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礼仪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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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众文化教程，陶东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4]Raman Selden， 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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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会议是国际间的一种高水平，高层次的智力活动，它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不同文化的背景的学者提供平台，展现各自学术成果，分享经验交流思想。在此过程中，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对于会议的顺利进行，保证会议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关联理论的初步阐述，对于如何提高国际学术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沟通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国际学术会议；跨文化交际；关联理论

一、跨文化交际及国际学术会议

跨文化交际则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他们的文化认知和符号系统迥异并能改变整个交际事件（Samovar，2009）。

国际学术会议则是国际间的一种高水平，高层次的智力活动，以传播信息，展示成果，授业解惑，阐明事理为目的，具有专业水平高，信息密度大，交流活动集中等特点（胡庚申，2010）。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在华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逐年上升，参会人数也不断增多（孙泽厚，2009）。这些参会学者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的文化学科背景，思维模式亦有所差别，这对于信息的呈现和解读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进行成功顺利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对于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提高学术国际学术会议的质量至关重要。本文以关联理论基本框架为出发点，分别从明示-推理、关联原则、语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如何提高国际学术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提出了若干建议。

二、关联理论基本框架

Sperber和Wilson从认知语用学角度研究话语理解，创立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关联理论认为，影响话语理解的主要因素是听读者关于世界的一系列假设，即“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听者根据认知语境的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语信息做出语境假设，假如说写者设想的语境与听读者实际使用的语境不匹配（mismatch），就可能导致误解（张少云，2007）。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理论，它试图解释在口头交际中话语是如何被理解的，因而在解释语言现象方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关联理论进行阐释。

1、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cator produces a stimulus which makes it manifest to communicator and audience that the communicator intends， by means of this stimulus， to make manifest or more manifest to the audience a set of assumptions.

（2001∶63）

根据明示-推理理论，言者要表明两个意图。一是信息意图，让听者明晰言者的一系列论断；二是交际意图，让言者和听者都明晰言者具有的信息意图。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包含言者的明示和听者的推理。从言者角度看，交际是明示过程，需要清晰地表达其信息意图；从听者角度看，交际是推理过程，听者需要在言者明示行为和自己情景假设的基础上完成言者的交际意图。

2、关联原则（The principles of relevance）

Relevance

An assumption is relevant in a context if and only if it has some contextual effects in that context.

（Sperber & Wilson 2001∶122）

由此看出，语境效果又可叫认知效果。当言者呈现的新信息和听者已有的语境假设相互作用时，语境效果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加强已有假设；消除已有假设；与已有假设结合产出语用内涵――结论是输入信息和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个因素的结果。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效果是关联的充分必要条件。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越大。而语境效果的获取和在此过程中使用的加工程度紧密相关。加工努力指在加工话语时付出的脑力劳动，即找出话语的命题形式，从话语中获取语境效果，推断隐含义以及选择特定的语境解读言者的话语。同等条件下，在处理加工话语过程中，加工程度越大，关联越小。因而，关联是程度问题，由语境效果和加工程度决定。

关联两原则分别是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根据Sperber 和Wilson，

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Human cognition tends to be geared to the maximization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Every act of ostensiv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s a presumption of its own optimal relevance.

（Sperber & Wilson 2001∶260）

从关联认知原则可以看出，人类注意力和加工资源分配给看起来相关的信息。从关联交际原则可以看出，言者对听者讲话并期待最佳关联。在日常交际过程中，言者试图解释其每一句话语期待其话语具有最佳相关；在理解过程中，听者试图找到能满足其最佳关联期待的解释，在此过程中，听者获取的解释如果和言者表达的意思出现不一致，就是造成沟通障碍。

3、语境（context）

在听者对言者话语意义解码过程中，语境和背景信息在正确理解话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联理论则认为，语境不局限于即时的物理环境或话语本身语境，语境是动态的，并非固定和提前知道的，它是根据每一个新的话语不断重造的，这和传统意义的语境有所不同。

