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9 15: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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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
首先，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都具有社会性；其次，会计作为一种监控、管理、调和手段，它反映了一种社会组织能力；再次，会计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政治、经济、技术、环境、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会计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1）会计文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会计活动为载体的文化体系；（2）会计文化是一个多层面、多元化的文化体系；（3）会计文化是一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自然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管理学、文学、行为学等相融合的边缘文化体系；（4）会计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综合性、规范性、国际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社会组织文化体系；（5）会计文化是在会计行业中所形成的一种行业管理手段。
（二）会计文化的基本功能
1.导向功能
会计文化能对会计人员的价值及行为取向起引导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直接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心理、性格、行为起导向作用，使之融会于会计整体的行为之中。这是由于会计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制度性、物质性、精神性导向），会计文化会通过积极、明确的导向，把明确的会计目标、强烈的集体意识、合理的会计行为、鲜明的社会责任、可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诸因素渗透到会计管理的全过程，使之更完善、合理、有效。如果会计人员的价值和行为取向与会计文化的系统标准产生悖逆现象，会计文化会对会计人员的行为进行纠正并将其引导到正确的价值观和规范标准上来。良好的会计文化使会计人员在会计实践中无形的接受共同的会计价值观念的引导，并自觉地把这种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目标追求，脚踏实地的为实现这个共同价值观而努力。
2.约束功能
所谓会计文化的约束功能是指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等所体现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会计文化的约束功能包括有形的“硬约束”和无形的“软约束”两种，会计物质文化限制了会计人员的活动，而使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会计制度文化以会计法律、法规章程的形式对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起到了约束作用。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制度文化对会计人员的约束是刚性的、直接的且具有外部性的，是一种有形的“硬约束”。特别是会计制度文化，它的约束功能通过制定各种约束会计工作的法律、法规而起作用，它运用刚性的制裁手段，强制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而使其符合会计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了会计工作顺利高效的进行。
会计活动能够有效的进行，不仅依靠纪律、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工具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还通过一种“软约束”体现出来。会计精神文化就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会计精神以及会计职业道德、义务感、责任感、归属感等无形的因素对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在行动上和思想上产生制约，这种约束是柔性的、间接的并且只有内化到会计人员的思想和价值中才会发挥作用。这种约束是除了物质式和制度式“硬约束”之外的一种无形的“软约束”。会计精神文化的这种约束弥补了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制度文化约束所存在的缺陷，只有“硬约束”和“软约束”两者相结合才共同构成了会计文化的约束机制。会计文化的“软约束”力更有利于会计人员进行自我调节，从而使会计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一致。
3.凝聚功能
会计文化的凝聚功能，是指会计文化通过会计人员之共同价值观，增强会计人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构建会计人员与会计组织之间的融洽关系，使会计组织内部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劲合力量，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激发会计人员努力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使整个会计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会计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对会计人员行为的凝聚力。会计人员作为会计活动中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其行为势必与会计组织与环境存在着相互影响。由于会计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在引导会计人员行为的过程中会将所有会计人员的行为聚合在共同的会计行为取向上，从而将会计人员的行为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对会计人员思想的凝聚力。会计人员的行为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支配会计人员行为的是会计人员的思想。会计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使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在思想层面形成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共同价值观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凝聚在会计文化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中，使会计人员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分散的个体力量凝结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促进会计组织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会计文化有效地将会计行为和会计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会计组织发挥其最大的整体效应。
（三）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
会计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而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就会呈现一个多层次目标、分阶段目标的阶段。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包括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陈兴述（1994）认为“中国会计文化的目标模式应是：以我国传统会计文化为根基，以时代精神和现代会计价值观念为核心，兼容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外来文化之精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会计现代化要求的开放性会计文化体系。笔者认为，会计文化建设总目标是会计文化建设目标的最高层次，它是以会计物质文化建设、会计制度文化建设、会计精神文化建设为基本内容，兼容社会文化、企业文化之精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文化体系。通过营造一种奋发向上、团结合作、亲密和睦的文化氛围，使会计人员在会计组织中提升个人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得到归属感、自豪感，实现自身的价值，最终实现会计人员的全面发展。
会计文化建设的具体目标是对总目标的具体化，也是会计文化构成要素的目标，即会计物质文化建设目标、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会计精神文化建设目标。会计物质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物质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引进先进的会计工作手段、会计工具、会计技术，营造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从而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降低会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为会计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就是通过制度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规章制度体系，建立内部的稽核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会计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通过强化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促进对会计行为的激励，调动会计人员的积极性，塑造良好的会计形象。会计精神文化建设目标就是通过精神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培育一种以诚信为核心，客观公正，积极进取的会计价值观、会计精神、会计心理，营造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团结、进取、勤政、务实的会计人文环境，调动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引导和规范会计人员的群体行为，增强会计组织的凝聚力、亲和力和向心力。
二、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会计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需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会计的发展也需要和谐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是指会计的发展处于一种民主法治、公平、诚信、充满活力、健康有序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的营造离不开会计文化的建设。因为和谐会计文化环境的标准是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三者之间互为促进，同周围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教育环境、文化环境能够和谐共存。
会计文化在会计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是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它立足于对人的管理，充分发挥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会计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实现会计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于会计人员价值观的不同，社会上才会出现屡禁不止的会计舞弊，而且涉及的经济数据也越来越大，会计文化建设可以加强会计人员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维护社会经济安全，减少经济犯罪，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
（二）会计文化建设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人类文化长河是由众多的分支文化组成的。而会计文化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若将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会计文化就是树枝。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会计文化建设必须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中去，会计文化同其他分支文化和谐共处才能更好的丰富文化内容。
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法制文化、市场竞争文化、科技文化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因而，会计文化建设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互补结构。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碰撞，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会计文化的建设，是体现法治、公平、诚信、有序的总体要求，是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先进文化相承接，与构建社会先进文化要求相吻合的思想文化体系，体现了时展的进步潮流。我国会计文化建设要朝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但却不能失其民族个性与特色。在提倡将传统优秀文化与渗透高科技、现代管理艺术的西方文化有机结合成一种“完全”文化的同时，要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个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丰富文化的内容。
（三）会计文化建设能够为防范会计风险提供支撑
会计制度文化规范了会计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如何做”。制度文化越详细，会计人员的行为越标准。监督制度在确保企业经济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资产流失，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会计法》中规定了职责明确、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法律基本要求。企业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在内控中的防范监督作用，防范差错与舞弊，提高审计效果，可以说内部审计机构是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一项基本措施。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制度文化的建设是防范会计风险必不可少的内容。会计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会计工具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己成功地引入到会计领域，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电算化大大提高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但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会计数据的安全问题。在当今社会，“无纸化”办公还没有完全取代“手工”办公，一些重要的会计资料，比如会计报表，企业战略等资料都涉及到公司的商业机密。因而，对会计工具、会计资料的限制使用是防范会计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会计精神文化的基础是会计诚信。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往往最先从会计信用关系中体现出来。不管是美国爆发的信用危机，还是中国爆发的失信事件，大多数都牵涉到会计失信。社会各界对会计失信的谴责此起彼伏，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经济决策与实际的经济状况偏离，己经成为一颗“毒瘤”，严重危害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会计精神文化建设从会计思想、会计精神入手，从会计人员的内心出发，解决会计人员思想的不稳定。
会计文化建设中不论是对会计物质文化的建设、会计制度文化的建设，还是会计精神文化的建设，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会计风险进行防范，其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加强会计文化建设，不仅是丰富会计人员精神生活、提升会计人员思想境界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防范会计风险的有效途径。
（四）会计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会计可持续发展
构建会计文化的最终目标提高会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会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会计人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又涉及到会计的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会计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改变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这要求会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要与会计管理的要求相适应。同时，会计文化是同其一定的文明程度相联系、相适应的，会计人员在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的同时也是为会计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会计工作是所有会计人员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平台，是一个制度共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大家庭，会计人员在做好会计工作的同时，自身素质也会得到提高，这也是会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会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会计文化变迁、会计文化冲突的过程，是寻求先进、文明的会计文化的过程，是发现自身会计问题、解决自身会计问题的过程。会计文化建设，是高层次科学管理模式的再造，它使各项管理更具人性化、科学化，促进了会计管理由“硬管理”到“软管理”，由“控制式管理”到“支持式管理”，由“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的转变。因此，要强化会计文化对会计的积极影响，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需要。
（五）会计文化建设能够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会计信息披露是解决会计信息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举措，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来源于直接参与人，这种真实性需要会计人员有能力对会计信息进行获取及加工，同时也需要会计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披露。会计文化通过实践、会计手段的丰富、会计物质资料创新，从而提高会计人员在工作中的胜任能力，通过责任感、使命感的加强，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诚信，可以说，会计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论和会计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能间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具体来说，会计文化包括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会计物质文化的重点在于会计工具的改进，比如电子计算机的引入，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会计数据的处理速度及准确，这也是会计信息披露的前提。会计制度文化侧重于会计行为规范，它规定了会计人员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培养会计人员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品质，这是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环节。会计精神文化则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当会计人员的价值理念、价值系统与会计的环境相适应时，会计人员就能够做出符合会计需要的行为。同时，会计文化将会计的目标、社会责任内化为会计人员的会计精神、会计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并规范为会计行为准则，它将会计的管理与控制深入到会计人员的思想深处，形成“内控”机制，以“软约束”的方式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三、加强会计文化建设的途径
