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建筑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11 03:07:3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建筑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科学中，对称性指的是研究对象在某种变换或操作下保持不变的性质，因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谓对称变换是对称操作的结果。在平面中，对称操作只影响对象的几何学性质的变换，即对称变换仅涉及到设计的结构。同时，也允许反演对称操作并使对象重新回到原点。在艺术中，对称性常与平衡、形状、形式、空间、秩序、和谐以及美感等相联系。最早意识到“对称”在二维平面设计中具有辅助作用，并努力使“对称”原理应用于设计实践的人是英国利兹大学纺织系的物理学家H.J.Woods。在20世纪30年代，他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并通过可视化的图形符号，解析对称在构建图形结构与设计过程中的辅助作用。从非数学研究的角度看，由OwenJones所著，出版于十九世纪初的《装饰原理》一书，似乎最具影响力。分析介绍了大量的图案与装饰，并根据不同的时期、民族区域和风格将图案与装饰进行分类，该书对图形与对称的研究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和推广作用。从数学研究的角度看，历史上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例如Coxeter、Guggenheimer、Gans、ShwbnikovandKoptsik、Schattschneider都已经意识到数学意义上的对称，是以四种基本对称操作或几何变换在平面中的应用为特征。这四种基本对称操作是：平移对称、旋转对称、反射对称、滑移反射对称。历史上，曾有无数的人们进行过有关数学对称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与探索实践。在中西方传统文化、艺术和建筑中，存在许多类似案例可供研究。从图形创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综合的角度看，荷兰艺术家M.C.埃舍尔（M.C.Escher）的研究与探索最具代表性，并且理论研究体系也十分系统和深入。他的图形创意具有数学思维和艺术的创造，他的作品堪称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典范。M.C.埃舍尔图形创意的数学灵感和理论来源于很多方面，其中有规律的对称图形创意灵感源自数学对称理论。研究和欣赏埃舍尔的艺术，首先必须了解其作品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如此才能真正享受到他的艺术与数学完美结合所带给人们的审美愉悦。图1这是M.C.埃舍尔基于对称变换原理而创作的作品。
二、数学对称原理在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应用
文化符号在构建过程所基于的数学原理与理论分类很多，就数学对称原理而言，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文化。综观人类的艺术史，根据现已被考古发现的大量的记录在岩石上的原始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手工陶艺、夏商周的青铜制品、古希腊文明、以及埃及和玛雅文明中，均有发现文化符号基于数学对称思维的例证。本文着重介绍和分析了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所蕴含的数学对称原理。数学意义上的对称在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应用相当常见，在中西方传统建筑和圣殿的建造过程中都能找到与数学对称有某种关联。在文化和艺术中，对称常与和谐以及形式美感等含义相关联，其根本的原因是，数学对称的灵感源于对宇宙和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探索和发现，同时这种数学的生命力完全根植于养育她的文明社会生活之中，对称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以及所崇尚的“天地交而万物通”、“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是吻合一致的。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建筑在文化特征、美学追求、建筑风格、形式结构等因素受到影响是必然的。“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所推崇的理想境界，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文化意义上的对称，通常与中庸、秩序、和谐、典雅、庄严以及权威等含义相关联，中国传统建筑十分讲究对称的文化。中国古代帝王的宫殿以及宗教寺庙在建筑布局和结抅中，一般都按照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布局及设计。例如北京的故宫就以中轴线为中心轴，图2是北京故宫鸟瞰图，其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布局设计。