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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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众所周知，佛教以坚持无我原则著称，“诸法无我”在佛教的三法印中被视为“印中之印”，因此是否承认无我乃是佛教与非佛教最明显的判别标志。尽管佛教内部宗派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诸派在“无我”这一原则性问题上并没有实质差异。事实上，导致佛教内部宗派分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无我见”，即对“我”进行破斥和否定的“见”。质言之，佛教的“无我见”就是要把“我”作为破斥或否定的对象，进而达到其特殊的价值诉求。佛教的无我原则在操作上带有典型的解构主义的特点。这表现在，无论是为一般人所执著的、认为理所当然存在的“我”，还是佛教以外其他一切理论学说所要关注和研究的“我”，都恰恰是佛教所要破的对象。佛教对所有这些“我”采取的都是一种欲破先立，立之而后破的策略。也就是先假设这些“我”存在，并对之进行梳理和分类，然后再一一破除。所以，要弄清佛教所说的“无我”，就必须先弄清佛教各宗派所要破的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即佛教的自我观念是什么样子的。一般而言，佛教所谓的“无我”有“人无我”和“法无我”的分别，与此相应，所要“破”或者“无”的这个“我”也有“人我”和“法我”的分别。西方文化哲学对无我的研究只涉及到佛教所说的人无我这一部分，而对法无我则完全没有涉及，所以在此我们也只考察佛教所说的“人我”。佛教的“人我”就是佛教诸派对于人们所能用到、想到的“我”的诸种意义的一次彻底的梳理和总结。就类别而言，不同宗派对“我”的分类又有不同。如南传佛教将“我”分为两类，密宗的《圆觉经略注》则将“我”分为四种类型，而《宗镜录》则将“我”分为六种。这些分类标准不一，内容繁杂，但其基本的思路是“依蕴解我”，即根据与诸蕴的关系对“我”进行分类和对照：把身体和对身体的感觉作为色蕴，其他一切心理的东西作为受想行识诸蕴。因此，“我”的由来便与五蕴密切相关，或者是“五蕴即我”，或者是“我有五蕴”，或者是“五蕴中有我”，或者是“我中有五蕴”。如《杂阿含》卷一第2经佛言“见有我者，一切于此五受阴见我”，即是说众生所见的一切自我都不出五蕴，我是从五蕴中生起的。

在此我们参照法尊法师在《四宗要义讲记》中的方法，按“我”与五蕴的关系，把人我分为四种类型：离蕴我、即蕴我、不即不离蕴我和以自性为所执的我。离蕴我是我们一般人所体认并承诺的自我，在佛教这里又被称作凡夫妄计我或者神我。这种“我”的特点是常住、单一，有支配作用、统一性和自在性。佛教诸派都否认这种我的存在。即蕴我和不即不离蕴我的分歧主要是由对“我”、“自我”等语词名实关系的不同判断所引起的。如主张设立不即不离蕴我的正量部和犊子部注意到，不管是佛经还是人们在日常语言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我”、“我的”、“我们”等，既然佛和世人都说我，就有必要立此一我。这个我既不能离蕴独立，又不是那个即是诸蕴且支配诸蕴的我，这就是佛教著名的“不可说我”。与佛教其他诸派不同，这两派认为不即不离蕴我是实有的我，不应否定和破除。与此相反，主张即蕴我的诸派认为，这个作为语词的“我”只是空洞的名相，没有实在性，是为了使用上的善巧方便而假立的，但“假必依实”。或者说“依于实法而必有假我”。至于假我所依赖的实法到底是什么，各派亦有不同解答，大体包括“内识相续”、“阿赖耶识”和“第六意识”等，此处不再展开。第四种以自性为所执的我是应成派的主张，它认为人无我和法无我所要“无”的我，既不是个别的蕴也不是作为整体的五蕴，而是所执五蕴诸法的有自性，以此自性为所执才有人我法我的差别，所以佛教和世间所说的一切我都是“依蕴假立”的假设。这个假我在我们的语言中是有存在地位的，只不过是没有自性罢了。法尊法师认为对于人我所做的上述四种类型的分类具有次第性，第四种说法可以涵盖前面的三种说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对一般人所具有的自我观念进行破斥之后，佛教还辩证地安立了它自己所承认的“我”。佛教立我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佛教认为，人身上虽然没有众生所执着的那种“假我”，却存在着世间学说所没有发现的“真我”。这种“真我”虽然人人皆有且须臾不离，但却是需要通过佛教特有的实践活动才能接触到的现象学事实。因此，在破“假我”之后立“真我”是如实认识人类心灵的需要。二是因为，一味破我而不立我，既会导致很多常见的心理和生理现象无法得到解释，也会使佛教自己主张的因果学说和涅槃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比如，人身上客观存在的人格同一性和认识统一性，都要求有一个“我”为其提供依据。由此，佛教所立的“我”实质上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佛教用来说明涅槃德性和万物体性时所说的我，亦称“大我”，比如作为涅槃四德的“常乐我净”中的我，或者在做真妄之别时等同于真心的真我。二是为了语用的方便而假名施设的我，亦称“小我”。比如佛教经典中常说的“如是我闻”的“我”既是如此。

二、佛教自我观念的心灵哲学

解读佛教关于自我的思想，早在17世纪就传播至欧洲，并对休谟等人关于自我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但是，自康德、黑格尔以来，西方文化哲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贬低和蔑视东方哲学的倾向，所以佛教的自我思想虽然经常在西方文化哲学家的著作中被提及，却很少能够作为一个正式的比较项与西方关于自我的思想进行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比较。这种情况在近些年，随着西方心灵哲学遭遇发展的“瓶颈”和“危机”而逐渐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心灵哲学家开始反思西方文化哲学的“西方中心论”等错误倾向，并重新审视东方哲学，以期从东方哲学中找到“医治”西方文化哲学问题的“良药”。弗拉纳根、阿尔巴哈里等一些具有远见的、对佛教感兴趣的西方文化哲学家都认为，对自我和意识的求真性研究虽然不是东方哲学的主流，但仍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不但能够拓展西方原有的研究视野，而且还能够为心灵哲学研究增添新的素材和课题。但是，他们在进行比较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或者描述性地把佛教思想纳入到自己的比较视野当中，而是对佛教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极具当代西方心灵哲学色彩的重构和解读。这表现在，他们对佛教思想进行重构和解读时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进行文字上的“翻译”，即用现代人熟知的西方心灵哲学的话语体系重新解读、甚至创造性地重构佛教的相关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在自然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对佛教思想进行甄别、选择和改造，即将佛教自然化。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丝毫不掩饰对佛教的这种企图，并纷纷用“分析的佛教”、“自然化的佛教”、“佛教还原论”等为自己的理论冠名。比如弗拉纳根就认为，如果能够将佛教当中那些迷信的、超自然的东西抛弃掉，剩下的就是一种伟大的哲学思想。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从佛教这样一种古代的、全面的哲学中剔除那些迷信的把戏，从而得到一种对于二十一世纪那些具有广博科学知识的世俗思想家们有价值的哲学呢？”对于佛教自我和无我观念的研究，他们的总体思路是，先从佛教典籍（如《杂阿含经》、《相应部阿含经》等）中找出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自我问题的论著，进而用分析哲学、心灵哲学的名相概念对之展开分析和解读，最后在心灵哲学中对这些论述进行定位。所以，他们对佛教经典的解读明显带有现代解释学的性质，而且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受到他们解读的佛教不再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原汁原味”的佛教，而是带有了强烈的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的色彩。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阿尔巴哈里的著作《分析的佛教：自我的两重幻象》对佛教自我观念的解读最有代表性。阿尔巴哈里对他人经验自述的美妙涅槃状态感兴趣，把涅槃与有我和无我的研究结合起来。