由上述论述可知，会计文化建设无论对一个企业，还是国家来讲，都具有具体的作用，因此，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是当前会计行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会计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建设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建设是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会计基础工作是会计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会计工作的深入，会计基础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以规章、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因此，对会计基础工作的管理、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设等问题需要做出全面规范，一方面为各基层单位和广大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基础工作提出要求，加强会计基础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努力方向，以此推动各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逐步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另一方面，为管理部门管理会计基础工作、监督和检查会计基础工作情况提供政策依据和考核标准，督促各单位不断改进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基础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不仅削弱了会计基础工作，影响了会计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行和会计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对各单位的经营管理和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的影响。
（二）加强会计机构的建设
会计机构建设的内容除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的规定以外，还包括了会计机构的组织形式、会计工作的领导体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等。通过会计机构建设，可以在会计工作环境和内部分工方面对强化会计职能起到促进作用。会计机构建设是会计工作规范建设的实施机构，它对会计人员的工作起到了监督作用，是会计人员自律的约束机构。会计机构一方面执行了组织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使其他部门执行会计相关制度，就需要会计机构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沟通、宣传。在组织中，会计机构以事后核算反映企业全部经济活动，重视以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核算工作，为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计机构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确立会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它是会计制度执行的制约机构。
（三）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
会计制度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对制度进行规定，但重要的是会计制度的执行力问题。会计准则的建设关键在于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准则的实施比准则的制定更有难度。制度再完善，没有执行力也是枉然。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当预期效用超过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犯罪。在会计行业里，很多人都存在着寻租的可能。会计监督一旦弱化，会计寻租行为的成本就会降低，收益空间就会增加，会计人员就会在利益的驱动下背离会计目标，把信息失真的成本转嫁给社会，使资源配置发生偏差。因而，要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就必须建设高效的会计监管，在会计人员内部形成自律的机制，消除道德风险，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只有行政、民事、刑事三者有效的结合才能提高会计人员的违法违规成本。同时，为了促使会计制度执行力的提高，可以实行“问责制”，建立责任中心，明确责任中心的范围、考核、评价、控制。
（四）加强会计法制的建设
会计法制建设涉及了会计法制建设的机构及内容，同时也决定了会计法制的效力。会计法制建设目的是为会计制度文化提供法律保障，它是一定阶段调整会计工作关系的法律规范文件和制度统一体。没有法律的保证，容易造成会计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备，账目不清，核算不实的混乱现象。会计法制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相互制约的完整体系，它的制定涵盖了工业、农业、商业、合同法、财政法、经济法、审计法等。会计法律建设与其他的法律建设有着相互的联系，在法律制定的同时要考虑其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不能只考虑本部门的情况，各行业之间要有衔接，而不矛盾。
四、总结
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通过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分析，了解了会计文化建设的现状，对会计文化建设进行了反思，希望能为我国会计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
作者单位：
篇2
关键字：幕末；和魂洋才；明治维新；文献综述
十九世纪中叶，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率先被西方打开国门，随后不久日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两国的仁人志士都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决定向西方学习。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那便是和魂洋才。和魂洋才的内涵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名族的精神，而“洋才”指西方的文明，是以日本的精神来学习西方的知识，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与中国提出的“中体西用”不同，日本并没有拒绝西方，而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日本构建的这种以西方文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模式，成功地把日本从封建社会改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关于和魂洋才的相关论著与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具体的综述如下文：
1 国内学者的研究
著作上主要有江秀平的《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该书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为背景，分析认为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在背景大体吻合但结果相差甚大的原因在于中日传统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差异与指导思想上的差异等三部分因素构成。关松林的《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主要阐发了日本教育在学习借鉴外国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鲜明特点：日本教育擅长吸收外来文化，能够积极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且有选择性地吸收外国教育的长处，以适应日本自己的需要。叶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概括介绍了日本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简要说明了这些文化与日本政治社会发展历史的有机联系，然后才比较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以及近代与西方交流、调适西方文化的新鲜经验。
其他著作还有吴廷桢、赵颂尧所著的《坎坷的历程――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王承仁的《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樊和平的《儒学与日本模式》（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等。
论文主要有赵紫峰的《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该文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对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为主题，运用历史归纳综合的方法总结找出了两国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异同。张敏琴、李珊珊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中，先是找出了两个口号的社会背景及其原始内涵都大体相同，其次分析了两者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不同、文化阻力与倡导者意识不同等方面。李翔海、刘岳兵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中作者认为中体西用的重点始终在“用”字上，而和魂洋才则不同，“洋才”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大，以致于可以在“和魂”的层面上接纳“洋魂”的内容，这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武安隆的《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比较研究发现“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发轫阶段出发点大致相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魂洋才”的取舍标准放宽了，而“中体西用”却难有突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之间是无法用等值去衡量的。苏中立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作者从两者的文化模式去比较分析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结局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大国，输出的多输入的少，日本则相反，致使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日本。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肖传国的《中日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张雯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3期），赖作卿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辩》（《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严清华的《中日近代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思想比较》（《经济评论》，1995年第2期）等。
2 日本学者的研究
高坂史朗的《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该书以日本、朝鲜、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为中心。作者认为东方的近代化一开始就陷入了“和魂洋才”、“东道西器”、“中体西用”这种东西二元对立的陷进中，这种陷进造成了东亚社会发展的非连续性，同时也对东亚的自我认识带来了困惑与挫折。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主要从日本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作者认为在汉才时期中国主要为日本带来了儒学思想，汉才与和才融合经历了一千多年，这种精神已经深入了日本的骨髓，所以日本的洋才才能带入西方的价值观，影响到近代的日本。衫谷昭的《和魂h才から和魂洋才へ：久米邦武の知的背景》（L崎心大学人文学部，1995）中作者从久米邦武随行欧美写下的回忆录中，从个人的身份背景、时代背景等分析对于了日本人的自我认知这个问题。
研究近代日本，不H要把握当时日本国内外政治情事的变化，对日本思想文化上的转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和魂洋才思想的研究，了解其是如何从产生到变化再到发展的过程，便对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江秀平：《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 关松林：《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
[3]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赵紫峰：《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5] 张敏琴、李珊珊：《“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
[6] 李翔海、刘岳兵：《“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
[7] 武安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
[8] 苏中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
[9]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篇3
论文摘要:本文对于民法的生存环境一“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逻样的整合，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中国现实环境下的市民社会的状况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在此基拙上，论证了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叁本法这一命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民法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法律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理论界，关于民法的性质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这一定位，颇有争议。其中焦点就是如何理解“市民社会”这一西方文化和历史含义极深的概念，以及如何把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墓木法这一定性落实到现实中去.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拟作一下粗浅的探讨。
一、市民社会概述
“市民社会”是西方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词汇，也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存在.。要考察民法的性质，就不得不先从市民社会说起，只有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永远渊源进行全面的梳理，才能对民法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定位.市民社会，坛初是用来指称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国家的，它与野蛮的落后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而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市民社会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王权和政治高压的理论武器;作为一种可供比较的社会存在，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与政治实体相对应的私人领域。历史地讲，市民社会是现代西方民主和法制诞生的摇篮，民法的大发展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黑格尔、马克思奠定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木理论.黑格尔在其名著《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现代愈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即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何增科先生对黑格尔的这个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在这一概念中，市民社会的主体是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和自治性团体.个人是权利主体和道德认识的主体，而自治性团体则是联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中介.从以上几的介绍可以看出，黑格尔己经把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为两个实体区分开来，赋子了市民t1会以独立的内涵.但是，由于黑格尔是从伦理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没有揭示出市民社会的实体特征，从而也错误地得出了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结论，这也为后来法西斯上台后实施国家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因而多为后人垢病。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从本观点的纂础上对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阐发.马克思笔中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时一个分析的范畴。作为一个历史的范哟，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阶级利益存在的社会，马克思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⑧这样就把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国家中l素排除了出去。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内容是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因而马克思千脆把市民社会定性为社会的经济结构.⑧应当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是相当深刻的。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黑格尔、马克思研究的撰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者葛兰西认为现代市民社会是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私人或民间结构的总称，他强调了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控制土的重要作用。而当代最伟大的市民社会理论家要数哈贝马斯了.他把市民社会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公共领域，由于商业化的过度侵蚀，己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批判的功能，不能再为公共利益的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了，因此，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了危机之中.他提出用“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他的这种“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社会影响很大.美国的柯亨和阿拉托干脆否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二元模式，提出了国家、经济和市民社会分离的三元理论，令人侧日。综合上述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淡化经济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性，转而分析其社会文化功能，这与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有一定的区别。笔者认为，这种不同其实很正常.在黑格尔、马克思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奉行绝对的市场白由，反对国家干涉，因而经济系统自然地从属于市民社会，而进入二十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因家对经济必须进行干预，这样经济领域的私人性质逐渐模糊，但是市民社会家们一直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领域来看待，于是就把经济从中分离了出去.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说，不同历史时期，市民社会的特征是不同的，相应地理论也会有所差别，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察都有其正确性，都有可取之处.
