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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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讨论当时各地的风俗时，定义“风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1]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和属性，称为“风”；而由统治者的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则称为“俗”。二者相加，就是风俗。班固对风俗的解释含有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是显然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将统治者（君上）改换为社会环境，就能更科学地表述风俗的概念。即风俗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群体性的生活习尚。

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渗透了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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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弃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利率的上下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1]。利率市场化作为利率决定机制的变迁，会伴随有一定的成本及由此而获得的收益，而要成功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其收益大于成本是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的。

一、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从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特殊性的角度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2]。众多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纷纷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但以失败者居多，不但没有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反而引发了不同形式的金融危机，给宏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3］。根据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发展中国家是有必要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实现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利率市场化的整个过程既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又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和监管措施，决不可以将其简单地交给市场，让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来替我们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想引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仔细分析其国内经济基础和监管水平。根据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的初始条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利率市场化所应具备的初始条件进行清楚的认识。

二、宏观经济条件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利率市场化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也是利率市场化顺利运作的最根本的载体。当某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市场机制将逐渐取代原有的计划机制而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健康稳定的宏观环境有助于利率杠杆和价格体系有效发挥作用。而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无论是过热时期还是萧条时期，实施利率市场化都可能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这又会反作用于利率市场化，使改革受挫[4]，并且可能导致发生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市场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

1.宏观经济条件的定性要求

首先，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作为金融部门基础的实际经济部门只有在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后，才能积聚起相当的经济实力来支撑金融改革。

其次，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经济全球化已经使每个国家很难脱离别国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所以只有交往中的各国经济都比较平稳发展，尤其是汇率比较稳定，国外游资没有大进大出，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才能顺利进行。

第三，财政纪律严格有序。这主要指政府向央行的借款问题，即“政府借款需求必须是可接受的，以此避免中央银行储备货币产生通货膨胀性的扩张。”[5]而引起这一扩张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政府国内借债的直接影响，即可能出现的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另一种是政府借债的间接影响，即面对巨大的资本流入，中央银行为了避免本币汇率上升，必须大量购入外币，从而导致货币的扩张结果。

第四，物价水平基本稳定。这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最突出表现和基本标志。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在存在高度通胀的国家，利率放开后往往导致过高的名义利率，会出现金融机构和企业无法适应而经营困难。并且在这种物价不稳的状态下的利率市场化往往又会带来物价的进一步上扬，增大宏观经济的震荡性，形成恶性循环。

第五，资本项目控制有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资本项目的适当管制有助于经济的健康运行。从当今世界形势来看，国际游资规模之大已达惊人程度。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展示的国际游资对于一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力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后迅速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任由规模巨大的国际游资对国内金融体系肆意冲击，将很难控制其中所隐藏的金融风险，这会扭曲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正效应。

2.宏观经济条件的定量判断标准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没有科学的量化指标作为指导，各种经济决策成功实行的可能性就不大。通过经济学家对泰国、阿根廷、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前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金融深化率等指标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一国在选择进行利率市场化时宏观经济条件的三个定量判断标准。

首先，经济运行稳定性定量标准。根据中国学者史宝平的实证研究可得，一国利率市场化的时点应选择在宏观经济最近三年稳定增长，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在0.6以下、平均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6]。

其次，资金市场规模与金融深化定量标准。较高的金融深化程度不仅反映一国现代金融机构和资金市场的发展，而且反映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及缓和的金融抑制。较大的资金市场规模和较高的金融深化率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时，更能加速金融深化发展。一国实行利率市场化一般应选择在最近五年的真实金融深化率达到60%以上、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达到80%以上的时点上。

第三，财政赤字规模的定量标准。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前应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财政赤字应控制在GDP的3%～5%，并且财政赤字要通过发行国债等非通胀的方式来弥补，中央银行不应为财政透支。如果财政赤字主要通过中央银行贷款弥补，会形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压力。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佐证。

三、微观经济基础条件

1.对银行体系的要求

银行作为货币经营的最重要主体，它们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合理，自身是否具备充足的资本实力，能否保证所经营资产的质量，是利率市场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一，实行银行体制改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银行体系中一般都是国有银行占绝对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在推进利率市场化之前对银行制度加以调整，来为改革顺利进行作好准备。这种调整可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民营化，使之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对金融市场利率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二是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政府给予其极大的经营自，并且在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方面实行有效机制，增强银行的市场行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积累较充裕的资本。这主要体现在货币资本上。为了经营上的安全，按《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能少于8%。另外信息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可或缺。在信息资本方面，银行在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中，需要尽可能详细地获取有关人的信息，减轻信息约束。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在已积聚的信息资源基础上能够顺利地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在人力资本方面，人是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信息是通过人来收集和处理的，系统行为决策是由人来制定与执行的，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及内部激励制度对银行的长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提高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是银行适应利率市场化环境、加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第三，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实行利率市场化，利率的决定机制、利率结构发生变化，会对银行原有的资产结构带来冲击，并且利率市场化后的激烈竞争会暴露出银行资产负债原来所被掩盖的缺陷。如果银行资产质量较差，那么在新的市场机制下，银行的这种资产体系的脆弱性会加大，进而可能导致资产质量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难以保持金融资源的供应。所以银行资产质量是有效推行利率市场化、维护金融体系稳健性所需具备的一个基本要素。

2.对企业组织的要求

企业组织作为使用价值的最重要创造者，它是否具备了相关的条件，也是利率市场化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

首先，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关于这个方面，需要考虑企业存在的所有权形势以及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结构设计与执行。其总的原则是从产权方面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约束与激励机制，提高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是指对资金产生合理需求，避免由所有权约束不力而产生扭曲的信贷需求，从而使利率决定机制更为有效。

其次，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资产负债比例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项因素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由债务成本和股权成本来确定。利率的变化会对成本的构成比例造成影响，所以企业需要根据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融资成本达到最小化的原则来构造一个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遍的情况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个人财富拥有水平不高，企业自源融资较少，更多地依赖外援融资，负债比重较大。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为利率市场化作准备的过程中，逐渐降低企业负债率是一项重要任务[7]。

总之，以上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有效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渗透于整个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所表现的突出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条件与利率市场化本身之间也是一种互动关系，实行利率市场化需要这些条件，而有效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又会反过来促进这些条件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周荣芳.关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1，（8）:20-23.

[2]黄萍.利率自由化和金融危机[J].现代经济探讨，2004，（2）:49-51.

[3]周梅.外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给我们的启示[J].经济问题，2003，（2）:49-50.

[4]佘传奇，祝清.国外当代利率市场化理论探讨与实践的借鉴[J].经济问题，2003，（3）:40-42.

