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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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都市社会，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还应该了解地域文化与乡村社会。我曾经有2个假期在法国各地乡村漫游，这对于了解法国的区域社会与乡村经济大有好处。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法国比较注意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不同政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及政党之间的博弈。我感觉不同派别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以外，总体上也都强调公民义务。民主社会除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公民随时都准备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深层的文化是建构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法国就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中相辅相成。

篇2

浪漫主义是1790～1850年之间在欧洲兴起的一股思想界、艺术界和文学界的思潮。德语浪漫主义文学大量涌现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头30年中。一般来说，浪漫主义有三个阶段：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中

心处于耶拿；中期浪漫主义，中心在海德堡；晚期浪漫主义，中心在柏林。代表作家有弗雷德里希・施莱格、路德维希・蒂克、诺瓦利斯、E.T.A・霍夫曼等，他们深受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

影响，作品情感丰富，童话色彩浓厚，想象力丰富，有时带有奇幻甚至恐怖的色彩。

同前一时期的启蒙主义对理性的偏好相比，浪漫主义更加崇尚情感。在19、20世纪之交，浪漫主义扮演着重头戏的角色。让我们从历史、社会和文学的背景探究，浪漫主义出现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么。

同时，由于与启蒙主义根深蒂固的联系，我们会将其与浪漫主义对比，通过它们之间的相悖和相同处来更好地理解这一背景。

人们说，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都是哲学家。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文学创作同理论反思的联系更加紧密。很多作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崇尚写“进步的总汇诗”，也就是包含一切、并不断变化

上升着的文学。哲学思想在他们的作品和断简残篇中处处可见，哲学思想和心理分析方法处处穿插。对他们来说，知识永无止尽，只可能继续发展。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浪漫主义同其他文学思潮的区别

，尤其是被人视为与其“相反”的启蒙主义思想。

18世纪，英国和法国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处于工业革命兴起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初期。而此时的德国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德国的土地上甚至没有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

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没有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30年战争让它开始分崩离析，当时的社会没有统一的、进步的思想，德国人都纷纷仿效英、法两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将之视为时髦。

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在一段相对沉默的时代之后，各国都爆发了争端，法国大陆上燃烧的革命战火，开始席卷欧洲，如同法国有拿破仑，英国有尼尔森，德国也需要一个拯救者。而此时德

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缓慢发展，市民阶级悄悄崛起，渐渐有了自己的力量和愿望。

浪漫主义星期的另一个原因是市民阶级的形成和上升，他们是传播艺术和文学的主要力量。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使得市民阶级有能力读书、欣赏音乐，去剧院和音乐厅，原先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市民阶级

也有了更高的诉求。

启蒙主义时期，将理性视为最高原则，鼓动大批来自较低社会阶级的年轻人涌入大学，接受教育。在大学里他们生活朴素，渴求能够进入上层阶级，改变命运；教授们教他们要自爱，发展个性。这些促

使他们进一步提升对社会的希望，但进入上层的大门却总是紧闭，于是他们渐渐成为中间的一级，对现实也愈加不满。

接受过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发现了启蒙主义思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它的允诺大失所望，开始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带着想要改善自身阶级的现状的愿望，他们渐渐形成了与启蒙主义思想相反的

世界观，这种最初的思想被人们称为浪漫主义。它与任何一种文学或文艺类型都不同，在德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放弃了雄心，回到现实。另一派是虔诚主义，崇尚神秘和宿

命论。当时这种情况带动了各种各样社会和哲学理论的出现。从这些理论可以直观地看出当时人们对启蒙主义的理性至上的反思以及对于情感的崇尚。

研究者一般认为，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就像一段绳索的两头。因为它们是如此不同：一个推崇理性、光明、现实和社会革命，反对宗教，另一个则推崇感情、幻想、浪漫和保守，反对政治。看上去这二

者没有一处相契合。但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不应只简单地用“相反”来描述这二者的关系。

恩斯特・卡希尔认为，浪漫主义在方法论上是继承启蒙主义的，并从中汲取了精华思想。浪漫主义是在批判和研究中，以启蒙主义为基础，渐渐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者接受了启蒙主义者的世界主义的

理论，将其写作原则、自信和谨慎特点同自己的浪漫主义幻想结合在一起，作品呈现出广大而又自由的一面。他们反对法国革命，却在文学作品中继续发扬了这一精神，简单来说，没有启蒙主义的“进

步的总汇诗”，没有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乌托邦的梦想，浪漫主义就不会存在。

同时，浪漫主义者并没有极端地反对理性。奥古斯特・威廉海姆・冯・施莱格在他的《论文学、艺术和时代精神》中指出，理性与想象拥有同样的创造力，也是万能的。因为理性追逐统一，想象丰富多

彩，因此他俩看上去完全相反，但是人类的基础却是由二者共同构成的。这一点清晰地表明，德国的浪漫主义是把理性看得很重要的，只是认为理性不应该作为人类的单一精神出现。理性与想象之间的

关系是辩证的，只有共存才能展现人类精神存在的完整性。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浪漫主义有个重要出发点：二元论。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如同光和影，好与坏，已知和未知等等。他们被费希特的辩证主义哲学所影响。他们所否认的，是启蒙主

义对于理性地位的绝对化。这种二元论还奠定了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讽刺。因为讽刺存在于自我否定之中，否定不是消灭或破坏，而是创造的过程。

正如之前所提，浪漫主义在一开始甚至是赞成理性的。事实上，重点问题不在于承认或否定理性的存在，而在于理性的多样化。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极端主义理性和个人理性之间的战争。

如果将理性外化为所有人都认可的东西，人类精神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虽然启蒙主义照亮了浪漫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它主要涉及的还是英法两国的代表者，而非德国自己的。一个理性的现代化社会会压抑个性健康发展。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不应该只是理性的，还应当是自然

的。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理想社会的模型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不太现实，他们的追随者却忘记了这一点，仍旧想要努力使这个社会成为可能。这激励了德国乃至其他国家政治运动的发展。

浪漫主义者认为，虽然理性主义崇尚知识和科学进步，承认人能够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却会走入极端理性的死角，把人类世界观带向功利主义。赚钱成为唯一的生存原则和动力，进而使人道德败坏

，阻碍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强调内心经验的丰富和自由的浪漫主义，不乐于见到工业化的情景，不愿意看到教会与世俗的分裂，纯粹理性最终导致怀疑论的出现，浪漫主义者之所以倾向情感，也是由

于他们开始对理性产生质疑，他们想要在理性和情感之间找到和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发展。他们并不完全否定理性，而是强调了情感的必要性，想要扭转极端理性已经日趋危险的方向。

总的来说，浪漫主义的兴起是有其社会、历史和哲学背景的，这一切都构成了它兴起的文化背景，撇开启蒙主义的话，我们无法畅谈浪漫主义的特点，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与理想相悖的糟糕的现实使

浪漫主义者意识到，纯粹的理性给人类与自然、生存与理想之间撕出一个巨大的裂缝，、人际冷漠和市民阶级的无力使人们倒向了情感一方。

参考文献：

[1]梁锡红，《十九世纪初德国社会转型期与浪漫主义的矛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9，第14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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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的想法有不同吗？如果你将东方定义为亚洲大陆，将西方定义为欧美，那么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全球化促进了思想的融合与标准的统一，但实际上，东西方对公正、信仰、自由、社会地位和价值的定义大相径庭，即使同一个国家内也是如此，更别说一个地区了，因此我们需要为社会和谐开展持续的对话。

已故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中，将全世界分为四大当代文明：西方、穆斯林、远东和非洲。对布罗代尔来说，地理、社会、经济和思维方式界定了文明，而不是文化。

布罗代尔对文明的研究非常及时和重要，因为在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论文和著述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即在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西方的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军事主义和中国的主张之间，存在权力转移的平衡。亨廷顿相信，“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欧洲在竭力应对自己的欧债危机时，全世界球迷都在高清电视机前看欧洲杯决赛直播，为西班牙和意大利加油。

对东西方在哪些地方存在差异的讨论一直富有争议，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正开始追问西方是否正在衰落。我最近参加的各种金融危机后果分析会给了我答案：虽然是逐渐发生，但我们仍可感受到对当今主流西方经济学整体思想基础的重新评价。

当前的分析框架起源于17世纪法国数学家笛卡尔，他开创了通过局部研究可完全理解整体行为的现代科学思想。这一思想导致了科学学科的专业分工，集中于理性、归纳性和线性分析，将大部分问题分解为易于管理的部分，以发现其中具有预测能力的统计关系。

与之相反，东方思想一直是整体、多样、中庸和复杂的。印度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2005年《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中阐述道，“印度多种信念与观点的盛行，绝大部分来源于对非正统见解的包容和对话，无论是显性或隐性的。”无所不在的非正统见解是印度思想精华。

已故剑桥汉学家、生物学家李约瑟是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学者中最为著名的专家，他认为中国思想的关键词是在一个庞大“有机体”中的“秩序与格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实践家们都立足于整体系统的语境进行思考，这一系统由“阴”（负）和“阳”（正）二元力量推动，二者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系统思想家和生态学家卡普拉指出的：“分析是指将事物拆开以便于理解它；系统思想则是将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但群体行为显然会与个人行为有很大不同，甚至往往背道而驰。整体不仅仅是部分的加总。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正是如此。