在对市民社会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下一个现代的市民社会的定义.在综合各家观点的从础上，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恰当的，即市民社会是指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白主活动，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相对独立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气市民社会的从本特点是市场经济、契约原则、白治性团休、公共领域，如果与中国的现实相对照，中国的社会也存在这样一个私人区域，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具有以上的特征，因此中国社会也是市民社会。在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后，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邓正来先生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历史上出现过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模式，和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模式。经过认真的分析，洛克式的理论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而黑格尔的观念则会为极权主义绿灯，二者都有缺陷.邓先生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思路，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却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要讨论市民社会与闰家的关系，必须放在特定的时期和国度去研究，泛泛而谈是不切实际的。就中国而言，目前要构建一个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模式，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做。首先，在市民社会，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这是保持市民社会白主自立的经济基础:其次，要大力发展民主政治，特别是代议民主制，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它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组带”。第三，要培育多元的社会自治团体，作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缓冲;第四，要建设社会公共领域，特别是新闻媒体要更多地反映民众呼声.从国家的角度讲，一方面要加强公法制度的建设，对国家政治权利进行严格的控制，另一方面就是国家要转变其职能.把一些大包大揽的事务交由社会团体处理，从而集中精力进行宏观控制，防止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激化。显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二、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概括的分析之后，我们对民法的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民法与市民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概而言之，市民社会的本特点决定了民法的性质和内容，民法的实施反映了市民社会的从木生活状态。首先，从语源上讲，“民法”实际中是罗y法中“市民法”的误译，可以看出，民法本身就是市民社会之法。其次，从历史进程来讲。民法是市民社会之法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在古罗马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下诞生了民法，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下的民法原形，也成为后世私法的荃础。在中世纪的封建时期，王权专制、政治黑暗，教会势力膨胀，市民社会失去了存在得到空间，民法也随之隐匿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既定事实确立下来，民法开始了辉煌的发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进入二十世纪，随着世界经济普遍联系得到加强，民主人权运动的空前高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早己超越了西方社会的范围，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模式，民法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可见，民法是市民社会之法是一种事实存在。
民法不仅是市民社会之法，而且是其从本法。第一，民法是市民社会木质特征的反映。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利益领域，市场经济是其从础和木质所在。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为从础的一种经济模式，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竞争、合作.在此墓础上形成了以私人利益为体系的市民社会，要维持这样一种私人的社会秩序，必然要求有体现市民社会本质特征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适应.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体系，以尊重个人独立、平等为前提，通过互利的交易，实践了市场经济的茫木运作过程，保障了市场经济利益体系的自洽和完整，所以民法想当然是市民社会的摧本法。第二，民法调枯了市民社会的中社会关系。市民社会是以独立、平等的个人和自治性团体为主体的社会，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团体之中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生产、生活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毕干。民法通过民事权利制度，在法律上保证另外不同主体的地位平等，通过物权、债权制度规范了市民社会的财产关系，通过亲属和继承制度落实了人身关系。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民法强调用民事协商的方式处理问题，主要以财产的补偿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民法以诚信原则为址高指导君临一切社会关系，可谓市民社会和谐之尚方宝剑，使得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有了最基本的法律墓准和道德标尺.这里，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性质不言而喻.第三，民法以保证市民社会的自主自立为基本任务。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要实现一种良性的互动，就必须有相应的法亨工作为制约机制。宪法、行政法是规范公权力合理运作的墓本法律体系，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自我协调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市民社会赋予了每个人以充分的平等、自由，鼓励其进行交易、创造，不仅使每个市民都以饱满的激情进行生产、生活，而且也划定了国家权力界限，从而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实现了市民社会的白我管理和自主发展，这就充分体现了民法的荃础性地位.第四，民法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最终目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私人利益的存在，政治色彩被淡化了，作为理性的个人，追求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个人的最大幸福便成了他们的基本目标.每个个人的发展就实现了社会的发展.民法正是以实现这些目的为其存在价伎的.人文主义孕育出来的民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民法高举意思自治的大旗，给了个人以充足的自由空间去行使白己的合法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址需要什么，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如何才会幸福。在民法慈毋般的眼神中，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他可以尽己之所能去进行实践、活动，从而激发了人们的址大潜能，社会也会水涨般高地向前发展，吸终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愈思自治是民法的精髓，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不蝎动力.因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三、确立民法是市民杜会的基本法的惹义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今天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势力和综合词力的增长举世震惊，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市场经济为中国肌体注入了活力。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确立市场经济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只有民法被普遍适用，民法精神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才会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丛木法，就划分了公法与私法，从而实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宪法、行政法规范公权力的运作，保证了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的恰当配。而民法作为规范私人事务和利益的私法，从市民社会内部赋予了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为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这样，公法和私法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实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才能实现私法自治，从而实现市民社会的自立自治。确立了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样的社会秩序就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自立自强，而整个社会也就是一个高度自立的社会实休，那么市民社会的自治便是顺理成章的了，这种社会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
最后，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的过国度，法治观念的培育倍感漫长.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就给每个人的身体里注入了权利和法制的原因。一个法治昌明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民法发达的国家，一个国家民法的发展和适用程度纂木可以反映该国的法治水平。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我们就从民法开始。
注释:
①②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5).第71-73页.
③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4)第66页.