她认为研究涅槃的方法有三：一是进行佛教的涅槃实践；二是借助仪器在实验室中再现涅槃的心理状态；三是作者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即不做预设，用分析哲学的手段和方法来研究涅槃的可能性。当然她并不肯定涅槃实际存在，而只是从模态的角度出发，把涅槃当作心灵哲学的一个主题来对待。她认为这种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对涅槃之可能性的认真研究尚未进入分析哲学的主流，尽管这对于心灵的形而上学意味深远，假如涅槃是可能的，那么它意义重大。”阿尔巴哈里通过她对佛教的分析和解读指出，佛教对自我进行了颠覆和解构，其出发点是对“自我”和“自我感”（senseofself）进行了区别。“自我感”即是对自我的假定，它传递的是一种主观经验，借用内格尔的话说，自我感即是：从第一人称视角来看，具有或者经历对x的一种一般的有意识经验，像是什么样子。所以自我感是我们人人都具有的一种真实的感觉，而非幻象。在佛教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个体的自我，这是一种幻象，而在达到涅槃之前，我们都一直被束缚在这一幻象当中。只有在达到涅槃之后，这种束缚才会被抛弃。区别自我和自我感对佛教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种区别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本体论层面上，自我感广泛存在，而自我本身却不在。广泛存在的自我感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个自我实在；而自我本身并不存在，则意味着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在以使大多数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个自我实在。拥有对x的感觉并不一定需要x存在。换言之，佛教否认作为实在的自我存在，而是主张无我原则。

阿尔巴哈里认识到，尽管体现在佛教经藏中的无我原则更多的是一种离苦得乐的策略，而非一种本体论上的断言，但他还是按照西方文化哲学的做法从本体论视角对“无我原则”进行了探究。这一探究要回答的问题是：佛教否认其存在地位的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界定它？如果没有自我的话，自我感又从何而来？佛教经典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而阿尔巴哈里认为自己要通过对佛教的解读并在心灵哲学的帮助下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对经藏中关于自我论述的分析，她认为，自我感是通过主体对诸蕴的假定而产生的：主体把各种不同的蕴假定成是“我”（因此蕴就与“我”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或者假定成是“我的”（因此蕴就属于我）。所以，由五蕴所导致的自我感，就类似于由贪所导致的苦一样。所以，佛教所关注的自我并非高深莫测，而是怀藏贪欲的一般人、平凡人认为自己所是的东西。归根结蒂，平凡人认为自己所是的这个自我，是一个“拥有者”。正是我们作为拥有者的这种自我感才导致了苦。对蕴的拥有就是这种拥有者的一种主要表现。而佛教的实践就是要消除拥有者的这种印象。按照《杂阿含经》的说法，要成为拥有者就是要进入与它物的“归属关系”当中。为此，她区别了三种归属，即视角归属、占有归属和个人归属。视角归属即是一个主体在视角上拥有某物，也就是说，该物即客体要以某种方式向该主体显现，而不向其他主体显现。所有“私人的”现象，例如思维、意向、知觉、感觉在显现给一个主体时，都是被这个主体在视角上拥有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主体的我，从我的视角观察它们。例如，对于树这样的客体，在视角上被拥有的不是这棵树，而是这棵树通过相关的感觉输入（视觉、听觉等）显现给主体所用的特定方式。如果客体以这种方式向主体显现，并因此被看作是“我的”，那么，与该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主体就可以被称作是“视角的拥有者”。占有归属是指一个主体在占有的含义上拥有某物，也就是说，客体因社会约定而被看作是属于主体的。例如，对衣服、房屋、金钱的归属都能算作此一范畴。个人归属涉及到把经验、思维、行动等占为己有，把自我确定为它们的个人拥有者，它们要么被看作是“我的”，要么被看作是“我”的一部分

。佛教在论述自我观念时所讲的归属仅仅是个人归属，它暗含在人们对自己身心的普遍态度当中（即诸蕴的和合）。在个人归属的情况下，当一个主体把某个东西确认为其自身或其自身的一部分时，自我感也就随之而生。换言之，个人归属感所具有的“我的性”（my－ness），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正是个人归属导致了自我感的产生。视角归属和个人归属经常一起出现，一般人只要有对身和心诸方面（即蕴）的视角归属，就会产生对这些方面的个人归属，自我感也就产生出来。因此，西方文化哲学并没有认识到视角归属和个人归属的区分。而佛教则强调了这种区分，并通过对个人归属的分析揭示了自我感产生的原因。例如，佛教所描述的阿罗汉就不具有对蕴的任何归属，因而不具有个人归属，但阿罗汉并没有丧失在视角上拥有对象的印象，即视角归属。通过对佛教自我观念的心灵哲学解读，阿尔巴哈里总结了佛教所描述的自我：“自我被定义成是一个有限的、追求快乐／规避痛苦的见证的主体（witnessingsubject），该主体是个人的拥有者和有控制力的自主体，是统一的、非构成的，既具有即时的、不破不易的显现，又具有长期的持久性和不变性。”⑤这种自我，佛教认为，是我们或者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自己所是的东西。但是，这样一种自我实在在佛教看来是否存在呢？在佛教看来，对于作为这样一种实在的感觉或者假定，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实在本身，即我们条件性地认为我们本质上固有的这个自我，在佛教的本体论中是没有存在地位的。佛教通过八圣道的实践所要抹去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自我，因为它原本就不存在。

