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遗产保护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都江堰文化遗产是古代人类文明经典，属性是水利文明

《公约》对文化遗产的定义：

建筑群类：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关联的建筑群。

对可以被批准为文化遗产的建筑必须的条件：

“可以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能够在一定时期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涉及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能够为一种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都江堰既是一座远在纪元前就在中国统一事业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在中国

和世界有着悠久历史意义的水利工程，又是一座生机勃勃科学美妙和自然造化人工斧凿相结合的浑然天成的建筑物；其巨大的效益一直延续至今的宏伟建筑，被公认为效益巨大，对环境有良好作用的“五好工程”的代表。80年代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推荐并被批准为水利工程中的第一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都足以证明的都江堰的历史地位，并具备上述条件。

我们认为都江堰文化遗产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典型，其内涵属性是水利文明，应从如下角度予以评价：

（1）都江堰水利工程创造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型式，创造出独特的水工建筑艺术，并影响中国南方广大地域。

古代都江堰渠首及以下的各级渠道均为无坝引水工程，与天然河道类似的渠系布置蜿蜒曲折，而以石木和竹为主的建筑材料和工程结构均直接源于自然。

这类与自然和谐的工程型式展示了古代水利规划思想自然观的精髓，国外环境水利专家誉为：“亲自然的水利工程”。

无坝引水水利工程曾经是古代中国最普遍的水利型式。20世纪以来，现代水利技术逐渐取代了这一水利型式。许多天然河流被混凝土大坝截断，缺乏科学规划而盲目兴建一些供水工程甚至导致河流下游断流、地下水枯竭。在都江堰灌区变化则表现在顺应河流水沙特性的鱼嘴分水工程和湃缺控制工程，纷纷为闸门取代；近似于天然河流的渠道被混凝土的水渠取代。到20世纪末人们对现代水利工程负面后果开始反思，并谋求水利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与环境保护的有效结合。都江堰正好是留下的唯一这类工程的实例。

目前为止，世界上古老的灌溉文明基本消失，在大江大河上只有都江堰渠首还基本保留了无坝引水工程的建筑艺术特点，展示着古代文明中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建筑艺术的魅力。

（2）都江堰创造了成都平原的水环境，并对古代成都及周边城镇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有潜在的影响，是蜀文化的的特殊见证。

古代都江堰灌区的堰或河既是灌溉输水渠、排水渠也是水路通道，它们塑造了成都平原河流，为成都及周边14个县城及集镇供水、水运、环境和防洪的多种需求，并对城市规划和发展有潜在的影响，如成都以河流为骨架的街区格局便是例证。都江堰水系为成都平原提供了质量较高的景观环境、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随着城市化进程，今后都江堰的工程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在城市供水和环境保障方面有更大的发挥。

（3）都江堰丰富和衍生了其他文化，是多种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

都江堰是世界唯一有2000多年历史而至今尚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古代水利工程。在某种意义上，都江堰得以延续，实际是管理的延续。都江堰的集权和专业化管理机制是历史时期形成的，是工程延续的基本保证。历史的传承表现了国家政治文化的某一侧面。古代都江堰在国家专业管理机构和灌区管理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纽带就是宗教神权。青城山道教文化与政治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二郎庙和青城山道教独特的文化现象，至今尚存的二王庙内有关工程管理的碑刻不乏这样的例证。

都江堰的历史价值还体现在集中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的精华。由于都江堰管理需要，各时期兴建的建筑群落，如二郎庙、伏龙观，水利厅衙门均是古建筑精美的遗产。作为川西门户的都江堰市也与都江堰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城市建筑与山与水相应成趣，极富特色。玉垒关、观澜亭以及索桥、南桥则是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这些点面的建筑艺术与岷江与都江堰工程与河流共同构成了文化遗产主体。

2、都江堰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与必要性

都江堰一直作为成都平原的灌溉工程持续发展和不断改造，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灌溉面积大幅扩展，渠首工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至今仍基本保留的都江堰正面临完全消失的厄运。

据了解，都江堰鱼嘴以上300米以远即将开工的紫坪铺电站和鱼嘴引水枢纽，恰好均在都江堰文化遗产保护区的范围内。这就引发出三个冲突：都江堰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作为正在运用的重要水利工程之间的冲突；都江堰景区范围与都江堰工程法定管理范围的冲突；都江堰三大工程（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与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的冲突。

关于都江堰的定位问题由来已久。大约在1982年由娄溥礼总工程师主持审查四川省水利厅和都江堰管理局提出的都江堰渠首改建规划。该规划包括宝瓶口建闸、内外江建闸、紫坪铺电站等工程，如果实施将基本改变都江堰无坝引水的工程型式。该规划因为水科院专家陈述都江堰的价值定位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而作罢。目前紫坪铺电站前期工程已经开工。紫坪铺电站建成之后对都江堰历史面貌的破坏将是彻底的，鱼嘴自流分水的景观荡然无存。因为电站运行的尾水将提高水位而鱼嘴将长期处于水下淹没状态。可以想见这是都江堰文化遗产的浩劫，我们不应该忽略由此引起的恶劣影响和来自各方面的谴责。难道我们真的就缺这一座水电站吗？

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是全新的营造或者有深刻的影响。已往我们水利工程建设及其管理运用对工程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考虑不足，而对它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更思考不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水利工程，其文化和历史价值也是资源的重要组成，是重要的民族和人类财富，对其实行合理利用和保护，是水利管理部门应有的责任。因为对水利遗产文化内涵的恰当定位，对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需要科学地运用水利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来实现。达到都江堰的保护与利用目标，不是单纯地方政府或文物部门可以做到的。此外，水利部门对都江堰水利文明的保护和利用有效介入，也将有助于社会对水利事业的全面认识。

岷江水力资源开发和都江堰灌溉效益的保持和发展，是可以找到替代方案的，并不必以牺牲都江堰的文化价值为代价。为此，我们建议水利部对其发展规划予以关注，以避免今后不可挽回的遗憾在都江堰重演。

3建议

建设一处水利工程在现代是不难做到的，古代都江堰建筑艺术却是世界独有的，一经消失将永远难以恢复。因此，都江堰这座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古代水利工程应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得到应有的保护。

都江堰功能的定位：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代水利工程两位一体。我们认为，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焦点首先在于实行水价值观念的转变。岷江水的综合效益、长远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综合价值都要远胜于目前主要着眼于增加灌溉面积来得显著，尤其是灌溉用水还可以从区域水资源开发、节水型农业工程、改变作物品种等方面来弥补。

