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使得足球运动在中国始终不强不弱,经受不起压力。鉴于此,在训练与实战中要从青少年抓起,从启蒙阶段就应该灌输合理的竞争意识,利用规则中“道德”二字的精神,强调整体团结的对抗和紧逼方能提高技战术思想的质的提高。
二、借鉴国外职业足球对抗
精神,改变传统的谦让意识纵观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可将各国的风格特点分为:欧洲派、拉丁派和欧洲拉丁派。而亚洲、非洲、大洋洲始终都在跟随,并没有形成特有的风格。其中,欧洲强调整体和对抗,美洲强调个人和技巧。国家队层面以德国为例:强调全场整体紧逼,不给对手接应的时间和空间,虽有凶狠的技术动作,有上体的对抗,有被侵犯后的怒吼,但却很少被规则判罚,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技战术高度融合了规则精神;职业队层面以巴萨为例:其防守的特点与德国队不同,德国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始终如一,而巴萨其防守的特点就是对方的半场,不让战火延续到领土以内,在对方半场内解决问题,减少后场的压力。但这些要求队员有较高的技术能力和严密的战术队形,同时具备步步紧逼、寸土必争的思想。必须积极进行对抗和竞争,在技术中植入欧派思想,在战术中学习德国的团队意识。
三、结语
篇2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功能是成于乐而游于艺,儒家的成德思想理念不仅在审美和实践中得到应用,更严重影响了现在园林审美功能的设计方向。园林真正的乐趣不仅仅局限于精神,而最终应该展现在园林功能上,从感性角度出发,用4个字概括则为:兴、观、群、怨。其中兴代表的是人们内心的感触,群是表达人亲切的感情,与怨截然相反,在现代园林设计中更强调景观与人情感的连接,展现的是一种情感共鸣,更符合人们的审美观点和生活情趣,从而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活动产生影响,彰显了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实际应用。而游于艺更多代表的是人们内心与礼乐的交流,通过园林的艺术特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将人们在单纯意义上的种花种草行为,通过其实用价值,在精神文化的渲染下,体会儒家教育的内涵,帮助人们形成一种积极的处世观念和思维模式,成于乐是让人忘记了客观存在的时间。将人的物理概念抽象化,将有限的先天条件无限扩大,从这种视野角度出发,摒弃消极的处世观念,追求人生的新高度,这种是真正儒家精神的存在价值。
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形态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审美形态可以概括为: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文化审美思想的渗透帮助现代园林景观形成自身独特的设计特点,将孔子的中心思想进行概括,主要可以分为2大内容:其中一种是人和,更多强调的是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审美不仅局限于表面的字面内容,而是根据这种内容决定了现代运作方式,这种最终状态即为中和;另外一种为乐和,乐和主要指的是审美艺术的优雅大方,柔和婉转。将人和和乐和进行内容总结即为中和,中和是儒家思想中人们为人处世的准则,即为中庸之道。现代园林的景观设计在感情的表达上更加含蓄婉转,逐渐完善了现代园林景观的审美形态,促进了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前进步伐和艺术发展空间,提高了园林建设的审美价值。
3总结
篇3
关键词:祠祀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及后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参考文献:
[1]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2]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理学引论[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82.