宫殿的布局，一般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所谓“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这种布局体现了封建社会中简明的组织规律，同时与其宗法和礼教制度密不可分。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种跨国界和文化的桥梁。因此，常见于人类的建筑、文化和艺术之中。对称在东西方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表现十分常见。图3是法国的兰斯大教堂，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结构和装饰中到处都能发现基于对称思考的装饰。图4是婆罗浮屠佛塔鸟瞰图，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遗址——瓜哇島的佛塔群。其基底尺寸为114×14m、高46m，塔结构基于中心及轴的反射对称原理而构筑。人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和民族文化，虽然在生活与实践过程中都发现和应用对称原理，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及所处的民族和区域以及生活环境的不同，显然对对称的理解与应用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异体现在文化特征、美学追求以及文化符号的表现、传播、及审美等各层面。例如早期的摩尔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在对称图案的装饰风格方面却有着独特的审美观和表现，他们对复杂的数学几何的研究与应用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图5，这是分别基于中心及旋转（120及60）对称以及反射轴对称而构成的图案装饰，图6为对称结构示意图，许多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建筑结构、装饰风格和图案的文化特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见，对称已不仅仅对建筑师有吸引力，数学家、物理学家、画家、心理学家、考古乃至音乐家都在思考和研究它的意义和影响力。事实证明，数学一直伴随和见证了人类的文明历程，始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篇2
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轻宗教而重伦理的，也即讲究以“上下尊卑”为中心的礼制文化，而中国传统建筑也受到了其礼制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固有的礼制建筑，浙中地区亦不例外。在浙中地区的礼制建筑中，主要体现了以下礼制文化：
1、宗祠祭祀礼制
祭祀在中国传统礼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祖先的崇拜思想。祭祀又分为祭天、祭地与祭祖三祭，而专门进行祭祀的建筑有祠堂、祭坛、明堂和辟雍等等，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祠堂文化。祠堂文化是中华民族以姓氏为基础的血缘文化与聚族文化的直接体现，它其中又包含着许多传统的伦理观念与典章制度，并在风水堪舆与建筑艺术等多个方面深深展现出中华民族几年前来的文明成就。在我国浙江中部如金华地区的古婺州范围内，就有许多原始形态保存完整的祠堂建筑，非常具有研究价值。这些祠堂总共主要有四种类型，分别为姓氏宗祠、功德祠堂、乡贤祠堂与节孝祠堂等，当然其中最多的当属姓氏宗祠；另外，与其祠堂相对应的还有许多牌坊与碑刻，也是组成中国传统礼制建筑的重要内容。根据在浙中地区的十多个聚族村镇中进行调查，发现金华古婺州区域内因为位置偏僻而遭到战争的破坏痕迹较少，所以许多规模宏伟、历史悠久又建筑精美的祠堂，都得以较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这些祠堂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宗族礼制文化的内容，并且其中某些姓氏宗祠时至今日仍还在发挥着其原本的功能，也即是氏族大家的祭祀场所。因为这些具有着悠远历史文化的古城古镇中的居民对于风水的探源很有讲究，且宗族观念至今未改，族内家谱也非常完善甚至近年内都仍还在续修，每个宗族都能追溯到其始祖来源以及迁移路径和分支，可谓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也是他们的宗祠建筑至今都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以下就通过兰溪诸葛八卦村丞相祠堂与东阳卢氏宗祠两个例子来进行分析：
1.1、兰溪诸葛八卦村丞相祠堂
浙中兰溪八卦村向来以其神秘的布局、奇特的建筑以及严谨的结构而闻名，现已被列入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兰溪诸葛八卦村中的丞相祠堂就是村中的一处总祠堂，它始建于明代初期，后在时期不幸被毁于战火，又在清末民初得以重建。丞相祠堂为三进口字形平面，其中门厅、中庭与寝堂一应俱全，是一处家族祭祀场所，深刻体现出了我国传统的祭祀礼制文化。在祠堂的口字形中间，一座高大而华丽的方形中庭在此建起，其中外阔五间而进深三间，全部都为敞开；中庭上以歇山为顶，下有三尺台基，脊高则为三十尺，屋角为嫩戗，屋檐为翼角；中间四根木柱以松柏桐椿为材，寓意“松柏同春”；廊沿处则用的是青石方柱，可防雨淋虫蛀；另外中庭两侧的庑廊各有七间，分别供奉着氏族中各位祖先神位。祠堂再往后走，则地势陡然变得高耸，十四位先贤塑像林立两厢，而在最后方的寝堂中供奉的正是诸葛孔明的神像。除此之外，祠堂中还有大经堂、春晖堂与崇行堂等，亦做不同祭祀供奉之用。