[5]MaxwellJ.Fry.Interest-RateLiberalizationandMonetaryControlinChina.ExperienceswithFinancialLiberalization.KanhayaI

Gupta，Eds.Boston，Kluwer.1997: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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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40-0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契机的“全球化”就一直被学界视为一个核心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格局在初露端倪之时就与各种不平等挂钩。在21世纪的当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倘若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和谐的、互惠性的跨文化关系，弱势文化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人们面临的文化危机，并不仅仅是文化权力的博弈，更是交流的深刻无奈，是刻板印象的加剧。是对外来强势文化的追捧和对己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自主“走出去”。体现的不光是一种文化自信心，更是一种积极且理性的文化态度，是全球化时代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以人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关键

中国的文化版图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常态之时。文化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率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之精髓，也有现代社会和谐治理的主张。但倘若把握不好传播这种纯粹性文化主张的分寸和方法，便会遭遇他者的抵制――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他者对我们这种带有善良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却束手无策。

国内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多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和权力的博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征服世界的切入口从硬实力转向了以文化为武器的软实力。日本学者青木保先生虽然十分看重文化软实力理论，却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人类应该以“异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充分意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沿着“协调”和“友善的说服”的路线前行。让文化充分发挥“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均衡与协调。则需要以一种“摈弃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或必须达到”文化传播的“世界模式”。

虽然学界―致认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来完成，而非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的“三单式”自我宣传。可问题是，这种“双向”的传播模式到底该如何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呢？互联网时代造就了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关系建构的方式。学界对大众传播渠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却逐渐忽视了恰是不容被忽视的人类传播活动之核心的人际传播。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其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视为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在这股国际潮流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然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远非向他者描述异域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之物或是讲述异域文化的一个新奇故事那么简单，除了意义的“给予”之外，还强调意义的“获得”，更强调意义“表征”的方式。如果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总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汉语国际推广就担负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应该是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人之代表，并在这个传播活动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以人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良好地构筑个人的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需要以一种基于个人跨文化认知的多元视角以及基于个人跨文化能力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关系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里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既包括局内人也包括局外人。既包括既有的传播者也包括潜在的传播者，比如传播内容的受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受众往往兼具兴趣导向和理性导向，特别对于那些将汉语作为一种理性学习的外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母文化根基，但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的兴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且，其日渐增多的文化认知和交流体验很有可能使他们在今后成为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因此，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充分考虑和正视我们和他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才是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而国际汉语教师。作为承担和实施这一重要使命的核心主体。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人。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与交流活动中去感染他者、对他者实施影响。双方主体在此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具有融合视角的文化意义。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传播内容；而当这些文化的他者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构建和谐关系、达成互惠性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之时，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模式即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二、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观对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来说，学生的文化背景越丰富、差异越大，该课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任教国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学生个体的文化和次文化认同。另外，教师的多元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国完成跨文化适应的情况。也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分成了四种类型：“内部-局内人”、“内部-局外人”、“外部-局内人”和“外部-局外人”。具体到本研究，由中国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均来自任教国社会的“外部”（即中国），这种以地理和法定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局内”和“局外”则是基于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的划分，“局内人”持有本土（任教国）文化视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国）文化视野。据此，从中国远赴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部-局内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国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后者则基本上和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语言和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因素除了教师自身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视野、态度和能力。具体来说，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来自于该地区的“内部”还是“外部”（地理上的划分），持有“本土文化观”还是“外部文化观”（文化观念上的划分），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观是“缺陷观”还是“差异观”。持有“文化缺陷观”的教师往往认为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受学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而教师或学校对其影响则比较有限；持有“文化差异观”的教师往往将学生的文化多元性视为课堂资源，而教师需要做的则是帮助学生们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将这些丰富资源运用到教学和交流活动中去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缺陷观”和“文化差异观”在这里指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态度，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视野的中国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内人”）或本土汉语教师（“内部-局内人”），都有可能以“文化缺陷观”去对待学生；而一个具有外部文化视野的中同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外人”）。却有可能在教学过程和交际过程中持有“文化差异观”。那么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意义在哪里呢？班克斯的研究告诉我们，“局外人”往往对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倘若教师本人又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敏觉力，那么他在对教学内容的选取（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教学方法的设计以及行为方式的决断上，就很难结合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视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文化冲突和丈化偏见，从而大大影响跨文化语言教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教师到底被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局内人”。事实上，那些轻易被一种外来文化同化了的教师也很难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陷入“边缘人”（the marginalman）的认同困境。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出国门，更是要真正地走进他者的心灵。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同化他者。我们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观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达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所提倡的也决然不会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观。而是动态的、交融的、具有间性视角的观点和态渡。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熟谙中国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师，无论他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文化同化，一旦他身处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传播环境，其全球化心态、跨文化敏觉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认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内”和“局外”出入自由，国际汉语教师才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触。并将这种纯粹性的、带有良善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解读。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价值观、个人经历等会对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持续地、动态地影响主体双方的认知框架。因而，探讨如何“以人为核心”来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结合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来审视这种跨文化能力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首先，从国际汉语教师的任务和目标来看，他们兼具了“汉语言教学者”和“中华文化传播者”这两个重要角色。外国人走进孔子学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化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契机；其二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持有前一种动机的学生在今后可能会以汉语为工具走向与之相关的工作岗位。掌握基本的汉语技能、储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对于持有后一种动机的学生而言，其关注点和兴奋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上面，而走进孔子学院，很有可能是他们通过交往实践去了解和探索中国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因为如此，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学界和教学界对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孔子学院的建设任务将会主要集中在内涵建设上”，语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Iiberal education）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单纯的语言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发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师和学生、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必然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跨文化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师都理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一个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个优秀的示范者之外，他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倾听他者的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基础，否则无论课上课下，对中华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将变成独语式的广播。总的来说，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将“成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者”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在跨文化教学、交往及对话的过程中兼顾“文化示范者”、“文化倾听者”和“文化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此外，旅居他乡的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处理在课堂上和学生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还需要面对旅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跨文化挑战。课堂上和生活中的双重文化冲击往往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担负的跨文化教学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重任，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其每天都会遇到的跨文化适应的难题。“旅居者”的身份给国际汉语教师带来了严峻的跨文化挑战。但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协商和对话。却又给他们带来了跨文化关系建构的希望――只有将注意力从消除差异（同化）转向尊重差异，从单纯的适应转向和谐共存，从文化分离转向共同协商，才能在高效完成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重任的同时。感受到跨文化交流与交往过程中的乐趣，这就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自身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问题。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在西方学界被视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在国内被使用较多的是后者，它在外语教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传播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究其原因，此概念涉及到诸多学科，而不同的学科对“communication”的关注有着不同的焦点。从其动词形式communicate的词根构成来看，“com-”即“共同”、“一起”。“mumi-”即“人”、“大众”，加上具有使动功能的动词后缀“-ate”。合起来便是“使人们在一起”――而使人们在一起的方法，即对话和交流。汉语中并没有与communication对应的词，它在人际传播层面被译为“交际”或“沟通”。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面被译为“传播”。前者局限于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后者则缺乏双向互动的涵义。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仅包括人际交流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等等，这种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其目标既指向一种终极的交流和沟通，也指向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和谐的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构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具体到以国际汉语教师为流动载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运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任务，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标：“恰当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规则体系。在符合跨文化伦理的前提下。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及任教国其他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需求和交流需求。这是一个直接的、双向的、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人际传播路径。为了使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非常必要。具体来说，要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同时满足“有效性”和“恰当性”的需求，国际汉语教师应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去全面发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包括认识自身的文化构成、情感态度、交际风格、对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对他人的认识是移情发生的基础，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广义文化知识，也要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因而需要在认知层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习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知识。并通过对特定文化图景的描绘来呈现自己对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认知层面的最大阻力，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对之加以纠偏和修正。否则，一旦让刻板印象发展为偏见，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易消除了。