为此，建议针对即将上马的紫坪铺水电站和鱼嘴引水枢纽，有关部门应组织各方面专家立即予以全面周到的再评估。都江堰及灌区的长远发展，也应从都江堰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定位，任何改造方案都应以不切断其历史延续性为出发点。

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特点 发展

文化是历史的财富，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凝重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展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彰显了独特的品格和气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共同对保存人类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球的旅游业更多关注于如何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反映其民族感情。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背景的游客体验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需求，也实现了跨文化交流，是旅游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合理的模式，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从而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各地政府也纷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法规立法规划。

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另外还包括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文化空间。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国内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范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以及功能性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作用和意义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措施研究，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研究涉及内容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地区范围之广大大的领先与其它国家学者的研究。第二，从研究的侧重点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特征、价值以及其功能性研究，较多的涉及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但是较少涉及到具体某个地区的具体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横向的两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研究以及纵向时间迁移中某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历程。第三，从研究的范围上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整个国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从大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动向，指导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很少一部分学者是以某个地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我国是个东西、南北跨度都是很大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均无学者在文章中指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但通过对所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也有人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文章较多，定量分析的文章则为数不多，往后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上特点。从上述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明确以后的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的总结归纳如下：第一，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多为民族学，艺术学或政治学专家，其他专业的专家介入较少，研究视角就较窄，造成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以及多学科结合的分析欠缺。以后我国一些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多多倡议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介入研究此问题，促进研究的多元化，在多元化的研究中碰撞出出火花。第二，很多学者提出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保护措施的系统研究不到位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方面不利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实践的执行。以后的研究需要以规范的理论为指导，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思路来开展。第三，研究方法也较单一，文献综合分析法较多，实证研究较少。论文撰写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部分做得不够。以后的研究需要提高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多多开展比较研究，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国内与国外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寻求创新之处。

三、结论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而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友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根[J].群文天地，2009，（1）.

[2]刘壮，牟延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比较与解读[J].西南大学学报，2008.

[3]李春霞.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思考[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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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8-0033-03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

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对该历史街区整体保护，就是不改变街区内道路网的走向和宽度，以及水系的布局、面积和走向，并延用原有地名，同时保护泉水、泉眼的原有格局和形式，既保护历史街区的原有风貌，又保护与之相呼应的传统人文景观：但要适当修整路面、疏通水系、修补泉眼，修整材料可与原材料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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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福全古城；保护；开发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164-0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保护”不是“保存，’简单的记录不是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保护”也不是“造假”，生硬地恢复己经成为历史的传统生活也不是合理的保护。面对着无形的，时刻都在变化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保护呢?究竟通过怎样的人为干预手段可以使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健康地传承下去呢?本文试图以福建省晋江市福全古城为例，以实务的角度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一、福全古城概况

福全古城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地处晋江东南部，北距泉州40公里，东临台湾海峡，北接深沪镇，南连围头湾。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晋江市唯一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城。

（一）古城历史沿革。号称“百家姓，万人烟”的福全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光启年间，林廷甲来福全戍守。至宋代，福全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商贸港。据《海防考》载“福全西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闽书》称“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要冲也。”《万历泉州府志》载“北自乌屿，南属东石，中间若福全所，永宁卫，龟湖，浔美诸处，各有支海穿达，能荡涤氛瘴，通行舟楫，利运鱼盐。”明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海防，下令设立沿海卫所。明洪武二十年，江夏候周德兴造建福全所城，置福全守御千户所，曾经多次抗御海上入侵的盗寇，有力保障了闽东南地区的安宁。

（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6年美籍华人许瑞安教授主编出版了《福全古城》一书。2007年关瑞明教授主持并编制了《福建省泉州福全古村的保护性规划》文本，并于2007年5月入评为第三批国家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确立了福全古村的文化价值和学术地位。

二、福全古城的保护与开发

（一）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设计福全古城区域文化的品牌标志。在古城改造中必须继承和发扬古城的历史文化，做到既全面保护好古城风貌，又要改造其落后的基础设施，紧跟时代步伐，实现古城文化与现代生活创新意识的有机结合。通过保护古城格局、街巷、优秀历史文化遗存等，并结合古城保护配套建设新区，安置居民拆迁建设，满足古城居民居住以及古城发展需要，主要建设污水排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自来水工程、绿化工程、架设路灯、休闲健身路径、建设文化广场，实现保护与拆迁和谐开展，使福全古城成为晋江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点，以促进古城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福全古城城设四门，即南门、北门、东门、西门，可以以古城的四座城门作为区域文化品牌标志，为福全古城设计一个具有蕴涵区域文化特色的品牌标志，使之成为区域文化的品牌象征，成为文化古城的商标。

（二）发扬和传承民间民俗文化。福全古城保存并传承下群众喜闻乐见的嘉礼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戏（掌中木偶）、大鼓吹、南音、高甲戏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在此基础上定期举办民俗文化节来传承古城的民间民俗风情。

（三）开发福全古城文化旅游。古城的旅游资源丰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古城墙、古街古巷、蒋氏家庙、蒋德Z故居、翁思道故居（昭信侯）、福全妈祖庙、福全城隍庙、许厝潭、林氏宗祠、无尾塔、元龙山关帝庙及大量摩崖石刻、碑刻等。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是福全古城打“文化牌”的一个重要手段。统筹规划福全古城旅游整体蓝图，整合人文、历史、民俗、生态、商贸、休闲等旅游资源，以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挖掘福全古城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可以通过历史的足迹，寻求文化的内涵，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发挥好文化遗产的功能，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游古街古巷、古城遗址、观民居、宗祠，打造一条探寻古代文明的古遗址文物旅游线路。

（四）加强福全古城的整体推介。创建福全古城这一区域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文化古城”品牌建设中，要充分考虑福全古城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人文渊源演变等多种因素，使现代文明和闽南文化在打造古城文化品牌中成为主调和基调。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注重品牌运营与资本运作的协调发展等；同时，敢于创新整合和文化包装并进行广告宣传，加大对文化古城的宣传推介，探索制作一套融汇闽南文化、古城形象、发展前景等内容的宣传媒介提高古城的知名度。

三、总结

福全古城建设是以保护古城文化为前提，以生态文化建设为基调，以建设现代文明的古城为最终目标，突出古城的“民俗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文化”，把的古城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现代化的建设向结合，唤醒福全古城的活力，把福全古城建设成一个集文化、商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名城。