[3]冯国超.礼记[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和增.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无锡南洋学院学报,2007,6(1):80-85.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篇4
关键词 合伙企业;合伙文化;儒家文化
一、相关概念介绍
文化是人们长期创造所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合伙企业是由几个对业务能力、个人信誉、资历经验等方面互相信任、互相认同的合伙人经过共同协商、平等参与成立的。与公司制组织形式相比,它更强调以信任为基础、相互认可、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理念。合伙企业以信任和合作作为订立契约乃至合伙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建设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合伙文化是人们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传统文化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合伙企业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信念、经营理念、思维方式、道德行为准则等等。
二、建立优秀合伙文化的重要性
(一)合伙文化是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员工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宗旨和信念,是其行为的指南
合伙文化把合伙企业各成员融合在一起,为其建立企业的远景,让他们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二)就合伙企业内部而言,优秀的合伙文化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实现价值增值
合伙文化是否和谐直接关系到合伙人和员工的工作效率,而工作效率的高低是合伙企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优秀的合伙文化可以培养出员工的团队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优秀的合伙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优秀的合伙文化对外能为合伙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良好的声誉资本,增加企业的影响力。
因此,建立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优秀合伙文化的特点
(一)合伙人是优秀合伙文化的领导者、传播者
他们首先要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且具有共同的追求,这些是能够达成协议、共同合作的基础。合伙人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并具备一定的领导才能,才能够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带领员工通力合作,不断进取。
(二)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
西方企业受民主制的影响,成员之间注重交流和合作,员工在企业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而我国的合伙企业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各种组织等级森严,人们推崇权力,强调社会等级观念。员工对于领导的意见往往持遵从的态度,很少提出反对意见,成员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真正融入企业中还有待时日。
任何一个企业缺少了团队精神都不可能获得高速发展,也不会有组织成员自我价值的实现。优秀的合伙文化要有较强的凝聚力,强调协作与团队精神。成员们有共同的追求,对企业有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建立起信任情结,充分了解和沟通。互相协作,互助互爱。只有在互相关爱的企业氛围中,各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应用到生产经营中去,实现企业和成员的共同进步。
(三)高水平的工作效率
高水平的工作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合伙成员要具备业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讲究分工合作,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
(四)形成学习型企业的氛围
学习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建立起一个学习型组织是合伙文化得到认同和执行的有力保障。合伙企业内部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业绩,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
四、儒家传统文化对我国合伙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底蕴厚重,博大精深。思想文化以凝练、严谨的理论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本质,内容丰富、学派众多,其基础部分是儒、道两家思想。有人说,儒家文化是合伙文化的天敌,实则不然。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规范。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和“仁”,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政治伦理学说。“礼”的基本精神反映了建立在宗法关系之上的、与宗族血缘亲疏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有两个作用:一是分辨血缘的亲疏,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某个人的贵贱等级;二是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借以增强国与家的内在凝聚力。孔子“礼”的思想旨在维护旧的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性。从这一点看其对于合伙文化的影响,虽然有助于维护合伙人的绝对领导,保证个人利益服从合伙利益,但不利于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精神。若据这一观点的引导。台伙员工很难跨越其所强调的等级观念和血缘关系,压抑了员工的个性,不利于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员工并不能真正地融入企业,不能将个人的才能充分地加以释放。
如果说“礼”的思想反映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的话,“仁”则体现了孔子思想创新的一面。“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仁者爱人”,“仁”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仁”是一种包含和统帅各种美德的最高道德品格和道德境界。从《论语》看,包含着“恭”、“宽”、“信”、“敏”、“惠”、“勇”、“智”、“孝悌”、“刚毅”、“木讷”、“敬”、“忠”、“恕”、“直”、“逊”、“义”、“好学”等品德。它所体现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而这些高尚的道德品质特征是办好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特征。如“宽”、“信”。合伙企业成员之间待人以宽、彼此诚信。才是维持良好的企业氛围的基本前提。才能有助于企业形成通力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如“忠”,成员对企业忠诚、有归属感,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企业命运联系起来,为实现企业的目标和利益尽心尽力。再如“好学”,成员之间互相形成好学的气氛,有助于其个人能力的提高,进而带动起企业的进步,形成互助互爱的气氛,也有益于形成学习型组织。由此可见,在孔子“仁”思想的熏陶下,合伙文化会愈发和谐。
另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仁政”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以民为本”的主张,以“性善论”作为伦理基础。他还提出“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理论,即通过“内省”式的道德修养方式,寻求、认识自己内在的“善”和“良知”。以人为本,体现了重视个体成员的观点,关注合伙成员的利益。这种思想与合伙文化强调的着眼于人的管理方式相吻合,要求把人当作企业里的主角和首要因素,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在经营管理中,合伙人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沟通,以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性善论”则提醒大家时常自省,提高自我修养和道德品质,这些都有助于良好的合伙文化的形成。
另外,儒家文化讲究整体和谐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要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既不是简单的折衷,也不是庸俗的中间路线。其追求的目标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尽善尽美与无可奈何之间的最佳方案。将中庸之道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合伙文化中,可以引领合伙企业在不同的环境下,不以僵硬的、停滞的眼光看待事物,而用发展的、和谐的态度作出最佳的选择。通过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的原则,依靠智、仁、勇处理好人际关系,用诚实、善良的品德来加以巩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合伙企业应当吸纳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来建设和发扬合伙文化,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交流中,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以引领合伙企业不断和谐发展。
