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科技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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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统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因为“作为一种文化，科技文化所表征的是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这就表明了科技文化的实质是“人类将自身自然对象化，即人把自身投射到自然对象上，在自然对象上实现人的价值，这既是一个人化对象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象世界又作用于人而化人的过程，也就是说，科技文化的形成是人把自然世界塑造成人的世界，同时人按照自然环境所造自身世界的结果。简言之，科技文化是人化自然、自然化人的产物。”由此可见，科技文化的内在特质是建立在科技知识、活动和体制基础上的对于其价值观的培养过程，是人类在其观念上对于外部自然世界把握后所形成的思想化结果，是人类对于自然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由这些观念所形成的科技实践应用的技能和艺术则是人类独有的，它是建立属人世界存在方式中最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重要构造。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科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恒久存在的，它依托着人类对于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逐渐认知而形成和发展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对于科技文化的认知理解大体经过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并形成三种逐渐深化的理念。第一个阶段所形成的理念是将科学技术理解为一种独立于文化之外的社会现象，它将科学技术看成一种“真正的、方法的目标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第二个阶段所形成的理念则是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就认证了科学技术内在地具有文化属性，它不仅能够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还能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相对于前两个理念，第三个阶段所形成的理念就更加深化，它将科技文化同文化自身有机融合并认同其是社会文化系统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表明科技文化不仅具有自然科学的功能，同时也具备着社会科学的功能，所以，这一阶段对科技文化的理解已经认知到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全方面渗透和干预。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科技文化理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将促使人类形成一种内化为思想观念的科技文化理念，它将改变人们思想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会促进科技哲学在建构方式上的完善，以便为科技文化学的建立提供着实际化的理论架构。

二、科技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

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高级表现形式，科技文化不仅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要求，还彰显了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于加强社会文化建设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巨大的时代价值。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为社会文化建设中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养成提供积极有效的方法。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关乎着国家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构。所以，加强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提升科技文化建设的层次不仅可以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还能够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能力，提高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竞争实力，形成良性的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当今时代，国际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各国人才实力的竞争。所以，人才培养也就成为了各国发展的先决条件。可是，少数的高尖端人才并不能真正地将国家整体实力提升一个质的变化，它更多的是需要社会科技文化的普及才能够达到目的。所以，只有依靠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才能够切实地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入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之中，从而使得市民在科学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提高自我科技素质的整体发展。科技文化在提升民众科技素质整体发展的过程中，也客观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建构。

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层面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同时也需要人在精神层面的提升，这样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而科技文化恰恰就起到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推动器作用。科技文化既现实地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内化人的精神财富以提升人的思想观念认知。所以，通过科技文化的全面建设以塑造科学文化，坚持先进性文化发展方向就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基础，它也是中国化的最近成果，因为，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要在理论和现实中积极地寻求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满足时代所赋予其的要求。只有这样，科技文化才会在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真正地形成一种有助于科技发展和民族发展的文化形式。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技术无时无刻不体现其巨大的创造性并以此改变着每个时代下的世界面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大背景下，对于科技文化的需求尤为明显。作为社会现实化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已经达到主要性地位，所以，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科学文化也将成为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第一文化形态，并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力量。虽然它不如经济和政治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大，但是它依然是科技进步所必需的一种平台和载体，积极地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和发展。而作为国家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形式，科技文化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思想观念上的改进和创新作用。因此，科技文化已经成为了推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重大力量，同时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给予着积极的智力保障。

三、社会文化建设视角下的科技文化建设路径

（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化的科技文化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体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科技文化体系要有中国特色。多年来的文化强国实践进程使得我们越发地感觉到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学习过多到已经开始否定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所以，在社会文化建设的视角下来看科技文化的建设就要求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下大力气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真正补救我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科学技术文化不足的缺陷。这才是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强基固本，从基础上下功夫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切实的道路。”所以，中国的科技文化体系要秉承着中国式的文化传统以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在这基础上来满足时代化的需求，只有这样才会使得科技文化成为一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形式。因此，加快中国特色化的科技文化体系的构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积极加快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有机融合

我国社会的文化建设过程中，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之间的融合问题既是未来发展趋势，也是未来发展理想。它更多地应将其放在一种战略化的高度上给予看待。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融合的可能性，原因在于“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两者及其延伸不可分割地构成了人类文化。正是这种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使得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都是可能的。”这就表明，科技文化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基础，而人文文化则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保障。依托着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有机融合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会充分地发挥出社会文化建设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力量。而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要想将两者有机的融合，不仅需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推动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有机融合的契合点，还要在教育方面促使科技教育同人文教育积极有效地进行交流和沟通，以此作为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融合的有效性方式，而这些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为最终目标。

（三）创造科技文化发展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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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至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此问题，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Smith(1776)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一经济思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大家广为接受。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变革，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传统经济增长因素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除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贡献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余额”。那么这个国民收入增长的“余额”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经济学家经历了长期探索。Solow(1957)认为这个因素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现代经济突破传统模式增长的根本原因。Denison(1962)也认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另一类就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以Lucas、Romer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溢出模型(Lucas，1988)和知识溢出模型(Romer，1990)，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了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中，认为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其技术进步水平差异所致。因此，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必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之后，以Young(1991)为代表的技术扩散模型，Aghion、Howitt(1998)为代表的Schumpeter主义增长模型等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深化了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Kydland和Prescott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技术的冲击变化所引起的。迄今为止，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共识，并深深影响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二五”规划也强调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将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目前，我国学者更多的研究焦点不是侧重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更多的是围绕着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估算，进行量化研究。如，刘伟、张辉(2008);袁堂军(2009);胡宗义(2010);陈诗一(2010);高昌林等(2012);何锦义(2012);张浩然、衣保中(2012);邹心勇、赵丽芬(2013)，以及周绍森近几年的一系列成果等。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由于学者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测算函数形式不一、科技进步的内涵界定不一、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假设的前提不一，以及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法不一，导致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估算结果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大多数测算结果都在30%－50%之间，这一方面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不同侧面的贡献，能起到互相补充或交叉验证的作用。