在情感层面，持有正确且积极的态度是打开他者心灵的钥匙。礼貌、热情、友好、乐观、耐心、宽容、持久。都是在跨文化教学、交际和传播过程中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态度因素。其它重要的跨文化态度，还包括非我族主义态度，尊重他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量做到无偏见的判断等。尽管大多数国际汉语教师都是具有一定跨文化敏觉力的教学者和交际者，但在教学和交际实践中，他们的情绪却时刻处于起伏和变化之中。只有当教师清楚地意识到提高自身跨文化敏觉力的重要性，将成为“多重文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尝试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进行整合，才能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有效完成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另外，文化移情能力是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跨文化素质和技能之一。“移情”意味着感情的移入，是能够对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观念进行分享的一种品质，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去体会对方的情感和情绪。传播主体文化移情能力的缺失往往会成为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绊脚石。因为这样的教师无法摆脱固有文化习俗的约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也无法纠正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即便他们努力地去传授知识、讲解文化，但以这种单向的阐释方式和传播方式却无法触及他者的心灵。

最后，教师跨文化能力要想得到全面的提高，仅仅停留在知识储备和态度转变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教师还应该掌握足够的行为技巧，比如培养跨文化倾听能力，把握行为弹性，采取描述性立场，正确选择退避、和解、折中，合作等处理冲突的技巧等。在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除了发展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教师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身份认同策略上面，前者指向人际交流层面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合作意识，后者则要求教师全面发展自身多样的社会文化身份，并参与到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实践中去。另外，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维护对方的认同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维护并不代表妥协，而是辩证地去认识和尊重他者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它甚至比维护自己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维护对方的认同有利于拉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也更有助于建立和谐跨文化关系。

总的来说，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全面整合自己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没有认知，就谈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谈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篱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认知层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号的储存和积累过程。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在教师的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修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脉络。跨文化认知同然重要，但各种文化因素都在我们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会主宰我们的交际行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为无论是异质文化的“病毒”还是多尤文化的“神灵”。都无法阻止生动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 mind）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情感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仅仅依赖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与心智，还不足以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师还需要正确、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用自由的心智去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过“内化”于人的过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何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发现一种特定文化“可利用的价值并真诚地加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则无沦这种文化多么伟大，对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趋势，但相比两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而言，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非常有限。孔子学院数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了优秀师资的缺乏。倘若不加强对每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孔子学院将难以收获理想的跨文化教学效果，也难以有效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经验性。决定了这种综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得以提高。那么，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究竟该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呢？

我们知道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却是永恒的。如果文化仅仅被当作一种既定知识或事实来进行传播，那么我们所传播的仅仅只是文化的某个稳定的瞬间，从而忽略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教师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动、建构关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仅要同时顾及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和动态性。更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和学习者自身文化之间的间性问题。

文化间性的视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国际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持续习得中外文化知识并进行基本的异同比较，这种途径习得的文化是静态的；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将知识置于交往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对比。从动态的角度去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此外，通过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讨论与协商去积极寻找文化间的关联。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至关重要。它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成和意义的创新，是单向宣传模式朝双向交流模式转变的关键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持续地了解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习俗和跨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知框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模式，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五、结语

篇4

电影工业的发展对人们的精神与物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电影作品所传递的伦理思想、意识形态都会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研究好莱坞电影作品之中的伦理意识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具代表性的好莱坞作品按照类型可以分为：科幻片、喜剧片、西部片、歌舞片、犯罪片、言情片、战争片、、灾难片、恐怖片、动画片等。而美国伦理文化意识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结构中的支柱部分，并且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壮大，这也正是其他国家电影无法超越好莱坞电影的根源。

二、科幻片重点阐述救世情怀的

基督教与神学伦理

在西方国家之中，美国是一个宗教性色彩比较浓烈的国家。20世纪至今，美国共经历了基督教的两次复兴，由此能够看出宗教思想对美国的影响。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融合、互为参照的。在美国，神学就是他们一如既往所追求的文化形式。美国的基督教为了将这样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就采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手段进行传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好莱坞科幻电影，更是将宗教神学主义运用得入木三分。在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好莱坞科幻电影中都会加入基督耶稣的英雄形象，作品中所阐述的基督教的原型就是美国犹太人对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反映。其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宗教旨在拯救人类，只有宗教才是人类的救世主，这无疑是在强化美国精神和神学理论的形态意识。

