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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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精神确实孕育和促成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它所包含的科技文明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它是引领西方国家走向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莫不从中受到影响和冲击，并且获益。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力量，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它绝不是全部。

这种现象（即交互影响）的原因是与两种文化的不同含蕴有关的。中国文化是龙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西方文化是斯芬克思文化，是个体文化。中国文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群体，着重于处于群体中的人的关系。它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也不反对退而求其次，讲求修身养性，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它是以多元思想并存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提倡个性，提倡战斗精神和勇士精神，它以二元的两极对立为依据。这两种文化，各有其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不能笼统地说谁好谁坏、谁高谁低。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但绝不是一种文化主宰全球。各种文化都必然有自身利弊得失的两面，也有符合与不符合历史的两面。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互为补充、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以促成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迈向先进的境地。它也必然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不离自身的文化精神，从而求得在平和的心态中的稳进，也得以保持心性的崇高，不离生命的本原，同时也使整个群体祥宁合乐，更加融合一体。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之所以尚处于探索时期，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文化转型中的迷失。我们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往往会迷失自我，盲目追从。这也导致了当代的一些中国人追求西方文化的表层浮浅的东西，甚至其中的糟粕，而不能得其文化的精髓，也不能发扬我们自己文化的精髓，因而造成了一种虚浮的表象：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大肆盛行，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缺失没落，大家不知道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不知道如何挽救古典的传统文化。其实，这只是表象，中西文化真正内在的关系，还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风骨转型是在20世纪末，也蔓延到21世纪初。以上论述和观点也可以用来说明在世界文化大融合中，龙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可以说，龙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名词。简单说，龙文化在21世纪世界文化大融合中，是边缘而不废，它在不断地复兴。正如前面对中国文化的阐释，龙文化体现着群体性、多元性和人文关怀。龙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世界其他文化有着一些共通的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都体现了人、人的意志和人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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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王朝建立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起源阶段，重点介绍各个史前遗址，这不仅是我们探寻文化起源的重要证据，也是我国先民在物质、精神、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具体体现。2.夏、商、西周时期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形成和初始阶段。重点介绍夏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和周代的文化维新。3.春秋战国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重点介绍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思想。4.秦、汉时期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发展阶段。重点是秦代的文化一统和汉代的思想统一。5.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第五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时期。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形成以及文化成就。6.隋唐五代时期为第六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大繁荣阶段。重点介绍唐文化繁荣的原因、宏大气魄以及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7.宋辽夏金元时期为第七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阶段。重点介绍宋代的士族文化和市井文化、元代的的文学以及辽夏金少数民族文化。8.明清时期为第八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总结阶段。重点介绍明清两朝对古典文化的大汇总。这样的课程内容的设置，在实际教授起来，要想完成教学计划，每个部分几乎都是蜻蜓点水，一扫而过，该深入的地方没有时间去深入，学生感兴趣的地方也没有时间去具体讲解，所以，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针对这种情况，应对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以期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一）文化史的线索可简介

文化史的线索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简略介绍即可。因为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同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一致的。由于大部分学生从小就接触中国古代史，因此，对于历史的发展还是比较熟悉的。因而，这一部分可以一带而过。然而，文化史毕竟不等同于古代史，所以，在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每一个阶段的文化重点。这样，学生对每一阶段重点的内容有所了解，有利于之后具体教学的开展。

（二）选取典型性的文化特征

在每一发展阶段中，可以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来做深入的探究。这样，既可以满足学生深入学习的求知欲，又能使这门课有一定的深度。譬如，在进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史讲解的阶段，不用把诸子百家都一一讲解清楚，我们可以挑选其中的某一学派来做一个专题讲解。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学说对于古代甚至现代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课堂上可以从《孔子》这部影片谈起，对儒家思想的产生、其内容和影响做重点讲解。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思考儒家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具体的仁爱、自强、正义这些核心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举一反三，道教思想、墨家思想，甚至杨朱之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具体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对古代文化甚至我们现代的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来，课时的安排适中，学生既有学习的时间，又有思考的时间，还有深入探究的模板。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讲的就是这样的教学方式。

（三）学问与现实对接

学以致用，以古看今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在进行文化史学习的时候，要始终贯彻这一思想。所以，在讲解文化史的每一阶段时，要尽量与现代社会的思想、状况等结合，古今结合才能使这门课真正活起来。譬如在学习周代文化的时候，周礼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有很多的礼节早已废止，我们现在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其中有些礼节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如周代的婚姻“六礼”②就是其中之一。婚礼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陌生，那么，究竟哪些婚礼仪式是属于周代“六礼”的范畴之内呢？六礼在几千年的朝代更替中，又有哪些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对周代六礼进行讲解，古今对比，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对现代的婚礼进行渊源追溯，使得学问与现实能够真正对接。