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演进的理论研究进展

产业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的一个过程。Clark(1940)通过经验分析揭示出了三次产业逐步演进的内在规律。那么这个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Clark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才是关键。Schumpeter(1942)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并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时间上也不呈均匀分布，先是一些企业科技成功创新，领先市场，之后是大多数企业争先跟进、模仿;产业发展的实质就是由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内部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20世纪50－60年代，Kuznets在研究产业演化规律时指出单一产业部门的兴衰往往是与科技创新紧密联系的;Rostow(1963)认为主导产业部门是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而由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持续增长则是这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导产业部门的一个关键原因。Porter(2008)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专有知识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产品的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实现产品差异化，进而增加企业利润;过程创新或者工艺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专有知识的分享或扩散则会影响到整个产业或行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产业演进发展的根本原因。当前，更多学者对科技创新作用和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以1978年哈佛大学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Utterback提出的描述产业技术创新分布形式的A－U创新过程模型最为典型。Abernathy和Utterback指出创新类型和创新程度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中心的产业技术创新分布规律。A－U模型为我们更好理解技术创新和产业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它不仅考虑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在单一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如何对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迁。吕明元(2009)运用A－U模型对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成长的路径及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特点，应该结合产业的自身属性以及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A－U模型。除此之外，众多学者还探索了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如，张倩男(2008)、赵玉林(2012)等;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施建军(2009)、江可申(2011)、孙冰(2012)等。近年来，个别学者开始从科技创新的需求侧，即从需求空间、需求异质性和需求条件、需求约束等视角出发勾连市场需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孙军(2008)、孙晓华(2012)等，从而改变了以往过于侧重如何改变技术创新的供给，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研究范式或路径。从上述研究文献可知，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的特点，还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以及特定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三、现代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展

以“文化产业”、“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科技”为关键词进行CNKI检索，之后再经过筛选，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产业概念的层系研究(段莉、胡惠林，2013);文化产业集群的研究(雷宏振，2012);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分析(朱智文，2013;冯根尧，2014);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郭玉军，2012);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金元浦，2012)，等。仅有部分文献围绕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的融合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论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见于数字产业、内容产业等新兴文化业态的零星论述中。如，胡惠林(2007)就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正是现代科技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解学芳(2007)、张培奇(2010)、祁述裕(2011)等在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解学芳(2010)进一步深入地对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逻辑演进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但短期内，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现代科技进步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性，现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体的利益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顾江(2010)通过构建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大多数省域的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测算。张京成(2011)、朱自强(2012)等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过程中纷纷认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是这些新兴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特征。近两年，个别学者还对文化产业的科技贡献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如郑世林和葛珺沂(2012)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起步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收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有关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交叉研究的文献规模相对而言较少，且比较零散，亟需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理论可行性辨析，实证研究还非常薄弱，也有待今后加强。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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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语料库已发展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工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通过自建的西北工业大学科技论文摘要汉英平行语料库为基础，以连接词为研究对象，验证了科技论文中显化特征这一假说的成立，说明了连接词作为显化衔接手段的作用。

关键词：语料库，科技论文，摘要英译，显化特征

引言

语（料库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研究手段。语料库方法通过收集实际使用的语料，研究和发现语言使用的规律，使翻译研究摆脱了凭直觉和个人经验的研究方法，转向了实证性研究。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翻译语言共性特征、译者风格、翻译转换过程等，其中以对翻译共性假说的

一.语料库与显化假设

语料库翻译学是指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1]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通常以Mona Baker于1993年发表的《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作为语料库翻译学建立的标志。Baker[2]在文中提出了语料库在译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实际意义及其具体路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研究范围覆盖了从翻译过程到产品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翻译语言普遍特征、翻译过程、翻译转换与规范、译者风格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本文作者收集了西北工业大学科技类硕士论文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各30篇，组成一个小型的科技论文摘要英汉平行语料库。该库库容约5万字，库内所收集的摘要主要来源于该校的特色专业航空专业2007-2012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文质量相对较高，代表性较强。

三.显化特征相关数据的检索与分析

（一）连词的使用情况

通过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本文首先将汉语摘要和英语译文中的连词使用量进行整体和系统的统计和比较，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与汉语摘要原文相比，英文译本中连词的使用频率更高。为了进一步探讨造成英译文本连词增加的原因，作者又使用Antconc软件分别对并列连词、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这三类出现频率较高的连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

以上表中的数据说明了英语译文中对三类连接词的使用率均高于汉语原文。其中，并列连词的使用增幅较大，而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的使用次数相对较少，但增幅明显。

（二）连接词的转换情况

以上主要对汉英文本中的连词使用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科技论文摘要的英译文本与汉语原文相比，并列、目的和承接连词的使用频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为了进一步证实显化这一特征在科技文本汉英对译中的存在，本文进而对以上三类连接词中最具出现频率较高、较具代表性的连词的具体转换情况进行定性分析。主要研究内容为各类连词的对应和显化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1.并列连词“and”的转换情况

作为本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并列连词，“and”在使用上与汉语原文对应的比例为37.8%，而明示和添加比例高达55.6%，显化趋势较明显。以下从自建语料库中选取的例句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例1.随着航空器低空高速性能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卓有成效的工作，飞行器结构鸟撞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ircraft performance at low altitude and high speed，and the marked progress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issue of bird impact to aircraft has been concerned more and more.

例2.本文在第三章中系统阐述了机构运动可靠性分析的模拟算法，重点讨论了将人工神经网络引入复杂机构运动可靠性分析的可行性。

In Chapter 3，simulation algorithms of mechanism mov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a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and a discussion on the way of introducing neural networks into complex mechanism mov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is made.