三、西方文化哲学与佛教

自我观念的殊途同归对自我的研究一直是西方文化哲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长期的研究中，西方文化哲学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自我理论。问题在于，就自我问题展开西方文化哲学与佛教的比较研究，首先要弄清西方文化哲学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一般化的或者占主导性的关于自我的观念。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西方文化哲学的这种“一般化的自我观念”与佛教的自我观念展开比较，这样一来双方的比较也就简化成了整体性的、一对一的比较。阿尔巴哈里、德雷福斯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分析、总结性的工作，他们选择了西方文化哲学史上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关于自我的描述进行梳理和分析。这些哲学家包括笛卡尔、休谟、洛克、赖尔、丹尼特、弗拉纳根和威廉•詹姆斯等。结果他们发现，尽管每一个哲学家都只能描述了自我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但如果把这些描述进行整合形成一幅关于自我的整体画面的话，人们就会发现，西方文化哲学中确实具有一个关于自我的一般观念，西方文化哲学不但在现象上对自我做出了与佛教相同或者类似的描述，而且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对他们所描述的这种自我做出了否定。阿尔巴哈里对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教在自我描述上的共性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我们条件性地把自我当作是主体，该主体承担了五种角色并分别具有相应的属性。一是经验的知道者、观察者、见证者，以及注意的来源，其属性是有意识的、心理的和可觉察的。二是思维、知觉、经验、身体、人格的拥有者，其属性是有界的，即其同一性在本体论上是唯一的。三是行为的主体或者发起者，即行动和意志的来源，其属性是统一的、个别的、简单的。四是思维的思考者和发起者，其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变的。五是快乐的追求者，其属性是非构造的。总而言之，我们一般人所谓的自我在本质上，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不破的经验主体，它具有个人化的界限和视角。对自我的这些功能和属性的描述是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教共有的，是东西方在自我描述上的一种趋同和相互印证，它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佛教所主张的对自我的假定是人所共有的，而不只是佛教传统中所特有的东西。

西方文化哲学对自我进行的描述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对可知的、有意识的主体和被知道的客体进行了明确区分。这一区分对于西方的一般自我观念而言是基础性的。形象地说，主体可以被看作是一颗沙粒，而自我则是由这颗沙粒逐渐形成的一颗珍珠。在此过程中，主体通过对各种功能（如观察者、拥有者、行动者）和属性（如有意识的、统一的）的整合，变成了所谓的“自我”。而这些角色和属性原本只是和主体绑定在一起的。自我是一个相对于经验对象的主体。这个“主体”描述的是通常所谓的自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第一人称视角的内在位置。主体仅仅只是通过大量的知觉和认知样式来观察和见证对象。阿尔巴哈里用“见识”（witness－consciousness）一词来描述这种纯粹的观察要素，认为它是所有的心理活动共有的东西。而“客体”这个词描述的是任何有可能被一个（见证的）主体注意到的东西，如思维、知觉、树木、身体、行动、事件等。在自我问题上，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教尽管结论一致，即都认为自我不是实在，而是幻象，但它们达到这一结论所用的方法、路径却大不相同，这主要体现在它们对作为构造和幻象的自我所作的分析上。比如，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文化哲学家认为，被归因于自我的很多属性完全是被构造出来的，而佛教则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非构造的。佛教从其本体论出发，反对和拒斥自我实在，但它并不反对和否定被归属于自我的种种特性。比如，在谈到人格同一性时经常被提到的统一性、不破不易性等。只有这些属性的印象由于错误地被归属于一个有界的、个人的拥有者而被曲解时，佛教才把这些特性看作是构造的。例如，当见证所固有的不破不易性与一个有界的自我印象结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印象就不仅是即时同一性的，而且是长期同一性的。这个长期的同一性就涉及到曲解，这样一来，同一性（就像自我一样）成了心理构造。而其不破不易性的核心方面，即瞬间的有意识持续，则是由见证带给自我感的东西，并不被看作是心理构造。这就与西方文化哲学比如休谟的说明完全不同，因为这个同一性的印象，即自我感，并不完全根植在一种无常的本体论当中。此外，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教对自我缺乏实在性的认定是根据不同的形而上学标准做出的。按照佛教的形而上学，对自我缺乏实在性的说明与涅槃联系在一起。但是，涅槃在西方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所以，尽管西方文化哲学也否认自我实在，但它依据的往往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标准。在近代，洛克、休谟、帕菲特等人通过著名的束论（Thebundletheory）否认自我的实在性。休谟作为西方文化哲学坚持无我立场的先驱人物，他的作品经常被用来与佛教的无我原则作对比。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本体论变革之后，大多数哲学家都通过建立各种理论如取消论、同一论、还原论、解释主义等得出了与佛教一致或类似的结论：自我在总体上是被构造出来的，是幻象。但对于自我如何被构造出来，他们却提出了一种与佛教完全不同的理论。比如，他们把同一性、不破不易性等自我的属性选作他们证明自我不存在的主要原因，并把这些属性本身完全看作是被构造出来的，是幻象。如弗拉纳根所说：“下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在所有的有意识经验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我’，而且这个‘我’正是自我的核心，我们的意识控制中心，所有行动和计划的源头。”他还说：“心灵的‘我’是一个幻象，这个幻象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自我、自身和我来组织经验、引起行动，并说明我们不变的人格同一性，另一方面，作为经验之流。如果这种看法是误导，那么更高明的见解是什么呢？那就是，存在的是而且只是经验之流……我们是无我的。”丹尼特同样明确地要求消解自我的实在性。他认为：“无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大脑外面，有一个控制我们身体、运转我们思维、做出我们决策的实在吗？当然没有！这样一种看法要么是经验主义的（詹姆斯的‘教皇的神经元’），要么是形而上学的噱头（赖尔的‘机器中的幽灵’）。”阿尔巴哈里用一个实例来说明佛教对无我的说明和典型的西方说明之间的不同。

比如，两个人都梦到刺耳的声音。这个刺耳的声音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构造的，都是思维、想象等作用下的一个现象的内容。假如第一个梦是由闹钟的声音杜撰而成的，正是闹钟的声音给了这个“刺耳的声音”（作为现象的内容）其刺耳的质。这里的这个尖锐刺耳，是在独立于梦的闹铃声的作用下产生的，就此而言，尖锐刺耳本身并不是心理构造。只有当这个尖锐刺耳在梦中被归因于“刺耳的声音”，并由于这个假定而被曲解时，它才是一种构造。假如在第二个梦中，这个刺耳的声音并不是由闹铃杜撰而来，而纯粹是做梦梦到的。那么，归因于这个声音的尖锐刺耳，连同这个刺耳的声音本身，就都是一种心理构造。所以，在闹钟作用下产生的这个“刺耳的声音”，就类似于佛教所理解的“自我”，具有许多固有的非构造的特性。而完全是由做梦梦到的这个“刺耳的声音”就类似于西方文化哲学所理解的“自我”，具有许多构造的特性。