（四）尽量缩短学习古代文化的距离感

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化的时候，往往存在着距离感。因此，教学内容的安排上，要尽量缩短这种距离感，要让学生真正深入其中，才能学有所悟。举例来说，现在央视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风靡一时，这部纪录片也受到了很多学生的喜欢，而饮食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学习中国文化史的时候，不妨以此为题，做一个专题探讨。这个部分可以放在宋代文化上来讲解。宋朝时期的市井文化兴盛，其主要表现形式，除了文学艺术之外，饮食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宋代的市井饮食，大多记录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之中，还有一部分是以诗文、绘画的形式流传下来，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吴郡志·风俗》、宋人梅尧臣的诗歌《河豚鱼》、南宋画作《斗浆图》等，不论是记载的各地小吃，还是吟咏的美味、描绘的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形，无不栩栩如生。以《舌尖上的中国》开题，先激起学生的兴趣，然后层层展开，通过对宋代饮食文化的介绍，使学生对宋代市井文化有了一个极深的印象，还可以借此引导学生对中国饮食文化史进行探讨。这样一来，教学内容的安排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可以解决知识的深入学习和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

二、教学方式

要想真正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除了教学内容之外，教学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充分利用多媒体

现在的教室一般都配备多媒体，多媒体对于现代化的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图片和影像往往是文字的必要辅助和补充。中国文化史尤其如此。比如在学习史前文化的时候，遗址的介绍是必要的，但是单靠一组组的数据，学生无法想象具体的情形。这个时候，多媒体的作用便凸显出来，在数据的旁边配上适当的图像，既直观，又能助于学生的理解。举例来说，在介绍后岗一期文化时，距今五六千年以前河南省濮阳西水坡（在河南濮阳市西南）的45号大墓中，壮年人尸骨旁边的随葬物为蚌壳摆成的虎、龙和鹿。这3种动物的形象不难想象，但是在几千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用蚌壳摆成的虎、龙和鹿的具体情形，假如不用图片的话，相信很难有学生会想象的跟实际出土的一样。再如，在讲解秦代文化统一的时候，秦始皇的“车同轨”措施，大家都不会陌生，但仔细探究“车同轨”的含义，相信会有不少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假如在多媒体上放上一组照片，即今天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井径秦皇古道，这条古道保存了秦始皇时期道路的原貌，在这条古道上，车辙痕迹又长又深，肉眼一看即非常明显，这样一来，不需要教师讲解，相信学生也一定能明白“车同轨”的含义。除此之外，还可以放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简短的资料片，利用视觉的冲击，加强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掌握和深入理解。

（二）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

现在的教学改革提倡还课堂于学生，让学生做课堂的主角。这就对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式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文化史这门课，很多的内容学生会很熟悉，因此，在新的教学改革形势下，可以最大范围的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如讨论课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在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之前，教师可以先给学生简单讲解一下，然后鼓励学生自己查阅资料，阅读文献，等下一节课的时候，进行一个班级的大讨论。比如在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化的时候，可以组织学生进行“魏晋名士”的探讨。这教学改革一时期，社会上有“品评”的风气，那么，今天我们在课堂上，也做一个“品评”，品鉴这一时期的名士，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可以让学生做总结，也可以教师自己做一下总结，这样一来，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还是以主动的形式参与进来的，效果应该比教师满堂讲解要更好一些。

（三）鼓励学生自己讲课

还可以让学生体会一下自己讲课。同讨论课一样，教师先布置好要讲解的内容，然后学生自己准备，或是做教案，或是做课件，第二节课的时候，鼓励学生自己到讲台上去讲解。主动讲解和被动接受，其效果差别巨大。通过这样的方式，既锻炼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也锻炼了学生的勇气。

（四）写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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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大学英语教学；教材建设；课程设置

学习外国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际，交际的基础是文化。…交际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外语这个桥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为我所用，提高本民族的素质，使之得以在世界之林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外语，将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介绍给世界，为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加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学习和传播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悠久而富有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是我们几千年以来行为做事的基础。“中庸之道”、“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价值观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近代以来，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接触增多，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价值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民族的人们喜爱中华文化，“华夏文化”受到了世人的注目和崇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孔子学院”在全世界深受欢迎，人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熏陶，受到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但是与这样的现状不吻合的是，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当中，中国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知识太少，几乎为零其结果就是，在年轻人当中，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而却不知“端午节”、“中秋节”为何物。据媒体报道，有的年轻人甚至将Mencius翻译成“孟休斯”。实在地说，大学英语教学经过多年的改革，大学生的英语能力的确有很大提高，与外国人的交流容易多了。但是，在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知识不够，表达不清。这与我国目前在世界所处地位是不符合的。英语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方面通过英语，吸收别国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将我国优秀的传统介绍到国外，使我国进一步融人世界，与世同进。就目前而言，外语教学的成就是前者优于后者。所以，大学英语教学要担当起加大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的任务。

二、加强中国历史的学习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历史断层的民族。而真实地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进一步地了解目前的中国，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任何国家有害，只会有利。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为世界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进步，传统的中医学、哲学、文学、伦理学形成了“华夏文化”，长时间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宝库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是久经磨难、坚韧不屈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和平祥和的时代，也有过连绵不断的战争；有光辉灿烂的成功，也有忍受外来民族欺压的屈辱。当我们强大时，我们不欺负弱小；当我们被人蹂躏的时候，我们不屈不挠，坚守着中华民族的宝贵品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她的形成是和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分不开的。在中华民族长久的发展中，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奋斗，团结一致，铸造出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多样性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历史已是过去，它是今日的镜子。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外国人民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向国外宣传中华文明的任务之一的大学英语教学，不论是教学任务、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上，都没有涉及有关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在学校没有学到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表达，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怎样主动向外国人宣传自己的文明历史呢?