在例1中，汉英文本中的并列连词是明显对应关系。“and”对应原文中的“以及”。而在例2中，汉语原文中没有连接词，而译文却添加了“and”以更好的符合英文的语言习惯，使衔接更流畅。

2.目的连词“so that”、“so as to”的转换情况

由上表可知，目的连词“so that”和“so as to”在库中出现的频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显化趋势仍然明显，分别为 57.1%和54.5%，下面两个例子将具体阐释“so as to”的显化转换情况。

例3.最后对系统结构进行数字仿真，并进行故障注入研究，以便更好地验证系统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Finally the system structure is simulated in digital method and is researched about fault injection so as to validate its reliability and rationality.

例4.本文借鉴于遗传粒子滤波（GPF）的思想将智能优化算法中的一些优化策略引入到重采样过程当中，提出了基于粒子群优化的粒子滤波算法（PSOPF）和基于退火策略的粒子滤波算法（APF），这样粒子集在保证优良性的前提下仍不失去多样性。

This paper adopts some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and propose two algorithms which is called PSOPF and APF so as to guarantee the sample set diversity so as to overcome the phenomenon of sample impoverishment.

在以上两组例句中，前一组是目的连词的对应使用，后一组是英文译本中连词的显化现象。例3中，“so that”对应原文中的“以便”，而例4原文中却没有明显的表目的的连词。通过添加“so that”，更明确地阐释了使用“基于粒子群优化的粒子滤波算法”和“基于退火策略的粒子滤波算法”可以达到怎样的目的，实现怎样的效果，使英文译本的逻辑思路更清晰，顺畅。

四.结语

本文以自建西北工业大学科技论文摘要汉英平行库为基础，使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对英汉文本中连词的使用情况做了系统统计。由数据可知，英语译文中使用的连词数量明显高于汉语原文，呈明显显化趋势。但仅靠定量分析不能够准确说明翻译显化的存在，作者又用定性的方法重点对本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并列连词、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的具体转换情况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并列连词在汉英文本中出现频率均较高，在译文中的显化趋势也较明显；而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使用的总数相对较低，但与原文相比，添加和明示的比例仍旧很高，总体仍呈显化趋势。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汉英对译过程中连接词的显化特征在科技文体中有着明显体现。

由于建库需要时间和物质支持，本研究所建语料库目前库容较小，还需后期进一步管理、维护和扩充库容。相信科技类文本的汉英翻译平行语料库将对翻译共性假说的验证提供可能，并对我国硕士研究生的摘要英译提供借鉴和参考。（作者单位：1.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2.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基金项目：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业种子基金项目：基于自建科技论文英语摘要的类比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Z2013179）

参考文献

[1] 胡开宝，国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述评[J]当代语言学，2012（4）：380

[2] Baker，M.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C]M.Baker，G.Francis，and E.Tognini-Bonelli 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3：23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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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是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基础，被学者评价为“人类学给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献礼”〔1〕。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评价，是和这一观念出现的背景、在人类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它学科的影响分不开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和“历史特殊论”学派相伴而生。20世纪初，西方文化人类学界出现了一个以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虽然这个学派的盛行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但却在整个人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地位。其中，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是这一学派看待种族和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经过后继发展，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之一。

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目标，博厄斯提出了历史特殊论的主张。他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殊历史，所以，只能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来研究文化”，由于“文化现象太复杂，而文化现象越复杂，则它们的规律就越具有特殊性”，因此，“想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测未来的概括性结论是徒劳的”〔2〕。虽然博厄斯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相对主义，但在他的历史特殊论中，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在博厄斯之后，由他所培养或影响的一批人类学家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等在继承博厄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文化相对主义的直接提出者是博厄斯的弟子，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MelvilleJ．Herskovits）。以赫斯科维奇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衡量文化没有绝对或惟一标准，只有相对的标准，每种文化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充分的价值，否认欧美的价值体系的绝对意义；文化没有先进落后、文明野蛮之别，所以要尊重其他民族的任何一种文化：不能借口某个部落没有独立发展能力而进行干涉；全人类文化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只不过这种共性有时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3〕。

从文化相对主义主要思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文化相对论者认为每一个文化必须从“那个文化”的立场来理解，主张“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4〕。人类学家本着相对主义的态度，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认为不同文化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不同方式，是人类所选择的不同途径，每一个特定的时期，每一个特定的社会，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特殊尺度或立场。接受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对于克服“我族中心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人类学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行为的基础。关于相对主义的若干争论，反映了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但是，有一些争论产生于混淆和误解。本尼迪克特通过自己的实际研究，指出，“对文化相对性的承认，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未必就是那些绝对主义者哲学理论所宣称的价值。……它激起悲观，是因为它把陈旧的原则完全打乱了，而不是由于它包含着任何内在的困难”〔5〕。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需要意识到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的本质：

第一，文化相对主义所反对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承认全人类文化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只是这种共同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对多样性和普遍性的承认。因此相对主义所反对的是那些以普遍主义面貌出现的绝对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在文化研究中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相反，文化相对主义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若无普遍主义作为必要的限定和补充，相对主义就会走向极端，演化成绝对主义的另一种形态”〔6〕。也就是说，人类学家所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极端的相对主义，因为极端的相对主义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绝对主义。同时，在人类学的具体实践中，“原则上意识到当地文化的价值不会使我们卷入极端的相对主义。如果处于极端的相对主义这一位置，则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在民族志的撰述中会沦落为一种荒谬滑稽且极为拙劣的模仿和描述”〔7〕。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以普适面貌出现的现代西方科学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相对主义并不是不要标准，而是反对西方标准或唯一标准。这一点所体现的是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博厄斯指出，“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尺度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有西方文明一个尺度”〔8〕。相对主义不是不要标准，而是认为文化是多元的，真理不止一个，因此评价标准也应当是多样的。这是相对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下文讨论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及其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2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