四、总结

一直以来，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哲学的分工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哲学是价值性的，其中即便包含有关于求真性问题的研究，也无足轻重，根本无法与西方文化哲学相提并论；而与此相反，西方心灵哲学则完全是事实性的，很少或者完全不涉及对价值性问题的探讨。但是当前弗拉纳根、阿尔巴哈里和德雷福斯等人所做的工作，却代表着总是在积极寻求并倡导各种“哲学转向”的西方心灵哲学可能会迎来一场名副其实的最新转向，那就是心灵哲学的“东方转向”。这场转向的诱因在于，西方心灵哲学在当前的发展中正遭遇一场困境：尽管心灵哲学研究成绩斐然，但对于心灵、自我、意识等心灵哲学主要问题的认识却并未见到实质性、突破性进展。麦金、查莫斯、弗拉纳根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为此，西方心灵哲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倡导“概念革命”、“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等。而转向东方，向东方哲学寻求帮助，借鉴东方哲学中关于人类心灵认识的真理性颗粒，是当前很多西方心灵哲学家的共识。西方文化哲学与佛教在有我和无我问题上的比较是东西方心灵哲学比较的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比较哲学具备的一些基本功能，如扩大比较双方的研究视野，增进各自的真理性认识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西方文化哲学家对佛教自我观念的心灵哲学解读，使得佛教心灵哲学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和规范化。他们用西方文化哲学的方法对佛教本身并不关注的本体论问题的创造性阐释，也为佛教本体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学者在自然主义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自然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哲学视角研究宗教问题的值得借鉴的方法，那就是在坚持自然主义的立场的基础上，对宗教的哲学思想进行解释和重构，抛弃其中带有超自然性质的、神秘主义的和迷信的思想，用现代哲学的话语重新表述其中那些能够被自然主义框架所容纳的思想。比如，在对待自我问题上，佛教主张既破除“假我”又安立“真我”，实际上承诺存在有一个只有借助特殊的佛教体验才能够获得的“我”。但这样的“我”，在自然主义看来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篇2

科技进步使得录音技术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当下任何音声、音乐表演图像都可以借助于多媒体手段进行剪接、复制甚至再造处理。曾有学者就此评论说：“在民间音乐艺术之中，人人都有所作为；在民间音乐艺术之中，没有看客的地位。而如今所谓的大众媒介，却把大多数人都变成了看客、听客而无所谓。这实在是科学进步的悲哀”。事实上的确如此，对科学的崇尚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对声乐表演艺术及教学采取同一审美标准，并用其来规范声乐作品，使之逐渐变成了模式化的产品。当现实中的民族声乐表演被模式化地一味效仿某一位歌唱家、教学方式一味地模仿某位大师的时候，说明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退化和懒惰。科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使人们享受到了梦想实现的快乐，但与此同时也使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开始麻木和随波逐流。不得不说，科技发展在对我国民族声乐文化产生积极推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民族声乐文化现象反思

中国民族声乐文化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无法脱离科技发展而独立存在，究其根本，艺术本身的创作是一个将不同文化融会在一起探索未知的过程，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中也包含了科技文化。回顾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声乐界中西合并的“土洋结合”和中西冲突的“土洋之争”为当时的声乐艺术营造出了活跃的气氛，为后来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大批声乐艺术家及教育家不断涌现，不仅实现了中西文化成功结合的艺术创作模板，还促成了音乐学派以及新式民族声乐教学法的产生。西方文化的融入和科技的发展使我国声乐界的艺术家及教育家们深刻认识到，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模式，往往过于感性和主观，而西方文化中的西洋声乐艺术则是理性中充满感性。因此将西洋声乐体系中声乐生理学、声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艺术研究成果与我国传统声乐文化相结合将对我国民族声乐中的歌唱体系和人才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探究人类文化的本质无非两大特点：一是创造性，二是继承性，两种之间的差别在于价值选择不同。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总是从自身需求和兴趣爱好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价值观进行选择。

篇3

例如，在《点击职业英语》基础英语模块第一单元涉及到第一次见面打招呼用语，在学生进行练习的过程中，有的学生在第一次见面打招呼的时候说了“Howoldareyou?”（你多大了？）。在中国，我们觉得见面打招呼的时候问年龄、婚姻、收入等是表示寒暄，但是在西方国家见面时问别人年龄、婚姻、收入等是很不礼貌的事情，这样触犯了别人的隐私，见面问这个问题会很尴尬，会使其比较反感。根据西方国家的社会风俗文化在第一次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可以说，“Nicetomeetyou./Howdoyoudo!/I’mgladtoseeyou!”（很高兴见到你。）

2课堂教学活动

在《点击职业英语》基础英语模块每一单元都通过图片讲述故事，给学生提供语言情景，让学生充分体验英语口语，体会中西文化差异。同时在课堂中设计多种形式的小组活动，如给学生模拟情景，并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对话演练。在练习过程中让学生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差异。文化知识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学生通过完成任务和活动训练即巩固所学内容。根据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帮助学生查找出在交流过程中出现文化差异的真正原因，使学生学会遣词造句。例如，学生在模拟面试情景进行对话，在对话结束时其中一位扮演面试官的学生说‘“Youcangotowork..”（你可以去工作了。）学生在对话过程中，受自己母语影响，所说的英语都是中国式英语，不是地道的英语。而在西方国家给人以答复时所用的语言比较委婉，可以说Thankyouforyourinterestinginourcompany.Youwillbehearfromusverysoon（.感谢你对我们公司感兴趣，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Well,I’llletyouhaveourdecisioninoneortwodays.Thankyouforcoming.Goodluck（!我们会在一两天之内给你答复，谢谢你来面试，祝你好运！）在用英语表达的过程中，委婉谦和的语言比较符合西方文化。

3观看影片

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都是在母语氛围中进行学习。理论上的学习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真正需求，在课堂教学中引入英文原版影片，图文并茂，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获取文化背景知识。在选择影片的过程中，可以选取一些文化信息量比较大的经典影片，如《燃情岁月》、《海上钢琴师》等，也可以选择一些由英美名著改编的影片，如《傲慢与偏见》、《情感与理智》等。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观看影片的过程是：搜集影片——与课本内容相结合，查找适合课堂播放片段——给学生播放——检查课堂效果——达到交流目的。

4第二课堂活动

篇4

了解一定的西方本土俚语的表达习惯和说话规则是我们有效交流中的重要部分。说话者除了要有标准的发音、准确的语调外，还要注重场合。例如，一学生在做完一场英语演讲后，希望外教对自己有所指点。他说：“I’mdesirousofexploringyourfeelingonthelecture.”外教听了非常惊讶回答道：“YourEnglishistoobeautifultobetrue.”但这位学生不太接受这样的评语，他说这个句子是用的书本上的语句。那位外教接着解释说：“像desirousofexploringyourfeelings这样的短语在口语中是不适合的，一般都说成‘I’dliketohearyourviewsonthelecture.’或‘MayIhaveyourviewonthelecture？’。”英美国家的文化中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在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习语中难免会被蒙上一层宗教色彩。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古典的寓言和故事，历史大事件，体育娱乐以及农业和日常生活等。俚语的理解难度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其原因就是它的地域性过强。通过了解英美国家的传统文化背景，地理文化环境，民俗民风是认识和提高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也是突破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

2.西方文化对英语阅读的影响

谈到阅读，就更不能忽视对英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的了解。因为阅读是针对大篇幅的文章进行解读和赏析，若是没有较好的文化知识背景，许多内容将无法掌握，阅读是综合了一个人的语言知识、专业知识、文化背景了解以及校正能力的过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太少，则会影响到阅读时达到的效果，离欣赏就更难了。所以，想要在阅读方面有所提高，光有词汇跟固定的语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多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多看一些跟西方文化背景有关的文学作品以及杂志等，并留心和相应的积累一些历史方面以及民俗方面的素材。