篇5

东阳木雕“活态性保护”的方法与途径

对非遗进行活态性保护，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主要目的的，对非遗传承与发展的核心和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即对传承人与文化生态圈以及其物质形态产品进行保护。结合东阳木雕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最终呈现形式。我们认为，东阳木雕作为传统民间技艺，只有在活态性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对其的保护与传承。鉴于此，本文涉及的活态性保护的方法与途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对传承人的保护。“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传承是核心、是灵魂。’而‘传承’这一生活行为和方式是要靠‘人’来实现和完成的，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必须放到保护的第一位，并做到有的放矢。然而，何谓传承人？传承人就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在“传承人”的定义中不难发现，传承人是把自身所掌握的杰出技术、技艺、技能以某项遗产进行展示与传承。其重点在于“传”与“承”两个方面：

首先，应先做好“传”，保证后继有人。东阳木雕主要也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其在一定程度上极易走到人亡艺绝的境地。因此，我们认为，传承人应改变传统的传承模式，甚至需要摒弃此模式。广招徒弟，把自身的绝活传授给下一代，使其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我们认为，可以先做到一定量的积累，然而在量的基础上挑选有潜质的，并愿意为东阳木雕奉献毕生的学员进行着重地传授与培养。如传统的“拜师学艺式”，如此进行，一是为了尊重传统手工艺的传统，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习俗；二是为了传统的学艺方式得到保存，即师傅单独传授与徒弟的模仿学习。同时，也可以使得师傅所拥有的独到见解、独门技艺等能得到完整的传授。其次，应做好“承”，保证技艺的活态与不断层。我们认为，“承”即继承。东阳木雕来自民间，应扎根于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艺术和人文价值。因此，在任何时候，东阳木雕是不能脱离生产、生活而独立存在。所以，其必须需要传承人将历史上的创作内容、创作技法、手段、材质等内容在实际生产一线得到继承与应用的。同时，传承人必须结合自身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个性等对其技法进行创新与发展。结合当下外部环境，我们认为，其可以通过走市场化道路来实现。但在传承人的技艺与产品展示中，主要是对传统技艺的展示和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作品的展示，以此来凸显技艺的本真性、人文性、艺术性及收藏性等价值属性。

文化生态区的保护。文化生态的保护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当下非遗进行保护的重要方法与途径之一。在实际操作中，需建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和谐相处。”结合东阳木雕实际，我们认为，东阳木雕技能的传承形式等内容虽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但古建筑中的装饰部件、传统家具用品等一切有形物质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的有效载体。我们在当下只是单纯的去保护其无形的一面，而不去对其有形载体进行保护，是单方面的不够全面的一种保护形式。其最终的保护结果往往是只能静态地、死板地，甚至会使得保护成果在当下的文化快速变迁中消逝的越快。因此，我们提出对东阳木雕文化生态区的保护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那么，文化生态区该保护些什么，如何保护呢？鉴于此，我们认为，东阳木雕文化生态区的保护应从对其有形文化遗产区和无形文化遗产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应对其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形文化遗产在东阳区域内，现今主要是对其传统建筑装饰部件作品的整体保护。如对具有“江南故宫”之美誉的卢宅古建筑群进行整体性保护，从而使得依附在建筑上的木雕装饰部件也得到完整地、有效地保护。

其次，相对于无形文化而言，对其的保护相对较难些。如对东阳木雕传统手工艺的拜师学艺仪式、师徒传艺过程、口诀、禁忌风俗等有关内容的保护相对较难。对于该部分内容的保护不但需要相对较高、较大的物理空间，而且也需要一定的时空空间来承载。因此，我们认为，东阳木雕通过宏观的、协调的、有效地对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其发展与延续所需的根基得到了有效的、完整的保护，我们又何愁其技艺的流逝呢？通过生产性保护。东阳木雕是一门来自民间，并应用在民间实际生产一线的传统手工艺。因此，其具有生产性与实用性等属性。鉴于此，我们提出对东阳木雕这样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是符合其基本属性的。近几年，在东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决策与支持下，东阳木雕走上了产业化发展道路，并在人才培养、人才基数、产品类型、产业及其群体的发展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现今注册的东阳木雕•红木家具公司共有2700多家，“木雕产业总产值已达200多亿元，税收近5亿元，出口额超14亿元。木雕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已近25%。”#p#分页标题#e#

东阳现建有东阳中国木雕城、吴宁东路木雕特色街、南马红木家具城等5家专业市场。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使得东阳木雕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被人们重新认识，并重新包装，从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效果。“东阳木雕”的区域品牌，“东阳中国木雕城”等专业市场品牌不仅在空间广度上，而且在内涵的深度都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保护。结合东阳木雕手工艺属性以及当下的产业化发展实际，选择利用生产性保护方式与手段对其进行保护。生产性保护，顾名思义是通过生产的方式对东阳木雕的相关技艺、作品内容、作品呈现形式等，以实际的物品形式进行呈现。因此，我们认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通过工艺美术大师对其进行生产性保护。该途径主要是利用工艺美术大师的创作才能、纯熟的技艺与技巧、个人品牌等，综合利用并发挥大师们的聪明才智在东阳木雕技艺上的施展。而利用该途径在对东阳木雕进行保护时，大师们应完全做到纯手工设计创作、雕刻、装配等，主要是为了凸显其纯手工性、艺术性、收藏性等价值属性。从而也完整的保存了东阳木雕技艺的本真性，可谓一举两得，同时，通过该种方式与途径实施，也可以回哺于大师们的创作热情，以及对东阳木雕保护的真情；其次，通过器械化、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性保护。

该途径主要是利用现代的机器如精雕机在木雕产业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精雕机的精准化、标准化、批量化等优点，减少传统木雕纯手工性生产的不足，符合现代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要求。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冷静地、理性地、辩证地看待精雕在传统东阳木雕做的应用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呼吁，通过利用精雕机的产业化对传统东阳木雕进行保护时，我们必须，也只能允许其在利用传统图案凸显的现代家具、现代家居装饰图案的雕刻上，以及一些不是核心技艺雕刻上。而在东阳木雕的核心技艺、传统作品上的雕刻上，我们必须保证纯手工性，从而保证东阳木雕核心技艺的流逝，以此也保护了如东阳木雕这类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为脆弱部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我们用通过合理的规划、科学的认证后才能实施，我们看到生产性保护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起的积极性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晰地看到生产性保护不当的一面，如开发过度。对东阳木雕进行生产性保护，我们人为，可以使得其在新的世纪获得了新的更大的生机和发展动力，及保护机制与保护成果。