系统思想的问题在于多维、复杂和非线性的预测要困难得多。这可能正是为什么东方思想一直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和不科学的。幸运的是，超高速计算机、复杂非线性代数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挖掘人类行为的“大数据”，因此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图像观察市场结构和变化过程，如金融市场中呈现出某种形态的大规模交易，有些有序，有些混乱，反映出市场的变化过程。

这些数据图使我看到，随着西方债务市场金融化的不可持续，金融危机实际上将全球性重大系统变化的痛苦进程合为一个整体。西方以外的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中的市场，反映出了西方模式和经验的另一面，在什么有效和什么无效方面，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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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博物馆;生态理念;景观;建筑

1生态博物馆释义

博物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通过研究博物馆的发生、发展过程,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窥视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博物馆从最初单纯的原始形态演变为现代多功能的文化机构,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生态博物馆是在原来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中保存和介绍人类群体生存状态的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生态博物馆被称为“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活标本”,是国际博物馆界开发的一种新的博物馆形态。

受传统生态系统思想的约定限制,人们对于“生态”一词的理解首先还是映射到自然生态知识的相关方面,所以对于“生态博物馆”一词的真实含义和实质思想的理解就显得及其重要。生态博物馆不是指和自然生态相关的博物馆,其关注点不在于自然生态,而是社区和居民。“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的前缀“eco”是指社会环境均衡系统

1971年第九次国际博物馆会议,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197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联合召开的圆桌会议讨论认可了生态博物馆的确切定义,并且和区域性或社区性博物馆相关联,此定义为最初的“里维埃拉定义”。经过1978和1980年修改,1980年生态博物馆的定义被普遍接受,被里维埃冠以“一个进化的定义”。定义中强调的主要内容有公共机构和公众参与的观点;镜子和工具的观点、时空特征和遗产特征;实验室、学校和保护中心三功能等观点。

我国著名博物馆理论专家海先生认为,“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产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及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使之和谐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

生态观、有机结合观、地域与本土观、回归自然观等等都是生态建筑的理论构建部分。

2生态博物馆的成长历程

生态博物馆是创造于环境保护论取得长期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针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绿色运动的产物。法国是生态博物馆理论的最早实践地。1971年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蒙特索矿区生态博物馆在法国建立。

我国对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安来顺先生将生态博物馆一次翻译进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生态博物馆推向实践建设的时期。中国大陆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199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邀请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著名博物馆学家海教授和挪威著名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隆先生同贵州省博物馆专家一起在贵州考察后建立的六枝梭戛乡生态博物馆,保护一支只有4000多人的民族苗族-长角苗。

中国自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的十多年来,至今(2009年底)建成14座生态博物馆。

随着“生态博物馆”一词被世人逐渐熟识,出现了一些以生态博物馆命名的机构,如宁夏六盘山生态博物馆、长白山生态博物馆,其关注点集中在自然生态,而是社区和居民,因此不能视为生态博物馆。

3生态博物馆在景观方面的认识

我国对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对象属于传统乡土聚落保护对象。

东南大学余压芳博士借用美国学者阿摩斯.拉普卜特在《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一书中对建成环境及意义的研究中所使用的理念,将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分为固定特征因素、和非固定特征因素。固定特征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的空间形态、建筑、街道坝场和标识景观等。半固定特征因素包括家具、室内陈设的布置和类型、沿街设备、花木、服饰、传统手工艺制品、广告牌示等因素。非固定特征因素指的是场所的使用者或居民以及其他无形的因素。传统乡土聚落的文化独特性表现在半固定特征和非固定特征景观因素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生态博物馆的保护行为可以有效的影响乡村聚落景观化过程。

乡村景观化指传统乡村聚落从传统的居住使用功能向兼具美学价值和游憩观赏功能的景观过渡的过程。传统乡村聚落在乡村景观化过程中,旅游的关注使传统乡土聚落景观的价值外延提升,但当“价值提升”效应扩展到一定程度并导致大众旅游行为的发生,景观品质的退化就相应开始了,原生态的环境遭到破坏。传统乡土聚落在乡村景观化过程中的品质“提升”与“退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4生态理念在博物馆建筑方面的认识

生态理念的提出是博物馆事业发展到新阶段的需要。我国博物馆学著名学者海也指出:“生态的理念应成为我国博物馆建设中的一种指导性的理念,贯穿于博物馆的环境、建筑、室内功能等各方面。”

4.1环境

现代建筑大师赖特早年主张“有机建筑论”,认为建筑应从属于自然环境,如同自然界的生长物一样,成为大自然的和谐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台湾建筑师论丛》中就有文章说:“景观建筑将大地及景观视为一种资源,并依据自然、生态、社会与行为等科学的原则来从事规划和设计,使人与资源彼此间建立一种和谐、均衡的整体关系。”博物馆建筑要贯彻生态理念,需要重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融洽协调。确定合理的建筑规模,建馆时必须对馆址周围的环境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光照、风玫瑰、微气候环境、排水模式、土壤成分、植被、水资源等情况。排除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充分利用其中的有利因素,因地制宜地利用环境,创造环境,并从建筑的体形、体量、尺度、格调、色彩、气氛等方面去考虑与环境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建筑必须与自然环境融合,尤其是具有特殊自然环境的基地,更是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情节因素(如水、山等),往往在这种条件下,空间的情节性更容易塑造,也更容易体现。融合环境,充分保护与利用自然环境,因地就势,体现出建筑在此环境中自然生长的状态。

4.2建筑

博物馆建筑及场地的营造,在技术手段的使用上应该适度和恰当。应最大限度的利用地方材料和使用适应当地生产力的建造技术,因地制宜、有效的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并加以适当的加工形成最朴实无华的建筑材料。

在博物馆建筑中,将环境引入建筑的作法应用较多,可选用当地的自然材料;将建筑室内的一些空间有意的暴露到自然环境当中,造成自然雕琢的痕迹。总之,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使之相互融合,互为衬托,甚至把建筑就当作自然界展出的作品一样。如安藤忠雄先生的许多作品就都是建在山地、水边或是人为地引入自然的环境,将自然的灵性带到建筑空间当中。这种自然界与生俱来的伟大力量是任何后天建造的环境都无法轻易比拟的,它给我们带来的事件是最自然、最真实的。

4.3室内功能

光影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财富,给我们的审美需求带来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光影在博物馆室内还起着导向功能,在许多建筑中为了产生有尺度、规律的光影效果,通常采用高侧窗或顶窗的采光方式。这样形成的采光井通常都会影响到博物馆室内空间形式和外部造型,形成其独特的空间形式和外型,如旧金山艺术博物馆、金贝尔艺术博物馆。

路易斯・康对于光线的关注由来已久,他认为,艺术作品应当在自然的光环境之中被欣赏,以便空间达到一种“人―艺术―大自然”相互融合的环境效果。金贝尔艺术博物馆由一系列的拱形空间连续排列组成,大多数拱顶空间都采用了连续的天窗进行顶窗采光。整个拱顶形成一个发光的面光源,散发的柔和光线形成了整个博物馆明亮、均匀的空间环境。同时,路易斯・康利用拱顶的结构,在两端设置了小型的弯曲玻璃槽,使得空间更为明亮和生机勃勃且不带入眩光。

5结论

最初接触到生态博物馆一词是时,以为在建筑中运用生态理念的博物馆就是生态博物馆,只是把生态博物馆作为一栋建筑,一座与自然生态相关的博物馆,从未意识到生态博物馆的关注点是社区和居民。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命名为生态博物馆的机构,将其关注点集中在自然生态,与一般意义的生态博物馆不同,不能视为生态博物馆。通过本研究使大众认识到生态博物馆的涵义,揭开生态博物馆的神秘面纱,使民族文化遗产得到更多的关注,促进民族社区的发展。认识到生态理念在未来博物馆建设中应处的地位,加大博物馆建设中生态理念的运用。

参考文献

[1] 安藤忠雄著.《安藤忠雄论建筑》[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1月

[2] 李丹.博物馆建筑空间中的情节性 [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4

[3] 戴志中,杨震,熊伟. 建筑创作构思解析――生态.仿生[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

[4] 周浩明,张晓东. 生态建筑:面向未来的建筑[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5] 余压芳.生态博物馆理论在景观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以西南传统乡土聚落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06

The Research Of Ecomuseum And Ecological Concept In museum

YUAN Guan-mei , YUAN Hong-ye

(1: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Jilin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Changchun,China,130021;2:)

篇5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篇6

    论文关键词 法社会学 学术脉络 法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方式

    法社会学通常是指研究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的学科,这是在最普遍意义上的概括。当我们更进一步研究其背后的学术发展脉络和学科分歧的时候,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由于对法社会学定位的千差万别,所以当我们论述其研究对象的时候,自然也就需顾及这些不同的言说方式。可是除了照搬其言说之外,自然大家都再清楚不过:真正的学问就隐藏在此后,只是需要我们前去挖掘。