3.西方文化对英语写作和翻译的影响

此外，了解西方独特的文化对我们进行英文写作与翻译也不小的促进作用。因为文化习俗大不相同，同一件食物当其处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不文化背景之中时往往引起出乎我们意料的差别十分明显的意义，那么它所代表的文化形象也就不同，即使是相同的表达法，在意义上也会大相径庭。在数字范畴、颜色偏向上都可以得到验证。英语西方国家认为单数吉利，如onehundredandonethanks(千恩万谢)，haveonethousandandonethingstodo(日理万机)等；基督教文化之中的特殊存在“三位一体”(theTrinity)明确了“三”所包含的的深奥文化，人们经常性的把事情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一分为三，以图吉利，因而有“Allgoodthingsgobythrees.”(好事成三)一说。“三”被寓意为“完美”。但在中国，文化习俗中崇尚偶数，“二”有成双的意思。由此可见汉语的“二”与英语的“two”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将这些词直译出来，不然很难被英语文化所接受。在英语和汉语里，颜色偏向上有很明显的不同，如brownbread是黑面包，brownsugar是酥糖，blacktea是红茶，green-eyed是红眼病。

4.如何更好地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西方文化

由以上可见，西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英语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想要更好的了解英语，就必须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了解西方文化，多看一些报刊或者反应西方独特文化的杂志，电影电视，体验异国的文化气氛，在与外国人交谈中更好的留心和积累一些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通过实践活动，了解由于生长于不同的国度，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无论是神话还是一些生活习惯，都值得学生学习与借鉴，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知识面的拓展有着不小的作用。也提高了自身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并且更好的了解到了西方国家的文化之后的故事。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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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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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同的动物形象表达不同的文化内涵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动物形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可能会截然不同。比如说，汉语中的“龙”和英语中的“dragon”两者都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大型动物。在西方社会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非常凶恶、残暴，是邪恶的代名词。在现代英语中，“dragon”通常指代凶暴之徒，同时也可指，比如：dragon’s　teeth（相互斗争的根源），dragon’s　pond　and　tiger’s　cave（龙潭虎穴），chase　the　dragon（吸毒）。另外，西方把凶暴、泼妇般的女人称为“dragon”，如She　is　a　real　dragon．（她是个母夜叉。）而在中国，“龙”这一动物蕴含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形象。有关“龙”的形象，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图腾形象。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开始从事生产活动了，这使得他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先民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他们模糊地猜测：应该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神物主宰操纵着整个自然界。“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也就从这个时期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在中国的历史传说中，“龙”是一种能兴云降雨的神灵动物；“龙”更是作为古代皇帝皇权的象征，如皇帝上朝坐的“龙椅”、穿的“龙袍”等。因此，在中国，“龙”是一种吉祥、喜庆的文化形象，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膜拜。

（二）不同的动物形象表达相同的文化内涵

处在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只有一小部分汉英动物习语，它们的动物形象相同并且表达相同的文化信息。如在汉语习语中，“蜜蜂”往往代表了勤劳与忙碌；“鸟儿”象征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狐狸”，顾名思义，就是狡猾奸诈的意思。同样，在英语动物习语中也有相同的表达，如：asbusy　as　a　bee（像蜜蜂一样忙碌），as　free　as　a　bird（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as　cunning　as　a　fox（像狐狸一样狡猾奸诈）。以上所列这些例子，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动物的特性，同时也传达了相同的文化内涵。尽管如此，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大部分英汉动物习语会引用不同的动物形象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被赋予一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勤勤恳恳、性格倔强的动物形象。因此，在汉语动物习语中，有关“牛”的习语也不在少数。如：“力大如牛”比喻人的力气很大，“老黄牛”赞扬一个人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而在西方人的文化意识中，“马／horse”是一种具有力量和速度的动物。较之“牛／ox”，“马／horse”被赋予更多的寓意。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英语习语：as　strong•30•as　a　horse（力大如牛），work　like　a　horse（老黄牛）。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汉语的“虎”和英语的“lion”。在汉语中，“虎”被看作是百兽之王。因此，“虎”也就被人们赋予了威武、勇猛的动物形象，如“猛虎下山”“卧虎藏龙”“如虎添翼”等。而在英语中，“lion”取代了“虎”的地位。英语中有关“lion”的常用习语有：a　lion　in　the　way（拦路虎），asbrave　as　a　lion（勇猛如虎）。

二、动物习语英汉对比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通过对以上英汉动物习语的比较与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来探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地理环境的差异

任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处的自然地理坏境。每种文化都因地域、气候、环境等的不同特点而具有不同的特征。自然环境对人们的心理和思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长期生活在某个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人们对于他们所处的周围环境会有一个心理适应性。中西方国家，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人们主要靠农耕劳作来获得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而“牛拉犁”则是农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劳作方式。这样一来，“牛”这一动物就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了，于是创造了许多有关“牛”的习语，如“小试牛刀”“风马牛不相及”“吹牛”“牛头不对马嘴”等。从反映农耕生活的电影、电视以及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牛一直在默不作声、毫无怨言地拉着犁来来回回翻新着田地。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牛”就是一种力气大、任劳任怨、勇于奉献的动物形象。在汉语习语中，人们通常用“老黄牛”来称赞一个人脚踏实地、无怨无悔、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另外还有“力大如牛”“牛脾气”“孺子牛”等表达。而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别很大，就英国来说，它是一个四面临水的岛国，多山地，不适合进行农耕活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海洋和水域密切相关。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四面临海）和自然条件（温带海洋性气候）孕育了发达的捕鱼业和畜牧业，这也对英语习语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语中与鱼有关的习语随处可见，如：dull　fish（枯燥乏味的人），big　fish（大亨），fish　in　the　air（白费力），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驴非马），fish　in　troubledwater（浑水摸鱼）等。

（二）的差异

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对文化和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到佛教（Buddhism）、道教（Taoism）和儒教（Confucianism）的影响。一些汉语习语也深受这三个教派的影响，如，当人们遇到今生今世无法回报的大恩大德时，会说“来生做牛做马来回报你的恩情”。“牛头马面”“人面兽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习语也反映出了中国的。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国家，人们深受《圣经》、耶稣基督的影响，也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习语，如：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A　man　without　religion　is　a　horse　without　bridle（人物宗教犹如马无笼头）；The　leopard　cannot　change　its　spots（江山易改，本性难移）；lion　in　the　way（拦路虎）；separate　thesheep　from　the　goats（明辨好坏）等。再如，英语习语“aspoor　as　a　church　mouse”用来形容某人一贫如洗、非常贫穷。因为教堂是教徒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庄严肃穆的地方，没有人在这里吃东西，自然也就没有食品储藏室，老鼠想在教堂里找到吃的东西，根本就是枉费心机，所以有“穷得像教堂的老鼠”这一表达。

