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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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搞文化建时，普遍感到员工的执行力不足，这是因为企业家并没有认识到，企业的执行力需要有执行性文化的支撑。一个企业，如果从高层起就只重议论而不重行动，就不可能要求员工做到位。曾有一个笑话讲，某企业高层领导做出要彻底根除四害的决策，途径是“给苍蝇戴手套，给蚊子戴口罩，给蟑螂戴脚镣，给老鼠戴”。只要能做到上述这几点，世界从此就会不再受“四害”的危害，也许，“四害”还可能变成“四益”，就可能变废为宝。

这一决策看似高明，一石二鸟，但仔细想想，谁去执行？下属具有什么样的执行力才能把这种决策执行到位？因此不会有人去执行，更没有人有能力去执行。现实企业中存在着很多类似这样的决策，看似高明实则无法执行。之所以出现这样令人可气又可笑的决策，是因为很多企业存在的一种空谈文化，一种和执行相对立的文化。企业要有执行力，第一是要充分地沟通。只有通过充分地沟通才能达成共识，通过沟通对目标、路径、游戏规则等问题成一致理解，做到上下同欲。但仅仅做到上下同欲还不行，还要有一种一次执行到位的习惯，一种注重细节的习惯。因此就企业文化建设来，就是要在企业内部创建一种执行文化，培养员工重视细节，将小事做细、做到位的良好习惯。刚开始是一种规则，把规则坚持做下去就会变成一种习性，员工有了这种习性，企业在执行方面就会有力量。

然而为什么很多企业有很好的理念，也讲客户价值导向，但就是感受不到员工在一线为客户服务的真诚劲儿？就是感觉不到员工的热情和温度？客户无法通过一线员工的服务感受到企业倡导的文化理念，关键就是员工在细节上做不到位，没有一个做到位的良好习惯。所以，如何通过文化建设来创建一种执行性文化，这是企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美国兰德·麦肯锡等国际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通过对全球优秀企业的研究得出结论，世界500强之所以胜出其他公司，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善于给自己的企业文化注入活力。一流公司的企业文化往往跟普通公司的企业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一流公司往往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以客户为中心的意识、平等对待员工的意识、激励与创新意识等，但其他公司在这些方面往往较差。优秀企业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有优秀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支撑着这个企业始终如一，使得企业具有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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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变化思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把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看成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种存在状态。例如，《易传》把变化视为事物发展之新的状态，或变易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均是变化的结果。《易传》记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由于天地的变化才得以生成万物，变化即生成，生成是变化的结果。此外，“变化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表明了变化的根本要义是反复与创新。《易传》创下了“先化后变”的思维，《中庸》则提出了“先变后化”的思维。《中庸》记载：“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说明了事物从小到大，从微至著，从内及外，逐渐由不明显到显著的变化过程。纵观儒学从先秦萌芽到两汉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历程，它是一个后儒在前儒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日新变化思维的烙印。例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完善，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又如，荀子的思想体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学到了宋明时期，把佛教的心性说和道家的天地万物生长说批判地吸收进来，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些都是儒家日新变化思维方式在学说或者文化发展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展需要高度凝炼而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维特点。同时，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时代是不断推进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需要变革，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定型，还需要不断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基于时代、源于实践、生于变革，从中便可窥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变化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三）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

篇3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篇4

一、从仪式崇拜到“德诚于中”

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

三、中国儒家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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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功能是成于乐而游于艺，儒家的成德思想理念不仅在审美和实践中得到应用，更严重影响了现在园林审美功能的设计方向。园林真正的乐趣不仅仅局限于精神，而最终应该展现在园林功能上，从感性角度出发，用4个字概括则为：兴、观、群、怨。其中兴代表的是人们内心的感触，群是表达人亲切的感情，与怨截然相反，在现代园林设计中更强调景观与人情感的连接，展现的是一种情感共鸣，更符合人们的审美观点和生活情趣，从而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活动产生影响，彰显了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实际应用。而游于艺更多代表的是人们内心与礼乐的交流，通过园林的艺术特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将人们在单纯意义上的种花种草行为，通过其实用价值，在精神文化的渲染下，体会儒家教育的内涵，帮助人们形成一种积极的处世观念和思维模式，成于乐是让人忘记了客观存在的时间。将人的物理概念抽象化，将有限的先天条件无限扩大，从这种视野角度出发，摒弃消极的处世观念，追求人生的新高度，这种是真正儒家精神的存在价值。