1）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实际上，在人类学领域中公认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初并没有直接涉及到自然科学，以往的人类学家在处理自然科学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对于早期人类学家比如进化论学者来说，要是有人提出“科学”也可以当作“巫术”一样来研究，他们肯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因为在当时他们并不明白“巫术和科学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象征意义的不同”，并且认为科学和巫术之间的差异是“理性的、真实的，不能加以任何夸饰”〔9〕。随着人类学学者进入到STS研究领域，以及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者对人类学理论和观念的引入和借鉴，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才被带入到对科学的研究之中。科学是唯一的还是多元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是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研究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体现在对科学文化多样性的承认，以及对评价标准相对性的倡导。

（1）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人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多元性和多元文化的提倡，以及对“他者”或“他文化”的承认和尊重。现代人类学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反对种族主义，认为“文化必须总是理解成复数的，只可在其特定的背景中才能进行判断”〔10〕。复数文化概念的提出，能够对那些所谓具有普遍合理性的假设做出有益的批判和修正，任何“将单一的文化价值渲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论调必然遭到它的批判和有力抵制”〔11〕。采用复数的文化形式是要强调，人类学家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唯一准则。人类学的复数文化观念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把这种复数观念应用到科学之上时。在复数文化观念以及批判的眼光之下，人类学提出了人类构建科学体系的多样性，“由于对科学价值的取向不一，人类可以构建的科学知识框架和资料积累的办法以及该积累哪些知识的取向，是可以呈现若干种不同的可能性”〔12〕，现代科学和技术只是当代文化的产物，而其它科学传统则是其它文化的产物，小写的复数“sciences”，开始代替了大写的单数的“Sci－ence”①。复数的科学表明了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反思，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之下，也就是要承认并尊重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异性。#p#分页标题#e#

（2）评价标准的相对性。与科学文化多样性相关的就是评价标准的相对性。在人类学看来，文化相对主义的最初原则，就是“理解和判断必须基于当地的背景”，并保持对地方文化的尊敬。当人类学开始把自然科学当作研究对象时，就开始关注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的地位问题，质疑西方科学对其它文化系统的特权地位，以及科学和理性的等同关系。事实上这种质疑也提出了科学的评价标准问题。在传统的描述中，总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其它文化和其它民族中的科学。正如西方学者拉波特（NigelRapport）等人指出的，从西方的立场来看存在下面的观念：我们有科学，而他们有巫术；我们有历史，他们有神话；我们有高科技的农业，他们则是小农经济；我们有牧师，他们有萨满；或者我们有科学，他们有萨满；我们有哲学，他们有信仰；我们有文化，他们没文化；或者我们能书写，他们则是口头传承；我们有剧场，他们有仪式；我们有政府，他们有长者；我们有理性，他们则是前逻辑；我们是个人主义的，他们则是社区的———如此等等〔13〕。

这种对比实际上破坏了文化相对主义最初的原则。当用西方科学的标准去评价其它文化时，是把西方科学当作了普适性的标准。由于提出人类构建科学体系的多样可能性，人类学主张对各种知识体系采取平等看待的态度。科学被看作是众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而不再是“唯一合理的，客观的”真理。所谓评价标准的相对性，是指不能把现代西方科学当作评价其它认知体系的唯一标准。与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是唯一的，普适的观点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以某一种科学框架为标准，去评价甚至排斥其它科学框架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总之，复数文化和复数科学概念的应用，是对绝对唯一标准的挑战，科学知识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科学———科学知识是多样的，评价的标准是相对的。

2）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所带来的科学观的改变，使得科学史研究转变为研究“sciences”的“histo－ries”。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科学只是“理解并对我们的存在赋予意义的人类努力的连续体的一部分”〔14〕，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既包括现代世界中不同的科学文化系统，也包括历史上的各种科学或知识形态。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就是要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平等地看待这些不同的科学文化系统。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表现为：

（1）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的批判。在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唯科学主义的观念中，“科学是和迷信以及神秘实践相对立的。科学家是和‘原始’人以及他们自己社会中的门外汉们相对立的。当代的西方科学是和其它文明中———比如中国、印度、伊斯兰的科学相对立的”〔15〕。在这种观念看来，好像西方的科学和其它文明中的科学是没有关系的，或者非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只在过去存在。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将不同的科学形态放到进化的序列之中，将西方科学放置到进化的前端，而其它科学文化系统则处于序列的后面。针对这种观念，白馥兰（FrancescaBray）采取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和反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她提出，一种批判性的科学史应该探讨科技体系在具体境域中的含义，不以建立比较的等级（并强化种族中心主义的论断）为目的，而是要严肃深入地研究另一种世界的构造。用以衡量科技成就的一般标准要与具体文化联系起来，与西方世界的科学相比，“其他的世界是由其他的方式造成的。过去的社会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处境？他们的需要和意愿是什么？科技对于制造和满足这些意愿、对于维持与改造社会结构起了什么作用？这样的问题能够提供探索非西方社会科技的框架”〔16〕。白馥兰在把技术本身当作文化的基础上，提倡在技术史研究中引入人类学视角从而对技术史的多元性进行研究，这也充分反映了她对技术的“标准观念”以及传统技术史研究模式的批判。