听者在理解言者话语过程中会在大量可能的语境中选择出最能解释言者话语意义的一个，即特定语境的选择受到关联性制约，听者选择的语境是基于最小的付出和最大的语境效果。

然而，百科知识，和认知能力和文化背景因人而异，听者实际采用的语境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言者所指。因而言者和听者语境的差异可能是交际过程中导致沟通失败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关联理论通过以下方式解释明示交际：言者发出明示刺激，听者需要付诸加工努力。由于人的思想倾向于给最具关联信息分配注意资源，如果想要被听者理解，言者至少需要产出值得听者注意的关联刺激。在假设言者话语关联的基础上，听者才能准确地解读明示刺激，达到其期待的最佳关联。

三、运用关联理论促进国际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

基于以上对关联理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关联理论在处理和解释人类日常交际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从关联理论角度对国家学术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进行分析，以期达到最佳跨文化交际沟通的效果。

1、 明示―推理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包含言者的明示和听者的推理。这就要求学术成果展示人员在做展示过程中，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从各个方面对研究本身进行阐述解释，包括明确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最后得出的结论。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展示者可以在口头陈述的同时，可以借助于其他视听手段，如借助于投影、幻灯、录像、录音，以及其他图谱、表谱、实物等作为口头宣讲的补充（胡庚申，2000）。与此同时，在言语交际出现障碍或冲突时，展示者可以采用非言语行为作为补充策略，比如通过手势，说话语音强弱等。对听者而言，除了具备基本的专业领域学科知识之外，还要对展示者的明示行为进行适当推理，这种推理是建立在对展示者本身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基础之上，对当时特定语境的正确解读下获取的。

2、 关联原则

从关联原则中的语境效果可以看出，语境效果是获取关联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语境效果的获取与听者的加工努力程度有关。这就要求听者付出最大努力，全方位调动认知机制和背景知识，找出展示者话语的命题含义，推断隐含义以及选择特定的语境解读言者的话语。而从关联理论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来看，展示人员要尽可能围绕研究问题进行展开，不要偏离核心问题的探讨导致失去听众；而听者也要在解读信息之后做出合理的回应，可以通过提问题论证等方式明确展示者交际意图，从而获取最佳关联。

3、语境

关联理论中的语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语境（指一个特定词或者部分文本的前后语言环境），抑或物理语境（话语发生的物理环境）。关联理论认为，语境不局限于即时的物理环境或话语本身语境，语境是动态的，并非固定和提前知道的，它是根据每一个新的话语不断重造的。然而，百科知识，和认知能力和文化背景因人而异，听者实际采用的语境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言者所预期的。这就要求听者不仅要提前了解展示者本身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还要尽可能通过言者解说展示各个环节努力获取语境信息，在大量可能的语境中选出最能解释展示者话语意义的一个。

四、结语

国际学术会议不仅对于获取学科前沿信息，扩大研究视野促进国内创新至关重要，同时也对提升国内相关领域科研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和交流意义重大。然而，目前对于确保国际学术会议质量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的研究却十分有限，本文运用关联理论指导学术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对提高跨文化交际沟通，进一步保证学术思想学术成果的成功分享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对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学者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Samovar， L.， Porter， R.， & McDaniel， E. （2009）.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Cengage Learning.

[2]Sperber， D. & Wilson， D. （2001）.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3]胡庚申.国际会议交流英语[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孙泽厚.学术会议质量国内外对比研究[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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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

>> 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重要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大力提高文化软实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论文化开放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 如何发挥镇纪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文化概念的解析 群众文化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软实力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探析 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 试论高等职业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地位、　作用及方向 浅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环节 彰显文化的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浅谈档案利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及其在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中的意义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作者简介：邓雪英（1975―），女，群众文化馆员。研究方向：群众文艺创作，创作的小品《租儿子过年》等获省三等奖，辅导的小品《老爹进城》获省二等奖。现任新兴县文化馆任文艺创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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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以赛义德为代表的一批后殖民理论家因其具有独特的东西方文化双重身份，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视角更为开阔。理论更有深度和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梳理，提炼出其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以期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理论可以看作是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研究策略。当今，后殖民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而在后殖民研究的诸多理论家中不得不提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爱德华·赛义德。对其理论的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后殖民主义理论。