小结

篇6

1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我国拥有辽阔的地域，是遗产大国，自然遗产资源比较丰富，但在当前旅游发展的冲击之下，自然遗产的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国的相关的保护和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如表1所示。对问题有清晰的理解，加强基础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自然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1）遗产保护体系混乱，各自为政。许多政府部门对自然遗产有行政管辖权力，可随时将这种保护权力变为合法经营的权力。直接或间接从事各种各样与盈利相关的活动，却破坏了本来属于公共福利的自然遗产资源。多个部门管理引起混乱，并最终导致自然遗产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多重管理导致对利益相互纷争，承担责任却是相互推诿。[2]当开发自然遗产有可观的收入时，自然出现利益纷争，每个部门一哄而上地参与，但在开发和保护的具体事务方面彼此推脱，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责任解决实际问题，有效保护成为一纸空文。（2）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还拿不出一部完整的国家法律来保护自然遗产，使得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无法可依，而各地的自然遗产保护又各自为政。对那些为了追求利益损害自然遗产的行为，执法者无法凭借特定的法律规定，依法追究责任。在此种情况下，我们的许多自然遗产遭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3）思想认识错误。许多人只重视获得短期利益和追求良好的政绩而忽视了自然遗产的命运，把保护自然遗产与经济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盲目开发利用的功利心态不及时纠正，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遗产丧失其完整性和真实性。我们时刻注意的是，思想认识的危害其实有时远远超过实际行动。（4）自然遗产保护资金缺乏。没有充裕的资金投入而想保护自然遗产绝对是一句空话。这些资金应该包括在每年的国家预算中，并且定期支付给我们的各级政府机构。但就目前来说，政府财政拨款非常稀少，仅依靠少量的政府财政援助，即使用于贴补遗产景区开放的成本也不能够维持，更不用说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门票的收入和其他旅游收入通常被用作了当地保护部门的保护费用。因此就出现了遗产保护部门很富裕，而自然遗产保护资金非常缺乏的现象[3]。毕竟国际上的援助和社会其他捐助者援助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的一些已被在包装在上市的自然遗产地，获得的利润成为企业经营收益的一部分。

2主要发达国家对自然遗产保护的经验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和其他发达自然国家遗产保护体系已成熟。他们曾经一度陷于发展与保护的纠结之中，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他们多年辛勤努力得来的，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四个国家作为成功的代表，他们的成功经验在很多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如表2所示，发达国家在自然遗产保护方面有统一的保护体系，完善法律体系和富足的自然遗产保护基金。上述国家的国家公园保护机构基本上都是非营利性质的政府部门，专门从事自然遗产的日常保护和保护，财政拨款是日常运作的资金来源，实行特许经营制度，经营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进行分离，以避免只注重经济效率而轻资源保护的缺陷。我提出选择一两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作为试点的建议，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直接保护，并进行特许经营试点和采用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保护制度，获得实际经验后向其他遗产地推广使用[4]。提高遗产资源作为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政府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营是一种良好的补充，而特许经营的遗产是一种方向。以上四个国家对保护自然遗产的立法是相当重视的，平均每隔几年就会对修订原有法律，增强其有效性和适用性。它起到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自然遗产保护是基于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之上的，基本上做到了每个国家公园有自己独立的立法，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各项政策的实施是以联邦法律为基础的[5]。与四个法律体系相比，我国的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似乎是不完美的。目前只有少数几部与自然遗产有轻微联系的法律规定，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或法规是专门为自然遗产保护服务的。因此，应该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遗产保护法》，以该法为基础，建立、完善、协调、丰富有关自然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遗产旅游开发必须符合国际标准，走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总而言之，要实现对自然遗产长期有效的保护，必须要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我国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遗产保护的比较，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自然遗产保护体制很好地结合了该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作为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融入国际体系后，结合当前我们自己的特点，构建合理的组织保护体系。以遗产保护法为核心，选择合适的遗产保护模式和运作模式[6]。以提高和建立有效的中国自然遗产保护体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然遗产的“公共福利概念”，它不会因国情不同，体制不同而变得不适用，也不会因为资源基本条件差异而难以参考。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然遗产保护体系