（2）对多元科学史的提倡。科学文化的多元性，相应的即是科学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认为，历史地来看，“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科学和技术。今天现代的，世界性的科学和技术———也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大学里教授的科学———只是当今现代文化的产物，正如古希腊科学、印度科学，中国科学等等是它们自身文化的产物一样”〔17〕。在科学史研究中，对上述原则的提倡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实践以及研究成果上。以医学史研究为例，世界上存在着不同医疗体系，比如西方的生物医学、中国的传统中医体系、印度的吠陀传统等〔18〕，这些不同医疗体系的背后，包含着不同的世界观、宇宙观、自然观，以及对于身体、心智、疾病、健康的不同观念和态度。因此，在医学史的研究中，就是要在承认以及平等对待这些医疗体系的前提下，去考察整个体系背后的文化因素。采取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开放态度，才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展现人类医疗体系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科学史的研究具有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征，这是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的一个体现。印度学者查托帕迪亚雅（Chattopadhyaya）提出，我们必须看到，在一种文化中是“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神秘主义”的东西；当我们说某物是“科学”的时候，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用“神秘主义的”这个说法来描述。这就说明在科学史研究中，要意识到并尊重科学标准的多样性。一个社会中的人在理解另一个时代或同时代其它社会的科学和文化时，若只运用他自己的概念框架，而不顾及另外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对其科学和文化的理解，他将会遇到严重的交流困难〔19〕。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看待科学史，我们能够将自己从对科学的崇拜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尽力地去理解它，能够在“没有愤怒和偏见的情况下，去辨明科学和技术的人类面相”〔20〕。

对多元科学史的提倡，一方面表现为上文所述的科学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科学史的叙述方式也不是单一和绝对的，而是多样的，这是文化相对主义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体现。科学的普遍性和唯一性遭到质疑，这种观念在科学史的研究之中体现为对传统历史叙述方式的批判和再考察。科学史的叙述不再只是呈现连续、进步的图像，而是要呈现出一种丰富多样的图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采取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但是有必要提及强纲领的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等对相对主义的相关论述以及对科学史案例的讨论。#p#分页标题#e#

几乎所有建构主义者都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SSK学者一般都承认自己的这一立场。布鲁尔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相对主义所针对的是绝对主义，“作为相对主义它意味着：不相信存在任何终极的和绝对的判断的可能性。如果以更一般的方式来陈述，它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知识可以宣称具有绝对真理的地位。任何真理性宣称都是相对于历史性的、社会性的、甚至是生物性的偶然性集合而存在。”〔21〕。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分析了一些科学史上以及当代的案例，比如N射线的研究工作，中医中的针灸实践，科学史上的占星术，以及医学上的顺势疗法等，并且指出，“无论如何，这些种种努力中所启用的标准和方法，明显地伴随一种历史情境到另一种历史情境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合法科学的样板是历史性变动的”〔22〕。这些可看作是对其相对主义立场的注解。相对主义是SSK研究的核心立场，同时也是SSK遭受各种批评甚至攻击的核心之处，但是在SSK的学者看来，在其研究纲领内部相对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争议。布鲁尔认为，“相对主义只不过是绝对主义的对立面，因而确实是更加可取的。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而言，我们根据我们的社会经验令人放心的坚持它”〔23〕。这是布鲁尔对相对主义所做的辩护，他所提出的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绝对主义的论断和论文的立场也是一致的。

3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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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negative impa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logical ethic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ute.To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simultaneously from three levels of ethical factors, cultural factors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relationship to achieve the ecological role of ethics in the system design, formation of eco-ethics programs effective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关键词:生态伦理 科技 文化尺度 制度设计

Key words: Ecological Ethics technology culture Institution Design

作者简介:王培培,男,湖北襄樊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

启蒙运动为人类带来了理性的进步,从此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科技便深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在二十世纪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所有时代的历史总和还要多。然而人类似乎也已经觉察到由于改变自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工业化造就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与自然争夺资源的过程中,极大地影响和破坏了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锐减,海平面不断上升,天然水循环方式骤变,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等,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甚至在未来不久的时间内将影响人类的生存。从科技影响人类的那一刻起,与科技有关的伦理问题也出现了。而在当前人类的生活不断地遭到科技的控制的时候,伦理问题就更加凸显了。于是考虑如何用伦理的力量来约束与调整科技,设计一个优化机制来实现生态伦理的制约力量显得更加必要。

一、 生态伦理实现的优化机制设计原理和框架

在当前的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现实状态下,分析生态伦理问题,我们可以把握的四大要素就是:人,自然,科技,伦理。在这里,人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如果要改变人与自然的不协调的局面,主要的作用点应该落在人的因素上。而通过人与自然、科技和伦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伦理的优化机制设计。如果说把现代科技实体比作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的话,那么伦理问题恰好就是这部机器的制动系统。制动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机器的运作,而是为了防止机器超高速运作以至于伤害了机器本身。而制动系统也应该是机器的一部分,是为整个机器服务的。伦理的作用就是体现在控制和调节方面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机器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科技机器在为人类采掘丰富的物质资料上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可以不停的转动,无休止的为人类任劳任怨。然而,机器毕竟是机器,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机器没有自主思维,它无法分辨出什么是可以进行到底的,什么必须适可而止。于是在机器为人们所使用的过程中,它严重的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机器似乎有逃离人类控制的欲望。人类为了让机器不再过度破坏自然以至于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必须加强控制和调节,这种控制不仅仅是控制机器,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调节人类开动机器获取资源的欲望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关系上做好整体把握。那么如何来设计这个控制机制呢?对于人来说,需要有动力和引导体系。对于自然来说,有保护和防御体系。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之间,使用伦理控制来优化系统,使之合理运行。

二、 生态伦理实现的优化机制设计方案

任何具体方案的设计必须具有层次性,而这里的优化机制设计试图在两种相关体系的共同作用下从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一,从我们使用个体、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来做出规制。也即从社会的因素来做出生态伦理问题的制度设计。第二,从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的相互关系的作用中来实现。

从个体、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来对生态伦理问题的制度设计做出规划与方案:从个体层面来说,作用于人的因素的引导体系。

首先,是针对高新科学技术的主要实施者,比如研究克隆技术的科学家,研究核技术的科学家,研究基因技术的科学家等。我们说科学的目的和价值在于造福人类,如果失去了这个核心,科学的存在就是负功能的,就是反人类的,那么它就会成为人类的敌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对于科学家的控制和引导机制也就是以科学的目的和价值为参照标准的机制。