（三）风俗习惯的差异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反映了该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政治、经济、、文学作品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在风俗习惯方面也存在着各自的特色。首先，从饮食习惯上来看，中西方传统饮食习惯截然不同。在中国的饮食习惯中，羊肉在许多地方都很受欢迎，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跟“羊”有关的习语，如“羊肠小道”“挂羊头卖狗肉”“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质虎皮”等。而临海、温暖湿润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西方国家发达的捕鱼业和畜牧业，因此西方人偏爱鱼类、牛肉、鸡肉等。并且在西方国家中，鸡肉是最便宜的一种肉类，牛肉是相对较贵的一种。因此，就有这样的习语：sell　chicken’smeat　by　hanging　ox’s　head（挂羊头卖狗肉）。此外，还有chicken－hearted（胆怯的）、walk　turkey（前后左右颠簸）、asred　as　a　turkey（因生气而满脸通红）等。其实，从宠物习俗上来看，由于各个民族的差异性，宠物文化也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中西方都有养狗的习惯，但是对狗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狗”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动物，被人所鄙视，因此就出现了相关的习语“狗腿子”“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汉奸走狗”“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人急造反，狗急跳墙”等。而在西方社会中，“狗／dog”被看作是人类忠实可靠的朋友，尤其是那些独居的老人，更加看重这份特殊的感情，甚至把“狗”作为家庭成员之一，于是就有了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has　its　own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top　dog（优胜者）等表达。

（四）思维方式的差异

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点，可以通过中西方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方式看出。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直观的、具体的模式；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理性的、抽象的模式。换言之，中国人喜欢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比较抽象的东西，而西方人刚好相反。比如说，英语习语“Nothing　venture，noth－ing　gain．”就与汉语中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着相同的文化含义。汉语中用“虎穴”和“虎子”两个具体可观的意象来表达这一抽象的概念。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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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及教育文化的差异等。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极其必要的。本文就是从多个角度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中，让学生得到更加全备的知识。

一、社会礼仪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谢谢)”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请随便用)!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bye(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见)!""Good night(晚安)!”

二、服饰礼仪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

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国际社交场合，服装大致分为礼服和便装。正式的、隆重的、严肃的场合着深色礼服滩尾服或西装)，一般场合则可着便装。

我国服装无礼服、便服的严格划分。一般地讲，在正式场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质同色的中山装，或着上下同质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领带，配穿同服装颜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场合(如参观、游览等)，可穿各式便装、民族服装、两用衫，配额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质鞋。

三、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异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美国教育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补。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我们也意识到:中美教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都存在着差异，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在美国，年轻人大多很有主见，这种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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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文化；文化差异；中西方；护理差异

文化是一定历史、地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行为规范，导致不同的社会现象和学科。护理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学科，是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知识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随着社会发展，护理学已逐步形成以人为中心，研究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心理等多种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从而逐步进行整体护理的学科[1]。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方护理所存在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现探讨比较如下。

1护理教育的异同

1.1培养目标护理教育培养的目标包括护理理念和护理能力等方面。西方多注重学生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实践、持续发展和合作等综合性能力及应对未来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学生人格的健全及职业价值观念，以人本主义思想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使学生具有一颗善良的心，秉承人本关怀对待每1例患者；中国的护理教育则注重从社会需要出发，以教育及培养为主，注重培养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具有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独立完成临床护理或相关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1.2教育理念西方国家护理教育的中心理念是关爱，注重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课堂教学形式十分灵活，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中国的护理教育仍然停留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理念，仍以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形式。明显可见的是，西方多以学科为中心、以能力为基础的课程及综合课程，其课程设置出现短程化、小型化的趋势，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积极性、创造性很容易调动起来；中国主要采用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式课程，多数院校所开设的专业及课程中，自然科学及技术偏多，人文学科偏少，缺乏从整体的角度考虑人才的培养，大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积极探索未知，敢于理论实践创新的精神不足[2]。

2护士职业态度的异同

2.1中国护士职业态度在中国，护士由于其临床护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加之工资和福利待遇普遍较低，护理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肯定和理解支持，倒班方式有损于健康、影响家庭生活等，而且护理工作要求精细化、严谨化、科学化和善于观察、分析、判断与解决，这就要求护士在工作中必须投入更多的体力和精力，这些现存和潜在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护士的身心健康，产生职业倦怠，因职业态度的缘故常常觉得很压抑，不能轻松应付工作上的冲突，不能正视自我职业价值，常有辞职不干的想法[3]。

2.2西方护士职业态度Breimaier等[4]研究表明，西方护士的职业态度倾向于较高水平，护士对护理工作有较高的认可度。护理专业学生（包括毕业生和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新护士）的调查显示，10个毕业生中有9个相信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应该是非常轻松或者是有些轻松，大学毕业生都是怀着同样的理想加入护理行业的，这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职业，他们的理想就是帮助别人；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临床实践后大部分学生还是同样积极，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对职业前景的展望非常乐观。

3护理现实应用的异同

3.1伦理道德医学护理伦理道德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所体现的纷争，很大部分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中西文化差异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主义、强调和谐共同的责任；而西方的生命伦理学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之上，强调个人权利。如在医疗护理决策方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与其家庭密不可分，多主张由家庭或者单位决定，而西方国家多认为应该由个人决定，即生命的支配权在于本人；又如，在对待身患绝症的患者知情权上，在我国一般不将病情告知患者，而是告知其家属、单位[5]，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则主张告知身患绝症的患者实情。

3.2护理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主体意识，以重视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其特点，在护理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均同、轻个性的偏向，主张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管理理念，在管理中会出现不同职称、年资、学历的护士承担相同的工作或同等责任等现象，形成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精神。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讲究科学、民主，鼓励个人积极进取、勇于竞争，在管理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护理人员管理的弹性化和护理工作安排的层次化，不同职称、级别的护士有不同的工作定位和责任。

4护理科研中的思维差异

人类思维方式可以分为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非理性思维或顿悟)两种基本类型，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思维，而西方文化则尚逻辑思维。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而西方人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往往借助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进行判断、推理[6]。由此，护理科研（论文）的设计上，中国人习惯于先交待研究背景、说明问题的原因，或提出论据再作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西方人一般则开门见山地摆出观点看法、点明主题，再依次交待研究背景、条件、原因、论据或分析。体现在护理研究中：国内的护理科研以把握整体性、方向性的研究为主，学术文章范围大，而缺乏前瞻性；西方则更注重细节，科研立足于实践、以实用为基础，多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

5讨论

通过上述中西护理差异比较，可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护理有较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是水火不相容、不可磨合的，两者各具特色，各有其长短，可取长补短。因此，我国的现代护理事业，在护理教育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具体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临床护理方面，在发扬优势的前提下，应完善评价体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在护理科研上，要转变思维，及时了解国外护理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向纵深化、前瞻性发展；在护理管理方面，要敢于突破已有的经验，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健全管理模式，博采众长，补己之短。

参考文献：

[1]李小妹.护理学导论[M]．第二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37.