④姚国宏.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思想.6ttp//chinulegulVtco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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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民俗事象的婚姻习俗，曾引起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大体上沿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人生礼仪等路径展开。此外，国外学者还就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进行深入探索。与国外婚姻习俗的系统性研究相比，国内的起源性研究侧重于婚姻的外在形式与婚礼，在方法上偏重于文献传统。
婚姻习俗这一民俗事象曾经引起国外民俗学、人类学乃至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就相关间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视角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以婚姻形态进化理论为代表。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学说。进化论提出以后，对婚姻形态以及婚姻仪礼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摩尔根(I,ewisHenryMorgan)在研究中全面引人了进化论，提出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婚姻形态进化理论。在摩尔根看来，人类的婚姻形态经历了从杂交、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演化过程。此外，摩尔根还极为重视婚姻形态研究，认为它是家庭形态的基础，而家庭形态又是亲属制度的基础。换言之，亲属制度有赖于婚姻规则。基于这种思想，摩尔根率先提出了亲属制度理论，用以分析婚姻问题。这种研究视角一直为后来者所沿袭和推崇。
在20世纪中叶，结构功能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秉承了摩尔根的研究思路，将婚姻纳人亲属关系的分析中，分别形成“家系论”(descenttheory)与“联姻论”(alliancetheory)，并且就社会关系的原动力问题展开学术争论。这两种理论还有不同的表述版本，例如，纵向理论与横向理论、血统理论与姻亲理论、“继嗣理论”与“交换理论”等。当然，这些表述上的差异，并不影响理论阐述和学术争论。家系论强调亲属制度的纵向关系，主张代际关系的接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认为婚姻是家庭之间的关系‘它不过是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而已。家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德克利夫一布朗
((AlfredReginaldRacTcliffeBrown)、福特((DaryallForde),福特斯((MeyerForEed}与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E.Evana-Printchard)等人。与家系论的主张截然相反，联姻论以婚姻交换为中心，认为禁忌让家庭之间通过婚姻结成亲属网络，然后以横向联姻网为基础组建社会的框架结构，所以联姻重子家系。联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列维一施特劳斯(ClaudeIkvi-Sfreuss)b家系论与联姻论两种观点的对立，使它们在解释亲属关系时缺乏普遍性与连贯性，当然，他们对形式的过分注重，也招致了广泛批评。尼德海姆(}odneyNeedham)就是批评者之一，在他看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和列维一施特劳斯“过早地建构了宏大理论”川。当然.也有人认为，理论上的对立责任并不在于学者，而是与田野工作地点的民众诊释传统有关。从总体上讲，结构功能学派所主张的家系论来源于非洲和中东的调查;而结构主义学派所主张的联姻论来自于南美洲、东南亚的调查fz}0签子这种逻辑，在同一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论，缘自于民众不同的解释系统。
不久，有关婚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进人全面反思。与此同时，婚姻问题研究也逐渐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本土人的观念成为发总的核心，即学者的理论是否真实地映射出当地民众观念，开始作为一个间题浮出水面。利奇主张反思工作应当从概念和分类假设开始，他指出，婚姻、亲属制度、单系继嗣与非单系继嗣、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的分类等都应当列人反思的范畴。这些分类的问题在于“分类者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参考框架，而不是另一个”，而且“分类强加的思想禁锢很难彻底打破”。利奇总结说，“我们把时间耗费在把客观世界的现实填充到一组预先发展好的，而不是从观察得出的概念框架中去”}3)(Pl.7b)。利奇的贡献还在于，他明确提出英语的思维模式不“定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模式。利奇的这种主张得到了尼德海姆的赞同和借鉴。尼德海姆十分强调对分类词汇的批判性使用，以及对间题的恰当陈述。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应当直接依赖于本土内在的分类，用本土术语进行思考，换言之，就是按照个案自身的展现来理解它，而不是应用预设的概念和分类去解释。
20世纪70年代初，在婚姻研究中引人了更多的分析变量，例如性别、声望、地位和权力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姻研究中的亲属关系转向再次得到关注。正如迈克尔·赫茨费尔德(Michaelrierzfeld)所评价的那样，亲属关系获得了无所不在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此同时，对婚姻和亲属制度研究的反思工作仍在继续。例如，博恩曼(JohnBorneman)认为，婚姻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和范式倾向，压抑了自愿亲属过程，他据此提议，亲属研究应当转向关心与被关心的框架上〔礴，当然，这种看法体现在学者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方面。
此外，其他学科还从各自角度加人到关于婚姻的讨论中来。例如，贝克尔(GaryStanleyBecker)、彼德·布劳(PeterM.Blau)就分别从微观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研究婚姻现象。
二、人生仪礼层面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一般而言，凡·吉纳普(ArnoldvanGennep)较早地对人生仪礼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个体“人生危机”的分析，提出了“通过仪礼”(theritesofpassage)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仪礼都是从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状态，因而具有通过仪礼的共同特征，而通过仪礼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脱离(separation)、转变(transition)和加人(incorporateion)仪式。在不同的仪式中，这三种类型发展的程度不一致。在理论上，凡·吉纳普将其提升为前闭限仪式(preliminalrites),限仪式(liminalrites)与后阂限仪式((postliminalrites)，他认为一个完整的通过仪礼包括这三种仪式。根据他的解释，通过仪式的意义有两种:从社会角度看，它承认个体社会状态的过渡;从个体角度看，它使经历仪式的个体对自己的社会状态有充分认识。因此，通过仪礼的功能在于，整合由社会状态的过渡带来的无序和不稳定。凡·吉纳普一直将过渡仪礼的思想贯穿于订婚与婚礼研究的始终，他认为“婚礼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永久性地加人新环境的仪式”，同时也是一种变更关系、破坏社会平衡，以及从日常生活的“平淡中苏醒过来的场合”C5)(r}o-n.;}oas)
其后，涂尔干(mileDurkheim)、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与沃纳(W.I,IoydWarner)等在审视仪式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和意义时，都运用了生命危机仪式，进而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确认了凡·吉纳普的研究范式，在他们看来，仪式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表述。而米德((MargaretMead)、柏特生(GregoryBateson)与杜波伊斯(CoraDuBois)等学者则从心理的角度关注仪式，侧重于研究仪式与文化、人格的关系。在真正意义上遵循通过仪礼研究并对其分类进行拓展的，应当说是查普尔(EliotD.Chapple)与库恩(CarletonS:Coon)。他们在凡·吉纳普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强化仪礼，’(ritesofintensification)的概念，用以指代关于的仪式。而且，他们还区分了与季节相关的岁时仪礼、与群体活动相关的周期性仪礼以及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通过仪礼，并指出后者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查普尔和库恩还引人互动理论来解释仪式，认为仪式的功能在于恢复社会互动中的平衡〔a7(wamt)0
特纳((VictorTurner)延展了凡·吉纳普关于“闹限”阶段的观点，提出人生仪礼的现实意义就蕴含于它的象征性中，在“阑限”期间，仪式主体处于一个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的文化区域，主体的身份含混不清，通过“阑限”之后，仪式主体被安置到一个恰当的社会结构中，权利与义务得到明确界定〔}7(r}-vs>。在特纳看来，社会生活就是由结构与反结构组成的一个辩证地发展过程，而仪式创造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场合，将人类内在的反结构无序力量引人结构的社会有序中，在这个意义上，仪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于是特纳就将仪式研究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
特纳一反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研究传统，引人结构冲突模型来解释仪式，不仅深化了凡·吉纳普的“通过仪礼”理论，而且还对以后的仪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特纳一道同是象征人类学代表人物的格尔茨(CliffordGeertz),也曾对仪式进行了深人研究，他认为，“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像世界借助单独一组象征符号形式得到融合，变成同一世界”，从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r}xs>。利奇也注意到仪式在生存世界和想像世界中的意义，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与格尔茨略有差异。他强调仪式所表达的是，实际经历的世界与抽象思维中的另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文化则在其中起到了交流和解释的作用。在有关通过仪礼的论述中，利奇从互表的时间和空间出发，将通过仪礼的意义总结为跨越社会界限，并且标志着社会时间流逝的间断[[9](P83,8U-82)0近期的仪式研究还引人了诸多可变因素，例如，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仪式的整合与瓦解功能，等等。受到这种多元化研究趋势的影响，仪式通常被视为一个多角度的，兼具两重性的复合体。
三、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以外，还有一类相关问题需要提及，那就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开展的婚姻习俗研究。这类研究集中讨论了中国的婚姻、婚礼、亲属结构等问题，尤其关注社会转型、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趋向折射出他们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
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在对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宗族世系理论，认为地域化宗族构成了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他还对中国的婚礼作了细致地描写，认为婚礼表达了姻亲关系的不确定性[f;](}-}s.}_zrz)。马丁(EmilyMartinAhern)关注于婚礼中婆家与娘家地位的平衡，将娘家的优势地位解释为姻亲在“亲属仪式”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认为强大的姻亲到场可以帮助姐妹的夫妇家庭完成角色转换，因而具有控制婆家的〔tz](tzar3o-r)0萧风霞(SiuHelenF.)、杨美惠(YangMayfairMei-Hui),阎云祥等人将目光聚集于中国婚礼的复兴与意义一匕提出铺张的礼仪具有强化关系建设的现实作用}is](etzt-1n,t}s-tes)。克洛(ElisabethJoan}rnll)注重中国社会变迁中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以及婚姻与亲属结构之间的关系[14]D霍姆格林(JenniferHolmgron)研究了中国北方的婚姻与亲属制度，并且就寡妇再婚、婚姻与地缘的关系、亲属关系与政治控制等问题作了深人探讨〔‘，。罗梅君(MechthildLeutner)强调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并以此为框架说明官方婚姻策略与民众婚姻实践经历的变迁t叫。除了对中国的宗教与仪式进行研究以外，武雅士((ArthurWolf)为了验证韦斯特马克((EdwardWestermarck)的性嫌恶理论((sexualaversion)，还一直致力于中国变异婚姻形态一一童养媳的研究，指出它是父系社会在婚姻规则和禁忌紧张之间的一种折衷[l](rtst-tsz)0
总之，这些学者在国内研究与国际前沿理论之间架设了桥梁，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解释，与此同时也增大了理论检验的可能性，对于国内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国外婚姻习俗研究对中国的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基本上也是沿着婚姻形态和婚姻仪礼两条脉络展开研究。与国外不同的是，国内研究相对分散性，系统性较弱，这些研究特点，可能与中国社会在文化、民族、地域上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