3.1制定并使用我们国家的自然遗产资源保护法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对自然景区和文化遗产地做了必要的保护，也为保护它们做了大量工作。但如1985年颁布的《风景名胜区保护暂行规定》到现今为止已27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明显落后于目前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现状，在现实实践操作时缺乏法律效力。不能很好地警示和惩罚蓄意破坏者。由于这些文化遗产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许多人又无法抵制这样的诱惑，便大肆进行破坏性的开发，打起了“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的幌子[7]。对于这些行为，当前我们不能很好的去界定合理适度的范围，政府也不能很好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此，意识敏锐的专家和学者们纷纷谏言：希望抓紧草拟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法》。当然，还要根据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需要，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遗产保护的立法经验，完善相应的法律条款和实施细则，使得这一法律法规更加审慎、严谨和富有可操作性。尽管含有不少具有很大文化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遗产未被列入遗产名录，但也要使其得到最大范围的保护，纳入必要的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作为我国长期的文化、法律战略实施。因此，保护重要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需要政府出台必要、有效的法律，来合理规划、利用和保护这些遗产资源。不断提高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和合理性，将文化、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上升到制度化。促进自然遗产资源保护的过程，使珍贵的遗产资源科学地可持续利用和开发，为后人的福祉多做贡献[8]。另外，宣传、研究和有效执行现有的政策和法规，依法合理运用行政执法权，用法律的武器对遗产资源的破坏行为，进行严厉处置并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3.2优化和改革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体系我国目前的保护体系中，没有为自然遗产设立相应的专门保护机构，依旧采用国家风景名胜区保护或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模式，仅在获得认可的保护区增设了自然遗产品牌的头衔，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保护，职责区域的划分又带来非常突出的问题。所以要改善和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和遗产保护体系，优化组织保护机制，完善部门保护体系，从整体提高行政效率和执行力的有效性。（1）构建一个科学严谨的保护制度。自然遗产保护在发达国家，保护体系构建相对完善。遗产资源的保护系统是由上下协作，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专门机构、遗产直接管辖单位、第三方支持性机构构成。他们机构设置相对合理，职责清晰，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在过去，我国的资源保护部门之间，同时拥有开发和利用的权限，在保护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和监管不力的状况，不仅影响工作效率，也增加了行政支出成本。有鉴于此，建立国家统一保护的“国家遗产资源战略保护系统”是当务之急。改革现存的保护系统，组建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保护司，负责统一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保护。不同级别的保护保护单位只有建立一个行政区划部门，便于统一领导。通过非营利组织保护，能够使遗产资源不会因为保护标准的不同而产生无谓的利益分配冲突。第三方支持机构的成员，可以由科研单位、专业协会、资助机构和志愿者团体组成。目前，因为政府对这些机构的理解和关注程度不够，使他们的发展举步艰难。人们对遗产内涵的重要性和认知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根据西方的社会保护经验，第三方支持机构可以把遗产保护保护得很好，能把重要的资金和人才放在最需要的位置上。因此，努力发展和扩大此类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寻求更多的遗产保护资金。通过广泛宣传调动民间、私人的热情参与志愿活动，扩大志愿者队伍，从而扩展和增加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资金和捐赠[9]。科研单位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容忽视。有了这些智库的帮助，可以避免工作中可能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弥补缺乏专业知识的行政部门的保护缺陷。可以说，第三方性机构是遗产保护系统强大的支持与后盾。总体而言，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代表国家权威的行政部门，通过建立专业保护机构，统一保护、利用和保护的遗产资源，科学研究和使用行政手段协调处理由遗产资源引发的问题；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法》为基准，严格依照本法规定，对遗产资源逐步实现有效的保护和保护。（2）完善的保护模式和经营运行模式。站在对人类文明的保护的角度，选择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保护的模式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它体现出了对遗产的精髓和遗产价值正确的理解。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科学合理的传统保护模式应该具备五个标准。一个是标准化，即要与国际标准相接轨，在实践问题中与自身的特点相结合。二是针对性和适用性，对于不同级别、类型的遗产要有相对独立的保护模式系统[10]。三是完整的保护模式系统，应包括法律、保护体制、运营体制、政策规划和方针布局等各方面共同形成支持的系统。四是体系和模式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和连续的修改过程。直到和谐统一，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无论选择哪一种保护模式，都必须将保护和经营相分离，实现两条腿走路。从根本上避免因经济利益驱使而产生遗产资源价值破坏的问题。即使是在开发旅游产业，在明晰产权后，也必须建立基于遗产保护和监督委员会的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监督机制。根据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遗产，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低层次的遗产保护和运营可由基层政府负责，或向其他机构承包、委托给保护资质的第三部门；更高层次的自然遗产的保护和运营只允许专门机构负责，以免不必要的损失。[11]还可以跨部门或是跨行业合并保护。不属于传统类别保护可以划入“特许经营”的经营范围内，但在遗产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所有这些运营行为都必须将其置于最重要的位置。（3）制订和完善保护和操作体系。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制订，需要相应的专家委员会的参与和监督。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由遗产保护委员会统一指挥和保护，为决策、监督的有效实施，政府对遗产保护增加必要的资金投入，保证一定规模的财政拨款用于遗产保护。同时对已准入市场运营的自然遗产资源采用许可证经营的方式，并对非市场化运作的自然遗产保护、保护、宣传和研究提供一切支持。此外，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润分配要有规定，确保各方收益。鼓励其他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地参与捐款，制定优惠政策，帮助筹集更多保护基金。当面对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社会稳定问题，要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协调机制。

3.3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遗产保护和开发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关系，即保护是目的，发展是手段。开发服务于保护，保护利于发展。要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必须正确、有效地处理在它们之间的关系。（1）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遗产保护和发展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冲突，两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今最主要和基本的任务是对遗产地保护。如把遗产资源当成摇钱树，不仅破坏遗产资源，而且会限制本地区的经济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全面进步。但是，对自然保护区的片面绝对保护，可能降低当地公民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甚则产生抵触情绪，最终事与愿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对资源的保护总是放在重要的首位。任何开发都以保护遗产资源为要务。开发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统一规划、依法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的总体原则；不能为了经济效益、知名度而以遗产资源的损害为代价。在遗产开发利用过程中，我们要时刻保持保护第一的思想：一方面通过合理开发遗产资源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将部分转化为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维护基金；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和探索有效保护遗产的经验和方法，完善保护政策，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趋势，引导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形成统一的合作框架来支持保护遗产。总之，通过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创造可观的增值性的附加值。（2）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自然遗产多层次性和价值多样性，涉及诸多利益集团（图1）。如何在保护中处理和满足相关利益方的需要，解决我国自然遗产的保护、保护和发展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平衡相关利益群体。我国现有的资源保护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国家、政府部门、风景区、其他利益相关者（社区、公众、社会团体）。有效平衡利益主体各方的利益问题，主要取决于智库和遗产开发项目的主要保护者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使用法律、行政、资金、教育等方式、条件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要矛盾。通过共同寻求合作的平衡点，合理安排和分配利益，从而达到互惠互利的多赢目标，否则众多的矛盾将难以解决。（3）与遗产旅游的关系。自然遗产资源开发矛盾主要体现在旅游开发的问题上。当前如何妥善处理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关系，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是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不能把地区经济价值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要注重科学发展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要认真对待自然遗产的特有文化内涵与价值，珍惜和保护好珍贵的遗产资源。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在立足于遗产保护的基础上，从长远发展考虑，造福子孙，为后人创造更高和保护更好的社会文化基石。在开发和保护的理论基础和经验上我们还十分匮乏，所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吸收失败教训是十分之有必要的[12]。一方面，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减少错误的弯路；另一方面，创建一个自然遗产和旅游共生双赢的保护模式。相关工作经验：以生态保护为依托，区域化分级保护、严厉整治过载的开发，科学定位文化价值。禁止在重点区域建立各类型服务实施，禁止用各种名目在自然遗产景观区周围的开发，切实保护遗产地。由此看来，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一致性的。遗产资源保护得好，可促进旅游对遗产景点经济的持久收益；反之，旅游良性的发展，亦能够促进遗产保护和文化内涵的建设。