摘要 本文通过对晋商顶身股制的分析,认为顶身股制的会计分期使得人力奖杯的价值计量具有可操作性,为企业人力资本的衡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当今的企业改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晋商;人力资本;顶身股制;人力资本会计
马克思说过: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力资本是增加价值创造财富的可变资本,物质资本是转移价值消化成本的不变资本。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已经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从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的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本作为企业重要的价值源泉,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过程中,不能回避人力资本价值管理方法――人力资本会计。关于人力资本会计,前人已有很多探讨,本文拟借鉴晋商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价值会计进行探讨。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意义
人力是人通过消费进行自身生产的产品,但这种自身生产形成的人力只是作为经济资源的人力的自然基础,只有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够形成人力资产,从而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开发形成的人力资产就形成了企业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会计学中的一个特有概念,与管理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略有不同。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具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侧重反映的是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它是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资本”,着重反映人的社会属性和质量,是一种无形形态(王丽娟)。
人力资本会计重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力资源的内部差异性的影响,通常采用现值来计量,着重对人力资源权益的所有者――劳动力进行监督与激励。在同等的物质条件下,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及职工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使企业创造出高于其他企业的效益。我们在研究一个企业组织机构、企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同时,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人力资本”。对这种人力资本来说,无论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普通的员工,都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物质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而在人力资本中,其技能和本身是不可分离的。
人力资本具有特殊性,虽然企业可以获得职工在企业服务期间由人力资源提供的效益,但企业并不因为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而取得对人力资源增值的所有权。正是由于富有一定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参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才成为了现实(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才呈现出几何增长。不少企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最终却流失了这种人力资本,归根到底,是不能够很好地体现这种人力资本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源是一种人力资本,员工和企业问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使委托关系更为有效,实现双赢或多赢;如何用会计的方法来计量被雇佣者的价值,是人力资本价值会计亟须解决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后期的晋商身上得到一定的启示。
二、晋商顶身股制的概念
顶身股,即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种劳资组织形式,指商号中人凭自身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即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份)俸,按股额参加分红。它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不同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体现的是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顶身股制就是股东出资:经理和员工出力。股东们出资本,即银股,是开设企业时股东们投入用以增值的货币资本;经理和员工为资本负责,股东允许经理和高级员工以个人劳动顶身股。身股,也称人力股,俗称“顶生意”,与银股相对。身股是经理人等以人力所顶的股份,不交银两,但与股东们投资的银股一样,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不论是经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可以根据其表现和对资本贡献的大小顶一定的股份。银股所有者,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用、夫亡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
山西商号的员工身股是有起点与上限的。在很长时间内,身股的起点为1匣,上限为10厘即1股,俗称“一俸”或全份。顶1股者,多限于企业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者。凡商号员工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后,才算正式顶上身股。员工顶身股最初不过一二匣,优秀员工的身股以后每遇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全份)为止。每届账期结束,根据赢利多寡,股东的银股与员工身股共同参与红利分配。票号对顶身股人员,每逢3年(或4年)的一个账期结算时还要进行一次赏罚,工作较好的酌加顶身股1厘,优秀者加2厘;日常表现较差者,不但不增加身股,还要降职处分。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这种优惠期根据顶身股者生前所担任的职责不同,可分别享受2~8年的红利。如有特殊贡献者,还可延长分红期。
勤劳朴实的晋商,凭借信用之道,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为平民提供金融服务,为工商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开展汇兑业务,降低远距离交易的风险,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其经营谋略至今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晋商的东掌合作,银股身股股份合作、更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三、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会计的启示
(一)人力资本产权化,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由受托向合作关系转变
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可以改善和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般来说,人力资源在其使用年限内,其价值是不断增值的。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是可以累积的,这就意味着这种资本也应该像其他投入资本一样能使企业得到投资回报。人力资本会计除了计量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八之外,更注重的是人力资本对企业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因此,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在此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我们需要采用现值的方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衡量。在这里,顶身股制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晋商商号的顶身股制实际上是人力资本产权化管理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产权化后,资本投入者“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不再是委托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股东们之所以愿意把一部分或一半以上利润让渡给部分员工,是因为股东们还可以获得更长远、更多的利润,以利润赢利润,股东们也非常情愿。