好莱坞科幻系列经典之作当属《黑客帝国》《地球停转日》及《超人》。这三部作品的主角都映射出了基督耶稣的救世主形象。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在剧情编写方面，三部作品都与基督耶稣的传说互相衬托。制作于1951年的《地球停转之日》，该作品主要描写来自外星球的柯腊图降落到了美国华盛顿，希望人类停止核试验，减少对大气的破坏。而科学家却没人听从他善意的提醒，甚至向其开火，试图将它杀害。剧情中柯腊图的形象就是基督耶稣的真实写照，他宽容、理性的性格特质与追求物质的现代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摄制于1978年的好莱坞作品《超人》与《地球停转日》相比则稍有不同，《超人》中所描述的基督剧情更具有指向性，且尤其清晰。甚至可以说《超人》的整个故事情节就是耶稣故事的一个转换。接受了残酷训练之后的淳朴少年克拉克蜕变为拥有神奇力量的强大超人，就如同经历过约波河洗礼之后的木匠耶稣蜕变为人类的救世主基督一样。克拉克的形象与耶稣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再来看1999年摄制的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剧中的主人公就是能够随意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世界之间的弥赛亚。作品之中的智能人将人类所生存的真实世界摧毁，人类只能流离失所，在这种苦难环境之下，人们内心深处只相信弥赛亚是拯救人类的第一人。而1999年以后，电脑3D视觉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延续着之前科幻片的制作道路，继《星球大战》之后，好莱坞一年基本就能够完成一部科幻片的制作，比如作品《星河战队》《指环王》《独立日》《黑客帝国》等。《星球大战》的整个故事情节充斥着浓重的、如同史诗一般的基督教的神秘救世色彩，纵使该作品运用了非常酷炫的科幻特效，也无法掩盖它的伦理特质。在好莱坞电影中，美国伦理文化意识现象被不断深入，尤其是在电影《指环王》中，这样的伦理特质可以说被演绎得更为精彩绝伦。

三、儿童片重点阐述

无法磨灭的纯真与友爱

好莱坞迪士尼所出产的儿童片更是吸引了不同年龄阶段的观影者，并收获了非常好的评价。憨态可掬的卡通人物，仅仅从作品海报上就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童真。

在1930年的时候，迪士尼动画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到了1990年，迪士尼卡通片跨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比如《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狮子王》《冰河世纪》等。而在这一系列的佳片之中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海底总动员》。该片主要描写的是在一片蔚蓝的大海之中，鱼爸爸不惜长途跋涉地寻找着自己的儿子尼莫，途中遇到了热情帮忙的朵莉，鱼爸爸通过重重阻挠与残酷的考验，最后与自己的儿子团聚。各种性格鲜明的角色让整个作品充满了温情。

将人性的感情光辉植入到儿童片作品之中，是美国伦理文化意识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比如动画电影《精灵鼠小弟》，该作品将小老鼠的形象拟人化，赋予小老鼠斯图尔特非常人性化的光辉，斯图尔特从被影迷认识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近期，儿童剧作品更是为银幕献上了不少的佳作，比如《野外历险》《冰河世纪2》《怪兽屋》《篱笆墙外》《别惹蚂蚁》《加菲猫2》等，均获得了不俗的票房业绩。友爱与纯真是全世界所有人内心最柔软之处，美好的向往不仅是儿童，成人的内心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情愫，这也许就是儿童片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四、言情片重点阐述家庭与爱情的神圣

亲情、友情、爱情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些情感最容易触动人类敏感的内心。在好莱坞电影中，言情片所占的比重相当高。电影剧情也会随着主人公情感的跌宕起伏出现戏剧化的转折，而男女主角的任何一个情绪都可能会感染观影者，并与他们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言情电影往往宣传和表达的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感情和事物，并且能够给社会和家庭以积极、正面的引导，所以其非常具有观众缘。

在1980年以后，好莱坞作品《克雷默夫妇》运用煽情的表述方式，将家庭破碎后所产生的夺子之战描述得感人至深。该片播出之后被称为首部最能赚取眼泪的作品。此后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亲情的温情与隔膜的成功作品，比如《金色池塘》《普通人》及《母女情深》。在80年代，类似题材的作品几乎成为银幕作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比较早的经典爱情作品：《罗马假日》《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等堪称言情电影的鼻祖，这些作品至今再看也非常容易让人为之动容。这一系列的影片所展示出来的爱情是纯真美好的。主人公们都不屈于现实，并在久经考验后终成眷属。从1990年开始言情片仍旧延续着对于美好爱情的讴歌。《当哈利遇上莎莉》《人鬼情未了》《天使之城》《西雅图未眠夜》都赚取了观影者大把的眼泪。那个时期出现了一部风靡至今的大作《泰坦尼克号》。该作品不知影响了多少人的爱情观，每每提到这部作品笔者都是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至今该作品仍然是笔者内心深处最向往的童话，“与子携手、至死不渝”的爱情观也成为少男少女心中不朽的信仰。在男主角说出：“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我，必须活下去！”笔者也曾几度潸然泪下。虽然该作品是以悲剧结尾，但美好、忠贞、纯洁、神圣的爱情仿佛才刚刚开始。如果说人们因为《泰坦尼克号》没有大团圆结局而感到惋惜，那么《美味情缘》《K歌情人》《曼哈顿女佣》《诺丁山》《倒霉爱神》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些电影都是通过幽默、浪漫的基调融合真挚的人生哲理，向人们传递一种温馨式的幸福与美好。

五、灾难片重点阐述人与自然

需要和谐共处及生命的伟大灾难片可以说是好莱坞作品中气势最宏伟之作，其所涉及的角度非常丰富，并希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一种正能量的信息。近年来因为环境的恶化、全球变暖、冰川融化、雾霾、海啸等原因使得灾难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好莱坞所制作的灾难片画面真实，让观影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灾难片所传递出的科技伦理、生命伦理都是现代人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理念。有研究者这样说过：好莱坞的灾难片将现代生态状况与生态忧患思想根植于作品之中，让广大的观影者感同身受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

1970年以后，被人们所熟知的《大白鲨》《大地震》得到了全球观影者的推崇，受到了广大电影爱好者的欢迎。此后的《狂蟒之灾》《天崩地裂》《龙卷风》《空中危机》《侏罗纪公园》《水深火热》等一系列灾难题材的作品，通过各种极其真实的场面让观众对于未来生活担忧不已，并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好莱坞的灾难性题材作品可以分为“人为型”与“自然型”两种。所有灾难电影所体现的人类在对抗灾难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非常薄弱的。编剧在制作作品的时候很明显地考虑到了生态环境的危机，同时将这种危机意识贯穿于剧中，通过真实而紧张的剧情让观众产生前所未有的认同感，但这类电影所要传达的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

《后天》是好莱坞作品之中极为震撼的一部作品，该作品通过地球气候的灾变使观影者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强烈的担忧，虽然事实上这样的灾变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但是却无法影响人们对作品中环境恶化的深思。人们将这种从电影中获得的感悟付之于行动，不但更加注重对生存环境的保护，而且能够以身作则，起到正面的带头作用。同样还有一些科技色彩比较浓重的灾难片，比如《深度撞击》《绝世天劫》《未来水世界》等，这样一系列影片具备一些深度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伦理与理性的抉择问题，不过都是以宣扬积极、正面的思想为核心。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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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