爱德华·赛义德，生于耶路撒冷，后去欧洲，1951年到美国。1964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这种独特身份，使他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从边缘话语的角度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切身处境地去看待后殖民文化，从而使赛义德的眼光超越了学院派的狭隘天地。具有了明显的文化政治批派性，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尽管传统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文化与精神上的被殖民状态并未终结，传统的殖民主义通过文化、科技延续并再生且以新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着眼点。后殖民主义者通过分析东西方在文学艺术乃至整个人文科学上的种种表现，对这种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批判。赛义德借助权力、话语关系的理论，指明了西方学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改写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态。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特点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体现。《东方主义》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范式。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将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意识和理论阐释建立在广泛的文本解读基础上。他深刻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他认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其它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赛义德的批判性解读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如果有人将《东方主义》看作是反西方的，那么毫无疑问是有违赛义德初衷的。不仅如此，赛义德还反对二元对立的论调，他认为，像东西方这样的二元并没有一种稳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本质。而是被不断建构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建构性，其本身也注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赛义德倡导一种多元的、多样的、杂生的文化策略，各种文化共生、和谐相处，平等交流对话，而不是相互对抗或相互压制，这是摆脱文化霸权的惟一途径。

欧美国家和其它国家文化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对于有第三世界血缘又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夹缝人”来说，他们在东西方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或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人时又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赛义德则坚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生模式。赛义德所要消除的是形而上的本质主义，并希望超越东西方对抗的立场，从而使东西方成为对话、共生的新型关系。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赛义德认识到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赛义德认为，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与东方对立的文化结构而消解这种中心。

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但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前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东方文化怎样才能避免被殖民的危险呢?这就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东西方理论，以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在世界性中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成分，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面对东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利的强加，任何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那种在文化转型问题时，认为只有转向西方才是惟一的道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看法，应该得到质疑。西方文化先于东方进入现代社会，但这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就是惟一正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着优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并破除文化霸权的基本前提。如今，我国许多的文化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前景更为深远的思考加入了这场持久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大讨论。当代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对外大力宣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中找准中外文化的契合点，继而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为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2]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赛义德，东方主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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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

为期两天的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两天来的工作繁忙而充实，大家辛苦了！我代表主办方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向两天来认真准备、精彩演讲的专家学者，向近两个月来为了论坛的成功举办而付出辛勤劳动的论坛组委会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有了你们的参与、支持和付出，才使本届论坛得以圆满成功，才使我们在美丽的春城昆明，留下了一段充满艺术气息的难忘回忆。

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发起、全国各级各类艺术院校积极响应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到此时此刻，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回首过去六年，对艺术教育来讲，我们也看到了诸多令人欣喜的质变。而我们的高峰论坛活动，也记录了发生这些根本性变化的点滴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每一份努力和贡献，都是对我国艺术教育事业的努力和贡献；我们的每一次热烈的掌声，都应该送给蒸蒸日上的中国艺术教育事业！

从海河之滨――天津师范大学的胜利启程，到滇池之畔――云南艺术学院的美丽相聚，我们看到，每届论坛的主题都和艺术教育事业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参加的院校和专家越来越多，论坛的成果越来越丰富，这项活动已经成为艺术教育领域的一大文化品牌，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参加本届论坛的近200名来自全国百余所知名院校的院长、专家学者，以及国外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在分会场的讨论都有精彩的发言。在论坛的主报告中，仲呈祥先生以“讲真话、诉真情、求真理”的学术态度，向我们阐释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对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呼应。

曹意强先生、周星先生立足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的独特背景，以切中要害的学术力道，向我们展示了当前艺术教育领域中“学科体系建设”“学科规范制定”“学术逻辑确立”“专业学科建设”等热点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发展态势。让我们更加坚信，艺术不变，艺术认知多变，艺术精神永存。

在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分论坛报告环节中，数十名专家分为美术设计、音乐舞蹈、影视戏剧、艺术理论四个分论坛。专家们的主题报告和分论坛演讲，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有深度，既有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复兴、人文精神建构的宏观思考，也有对艺术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问题的政策解读；以及对艺术教育大发展背景下各类艺术教育发展的定位，学校在艺术教育发展中的具体实践及经验。其中，建构人才培养格局、提升艺术人才的综合能力、艺术学科定位及特色发展、艺术教育国际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对艺术教育的助推作用、少数民族地区艺术教育等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大家一致认为，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为艺术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亟待教育者开拓思路，应对挑战。报告和发言给大家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同时交流了各自的经验，使全国艺术院（校）长高峰论坛真正成为大家沟通交流的平台。