1924年《歌谣周刊》刊载婚姻专号，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意义上婚姻研究的滥脑。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国外婚姻进化论的影响，相关研究大多执著于追溯起源，把现存的婚姻形态解释为过去文化的遗留物。在这一阶段，民俗学的视野也从民间文学拓展到了民俗事象上。黄石、蔡献荣、陈怀祯、杨江松等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这种倾向。黄石十分注意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其在尚处于描述阶段的民俗学研究中处于显著位置。尽管在黄石的研究中能够看到历时性与共时性，也能够发现比较与实地调查的运用，但是大多数学者对此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仍然坚持对民俗事象进行溯源式考察。在同一时期，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进化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然而，进化论的研究思路，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钟敬文在阐述国外民俗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时，特别提到了英国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他阐述道，“总的来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人类学派。除建国之初的前27年外，这一理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几乎从未间断，[187(1b-}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俗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将婚姻习俗置于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着重考察它的变迁。与此同时，婚姻习俗研究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趋势，这使得不同研究视角聚焦在同一对象上，丰富了相关研究。此外，国内学者还对仪式作了深人研究。他们将社会变迁、权力关系与政治的视角导人仪式研究，关注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学者通过中国本土的调查，对国外亲属关系理论进行反思，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等。
五、相关评价及讨论
国内外学者的开拓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婚姻仪礼研究体系，也为相关主题研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钟敬文指出，“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运用某种理论，……要知其长处，用到什么程度，用于什么对象最适当”。〔’9]换言之，运用西方的理论应当注意其偏颇之处，与研究对象本土性的吻合程度以及运用理论的深度。由于社会文化背景、政治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加甄别可能对我们的研究十分不利，某些国外理论无法解释源远流长的中国民俗事象。例如，进化论可以解释婚礼的起源、发展与变异婚姻形态的存在，却不能够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婚礼的复兴，以及彩礼和嫁妆的不断增长?贝克尔的效益最大化理论可能适合于西方社会的婚姻行为选择，却不能解释在中国社会文化压力下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及对单身的偏见?这些都说明，要有选择地运用国外相关理沦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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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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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社交网络媒体；宏观驱动力；微观驱动力
自从社交网络被引入中国后，迅速引发了中国社会诸多领域的新变化，最直接的效应是带来了网络运营商的新商机，媒介信息的新平台，媒体领域新技术的运用，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变化等等；远远不止于此的是，它还与中国的社交文化息息相关。
社交网络媒体发展的宏观驱动力
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人际关系却面临着各种矛盾与问题。在越来越多的社会竞争压力下，中国传统社会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枢纽正在不断地弱化甚至消失，人们相互间越来越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相互间的联结枢纽也逐渐减弱甚至消解，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冷漠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发展虽然缩短了时空的距离，但也在无形中拉大了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造成了生于技术爆炸时代的人们心灵上的孤独感。快节奏的现实社会生活，又限制了个人交际的时间和范围。在这样的人际关系缺口中，在重重的社会压力以及现实问题下，人们渴望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方式。在这样的驱动力之下，作为网络应用最广泛的人际关系聚集方式——社交网络媒体应运而生。人们内心强烈的与他人交流、沟通等互动的愿望，通过社交网络寻找倾诉对象，从而得以满足。我们通过社交网络，与好友分享感想，游戏互动，甚至可以当作“奴隶”买卖，在“调戏”中增进彼此的感情（开心网中的一个游戏应用）。而这一新兴的社交网络平台也恰恰符合了现代人对于人际交往的要求特征，即临时性、互益性、不完整性、短暂性和选择性[1]。在这里，我们无需考虑自身和对方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虚拟交往显得更加自然且实用。
文化多元的培育力。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和思想禁锢的逐渐解除，人们获得了相较以往更多的言论权利，这为中国社会宽松的话语空间创造了条件，公民社会也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中进一步养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国式“公民社会”开始形成[2]3。“公民社会”作为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摆脱了传统农业文明中阶级的二元对立即平面化的生活方式，代之以一个多元的文化整体（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需求多元化、观念多元化），使现代工业社会不仅保持了自身的稳定，而且充满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2]81。多元文化整体是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表现，它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源文化，也接纳了来自西方高度市场化社会的文化价值，并且在不断脱旧换新的过程中也催生了中西结合的过渡性文化。在这个文化多元环境中，正在发育和成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民社会，新的社会价值观和公民精神正在渗透中国社会，主要表现在三个价值取向：自由理念与秩序创新；契约精神与社会自治；权利本位与个体自主[2]64—69。这些变化也全部体现在中国网络环境中。而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与互联网在我国基本是并行发展的。近几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媒体事件，都在表明一个成长中的“公共空间”正在催生和浮现。这个空间承载着多元的文化和理念，提供相对自由并充分的话语空间和平台，并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中，体现着公民交往中的平等、正义、参与、信任等“公民性”。所以，相对宽松的网络话语空间，催生的是更为自由和民主的文化氛围。人们在日渐频繁的网络互动中，参与社会公共话题的探讨，与媒体实现互动与传受身份的转变，实现公民的知悉权和话语权；也在网络提供的更为自由开放的私人交友空间中，实现更多休闲娱乐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功能。
科技进步的拉动力。在经历了信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膨胀、传输、储存，即“信息爆炸”时代，通过门户网站对新闻信息的简单获取，通过搜索引擎对海量信息的狂热追逐之后，人们开始有了新的信息焦虑和困扰，信息过滤成了迫切需要，而以“人”为节点进行信息传递的社交网络媒体，使得人们开始期待其在应付互联网信息过载方面可以有所作为。Web1.0注重的是内容，Web2.0注重的是人和关系。社交网络媒体便是在这样一种技术革新的背景条件下，作为Web2.0的一种新兴应用而产生的。网络社交媒体在基于Web2.0技术的博客、播客、网络视听等后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形态上，支持受众逆向上传和互动反馈，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传统传播流程。网络社交媒体动态性强，传播速度快，用户可以使用短信在手机和网络间传递消息，使得其不再依赖报纸或其网络版获得最新消息。再者，网络社交媒体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不仅仅是网站内容的消费者（受众），更是网络内容的制造者，个体成为信息制造、集散和发酵的中心。
科技对社交网络的推动力方面，除了最根本的互联网Web2.0的技术发展外，还离不开移动通信近几年的技术革新。近几年传统通信领域迅速涉足社交网络领域，电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制造商都纷纷开始与社交媒体进行合作。2008年，中国移动建设上线了互联网与手机双重平台开发的Web2.0模式SNS社区网站“139社区”。华为则推出了白领交友网站[3]……随着中国3G时代的来临，网络速度和声画技术的进一步突破，移动通信终端逐渐成为社交网络媒体的使用载体，进一步拓宽了社交网络媒体的使用范围，使得社交网络的运用更为方便和广泛。诸多社交网络媒体都可以通过移动媒体进行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微型上网终端等移动通信媒体，都已经实现了移动网络功能。因此，除了计算机之外，受众还可以非常方便地利用这些移动通信媒体实现移动伴随式的社交网络服务。其中，手机作为人际交往的最基本通信工具，从最早意义上其回避了大众传播的公开性和广泛性，但智能机却已明显开始走向为人们提供大众传播产品的道路，甚至比计算机终端更即时、快速和便捷。3G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将成为社交网络媒体发展的助推器。随着3G手机的普及，手机将成为互联网的重要终端；手机媒体成为网络媒体的延伸之后，社交网络服务也将得以全方位覆盖和运用。
社交网络媒体发展的微观支撑力
网络文化的深入人心。博客文化的开放性。“博客”（英文名为blog）是一种网络上的流水记录形式，20世纪90年代诞生于美国，2002年是中国博客的“元年”，其标志是“博客中国”的建立，著名的网络评论家王俊秀和方兴东共同撰文提出中文博客一词。博客文化最大的特色首先体现为它的开放性，这一点正好继承并发扬了互联网的开放本质，甚至将其推至一个全新的境界。博客用最简洁的语言可以表述为：源代码的开放——此亦是“博客革命的力量之源”，因为它给原有媒体传播格局带来了解构和颠覆性的冲击。在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博客文化的书籍《博客》一书中，总结出人类历史文明的两大传播模式——“大教堂模式”和“集市模式”。所谓的“大教堂模式”即指文明的传播需要有一个中介，这个角色便由巫师、僧侣、诗人甚至软件工程师来承担；“集市模式”则指每一个自由个体对生命的顿悟和对世界的自我主张。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提出的“二媒时代”也同是此论调，第一媒介时代是由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和；而第二媒介时代则是消灭了中心，散点的可逆的交流。博客作为内容、媒体、知识、思想的开放源代码出现，与传统意义上的内容提供商不同，博客的版权不是copyright，而是CC（carbon copy，中文译为：抄送）公共版权，意味着只要不用作商业用途，网络的内容可以被复制和自由延展，网络思想和外延都更加开阔[4]。
网络社区民主文化。网络社区（英文名为BBS），是源于电脑中介传播建构而成的虚拟空间，是一种社会集合体，它的发生来自于虚拟空间上有足够的人、足够的情感，与人际关系在网络上长期发展[5]。网络社区可以被看作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典型体现。因为这个话语空间具有虚拟性、隐匿性、开放性、互动性、独立性、快捷性等特征[6]。网络的使用者即网民能够在这一虚拟空间里自由接受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信息或排斥与自己立场相悖的信息，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专业或关注对象而利用讨论的形式结成新的“群体”，新成员要想加入这一群体，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或身份检查，且出入自由。可见，网络使用者通过网络能更轻易地获得更多资讯，又能轻松加入讨论，这使得他们能够自由地行使政治社会权利，进而推动民主进程。网络社区自由开放的环境将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认知模式，即使他们没有接受系统的民主意识的教育，但“自由发表言论”就为民主化思维造就了温床。当这一代人成长起来并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后，互联网对于社会民主化的作用自然而然会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受众意识的自我提高。伴随着互联网以及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受众的自我意识也相继提高。在社交网站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受众与传播者的角色转化更加频繁。个体在传送信息时是传播者，而在接收信息时又在扮演受众的角色，而后受众又可以转化为传播者，传受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次，受众具有更强的能动性。社交网站充分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使受众在信息获取上更具有能动性，他们可通过自主选择“关注”其他用户来选择自己想要接收的信息，也可以通过随时自己的信息或者在公共空间与其他人进行讨论等方式来参与信息的传播与互动。可以说，社交网站充分激发了受众的能动性。
国外社交网络媒体的蓬勃兴起。社交网络的全球化应用趋势已经日趋明显。早在2009年，尼尔森公司的研究数据就已表明：社交网络已经超过电子邮件，成为全球第四大受欢迎的互联网服务[7]。从尼尔森所监测的国际社交网站使用情况来看，Facebook活跃用户早已突破6.2亿[8]，且优势正进一步扩大，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全球每月平均有三成互联网用户访问该网站。在中国，本土的SNS腾讯QQ占据绝对优势，其活跃用户早已突破2.5亿。[9]在社交网络媒体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我国社交网络媒体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赵玲华，任英伟.公共关系中的人际关系[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22-23.