3.4培养自然遗产保护的专门人才人才培训与合理利用是自然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延续的关键。我国现有超过40多万处文化遗产和古迹，需要专业的保护人员去开发和维护[13]。而专业员工不足70000人，人员严重短缺。同时，现在的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水平严重落后于发展要求。尤其在高技能专业骨干领域最为突出，不足以担负起自然遗产保护的重任。所以亟需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士。遗产保护的相关机构也应对人才培养有一定的计划，类型、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都要统筹规划。大学在培养这种专业人才的设置上，仅在课程加入遗产保护的课程很难满足要求，也无法培养出未来需要的遗产保护专业人才[4]；可以开设自然遗产保护学专业，培养专业人才；通过系统、详细、全面、跨学科培养专业人才，为今后的遗产资源保护的发展贮备更多人才[15]。这些人才应该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遗产保护知识，也应具备相关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研究的能力，掌握生态系统、企业保护、旅游保护等相关知识，是复合型专门人才。

篇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外延比较丰富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表现为无形的制作工艺、民俗活动、传统知识、节日文化、传统技能等。这种非物质性增加了界定创作主体的难度。第二，创作的集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存在于特定群体中，由于年代久远，常常难以确定最初创作者，并且由于传承者不断加入创新元素，因此难以将智力成果界定为某个特定个体。第三，创作的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口口相传中，传播者不断加入一些新的创意或元素，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处于“被创作”的过程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计算机、照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储存、加工、传输和以数字形式再现，所以通过数字化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图象、文字、声音等形式被固定下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分散性和非物质性等特性，因此，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数字化作者对于内容取舍、结构安排等作出选择，凝结着较高的智力成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权利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的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其保护范围限于表达方式，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程序、操作方法、原理等因素。豍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主要针对它的代表作而言。豎但从前文分析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通过世代相传流传至今，大部分没有形成有形作品，或者即使形成了代表作，对于其他参与创作的主体如何保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但由于其特殊性，应当通过制定著作权法的特别法，以单行法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为《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包括：

第一，人身权。（1）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确定由某一个民族、村庄、部落创作时，应当保护其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确定创作群体时，也应当清楚地表明其渊源及流传的范围等基本信息。（2）修改权，这一权利由创作群体行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具有延续性，一直都将处于被创作的状态之中。（3）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通常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当发生侵权行为时，容易产生搭便车心理，因此，应当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4）发表权，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时处于创作中，并且由于口口相传等原因，其创作和发表在时间上往往具有同步性，再创作完成之时即为发表之时，因此，这一权利也应由创作者享有和行使。

第二，财产权。财产权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群体，但应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行使。行使财产权所得的资金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按照其设立时所制定的章程代为保管和运用，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保护、传播等工作。财产权的行使方面的内容，详见下文阐述。

（二）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数字化技术能够以特定形式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相关主体的权利并对其进行保护。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作者受到什么程度的保护，与其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相关。

1.数字化作品具有独创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与普通作品的数字化不同，后者通常只对原有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这一过程由机器完成，基本没有独创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式，数字化作者在选材、摄影、录音录像过程中，凝结了较多的智力成果。不同的数字化作者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如果数字化作者经数字化所形成的作品达到“独创性”这一标准，就应当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

2.数字化作品不具有独创性

如果数字化作品仅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简单复制和再现，不具有独创性，则可以通过邻接权进行保护。邻接权保护的是一种再现、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的劳动，数字化作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特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传播，属于作品的传播行为。虽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邻接权只包括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但邻接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和新技术的发展，其外延可以随之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录音录像和无线电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邻接权的产生，当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作品传播方式，那么这些传播者的权利也应得到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在邻接权中增加一类——“数字化作者权”，以保护没有产生独创性作品的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管理制度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集体管理制度的理由及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是无名的或者是归属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居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属于这一群体所有，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主张权利，但任何人又无权单独享有权利。权利主体的群体性、不确定性使得权利的行使难以获得有力的保障。豏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作品的创作群体不宜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况且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不明确，因此，有必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代表特定群体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在保证权利主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由于群体的具体成员众多且难以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取得的许可使用费不可能像其他著作权协会一样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返还给权利人。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可以保证许可使用费用于实现保护目的。特定群体为保护、丰富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可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基金会对于符合章程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准许，拨付必要的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职能划分

“我国早在1992年即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成立后，国家版权局又多次指示并帮助组建文字、摄影、美术作品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采用多种协会体制的。”豐“我国已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华版权总公司。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上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其以法人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笔者认为集体管理制度可以达到对非物质维护遗产的保护和合理使用双重目的：即在我国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集体管理权，其下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等工作统筹安排资金。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主要包括：（1）组织开展调查、收集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分类、登记建档，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2）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群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许可使用费。（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章程，规定该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组织机构、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以及章程修改等内容。（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可使用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以捐赠的方式注入基金会。（5）保护特定群体的署名权，禁止伤害群体感情和尊严的、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等人格权的行为。当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讼。（6）开展其他社会活动。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责主要包括：（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2）基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4）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5）对其他符合基金会章程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与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民间自治组织，非官方性意味着不得强迫著作权人加入集体管理组织。同时，及时著作权人已经自愿加入，仍然有退出的自由。豒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特定民族或区域群体的财富，更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权利的取得不需要经过事实上的创作群体授权，国家以保护和发展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通过立法授权协会和基金会行使权利。与其负担的职能相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官方色彩。

第二，维护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传统的著作权管理组织重在维护某一类著作权权利人的利益，其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将所获得的收益返还给著作权人，这种利益一般为私人利益。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仅维护特定权利群体的人身性权利，更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丰富，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较为明显。

第三，机构设置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一般设置协会，以自己的名义依据权利人的授权行使相应的财产权，并在协会内部设置相应的办公机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则不仅设置管理协会，而且由协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捐赠财产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以实现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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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口头文学、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风民俗等。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遭到冲击，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许多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已经失传或正在消失；二是大批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三是民间艺人后继乏人，一些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许多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四是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许多稀有民族工艺品及其技术大量外流。”［1］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取何种形式，怎样才能在尊重文化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地使其实现现代转换，并继续传扬，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共同课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陈出新，应该是精神内核不变，象征符号不变，母题不变，但是表现形式却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充分的现代化。现代人喜欢什么形式,动漫、口袋书、游戏、影视等，都可以。”［2］电影艺术是现代人喜欢的艺术形式，具有形象生动、直观具象、通俗易懂，传播速度快、覆盖面积广等特点，其传播效益和推广力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电影对“非遗”文化传播的正面保护

（一）传播“非遗”、宣传“非遗”