“顶身股”不论对已顶上身股的员工或没有项上身股的员工,都具有诱惑力、推动力和凝聚力,其核心在于员工顶身股份额和分红数额都是在不断增加的。顶上身股者希望身股份额能持续增加,没有顶上身股者企盼着未来某一年能顶上身股,以此来推动 或激励着员工的进取精神。从委托的角度来看,晋商的顶身股制有效地避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企业人力资本的产权化使经理人员和高级员工成为企业现实的所有者,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繁荣、成长都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益,而企业的任何挫折、不利同样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在商号的治理结构中,企业经营者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企业所有者,无论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还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其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所享有的剩余收益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企业剩余的多少,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和繁荣才能给所有者带来长期的利益。任何有损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决策行为,最终都会损害人力资本所有者自身的利益。因此,经营者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将会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从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出发,既避免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倾向,又克服了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的败德行为。内部人与外部人利益的高度一致,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治理结构中的问题,降低了成本。
(二)顶身股制对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完善
晋商的顶身股制比“员工持股计划”可能要略胜一筹。在“持股计划”下,若某种行为给员工带来的直接利益大干其股票上蒙受的损失,他显然会选择更大的利益。同时,影响股票市场价格的因素众多,股票市价往往与员工的努力不成正比关系,这也会使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另一缺点是如果卖掉其拥有的股票和行使期权后,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就随之消失。但晋商的顶身股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晋商的身股不能转让,人在则股在,人去则股无。这种顶身股制保持了骨干员工、元老员工的创业激情。克服了小富即安的狭隘意识。物质财富对于个体来讲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当员工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市场基础之后,可能就慢慢地趋于保守了,显然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晋商的顶身股制避免了员工对退休的恐惧,同时也保证了员工的忠诚。它优于“持股计划”的地方,是这种股权具有一定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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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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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产力建设基础,没有企业文化就没有企业经营方略和哲学,就不能充分体现企业科学的管理,更不要说先进技术和长久发展,青年作为推动先进文化发展的力量,青年文化建设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群体状况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加强青年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给企业提供持续稳定的发展基础[1]。
二、企业青年文化建设内涵
现阶段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青年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青年自身充满活力,他们有自身的文化需求,他们的文化充分体现了开放、创造、时代的特性,体现了青年的价值和认知体系,青年文化在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其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青年特点,是对社会认知的输出,作为青年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他们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成长性、可塑性、先导性、多样性、时尚性,这就要求在进行青年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尊重这些特性的同时依照文化发展规律来建设适宜企业的青年文化。
将青年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内涵当中去,培养提升青年文化内涵同时融入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形成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作为企业整体风貌是企业经济、文化交叉产物,既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又高于生产管理,通过不断提升青年文化思想高度和地位,辅助青年适应企业环境,加速成长,促进青年自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发展做出有效贡献[2]。
三、建设企业青年文化的重点
1.树立理想,坚定信念
企业的发展目标与青年的理想信念统一到一起,才是培养企业青年人才的重要方式,对于青年员工来说,理想、信念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培养具有“四有”素质的公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企业必须充分做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各种正确的政治思想来武装青年政治头脑,帮助树立正确坚定的信仰,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引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引导青年员工与企业价值观形成一致
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的体现,企业需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提高青年员工责任感,树立与企业荣辱与共的认识,通过相应措施、手段、方式将企业文化与青年员工行为意识相结,使青年员工建立与企业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企业文化内涵,不断强化提升青年员工价值观念,逐步引导引导青年员工与企业价值观形成一致[3]。
3.提高职业道德素质
职业道德是员工素养和企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培养并塑造青年员工的职业道德意识,积极进行相关引导,使得青年员工能够沉下心、定住气,立足本岗位,有效学习业务知识,提升业务组织能力,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弘扬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还是发展和塑造良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
4.重视青年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现阶段社会正处于高速度、快节奏的变革当中,青年员工的世界观、价值取向更是多种多样,在企业当中,党团组织应努力对其进行引导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青年员工与企业发展的统一,培养起责任感和忠诚度,采取必要措施将企业文化灌输给青年员工,通过各种形式建设优质的企业青年文化气氛。
四、提升企业青年文化建设水平的方法
1.政治组织齐抓共管
通过各种措施提高青年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时刻保持青年员工参与文化建设的意识,通过企业的政治组织、机构想青年员工介绍企业文化,是青年员工能够仔细认识企业文化,从心底认同企业文化内容,有效提高青年员工参与企业文化互动的积极性,通过多种形式营造文化氛围,将青年员工个人奋斗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相结合,使其重复认识到个人与集体是密不可分的,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
2.规范企业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
企业管理制度的作用是用来管理和规范员工行为,企业文化作为人文性质的管理文化形式,为更好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下去,要充分借助“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念,引进更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借助新经济形势的推动,打造以人才建设的核心,辅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计划,这不仅是符合企业在新经济形势下发展需求,更是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更是当下企业生存的根本所在,科学的管理及优秀的制度是保证企业发展的基础,青年员工处于企业中式遵从这种准则的,在遵从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时间这种工作风范,有效约束自身行为,恪守企业技术、生产、行为制度,参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培训,提升青年员工职业道德水平,提升其爱岗敬业、团队协作意识[4]。