三、加强对中国现状的了解。传播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目前，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样的事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出自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行为。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对任何人和国家没有构成威胁，只能对世界作出贡献。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已经和世界接轨，基本实现了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在源于2008年底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崛起，从来就不是以霸权为目的的。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处的理念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一些国家，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力将中国的崛起渲染成是对世界的威胁，这是毫无道理的。在今日之中国发展之时，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增加这方面的教学内容，积极、主动地向外国介绍中国发展的意义，使人家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现状，了解中国发展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义。

四、加强教学内容的改革。勇于担当大学英语教学在对外宣传中的光荣任务

有鉴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大学英语教学任务的繁重性。针对大学生在语际交流时出现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1．教材建设

由于我国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教材对中华文化的介绍太少，教材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以，在教材建设上，一定要大力增加宣传中国文化的材料，增加学生主动运用的具有反映中国文化的词汇，形成语感，使学生能够用地道的英语来宣传中国文化。教材应开列中国文学与文化参考书目或编写与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国文学文化教材，作为学生课后阅读之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内容的教材编撰可采用汉英对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

2．课程设置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主要分成读写和听说两个方面。要将中国文化融人大学英语教学，教学课程应该形式多样，应该增添一些讲座或选修课。这样，一方面，课程要体现出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的特点，让学生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有一个了解；另一方面，配合该课程的改革，增设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对比，使学生在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对比国外文化，培养他们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3．教学方法改革

将中国文化融人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增添问题，在教学方法上也应该做一些配套改革，使这项任务得以全面完成。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在互联网上或学校图书馆去查资料，然后集中展示、成册。经常用英语开展有关中华文化的表演，将课堂生动化、趣味化。利用旅游参观的机会，到文化名胜地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鼓励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英文报纸、杂志及书籍，《中国日报》、《商业周刊》、《北京周末报》、《中国专稿》、《上海英文星报》、《21世纪报》、《广州英文早报》等十余种，对学生阅读极为有用。另外，在影视方面，CCTV9是一个面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很多中国电影和中国的电视节目也都配有中英文双语字幕。这些都是值得利用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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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言之有方 中国文化 文论经典 讲演录 教学策略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赌博，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②李建中、吴作奎，《借石攻玉，依经立论――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方法新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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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论、行为的一种物化形态。《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作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必修课，在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引导学生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且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性升华，是推动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高等院校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体系及其规律的综合性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奠定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他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一、 有助于激发大学生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对国家、民众的深厚情感，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报效祖国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核心内容。

1．激发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对 “忧患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忧患意识”，中国社会 的发展立足于“忧患意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也是 “忧患意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不同、文化精神之差异都可以由此找到答案。“忧患”一词较早见于《孟子》一书：“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陇患意识的实质，是对现实的忧思和对人生的关注。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优越，物质条件非前人可比，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思考得不够充分。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恰恰可以利用传统文比中“忧患意识”的积淀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足。纵观中国文化历程中的伟人，无一不在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 “杖汉节牧羊”的苏武，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顾宪成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他们 的灵魂深处都打上了忧患意识的烙印，成为一种支配其行为的清醒的自觉理念。通过《中国文化概论》 课程逐步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不仅可以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更可以引发他们对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深度思考，激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民族、爱祖国历来被视为 “大节”，是爱亲人、爱家族的情感的升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以及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始终。虽然在封建社会“精忠报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实质上它是将 “君”作为国家的代表，“精忠”的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被敌俘获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仍坚定信念，保持民族气节，最后挥毫写下 《过零丁洋》，留下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诗句，表达了崇高 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和民族气节。《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不仅要充分利用辉煌的文化成果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力和民族 自豪感，更要使学生懂得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大学生要保持民族气节，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尊严为最大耻辱，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 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通过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得以强化、巩固和发扬光大的。

1．提升正义感，培养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中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周易 ·乾》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把刚健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首先是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社会责任。孔子十分重视 “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刚毅指坚定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 “弘毅”。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无穷，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强调了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刚健有为还是一种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他把 “养浩然之气”作为培养人生追求的一种方法，并把 “大丈夫精神”即刚健有为、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确立为人的行为准则。苟子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对刚健有为思想的一大拓展。王夫之说：“圣人尽道而合天得。合天得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他又说： “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他的创新在于赋予刚健有为思想以主动性、能动性，把 “刚健”与能动有机统一起来。因此，立志持志，自我磨炼，这是奋发刚健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要激励学生有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吃劳耐苦精神。刚健有为的品格使人奋发向上，充实着生命本真的力量，这种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色性格和气派，应当在大学生的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