电影艺术的功能除了娱乐、审美和教育，还肩负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劳动和生产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质和地域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藏”于民间，调查表明越是偏远地域其文化保存的原貌越完整，而且表现形式越多样。由于地域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致使许多过去创造的传统在当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面临萎缩甚至消失。传统的文化保护方式以文字记载为主，即便加入照相技术，对于“非遗”的保护也是静态的，文字和图像有其自身的优势，但难以全面、综合、动态、立体地展现“非遗”文化。电影艺术以声音、图像甚至文字等方式，动态、立体地对人类文明进行展现，把“非遗”文化音像化、视觉化，一方面扩大观众对“非遗”的关注，引起国家、政府、学者、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加大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也能激起文化持有人的信心，民族自豪感，使得他们由原来的被动传承到自觉保护的转换。因为“当一种民族文化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并广为传播时，传者和受者必然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重新界定和认识这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估价和确定这一文化的价值，对之进行解读和诠释，而且还会赋予它新的意义”［3］。

（二）普及“非遗”、推广“非遗”

电影艺术具有强力的文化渗透力，它能穿越时空、穿越种族、穿越人群，将人类文化以视觉图像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人群。“影像传播把客观现实加以图像化，实质就是使用影像视觉流使被记录、被感知的世界获得了现实的、生动的界定。作为最通俗易懂的信息交流工具，视觉形象使电影、电视中的画面成为不用翻译的世界性语言，跨越了不同文化层次与不同文化背景这一鸿沟而为所有人接受。只要是具备视觉能力和初步视觉经验的人，都能够程度不同地解读影像。”［4］电影艺术具有很直观的教育意义，在大众文化传播中起着“通识教育”的功能，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广，电影电视普及到祖国的各个角落，“非遗”文化必然会伴随着电影艺术的推广，普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电影媒体对“非遗”文化的普及推广，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家鼓励媒体介入“非遗”文化保护中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体传播的重要性，“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达成共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5］。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下，经过几代电影人的努力，一系列有关展示民俗题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影作品问世，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花腰新娘》等。其中由章家瑞执导的电影《花腰新娘》就成功地将云南石屏花腰彝的民族文化完美地呈现在作品中，透过作品普通大众可以认识和了解他们古老的婚俗、绚丽的服饰、别具特色的舞龙、悠扬的海菜腔，性感的烟盒舞等民族文化，花腰彝的民族文化走进了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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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权利；具体内容

中图分类号：D99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198-02

国际人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利器和重要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遵循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法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丰富的内容。

一、国际人权的由来和普遍意义

人权问题原本属于国内法管辖的范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国际社会严重关注战争期间出现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情形，制定了若干人权保护的专门性公约，人权问题由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争期间法西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加强国际人权法保护。1945年《联合国》强调：“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为贯彻精神，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本文件，人权问题由此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二战后国际社会制定的国际人权保护的基本文件主要是指一宣言两公约。一宣言即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两公约即联合国1966年 “国际人权两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法所确认和保障的国际人权具有普遍意义。其普遍意义体现为如下方面：第一，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即人权适用于一切人。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都强调人人平等享有人权。第二，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即人权的价值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信奉。《联合国》在序言中重申“人格尊严与价值”。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都强调要尊重人的尊严。第三，人权规范的普遍性。即人权规范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普遍适应。《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必须遵守，如有违反，则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础性权利――文化权利

文化权利是非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内容，因而奠定了其在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中的基础地位。法国学者格赫勒・瓦萨提出“三代人权理论”。根据该理论，人权是不断发展的，目前已发展至第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的基本内容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三代人权是有关民族自决、生存和发展等方面的权利。根据格赫勒・瓦萨的理论，文化权利属于第二代人权的范畴。《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确认了文化权利的地位和基本内容。一些区域性的国际文件也对文化权利做了明确规定。这些区域性的国际文件主要包括：1948年《关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美洲宣言》、1961年《欧洲社会》、1992年《欧洲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等。

根据国际人权文件的规定，文化权利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文化参与权。即人人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第二，文化自决权。即每一民族都享有自由决定其文化事务的权利。文化自决权直接来源于民族自决权。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均规定，所有人民均有权“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此外，《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3条和第31条（1）款、《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 》第11条和第7条（1）款均规定了文化自决权。如，《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第3条规定，土著人民基于自决权可“自由谋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第三，文化认同权。即不同民族、社区的成员对于本民族、群体文化的普遍认同以获得归属感的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否认那些人种、宗教或语言占少数的群体的成员共同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等国际文件亦确认了文化认同权。第四，文化平等权。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土著传统文化濒临严重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危险。如，当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土著语言、土著传统生活方式的快速消失的困境即是明显的例子。《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等都主张各种文化都必须予以尊重和平等对待。尤其是对于少数群体的文化平等权，有关国际文件特别予以强调。第五，文化获益权。即民族、社区及其成员所享有的对于民族、社区文化所产生的利益的获取权。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也规定了文化获益权。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收益权既包括物质上的收益权，也包括精神上的收益权。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具体内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代表的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文件，对非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做了明确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严格遵循保障普遍人权的理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而制定，强调指出，“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只有符合国际人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为公约所保护。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必须要体现普遍人权的基本要求。

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文件充分贯彻人权保护的理念，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权保护的具体内容：第一，文化参与权。即有关群体、个人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权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各国应努力确保那些创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个人最大限度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公约将公众参与作为基本原则，体现了公众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文化自决权。即有关国家、民族、社区自主决定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保护政策、利益分享等事务的权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规定的国家原则、公众参与制度，也是国家、民族、社区、群体文化自决权的重要体现。第三，文化认同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伊斯坦布尔宣言》均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须能够“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第四，文化平等权。从总体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弱势文化，其文化空间在国际上面临着被挤压的威胁。因此，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国际文件均强调要尊重有关群体、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五，文化收益权。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收益权利。《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明确规定，应当像保护通常的精神产品一样保护民间创作成果。《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呼请有关政府部门加强民间创作的知识产权保护。

可见，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文件的上述规定，体现文化权利的基本内容，充分印证了非遗的国际人权法是以文化权利为核心内容。

综上，国际人权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具有应然基础和正当性。国际人权具有普遍的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力武器。任何违背国际人权基本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为国际法律所承认。文化权利是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础性权利。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主要是保护有关权利主体以文化权利为核心的文化参与、文化认同、文化平等、文化收益等方面的权利。当然，国际人权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仅仅限于文化权利的保护。在非遗国际保护中，国际人权法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引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Jessica Myers Moran，Legal Means for Protecti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a Post-Colonial Woeld，The Holy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2008.