3.坚守优良作风,摒弃文化糟粕
企业文化活动是培养建设青年文化的重要方式,企业文化的丰富多彩可以使得青年员工身心愉悦的同时激发其团结协作、奋力竞争的精神,因此,企业需要充分了解青年员工的生活环境及时代特性,精确把握周边环境发展的潮流与脉络,坚守优良作风,摒弃文化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好自身管理工作,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促进企业文化发展,使其成为企业的品牌优势,努力提升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的核心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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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区文化;文化建设
党的十指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基础。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社区的和谐文明建设,关系到社会的整体发展进步,关系到企业的和谐稳定。
一、企业社区文化活动建设要与对职工思想教育培训相结合
社区文化活动建设是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为此,企业要推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管理者,全面了解思想政治管理内容,合理做好企业不同职工工作空余时间的教育工作计划,针对不同员工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引导职工树立诚实守信、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实事求是的崇高思想道德观念,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丰富员工的精神世界,增强员工的精神力量,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培养员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工作精神和坚持爱国守法、明礼诚信的思想行为准则。此外,还要在员工的心理素质方面加强培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员工社交能力,帮助员工塑造良好的心理品格,保障职工以饱满的热情面对工作和生活,增强员工归属感,为企业创设温馨和谐的工作氛围,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文化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二、抓好企业社区群众舞蹈活动的开展
通过舞蹈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学会舞蹈、热爱舞蹈、参与舞蹈,引领居民用健康的文化活动来充实文化生活、融洽邻里联系,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使社区内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活力的和谐氛围。为此,一是搞好主题活动,定期组织交流和比赛,积极参与高层次、跨区域的社区舞蹈赛事,推动全市各地舞蹈队伍的交流,提高城市社区舞蹈水平。二是搞好特点活动,结合节庆和地方特点开展大家喜闻乐见的舞蹈活动。三是搞好普及活动,以点带面扩大参与面、利用媒体宣传,走访活动,调动群众的兴趣和参与热情。舞蹈干部可采取“对口联系、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根据社区的需求,不定期地开展业务指导,以推动社区群众舞蹈活动的繁荣。一些社区还注意举办少儿舞蹈培训班,通过不同类型的舞蹈教学,让孩子们在学习舞蹈后,勇于体现自己的才华,会跳舞、能跳舞,能表演、会表演,使孩子真正得到规范专业的训练、在陶冶情操、提高艺术修养素质的同时,拥有健康的体魄、高雅的气质。
三、立足群众需求,突出阵地建设
一是抓好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有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居民文化活动才能够有效开展,因此,在企业社区文化建设中单位一方面要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对文化活动设施进行建设和有效利用,设立活动中心、俱乐部、文化广场、图书馆、阅览室、展览室、宣传橱窗等设施;另一方面要强化社区软环境建设,结合企业特点策划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多方面出发,加强企业社区文化建设。二是抓好室内文化设施建设。在每个居民小区建立图书室、阅览室、文体室、健康教育室、职工之家、老年大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三是加强社区网络教育平台建设。社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积极开办网上学校,建起企业文化网、法律服务网、网上学习园地,设置中华书库、生活健康、休闲娱乐、法律课堂、音乐欣赏、时尚解读、热点追踪等网络教育专题,随时随地为职工群众提供学习内容,使职工群众的学习交流更为方便,文化信息的传播互动更加快捷。四是积极组织创作优秀文化作品。社区要积极调动各方面文化力量,引导社区广大文化艺术爱好者,运用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摄影、书法、美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相统一富含“油味”的优秀文化作品,传播先进文化,展现社区新风新貌,讴歌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让职工群众共享文化成果,提升文化素养。
四、企业社区文化要不断创新,完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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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电影对儒家文化促进作用
电影作为一项外来事物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其发展的100多年期间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也让本来带有深厚西方韵味的电影在中华大地上被本土化。其中对于中国电影影响最深的应当属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且在许多的中国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也正是体现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点,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点评。简单而言,中国电影需要得到发展则需要让其与儒家文化相融合。[1]这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中国电影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电影渗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思想,让其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与发展。更早时候当人们提及中国电影时,观众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功夫,而且中国电影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也正是依赖于中国功夫对国外观众的吸引力。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让许多影视工作人员在制作电影时,花费了更多时间来营造中国功夫的神奇,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功夫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所包涵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地挖掘。随着世界电影以及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许多的电影人制作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电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尝试着在中国电影中融入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的赞誉,也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从一开始的小丑的角色转变成为了一名稳定、多智的智者。这一切所获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电影人不断地努力,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借助电影的表达形式进行现当代的转化,让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够在中国电影中得到更加深入地挖掘与渗透。