“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创办与召开，为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开启了一个特殊的交流平台和助推窗口。参加高峰论坛的专家学者，都是全国著名专业艺术院校的掌门人或者综合大学、师范大学里的艺术学院的领跑者，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谈锋犀利，学术严谨……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每一次高峰论坛的议题，实际上都代表了中国艺术教育界所讨论问题的最高水准，越来越显现其在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发展当中的引领作用，以及对中国艺术教育发展规划、推进、调整和完善的促进作用。

《艺术教育》杂志在今后的论坛中，拟申请增刊号，将我们每届论坛的优秀学术成果集中，以使我们的论坛成果惠及全国千千万万艺术教育工作者。本届论坛中，我们还特别制作了“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意见征集单”，目的是为了广泛听取广大参会代表的不同意见和建议，请各位代表积极配合，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以使我们更好地总结经验，使今后的论坛更能贴近广大艺术教育工作者，更好地为大家服务。我们衷心希望“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每一次成功召开，都能对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关心者、思考者和推动者有所启发与帮助，我们愿为之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将积极为全国艺术院校搭建产学研战略联盟及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已建成的杭州创作交流基地，将通过“2012’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活动，为艺术院校战略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希望得到艺术院校的支持。

值此时机，也向大家通报，我们正在筹划参与CAA 年度会议。CAA艺术联盟成立于1911年，行政办公室位于美国纽约，其任务是通过实践和约定促进视觉艺术之间的理解。这次会议将于2012年2月22―25日在洛杉矶举行，将会密切关注CAA的百周年庆祝活动，会议上将有150多节课程、艺术家的采访及特别活动。CAA境外的理事已经准备欢迎并会见代表团，以协助他们为期4天的会议。因此，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及代表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此次国际盛会。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出席本届论坛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同志们，也要感谢艺术教育杂志社的同志们，为论坛的组织、联络、会务所做的大量工作。更要感谢本届论坛的承办方――云南艺术学院，为了办好这次论坛，云南艺术学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的许多领导、老师、学生，都积极配合并参与到会议中来，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给我们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我们感谢云南艺术学院为这次论坛所提供的方便，所做出的贡献，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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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它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从礼仪的视角切入，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关键词：礼仪；文化；礼制；礼俗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5-03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①汇集了来自法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和国内四十余位专家学者。论坛从礼仪的视角切入，进行了六场大会发言，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下面对研讨会中代表们关注的主要论点略作综述。一、礼仪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国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仪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社会，礼仪在维系血缘纽带、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从经学意义还是史学意义，关于礼仪的研究非常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影响，在新旧秩序交融和变革的大背景下，礼仪研究失去了连续性，道德滑坡、礼仪缺失成为中国当前普遍呈现的社会现实。挖掘礼仪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重新审视礼仪的历史实质和内在精神，以古为鉴，思索礼仪的当代使命和现实价值，为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彭林（清华大学）教授的报告《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概述了礼仪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指出礼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在国家典制、人际关系、社会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今需将“礼”的教育与推广提上议事日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中国传统礼仪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轮纲》为题，结合自己研究针对在当前礼仪淡化、缺失、传承断裂的背景下，对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复兴与重建礼仪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实践性建议。他认为，当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对传统礼仪文献做系统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库；二是根据传统的礼仪文献和礼学著述，对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具体礼仪进行专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实践的强调，要尝试对某些礼仪形式的恢复。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礼器，作为民众行为方式和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三是通过定点和抽样调查、深入访谈等形式，作深入的社会文化调查，为礼仪的推广做信息支撑；四是在对传统礼仪特性、社会流传变化方式以及西方礼仪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组建民族礼仪的模式。通过试点和示范，使传统礼仪文化资源得以转化和利用。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当前社会“礼仪”缺失的若干思考》列举了当前社会礼仪缺失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礼仪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和60年代“破四旧”为标志的“革命”范式下对传统的废弃。同时，他将中西方礼仪文化发展进行了对比，认为欧洲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轨中延续传统的优秀成分，又与现性、文明相结合创造了包含优质传统文化要素在内的现代性礼仪规范；而中国在被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承传的脉络被割断，使得传统与现代相互脱节，现代礼仪精神内涵缺位，文明规范丧失。而解决之道就是重新认识“传统”，完成“传统――现代”的对接，同时将中西优秀、精致文化相结合，使东方社会走向文明。贺学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报告《传统礼仪的“神”与“形”》分析了传统礼仪的特征，指出礼仪的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同时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当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现状要求在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时，不仅要明了传统礼仪之“行”，即礼仪的程序，重视仪式本身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仪礼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即礼仪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据新的时代意识，神行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礼仪。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的《“礼仪中国”的神话――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说明，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是一种基于“差异”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流行于精英群体的仪式。