    下面就从法社会学的学科源起和发展以及中西两个进路上来给以论述。

    一、西方法社会学的学术起源和发展脉络

    法社会学的学科起源,首先要介绍的是西方法学学科的出现,这是16至17世纪的事情。此前漫长的中世纪法学并没有成为独立学科,它只是附庸于西方教会法传统神学的一部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兴起了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浪潮,其中尤以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为甚,亚式的学科分类逐渐为今人所承受。而当宗教改革风声日近时,西方各界对于教会垄断一切学术的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法学遂逐渐脱离神学,成为现代科学的主要学科。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法国的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巨着《论法的精神》,其中就对有关法律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经济日用等因素的关系作了初步但精辟的论述。虽然在此时还没有“法社会学”的说法和概念,但孟式的研究方法却在无意间给后人提供了一条隐没于文明大潮之下的大道。这种对于法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遂成为后来法社会学的雏形,也在此时给予了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最初步的概括:亦即“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随后的欧洲,随着法学独立学科地位日益稳固,也出于其学科地位的初建,所以作为学术热点,跟随而来的研究论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为相互区别的两大有关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便是英国的梅因和德国的萨维尼。

    梅因的研究是在长期实证考察基础上进行的。他通过对英国的法律审判的实践考察,最后总结出其后的背景因素和相关性,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审判的实践深刻地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并且受到其决定性的影响。梅因先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都体现着明显的实证倾向。在他的论述中,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体现为:法律及其实践的社会背景。

    而相近时期的德国历史法学派大家萨维尼则从民族确信与文化传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法律制度设计与变迁的影响,从而探索了法律制度对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表彰作用以及法制的社会根源。在他的研究里,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体现在:民族确信与文化传统和法律的关系问题。

    当然,仅从此看此二者实质上是在我们后人的角度上进行了所谓的法社会学研究,因为那个时候法社会学还没有被作为一个学科分类或研究方法被明确提出。前人的研究也往往只是偏于一隅。

    此后马克思的研究可谓是西方法社会学发展道路上的独辟蹊径者。马氏根据物资资料生产方式决定论的观点,在经济基础的研究上探讨了法律制度的起源以及社会效果和功能等问题。他的论述主要着重于对法律的功能性价值及其经济基础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和前二者均不同。

    因此由上述三种研究方式来看,在西方19世纪末期,法社会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学界对于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总结起来可以表述为: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法律与法律的社会效应的研究总和。这还是一个很宽泛的表述,但日后的法社会学发展却无意的印证了这种观点。

    上述阶段仍是法社会学的雏形。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其学科建立以及分类融合大发展阶段。

    1913年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出版了他的着作《法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着重提出了“活法”观念,亦即在社会中实际发生效用的法律。全书分九章,依次是:法的概念、规范、法的事实、国家与法、法条、正义、法学派、法的变迁、方法等。从此中可以看出埃利希在研究中逐渐偏向法律制度之外更广范围的制度和因素研究的方法。他的着作从此确立了法社会学在西方的独立学科地位,其被称为现代法社会学的创始人。而他的研究进路则是一条偏重于社会学言说方式的法学学术。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同时提起另一位西方大师:19世纪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从他起,继法学之后,社会学也实现了其独立学科地位,并开始长期“攻城略地”,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同时扩展,不断涉及诸多传统学科,法学也不能“独善其身”。

    与埃利希同时期对法社会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当代西方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的着作《法律社会学》就对作为国家制度的法律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实体法制度、主观权利、客观法律、制定法、法的类型、法律的形式性质等。体现了一种忠于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方式,并确立了西方法社会学研究的另一条路径:着重法律制度本身研究,以及与之相关作为边缘现象出现的社会因素考察。

    综上所述,学术界逐渐显现法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上两个彼此互异的观点或研究方式:一则侧重法的进路,即研究与法律规范有关的边缘现象,从法律职业者的角色出发看问题,重视法律的功能效用。我们也可称之为“基于社会学的法学”。这种研究方式在欧洲很普遍。在美国则是另一番情形:这里的法社会学研究学者中社会学者占到60%之多,研究方式也着重从广阔背景和多样脉络中考察法律现象与本质。作为一种观察者角度出现的美国法社会学所进行的研究被人们总结为一种“基于法律的社会学”。我们从二者的名义差别对二者研究方法和学科的定位差异也可以略知一二。

    在二战结束后,全世界都开始反思以往的文明和制度,学科融合的研究方式倍受青睐,法社会学获得长足发展。其发展趋势就是:强调互动关系和涵义甚于强调恒久制度和功能。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更是推动了这一过程。法社会学研究开始摒除孤立的法制观念,探讨社会与个人对审判司法的影响,立意取消恣意,维持司法客观与中立。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就是把法治运行放在整个社会所有参与者的交涉论争与沟通合意场景之下探讨的。这种后期逐渐成为西方法社会学研究主流的观点,最终实现了对埃利希与韦伯谱系的相反相成和另辟蹊径,是集故往之大成。

    英国学者罗杰·科特威尔就曾在其着作《法律社会学导论》中表达了“法律社会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胜于学科分类的观点。这种观点与当前西方法社会学的研究至今未能形成内在一致的理论结构的现实是有关系的。从长期学术实践出发,把法社会学着眼于作为研究方法而非拘泥于学术分科对于做好实际的学术研究,其好处是不言自明的。法学和社会学都是地位颇为坚固而研究范围广泛、方法众多的学科,法社会学作为交叉学科实际上在现实研究中走的一直是一条“兼而有之”的道路。

    在洪镰德先生的《法律社会学》中,对于过去那种太过专注法律制度内部逻辑自足和自我循环论证的弊病也有精彩的论述。从此之中,把法律与社会互动的实然面作为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才是比较中肯的观点,而且也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在法社会学的创始之后,跟随埃利希的足迹,众多的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都对其研究对象表达了与上述论述类似的观点。比如以霍姆斯和庞德为代表的目的性法理学就对于以往法学的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提出了批评;以詹姆斯和杜威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则在宣扬排除死守法律逻辑推演之不足的工具主义;涂尔干提出的法律和社会连带关系说,把法律看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多的从功能角度去看待法律的价值,从而把法律从神坛之上请到了人间。

    所以当西方法社会学发展几个世纪后,其学说也越来越偏向从更广视角的研究,即从韦伯视角走向了埃利希的视角。但在这里我们不能下结论说韦伯的研究方式出了问题。而是应该同时看到,其实只是在《法律社会学》这本书里,他站在了一个更加“法学家”的立场,但是他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社会学大家,甚至还有过所谓的“社会学决定论”的观点。所以可以知道韦伯也不是没有认识到社会学对于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埃利希则是一位正统的法学家,他的学说着重于对于法律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我们由此知道:只有真正的学术大师才可以走出自我身份和学识的局囿。这无疑是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在。

    到此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法社会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应定位于广阔社会背景之上的法律现象与本质以及相互关系。

    二、法社会学在我国的学术起始和发展

    我国的法社会学研究因为传统学术内涵和研究方式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所以在后续的发展上出现了学术引进较快,但研究实力不足,社会实践基础不够的扭曲结构。

篇7

绩效评价体系中的评价主体与评价指标的确定对于评价结果极为重要，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及法国研究生与我国的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和评估指标，提出增强评价主体的独立性和建立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对教育层次要求的不断提高，我国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不断扩大，高校研究生培养经费配置的问题日益突显，为明确提高研究生培养的效率以及效益，研究科学可行的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势在必行。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的高校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体系最为典型，而绩效评价体系中的评价主体与评价指标的确定对于评价结果极为重要，通过比较分析这三个国家对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的评价主体和评价指标，可以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投入及其绩效评价提供借鉴经验。

一、美国、英国及法国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与评价指标

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经济对于人们的教育层次要求越来越高，各国政府为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高层次的教育越来越重视。研究生作为更专业、更高层次的教育阶段，必然会受到高度重视。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美国的研究生学位包括学术学位、专业硕士学位以及专业博士学位。英国在原有的学术研究生的基础上，很多技术类高校也进行研究生教育培养，还发展了修课式研究生和部分时间制研究生。法国也用不同的方式来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面对迅速发展的研究生规模，研究生的质量保持是研究生培养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各国的政府以及教育专家在探索建立有效的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体系，为研究生培养绩效提供量化工具。