二、 电影写实主义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忧患意识,这点可以从《论语》中讲述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中看出。儒家思想家孔子把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作为忧患的所有内容,而另一名儒家思想家孟子通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阐述他的忧患思想。[2]这种忧患意识对于中国后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影传入中国的时期刚好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之时,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为衰弱的年代。在这个衰弱的年代,中国电影所有的主题都是以自强与振兴为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儒家经典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担当,中国电影承担起了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重任。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开始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电影当中,借助电影的传播性让忧患思想的士大夫情怀向全中国进行传递,并且迅速地在观众群体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阶段所制作的中国电影,以当时社会背景为主题进行写实,并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想要通过电影把儒家忧患思想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起走向救国的道路。然后与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进行对比,其写实主义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虚荣心以及腐朽思想的批判层面之上。社会环境的区别让两种本来是相同的电影产业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当时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影片的导演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坐取向融入到影片当中,而且在这部影片中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升华。这部影片讲述了主角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能够接受到最新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当时动荡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也向人们提出了想要振兴中国,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影片中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共鸣。
三、 电影发展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融合
此外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文以载道思想,这个道是为人之道以及处事之道。这种经典的儒家思想包涵了对美善美的赞同,同时体现出了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的教化作用。从许多儒家思想家的文字作品中可以发现,其论著中饱含着警世恒言和治世明理,这些具有教化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电影以一种新兴事物传入中国后,其传播以及宣传作用立刻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同时电影这样一种新兴事物也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电影刚传入中国时,许多电影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制作出更多具有教化作用的影片来号如中华儿女自强救国。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电影人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影来宣传中华民族的公德心。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道德意识渐显弱化。在这样一个道德强化的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将经典的儒家思想进行融合,把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教化作用进行放大,并且发挥出其作用来感化当代民众,协助其能够树立起具有现代特征的道德意识,这项工作成为了当前电影人首要的工作。
篇9
关键词:道德教育;儒家文化;青少年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教育在社会道德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使人们自觉地践行某种道德义务,是培养人们内在道德品质、调节社会行为、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儒家文化反映出来的社会人生精论,是中华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今天,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新时期,儒家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思想,具有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青少年的道德现状需要儒家道德教育的回归
(一)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它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在儒家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孔子将“仁”提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使它位于“五常”之首,成为中华道德核心内容。孔子在论语中对“仁”的内涵和具体表现作了很多演绎:
首先,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仁作为生命的存在形式,具有其心理的基础,这就是情。人类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中,发展成为互尊互爱,同情之情,即道德情感。孔子正是从人类这种情感需要中,发掘出仁的心理要素,并将其作为仁的基础。可见,儒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孝亲教育,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形成一种家族亲情。
其次,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直接明了地揭示了仁的基本含义,即“仁者爱人”。在孔子看来,“仁”是做人的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众爱,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儒家圣贤的仁爱来自于对天地万物和亲子之情的感悟,是以“亲亲”之爱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儒家认为,亲情是人生而有之的感情,并且还具有推己及人的同情心,故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由亲亲到仁民。“这里强调爱人不是有条件,不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是无条件的,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现。”
再次,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中国文明开始之初,礼是一种国家政权的统治形式以及社会生活组织管理的形式,它集法律、道德以及社会习俗于一身,甚至兼有宗教的职能。礼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安排与统治制度,强调政治上的尊卑等级与血源上的亲疏远近。“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礼”作为道德范畴,它的内容复杂,但若我们撇开“礼”所包含的“礼制”、“礼教”等伦理制度,单就作为待人接物的“礼节”,作为个体修养的“礼仪”,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礼貌”等,都是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四,仁是勇敢。孔子将仁、知、勇合称为“君子之道”,孔子所讲的勇,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品格,指道德自由意志及其表现形式。在孔子看来,德性要通过意志表象出来。所谓“勇”,是自由意志,道德行为是自由抉择的,不是因为环境限制而被迫遵守的外在律令。其次,这种意志还必须外显,贯穿与体现人的行为。这种意志体现于生活中的自觉道德修养与道德磨练;体现在关键时刻与危机关头为道而舍弃一切,包括个人性命的担当与作为;体现于君子勇于实践、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勇气,这就是儒家一再强调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践道精神。
(二)青少年道德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在新形势下,青少年的道德现状存在问题:现在的孩子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难以经受挫折,遇事稍有不顺就牢骚满腹、意志薄弱、自控能力差。其次,青少年行为举止不文明,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礼仪都不在乎。再次,现代青少年在父母和家人的溺爱下,社会责任感淡漠。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势在必行。儒家的仁学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仁”作为全部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儒家所提倡的“仁”,撇除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其精华仍然为今天的道德教育提供丰富的营养和价值。