>> 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重要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大力提高文化软实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论文化开放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 如何发挥镇纪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文化概念的解析 群众文化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软实力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探析 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 试论高等职业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地位、　作用及方向 浅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环节 彰显文化的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浅谈档案利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及其在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中的意义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作者简介：邓雪英（1975―），女，群众文化馆员。研究方向：群众文艺创作，创作的小品《租儿子过年》等获省三等奖，辅导的小品《老爹进城》获省二等奖。现任新兴县文化馆任文艺创作员。

篇6

论文摘要：优秀的成本管理是投资者盛而不衰的关键，现浅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工程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1成本管理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引领

对于“人”，我们可以学习易学，用幽默和谐家庭；用道家的相术知人善用；用中医的医术保护身体；用儒家的心态，感恩生命，深刻、谦和而又自信。

但在房产业——这个巨大的人居环境产业中，如何借鉴和应用传统文化思想，却通常只有一些“阳春白雪”在酝酿思考。修身、齐家、然后治天下，仿佛总是走不到普通的“下里巴人”。是不是真的只能这样呢?

当然不是!普通的成本管理人员，同样也可以深入地研究各种要素对企业“健康”的影响，做到“人境合一”，于“无为”中管理企业这个“家”。

2儒、释、道的贯通

我们首先要先明白儒、释、道的精神加以融汇贯通。儒：以人世的姿态出世。儒学是“官学”，是培养领导与高参的教材。真正的儒士，热衷权势，却非为私欲，而是借助权势实现利国、利民、利天下的理想。他们身人名利之中，心却超越名利之外。

释：以出世的姿态人世。佛家不承担世俗工作，不追求世俗的名利，但他们积极介入社会，并承担一项特殊的工作，即抚慰人的心灵。

道：以人世的姿态出世，以出世的姿态人世。道家的人世，顺其自然；道家的出世，安然入梦。始终保持自由的心态，可出可入，无为无不为。

3房地产工程成本管理的“无为”

纵观房产业，工程成本管理从业者众多，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工程造价、管理、财务、工程、法律、合同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还需要执行决策层资金计划的实战操作能力。更深层次的优秀成本管理者，还需要一种与环境(企业)融合的心态，去面对日益激烈的成本控制挑战。量身订做、注重实战、学以致用，才是将传统思想融入成本管理的佳境。

《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只有体会到了“无为”，才开始接受了周易思想。“无为”也“无不为”，每一个管理的过程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都是一段“心的旅程”。以人世的姿态出世，以出世的姿态人世，是保持这种收放自如思想的基础。

怎样的成本管理才是最佳的成本管理呢?管“心”。让企业的“身心”都符合自然规律，也就“无为”了。

4天人合一和大道至简

“无为”即天人合一，既是周易的哲学基础，又是最后要实现的终极理想，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万本归一、大圆满。

周易提出太极，然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从无到有，成本管理出现了无数种可能。我们通常在管理中，出了问题，才去寻找“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可这些最重要的关键，往往就在初期，我们最不在意的地方——“私心”。“大道至简”，事物的发展都有自然的规律，最初的也就是最重要的。

成本管理者要学会用这个理论来分析成本的基本要素，依照八卦卦象的基本特征，找出各系统的相互关系，将管理框架根据自然规律进行规整。

5成本管理贯穿财务金融、生产科研、纪检安全三个领域

根据易经的八卦，我们将企业分为管理系统。乾——决策指挥系统；兑——营销服务系统；离——企业文化系统；震——生产科研系统；巽——人事培训系统；坎——财务金融系统；艮——纪检安全系统；坤——群众监督系统。

在生产科研中，成本的核算要精确科学；在纪检安全中，成本的签证要奖惩分明。在财务金融方面，结算付款要及时有效。

杜甫的诗形容恰到好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早一点不好，晚一点也不好，恰恰在春天的雨才最好。成本管理就要做到“及时雨”。

6从易经中发现的成本管理的八种方法

1)坎卦——企业与他人的经济往来，避开陷阱是前提，即风险意识。水代表财，象征流动多变，周流不息，隐而不现；为江河、为险、为陷阱、为恐惧，这些与财务金融的许多性质对应。

水能载舟，在于它的柔顺与流动，而主动示弱、流动多变性恰好是商人的主要特点；根据坎卦的爻辞，企业成本出现危机后的管理方式应该为：惩洽，整治，外援，自救，勿贪，防御。实际成本管理操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合同风险意识、对重要条款的法律、风险的慎重，这是成本管理的重中之重。．

2)需卦一成本管理的主管必须具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素质。欲望(投资者的需求)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如果能正确对待欲望不让它们无限膨胀，就能吉利。

需卦，象征等待。孤立无援下不得已之抉择；时机未到之前最明智的选择。当形势不利，或没有多少胜算把握之际，强行突破作战是下下策。等待是强者的自信，成本管理者如果发现时机未到，就应该及时站出来，提出等待的建议，以防止投资者的“需求”过度膨胀。

3)节卦一象征节约，所谓节制，是审时度势暂时的克制(休整)，克制时间过长，就会失去原有的斗志，故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苦节不可贞”，过份的节制或约束是不可取的。

优秀的成本管理者，要掌握火候，招标的火候，签证的火候，结算审核的火候。适当的安排竞争，却又不浪费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游刃有余的高手。这与前一卦，同样阐述了成本控制的关键点：适度的节制，观察对方的“心”，才是重点。

4)既济卦一象征长远策划，即成本管理的投资预算。有运筹帷幄的决策在战争开始之前，才有决胜千里之外的战争。

商场如战场，在项目运作前，一定要将投资预算做好。要充分考虑其潜在因素，多算则胜，少算则败。预算一定要考虑时间因素，货币的时间价值，应成为评价的基本标准。

如果一个项目立即开发可获利l亿，若五年后开发，由于价格上涨可获利1．6亿。如果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根据1．6亿>1亿，可以认为5年后开发更有利。但如果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现在获得1亿，可用于其它投资机会，平均每年获利15％，则5年后将有资金2亿，还是现在开发有利。(5年后获利=1x(1+15％)5—2亿)

5)屯卦一资金渠道要畅通。企业资金的再生产要像水渠一样畅通。修筑水渠艰难，维护其畅通无阻、保持水质纯洁也并非易事。这也印证了现在房产企业成本管理的重点，从纯粹的“利润”到保证“资金链”畅通的必然规律。