（一）评价主体。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体系主要根据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建立，而绩效评价主体则根据研究生培养的绩效评价目标而确立。而各国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具有各自的政治文化特色，从而形成不同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1、美国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根据美国的宪法规定，研究生培养主要由州政府管理，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研究生绩效评价，而美国各州的管理方式、法律各不一样，并没有统一的全国标准来评价全美国的研究生培养。这时，社会评价机构成为了美国研究生培养评价的主导力量。比如，全美研究生院委员会、美国大学协会下属的研究生院联合会等专业协会通过制定研究生教育的全国性标准，评价美国各研究生教育绩效，提出改进方式，并进一步修订标准。此外，社会新闻媒体、民办机构与私立评价团体也是美国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评价机构都会根据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水平的发展进行不断的改进，并依靠专家评价等方法，保证了评价结果的权威性。而高校的自我评价同样不可缺少，在社会机构和州政府进行评价前，美国高校通常先进行自我评价。这时，美国各大高校则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开始自下而上建立起常规的自我评价制度，来诊断该校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从高校内部保障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虽然政府不直接参与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但州政府通常会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社会评价组织的鉴定评价结果代替审批，认可社会鉴定组织等形式间接参与评价中，为社会评价机构的研究生培养评价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和保障，并提高了社会评级机构的权威性，从而形成社会评价为主体，政府支持保障，高校自我评价为基础的评价主体关系。2、英国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英国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主体的特点是由高校自我评价演变为高校与政府为主，外部社会评价机构积极参与。早期英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较少，加之英国高校传统的高度自治性，政府和社会通常不会关注研究生教育质量，高校在研究生培养评价中扮演主体地位。随后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大，政府及社会公众对英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要求也在加强，促使研究生外部评价机构出现，从而使得硕士研究生评价主体趋于多元化。根据英国高校自主管理的传统，已经形成了从校到院、系、所的分层进行内部评价，再由高校的学术团体和专业协会来进行检查和审核来加以保证。而政府通过建立评价中介组织和机构对研究生培养进行监控，通过把拨款与这些机构的研究生培养评价结果联系起来，从而日益加强政府对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体系的影响。3、法国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法国早期是以政府评价为主导的研究生评价体系。政府在教育评价中起主导作用。法国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的集中统一管理。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正式成立法国国家评估委员会，该机构的评估结果具有社会参考价值，最重要的是独立于政府，具有完全的行政自主，也独立于各研究生培养机构。这时法国才正式构建由政府、高校和社会三者共同组成的质量保障体系，共同承担起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

（二）评价指标。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体系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评价指标，通过评价指标的设计，可以明确研究生培养的绩效评价目标，并为提高培养绩效、优化教育资源提供方向。而各国各个评价团体都具有各自的专业特色、评价需求，从而形成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1、美国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指标。Burke和Serban（1998）统计总结了美国11个州研究生教育经费拨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包括投入、过程、产出和成果评价。投入代表了用于支持研究生培养的人力、财务和物质资源；过程是指提供培养教育的过程及方法；产出包括提供教育培养后的结果；成果是指一系列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在这4大类的评价指标基础上，美国的《改进高等教育绩效的策略指标体系》把指标分为13个次类，70多个指标。它们是财政资本指标：收入及结构、支出及结构、资源及留存、捐赠与投资、发展；物资资本指标：房地产、设备及消耗；信息资本指标：图书馆、计算机；人力资本指标：学生、招生、教职工、学费与资助、研究。目前，美国高校教育绩效指标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肯塔基州的高等教育系统管理绩效指标体系，包括教育质量（普通教育成果、学位教育成果、学术成果、师生发展机会等）、教育培养（学生保持率、毕业率、合作教育计划等）、机会均等（就业、招生）、经济发展和成果质量（劳动力培训、工业和雇主满意度、科研、社会服务）、协调与倡议精神（校内合作、计划、预算和评价的结合、设备管理等）5大类25个指标，包含了整个研究生教育阶段应当实现的目标。2、英国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1985年英国的贾勒特报告将高校的绩效指标分为三类：内部指标、外部指标和运行指标。其中，内部指标反映了学校方面的特征；外部指标反映了高校所设置的学科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运行指标反映了学校的资源利用效率。1986年，英国副院长和校长协会与大学拨款委员会联合工作小组将绩效指标划分为输入指标、过程指标和输出指标三大类，其中输入指标主要指高校可利用的资源、人力和经费情况，是对高校现有办学条件的客观反映；过程指标主要指高校可利用资源的使用率、管理行为和组织行为情况；输出指标指高校通过办学科研等活动最终取得的成绩与产出。英国的莫里斯报告把绩效指标扩展为4个方面13条：规模和效益指标（学生人数、完成课程、学生成绩、附加价值、用人单位满意程度和质量概况）、收入水平指标（收入来源指标、设备资金来源指标和建筑来源指标）、效率指标（输出消耗指标和师生比）、资金来源指标（公共基金占总收入的比例、私人收费和公共资金的比例）。该指标规定了涵盖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评价以偏概全，最大限度地坚持评价全面性原则。英国的高等学校预算管理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联合工作小组编写的《英国大学管理统计和绩效指标体系》中的评价指标对其预算管理做出绩效评价。目前，这一指标体系是英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比较全面的资料。3、法国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法国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指标是由国家评价委员会和大学校长会议共同界定和讨论的，评价所采用的主要评价指标有：学校声誉、师资质量与博士点规模、学生情况、研究资助、论文著作统计与质量等。法国对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的评价不仅仅是对各个高校教学科研及管理的评价，也是通过分析各大学的情况，着重评价整个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综合运行水平，也是对法国硕士研究生教育政策的评价。

二、我国现有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与评估指标

（一）评价主体。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主体包括政府、社会、高校，因此它们在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影响着绩效指标的确定。但是，政府在整个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体系中占据着重大比例，限制了社会和高校评价主体作用的发挥。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于高校教育管理的要求在改变，政府也在逐步转变教育管理模式，将对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绩效评价权下放给社会评价机构，但是大部分社会评价机构是依据政府对高校管理的评价而进行评估的。比如“985工程”“、211工程”等类型的高等学校是由政府部门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其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明显多于其他高等学校，而大部分的社会机构评价都依附于这类等级评定确定，缺少独立的绩效评价体系，也无法影响政府、社会公众对高校的评价。而高校自我评价同样大多应付政府的绩效指标，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尚未真正发挥高校自主评价认定的体系。

（二）评价指标。由于我国对于研究生教育投入进行绩效评价的时间还很短，目前并没有权威的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只有少数学者专门研究了高校财政教育投入绩效评价指标，樊秀娣（2007）选取了一所具体的大学作为研究依据以给出详细且有针对性的绩效考核指标与体系，选取了较具代表性的一所大学（同济大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整个学校有关绩效方面的要求安排做出相关考核，最终完成了《同济大学办学质量白皮书》。应望江和李泉英（2010）重点以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考核框架的研究与设计时，特意将师资力量与学生教育的发展、科研团队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等作为核心考虑因素。陈华和张延清等（2011）认为构建具体的考核框架是需要将所涉及到的相关指标分别占有的比例大小来考虑进去。陈建国（2011）在进行考核框架指标的选取时，分别从投入、产出以及效率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考虑，最终建立健全的考核框架。徐航和李小红（2014）通过对广西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了一至三级，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共性指标分别从目标管理、组织管理、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等四大方面对试点单位进行绩效评价；个性指标根据试点单位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分别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条件建设、服务社会等方面对试点单位进行评价。我国目前采用较广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方式有三种：（1）质量改进式评价，强调评价过程与质量改进过程的结合，主要在于动态地评价硕士研究生教育过程的主要学术和管理程序，确定硕士研究生教育是否遵循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标准和质量原则，工作过程是否持续地服务于提高硕士研究生教育绩效；（2）绩效指标评价方式，针对硕士研究生培养所有主要方面确定并开发一系列核心指标，基于这些指标与实际过程对照的结果来评价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3）学生测评评价方式，以输出学生质量评价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方法。

三、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的建议

（一）增强评价主体的独立性。通过分析英美法的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主体，大多属于间接管理，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绩效评价，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进行绩效评价。因此，我国在进行研究生教育投入绩效评价过程中需要增强评价主体的独立性，利用社会中介机构、教育部门管理人员和整合各大高校绩效评价专家，组织建立独立性强的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主体，形成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之间的互相评价体系，由政府管理部门对该主体进行资质认证和监督，保证专业评价团体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在评价结束后还应定期披露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的结果，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检查。

（二）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机构，其投入和产出都不能仅仅使用单一的资金来计算衡量。就投入而言，高校的资金投入需要被转化为课程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文化建设、学科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中间投入，经过整合之后送达产出终端。就产出而言，高校的产出包括科学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这些也都不是可以使用单一的资金的方式来计算衡量的。因此，在选取其投入与产出的评价指标时，需要充分地考虑高校在投入与产出这两方面的内容及其特殊性，尽量相对全面地涵盖高校办学投入产出的全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1］樊秀梯.高校管理体制建设的一个开拓性尝试———同济大学开展校内院系办学绩效评价的实践与思考［J］.评价与管理，2007.1.