2．树立积极态度，培养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自强不息”出自 《易经 ·乾》，原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是： 君子应当以 “天为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进取，决不懈怠。这一思想两千多年来激励着正直的中华儿女拼搏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内部的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贞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思想，极力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主张人活着就要勤奋学习。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下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从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主张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的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用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引导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潮中去，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熏陶和影响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三、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严重倾斜于物欲和私利，存在重个人轻社会、重功利轻道义、重索取轻奉献的现象，这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目标构成了挑战。因此，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见利思义、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已成为 《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1．明确义利关系，引导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其中先利后义、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并没有拒斥利，也没有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主张是义利统一， “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孟子要求 “先义而后利”，培养 “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可以说，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利后义，但同时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精髓。苟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亦不能去民之好义。”_9 孟子要求人们 “去利怀义”，主张谋求个人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骊，弗视也。” “弗顾”、“弗视”只是因其不合道义，不难推论，若合道义，顾视便是合理的。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辩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是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所提出的处理利义关系的见利思义原则，始终为世人所信奉、恪守和弘扬。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所倡导的 “见利思义”原则在处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关系中仍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所要做的，是对具有复杂内容的传统文化义利观进行清晰人理的讲解，带领学生弄清它所应用的范围和层次，并在具体的范围和层次上去分析评判并决定其扬弃取舍，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见利思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2．明辨公私关系，引导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在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中逐步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要求把维护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 “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历来以 “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 “公”字。可以说克己奉公作为处理公私关系上的要求具有普遍的适用本性。它与集体义原则有一定的共振点，但这种以公为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利与集体主义原则又有着本质区别封建私有制社会里，公与私从本质上说是根本对立的。它的重公轻私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立基础上的故它往往需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利是统一的。因此，它虽然也要求重公利，但并不轻私利，更不排斥个人利益；相反，由于社会公利是所有的人的普遍而长远的根本利益，它总是以关心、服务和发展个人利益为其最终目标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既要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的美德，又要使学生真正理解现实条件下 “奉公”精神的培养，从而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需要崇高精神的支撑和推动，培育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认真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站在这个基点上，充分发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找准课程与民族精神教育的结合点，必将使 《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在民族精神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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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或．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5][8]张燕婴．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o6．

篇6

论文关键词：文化译介；译者的责任；文化交流与融合

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交往的日益便利，世界各国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要融人他族文化，使人们了解自己的文化，就少不了译介活动。而作为译介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翻译工作者，对此有着首当其冲的责任，即翻译中对文化传播的责任。翻译研究经常会遇到诸如艺术与科学，形式与内容，创作与模仿，作者与译者的矛盾。愈来愈多的翻译研究者发现这些矛盾的解决，仅从语言学理论，从科学的角度去思考是不够的。这在涉及到文学翻译，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内涵时就显得尤为突出。 近二、三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如法国的亨利梅肖尼克、美国的安德烈勒菲弗尔、我国的王克非、刘宓庆等，开始注重对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进行研究。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与翻译文化观的逐步建立将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转向”。如刘宓庆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翻译中不可能不存在文化的障碍。”于是语际间跨文化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换、民族问相互冲突的文化习俗的译介处理等问题近年来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下文将以李煜的词《虞美人》中“东风”一词的两种不同翻译处理方式为例来谈翻译中文化传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然后就此论述中国译者在翻译活动汉译外的重要性和其对中华民族文化译出的责任。

二、“东风”二译法的原因

很多译者曾经翻译过李煜的词《虞美人》，其中对“小楼昨夜又东风”一句中“东风”一词的翻译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就翻译处理方式而言，徐中杰先生和许渊冲先生都采取了意译的手段。两位译者都没有将“东风”直译为eastwind，而是采用了相应的变通手段。前者将其译为springbreezes后者译为velTlalwind，均为“春风”之意，读来也似乎美雅。

为什么词的“东风”在英译时变成了“春风”了，而没被直译为eastwind呢?究其原因，不难看出这不过是译者考虑到东西文化差异，不想给译文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麻烦罢了。

众所周知，东西方地域有别。中国大陆东面大海，西依崇山高原，于是东面来风自然和煦温暖，而西面来风则萧杀寒冷；在欧洲大陆，情形则恰恰相反，西面来得是海风，给欧洲大陆以清凉与润泽万物的雨水，东风则来自欧洲内陆的高山大川，多令人生寒生畏。

地域的差别自然会在各自的文化中体现出来，于是相应地在中国文化里，东风象征着“春天”、“温暖”，故有“东风报春”之说，也常见“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之类褒颂东风的诗句。在西方文化里，常受人赞誉的则是西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名诗《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就是明证。

西风之于英国人是暖风，预示着生命的到来。而它之于中国人来说则成了寒风，有诗为证：“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昨夜西风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有趣的是，中国人眼中和煦的东风，在英国人的笔下却成了bitingeastwind(Sam—uelButler)，apiercingeastwind(Kirkup)，akeeneastwind(JamesJoyce)．

以上所述体现出东西文化问的迥然差异，所以中国的译者在译介李煜词的时候，便不敢把东风直译成eastwind。他们唯恐惊吓了译文读者，生怕给外国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译者的用心可谓良苦。