6)井卦一代表企业职工的薪金发放。水乃生命之必需，财为生活之源泉。井水不枯的条件是供需平衡，企业保持效益的根本是员工薪赏发放要恰到好处。

7)蹇卦——代表财务审计，避免触礁的有效措施。航船触礁在于不能随时透视水下情况，企业触礁在于不能及时检查财务情况。成本结算的审核，是对企业生产过程的一次检验，优秀的成本管理者，必须从中找出企业的漏洞，并加以改进。

8)比卦一代表财务管理的财务报表，增加透明度是万众一心的前提。想营造一种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人文环境，必须要公开资金周转和利润情况，增加经营透明度，做到让员工心中有数。

综述

投资者如何求得盛而不衰?优秀的成本管理者要想满足投资者这个要求，必须要保证利益各方比例关系的适当，协调不同利益方的损益。过则减之，不及则加之。根据易学的思路，大道至简的规律，顺应并协调就是最好的方法。如何顺应自然规律?首先要自损，孔子日“自损者益，自益者缺。”自损的根本是清心寡欲。让求功者得功，求名者得名，求胜者得胜，求利者得利，求权者得权，这为之得“心”。

篇7

关键词：对外汉语 初级阶段 中国文化教学 方法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2012B201）

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学习汉语，来华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这些来华的留学生学习目的不尽相同，学习时间也有长有短，从几周的体验式学习到几年的专业学习都有。对外汉语教学除语言的教学外，文化教学也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逐步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并展开了研究讨论，到现在已经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教学，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教学，如中国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以及一些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二是指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教学。本文所谈论的对象是后者。

根据当前的对外汉语课程设置，中国历史文化常识课一般开设在中高级阶段，学生水平一般较高。以笔者所在的学院为例，这门课作为必修课开设在本科三年级。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他们也有学习这门课的愿望，而他们的汉语水平又处于较低的层级。那么，我们能不能为这部分学生开设这门课呢？如果可以开设，该运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

我们认为，可以为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开设这门课，只要教学方法运用得当，也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提出以下几点教学方法和策略。

一、教师用语的运用

合理运用教师用语，这是教师讲课时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教师的课堂用语必须符合学生的汉语水平，否则，教学目的就很难达到。我们在面对初级阶段留学生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常识课时，如何运用教师用语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尽可能地采用初级阶段学习过的句式、词汇

这首先要求授课教师了解初级阶段语言课程的教学内容，熟悉初级阶段的教学方法。这样，在历史文化课的教学中就能很好地把握学生的特点，使用学生能够理解的教师用语。

比如我们在向学生介绍故宫的太和殿，可以在展示图片的同时，告诉学生在故宫中“太和殿最大”，再告诉学生“皇帝最大”，然后再告诉学生只有那些重要的日子如“皇帝登基（可用“新皇帝第一天”来表述）”“皇帝结婚”“元旦”（用“中国的新年”表述）等，皇帝才会在太和殿举行仪式。这样，学生便能够明白太和殿的重要地位和它所象征的意义。再比如，我们向学生介绍秦始皇兵马俑，可以结合图片，告诉学生这些兵马俑的身高，兵马俑的数量以及这些兵马俑相貌、神态的差异。这样，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几个句子和词语，便能让学生感受到秦始皇兵马俑的气势以及古代中国工匠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二）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词汇和句式

上面我们谈到在教学中，要尽量采用初级阶段学习过的句式、词汇。但初级阶段分初级上班和初级下班，这部分学生水平也是有较为明显的高低之分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使用简单的词语、句式。

比如我们在上面介绍太和殿时，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有“最、大、重要”;在介绍秦始皇兵马俑时，使用的关键词主要有“多少、多、高、一样”，这些词语都是初级阶段学生学过的，易于理解。

以上两点，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做到，需要授课老师熟悉初级阶段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并能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适时调整。

二、身势语的使用

在语言教学中，身势语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之一，有些内容用语言不易解释清楚，但有时通过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一个简单的表演就能解决问题。在对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适当地使用身势语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们在介绍京剧旦角的分类时，老旦、武旦容易讲明白。但青衣和花旦则不易说明白，这两种角色除了扮相的不同外，还有性格的不同，一个文静，一个活泼。可“文静”“活泼”都是比较抽象的词语，我们很难跟学生解释。这时候，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演，用表情和动作将动、静两种性格展示出来，学生便不难发现这两种角色的差别了。

在初级阶段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合理地使用身势语除了能起到好的教学效果以外，还能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

三、问题的设置

对外汉语教学特别强调师生互动，它几乎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的。而问题的设置，教师问，学生答，是师生互动的一种常用的形式之一。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的教学中，我们也要设置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之中，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 以我们教学过程中的实例来做简单说明：

（1）龙门石窟有很多佛像，有的大，有的小，一共有多少个佛像？

A.90多个 B.900多个 C.9000多个 D.90000多个

（2）徽州的传统建筑修建“马头墙”的目的是什么？

A.为了好看 B.为了防水 C.为了防火 D.为了防小偷

（3）兵马俑有多高？他们一样吗？你觉得有多少个？

问题的类型可以是选择题，如上面（1）（2），也可以是问答题，如上（3），也可以是其他题型。问题提出后，给学生自由讨论的时间，再分别请学生给出答案。最后，教师公布答案，说明原因。如第（1）题，公布答案：D。然后简要说明。很多学生可能想不到数字会这么大，也必然会惊叹于中国历史之悠久，积淀之深厚。再如第（2）题，公布答案：C。然后我们再做说明。马头墙除了它的功用之外，现在已经成为了徽派建筑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设置问题，实现课堂中的师生互动，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积极愉悦的课堂气氛中完成学习，更有利于学生有效地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

四、教学内容的选取

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值得留学生去学习了解的方面很多。而学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一门课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得全面透彻。在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初级阶段的学生时，我们更要顾及到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接受能力，必须合理地选取教学内容，把握好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切不可不分详略、主次而面面俱到。

例如，我们给学生讲“中国古代的神话”，只应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神话作为教学内容，讲清楚神话的内容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即可。比如反映人类产生的女娲造人、反映天地产生的开天地、反映对自然现象认知的后羿射日、反映不屈精神的精卫填海、反映人类始祖奉献精神的神农尝百草等等。这些神话基本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对宇宙、自然以及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感知，对待生活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众所周知，多媒体在现代课堂教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多媒体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它的使用常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对初级阶段学生的教学更是如此。图片、视频、一些文字内容的展示都需要使用多媒体。

例如，我们要告诉学生秦始皇兵马俑里的兵佣和马俑各不相同时，只需要通过播放图片即可达到目的。再如，我们想告诉学生长城有多长，只需要展示一张标有长城的中国地图，告诉学生长城的起点和终点，便能让学生感受到长城工程的伟大。再比如，如果我们向学生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可以用图片展示少数民族传统的服装、民居、美食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美丽自然风光，还可以通过视频展示少数民族的舞蹈、传统习俗、传统节日等等。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有利于学生直观生动地了解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要注意时机的把握和时间的控制，应以适时、适度作为基本原则。