［2］应望江，李泉英.高校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及应用研究———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

篇8

本书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先生所撰写的，这也是我阅读关于该作者的第一本书，与《清代地方政府》、《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关注与地方政府的总体运作与宗族作用相比，其落脚点放在了更为细微的环节，即偏向于中国基层社会司法运行的方面。再进一步说，即民法的实践和表达。

（一）清代法律官方表达的迷雾

正如黄宗智在导言当中所说，本书的出发点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清代法庭是不是真的很少审理民事纠纷？好人是不是不打官司，而法律诉讼的增多只是由于奸诈之徒和邪恶的衡门骨吏的无中生有，挑唆渔利？再如，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一个法官？

作者以一一否定的态度回答了这些问题，并进而提出了“清代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官方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既矛盾又统一”①这一中心论点。他认为正是我们单纯的理解官方表达的条文及官方意识理念，因此才会产生这些疑问。那么理解这一论点，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所谓的官方表达以及实际运作究竟蕴含了怎么的一副画面。

从官方表达来看，构成这副画面的正是书中所提到的国家的两幅面孔，即严父和慈母，这是国家一开始就摆出的自我形象。这个父母官的形象正是中国传统法制深受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影响的一个融合体。在法律制度上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精华而塑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法律体制。

当国家在作为严父出现时，体现在国家官方的表达中便体现为所具有的法家的严肃一面，君主总揽大权，人民没有独立于君权的权利，表现为一套犯禁惩罚的条规中。并将一切儒家社会理想都付诸于作为载体的条文之中，从而成了这个社会最高理想的集中体现。当然这些条文体现在有清一代的律例中也并非完全是理想化的道德说辞，也包含了比较实际的一面。

此外，清政府认为，相对于刑事而言的民事，是中央政府根本就不关心的“细事”，完全不应诉至公堂，民事诉讼不仅不多，而且是不应当有，即使有，也是受了不道德的讼师讼棍的唆使，良民是不应涉讼的。而倘若遇到这样的景象，县官采取调处的方法，也应主要是用道德教化，而不是以法律断案。这种宽容的举措自然离不开其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种文化渊源也使中国自古法律制度的实行都有别于西方，而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或者说是某种背离性。使官员在治安管理的过程中有了更大的走展空间。这种教化的宽容带有一种历史的特殊性在其中。展现了儒家理念中仁慈的一面。在基层社会主要体现在县官担任的父母官的角色，特别是在处理案件中“断之以情”的一面。

但是否地方官真的很少过问民事？事实上，黄宗智在本书第四章中便阐明了这一事实，即清代的审判制度是根据法律而频繁地并且有规则的处理民事纠纷。他用巴县、宝坻以及淡新档案，都说明了这一点，在二百二十一件经过庭审的案子中，有一百七十件（占百分之七十七）皆经由知县依据大清律例，对当事双方的一方或另一方作出明确的胜负判决。这种情形在三个县中无一例外。②因此作者认为以律而断的事实实际上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本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对清代官方表达与实践操作一致性的肯定。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清代法律实践过程中不仅大量受理民事案件，而且大都是依律而断的。

（二）清代法律制度的补充：第三领域

此外，作者认为有清一代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并不只是官方审判，儒家教化思想仍然贯彻其中，只是这个主要的贯彻者交给了民间社会力量，譬如基层自治社会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宗族社会调解体系等，同时，清代这种宽严并济的国家统治政策事实上为社会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契机，从而引出了其另一个主要的观点，这就是“第三领域”在司法审判中的存在。

在理想状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代表“国家”（或官方） 的州县，虽有囊括一切的职责，但许多领域的实际管理却是交给“社会”来操作的。③这是一个由国家法庭和民间调解相互作用组成的互动空间，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介于国法与审判，妥协和调解之间的这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区或宗族的民事调解发挥着主要作用，其为自发的，并得到县官默认并秉承其基本意志的主要民事调解机构。承受政绩考核的县官不可能将精力完全投入纠缠不清而又连续不断的民事诉讼中，因此县官也有受理与否的决断权，而宗族社会中，其自发的运作体系又恰能包容所谓民事的范围，因此，官府有时候更宁愿小事化了，让官司止于调解阶段。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政绩考核的压力，也符合“调之以情”的儒家所倡导的对人民的教化。更何况，民间调解其妥协之上的特点，其“情理法”的运用，最终也是为了在一个朝夕相处，紧密组织起来的社区内维护族人和邻里之间和睦的关系。因此，二者也是存在目的上某方面的统一性的。相信了解这样的前提让我们更易于了解第三领域存在的合理性。

但我们应明确，有相当数量的人仅仅是把告状当做在纠纷中向对方施压的一种手段，而官府所采取的立场则成了达成调解方案的部分底线。但在第六章中，作者也提到了两种不同的调解形式，其文提到相对于宝坻――巴县型而言，在社会分化更高的淡水――新竹型中可能民事调解更为繁复，往往对于官府的判决一再申诉，因此被视为不稳定的因素，有“南省刁黠最多，无情之辞，每出意料之外，据事陈告者不过十之二三。”的说法。当然调解并不总是双方的妥协，如果是非对错显而易见，调解可能像是判决，是对的一方得到明确的“胜诉”但又会对败诉的一方保留一点面子。

那么第三领域的存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地方的低诉讼率，而这与对腐败诉讼体系的望而却步又有多大程度的关联？从个人而言，我认为作者从已知材料所得出的结论是肯定了第三领域在降低诉讼率的效用的，而对诉讼体系的腐败却作出了反驳，地方事务的管理者们的无能以及衙役胥吏营私舞弊都被认为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反而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将其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妥协的目的。

二、书评

一本好书的诞生，犹如一块石子被投入湖中，总会激起许多波澜，《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也是如此。其出版后所引起的争议不断。再此我将就我感兴趣的几个问题做简单阐述。

（一）“情理――法律”之争

事实上，就清代法律审判准据的研究长期以滋贺秀三和黄宗智为代表。但我认为他们二人的判断都过于绝对。受韦伯“卡迪式”审判的思想的影响，滋贺秀三认为清代法律实践是以“情理法”为准据的，而且是非实定性的，他认为在“国家的法律或许可以比喻为是情理的大海上时而可见的漂浮的冰山。”④ 平心而论，滋贺秀三以欧洲诉讼形态为参照系来为法设定标准并不客观，黄宗智虽然通过他的论述阐明清代法律社会依律而断的事实，纠正了滋贺秀三对于情理法运用的夸大，但由于将法律与情理截然分开，忽视了律例不能涵盖超出且超出律条之外的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交往原则也陷入了某种狭隘的立场。

针对二者的争论，里赞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他认为理解州县审断的关键既要看州县审断使用了何种依据，更要看州县为何会如此灵活地运用依据。⑤如果把州县审判视为地方官“治理过程”的一部分，那么这种依据就是以化解纠纷，维护地方稳定与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根据具体需要综合、灵活运用具文之法，情理之法，以及经义大法进行纠纷裁断的政务性活动。因此他认为“律例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利器罢了”。⑥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我们不应当将州县审断以西方理论生搬硬套，而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实际，州县审断在当时的社会中可能只是政务而非司法。黄宗智虽然尽力想摆脱西方中心论，但在竭力寻找类似西方司法中依法而断的事实中却又陷入了西方中心论，因此他所参照的也仍是西方诉讼体系。

杨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影响了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并且最终扩展到整个欧洲，而西方的史学同样要求摆脱中世纪的宗教色彩，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之下追求新的发展、新的突破。本文主要要讲的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及其特点，和它对欧洲传统史学的超越和影响。

关键词：文艺复兴 西欧史学 特点 超越 影响

中图分类号：G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翻越阿尔比斯山脉和远渡重洋之后，不但影响了欧洲大陆上的法国、德国，还影响到了英国，并且最终扩展到整个欧洲，其影响遍各个领域。当中世纪的大幕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之下谢幕时，西方开始步入近代，而西方的史学同样要求摆脱中世纪的宗教色彩，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之下追求新的发展、新的突破。

一、文艺复兴前的西欧史学。

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欧，基督教笼罩了社会上的一切，宗教与政治结合，政教合一的体制，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和教会的腐败等对西欧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学也不例外，“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了”，基督教神学史观的制约与束缚，使得史学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迟缓”②。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

14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与发展，不仅要用火与剑为自己开拓道路，也要用笔和舌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从意识形态上向封建主义旧文化发起挑战”，这就是文艺复兴，欧洲思想家“冲破了天主教神学的牢笼，抛弃虚妄的、禁锢思想的宗教史观”，批判《圣经》，“狠狠打击一犹太教和教会史为核心”的史学，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从现实出发，把‘人’和‘人的历史’记载下来，撰写出大批的战争史、政治史、建筑艺术史、人物传记以及文化史等等”。③

1、意大利。“以意大利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史学突破了基督教神学的牢笼，开拓了史学世俗化道路。史学家们用人的观点考察历史，从社会现象的因果联系上来解释过去”、“他们摒弃了基督教史学以上帝为起点历史分期法，代之以前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阶段的分期法”， “改变了借历史宣扬教义的治史态度，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关心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历史研究和编撰不复为教会和封建社会上层任务所垄断”。④

2、法国。“16、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扩展到阿尔比斯山脉以北欧洲地区，宰相西欧诸国辐射过程中，纯粹意义的‘古典学术复兴’特性逐渐消弱，相反，君主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宗教改革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形态，人文主义与上述思潮碰撞、重叠、融合后，失去了主体性意义，仅弱化为其中一个元素”，“具体表现在，历史学科学意识的崛起、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结合、疑古精神与文献校勘学的兴盛”⑤。