1.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重视家庭道德教育。当今许多青少年缺乏责任意识,其根源就在于没有得到家庭道德教育,没有形成很好的亲情,更没能由“亲亲”到“仁民”。对青少年应该重视家庭道德教育。父母应从小就抓好对孩子的仁爱之心的培养,使其能够形成良好的亲亲之情,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亲民之情,最终使每个青少年都能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胸怀。这样,对于和睦相亲的家庭关系的形成,对于尊老爱幼、善待他人、和谐社会的够建,都具有现实意义。
2.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重视“礼”,重视道德践行。当今许多青少年不懂礼仪,其原因在于我们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只停留于说教阶段,忽视了通过社会实践等方式来对青少年进行道德素质的引导。儒家文化提倡克己复礼,倡导通过自身的修行来实现礼,提倡君子之勇,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践道精神,所有这些,无不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意义。
二、儒家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启迪
(一)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贡献
1.道德教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孔子把德育,即加强弟子们的品德修养作为自己最基本的教育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里的“文”属于知识教育,而“行”、“忠”、“信”都属于德育的内容。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德才并重,把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要。青少年只有接受了良好的道德教育,才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掌握好自己的风向标。
2.道德教育应“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确实做到了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道德教育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实施因材施教的原则。青少年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处于一个逐渐成长的时期,具有不稳定性。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境遇不同,他们的身心特点又各不相同。在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时,应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身心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方法,道德教育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重视道德实践的训练。儒家提倡知行合一,慎言躬行。孔子重视道德实践,强调身体力行,即所谓“躬行”。认为身体力行是实现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把言行一致看成是君子的优秀品质。因此,在道德实践中一定要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当前我们对青少年所进行的道德教育,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课堂中。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要倡导他们在日常行为中恪守行为规范,将道德要求与自身修养紧密结合。这样,不仅对青少年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全体公民素质的提高也有促进作用。
(二)儒家道德教育的方法借鉴
1.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修养方法。所谓推己及人的方法,就是从自己的亲身需要、愿望和追求出发,推想到别人的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体察和理解他人,自觉地调解人我关系。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施于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方法。青少年在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自觉地采取和掌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方法,无疑会对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协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起到重要的作用。
2.内省自律,自我完善的修养方法。道德贵在自律。儒家特别强调道德价值与人格的实现要通过“自律”来达到。因此,他们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即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个性和品格;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在道德修养中,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严于律己”一样,是行之有效的格言。他们又强调“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指出自己道德的完善要多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点,改正自己的不足,不断完善自己,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应该经常自省自律,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三、儒家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
自强不息,是指一种自我永不懈怠的精神。自强不息的根本要求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孔子自述其一生的求学经历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还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发奋忘食,是学有未得之形;乐以忘忧,是学有所得之状。以其未得之愤,已得之乐,故忘其年岁之长。孔子的学问正是靠“发愤忘食”的自强精神得来的。所以,青少年要想有所建树,应该自强不息,志存高远,永不停步。
(二)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
公忠是儒家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规范。公忠是个人的“修养之要”,为社会道德的最高原则。孔子不忧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忧国家的利害得失。他感叹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提出:“乐民之乐也,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显示出他们对国家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公忠思想对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第一的整体主义价值观起了关键性作用。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任,更应以天下为己任,树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三)舍生取义的气节操守
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追求幸福是人们共同的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儒家看来,欲求只是人们为保持生存的一种低层次需要,高层次是对道义的追求。这正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儒家认为,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取物质利益,是不应该享受的。儒家重义并不是不讲利,只是强调“以义为上”、“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强烈强烈冲击下,许多人形成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正确的价值观。儒家提倡的这种“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的主张对青少年人格培养,对青少年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正确的金钱观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良好的道德是做人的品格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青少年的道德现状需要儒家道德教育的回归。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前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我们挖掘和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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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束有鹏.儒家道德思想在青少年品性养成中的现代价值[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12).