以上我们谈了几点对初级阶段留学生的历史文化常识课教学的几个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学生个体不尽相同，即便是在初级阶段，学生的水平也有高有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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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论文内容摘要：以赛义德为代表的一批后殖民理论家因其具有独特的东西方文化双重身份，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视角更为开阔。理论更有深度和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梳理，提炼出其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以期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理论可以看作是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研究策略。当今，后殖民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而在后殖民研究的诸多理论家中不得不提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爱德华·赛义德。对其理论的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后殖民主义理论。

爱德华·赛义德，生于耶路撒冷，后去欧洲，1951年到美国。1964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这种独特身份，使他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从边缘话语的角度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切身处境地去看待后殖民文化，从而使赛义德的眼光超越了学院派的狭隘天地。具有了明显的文化政治批派性，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尽管传统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文化与精神上的被殖民状态并未终结，传统的殖民主义通过文化、科技延续并再生且以新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着眼点。后殖民主义者通过分析东西方在文学艺术乃至整个人文科学上的种种表现，对这种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批判。赛义德借助权力、话语关系的理论，指明了西方学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改写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态。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特点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体现。《东方主义》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范式。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将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意识和理论阐释建立在广泛的文本解读基础上。他深刻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他认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其它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赛义德的批判性解读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如果有人将《东方主义》看作是反西方的，那么毫无疑问是有违赛义德初衷的。不仅如此，赛义德还反对二元对立的论调，他认为，像东西方这样的二元并没有一种稳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本质。而是被不断建构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建构性，其本身也注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赛义德倡导一种多元的、多样的、杂生的文化策略，各种文化共生、和谐相处，平等交流对话，而不是相互对抗或相互压制，这是摆脱文化霸权的惟一途径。

欧美国家和其它国家文化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对于有第三世界血缘又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夹缝人”来说，他们在东西方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或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人时又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赛义德则坚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生模式。赛义德所要消除的是形而上的本质主义，并希望超越东西方对抗的立场，从而使东西方成为对话、共生的新型关系。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赛义德认识到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赛义德认为，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与东方对立的文化结构而消解这种中心。

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但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前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东方文化怎样才能避免被殖民的危险呢?这就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东西方理论，以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在世界性中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成分，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面对东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利的强加，任何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那种在文化转型问题时，认为只有转向西方才是惟一的道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看法，应该得到质疑。西方文化先于东方进入现代社会，但这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就是惟一正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着优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并破除文化霸权的基本前提。如今，我国许多的文化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前景更为深远的思考加入了这场持久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大讨论。当代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对外大力宣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中找准中外文化的契合点，继而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为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2]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赛义德，东方主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篇9

关键词：现代建筑；地域；文脉；传承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040-01

在经济飞奔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好像失去了方向，城市建设也失去了传统文脉。时下，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建设时代，可以说热火朝天，房地产业势头强劲，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加之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给国内的建筑业注入了新的催化剂，大批的建设项目层出不穷，以神奇的速度展现在这片热土上。其中许多城市面貌如同翻版一样，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遭受猛烈地打击，使得老城特色付之一炬。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先停下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现代化成果”，它们真的满足每个城市的需要吗？真的符合传统地域文脉吗？近些年也出现了一批带有地域文脉特色的“优秀”建筑，对地域文脉的传承与尊重，使得这种建筑设计形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好评。

建筑师贝聿铭深信不疑的重视地域的历史文脉精神，他认为设计建造应从地域历史文脉中汲取养料，让建筑在场地中自然生长，并具有文化认同感和人文亲切感。其设计精神是追寻历史根源，充分借鉴传统建筑样式，使传统建筑的精神与现代建筑的功能融合，并融入自然环境。

一、日本美秀美术馆

美秀美术馆位于京都自然公园保护区，建筑的百分之八十埋在地下。美术馆设计中贝聿铭以“桃花源记”般的序列组合升华了区域环境质量，使所有访客陶醉于仙境般的“自然界”中，空间组合徐徐的展开，设计师将建筑形体隐于群山中，呈现出东方山水画的美学艺境。首先进入访客视线是一座三角形“亭子”，这里是餐厅及迎宾处，穿过略弧的拱形隧道豁然开朗，峡谷之间的一百多米长的钢拉索桥映在眼前，桥的对面就是这座闻名遐迩的美术馆。由于气候因素，美术馆屋顶被抽象化设计成日本神社和农舍传统的样式――入母屋造（歇山式屋顶），构成有传统特色的山墙侧面剪影，空间框架的突出部分，叫人联想起日本传统寺院建筑的轮廓线，硕大的弦杆与承重结构抽象表现着日本传统建筑的梁与柁，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元素”，正是日本古建筑的入母式屋顶与出挑的构成是最符合日本古典建筑美学。美秀美术馆是以日本传统建筑为原型，外形有日本传统民居和寺院的意蕴，但都以现代的面貌展示出来。日本人视木材是“神木”，有魂灵而且尊贵的，但从技术上使用木材存在难度，所以使用铝合金的格栅条百叶表面贴木纹，仿木材料给人亲切感，体现日本人的审美标准。根据日本法隆寺建筑上的纵向格子，在美术馆屋顶空间构架上安装了可调节的铝合金“木百叶”，使空间产生向上的延伸感，格栅可以过滤光达到柔和的空间氛围，透明的屋顶让人的心灵得到放松，仿木格栅除了审美上得到认同外，其影子也给美术馆的大厅及走廊带来无穷的变化与魅力，正与日本传统的“影子文化”相呼应。这座著名的美术馆取得业内良好认可的原因正是――扎根日本地域，传承日本传统文脉，并充分展现了“现代化”。