[2]袁祖社.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价值理想与实践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王亮.SNS社交网络发展现状及趋势[J].现代电信科技，2009：6.
[4]张玲.博客文化的价值审视[D].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12.
[5]Howard Rheingold.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London：MIT Press，1993.
[6]叶琛.网络社区，一个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的话题——对公共领域、网络社区及民主化传播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7]全球2/3网民“活”在网络社区[N].南方日报，2009-3-18.
[8]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国内SNS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前景[EB/OL].http：//.
[9]搜狐IT.社交网站世界版图：欧洲成Facebook“殖民地”[EB/OL].http：///20090608/n264393575.shtml.
篇7
关键词：关键词：家庭价值观；不同；根源；表现；启示
1. 两部作品的简述
1.1 《饮食男女》简述
故事的主人公朱先生是台北最了不起的名厨，但妻子去世后他便要肩负起抚养三个女儿的责任。女儿们的逐渐成熟，想法时常会与朱先生起冲突。每周日的晚饭也就成为全家团聚沟通的唯一时刻。但每次聚餐时，都充满了意外。第一次是家倩宣布她买了房子想要搬出去住，第二次是家倩的买房投资失败，第三次是家宁宣布她怀孕了，要搬出去和男友一起住，第四次是家珍宣布和刚交往的男友结婚，最后一次是朱先生宣布和女儿的同学结婚。几乎每次家宴都象征着一位家庭成员要脱离这个大家庭。
1.2 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简述
此篇小说是关于53岁的主人公Rebecca突然觉得对现有生活不满想要做改变而努力的故事。Rebecca20岁时嫁给大她十三岁半的Joe。结婚6年后，Joe在一场交通事故里丧生。二十多年来，Rebecca肩负起家庭的重担，独自抚养三个继女以和自己的女儿， Rebecca为这个家庭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然而她认为子女们根本不珍惜她做出的牺牲。所以她时常思考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首先她想在感情上拾回过去的美好。其次，她想继续写完在大学里未完成的论文。经过两方面的尝试，她发现自己真正的生活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
2. 中美家庭观念不同的根源
2.1 历史制度
中国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我国占有统治地位。中国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延续的“保甲制度”致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心态。于是中国家庭大多是成员众多的扩展型家庭。然而，美国最初作为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清教徒给美国带去了重商主义，实利主义。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之前，垦荒，放牧和家庭手工业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如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长途跋涉使他们远离家庭，久而久之，由父母和孩子构成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美国的家庭模式。
2.2 文化
中国深受孔子儒家文化的影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关系可靠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中国社会人人都要接受规范的约束，必须遵守各自在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里的角色身份，不可以有任何逾越。美国则主张个人主义，重视独立平等思想和重商主义文化。于是他们追求自我实现、个人奋斗。个人主义已经在美国人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美国主张的则是酒神文化，看重及时享受。
3. 中美家庭观念不同的表现
3.1 对婚姻的看法
中国过去对婚姻的看法十分保守。现代中国的年轻男女们拥有了婚姻自由，由于受到美国以及欧洲外向婚姻观的影响，如今中国人面对婚姻十分自主，会主动追求婚姻的幸福。但封建婚姻观仍潜在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例如在《饮食男女》中，30岁的家珍仍未嫁人，梁伯母说她会在家陪朱先生一辈子。并对小女儿家宁说，20岁了该找对象了，别像她姐姐那样耽误了。然而未婚女性在美国是断不会受到这般言语待遇的。美国人将婚姻自由贯彻的十分彻底，他们认为婚姻自由不仅仅是自由选择伴侣的权利，还有是否结婚的权利。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中，Nono35岁才进入婚姻殿堂，书中却完全没有出现过她家人催促她嫁人的只言片语。
3.2 对孝道的看法
在中国，人们把“孝”视为人伦之首，中国的宗法制度赋予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权威。中国人有“养儿防老”的说话，即孝不仅包括顺从长辈，还包括赡养父母。例如在《饮食男女》中，当家倩问姐姐家珍，她是否想永远困在家中，家珍却答，这里是家，是爸的全部。然而在美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如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 里Rebecca并非是受到子女的照顾，反而是帮助女儿在家的餐饮事业。
3.3 对教育的看法
中国家庭教育大多是强制式教育。如在《饮食男女》里，朱先生觉得为厨师这一职业不能成为女儿的未来。美国家庭教育却更重视孩子的道德教育。如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里，Rebecca的大女儿Biddy从事的工作就是家倩梦寐以求的厨师职业。由此可见中美教育观念的巨大差别。
4. 总结
中国人认为家是人伦之始，有家才有国。由于历史上农本文化求整体求大局，宗法制的长期存在以及孔子儒家重“礼”，“和”的思想，扩展家庭是中国人生活的重心所在。而美国，由于早先西欧殖民者带来的重商主义、个人主义打下的深刻烙印和自由的联邦制度，美国人并不时刻将家庭放在首位。本文通过《饮食男女》和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两部作品中的实例分析中美婚姻观念，孝道观念，教育观念的不同，中美家庭观念的差别显得更加直观、具体。
篇8
论文关键词：儒家；交往伦理；和谐社会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中国人的交往及实践具有如下特征：整体主义至上，重人伦、讲亲缘，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视和谐与信任。同时，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与实践中也有保守狭隘性、独立自我的缺失、偏狭的整体观、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等缺陷。
一、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
（一）整体主义至上
儒家文化特别注重将宗亲关系推及整个社会，认为个体不能脱离家庭、亲友、社会和国家而生活。因而特别重视整体的作用。把个体对整体的责任无限放大，高扬整体而贬低个体。倡导大一统的整体主义。这就必然导致中国人在人际交往关系别重视整体的作用。在人己关系上，儒家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群”。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之生不能无群”，“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整体力量，如果个体彼此隔绝，势必难以生存。因而，儒家主张以群体为重，从群体的利益出发来处理人己、群我关系，要求人们牺牲个人、奉献社会、奉献国家。
（二）重人伦讲亲缘
儒家诞生时起就强调人际交往关系应以“仁义”为基本准则。孔子认为：“仁”即“爱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义。”（《礼记•礼运》）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恭敬、谦让、温和、互助与和谐，提倡孝悌、仁爱，通过“爱人”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以人伦为本，首先体现在中国人所特别注重的在家庭关系上讲求“孝亲、慈幼”。“孝亲”即敬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慈幼”是做父母的对子女应尽的的教养之责。而处理家庭交往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单向服从，子女、妻子、家庭普通成员对于父母、丈夫、家长的服从关系，这样，家庭交往便明显带有道德性与等级性。其次，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还体现为，中国人善于将血缘关系的伦常推
至整个社会关系，对他人讲礼尽义、谦和修睦。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便全部伦常化。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抑制血缘化。朋友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称，或通过结拜关系“拟制血缘化”，这样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同样，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君臣关系也渗透着亲缘人伦。君主是国家的家长。通过这种讲亲缘重人伦的交往，无疑起到了维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的作用。
（三）重和谐与信任
儒家交往传统强调追求和谐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讲求和谐，提倡“和为贵”，视和谐为人际关系中的理想状态，把和谐作为现实人际关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和”最初的含义是不同东西结合达到的平衡，有别于“同”。它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和对立面共同存在。这一点体现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这种“和谐”理念，古代中国人从孩提时代就被灌输“守规矩”，人际交往必须谦卑有礼，凡是须做到中庸，对自己有所约束。讲“信用”确乎是儒家交往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基本的人伦，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
（四）人情化色彩浓郁
儒家文化为人际关系抹上了浓郁的人情化色彩。“人情”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恐怕是对“人情”的最原始的界定。前面论述儒家交往的一大特征：重人伦，讲亲缘，这种人伦关系，亲缘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人情化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人情”逃脱不了血缘关系的閾界。人情明显体现亲缘的特征。“人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面子”，而“面子”则构成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具体地调整着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故此，“爱面子”是古代中国人内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在人际交往被注重的方面。人情化交往在人与人关系上蕴含着温情脉脉的因子，使中国社会充满人情味。
二、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