其次,对于社会大众的个体而言,学习和提升科学素质,提升对于科学的认识,提升伦理和道德素质,是科学活动得到合理规范的重要领域。一个合理健全的制度体系理论上应该是全民参与的体系。必须具有合理的自下而上的举报机制。也就是说一旦有科学活动损害了人的利益,这里的人是集合的概念,那么必须有个体提出然后形成一个反馈的渠道,形成反对的力量。

从组织的层面来说,在这个主题中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典型的组织形式是政府、企业、科研团体和其他的民间组织,其中民间组织主要是维权和自发性的非盈利组织。

第一,对于政府来说,他是这个主题里最大的庄家。政府的作用体现在科学与伦理制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平衡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如果想弄明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的话,只需要这样一个假设,就是政府对于科学的事件不再过问,也就是说政府的力量不再涉足这一领域,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那样的话,科学活动可以进行也可以不进行。悲观的看法是,科学活动或者会中断,或者研制的全是“杀人的武器”。政府在这里的作用就好像是大脑对于人身体的作用一样。政府需要很多有能力的人来做出全盘的计划,为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平衡做出依据。那么这里必须提到国外的做法,就是科技领域的伦理委员会制度。伦理委员会可以说是有关科技和伦理问题里的专家系统,他在我国应该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应该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检察院系统一样。具体的做法就是在中央机关设置伦理审察委员会,这是一级组织。然后在科研组织系统分级设立各级伦理审查委员会,作为独立的审查部分,专门针对具体的伦理问题做出政策审查和指导。伦理委员会需要有科学家、技术工作者、法律专家、伦理学家、以及社会观察者参与,也就是说伦理委员会必须是一个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智囊团,这样可以使制定的政策更加全面。

第二,企业、科研团体和其他的民间组织在应对生态伦理问题与科技的关系时是主要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他们既是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力量,生态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企业是社会产品主要的生产者,在生产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话,那么生态环境就会遭到威胁。目前企业的生产应该在环境保护与经济效应之间达到平衡,问题是如何达到合理的平衡呢?这就需要技术专家与伦理工作者在技术水平和伦理规范之间的边界问题上做出解说。对于科研团体来说,科研工作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技术活动。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伦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科研工作不能仅仅只是从科学成果上来做评判。民间组织尤其是以生态问题为主旨的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森林保护的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具体的工作中作用是非常大的。

从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的相互关系中来看生态伦理问题,同样需要作出具体的方案设计。首先我们来看看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三者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科技因素既是问题的起源又是整个问题的动因所在。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伦理问题,科技的因素包括技术、科技产品、科技活动、科技成果等。具体到生态问题,主要包括科技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污染,木材、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大气环境的改变,海洋环境的改变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底蕴,教育背景、风俗习惯,科技素质等。伦理因素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伦理问题、伦理制度、伦理条约等。再来看看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科技与伦理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何没有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没有伦理研究的必要。而文化可以说是科技与伦理问题的研究大环境。文化的区域性为科技和伦理造成了整体上的差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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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发展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势头迅猛，农业机械保有量日益增加，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提高，但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还需要农业机械化技术水平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需要农业机械化技术人员不断钻研和创新，完善原有的技术，更新的观念，以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做好农机与农艺的完美结合

农机与农艺的完美结合是最终目的，才能有效推进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农业技术推广法》中总则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促使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增强科技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制定本法。可见农业机械化推广工作就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为已任。在农业机械化技术工作推广的过程中，要时刻了解农民朋友的动态发展，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并且通过哪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将技术传递给他们，保证让农民朋友有所收获。

三、提高农业机械化工作人员自身素质，打造农机化优质团队

农业机械化推广部门在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国家的正确引导下，付出了不少努力，而作为农业机械化推广部门来讲，也有责任培养出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任劳任怨，一心一意地服务于老百姓。作为一名合格的农业机械化推广工作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且不断学习进步，紧跟时代，不断给自己充电。其次要具备爱岗敬业的精神，吃苦耐劳，坚韧不拨，把做好农业机械化工作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另外，农业机械化推广部门还要与其他部门密切合作，紧密沟通，相互扶持，确保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顺利开展，稳步前进。提高农业机械化工作人员自身素质，打造农机化优质团队，对于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四、进一步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

要加强农机化公共服务工作，建立和完善信息搜集、整理和制度，为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及时、全面、准确的信息服务。新时期在信息搜集、整理和上要充分地利用网络媒体平台，认真负责地抓好信息服务建设。信息时代对于资源的整合、利用、传播是十分关键的，各部门不可忽视网络平台的建设工作，各单位要培养网络平台人才，确保农业机械化工作更加顺利的展开。进一步完善农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利于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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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考试方式由于学生计算机应用水平差异较大，学校可以在学生入学后，学校统一组织计算机水平考试，通过者可以免修该课程并可根据所学专业选修其他计算机应用课程，末通过者可以选修《计算机文化基础》。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学生根据自己的掌握情况参加考试。这样可以使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对计算机进行深入的学习，提高学习计算机的积极性。