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形态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审美形态可以概括为：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文化审美思想的渗透帮助现代园林景观形成自身独特的设计特点，将孔子的中心思想进行概括，主要可以分为2大内容：其中一种是人和，更多强调的是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审美不仅局限于表面的字面内容，而是根据这种内容决定了现代运作方式，这种最终状态即为中和；另外一种为乐和，乐和主要指的是审美艺术的优雅大方，柔和婉转。将人和和乐和进行内容总结即为中和，中和是儒家思想中人们为人处世的准则，即为中庸之道。现代园林的景观设计在感情的表达上更加含蓄婉转，逐渐完善了现代园林景观的审美形态，促进了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前进步伐和艺术发展空间，提高了园林建设的审美价值。

3总结

篇6

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在中国千年的封建家庭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当代家庭。当代的家庭教育，不但要紧跟时代脚步，实现现代化教育，同时亦需要取传统文化之精华，去传统文化之糟粕。

1成熟的儒家伦理思想给予后世家庭教育以积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有一套成熟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人脑中根深蒂固，不随时代而变迁，也不随朝代而更迭，而是通过教育绵延至今。儒家伦理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准则显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其对天人合一的推崇，及对人道为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视，不仅影响着古代家庭教育，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家庭教育。

1．1知孝明悌的家族观

知孝明悌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孝”指尊敬父母，回报父母；“悌”指友爱兄长，包括朋友情谊。儒家伦理文化认为知孝明悌不是生搬硬套的教条，而是培养人性和谐的“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孝悌观念历经千年，早已植根于中国千万个家庭之中。父母是孩子身边的榜样，绝大多数父母不仅尊敬孝顺上一辈，而且会积极运用儒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观点教育下一辈。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无论是对当代社会还是对下一代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利的。

1．2和睦相处的处世观

中国传统文化对内讲究“家和万事兴”，对外讲究“以和为贵”，即使做生意也追求“和气生财”。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包括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亲相爱，而且包括与外部世界的和平共处。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培养了中国人爱好和平、互相友爱的性格。相比今日的中国家庭教育，在很多处世教育方面存在不足。例如，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辈、祖父辈的过分关爱使得孩子极易形成自私、冷漠的性格。这类孩子在家不知尊敬长辈，在外为己是中心，不懂得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儒家和睦处世的伦理观在我们当代的家庭教育中亦有其用武之地。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是物质欲望、生理欲望等各种欲望充斥其中的社会，喧闹繁华的世界背后，需要的是真、善、美，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本我的真诚和谐的联系。所以，在现在的家庭教育中，除了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独立意识等意识，和睦处世思想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日后成为冷血无情的人。

1．3诚实守信的道德操守

诚信是儒学伦理文化较为重要的观点之一，同时也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曾子杀猪教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一方面，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话。另一方面，曾子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当代的家庭教育内容包含甚广，诚信教育不可缺失。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诚实守信不仅影响着他们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而且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心态。诚实守信的孩子持着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他们待人诚信，同时也愿意相信别人会在自己有困难时伸手援助他们。谎话连篇的孩子在生活中总是怀着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易妒忌、猜疑，不信任他人。由此可见，诚信教育在当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我们应该对孩子们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榜样的作用。在很多示范性事物中，身教远远胜于言教。

1．4修身养性的精神意趣

这里所提到的修身养性主要是指礼仪教育。我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重视礼仪教育，不仅是传统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传承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中起到了纽带联接的作用。孔子曾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以礼教人，不仅有利于孩子良好品格的培养，而且有利于规范父母的言辞行为。父母在教育孩子礼乐修身的同时，自身的行为标准也在提高。