三、对于文化漏译的思考

中国文化色彩浓厚的“东风”在向外译介时变通成了“春风”，是中国译者虑及了外国读者的理解上可能存在的困难。可有人不禁要问，当雪莱的诗OdetotheWestWind向中国译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把诗名译为“东风颂”或者“和风颂”了呢?为什么我们中国读者能接受与我们文化本不相符的说法呢?其实，雪莱的OdetotheWestWind之所以被直接译为《西风颂》而未作变通处理，李煜词中的“小楼昨夜又东风”中的“东风”之所以被译为spring breezes或vernalwind，笔者认为其间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因素也跟中国译者的委曲求全的态度有关。

浙江兰溪有一座济公纪念馆，里面有段记录济公的文字写道“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苦人民爱戴。”其旁边的英译文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有人认为这样的译法好，好就好在把中国的济公比作英国文学中的罗宾汉，从而易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我却不以为然，济公就是济公，罗宾汉就是罗宾汉。姑且不论他们年龄国籍和肤色的差异，光就二者的形象来说，他们相差得也实在太远了。说罗宾汉同有些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相似可能勉强凑合，但把喜剧形象丰满、大智若愚、于嘻笑间惩奸除霸的济公比作罗宾汉只能让了解其详的中国人哭笑不得，让不明就里的外国读者无缘了解真正的济公进而误读了中国文化。

另外，据说一次陪同外国客人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见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国客人弄明白故事的内容，便提示翻译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比作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于是外国客人马上明白了。为此，人们都称赞机智过人，可我却似乎能感受到机智背后的遗憾与无可奈何。为什么许多中国人了解谁是“罗米欧与朱丽叶”，而中国经典爱情故事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却不为外人所知?为什么在有现场表演帮助理解剧情的情况下，翻译还得借助外国人名作比较才能让国外友人明白?这不正说明了中国灿烂文化的不为人所知，或少为人所知吗。

中国很多的读者不仅知道夏洛克，还知道普罗米修斯；不仅知道伊甸园，而且知道诺亚方舟，这是件好事。可令人遗憾的是有人竟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成Thewisdom ofhtemassesexceedsthatofthewisestinpidual，把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句子译得面目全非，对中国智者象征的诸葛亮竟然只字不提。好在终于有具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译者，小心翼翼的采取了直译加注的办法将其译为hTreecobblerswith theirwitscombined equalZhuge Liang，htemastermind．但愿终于有一天，这后面的注不加外国朋友也能领悟其中意义，就像我们一目了然meetone’SWaterlo(遭遇滑铁卢)所指为何一样。

四、中国译者的责任

其实东风就是东风，西风就是西风。译者有译者的责任，读者有读者的义务，谁都不可越俎代庖。那种咀嚼再三的译文事实上是对原文的背叛，也是对读者的不忠。译文读者的习惯当然要顾及，但不要过分，不可忘记译者对源语文化的责任。况且读者也是有知情权的。

细究起来，在汉译英或者说汉译外的译介活动中，很多中国译员之所以显得谨小慎微，在处理文化信息时归化痕迹太重，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相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已经向外译介的实在是太少了。当然造成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西方人不够重视东方文化的原因(不过该局面正在慢慢改观)，也有中国人妄自菲薄，自己顾虑过头的原因。前者姑且不论，中国有句俗话“人先自重而后人重之”，故此，我们中国译者得承担起向外译介中国文化的责任，翻译的重点应该实现从外译中到中译外的转变。第二点原因就是语言与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存在及“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是由历史原因决定的。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即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东西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也随之成为可能。与之相应地，我们中国译者，在跨文化翻译活动中，尤其是在中译外活动中，应该从传统的思维桎梏中解放出来，大量大胆地向外输出中国文化，努力去实现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另外，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经济的腾飞，国力的强盛，必然要求中国的文化输出跟上节拍以让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少一点委屈求全和缩手缩脚，多一点坦诚与率直。东风就是东风，是eastwind而非vernalwind或者其他。即便外国读者开始可能有迷惑，我们也没有必要太多的左右为难，毕竟读者也有自己的义务。这正如当我们不明白什么是vanityfair(名利场)时，也会追根究底的道理是一样的。尽可能完整地译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译者的责任，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无容置疑。

篇7

[论文摘要]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特有用语的翻译，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真正内涵，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翻译此类词汇，应关注这些特有词汇的异质性和西方人的可接受性。意识形态对译名具有操纵性。应当从意识形态和战略高度认识影视作品的翻译，关注国家文化安全。

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许多“龙”之类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专属用语，对于其译名在学界仍存有争论。西方所说的“龙”( dragon )，代表邪恶。中国龙是祥瑞的化身，应译为“LOONG"。本文仅从翻译和意识形态方面透视此类文化现象。