（二）科学、精心的组织实践教学《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教学中应该特别重视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每次上机实践教师都要布置具体的实验项目，专人辅导，解决学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三）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项目教学是师生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任务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根据教学内容，从学生可能遇到的办公实际问题出发，设计了12个项目，具体设计如下：（1）微机的组装与维护；（2）金山打字通的安装与使用；（3）文件和文件夹的操作；（4）制作毕业生就业推荐表；（5）电子报纸的制作；（6）毕业论文设计与制作；（7）制作成绩表；（8）学生成绩的统计；（9）学院工资表的制作与编辑；（10）职业生涯规划演讲稿设计与制作；（11）电子邮件的收发；（12）设计介绍“古城台儿庄”网站。项目教学打破教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模式，在课前给学生安排好本教学内容的项目，让学生自己找资料，通过学生完成各自的项目熟悉课程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自主获取新知的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四）网络化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利用1.网络化教学平台概述。网络化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主学习环境。一个高效运行的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平台可以放置教学计划、课程资料、课件等资源，也可以布置作业、上传实验结果、利用论坛交流学习经验，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等。网络教学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目前各高校投入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普遍存在造价高、不易于维护、应用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利用，而Moodle平台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2.基于Moodle的交互式课程活动设计。Moodle的资源和活动的设计提供给学习者一个自由的空间和参与活动的互动平台，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和灌输式教学不同。学生的活动有Moodle的资源提供保障，同时活动也生成服务变成了学生可用的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Moodle平台将教学大纲、教学课件、教学辅助材料直接上传到网站中供学生浏览和学习。在学生活动中，教师可以使用moodle提供的“作业”“、投票”“、测验”、“问卷调查”等功能在网页上添加活动生成互动性资源，进行有效课堂教学设计。利用Moodle“问卷调查”，可以方便地设计问卷调查，可以采用单选、多选、填空、排序等多种题型，系统根据教师设计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在Moodle的“测验”设计活动中，教师可以设置不同形式的测验满足教学需要，如评分方法、答题次数、时间限制等非常灵活。Moodl“e作业”功能可以针对不同个体，采用因材施教，学生自由选择，教师方便处理。3.基于Moodle的协作式课程活动的设计。Moodle平台提供聊天室、讨论区、Wiki等活动进行协作式课程活动设计。“Wiki”功能进行对小组公开群体合作对教学中的问题共同探究。聊天室可以实现在网络上的师生互动，共同讨论教学问题。讨论区则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资源的建设者和共享者，丰富课程资源。

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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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颖工作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高校科技人员整体人数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8387人上升至2009年9768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科技活动人员总数的比例，从2007年的98．22％到2009年的97．93％下降了0．29个百分点。这一组数字表明，天津高校中，科技队伍虽然不断壮大，但是从事科研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总体比重上并没有上升，而是呈逐年递减的趋势，高校的科研整体实力趋于减弱，这一数据的背后也反映出，天津市高校在科技人力资源储备中隐藏着弱化的危机。2、科技经费投入2007年拨入经费总额为1495776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57．57％，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4．53％，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7．89％，2008年拨入经费总额为1885954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60．23％，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3．40％，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6．36％，2009年拨入经费总额为2114392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54．89％，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7．45％，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7．66％，天津高校2007年到2009年三年间经费总额呈纵向递增趋势。政府拨款是天津市高校科技经费最主要的来源，虽然从绝对量上政府的投入在每年增加，但相对比例上，2009年较前两年有了大幅缩水；而接受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例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2008年略有下降，仅占比政府投入一半多一点。这说明天津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动还未走上以市场需求为主的发展之路，地方企业对高校科研的认可度不高。随着我市高校产学研结合的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此项经费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另外，我市高校各种收入中转化为科技经费额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天津高校提供的科技服务等比较少，因此各种收入中转为科技经费的额度少。

1、科技论文及专著产出分析2007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77部，99920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6024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2．16％。2008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83部，92111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5969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1．72％。2009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88部，60182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4700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8．18％。自2007年以来，天津市高校发表的学术论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然而天津高校近年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总量基本保持增长态势，并且比例达到了30％之多，这说明我市高校的科学技术活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高校出版科技著作虽然提升数量有限，但基本保持增长趋势。2、科技成果产出分析2007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22项，其中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市级奖励90项。2008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31项，其中国家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项，市级奖励101项。2009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10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市级奖励96项。对于科技成果获奖情况来说，天津市高校所获得的国家三大—50—奖数量少，而获得的市级奖励每年都有百项左右，说明我市高校科技水平和实力函待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即对高校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实际运用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商品化及产业化的全部活动和过程。1、专利授权2007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566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7项，合同金额4620千元。2008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553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24项，合同金额10125千元。2009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611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50项，合同金额6986千元。天津高校专利授权数总体数量仍然不多，2009年相对于2007和2008年度有了明显提升，但这与高校科技成果数量相距甚远。因此，强化高校科技人员专利意识，加快专利申请步伐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天津高校专利出售合同数和出售金额却一直表现不佳，2007年度只到达了个位数，三年间只有2009年专利出售合同数达到最高，出售合同金额数波动性也很大，2009年50项专利出售却只有6986千元的合同金额。2、技术转让2007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33项，成交金额为7855千元，实际收入为3730千元。2008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48项，成交金额为12955千元，实际收入为8528千元。2009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222项，成交金额为47077千元，实际收入为34552千元。天津市高校科技产出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技术转让指标，近两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9年无论是技术转让合同数还是实际收入总额都达到三年间的最高峰值，分别为222项和34552千元。然而技术转让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这反映出天津高校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距离较大，经济结合度差，转化困难，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通过对于天津市高校科技投入能力、科技成果产出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三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天津市高校整体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近年来逐步提升，较北京、上海等地还有着明显的差距，与全国大多数城市相比较而言，天津市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是处于较高的水准上。

篇9

1．1我国现行会计制度

对会计核算方法有一套规范、完整的规定。从设计会计科目到编制报表都有明确的要求。手工会计核算方法在会计电算化中复式记账同样适用，会计凭证的填制也需要人工来完成，会计账簿的登记则由计算机自动完成，自动编制会计报表。

1．2现行会计科目是由财政部统一制定的

手工条件下，编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等直接写出会计科目名称，在电算化账务系统中除了像手工账务一样要使用会计科目外，还要为每一个会计科目加入一个编码。会计科目编码通常用阿拉伯数字编制，自动生成会计科目名称。