2积极影响背后的消极因素

2．1唯古是从，缺少创新精神

很多中国家庭就“中国文化”这一问题，教育孩子的时候，不免会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话虽没错，不免让孩子心生一种高傲自大之情，误认为中国文化都是好的，造成一种唯古是从、盲目崇古，因循守旧的心理。这种心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且会阻碍创新意识的培养。

2．2中庸思想，竞争意识薄弱

中庸思想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的人伦思想，即人的内在精神；二是，外在的行为方法，即适度、适时，合乎人们的行事准则。但现在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中庸的深层含义，只是停留在表层含义，例如泛泛的理解为“折中、调和”，如此的理解尽管其本身没有错，但我们的部分家长若本身学艺不精，在教育后代时，势必会造成偏差。导致下一代错误地将中庸理解为平庸、不偏不倚，维持一个中等位置。这种有偏差的思想继而又会影响到孩子竞争意识的形成，不利于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发展。

2．3愚忠愚孝，专制氛围浓厚

我们的自然生存环境造就了父权制为主的农耕文化，从而产生“重尊卑、知贵贱”的等级观念，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等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注重尊老爱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人与年轻人的不平等，并且在家庭中或许会催生出严肃、专制的氛围，让孩子自小就无法感受民主氛围，一味地愚忠愚孝。

二、儒家伦理文化给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儒家伦理文化成为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的统一体。我们的家庭教育面对传统儒家思想时，通常有两种较为极端的看法：一是，全面否定，盲目从外；二是，全面肯定，高傲自大。这种消极的文化现象不仅在平常家庭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很多国人心里也存在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应该摆平心态，逐步克服。当代家庭在运用儒家伦理文化时，应做到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应认识到儒家伦理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家庭得以维系、社会得以维稳的轴线。但其诞生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服务于无尚王权，其自身必然存在着不符合当代社会弘扬的精神文化思想。所以，在家庭教育中需要做到客观辩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在教育子女时，不能只停留在言传，更要重视身教，努力做好榜样作用。我们的家长只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儒家伦理文化的合理部分，以及行动上深刻践行其理念指导，达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我们的家庭教育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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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齐家文化玉璧；造型；纹饰；风格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及研究工作的深入，齐家文化玉器别具特色的玉文化体系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成为羌玉文化亚板块的代表。和同为东越玉文化板块代表的良渚文化玉器、东夷玉文化板块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交相辉映，成为中国玉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齐家文化玉器的大放光彩，源于它鲜明的特征，本文欲着重说明齐家玉璧的特征。

一.玉质特征

一般来说，新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制作玉器所选用的玉材均是就地取材，而非远距离搬运，齐家先民却是例外。齐家文化玉资源大多来自青海格尔木、甘肃榆中玉石山、祁连山等地，极少数却是进入遥远的昆仑山和田、阿尔金山且末、若羌采集的。经检验齐家玉壁所用的玉材为透闪石、阳起石（软玉）以及蛇纹石等。早期齐家文化的一批玉璧材质较差，含有较重的石质材料；而中、晚期齐家文化玉璧玉质较精良，有和田软玉、蛇纹石玉（酒泉玉、祁连玉）等。玉材的丰富使得齐家玉壁显出鲜明的特征：玉质斑斓。斑斓的玉质使其玉璧在色泽上也呈现出丰富的色彩，不仅有浅绿色、墨绿色、青绿色、碧绿色也有青白色、乳白色、山黄色、灰色等。不似良渚玉璧普遍具有“白化”现象，色泽以绿为基调，夹杂近乎黑色的斑点。所以齐家玉壁的质地特征是：玉质斑斓、色泽丰富。