一、翻译的异质性与可接受性

翻译中的“零翻译”现象由来已久，音译专有名词属此类范畴。“零翻译”就是译者不用译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从深层次看，它包含了源语所有的含义，是最精确的翻译，主要表现在音译和移译上。(邱翅如，2001; 26)例如，电影《花样年华》中“旗袍”就被音译为“qipao" ，中国的“关系”有含义相当复杂的人文背景，也用汉语拼音的方式译为“guanxi";龙由于在异质文化中的“缺项”“空白”或“零对应”，被“异化”为“LOONG"。文化的不可译是有条件的、变化的、动态的。我们有理由预言，“异化”法成就了文化层面上的相对可译性(relative trans-latability )，它将随着多元文化的整合逐渐缩小，借助于解释性翻译，甚至有完全可译的一天，而这一过程则是最大限度地复制并传递源语文化模因(meme)。孙致礼(2002)指出，当今中国影视翻译的走向已明显偏向以重视差异性为导向的“异化”法，而这种“异化”法对于文化的交流是有益的。对“和而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向往已成为一种世界话语，西方译界就有“延异”之说。(廖七一，2000)勒菲弗尔和韦努蒂都疾呼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韦努蒂更把奈达的归化策略视为“对外国文本的文化侵吞”，是“不道德的”，提出“阻抗式”( resistancy)翻译策略，拒斥英美民族中心主义的改写，颠覆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其目的就是把观众从认知定势和偏见中解救出来，促进其尊重“他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移情。因而注重“异”的移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求异”或“趋同”，而应保留、彰显源语文本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即“存异”。Dragon与我们头脑中龙的概念之间存在的出人并不是惟一一个在异族语言里词难达意的现象，这不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一个有着丰富文化蕴涵的字在异族语言里找到绝对对应的词汇，决非易事。两种文化背景大相径庭，不可避免会出现词义空缺和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s )。当然，在出现词义空缺和文化冲突时，如果不了解语言文化编码和隐藏在文化深层的价值取向，随意归化，庐时还会造成语用失误。比如，杨宪益采用异化法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的“天”译为Heaven;霍克斯采用归化法译为“God"。在原文的语境中，刘姥姥信的神是佛(Buddha)，而不是上帝。杨译没有把刘姥姥念叨的“阿弥陀佛”转化成霍译的“他文化”中的“Thank theLord for that I”或“God bless you"，而是仿借了梵语“am-itabha”的音译“Amida Buddha "，笔者以为，采用香港的译本中的译法—"0一Mi一To一Fu”或“e mi tuo fu”较妥。有意思的是，两人都有强烈的母文化意识，意识到了“红”在中西文化中语用意义上的差别和不同的观众反应，对贯穿电视剧《红楼梦》的主色调“红”的处理手法上出现了分化:鉴于“红”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曹雪芹的特殊用意(喻指“女人”“红颜”)，杨译将其忠实地译为“red"，红色在中国所负载的象征意义和政治色彩比西方要强烈得多，是革命的象征，如“”“红旗”。霍深知西方人的概念里，" red”是社会主义代名词，有贬损低毁之意。西方人很容易把汉语和俄语中象征褒义的“革命”的红色和代表恐怖、暴力、流血的红色混为一谈，产生负面联想。因此，巧妙地将其置换为不会引起西方观众不快联想的" green"，达成了主体间性的交流。令人遗憾的是，电视剧《鹿鼎记》(阂福德译为The Deer arzd Cauldrorz)中的这个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鼎”被译者归化为“cauldron"而不是音译为“ding" o(陈刚，2006; 44)不难看出，采用变通手法，做出种种妥协，迎合了目的语观众，但这种方法明显的不足就是遮蔽了来自异域文化“中国的洋味”，造成了源语文化深层结构传递上的偏差、缺损，不利于译人语观众接触和体验异域文化特色。因此，文化意象的传递和翻译不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异域文化的互动和移植，既要注重民族文化的个性，又不得不考虑勒菲弗尔所说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特别是观众的可接受性对文化传递的影响。正如奈达指出的，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所以要让观众理解原文的语言文化背景。(谭载喜，1999; 29)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观众，而文化翻译和效应更是不能绕开和游离于观众。刘毖庆《文化翻译论纲》说，翻译的成败只能由观众来校验。精英圈苦于自身所处政治文化语境的囚禁，难免对异质元素涂抹上政治的迷彩，心怀敌意并抵制，完全有可能淡化译文的可达性( availabilty )。具体到龙的翻译，外国观众不可能以源语观众相同的文化预设和视角审视他们认为值得关注或认为有意义的问题，就会按照自己的“前理解”甚至采用与源语观众冲突的视角去解读，结果可能会产生文化误读和缺损，而他们恰是译品所要影响和“传染”的对象，因而最好在初译时把文化缺省的说明和背景材料即文外补偿或采用解释性翻译进行文化摆渡。我们不能过度解读“观众反应论”，过分强调观众的接受限度会稀释源语的文化特质。英语的包容性不容置疑，问题在于目的语观众存在文化决定的感知定势，我们的关注点应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要异化他们，就要为他们提供更多“我文化”与“他文化”(otherness)非强迫式的互动机会和界面，使其乐之好之。因此，要厘清是观众“不为也”还是“非不能也”的问题。通常人们都有“求新”“求异”的共同心理，但久而久之，最初接触时的梗阻、“休克”逐渐被新异、另类替代，变成习惯和俗成，终将化“隔”为“和”，深入人心。至此，我们可以推测，龙的异化翻译，不是强加于人，它符合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和传播学(communications)原则，具有极大的跨越“张力”和“解压缩”空间。英语已经吸纳了众多的外来词，它也完全可能接受中国的音译词。从社会思想的流向看，西方社会开始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关注中国的文化诉求，这种“中学西渐”的趋势是一种催化剂，会使西方接受“LOONG”的过程缩短，面扩大，加速“LOONG”式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以别于中国式英语—Chinglish)本土化的进程，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时，不是一味屈就于强势文化，而是理直气壮地腾跃于多元文化的海洋。