这种仪式性的表征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貌用语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需要正确认识礼貌用语本身的适用性。韩国学者崔顺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以《朱子的与韩国祭祀的现状》为题，从祭祀场所、陈设图和行礼等方面考察了当今韩国施行祭礼的现状，通过古今对比说明朱子的《家礼》在存续至今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对韩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及其如何被民众接受并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传统祭礼传承至今。来自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的党支书支芬书记以《弟子规的村落实践》为题，介绍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在高碑店村复兴的过程及其对村民的影响。二、国家祭祀与礼制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在历代的王朝统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国家宗庙的设置和祭祀，不仅是国家权力在信仰领域最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稳定、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礼制化过程中，国家与民间各种力量的关系和互动也是历来礼仪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的报告《太牢之殇――唐五代国家祭祀中的用牛与屠牛之禁》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时期国家祭祀仪式中用牛与屠牛之禁的变化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关昕的论文《礼俗之间：北京东岳庙祀典的象征与实践――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东岳庙为例，分析了东岳庙在由宫转庙的礼制化过程中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指出“小祀”在国家制度和观念上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这种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礼仪实践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和思想，其礼制也内化为民众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汇入于行善积功的大众宗教实践中，从而成为民间社会接衍国家礼制理念和实践的中介。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报告《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生活空间―北京五坛的功能变迁》考察了北京地区五坛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和这些祭祀场所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通过这种功能变迁说明国家祭祀活动是中国成为“礼仪中国”的重要方面，而对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观念的祭祀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利于礼仪中国的当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学）教授的《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论文通过对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证，指出帝王时代武功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不是简单地恢复上古礼制，实际上是将新的帝国疆域布告天下。通过这一形式显示国家权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这种变化也对清代士人新的中华国家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间信仰中的礼制习俗与地域社会作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庙祭祀是中国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现象，在考察民间祭祀礼仪时将考察对象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信仰的功能和影响、仪式与社会变迁、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离合与共融等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陈益源（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的《台湾云林口湖“牵水车藏”集体祭祀礼仪所蕴含的民间智慧》通过台湾云林的水难祭祖仪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将这种灾难转变为今天台湾地区富含仁爱精神和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资产过程中，民间信仰中仪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的《对传统的协商：街亭村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的互动》通过对甘肃天水街亭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神灵信仰的连续考察，在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指出任何一个社区从来不会存在有机的不变的传统，仪式和礼仪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条件下得到新的改变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传统祭祀和信仰实际是不同群体在多方协商和磨合过程中最终达成的一个为整个信仰系统内部成员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传统。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信仰的共鸣及其方式――试论东岳信仰的集体性》以北京东岳庙为例，通过对民间东岳信仰集体性的分析指出，民间信仰的集体性和组织性特点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化的特征。当事人在进行神灵信仰和集体崇拜行为时更关心的是组织与集体本身。这种方式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善举、善行，使得社会的良好道德建设有了组织化的落实。而这对于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一枚煎饼补天穿”――补天节探微》对学界较少关注的节日――补天节的文献梳理，探讨了神话在节日仪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饮食作为表达性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指出这种研究对于认识礼俗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王炳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报告《新疆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崇“七”与“人日”崇拜习俗》结合多年的调查和考古发现，分析了这两种习俗的表现形式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和地域传统之间在习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小传统、地方性知识与儒家“礼仪”制度：一个人类学的分析视角》从人类学角度，结合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格尔茨（Geertz）的“大传统”、“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通过对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治国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响的分析，从礼制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读和反思。四、中国传统礼仪的变迁和反思礼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礼制与民间礼俗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怎样的差别？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建中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随着时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礼俗的源起与衍变、古代礼制模式、礼俗生活的表现、礼仪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也引发代表们的广泛讨论。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报告《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站在宏观角度上从礼仪的起源、历朝历代礼制建设的措施和建设、礼制制度的发展、郊庙祭祀、国礼和家礼等方面对礼仪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出礼仪制度本身为国家制度运转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色。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明代乡饮酒礼》为题，总结了这种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广泛实行的公众性礼仪的特点和功能，并分析了这种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引导社会秩序、加强基层控制中的作用。