[2]张凤，耿桂灵.跨文化护理理论在当代护理教育中的应用[J].医学与哲学，2013，34（5）：85-86.

[3]张浩，郭燕.护士职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J].护理杂志，2012，29(9):38-40.

[4]Breimaier Helga E，Halfens Ruud J G，Lohrmann Christa．Nurses' wishes，knowledge，attitudes and perceived barriers on implementing research findings into practice among graduate nurses in Austria[J]．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11，20(11-12)：1744-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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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体育文化哲学观的差异

东方文化领域内的大多数民族注重在运动中修身养性，由此形成的体育文化往往将伦理道德视为重点，强调人文精神和人本思想，重文轻武，崇尚中庸之道。其中，尤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为典型代表，它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以宗法体制为背景，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提倡人与自然应该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因此提出“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哲学观，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力图达到身心兼修，阴阳平衡，个人内外的协调统一。这种哲学观一旦与体育活动相结合，就形成了以提高个体内在修养和塑造个体人格为目的的体育文化精神。由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根本要求是通过锻炼身体以达到心灵的升华，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是一种“以心为本”的体育。既然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益寿延年，那么就会倾向于选择直观领悟和内在意念修炼的方式而不是诉诸于求助外部力量，更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对抗与较量来实现。所以，中国传统体育活动方式表现出鲜明的“自娱性”特点，讲求的是个体通过身心双修，达到内在与外在、形与神的和谐统一，即在体育活动中，不仅要注重养身，而且还要自外而内地养性、养志、养气、养心，强调运动中的身体最终能够达到“精、气、神”浑然一体的境界。即使是要进行体育竞技活动，古人也认为那些体能、速度、技巧等身体机能的较量太浮于表面，高手之间较量的应该是精神境界的高下，包括心智、人格、修养。因此，在中国体育史上，鲜少发展出像西方体育那样竞争性强、对抗激烈的比赛项目，这与西方自古以来崇尚挑战和冒险，追求不断超越人类运动能力极限的体育理念是截然相反的，热爱竞争运动的西方人则在现代社会将这一体育理念明确表述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西方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哲学精神基础之上的，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肯定个人自由，支持平等竞争，鼓励个人不断超越自我，突破生理与心理的极限。西方的哲学思想又助长了这种体育竞争意识，激励着他们积极投入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之中。长此以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机制，使西方人逐渐形成意志顽强、个性独立、思想解放、富于进取精神的民族性格。因而他们相信只要经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不断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就能在竞争比赛中赢得胜利。与注重身体的内在道德心性修炼，内敛型的东方传统体育不同，西方的哲学传统、民族性格和社会历史进程所孕育的体育文化，是一种注重身体外在能力提高，超越型的体育。这种体育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在一定规则范围内展开的竞争运动，简言之就是“竞技型体育”，“公平竞争”是其核心要素。体育运动的“竞争”是参与者们凭借自身的体能、速度、灵敏度和柔韧性等素质，以及专门的运动技术技巧和心理能力，在完全发挥的状态下所进行的激烈对抗与冲突。只要双方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竞争对抗愈激烈，比赛的精彩程度就愈高，个体的身体潜能就愈被开发，参与者的精神追求也就能够得到越大程度的满足。因此，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总是竭尽所能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西方以“竞争”为核心的体育运动是一种展现机体能力、意志品质、荣誉感、勇气和斗志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个体人格精神亦得到完善与提升。但是，体育竞争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最终的输赢结果，其价值取向是线性的、单向的。现代体育的赛场上，绝大部分项目都是源自西方传统体育系统，例如田径、球类、拳击等无不具有高强度对抗的特征。

2．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

不同文化领域中哲学思想的比较差异往往导致了体育价值取向的千差万别。如前文所述，中国哲学崇仰“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天地之间，包括人与自然都是由“气”而成，由“气”而生，因此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中国人追求阴阳调和，中庸节制的养生之道。而西方哲学讲究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注重对客观对象的征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处理与客体的关系上，中国人注重物我合一，西方人注重以科学的方法认知对象；在思维模式上，东方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重抽象思辨；在生活观上，东方人安于现状，知足常乐，西方人富于创新，不惧冒险。以上因素都影响了中国和西方体育文化观中价值取向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气质、品德、精神的内在修养的体育价值观，而把人的身体视作是三者的载体。道家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追求道法自然的人格养成；儒家重视道德伦理和宗法体制，着力于塑造遵从礼法、积极有为的“君子”人格；佛家则主张超凡脱俗，六大皆空，追求心无一物的超脱人格的锤炼。儒、道、释三者可以说都对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取向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多重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显而易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们往往按照由表及里、由外至内，由形而下的身体活动到形而上的精神修炼这样的运动顺序，实现伦理、自由、超脱等多重人格的造就。因此，中国体育文化并不一味追求身体运动能力的提高，而是以运动的方式达到养“气”的目的，它不仅意味着对身体的养护，更主要体现为心性、人格、道德修为、乃至精神境界的滋养。西方在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与中国完全不同。以西方传统体育的代表古希腊为例，它重视外在的身体更胜于内在的精神。尽管古希腊的运动者也强调身体应与精神相一致，但是他们更认同的是在身体美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统一。与东方体育的代表中国相比，古希腊人更看重由身体的力量所展现出来的美感，他们的体育理想并不是身体内部无形的道德人格或精神境界，而是血统纯正、体格强壮、身形健美、擅长各种体育运动的身体本身。古希腊人对理想身体的崇拜，无疑对其绘画、雕塑艺术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而这种注重身体之美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希腊体育观念的形成。他们以培育理想的身体为目标，创造出许多独特的运动锻炼方式和技巧。可以说，古希腊体育为推动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3．中西方体育文化方法论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注重养生，主张寓“养”于“动”。这是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与自然相互交换的过程，从而排除浊气，汲取真气，最终达到五脏六腑通达顺畅的目的。中国传统体育一直坚持的信念是，人体健康和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而不在于外，因此更注重意念的修炼，即使有身体动作，也是简单而徐缓的，人们在掌握这些动作时，往往诉诸于直观顿悟，追求动作的整体效果和内在神韵。概括地说，以静养生，寓“养”于“动”，是东方体育运动的重要特征。由于它以身体的内部活动为主，辅之以外部运动，所以带有肌肉剧烈收缩的动作并不太多，而且在具体的动作设计上讲究缓慢、动静结合，强调“形随神游”、“澄心如镜”、“静悟天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之中几乎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纯粹追求外在身体理想美的运动方法，也没有发展出职业性的比赛，即使有对身体的关注，往往也是为了借此称赞它所体现的内在气质精神。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它们主要依附于其他社会活动之中，相互之间未形成紧密的联系，因此也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与之相应的方法论。西方人渴望通过体育运动修饰外形，获得强壮的体格和健美的肌肉线条，因而在西方体育文化中，大多数运动项目都需要人体大肌肉群的参与，而且程度非常剧烈。西方体育热衷于通过不同的体育项目对人体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训练，从而获得人体各部位机能的全面提高。比如在跑步、跳跃、投掷、摔跤、体操等项目的运动中，人们分别锻炼了身体的头颈、手臂、肩胸、腿等部位，进而改善人体的运动水平。同时，西方体育重视对身体结构、运动方法的科学探索，注重对人体解剖和生理机能的研究，在运动方法上遵循力学原理，追求符合人体科学和比赛规范的对抗与竞争。因此，西方体育文化体系有严密的科学理论研究作为基础，有严格的体育运动竞赛规则作为规范，还有运动场地器材设施的精密设计作为支撑，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与其无法相媲美的。