1．3取消了“记账”符号。

2科目代码可操作性优点

采用汉字输入会计科目操作繁琐，采用阿拉伯数字编制代码好处:一是会计人员对数字比较敏感;二是小数字键盘更便于操作;三是数字代码规律性强，易于判别其代表的科目。

3会计科目代码设计原则

3．1统一性原则

财政部已制定的各行业会计制度中，都地给出了总账科目及少量二级科目的名称和科目代码。在设定总账科目代码时必须符合财政部门制定的会计制度中的有关规定，设立明细科目代码除会计制度有规定的以外，可按上级主管部门和本单位的管理要求设定，以保证科目代码的系统性和统一性。

3．2唯一性原则

要保证每一个代码对应一个会计科目，既不能出现重复的科目代码又不能出现同名的作者简介:翟俊哲，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从事财务工作。会计科目，即科目代码与科目名称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3．3简单性原则

在满足管理要求和适合计算机处理的前提下，力求代码简单明了、位数越短越好，既便于记忆又能提高输入凭证的速度。

3．4可扩展性原则

会计科目体系一经设定，其代码结构就无法改变。但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处于不断变化中，会计科目的数量也随之增减，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变化，留有足够的备用码空间，已备将来使用。

3．5规律性原则

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明细会计科目有几百个，因此在设置科目代码是要有规律性。

4会计科目代码设计方法及技巧

会计科目编码设计在会计电算化系统中，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计科目代码设计要满足计算机对会计信息数据的检查、分类、归集、汇总、统计等项要求，又要便于用户使用。对于明细科目，企业可以比照规定自行设置。

4．1方法及技巧

可检索性设计的代码各位数码，要有一定的规律，利于计算机检索和对有关数据的归集分配。

4．2简易性

会计科目的代码既要适合于计算机处理，同时又要代码的构成简单明了，含义单纯，容易记忆，便于会计人员使用，同时也利于存储。

4．3稳定性

代码一经编好，要尽量保持稳定，少作变动，以便于有关人员熟练使用，减少差错。

4．4最小值

会计科目的代码应在保证需要的前提下，位数以尽量少些为宜，代码位数过多，不便记帐，增加出错的机会，增加了工作量，使运算速度有所降低。

4．5目前最常用的方法线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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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定位模糊

现阶段对《旅游文化》课程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是比较模糊的，特别是在《旅游文化》与《全国导游基础知识》、《中国旅游地理》等相关课程的关系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部分教师及学生认为《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与《全国导游基础知识》和《中国旅游地理》课程内容有很多相近之处，因而可不开设该课程，部分学生更倾向单纯为了考取导游证，以至于教师在讲解《旅游文化》课程中难免出现尴尬。从而造成该课程定位模糊，《旅游文化》课程在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不稳定，课程开设的时间不固定，这些都不利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教材编写滞后

目前已出版的高职《旅游文化》教材大体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教材更新周期相对偏长，内容陈旧、针对性差，大多数教材的更新周期为3一5年，不能及时反映学科新进展.教材建设滞后，不能适合素质教育的需要，应用性、针对性、岗位性不足。二是有的教材篇幅偏大，虽近几年有大量高职类《旅游文化》教材出版，但多数是本科教材的压缩，理论性偏强。旅游专业实践性强，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编排模式不适应当前高职旅游专业教学实际。三是教材编写体系无特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旅游文化》教材出版发行近30种之多，但大都千书一面，同类课程教材都沿用某一个优秀版本的体系，在内容的组织和安排、讲述问题的方式、文字叙述及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表现出大同小异的雷同现象。四是教材建设管理问题。高校在教材选用上往往有一定的随意性，往往是由任课教师决定选用何种教材，使一些选用教材的质量难以有保证。

(三)教学模式单一

但多数高职旅游专业的《旅游文化》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局限于课堂的填鸭式教学。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许多高职院校都没有现场模拟教学基地，学生对旅游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课本及教师，而我院旅游专业的《旅游文化》定位成纯理论课程，加之本专业起步较晚，学生人数相对偏少，在《旅游文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只是完成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授课内容，几乎没有引进现实的案例教学，不利于让学生切身体会身边的文化旅游内涵及规划开发。这种简单枯燥的教学模式无疑有较大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的学生适应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较差，难以达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标目标。

(四)考核方式有待改进

《旅游文化》课程正是因为教学内容和实践脱节，教学手段过于单一，因此在期末考核时通常以期末书面考核成绩作为评价尺度，这种考核方式会直接导致学生上课不听，考前突击，也使教师习惯于采取应试教育的方式授课，单一的考核方式让学生以书本学习为主，忽略了课堂之外的社会实践学习，不利于素质和能力得培养。

二、教学方式改革

(一)重新定位《旅游文化》课程

《旅游文化》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而我院定位是专业选修课，并且是纯理论课程。这与旅游专业的实际是脱节的。应该结合学院学生和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将《旅游文化》课程调整为专业基础的综合课程(即理论加实践)，更多注重实用性、实践性，并也行业需求相联系。

(二)教材建设函待改革

教材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要资料，因此必须选择一个适合讲授对象的好教材，目前我院选择的《旅游文化》教材虽然是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但和我院本专业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还有一定难度，而且与地方旅游经济发展脱节，编写好适合本学院实际的旅游专业的校本教材或者讲义尤为必要。在编写教材方面可尽量从微观的角度，侧重细节操作和管理。自编讲义则要注重将各类《旅游文化》教材中的要点相融合，注意整套讲义的系统性和连贯性，适合本院专业学生实际。从服务地方经济的角度考虑可根据本地区旅游文化特色设置，比如广安打造的是红色旅游城市，可更多的结合本地旅游特色设置课程，川渝旅游文化特色如世界遗产旅游(九寨沟等)，成都等地休闲文化旅游、间中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文化、重庆红色旅游文化等将“旅游”与“文化”结合，使旅游教学体系更加具有开放性，启发学生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