[2] Francesco Francioni，Beyond State Sovereignty：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s a Shared Interest of Humanity，Michiga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4，（25）：1209.

[3] Helaine Silverman and D.fairchild Ruggles，Culture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in Culture Heritage and Human Riguts，Edited By Helaine Silverman and D.fairchild Ruggles，New York：Sping+Business Media，LLC，2007.

[4] Groege J.，Van Staden J.，Intellectual Property.Plants and Phyto-medicinals―Past History，Prsent Scenario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South Afica，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2000，（9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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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世界文化遗产 商标权 避暑山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保护与开发并重模式下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权保护研究》，项目编号SQ137007。

作者简介：刘佩，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法政系，讲师。

一、商标权保护模式的优势

一般而言，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防御性保护，二是积极保护。防御性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目的是防止第三人通过申请专利、商标或再创作等方式将文化遗产据为己有；积极保护的立法模式是指不限制他人对文化遗产的使用但是要在使用后支付报酬。防御性保护模式的关注点是文化遗产所有人独有占有权；积极保护模式更具有开放性，其关注点是文化遗产的财产效应。在防御性保护模式下，第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而在积极保护的立法模式下，所有权人不禁止第三人使用，该使用也未必必须事先得到所有权人的同意，只要使用人支付报酬即可。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权的权利内容包含使用权和禁止权。所谓使用权，是指商标权人对其所持商标具有充分的支配权和完全的使用权；所谓禁止权是排他性权利，该权利具体表现为禁止他人非法使用商标及其他侵犯商标权行为。商标权的权利内容侧重于防御保护内容，但并不排斥积极保护内容。以商标权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是将文化遗产作为商品或服务通过注册商标保护的方式。此种保护模式的关键点是以文化换效益、合理开发利用文化遗产。商标权保护模式开发与保护并重，能够有效解决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条值得推广的保护模式。与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相比较，其优势如下：

第一，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效益。市场经济下，理性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利益是理性人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以注册商标的方式保护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传承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质， 而且可以促进世界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商标权保护模式不改变古迹、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遗产的原始样貌，而将静态的古迹、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遗产形式转化为可以流通的商标形式，从而达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最佳方式。

第二，有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特性。正如上文所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订立《保护世界文化和遗产公约》的一方面原因是：联合国注意到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所谓“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应当包括经济利益的冲击。商标权保护模式通过注册商标的方式使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得以发挥，同时，此种开发方式并不改变文化遗产本身的样态。所以，商标权保护模式有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特性。

第三，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世界文化遗产的损害对世界文化而言是一种重大损失，国家对世界文化的保护工作并不是很完善，因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注册商标权能够使世界文化遗产在不改变样态的前提下开发出经济效益，其产出的经济效益可以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而形成开发与保护之间良性循环。

二、商标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以避暑山庄为例

以避暑山庄为例，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五A级景区，每年接待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目前，旅游商品的销售成为旅游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世界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有效形式。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旅游商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商标权的保护和品牌战略。以避暑山庄为例，其在旅游商品开发和品牌塑造上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注册商标的品牌意识不足。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驰名中外。就其相关的注册商标而言，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实业集团就白酒类注册了“山庄”商标，该集团生产的山庄老酒获得 “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称号。 除此之外，笔者没有发现与避暑山庄相关的其他商标。就避暑山庄实业集团注册山庄商标而言，其是企业自身行为，与避暑山庄管理部门无实际联系。避暑山庄作为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可开发的商品肯定不仅仅是白酒品类。同时，大量的商品取材于避暑山庄却没有注册相关的商标，商标权保护意识不足。

第二，与避暑山庄相关的旅游品牌商标的关注不够。上文指出避暑山庄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其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承德。但是，笔者发现在承德售卖的旅游商品并没有体现出避暑山庄的特色。一言概之，旅游商品的开发并没有有效利用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即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扩展不够充分。若将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扩展到旅游商品，其必将带动旅游商品的销售，创造新的经济效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著名风景区的避暑山庄的品牌价值远未发挥出来。

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商标保护的建议

首先，要强化商标的注册申请。各国法律都要求注册商标申请人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在我国，申请商标注册的主体限定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是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公约》亦提出应当充分尊重文化遗产所在国的主权并且不能使国家的财产权受到损害。同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属于国家，亦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其主体不仅仅包含当地的政府，亦应包括当地的民众。那么商标申请人应当是谁？根据公约的规定，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国家应设立专门的结构进行管理。笔者认为，该机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申请人。以避暑山庄为例，避暑山庄管理委员会可以作为“避暑山庄”等相关商标的申请人，但应当注意的是申请人并不意味者其是注册商标的所有人。 其次，笔者认为，我们解决文化遗产注册商标存在的问题时，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定。根据我国《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人可就地理标志申请注册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某地区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等一系列条件早就与该地区紧密相连的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即标示商品来源地区。为保护特色产品，目前国际通行做法即是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可以合理、充分地利用与保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地理遗产，可以有效地保护优质特色产品，促进特色行业的发展。就注册商标而言，世界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存在两个主要相似的特征：

第一， 地域性。正如上文所述，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的，更是地方的。文化遗产代表着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文化资源，世界文化遗产与其所在地不能相分离。河北省承德市与避暑山庄紧密相连，在民众的意识中承德和避暑山庄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所以，通过申请“承德避暑山庄”等一系列地理标志商标，既可以合理、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又可以有效地保护承德相关的优质产品，促进相关特色产业的发展。

第二，主体不特定。正如上文所述，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一个地区的文化，其既属于世界，又属于国家，更属于地区民众。该特点决定了其所有权主体的不特定性，其与地理标志商标特点相似。因为特征的相似性，笔者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商标申请可以借鉴地理标志的申请制度，申请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人负有管理责任，管理责任包括检测、评定、监督等责任。

集体商标的封闭性决定了其只能被用于加入集体的成员。集体商标亦具有一定的品质证明功能。对文化遗产申请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有利于形成保护与开发文化遗产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由专门的结构管理、监督，在向公众证明文化遗产来源及特定品质的同时，有效地防止某些因素对该文化遗产的侵害， 保护文化遗产地民众独占性的经济权利；另一方面，利益的获取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更好的协调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

商标保护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挖掘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不破坏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开发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良性循环。若将文化遗产注册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人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该机构对商标负有管理职责，不得将商标用于自己提供商品。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使用人应为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 被许可人也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质量。因世界文化遗产商标注册而获得的利益应当专款专用，可以以设立基金的形式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相关的科学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