二、中国苏州博物馆新馆

中国苏州博物馆新馆在古城苏州的东北角，与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明代拙政园及清代忠王李秀成王府相邻。新馆是在忠王府遗址上新建，整个建筑群分为西轴、中轴和东轴三条主线，其中主轴是西路，各主要的展厅分布在轴线上。新馆的建筑设计以白墙黑瓦的中国苏州古代民居和中国古典园林为模本，以现代的设计建造手法对古典语汇进行重新演绎，带有强烈的符号性，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古城苏州的地域文脉特色。既保护了古城的历史，又体现了“新中式”的现代建筑特色。新博物馆整体结构为混凝土，用灰白色系涂料粉饰，给人以大方明快之感。屋顶采用深灰色石材菱形格铺设，其视觉感受与苏州传统民居屋顶的“瓦”呼应，道路两边的景观灯非常简洁大方，非常的现代，但给人以古朴之美，好像“长信宫灯”一样。大门入口、“湖中亭”和格栅顶长廊处均使用金属玻璃建造，但所表现的确是传统建筑的“悬山屋顶” “重檐四角攒尖顶”和“长廊双坡顶”。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庭院景观正是苏州古典园林的延续，湖面、曲桥、平台、海棠冰裂纹漏窗、六角窗、圆洞门和植物等全部采用传统的造园手法，通过对景、借景和框景等来达到以小见大、曲径通幽的园林景观效果。特别提出的是其景石的布置，以宋代画家米芾的山水画为蓝本，在白墙前以石子为底，使片石分不同层次、高矮、前后排列，加上片石本身的颜色，做成近实远虚的空间效果，真是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意境。现今苏州博物馆新馆既是苏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又是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向世界展现其现代性的一个榜样，成为中国建筑体现地域文脉特点的楷模，也是中国古典造园手法的传承和新的尝试。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2年度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建筑设计领域中的阐释研究”（项目编号：A12057）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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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家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学术流派，如汉以前儒家的对应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国的学术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对应者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的学术流派。“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儒学则是儒家的学理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

儒教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教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的文明体，如“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代的佛教、景教，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儒学是儒教的教义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儒学只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内容。“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的称号。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标，伏羲时代即具备了这些特征，故伏羲时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儒教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边缘化为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又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上升为儒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溃，儒教又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下降为儒家。

因此，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以承续源自古圣人道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慧命。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所以，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二、儒教的历史形态与治世功能

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既有信奉“天道性理”“良知心体”的超越信仰之义，又有实现“神道设教”的治世功能之义。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宗教是文明的最集中体现，故古代儒者在面对其它宗教如佛教时，往往自称所信者为儒教，而其它文明中的人接受中国文化时也往往称所接受者为儒教而不是儒家、儒学，如韩国和日本。儒教具有人类宗教的某些共同特征，如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格神信仰、经典的教义系统、以超越神圣的价值转化世俗世界等，但儒教也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如信奉多神教、万物有灵论、没有国家之外的独立教会组织等。但这并不影响儒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不能因为儒教与西方宗教不同就否认儒教是宗教。

在中国“三代”以来的历史中，除儒教降为儒家的少数时代外，儒教一直是国教。国教的特征就是“政教合一”，即“道统政统合一”，国家担负着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实现儒教超越神圣价值的工具或载体。儒教作为国教的根本标志是将圣人义理之学上升为“王官学”，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今天所说的“宪法性原则”，此原则是中国一切政治礼法制度的价值基础。此外，儒教作为国教解决了国家的文明属性问题，确立了国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信仰。

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大功能：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礼乐制度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上帝神祇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儒教的这三大功能在今天仍未过时，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三、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

在历史上，儒教是自然形成。通过士大夫的学术努力与政治活动，儒教义理价值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即儒教上升为“王官学”后儒教与政权合一，政治权力成为儒教价值的载体，然后儒教价值再从上到下影响到社会形成礼乐教化的“礼制”“文制”，通过“礼制”“文制”起到安顿社会人心的作用。这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上行路线”，故“上行路线”又可称为“传统路线”。在今天，儒教崩溃，要重建儒教，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具体来说，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此即汉代董仲舒“复古更化”之现代形态)，此“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两个要点：一、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制度”，以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合法性的基础。二、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党政教育系统外，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如果上述“上行路线”成功，儒教就可以在中国复兴，中国就可以恢复其“儒教中国”的文化自性或者说文明属性。但是，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不同，现代中国已经“以夷变夏”，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已经西化，对儒教复兴的“上行路线”有很大的抵触，光靠“上行路线”复兴儒教很困难，所以，儒教复兴除走传统的政治“上行路线”外，还必须辅之以“下行路线”，因应时代开辟出另外一条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道路，故“下行路线”即是一“变通路线”。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中国儒教协会”同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其它宗教协会一样，是一宗教社团组织，“中国儒教协会”既是复兴儒教的宗教组织形式，又是作为宗教的儒教本身。“中国儒教协会”虽然是一民间的社团法人，但与其它的宗教组织并不是平等的关系，“中国儒教协会”因为儒教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由于儒教过去是国教，将来也要成为国教，所以“中国儒教协会”在中国诸宗教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圣公会在英国诸宗教中的地位。中国儒教协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的特权，以及其它种种特权。“中国儒教协会”既不像一般宗教团体完全脱离政治是一纯民间社团组织，又不像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完全与政治合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间又拥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特权的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社团。（按：圣公会是英国不成文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路德宗是北欧诸国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东正教是希腊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但这些国家仍然是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故儒教在中国作为国教享有特权，并不意味着儒教的精神思想专制，只意味着中国精神思想的共识与一统，对此国人不必过虑。）论文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四、通过中国儒教协会完成中国儒教的全面复兴

中国儒教的复兴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涉及到很多方面，单靠个人分散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组织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具体说来，中国儒教的复兴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儒教的政治形态——仁政、王道政治与大同理想（仁政是儒教政治的基本形态，王道政治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大同理想是儒教政治的最高形态。以公羊学术语言之，仁政是据乱世治法，王道是升平世治法，大同是太平世治法，而每一世治法中又有三世治法存焉。）

（二）儒教的社会形态——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自治（礼俗乡约）、社区文化（寓教于乐）全民健生（《书经·洪范》“五福”之一）以及协助治安、预防青少年犯罪、反对黄赌毒、社区乡里民事调解、各种冠婚丧葬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中国人之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安顿之中，故儒教礼制可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虑.）、制定并主持各种国家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礼仪、开展全民性的“中国道德振兴运动”等

（三）儒教的生命形态——上帝信仰、天道性理信仰、祖宗鬼神信仰、良知信仰以及符合儒教义理的民间信仰

（四）儒教的教育形态——由儒教出资在全国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并在非儒教兴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推广读经，在社会中开展成人讲经、书院讲学，在政治中建立《四书》《五经》考试获得从政资格的“新科举制”，对军人进行儒教精神道德的忠义爱国教育，开展“全民读经”运动等

（五）儒教的慈善形态——济贫、救灾、助学、孤儿院、敬老院、残障院、医院、免费医疗、心理辅导、意义治疗、临终关怀、殡仪丧葬服务、无家者收容中心、监狱人心改造、服刑者家庭援助、戒毒中心、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艺术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