3、德国。15世纪德国的一些城市建立大学，成为古典研究队伍的集中之地，一部分历史学家开始以新的思路重构德国过去。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对德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宗教论战中，历史学未能置身事外，导致其仍然在宗教框架内徘徊，德国的历史学仍未摆脱神学。

4、英国。英国离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意大利也相距甚远，文艺复兴的浪潮波及英国较晚，玫瑰战争之后，都铎王朝实现中央集权，英国的文化事业才在国家的倡导和扶植下发展起来。尤其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为人文主义者活跃的中心，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传统的原因，英国人文主义者对于复兴古希腊罗马的辉煌不太感兴趣，反而更有兴趣致力于英国自己的起源和发展。

三、结语。

在文艺复兴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欧洲史学，是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与中世纪的史学传承与发展，有背道而驰，也有一脉相承，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并且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对古典史学和中世纪史学的超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权，否定神权，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把矛头对准基督教史学观中的神本思想，不再以上帝史观作为撰写历史的准绳，重新将“人”摆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古典的人本史观经过一次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回到了历史著作之中。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史学对古典“人”的超越表现在：一、对人的理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眼里“人并不象古代哲学所刻划的那样根据自己的智力作用在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创造自己的命运，而是像基督教思想所刻画的人，是一种具有激情和冲动的生物”⑦，对“人”的理解实现了超越，大有追求人性永恒的气魄；二、突破命运的“束缚”，人不但可以了解自己的命运，并且可以改变，甚至征服它；三、史学“实用主义”上升到了新的台阶，当史学脱离宗教改变奴隶的命运后并没能正真的遗世独立，时代赋予了它新的作用，政治与历史的紧密结合，使史学的工具化更加严重；四、“世界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地理大发现，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重新的认识世界，世界史的概念更加清晰的展现在历史学者们面前，如波丹在《理解历史的便捷方法》中就指出人类史应以人为主体，他把整个世界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试图创立以人为中心的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学说。⑧

2、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的特点。首先，史学的世俗化。史学的世俗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史学创造不在为宗教垄断，有条件的人，无论你富裕或是平穷、高贵或是低贱，都可以进行历史创作；历史学基本脱离神学（除德国外），不在处于奴隶地位；人本精神渗入史学，神学史学观遭到了抨击，代之的人本主义史学观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其次，史学方法及理论的进步。在史料方面，开始注重史料的考证和辨伪；在理论方面，从横向上看“世界史”成为一种时髦的写作方向、区域史流行起来，从纵向上看对于历史的分期开始打破四分法，古代、中世纪、近代史的概念被明确的提出来。最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出现新的问题。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结合使我们看到历史的一部分社会作用，更重要的是历史学与哲学的结合与渗透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发展。

3、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首先，丰富了历史学的内涵。这种丰富包括由理论和技术的两方面。其次，开创了“工具历史学”。纯粹的历史学可以说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在文艺复兴之后很多时候历史学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作为最后的目的为人们所用。最后，历史哲学的滥觞。培根将哲学和历史放在一起后形成后世历史学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历史哲学。

注解

①本文简单介绍的是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这几个西欧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

②张广智著：《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96页。

③李红著：《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浅析文艺复兴时期萌法的当今哲学、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思想》，《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9期，第54页。

④谭英华著：《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更新》，出版社、出版日期及年代不详，来源于中国知网，第28-29页。

⑤张井梅著：《嬗变与转型：文艺复兴后期法国史学析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来源于中国知网，第43页。

⑥冯英著：《人文主义历史观对古典人本主义的超越》，《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1月，第20卷，第6期，第58页。

篇9

自从1665年法国议院参事戴.萨罗所创办的《学者杂志》与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哲学汇刊:世界各地有创造才能者当今的探索、研究和劳动的若干总结》出现，学术期刊已经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学者杂志》于1938年停刊，而《哲学汇刊》一直出刊至今，所以它被国内外学术界与期刊界公认为世界卜创刊最早并且寿命最长的学术期刊。我国学术期刊的出现要晚于国外100多年，创建最早的是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察世谷每月统纪传》，属于最早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应科学研究发展之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刊物存在形式，是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承担着思想文化和科技成果的传播功能，承担着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示范作用，是学术创新与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并且与学术研究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学术期刊评价则是学术期刊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学术期刊自产生起，就成为人们获取和了解学术研究最新进展的重要载体之一。学术期刊产生初期，期刊种类比较少，数量也不多，依托其承载的各种学科信息相对容易获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科技文化事业的突出猛进，学术期刊种类以及所承载的文献量急剧增长，据资料显示，1971年世界各国出版的期刊总数已经达到约20万种，科技期刊有8万种左右<<}。面对诸多的文献数据，如何更快、更有效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成为学术研究人员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筛选出影响力大、利用率高的期刊，使研究者快速、方便、有效地获取学科研究领域内价值较大的信息数据，成为文献学与信息情报学学科研究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学术期刊评价应运而生。因此，一般认为，学术期刊评价是学术期刊发展到一定阶段，出于研究者对文献信息的迫切需求而对期刊进行筛选的一种行为，它是信息发达的必然结果，是学术期刊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要求。

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1934年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提出的“文献聚散定律”开启了期刊评价的先河，出现“核心期刊”概念。我国期刊评价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践行都要晚于西方，并且也都源自于西方。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核心期刊概念的引人，评价实践则兴于1981年《世界图书》杂志主编陆伯华对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选并刊发了专辑。我国学术期刊评价发展至今已基本形成了两大主要体系，即政府主导的定性学术期刊评价与各学术团体主导的定量学术期刊评价。

(一)政府主导的定性期刊评价

政府主导的定性期刊评价工作始于1964年，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编译出版委员会出版的《检索类期刊质量要求》为标志，该文件对期刊的政治质量、编辑质量以及印刷质量等方面进行规定。1988年，新闻出版署出台的《期刊管理暂行规定》进一步提出所有期刊都应遵守的规范与标准，为后期学术期刊的评价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期刊评价应是“合格评价”，主要是对期刊质量、编辑出版过程和发行服务质量等进行系统检查，通过对期刊进行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使各类期刊互相学习不断提高期刊质量。1992年，原国家科委颁发了《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这是从国家层面提出的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第一次由政府的期刊评价体系12]，该体系提出四个评价标准，即政治标准、学术标准、编辑标准和出版标准。1994年，原国家科委在对该评价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础卜又颁发了《关于颁布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的通知》l，〕，1996年又出台了《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这两个由政府部门制定的标准，成为我国此后较长时期内进行各种期刊评价工作的重要指导准则，并对我国期刊结构的优化、期刊编辑质量的提高以及学术期刊的品牌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各行业组织、学术团队主导的定量期刊评价

政府主导的定性期刊评价关注更多的是期刊的管理，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对期刊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然而这与社会对学术期刊的功能期望并不一致。学术期刊本身就起源于科学研究社会化交流的需要，没有社会对学术交流与学术思想传播的需求，就不会有学术期刊的产生，社会性是期刊存在的基础，也是期刊发展的源泉。因此，学术期刊的发展理应与社会期望相一致，对学术期刊的评判更应该把其能否实现社会功能、满足社会期望以及实现满足程度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学术期刊评价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基于学术期刊评价的社会性需求，学界开始引进“影响力”概念对学术期刊进行综合评价与社会定位，这在一定程度卜反映了学术期刊社会功能的实现以及实现程度。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此为标志，全国大规模的期刊定量统计与评价序幕由此拉开。目前国内期刊界、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有七大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分别为:(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首次编制出版;(2)《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每两年一次;(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出版;(4)《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制出版;(5)《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出版;(6)《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03年由清华大学图书馆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首次出版，当时名称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2009才更为目前名称;(7)《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并出版。

三、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对学报产生的影响

(一)学术期刊评价制约了高校学报对本校学科建设的带动作用

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自己校名命名、主体反映本校科研的刊物，是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最新数据统计，全国学术期刊中由普通高校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有1000多种，学报占据500多种。高校学报已成为学术期刊阵营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关键，学校能否快速发展，关键取决于学科建设的成果。学报对学科建设具有很大带动作用。首先，高校学报通过宣传学科建设成果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高校学报凭借自身学术信息平台能及时将各学科尤其重点学科的学术成果迅速传播，带来良好社会效益，学科的影响力得以扩大。第二，高校学报通过优先发表本学科相关学术论文，及时报道对该学科研究进展情况，对该学科的学术研究方向起到引领作用，形成学科特色。第三，高校学报作为科研信息交流平台，使学校教师与科研人员从中获取更多相关学科的信息，掌握本学科研究现状以及发展前沿，有利于在此基础卜快速研究出新成果，推动学科向前发展。根据目前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期刊层次由高到低依次是国外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期刊、国内专业性核心期刊、国内其他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因此，高校校内的作者往往优先投稿于专业性核心期刊，并且在核心期刊论文奖励制度的引导下，非核心期刊的高校学报也很难吸引到本校内的优秀稿源，无法发挥反映学报的窗口功能，也限制了其推动本校学科建设的作用。