二、中西方比较体育文化共同点

中西方体育文化虽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也有不少共同点。主要表现在：

1．共同的体育文化基础

西方的体育自古希腊以来，就把追求和平、公正的运动精神作为根本目标。比如古希腊的伊斯利城邦与斯巴达人共同签订的“神圣休战条约”，条约规定处于战争中的各城邦在奥运会举行期间暂时停战，共同参加神圣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保证运动会在和平的环境下顺利进行。奥运会的参与者们包括运动员和裁判员在内，比赛前必须到宙斯的神像前宣誓，保证遵守比赛规则，公平地参加各项比赛。古代奥运会所标举的“和平”、“公正”的体育精神，为近现代西方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近代顾拜旦在古希腊奥运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奥林匹克主义”，其核心原则是力求使体育运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因素”。“奥林匹克主义”的提出将西方体育引向了维护和平与公正的发展轨道，现代社会这一体育精神在各项赛事和运动会中得到继承与发扬，和平的比赛环境与严格的规则规范确保了每一位选手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对决较量。中国本土的传统体育虽然没有像西方体育那样经历由古代奥林匹克向现代奥运会转型的过程，也没有明确将和平、公正作为运动的宗旨，但是在儒、道、释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无时无处不表现出贵“和”与尚“礼”的特点。比如规范武术行为的武德便是源自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武林的众多流派无不以武德为其宗旨。这种遵守礼法规范/以“和”为贵的原则，实质上与西方体育一直贯彻的“公正”与“和平”原则在精神上颇为契合，所以就像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铸就了西方体育精神一样，东方的伦理思想也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2．共同的体育文化理想

现代社会一般是以真、善、美三个方面来评论人格价值的。真、善、美的统一，是最高的人格境界。现代体育以其变化莫测的结局、恢宏的气势、优美的艺术性塑造着人们理想的人格。现代体育的竞技性决定了“公平竞争”是它的灵魂，人们在相同规则的制约下，必须通过自己真实的技艺，才能取得胜利，赢得观众的认可和赞美。现代体育把人生过程常遇到的成功、失败、挫折、艰辛、泪水和欢笑等悲欢离合，融注于短短的瞬间，使人们一次次去经受各种意志的考验、心理的冲击，体验到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痛苦。它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人们追求新的希望、新的理想和新的人生。体育还为人类塑造着美，它不仅有像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健美操等审美特征很强的项目，而且任何体育项目都蕴含着动作、形体、姿态等美感因素。无论是直接投身于运动过程或是观赏一场体育比赛，人们都会感受到生命跃动的活力，领悟到人生奋斗的快乐，得到美的享受和陶冶。现代体育以其特殊的方式，使人们在运动中得到真、善、美的熏陶，不仅使人们身体健康、充满活力，而且使人善于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发现美、欣赏美、享受美，培养出美的情操，塑造出美的心灵，使生活充满情趣，在促进人们身体和精神完美的同时，使人格得到完善。理想人格的塑造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对于在儒、道、释思想互渗互融的文化氛围中逐渐成熟完善的传统体育来说，如何在体育活动中锤炼个体的人格精神，提升内在的道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体育的特点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启迪心智，教化情操，使身体修养和道德修养二者兼备，共同塑造理想的综合性人格。显然，其塑造方式主要是通过个体的修炼来完成对道德品格的培养，精神境界的升华。在中国传统的体育活动中，无论是武术还是太极，乃至各类养生方式，都是在活动过程中极力实现内与外、德与体的协调与统一，简言之就是既要体现“仁”之精神，又要谨守“德”之原则，还要追求“勇”之品格。因此，中国传统体育的终极理想目标就是通过德体合一、身心兼修的体育活动，塑造融合了儒、道、释理想的综合性人格。

3．共同的体育文化目标

篇10

教学内容是保证教学发展、实现育人功能的必要前提，其过程是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思维发展，并为学生以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的过程。教师在教授课程时必须以此为依据。分析化学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化工检验专业学生开设的必修课，其目的在于通过让学生了解基本的化学知识技能时，能够独立使用化学基本的实验仪器，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内容中，理论教育占据了教学内容的主导地位，而真正通过实践的教育相对而言少的可怜，无法达到教学应体现的实用性。并且中职院校学生基本知识基础薄弱，因而对理论教育无法提起兴趣。并且在之前学习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基本知识的过程中已经充分运用到了相应的理论知识，再将精力花费在学习理论知识上反而显得多余了。分析化学所需要做的实验是定量分析实验，这个实验要求学生保证实验结果的精准度，因此这对学生能否对实验的各个环节和步骤熟练程度提出了要求。所以教师应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帮助学生能过熟练使用分析仪器。针对分析化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我们应该精选介绍基础知识的教学内容，加大实验教学的力度。

二、选择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方法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对他们的学习效率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如何培养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的关键因素则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相比已经拥有一定的生活经验的中职学生来说，他们对于一般事务的处理能力已初步形成。想要培养他们的求知欲关键则在于将实际生活与教学内容相结合。比如在进行色谱分析的教学中，可以通过引入检测运动员兴奋剂的方法进行教学。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化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这不仅加深了学生理论知识的印象，更加能提升学生的思维发展能力，面对生活问题的处理更能得心应手。分析化学的教学内容应将重心放在引导学生重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的结合，将理论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把操作技能的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在做实验时，在一些合适的环节中适当改变实验内容，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拓宽实验范围课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实验的兴趣，达到意想不到的课堂效果。如在用配位滴定法测定水的硬度时，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取水样。水样可以不尽相同，蒸馏水、纯净水、河水等等不同的水质都可以用来做样本。并针对不同的样本产生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鼓励学生研究分析几种不同水样的水质特点，让学生从实验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从中找到乐趣，而不是一味的按教材内容去做，失去了实验的目的———调动学生操作积极性。不仅拓宽了实验内容，增长了学生知识，又达到了教学效果。多媒体工具对于在教学过程中提高教学效率，提升学生学习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像分析天平、酸度计等在分析化学学习过程中所需用到的是比较复杂的分析仪器，其使用方法比较繁琐，很多方面需要学生去记忆，如果一味的按照课本讲解去教导学生使用这些仪器，学生根本无法有效的记住一些注意事项和特别规定，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如果在实验过程中为学生讲解，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