二、意识形态对译名的操控

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郭建中，2002:162)。无论是《红楼梦》的译介或是《水浒传》不同英译名的处理，无一不受到脱胎于一定社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任何阶级都不希望“拿来”与本土文化“撞车”的异域文化，“所谓文化的交流，其背后都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黄天源，2006; 39)这种意识形态包括译者和观众个人的意识形态和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赞助人的意志，即一定的强力人物和权力机构如出版商、强势媒体、奥组委以及一些政党、宗教社团等社会力量的干预以及市场需要，他(它)们会运用各自的话语权对翻译策略、模式及语一言进行操纵。

福娃由最初的“friendlies”或“foward”改译为“Fu-wa”正是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纵，尤其是赞助人力量的影响，龙未能人选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也不能不说是赞助人—北京奥组委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和民族情感，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每个中国人都有着厚重的龙文化情结。从一些损华翻译的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影响。笔者担心，龙译为“LOONG”是否也会如福娃那样受到来自赞助人—传媒或某些机构的压力，我们不得而知。振兴民族精神，译者负有责任，但更需影视传媒力量推动。中国要和平崛起，"LOONG文化”即“和文化”肩负着民族文化原生态传承复兴的重任。除媒体大力宣传外，一些工作需要影视媒体主动去做，去张扬。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面临着式微的尴尬，尚存在巨额“了解逆差”，造成不少西方人对中国误解丛生，也是长期以来中西关系阴霆不散的主要症结之一。龙的重译决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加以讨论，而应视为提升民族文化吸引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影视作品作为“LOONG”文化战略传播的第二战场，一部分内容就是学会中国问题国际表达，传播LOONG文化信息，通过一整套龙主题活动传播宣扬(publicize)龙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塑造国家正面形象;另一部分内容则是利用LOONG文化、孔子学院等软实力资源，通过多年努力(设立文化基金、对外汉语教学、交换学者、学术会议、开放媒体)，使之获得对“中国LOONG”的新认识，在国际上产生“细雨润物”式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影响力。这些作为西方各国“中国问题”专家的汉学家，他们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到西方的“中国政策”以及西方大众的“中国观”，因此抓住并影响了汉学家，使其成为知华、亲华的“院外游说力量”( lobbist )，借他们的口传播中国的声音似乎更有说服力，从传教士汉学家与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说，“龙文化扩张”顺应向善的人性核心，终会逐渐吸引和浸染异质文化，并最终获得接受和认同。中华文明曾在“东学西送”过程中，给西方语言烙上了“Confucianism"和yin一yang等汇通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印”。如今，LOONG这一“原生态”词的诞生将会和taikonaut(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后西方对中国宇航员的特有称谓)、Fuwa(福娃)、Loongson(龙芯或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芯片)一样演绎出大国崛起的新“神话”，开辟东学西渐的新丝路。中国LOONG将不再是和“卧虎”(" crouching tiger")结伴的“藏龙”("the hidden dragon")，而是纵横四海“LOONG头”高扬的“rising LOONG”了。杨、霍两位大师定会欣然在LOONG的引领下走出dragon的迷雾，译界也会少了一场“四小龙”和“四小虎”的“龙虎斗”，译者更可以免去许多转换意象时的哪与无奈。

篇8

论文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不同国家的商务往来日益频繁。而在国际商务环境中这种频繁的往来、沟通和交流已不再是简单的商务往来而是文化与文化的碰撞，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本文主要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国际商务环境中的重要性，列举了跨文化商务活动中语言交际层面的几个重要方面，以及应对商务活动中文化差异的几个策略。

一、引言

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跨国公司的涌现和不断增加，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务往来频繁，不同文化的碰撞在商务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于是在商务领域中很多商务活动不仅仅是商务行为，更是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与对话，是在商务环境中的跨文化交际行为，从而出现了跨文化商务交际。因此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于成功进行商务活动、不同国家的商务合作、商务谈判等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本概念和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际涉及交际和文化两个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交际即文化”，在交际过程中文化得以形成。而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概括地讲，文化即是人们所思、所言、（言语和非言语）、所为、所觉的总和。跨文化交际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而在国际商务环境中，不同国家的商务活动中必然渗透进不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差异必然影响商务行为，“大多数成功的企业不仅熟谙世界经济状况和全球竞争力，而且具有同国际企业有效交际的能力”。因此，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要具备高超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还要深入了解他国文化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以便在商务活动中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冲突，从而进行成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达到预期的商务目标。

国际商务的本质是发生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活动。经济交往的目的在于物质与服务的交换，而物质与服务的交换是通过人际交往实现的，所以国际商务活动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跨文化的以商务为目的的交际活动，即跨文化商务交际。跨文化商务交际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是跨文化交际行为在国际商务环境中的体现。