二.造型特征

从齐家文化各遗址出土的玉璧来看，以周边呈正圆形的居多，也有椭圆形、多边形或不规则形、圆角方形等，种类丰富。齐家玉壁还呈现出一种造型工艺上的两极风化：大部分玉壁厚薄不均、璧边缘多有磨痕、切痕等，极不规整，对几何形体的把握要求不严；但也有一部分玉璧浑圆规整、合乎规矩、厚薄均匀、打磨精细。皇娘娘台遗址、海藏寺遗址、师赵村遗址出土的玉璧为鲜明的两极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造型工艺上的两极化说明齐家玉壁造型随意平实，厚薄、规整、打磨程度皆随性、量力而为，不苛求奇特严谨。所以齐家玉壁以平实、大众化的造型和良渚玉璧保持了一致。

但齐家玉壁也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色，多件玉璜组成的联璧可谓是齐家玉壁在造型上的一大突破。半璧为璜，它是一种弧形或扇形的器物。在齐家文化遗址中一般是三个或四个璜组成一个璧，叫三璜联璧或四璜联璧。在青海民和县的喇家遗址出土了一件三璜联璧，以深绿色为底夹杂褐色斑点，由三片玉璜对接成为一块完整的璧。这种多璜组璧的形式在史前玉器中是很独特的，虽然红山玉器中也有联璧，但和齐家文化的多璜组璧是有区别的，红山文化的三联璧是呈长条状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齐家玉壁在造型上拥有自己特色的同时也保留着红山、良渚、龙山等文化玉璧的基本形式。

因此齐家玉壁的造型特征就是：平实大众袭往昔、多璜组璧显特色。

三.纹饰特征

如果说良渚玉器、红山玉器的纹饰以夸张的想象力闻名的话，那么齐家玉器必然是以平实无华的写实手法见长的。齐家玉壁多是平素无纹的，也有一些是以细线平行线阴刻装饰的，阴刻细线也不乏细如发丝、流畅灵活的。在光素的玉璧面上多做打洼的起伏处理，形成了沟垄纹；也有一些玉璧采用相向对锯的方式把玉料锯剖成片，所以锯剖相接处往往错位，形成了阶梯。这些都使壁面有了阴阳面，玉色也伴随着方向、角度以及运转速度的快慢出现变化，增添了一份灵巧跃动色彩。红山玉璧也有相似的处理加工，不过它们的更具了一些跌宕雄奇的色彩。

玉璧璧孔周围往往有旋转性工具——砣留下来的痕迹，这些痕迹呈斜坡状，为同心圆弧线和较深的阴弧线。从海藏寺遗址出土的玉器边角料、半成品、毛坯等，以及其中一块玉板尚留有清晰的切割痕迹可以推知当时已有磨玉作坊，说明玉石加工已从石器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专业性的工具砣必定会因运而生，只是它还很原始，从这一角度来说，玉璧上存在砣痕是合理的。当然，也不排除这些痕迹是由硬尖石器留下的。总之，这些痕迹不经意间成就了齐家玉壁纹饰简约的特征。

因此齐家玉壁的纹饰特征是：平素无纹、简约灵巧。

四.风格特征

齐家玉壁比东北的红山玉璧、东南的良渚玉璧晚，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但齐家玉壁的难得之处在于：沿袭了某些要素，却也发展成了别具一格的体系，以更加大气、成熟的姿态与它们鼎足而立。

造型工艺方面，齐家玉壁积极融合了良渚玉璧的基本形式，同时还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多璜联璧的造型艺术，使齐家玉壁更趋成熟。齐家玉壁器形一般都较大，显得典雅而大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齐家玉壁在融合了其它诸文化玉璧的要素的同时又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以海纳百川的气势彰显着自己的大气，这种大气来源于自身极为鲜明的地方风格的形成；纹饰特色方面：齐家玉器不尚装饰，纹饰粗糙随意、打磨也较粗糙，很多玉璧上的所谓“纹饰”也不过就是无意间的“雕琢”，正因为如此，使其纹饰不似良渚纹饰那般注重细腻、精细，也不似红山纹饰那般追求跌宕、雄奇，反而在粗糙中带了份随性的跃动，具有了草率的率性气息。玉质特点方面：大气的囊括了诸多的玉材。