台湾学者钟宗宪（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论文《论〈礼记・昏义〉的性别意识》以《礼记・昏义》所载内容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婚姻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反思。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谐的分工；对于家国而言，则是基于社会人伦秩序的建立需求与两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张铭心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的分流与合流――以墓志风俗为中心》以与中国汉民族葬礼紧密相关的代表性用品――墓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阶段，具体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汉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地域流变特征这一层面。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的报告《提纲挈领，用匾额复兴礼文化》概括了匾额的发展史及其在中国礼仪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当代礼制的同时应对匾额的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五、宫廷礼仪与宗教礼仪较之民间礼仪，宫廷礼仪具有规范及引导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各类繁复有序的仪式规程不仅对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而通过对宫廷礼仪行为的具体行为、礼制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国家政权、等级差别等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等则有助于加深对不同时代国家建制、统治特点、社会状况的理解。赵中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明代宫廷典制史》从祭礼、家礼、宾礼和军礼四方面对明代宫廷典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宫廷典制变化的原因和其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礼仪典制的影响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礼的仪式及其功能》通过对明代皇室冠礼中具体仪式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这种皇家礼仪所反映出的强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礼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其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庙》考证了自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时代与太庙并立的皇帝家庙系统，分析了在中国传统礼制体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宫城格局程式的形成过程宗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礼仪文化中，特别是国家祭祀，宗教仪式与国家礼仪关系密切。从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线索。刘屹（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道教礼仪的历史概貌与研究现状》对道教礼仪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道教礼仪的研究现状及其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指出了当前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对“道教礼仪”的内涵认识不足、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对历史上仪式文本的形成过程考察不够充分和对古今道教礼仪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谈名山文化之场效应及其现代意义》主要讨论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场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国家和民间社会产生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以书院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书院在礼制教育和礼仪文化推广和传播方面的作用。北京东岳书院筹备组组长关三多以《同善堂义学与东岳书院》为题，通过对北京东岳书院的历史追溯，总结了书院在礼仪文化向民间渗透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当代书院建设的启示。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书院的使命》通过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书院在国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礼乐教育是人格培养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当代书院继续坚持的传统。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宋代泰山书院述略》介绍了宋代泰山书院创办的时代背景、主要业绩、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指出其在弘扬儒家礼学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纵观整场论坛，从报告的学者和代表看，既有资历深厚、成就辉煌的学术大家，也有当今活跃在各研究领域的青年翘楚。六场发言，代表们的讨论热烈而广泛，两代学者间也增强了代际对话，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报告的内容看，整场论坛呈现出以下特点：1.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以致用。复兴礼仪文化、重构新礼仪不仅是应对当前道德滑坡、礼仪缺失的现实困境，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确立自己主体文化的客观需要。因此，代表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入世精神，将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实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转化等现实操作性强的问题上，反映出学者们对文化的责任感和实践理性。在这种基础上对礼仪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考察已经远远超过当下学术本身的使命和意蕴。2.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次参会代表们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让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广阔。同时，本次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献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相结合，加强了研究阐释的深度，结论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会的研究仍是重点。本次会议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典章制度的考证，政治理念的阐发，社会关系的论述，有对生活细节、器物习俗的描述和考证，还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而在历史情境中审视地域社会与礼仪文化的内在联系，从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考察礼仪的变迁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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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在调查江西省职业技术院校开展礼仪教学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江西省职业技术院校礼仪教学的特点，结合作者所在学校开展礼仪教学的实践，对职业技术院校如何开展礼仪教学以及职业技术院校的礼仪教育如何向社会延伸，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作为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国富有悠久的礼仪传统，以“礼仪之都”著称于世。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们十分重视“礼”的教育，“礼”成为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秩序的准则。讲道德，讲礼仪，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确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边，许多现象似乎令人担忧，甚至叫我们无颜面对老祖宗。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一名礼仪教育工作者，我既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而感到骄傲，又为目前少数人礼仪素质之低下而感到痛心，于是，一种决心油然而生：铁肩担道义，做当今孔子，致力于礼仪教育，重树国人礼仪形象。