(二)单一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使学报办刊定位不清

高校学报是高校依据本校学科特点主办的学术性期刊，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即学校涉及的主体学科专业，在学报刊发文章中都有体现。教育部对学报的定位使它具有了学科众多的“综合性”，但同时造成高校学报“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建设、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对此问题，教育部于2004年开始倡导“名栏”与“名刊”工程，其目的在于鼓励学报彰显各自特色，提倡学报摆脱学报界出现的同质化、栏目雷同、大拼盘的局面。学报界开始向特色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有些高校学报的特色栏目得到很高评价人选“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如《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的“三农问题研究”，但其中不乏一些地方特色的研究由于参照统一的期刊评价标准，从而该特色栏目对于学报整个影响因子的提升贡献很小，挫伤学报发展特色栏目的积极性。如《丽水学院学报》特色栏目“舍族研究”虽然许多文章是由该研究领域的名人专家所写，学术质量过硬，但在2010-2014年刊发的所有相关研究的论文中，最高下载频次与最高被引频次都不理想。而专业性期刊的影响因子远远高于学报类期刊。在此导向下，许多高校学报为了提高影响因子，进而把“专业化”作为办刊目标。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为了走专业期刊道路，已经明确不再接受非“国际关系”学科类的投稿，学报反映本校教学与科研成果的社会功能也逐渐丧失。足以看出，高校学报在发展过程中定位不清，盲目徘徊，在“综合性”、“特色化”“专业化”中举棋不定，没有明确一致的指导思想，反而为迎合当前与资源分配密切相关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偏离科学合理的轨道，扭曲了学术研究的本意。

(三)完全量化的学术期刊评价制度使高校学报学术性渐行渐远

199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中第二条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可见，高校学报的本质属性在于学术性。然而，目前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基本都采用数据统计方法，以被索量、被摘率、被引率、载文量以及影响因子等作为数据遴选指标，高校学报的内容本是涉及本校各个学科领域，具体到某一学科领域内发表的论文数量自然是无法与专业期刊相抗衡，所以学报在引用率与被摘率等方面的指标数据都偏小，自然也就很难成为核心期刊或排名靠前者。众所周知，当前学术期刊评价与学术资源分配密切关联。高校内外任何一位学者所能拥有的全部资源，如职称的评定、科研项目申报、研究生指导资格以及国家和社会所能给予的种种荣誉与地位等等无一不是与所的多少以及所发论文期刊的级别密切相关。一些高校实行的重奖核心期刊论文制度是最好的例证。期刊界内评价学术期刊级别高低也是以影响因子的大小、载文量的多少等数量指标为依据，当前的各种学术期刊排名榜都囊括了卜述量化指标。在此导向下，高校学报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特征，非核心期刊的高校学报为能进人核心期刊方阵中，都在努力迎合核心期刊的一些遴选指标，通过各种方法甚至不正当手段如互引、自引或者花钱买引用等提高各种影响因子和统计指标。有些高校学报甚至改变办刊宗旨，纯粹围绕“核心期刊”指挥棒调整栏目，却放弃自身多年培育并发展起来的精品栏目以及重点科研优势，其结果使高校学报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离，坚持学术质量与学术价值的办刊理念演变成为追逐“名家名稿”“热点焦点”被引被摘等影响力的功利性诉求，高校学报的学术性本质渐行渐远。

(四)外部评价的主导性导致学报在高校内的边缘化发展

高校学报身处高校，但与高校其他部门相比有明显的区别。由于高校学报水平是由外部评价机构根据学报往年相关数据来裁定，而且虽然学报编辑部行政事务管理权属于主办高校，但在业务层面更多是由新闻出版部门管辖，因而难免出现学报编辑部门的工作未能引起主办高校领导的充分重视，最后形成学报编辑部在高校内被置于边缘化发展的局面。在1998年教育部颁发的有关高校学报管理办法中曾明确指出，“学报编辑人员属于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学报编辑人员在职务评聘、考核评定、项目申请等方面应享受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的待遇”。并且之后于2002年教育部又印发相关文件重申了学报编辑人员属于高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学校应该重视，并给予其与学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同等待遇。但从各个高校学报的发展境地来看并不理想，很多高校无视文件规定，学报编辑部门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状态，在编辑部的编制卜一再设关卡，许多编辑的职称评审受分配名额限制而迟迟不能评聘，在科研项目申报以及出国访学等项目申请中也都没有把编辑人员考虑在内，使学报编辑队伍人员感觉没有发展前途，对或缺人员难以引进，即使在岗人员也人心不稳，影响了整个学报编辑队伍的健康发展。总之，外部评价体系的主导性以及学校对学报编辑部门管理的多重性使学报部门在高校发展中备受漠视。

四、学报应对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发展对策

(一)正确定位，利用优势学科办出学报特色

定位是给事物明确一个位置，它是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期刊定位是期刊创办者根据市场情况，确定期刊的办刊宗旨、读者对象、主要栏目以及主要内容。定位是一种期刊区别于其他期刊的明显标志，只有定位准确，才能显示出自身的价值，才能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一般期刊是这样，高校学报也亦如此，并且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期刊群体，其定位应与学校的办学理念以及发展目标相一致。总体来讲，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有综合类院校与专业院校之分，高校学报办刊应根据所在高校的发展目标而确定自身定位，然后在同类高校学报中争创一流。对于专业特色比较明显的专业院校，依托本校多年学科专业性优势，办成专业性期刊也是顺利成章之事。而对于诸多综合性较明显的高校，专业设置较多并且重复，如果要办成专业性期刊一是没有条件，二是也没有必要，并且也不现实。这类高校学报应深人了解本校重点学科现状，依此明确本校的学科优势以及潜在发展方向，进而在栏目设置时向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倾斜，同时适当兼顾新兴学科建设，办出特色。同时，学报的特色栏目又可以推动优势学科建设。比如，河北科技大学的省级重点学科是化工专业，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围绕本校的化工学科发表了大量化学、化工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不仅有力地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同时该学报在化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也逐渐得以扩大，影响因子也大幅提高[4]0

(二)努力创新，坚守学术质量生命线，杜绝学报学术失范

学术质量是高校学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高校学报必须努力提高学术质量，以高质的学术性刊物来发挥对本校教学与科研成果的传播交流作用，发挥对本校学科建设的带动作用，进而提升学报在高校中的地位，使学报能够良性循环发展。然而，当前学报学术质量的评价采用与所有学术期刊统一的评价体系。出于功利性需求，学报以评价指标作为办刊导向，过分注重指标的统计数据，导致学术不端、学术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学报学术质量大打折扣。因此，学报要努力创新，坚守追求真理、宣传真理的精神，以服务于学术研究为宗旨，以提高学术质量、提高学术水平为办刊目标，为学界营造良好的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研究氛围，拒绝刊发低水平重复性论文，采用双向匿名审稿制、编委会集体定稿制等方法采用稿件，坚决抵制人情稿、关系稿、造假抄袭稿，杜绝学术腐败的滋生。学报编辑部应建v.权威专家对稿件的匿名审稿制度，以达到客观、公正筛选稿件，保证学报稿件的学术质量;学报必须引进培养优秀的编辑人才，学报刊文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稿源，另一方面还决定于编辑人员的素质，编辑人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文字功底深厚、科研能力强、信息收集能力强等方面的素质，只有具备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才能保证学报办刊水平和学报质量的不断提高。

(三)正确认识学科差异，尝试依从学科特征评价，改变量化准则

在当前各种期刊评价体系中，影响因子都被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量化指标，因而各高校学报也把影响因子作为一普适的学术期刊评价工具进行评价，然而这实际卜并不科学。因为不同学科具有自身不同的特点，其学科领域论文的影响因子也是千差万别的，尤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法学等学科的论文受关注的程度往往高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一些基础学科的论文，因此在被引用的相关数据卜，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不同高校的优势学科、学科传统以及学科结构是不同的，必然所主办的学报对卜述两类论文的比重划分也会很大不同，结果出现注重基础研究或者文史哲学科的高校学报处于不利地位，而注重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学报处于有利地位，两者之间影响因子的差别有数倍或十倍之多。为了能有效地抑制给学报办刊带来的不良导向，采取分学科评价更有意义，这样可以避免把学科研究规律差异带来影响因子的巨大差异等同于学报本身的质量差别。

(四)遴选学报评价专家，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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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 涂尔干 道德 教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社会结构深刻变迁、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与离散化，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儿童、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新世纪以网络为首的虚拟媒体大行其道，也与学校、家庭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儿童、青少年的价值观。鉴于此，如何通过道德教育重塑儿童、青少年价值观，成为教育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涂尔干的教育思想，以现代性社会为背景，对涂尔干的教育思想重新梳理，期待为中国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智识资源。