综上所述，齐家玉壁的大气草率不同于红山玉璧的粗狂雄奇，更不同于良渚玉璧的精细隽秀，它更多的是在挖掘原始治玉工艺稚气气韵当中的灵动、自由，而红山玉璧专注于稚气气韵当中的跌宕，良渚玉璧则是在寻找稚气气韵当中的精致。因此，它们风格各异。

参考文献：

[1]杨伯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2]杨伯达，杨伯达说玉器[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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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众；文化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0(C)-0153-01

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不仅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而且他们对群众文化艺术的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逐步向欣赏高品位且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进行转变，开始对高雅的艺术进行追求。所以，对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对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以及情感需求进行深入了解，创造出适合人民群众欣赏要求的优秀作品，并在不同层次上来把人民的心灵呼唤以及社会的迫切要求进行直观的反映，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保障。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文化艺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先进的、科学的以及健康的文化艺术能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文化艺术建设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群众文化艺术来说，它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群众文化艺术，要繁荣群众文化艺术，要把群众文化艺术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群众文化已由过去的教育型转变成了现在的休闲消遣型，尤其是随着大众传媒的高层次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趋向于花样多变的节目，那么，怎样用正确的舆论来对人们进行正确的引导，用健康的文艺节目来对人们进行教育，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对人们进行陶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群众文化艺术在这里就体现出了它的不可取代的作用，群众文化艺术是通过文化馆来进行传播的，而文化馆是政府专门设立的，其目的是向群众宣传教育、并组织和辅导群众积极主动的开展文化活动，它是群众艺术活动的龙头，是精神文明传播的前沿阵地，它是始终都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弘扬的是主旋律，传播的是科学文化知识，保护的是民族的文化遗产，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群众的文化娱乐进行服务，从而来引导人们进行正确的文化消费，形成健康积极的社会风气。

三、在提高人才素质的修养方面的作用

对于群众文化艺术来说，它的内容涉及了书法、美术、舞蹈、乐器、影视表演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剧本等等，它的创作是由高素质的艺术队伍来进行的，不仅和社会的需求相满足，还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各类文化艺术都是通过人们以点来促面的方式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从而来促使地区群众文化的健康发展，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来对群众文化活动中人才短缺的现象进行弥补。基于群众文化艺术的这一作用，就应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积极进行开拓和创新，加强管理并不断改革，来适应文化建设的发展，要把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出发，探索出形式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来使人民的素质不断提升，培养出更高素质的人才骨干来创作出更具教育性并且受人们欢迎的新艺术作品。

四、在乡镇群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化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是要有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并且能够让群众文化艺术显示出特殊功能的生活方式，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方式有歌唱比赛的举办、舞蹈、戏曲、书法、美术、摄影、剪纸、秧歌、手工艺作品以及技能大赛等多种形式，通过文艺活动的方式来把自然生活中的美形象的表达出来，从而来把人么的思想引入到更高的层次上来。对于乡镇文化建设来说，它不仅仅包含了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对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影响，乡镇的群众文化是文化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从群众文化艺术方面入手，能够在乡镇群众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于农村中的群众来说，他们有很多都是民间文化的爱好者，有的是戏迷、有的是民间的故事家。有的是声乐迷、有的是剪纸高手、有的是书法爱好者、有的是美术爱好者、有的是根雕的巧匠等，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在艺术修养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基础，他们是乡镇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中的坚实的力量。那么，要想把群众文化艺术的在乡镇群众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发挥出来，就必须要把这批骨干的带头作用发挥出来，使他们能够在乡镇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中进行活跃起来，来把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并成为群众文化的主流。

另外，群众文化艺术事业从开始兴起就已经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其根本方向，把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根本任务的，所以说，它在乡镇群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取代的。