一、我省开展礼仪教学的调研

笔者于2008年对江西省职业技术院校开展礼仪教学的情况开展了一次为期两个月调研。江西省共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40所，其中省会南昌有25所，其余15所的分布在其它10个地市。40所院校中，33所以工种为主，7所以人文类、经济类专业为主。本次调研选取了16所院校为样本，其中南昌6所，其余地市各1所。16所院校中13所以工科为主，3所以人文类、经济类专业为主。受访学校中每个学校随抽取5个班，总受访人数超过5000人。调研主要围绕“礼仪课程开设”、“礼仪教学方法和效果”“礼仪师资和教材”及“学生对礼仪课程的态度”等四大类问题展开，主要采用问卷调查、随机面谈等形式，同时与受访学校教学管理人员及礼仪课程教师展开了座谈。经过对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我发现受访学校礼仪教学具有如下特点。

1.礼仪教学发展极不平衡

调查结果显示，100%的职业技术院校都开展了礼仪教学，95%的学校在人文类专业开设了礼仪课程，只有25%的学校在工科专业中开设了礼仪课程，开设了礼仪课程的工科专业只占这类学校所有工科专业的23%。在区域分布上，省会院校更注重礼仪教学，发达地市较之于欠发达地市更重视礼仪教学；在就业渠道上，面向“长珠闽”地区就业的院校比以本省就业为主的院校更重视礼仪教学；在性别分布上，女生比男生更注重礼仪；在年级分布上，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更希望接受礼仪教育；在生源分布上，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注重礼仪学习。

2.少数院校对礼仪教学的认识尚有欠缺

调查发现，少数院校课程设置、师资配备以及教材选用等方面落实不够，措施不力。他们认为职业技术院校学生，尤其是工科学生只要学好专业技能就不愁找不到工作，至于礼仪教学，可有可无。少数学校的个别学生在校期间别说正规的课堂礼仪教学，就连礼仪讲座都从未接触过，根本不知道礼仪为何物。受访学校中只有少数的院校配了较强的礼仪教学师资力量，也定期安排教师外出学习培训，13位受访教师中仅有2人取得礼仪师资格，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3.学生呼唤礼仪教育

受访学生中51%接受过学校组织的礼仪教学和培训，其中91%的学生认为礼仪教学对他有帮助，没有接受过礼仪教学和培训的学生中有81%的人希望接受正规的礼仪教育和培训，所有受访者中99.5%的人认为礼仪教学对就业和社交有帮助。由此可见，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是热切期盼接受礼仪教育的。

二、加强礼仪教育的建议

在职业技术院校开展礼仪教学，要明确礼仪课程在职业技术院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按我国传统的单科分段式课程分类，职业技术院校课程体系分为文化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三类。根据礼仪课程的这些特点，结合本人从事礼仪教学的经验以及我院开展礼仪教学的实践，针对本省职业技术院校开展礼仪教学的现状，对于职业技术院校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开展礼仪教育，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把礼仪教学与专业课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礼仪知识和常识对于不同的专业来说，具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对于普遍性的知识，是教学的重点，不论哪个专业，都应该掌握。而对于特殊性的知识，不同的专业则应区别对待。要把握住不同专业的特殊性，教学才有针对性，就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因此，礼仪教学应结合专业性质与专业课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2.把礼仪教育与对学生的养成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青年学生正处在思想生活习惯尚未定型的阶段，此所谓可塑之材。各校都非常重视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狠抓养成教育，力争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如果能把礼仪教育与养成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礼仪规范和礼仪常识的教育渗透到养成教育中，或许能改善养成教育的效果。通过在学生中开展讲座、培训班培养学生礼仪骨干，建立相应的组织，再通过学生礼仪骨干以名种各样易于为学生所接受的形式开展礼仪教育，使得礼仪教育与养成教育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3.把礼仪教育与就业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