篇10
关键词:儒家伦理文化圈;区域文化;经济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12-0080-02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竞争日益加剧,区域经济竞争力作为一个区域为其自身发展而在其从属的大区域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成为地区经济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同时现代文化作为一种重要资源正愈来愈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和竞争力提升,而由特定区域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一种区域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显著。东亚“儒家伦理文化圈”通过对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表明:区域文化与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提升经济竞争力应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借鉴和融合。
一、区域文化与经济竞争力的关系
区域文化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经济竞争力的发展状况对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支撑作用,不同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文化;而区域文化环境又对经济竞争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总是体现出不同类型区域文化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竞争力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
一定的区域文化是由特定的区域经济状况和发展过程决定的,它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等。由于地理区位、资源、气候、人文、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各区域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各具特色并互有差异,各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孕育了具有不同个性特质的区域文化。
(二)区域文化对该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文化作为一种重要资源正愈来愈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推动着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文化力日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对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亦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在作用。
(三)区域文化对该地区经济竞争力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般意义上,与落后的区域经济相适应的区域文化必然会影响人们在观念、意识等文化方面的素质,阻碍了该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一个区域过去经济发达,后因多种原因导致经济落后,其文化影响力还会因历史发展的惯性而持续很长时间。
二、区域文化对经济竞争力提升的作用
区域文化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要素,通过价值观念导向与选择行为方式而影响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则有可能被整合进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成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东亚“儒家伦理文化圈”的形成表明,历史上东亚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文化特质,儒家文化是东亚现代化形成的文化底蕴的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具体而言,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竞争力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维权体制,强调政府的集权领导
它透过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网络来支撑高度一元的集权统治,维持秩序,操守道德,并以此为基础介入和铸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战后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就是经历了其强人政治之后,逐渐走向经济自由化的道路。在完成经济和政治双重历史任务时,采取非常措施引进现代市场经济,调动一切社会资源达成现代化的目标。儒家文化主张家长和上司至高无上,讲究上下尊卑,认可现有权威和秩序,十分有利于东亚精英集团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
(二)注重国家利益,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儒家文化主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是以家庭为根基加以组织的,儒家伦理是把家族和国家作为集体的伦理。东亚儒家社会对个人有着高度期望和约束,要求个人对家庭与国家高度负责。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经济组织才能有效率,儒家社会具有较强的尊重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传统,东亚的个人始终是他所属群体的典型一分子,这种崇尚群体的倾向是促使该地区政治、经济获得稳定的一个根本因素。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东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即使在最现代化的部门里,仍然可以目睹一种集体团结和纪律的价值。
(三)以家族伦理为核心,东亚的企业主要是依据家族组织形成的
东亚社会缺乏西方由普遍主义文化遗产带来的各种普遍规范和价值体系,尤其缺乏契约观念、平等观念和自由联合的艺术,个人之间难以相互信任和开展合作。但是,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们之间不仅能够相互信赖,身份地位高的人能够对身份地位低的人加以支配,而且必要时人们能够为家族整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传统的家族主义为东亚的家族企业组织工业经济活动,保证劳动人口就业等方面提供了深层次的支持。东亚家族主义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相对稳定和谐,同样受惠于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提升经济竞争力,构建区域发展之路径
当前,根据文化观念的区域差异性,通过对区域群体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探寻、描述、分析、扬长避短,能动地促进观念变迁,进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甚至先行变革,发挥先驱作用,对激活区域经济发展和活性的保持与重构,提升经济竞争力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继承优良传统文化与区域发展
现代化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消除自然经济的影响和文化神圣化,推进多种所有制发展和文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观念逐渐显化,并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结合,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把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潜质开发出来,才能保证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经济的腾飞。文化多样化既包括各种文化形态在风格上的多样化,也包括各区域文化的多样化,文化的区域化、个性化是发挥区域优势,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二)注重文化观念的传播与吸收
在现实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只注重资金、技术等有形要素的引进,而不注重观念思想、文化背景的分析与借鉴,即只注重硬环境的建设,不注意软环境的优化与重构。整体上导致要素配置不协调、不整合。发展速度慢,经济效益差。故在对外交流、借鉴、引进中,应逐渐树立新观念、形成新意识。不同区域的文化多姿多彩,跳出自身传统文化中固执、保守的价值观念,重视对其他先进区域的文化借鉴和吸纳,并将其与自身文化相融合,做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渗透、贯通、统一,将更加有利于本区域文化的健康发展,从而为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
(三)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理念
现代化的实现不仅包含了以工业为内容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包含了以信息化、全球化、知识化、生态化为内容的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要求。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面临着后工业时代的某些困难。它要求我们实现从单纯经济增长向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并且从中寻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它强调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区域发展和全球发展的对接,生态环境优化与经济发展的结合,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以传统工业化推进现代化并不是最佳选择,只有把握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把信息化、全球化、知识化、生态化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树立自身的优势,形成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李庆松,董四代.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J].前沿,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