结语：总之，群众文化艺术的价值是在诸多方面都能得到体现，对于它来说，不仅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需要得到了满足，更对国家以及整个民族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丰富和发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政府及相关人员必须要努力的方向，在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丰富和发展中把其应有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单位：广西来宾市群众艺术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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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菜的特点是配料齐全，色彩鲜艳，原汁原味，鲜美可口。除了口味极佳，此菜还寓意全家团聚之福，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情感。此菜的来历颇为传奇。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一位名叫朱贤的儒生死里逃生，一直在外流浪，直到秦二世即位朱贤才返回家乡。但家中的房屋已被洪水冲垮，妻儿流落在外不知所踪。朱贤便欲跳江自尽，幸被一渔夫救起。后在渔夫的帮助之下一家人最终又团圆了。渔夫得悉后，采集了山珍海味，请来名厨，为庆贺朱贤一家人团圆举办了一桌庆贺宴。厨师在得知朱贤一家人悲欢离合的经历后，特选了山上长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生的各种山珍海味、禽、兽、鱼及蔬菜，采用滑油和烧炒相结合的方法，烹制了一个特制菜，取名“全家福”。

此外还有一说是项羽为跟刘邦争霸天下无暇品尝每道精致的菜肴，遂将其混合搅拌，并深为喜爱，此菜就逐渐流传开来。至于“全家福”名字的来历，据传与清朝乾隆皇帝有关。说乾隆第六次下江南时，两江总督为了让乾隆尝到当地特色，就让厨师做了这道杂烩。乾隆吃后大为赞赏，并将此菜命名为“全家福”。从此，它便成为一道名菜并流传到各地。清代官员每到各地巡访，头一道菜都是“全家福”。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全家福作为一道菜有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全家福”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合、家国思想的精髓。

1. “全家福”体现了中庸之道

什么是中庸之道？用现代的话说有四点：第一、做事不要太苦；第二、享欲不要太乐；第三、待人不要太苛；第四、用物不要太荣。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

“全家福”的用料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点。山上长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生的各种山珍海味、禽、兽、鱼及蔬菜都是天地之作，把这些放在一起烹饪，保留了原汁原味，享用者既不太苦也不太乐，不太苛也不太荣，实在是“能尽物之性”。

2. “全家福”蕴含着和合精神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不断变化的“和”字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合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易经》“和”字有和谐、和善之意。《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和合文化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更是中国文化对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之一。

“全家福”用各种风味迥异的食材通过层次的混合从而达到和谐的美味，正标志着只要处理得当，不同特性的事物都可以融合出新鲜的特色。这不仅是在食物上如此，在人际关系、社会群体之间，乃至国际之间都是如此。不管各自有着怎样的背景，有着怎样的历史，有着怎样的文化，只要愿意“和合”共处，总是能找出和平共处的方法，就像制作“全家福”的过程一样。

3. “全家福”蕴含家国思想

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人千年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最推崇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国土和人民是国家的基本要素，没有生活在国土上的千千万万个人和家庭，就没有国家。孔子说乱邦不居，危邦不入，国家治理不好，世道不宁，民不聊生。可以说，家事就是国事，国务就是家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家庭问题，更是国家要事要务。

篇10

从理论上讲，课程整合(CurriculumIntegration)意味着对课程设置、各课程教育教学的目标、教学设计、评价等诸要素作系统的考量与操作，也就是说要用整体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来认识、研究教育过程中各种教育因素之间的关系。

比较狭义的课程整合通常指的是，考虑到各门原分列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将这些课程综合化。

还有一种整合是相对广义的，即课程设置的名目不变，但相关课程的课程目标、教学与操作内容(包括例子、练习等)、学习的手段等课程要素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当这些互相渗透和补充的重要性并不突出，或者已经非常自然，到了潜移默化的程度时，就没有必要专门提“整合”了。反之，就需要强调“整合”。

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的整合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概念，而是国内外计算机学科教学与应用长期探索、实践与反思的结果。计算机有规模地进入教育领域，在发达国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80年代初也已经有了相当积极的探索。在这20多年中，计算机技术本身突飞猛进，其应用更是迅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尽管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几乎已被全世界所公认，在学校里相对的投入也很大，计算机却始终是“游离于教学的核心以外”。学校的主业，即各学科课程的教学，没有享受到多少计算机带来的效益。但通过长期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整合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近几年来，更被看做是改革传统教学弊端的重要举措。