而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因素则是文化差异。不同文化在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很多方面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具体到商务领域，则主要体现在对于商务管理及管理人员的文化观、商务礼节、商务预约、礼物的馈赠、商务谈判和策略，以及对于商务活动中女性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

三、国际商务环境中重要文化差异的几个方面

跨文化交际行为分为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这里着重探讨国际商务环境中言语行为层面的文化差异的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方面。

1.对于管理和管理人员的态度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自身文化的特定内涵和界定，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则。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对于企业管理和管理人员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了解这一差异对于商务活动中了解他国企业管理及与其管理人员打交道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在美国和德国，商务管理的价值观就不同。在美国，企业看中成就和成功，崇尚勤奋、实用主义、乐观主义、清教主义、工作中人际关系的淡薄、机会均等以及对于竞争和个人主义的接受。而德国人的管理观念则不是很强，这源于他们历史上就看重专业技能和能力。在他们看来技能高超的德国工人根本无需管理人员激励他们。

而在中国，商务价值观则与二者更为不同，中国企业重血族关系、人际关系、尊重长辈及阶层关系。这样的价值观必然使管理模式具有显著的集体主义特点。

2.商务礼节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进行商务往来时，恰当的商务礼节是必要的。可以说某些必要的商务礼节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间建立贸易关系的开始，甚至决定了企业间能否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为进一步的业务往来奠定基础。这里就介绍在建立贸易关系之初的几个重要的商务礼节。

2.1预约

在国际商务环境中，最初安排与对方国家企业的签约和预约包括打电话、使用中间人等具体细节。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在预约时间及最初签约的安排不尽相同，如在正式签约前多久约见企业有关人员最为合适，就要考虑对方企业的文化背景。例如，在墨西哥等很多拉美国家，企业一般提前一个月发邮件或打电话进行预约，然后在签约前一周还要联系一次。而在中国，在进行商务投资之前同对方企业建立关系是很重要的。在与中国企业进行贸易往来时，与当地的企业政府官员预约见面，认识进口人员、购买者及商和合资伙伴，将有助于进行进一步的业务往来。这就是因为中国文化重关系、重往来。

2.2打招呼

预约之后就是见面打招呼。而注意观察东道国的打招呼礼节尤为重要。例如美国人的打招呼方式倾向于非正式和友好的。在美国，无论男女，在见面和告别时都要握手，在彼此熟悉的女性之间甚至男女之间，一个拥抱或脸颊的亲吻也是合宜的。他们常常直呼彼此的名字，只是在正式场合或对长辈除外。而在沙特阿拉伯，见面则显得更为亲密——不仅要频繁薄收，还要滔滔不绝；而且男性之间也经常拥抱，彼此亲吻脸颊。可见，不同文化的会面礼节如此之不同，因此见面之前要对东道国的会面礼节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才会避免在实际会面时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尴尬和误解。

2.3馈赠礼物

对于商务往来过程中的礼物的赠送，由于文化差异，不同国家的企业也有不一样的礼节。大多数美国人就将在商务环境中馈赠礼物看作是贿赂的一种形式，而在其他许多文化中，馈赠礼物是商务礼节的一部分，是再寻常不过的了。因此，在商务环境中，不仅要了解对方企业对于礼物馈赠的观点和态度，还要了解馈赠礼物的相关信息，如，何时馈赠礼物、赠送什么样的礼物为宜等。商务环境中关于礼物的馈赠，日本企业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日本文化重视礼尚往来，馈赠礼物在日本文化中是极其普遍的事情，而且非常讲究。对于日本企业，有几个日子是一定要送礼物的，如一年中的七月十五日和元月一日，而且通常在首次商务会面时赠送礼物。此外，如果受邀到日本家庭里去，通常要带上鲜花、点心或糖果之类的礼物去，这是必要的礼节。可见，日本和美国的馈赠礼节相去甚远。因此在与不同文化的企业建立商务关系、馈赠礼物时，一定要了解必要的馈赠礼节，从而使馈赠礼物的环节对整个商务往来关系的确立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3.谈判

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语言风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各方面也表现出其文化特色。在跨文化的商务谈判中，各国企业在谈判节奏、谈判风格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北美国家、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喜欢速战速决式的谈判风格，而中国、日本及大部分拉美国家则偏爱慢节奏的谈判风格。在交流风格上也有不同，如有的国家喜欢直截了当的风格，而有的国家则更偏向于间接含蓄的风格。

四、结语

实现有效的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关键是要了解各国的文化差异，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风格以及进行商务活动时的商务礼节等也不同。在向文化背景不同的企业寻求合作时，了解其文化特点及其与本国的文化差异，对于商务关系的建立、企业间进一步的业务往来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商务人士，特别是企业管理人员自身对不同文化有所了解的同时，在制定企业发展策略时，也可以把培养企业有关人员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提高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为企业在商务活动中树立良好形象、建立广泛的商务关系奠定基础。总之，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时代，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现实交际过程中，特别是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理解、适应他国文化，对于企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篇9

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茶以载道”得以成立，茶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练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茶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茶道”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像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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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派别:儒、墨、法、道等诸家的学说来阐明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我国学术，大略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现今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人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