激烈竞争的就业形势迫使各高校不断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毕业生也在自身“软件”和“硬件”条件方面不遗余力地下足功夫。在就业指导中适当地开展礼仪教育，既是平时礼仪教育的弥补和延伸，又切合了毕业生就业压力下的主观需求，将比常规礼仪教育具有更好的效果。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今天却不得不面对国人礼仪缺失的尴尬现实。“礼仪复兴”迫在眉睫，礼仪教育任重而道远，我愿在礼仪教育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懈追求，为重新构筑“礼仪之邦”的民族大厦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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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永祥.从“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04）.

附1：《教师职业道德高于其他职业道德的原因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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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会计职业道德滑坡与职业道德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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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公务员职业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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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秘专业课程建设的现代性

1.扩展国际视野,力求课程建设与国际专业秘书授证考试主流课程保持同步发展

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逐步融人世界经济.在现代秘书职业全球化语境下,高校秘书职业教育必须超越本土局限,具有国际视野,在相互借鉴,交流和学习的前提下进行文秘专业课程改革,保持与国际主流课程同步发展,这应是目前秘书教育改革的趋势所在.纵观欧美一些具有成熟秘书职业资格考证国家,比如,最具权威性的美国授证专业秘书CPS(Certified Professional Secretary),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秘书证书考试和英国伦敦工商会秘书证书考试,其考核内容无一例外都设有我国文秘专业学生比较陌生的考试课程,如商业法,会计事务,经济学,公司法,管理学,商业沟通和商业行为等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科目.从这些考试科目的设计中,我们不难发现,欧美国家秘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主要围绕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实用原则.在借鉴西方这些较成熟的秘书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经验基础上,日本和韩国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东方国家也在上世纪后期相继建立健全了秘书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制度,同样也把服务于全社会不同领域的经济类实用课程作为考核内容.因此,参照国际上各国家职业授证考试科目,吸收其中合理成分,并与我国国情相吻合,适时进行文秘专业课程的改革与调整,反映国际秘书课程改革的主流思想,这也是我们保持文秘专业课程现代性的要求之一 .虽然现有的秘书教育模式及其课程几十年来确实曾经培养了大批机关秘书人才,但面对市场急需大批训练有素,能力卓著的企业秘书和各种专业秘书的现状,我们不能对现有秘书教育模式抱残守缺,墨守成规,要以市场需求和学生发展为本,树立多元的秘书教育价值观,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和适应这种经济转型的变化 .

2.关注本土背景,力求课程建设与现阶段国内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民俗文化,传统思想对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人们的思维言谈举止的渗透与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这就要求"服务于地方经济"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必须立足于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综合背景,这是课程改革成功的基础.对本土文化背景的关注,就要求课程重建要发掘民族文化和传统中的那些最具科学性,人文性和创造性的因素,使课程改革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比如,秘书礼仪课程的改革,就要强调对中国秘书文化中的精神,道德,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有益成分的继承.我们知道,东方特有的血缘宗法社会,造就了东方特有的礼仪文化,虽然今天所处的社会,早已远离了"以礼治国"的年代,但礼仪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以它特有的方式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功能 J.秘书处在人际交往的核心地带,不能不谙中华礼仪文化,同时更要注意礼仪文化在同世界礼仪文化接轨中的变迁和发展.与国际主流课程保持同步发展,要重新确定秘书教育的培养目标.秘书教育不仅仅是教育事业,更是服务行业,其改革必须考虑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要跳出纯粹秘书教学的框框,将课程建设放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虑.所以,在秘书课程改革过程中,应使先进的,国际化的课程理念和优秀的本土实践成果成功地融合,并将外来的借鉴和移植与本土的继承和发展保持一定的均衡,"全盘西化"和"故步自封"都不符合课程改革的现代性要求.

二,文秘专业课程建设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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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宋、明、清等王朝相较，民间信仰研究虽显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本文将对元代江西的民间信仰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