（一）保守狭隘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撑和维系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自然经济本身即因为无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交往而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特征。求安求稳的生活价值导向，必然使人们形成封闭、保守的行为方式与处世心理，从而造成一种安于现状、老守田园的生存模式。人们所向往的只是衣食无忧，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愿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家园、土地和家族等生活圈子，在“外面的世界”进行广泛的交往。在“见闻不出乡里，交往至于四邻”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只能形成保守、封闭的交往观念。人们生活在相当狭小而又孤立的环境中，导致日常生活主体的交往范围如此之小，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以外，赶集差不多是多数人平常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与手段，并且，由于封建家族组织内部结构的封闭性，也使得人们的日常交往范围狭小而固定，家族之外的日常交往活动则少之又少，加之中国传统日常交往活动又主要是凭借家族血缘亲情来维系的一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便会使人们难以突破聚村而居、聚族而居的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的交往，从而最终形成日常交往关系的保守狭隘性的基本特征。
（二）独立自我的缺失
从先秦儒家伊始，就形成了整体主义观，即“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种整体主义观追求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因而有助于完善人的性格、净化人的心灵，促进主体与客体相互沟通，人类与生态协调发展，这也正是当今西方学者所推崇的儒家精髓和内核。但是，由于儒家的整体主义观过分强调我本与万物为一体的整体性而大大忽视个人的独立存在，这样古代中国人便完全丧失自我。交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交往主体间展现自我的过程，由于“我”不是一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个体，因此，传统人际关系中存在着自我缺失的病态心理。
（三）偏狭的整体观
儒家是奉行整体主义之上理念的。物极必反，偏狭的整体，必然会出现整体范围的狭窄性，群体成员不平等性和成员间的依附性，这反映在交往中，首先表现为交往范围的狭窄性。由于过分强调谨慎择友，“人与群分”，“志同道合”，使得交往者对异乎于己的人缺失包容心，而且因个体的交往范围狭窄，使人们眼界狭小，不利于合作精神的养成。其次，因为自我意识已经消融于整体。整体的价值和利益就是个人的价值和利益，这样把个体对群体的服从发挥到极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个人便成了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附庸。这样限制了个性的发展，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再次，整体中的严格等级化势必导致交往的非对等性。“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对下等人而言，只有服从的义务，而上等人则具有支配的权利。这种人际交往关系的不平等意识至今仍有隐性体现。
（四）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
篇9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公共性市民社会
目前，诸多急待变化的公共艺术实践及其面临的批评与指责，使公共艺术存在的合法性深受质疑。批评界在针对当前某些艺术“公共性”的虚假命题的驳斥中，明确地指出公共艺术是一种“天生具有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但是，本人认为，公共艺术当下呈现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不足以阻挡艺术回归公众生活的必然趋势。所谓“权力与民意”的冲突与摩擦，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历经的震荡过程。
17至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击碎了政治国家的千年神话，把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使政治国家成为世俗化的市民社会的‘守夜人’，因而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分解为人权、公民权和特殊利益”①。“一方面，它展现了人类由特权社会步入自由平等的大众社会的非凡历程;另一方面，则展现了由群体活动和团体价值期望走向个体活动和个性价值追求的伟大进步，并日渐形成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②。与此同时，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也将艺术从教会和宫廷中解放出来，并把艺术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转变为一个任何公众成员都可以对其展开“业余的自由判断”的世俗化特征——公开展览，从而使艺术作品超越了专家而与大众直接接触，而“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③对应于艺术与教会、宫廷的分离，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的“百分比立法”，使艺术走出了画廊和美术馆的封闭空间，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在文化公共领域中的自立性、参与性与主动性。可以说，公共艺术政策是对市民社会理论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价值和原则的继承与发扬，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则为公共艺术奠定了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石。
如果说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封闭循环的社会历史进程则严重滞后了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和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及至“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开始现代公民精神的建构。然而遗憾的是，“”所高举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大旗以及倡导“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的呼声，却几近淹没于内忧外患的烽火狼烟之中。而时期的集权垄断又再度遏制了私人领域的拓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与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相似，公共艺术也同样具有后发外生特征，而缺乏自发自觉、自下而上的社会内驱力。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艺术也是由国家和社会精英赋予公众，而不是公众自觉要求的。消极公民意识的历史积淀使公众对公共艺术常常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所谓的“公共性”因此无从谈及，公共领域广泛多元的理性价值批判更难以形成，市民社会理性也就无法上升为公共理性。当前，一些建立在史料分析和文献引证基础之上的公共艺术“考古”研究，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中国也有”的情结，而忽略了公共艺术的西方移植色彩和语境分析。“公共性”既不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信徒式膜拜，也不是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推进或形式化附加，而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公众与艺术家之间自由对话平台之上的长期交互行为。忽略公共艺术与社会宏观发展进程的文脉关联，缺少健康发展的市民社会和清晰界定的公私领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生产不仅直接反映出艺术领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而且清晰地折射出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复杂多变的利益缠绕，反映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市民文化和公共理性之间的分野、冲突与整合。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上述矛盾关系便越发复杂和突显。当前我国公共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处境，以及批评界围绕“公共性”价值兑现而展开的争议和辩论，都深刻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公共舆论、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等多极权利关系的分歧与摩擦。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价值震荡和价值真空，以及在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尚未得到彻底根除的腐败、权力滥用和等现象，都极易造成社会成员价值选择的迷失，从而导致权利关系的不正当交换与纠缠。事实证明，那些浪费纳税人金钱、践踏艺术尊严、戕害公共精神的“城市菜雕”，正是一些艺术家借“艺术”的名义而不惜扭曲个人艺术追求，盲目迎合不正当权力的青睐而进行利益交换的物化形态。以公共精神为诉求的公共艺术，在话语权争夺以及权利交易的过程中反而沦落为一种编织精致谎言的道具。
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发展进程，既反映出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揭示出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的渐进性过程。只有培育出一个成熟理性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的离心性和对抗性才可能根本转化为有机互动的统一体，公共艺术也才可能代表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取向。因此，将公共艺术由后发外生型转化为自发内生型，即由国家向公众的附加，变为公众的自觉需求，是确保“公共性”建构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公共艺术在我国的推行，必须通过“政府推进”与“公民演进”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力推动，进而形成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价值天平，使“公共性”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以及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加强，艺术的公共精神将会逐步得以更大程度地呈现。与此同时，对公共艺术的探讨也逐渐会从以“公共性”为重心转向以“艺术性”为重心，公共艺术的根本属性最终将以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得以呈现。
注释：
①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北京，2002，第232页。/
篇10
[论文摘要]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国民族性格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既赞扬扣肯定了中国人的一些优秀品德、特性．又剖析了中国国民劣根性，指出了中国民破性格的多面性、矛盾性，并升中西国民性进行了比较。“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人形象”总体基调是不高的，但它是我们必须照察的历史镜子，可“措别人的眼光加深白知之明”。
一
近代来．曾经有不少外国观察家在试图说明中国民旗性格方面作过努力和尝试。他们对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说中国人是低赡、野蛮、邪恶的人，是“”；有人认为“天朝”的人是世界最好的人；更多的人则采取了折衷立场．认为中国人的品性好坏参半。形成这种多样性认识的原因主要有：