如何具体理解信息技术教育的课程整合，如何具体实现整合，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最主要的可能还在于对课程整合的目标价值观的微妙差异。

目前国内对课程整合比较主流的理解是“把计算机技术融入到各学科教学中，就像使用黑板、粉笔、纸和笔一样自然、流畅”。这种观点将课程整合的重点放在CAI，即计算机辅助教学上。它突出计算机作为工具，去辅助各传统学科的教学。在做法上，该课题强调3个要点：一是软件方面寻求合适的教学平台，提倡教师利用现有平台，而不提倡教师人人做课件；二是相应的教师培训，一方面应着重提倡一般化的基本技能培训，如对Office基本组件Word、Excel及Powerpoint的培训；另一方面是学科素养、学科教学论及教育技术理论(如教学设计)方面的培训；三是在教师熟练掌握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信息检索、师生交流、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多媒体演示等手段实施课程整合。目前这方面的实践比较热门也是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利用美国开发的计算机教学软件“几何画板”与数学、物理课程进行整合。从整合的目标价值观看，这种观点看重的似乎是被辅助的其他各学科教育(包括突破难、重点，提高教学效率乃至改变教学模式)，而非信息技术教育本身。

另有一种对信息技术课程整合的理解主要指信息技术课程的内部整合。例如，可以让整体的信息技术课程由正规的学科课程(排入正规课表、教材)、活动课程(如网页制作、网络知识、电脑美术、编程等兴趣小组)和其他隐性课程(如学校与周边社会的信息环境)来组合而成，并协调这些环节来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这一类课程整合有时也涵盖调整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评价方法等。总的来说，这一类整合从目标价值观看，主要着眼于达成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为他们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从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全局出发，信息技术的课程整合，无论是其自身的，还是与其他学科课程之间的，都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信息技术学科本身的特点以及它确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样的事实所决定的。事实上，这一课程整合也确已成为各国信息技术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基于对取得的资料的分析，对已有实践的思考和一些理论推测，本文就信息技术教育课程整合问题，提以下几点，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1)CAI，即计算机辅助各课程教学是目前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各课程整合的主要的并且也是有效的方式，但从更完整意义的整合目标价值观看，这种整合方式也应逐步体现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价值。例如，在整合的环节中，可有意识地注意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意识及灵活地检索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展示信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流行的整堂课以讲为主加大屏幕展示的模式，其信息技术教育方面的价值就不大，而基于光盘或网络检索的探究模式或实验、调查加计算机数据处理的模式价值就很高了。事实上，包括设备投入在内，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成本相当高，如果只计被辅助课程的目标价值，不计信息技术教育方面的目标价值，是很难取得令人信服的效益成本比的。

(2)信息技术学科需要单列的课程，课程设置不宜完全模仿其他传统课程。一种做法是配以一定的主题活动课程，如网页设计、电脑美术等；另一种做法是干脆在课程和教材中安排这些主题，甚至安排计算机辅助的其他学科(如语言、数学、科学、历史等)内容的学习，这种做法其实在美国的小学中被经常采用。信息技术学科自身课程的整合方面还有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是各个学习阶段的课程整合问题，也即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如何安排和衔接。这个问题近阶段会非常突出。

(3)信息技术教育的整体目标和任务单独依靠其课程教学本身是难以全面达成的，与其他学科课程的整合、专题活动课程的安排、学校及周边信息环境的建设和利用，将非常有利于信息技术教育目标的实现。

(4)在各科教材的改革中，也应努力体现与信息技术学科的整合。例如，是否需要重选内容、实例、实验、练习等？

(5)教学模式的改革(或重构)中，信息技术课程整合的优势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在其以课程整合设计为主要目标的“2061计划”中提到：“如果说重构模式并不是一件难事和并不需要多长时间的话，那么要让它代替已有的课程模式则是相当大的难题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教学模式的改革似乎更加艰难。信息技术这一全新的教育因素的恰当介入，是可以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的。配合教学模式的改革，将计算机配到教室和实验室，也是一个应该积极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