一、现代性、社会与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作为当今社会重大问题，是随着现代性变迁而出现的。无论是在西方或是中国，教育在传统社会中都受着当权者的思想禁锢与社会结构的制约。在西方传统社会，神学与信仰主宰着人类的基本意识取向，人们的生活与交往由于受神学信仰的规制，越轨事件极少发生，道德从而从未成为中古世纪的主要问题。再者，知识的获取必须通过教会的僧侣集团，他们垄断着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此类状况持续了多个世纪，直到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个体，作为自身的主人，开启了理性为王的时代。正如康德所言，什么是启蒙，“dareto know”，个人敢于运用自身的理性去寻求真理。同时，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促使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一定存在着普遍真理，而且，这种真理也一定能够为人类所掌握，从而为宇宙间的事物与现象提供普遍性答案。

个体理性的申张与工业革命大幕的拉开，加速了社会流动，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载体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趋于瓦解，正是在这里，开启了涂尔干关于“社会”作为专门学科研究的大门。传统社会中，个体从属于群体，群体生活有着自身特有的规范对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进行调整，并对失范行为作出处罚，生活的秩序有着自身的轨道与整合手段。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传统社会的规范受到了现代性变迁的巨大挑战，社会失范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在传统道德资源式微的状况下重建社会团结，就成为涂尔干思考的重大问题。

涂尔干对于社会本身的来源与走向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其早期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或是《自杀论》以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专著都集中讨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道德秩序问题。在涂尔干看来，人类生活从来就存在着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不但规范着传统社会人类的基本行为，也是社会团结的基本纽带。社会变迁导致了传统纽带的衰弱，引发了社会大量的失范行为，要寻求对社会道德的重新整合，就必须重建社会中介团体，特别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作为连接个人与国家的纽带对社会秩序重新整合。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也是涂尔干晚年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可将涂尔干的教育思想视作其社会理论的延续，道德教育思想也正是在社会传统道德式微的前提下重建社会道德的方式之一。

二、涂尔干道德教育观的再审视与评价

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并非局限于教育本身，更是为分化社会危机涌现开出的治疗药方，对其思想的深入了解必须明确三个问题：第一，道德教育为什么在现今社会如此重要？第二，道德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第三，社会作为整体与道德教育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的？

道德教育的问题指向集中于变迁社会中失范行为的增多，传统社会道德纽带的式微所作出的时代反应。现代化的变迁消解了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社会开始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化，社会空间内的人口密度与精神密度都快速发展，传统的压制法与道德资源已经无法为社会提供有效的规范方案，压制法逐渐让位于恢复法。所谓的恢复法，即是将事物恢复到其本身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压制法或是恢复法，都不过是修复社会失范的手段而已。在涂尔干看来，也正是分化社会的道德式微，才造就了当今失范行为不断增加。作为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社会是否就只能从属于市场社会的契约主义个人呢，个体相对于社会而言真的具备优先权吗？涂尔干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社会本身就具备自身的神圣性，社会永远优先于个人。涂尔干通过《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从澳大利亚图腾出发，从而完成了其对于神圣性的论证，即社会本身限于个人存在，社会自身的神圣属性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神学衰落的时代，在现实社会里，通过道德，重建社会的神圣性。道德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整合社会分化、加强社会团结的重要工具[1]。

涂尔干对于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与社会学》、《道德教育》以及《教育思想的演进》。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现在以德育教育为讲课题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教育学者看来始终占重要地位，更因为它在今天显得特别紧迫”[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对于道德教育的论述中，涂尔干肯定了教育本身的地位，对教育紧迫性的强调也正是对社会失范与道德缺失现象的回应。在《道德教育》一书中，他分别从世俗道德、道德要素以及怎样培养道德三个方面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回答。涂尔干对教育的回答，既是着眼于法国社会现实，也是为未来社会的道德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期待着能够在世俗社会中，通过道德教育，形成新的社会团结，从而重建社会的神圣性。

那么，究竟道德包含着哪些要素呢？道德教育的实践指向必须为道德本身服务，在涂尔干看来，道德包括了三种要素，分别是纪律精神、群体依恋与自主性的培养。

道德的首要要素是纪律精神。纪律作为规范手段，能够纠正个体的失范行为。涂尔干生活的法国，正经历着现代性的巨大变迁，特别是市场化的高速扩展，货币使用的普遍化，促使人类行为与道德受到了极为严峻的考验，人类行为开始偏向于量化思考，货币提供了将所有关系都化约为数字符号的可能，更加威胁到传统道德。对于纪律作为道德的首要要素，其内涵在于，通过纪律这种手段，我们可以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学会对欲望进行控制。伴随着市场化所造就的生产力大幅提高，人类的欲望也随之增长，如何在欲望与道德之间建构起个体约束的普遍性工具，纪律的教育必不可少。纪律不但对个体的行为起到规制作用，在学生时代所形成的纪律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格的长远发展。所以，纪律精神必然为道德的首要要素。道德也因此具有限制和抑制的功能，所以过多的财富很容易会变成不道德的根源。

道德的次要要素是建构个体间的相互依恋。正如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城邦，作为基础的生活单位，可以促使个体未开化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马克思也指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道德的起点就是社会生活的起点。人的发展与生存离不开群体，人总是生活在许多群体之中，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文明的全部财富的生产者和贮藏者，没有社会，人就会降至动物的水平，道德当然也无从谈起。涂尔干道德教育中道德的第二要素就是建立起个体与群体的相关性，纠正自由契约论作者所谓的原子化个人的道德理念。市场化与理性化催生出的个人主义既是现代性急剧扩张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消解传统道德的有效武器。在市场化社会中，原本脱胎于群体生活的个人，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脱离了传统的道德纽带，并有进一步成为社会团结威胁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立起个体对群体的依恋，首先可以促使个体能够将个人的努力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使双方的目标趋于一致，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总体发展贡献个人的力量；其次，群体与个体间的依恋也会形成一种道德与纪律的规制，个人在越轨或发生失范行为时，群体能够对个体形成较强的道德压力，提高个体的道德素养，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失范行为的发生；再次，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社会本身的神圣性在涂尔干眼里不言而喻，也正是要通过建立起个体与群体的依恋，才能使社会的神圣性成为可能。

道德的第三要素就是自主或自决。涂尔干对于自决的理念来源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个体要合乎道德的行动，仅仅遵守纪律和效忠群体是不够的，不管是出于遵从规范还是忠于集体理想，我们必须对我们行为的理由有所了解，而这种了解也就蕴含了自我与自决的意涵。儿童、青少年在学校还未能建立起固定的人生观与社会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行动一定要在学校或家庭的严厉规范之下，儿童、青少年本身具有自我学习、自我思考、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自我理性的运用是儿童、青少年获得自主和自决精神的过程，具有启蒙意义。

总体而言，涂尔干的教育思想是基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视角下出发，在面对社会失范行为频频发生的背景下重整社会团结的重要手段，但是教育在西方思想界的功能与作用也一直在历史的变化中不断定位，不断调整。教育，原来作为家庭的私人事务，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课堂被从家庭转向了公共场域，基本而言，是由国家来代以实行的。近代国家的教育观的改变主要由两个基本前提构成，第一，将学生的潜能尽最大可能发挥出来。以帕森斯观点视之，即通过教育作为选拔人才与甄别人才的手段，将个体放置于适于其能力能够充分发挥的地方。第二，教育也是国家总资本成长的重要方式。国家总资本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作用巨大，特别是科学技术理性的不断伸张，人力资本成为了国家间极为重要的竞争要素，而生产力发展所依托的科技理性必须要依靠教育功能才能实现。教育成为了形塑现代文明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

三、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与中国社会：简短的总结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既是对现代转型社会中失范问题的担忧，更是为了社会的未来，将道德教育视为重建社会的重要方式。今天，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巨大变迁，以涂尔干理论为基础，也可以对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加以诊断，并塑造中国社会的神圣性。

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建立在普遍道德基础上的文化社会，儒家思想化约了家庭与国家间的紧张，重新建构了家国一体的道德体系，并为社会与个人的行为提供了普遍规范。道德，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社会运转的基础理念价值。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变迁，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传统共同体的示弱，道德问题已经跃然成为中国社会健康运转的首要问题。而这种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的道德危机不只是出现在社会，作为社会的子系统，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儿童、青少年也正经历着普遍道德缺失的考验。各个媒体也竞相报道关于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失范问题，比如校园暴力问题，留守家庭道德教育缺失问题，甚至有部分儿童、青少年为了网络游戏而残害家人的事情发生，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也足以引起社会的警觉。从这个角度而言，涂尔干的道德教育问题不只是19、20世纪初的法国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经历转型而面临的问题，对于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的回溯，当然也不能只留于表面，而是通过对其理论资源的提取从而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服务。

同时我们也应明确，正是因为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结构与发展阶段不同，对于西方的教育不能全盘接受，应更多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应更多注意教育与社会变迁与社会价值的关系统一，从而加以批判与吸收。现代教育的道德功能在很多西方后现论家眼里成为了一种规训工具，以福柯为例，福柯通过对疯人院、监狱与课堂教师等微观空间的考察，认为微观权力无所不在地蔓延在现代社会，而作为人的主体性早已被权力建构，从而无法发挥出人的全部潜能。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物质性成长，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本真的创造力为代价得以实现的，这一点特别要引起中国教育的重视。这也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现代的教育更要注重个体的主体性的发挥，实现个体的潜能，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中央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