1时代的差异。中国人在西方视野里的形象像“变色龙”一样，总在变化着。自16至l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倾慕有加．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与西方各民族完全不同的原则基础上的，并已存在丁若干世纪的文明的国度，它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方文明更为优越。“19世纪初，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丁明显的变化。上一个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取代”。殖民主义者将中国人说成低劣民族，天生要受他们统治．以达到奴役中华民族的野心。随着中西交流的深人，一些具有正义感的西方观察家开始比较客观地观察中国，比较公正地评论中国民族性格。
2观察者的角色差异早期耶稣会士由于自身的救士身份使其对中国的哲学、中国的伦理文化最感兴趣．由此使他们对中国的皇皇礼教、伦理文明十分倾倒，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化陶冶的中国人常加褒扬。以后，中国社会的腐败与中国文化的弱点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传教上由于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有可能对作为民旗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格作出较深人的剖析，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于1890年出版丁《中国人的特性》．成为第一个对中国国民性作出系统分析的外国观察家。商人的中国观与传教十的态度几近相反，他们“没有机会涉足中国文化。由于他们主要是和中国的贸易商及下层人七接触，所总是强调中国文明的令人讨厌的特征”。政客们为了把中国人说成只配受殖民统治、专制统治的，自然要封中国人进行丑化、“妖魔化”，对中国国民性常加贬斥。如“黄祸论”的鼓噪者即指责中华民族为“劣等种族”。旅行家对中国的观察要客观一些，但又有猎奇的色彩。
3观察对象的差异：中国人、中国国民是一个复合概念，有南北方之间、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士农工商之间等种种差别传教士接触较多的是中国士大夫与文化人，他们视野里的中国人形象自然不错；商人们接触较多的是腐败的官吏及有“西崽相的买办，他们对中国人也就投有多少好感。但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中国的下层民众之后，他一定会钦敬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投效四年之久的“洋兄弟”吟咧在《革命亲历记》中指出：“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十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丁蠢笨、挎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棱压抑毁”在解放了的地区的人们则相反，“由于在身．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所以，“他们的整小品格．无论在体质上道德上，都显出同样惊人的优越性，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聪敏的、朴实的、英武的．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出庄严不厢的风度¨。的死敌八目联军统帅瓦德西认识到中国^民“含有无限莲勃生气”，与兵“好斗精神”很盛，“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还当有别的因素，西方观察家对中国国民性的言就奠衷一是，众说纷纭。
二
来华西人写下了大量记述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话、民旗性格等内容的著作。有的近年已被译成中文出版。通过梳理这些著作中涉及中国国民性的言论似可将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大致归纳如下：
1对中西国民性进行了广泛、深人的比较。
来华西人在记述和评析中国人的性格及中国人的政治、道德、精神、风俗等方面的情况时，是以西方民族性为参照的：他们对中西国民性所作的比较如：中西歧治观念。西方人对于政府的观念越来越趋同于以下理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中国人却执著地信奉：“一切权力来自于上天。”“在中国人的性格中，休绝不会只发现他们善于默默忍耐的一面，而缺少反抗压迫的另一面。”“但他们所真正反对的，都是政府体制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而绝不是这一制度本身”。
中西思维方式。东方^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喜欢逻辑性、演绎推理，主张理性的推论。…东方人认为这种方法太乏味，而且映乏艺术性，因此不屑采用：他们十分喜欢作诗，喜欢在富于想象的太空中邀游，喜欢在巫士的魔杖指挥下产生美妙的幻觉。”“中国人所习惯的思维方式是与我们盎格鲁——撤克逊人完全不同的一我们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则遮遮掩掩，“更倾向于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图。
中西情感方式。“中国人习惯于压制和约束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是很不正常的。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旗似乎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如同玲血动物一般。”两性之问奇匀交往形同汉界楚河，男们之间可以相互拜访，“但是他们那中国式的矫揉造作的繁文墀节令人不胜烦恼，疲于应付”。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直率、开放、热情。中西行为方式：“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持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就像‘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谰那样，中国人常|兑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他们是和平主义者，而我们则崇尚武力；他们强调清静无为，而我们则提倡奋斗的生活；他们放任自流到无政府主义的边缘，而我们划认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们是理想主义者，而我们则快要沦为只注蓖物质享受的宴利主兑者；他们是不可知论者，而我们相比较而言则是较为虔诚地信仰宗教；他们崇尚文学才能．而我们则岽尚科学；如此等等差别，我们还可再继续列举下去”。中西民族性也有相近之处．来华西人也作了某些探讨。
2赞扬和肯定了中国人的一些优秀品德、特性：
来华西人所赞许、认可的中国民族特性如：勤俭。到达中国的外国人“都确信中国人具有那种夜继日、孜孜不倦的勤劳美德：与勉力勤劳相联系．“中国人完全可以说是节俭的楷模”。
坚韧：西方观察家多称道、赞赏中国人顽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称道中国人生命力顽强．富有耐性与毅力他称赞中华民族为不俑不挠、能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民族。罗斯将这种性格归固于中国人所经历的“优胜劣沈的程度更严格”，艰苦的环境使只有20％的婴儿能生存下来，这就使幸存者“带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基因。
和平：中国文化推崇厚德载物”的宽容、和谐精神，倡导友爱宽容的感情去处理人际关系，以“天人台一”的精神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和平共处的思想处理民族与民旋、国与国的关系。中国人这种贵和、宽厚的特性也给西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和谐是支配中国人行为的基本的和主导的思想”，“西方人总是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上最和平安宁的国家：
孝顺。来华西人对孝道在整个中国伦理道德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深有感触。麦高温指出：“如果要问中国人的生活以什么特征为标志，中国人无论高低贵贱都以什幺为最根本的责任，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是按子对父母的孝敬：”英国作家亨利·查尔斯-萨迪一向被人们视为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尽管其在政治上对中国多有不公允的评价，但对中国人的“孝”却始终持赞赏的态度，认为中国人遵循古圣之训，不分贵贱贫富，普行孝遭。中国是世界上最善的国家…。适应性强。“中国人最值得称道的性格是他们的温和、善良、适应能力强。为了适应环境，他们会很快地学会一门谋生技术：”这种适应能力在海外华人移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德庇时、马森、明思溥等人对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所体现出的能应付种种意外、能适应各种环境的极强的生存能力都有同感，并表示推崇、赞许。
3剖析了中国国民劣根性。
近代来华西人在观察和剖析中国国民劣根性时，对以下方面的看法较为集中：
保守。中国人敬祖、祟古法先王，重视传统，普遍信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念。“欧洲人和美国人普遍认为：1840年的中国人和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别无二致。称中国人的思想凝结在孔、盂等步数圣人的经典中。称中国人最喜欢所有的旧束西都是概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句格言=并认为中国人这种求稳保守的思想观忠．造成了中国社会裹足不前的状态一明思溥还将中国人知足常乐的性格视为保守观念住中国凡行为方式上的具体体现。
封闭：近代来华西人一直强调自负和傲慢是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对中国人以“天朝上国”或“中央王国”自居，鄙视他帮为蛮夷之邦，不以为然批评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当作全世界的第一帝国，把他们的智者所传授的学说看成高于其他所有的哲学体系，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实行一种几乎完全闭关自守的政策．坚持认为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属于野蛮民族的，是不值得他们注意的”。封闭与保守是分不开的，其结果则是导致愚昧：“中国人认为若提出同‘中央王国’之外的西方学习．则无疑是诽谤祖先和圣人的智慧：他们宁可愚昧也不愿为知识而失自己的体面：”中国人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但由于实行闭关锁国．变得几乎一点也不了解现代技术和科学。
迷信：迷信弥漫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搜透整个民旗的思维结构和精神心志迷信的形式有祖宗崇拜、宗教迷信、风水迷信、鬼神迷信、日期时辰迷信等，“还有其他形彤超自然的神力威慑着人们，使人们战战兢兢，勉力相从。好在中国还具有玲静的头脑、善良的天性和务实的眼光，否则，“帝国之内天网恢恢、疏而不捕的迷信，也许早就把这个民族变成了神经错乱的疯子”。
矫饰外国观察家指出，“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面子”是理解有关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人“死要面子”，至于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中国人很讲究礼节．但欧洲、“通常却对这种礼节的真诚性产生疑问”。
闲散:中国人井非不勤劳，但缺乏效率：中国人目光比较短浅，得过且过．相信这一切劳碌是出于天意的安排”西方人遇到熟人常问：“干得如何?”让人觉得时间就是金钱，秒钟也不可放过。中国人遇到熟人一般问：“吃过没有?中国人“吃”的时间长，对时间不珍惜。
4．指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多面性、矛盾性、复杂性。
中画人的性格多样而复杂，不能以偏概全。很多看似矛盾、极不协调的特点，却奇怪地混合在中国人身上。“炫耀的仁慈和天生的疑虑，仪式化的礼貌和现实的粗鲁，部分的发明和奴仆般的模仿，勤劳和浪费，溜颓拍马和自我依靠，这些阴暗和光明品质奇妙地混台在一起。“中国人的道德特性是一本用奇怪文字写成的书”。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