1.2、东阳卢氏宗祠
东阳卢氏宗祠位于浙江中部东阳县南门外五里处的卢宅村内。卢宅村内卢氏居民自明代永乐十九年间起就在此建立了以家族为聚点的群居村镇，并在村内的西面建立了这座卢氏宗祠。卢氏宗祠始建于明景泰七年，完工于明天顺六年；宗祠主体是一座大厅，名为肃雍堂，整体呈工字形平面；宗祠内共有三间正厅，分别带有左右挟屋；宗祠进深有十檩，以勾连搭的方式进行处理，正堂与后楼则用廊连成了一个工字形的建筑体。东阳卢氏宗祠的建筑形式其实在明代比较少见，而到了清代才逐渐多见，由于其建筑构件中具有着许多精美的木雕、砖雕以及彩绘，如今随着历史发展的沿革已经成为了浙中地区传统建筑的典范。
2、社会等级礼制
我国古代传统的礼制观念与其制度是相统一的，在建筑层面来讲就是建筑等级要与其中所居住的主人的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相统一，并且区分非常严格。比如说，宫殿与衙署是古代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主流，同时也代表着统治阶级的至高地位，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浙中地区的宫殿相比北方中原政治要塞较少，但衙署还是比较多的，衙署也是属于等级秩序比较严格的建筑类型之一，具有程式化的建筑特点，也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严格等级与尊卑礼制。在这些秩序与规格都非常严格的建筑之中，每一项细节都也有着其严格的等级要求，都是根据不同的居住主人而定的，坚决不能有所逾矩。其次等级的是一些在民间建筑的基础上而进行层次提高的文化建筑，如书院与园林等。这些文化建筑具有着较深的哲理性与文化性，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思想、建筑观念、审美情趣以及文化水平。最末等级的就是普通的民间建筑。民间建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实用性很强，它体现出了普通劳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并且民间建筑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直接显露出古代最基层社会里人民的审美观念。
二、建筑中传统礼制文化的变迁与现代文明的发展
当今社会是一个追求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现代型社会，其社会制度也早已从封建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那些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建筑文化自然也就跟着有所发展变迁。在当今浙中地区，传统的礼制建筑虽然仍保存完好，因为那些传统建筑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代表着我国的历史传统与浓郁文化，是现代人们研究古代艺术、文化和思想的重要瑰宝，也是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在当今社会下浙中地区新建造的建筑中，人们的居住权力都是平等的，建筑的颜色、规格和样式等都已与居住者的社会地位无有关系，在科学建筑与绿色建筑的理念之下，人们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规划自己的居住场所，无需再碍于礼制而有所斟酌。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亦是传统思想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结果。
三、结语
篇3
关键字：现代化建筑 传统文化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K928.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现代化建筑设计多数已向安全性，舒适性方向转变；在市场需求改革同时，房地产经济产业链结构也在发生重要变革，“计划型”经济制度已取缔传统“粗放型”建筑体制。而在追求现代化，舒适化的建筑设计理念中，优秀设计师逐步意识到我国本土文化在现代化建筑设计中的运用以及重要性。
一：传统文化运用于现代建筑的重要性探讨
为提升市场占有率与竞争力，努力融合现代化建筑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审美方式，现代化建筑是高度融合，高度同源，追求设计质量与设计艺术完美结合的艺术品。
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有五千年底蕴，并形成儒家，道家等审美意识和理念，中国人讲求意境美与雅正之美，但现阶段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先进文化互动交流时期，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深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元素“再生”，将我国独特建筑审美理念充分融入高质量，高品质的现代化建设中，在追求舒适安全性的同时追求文化，艺术同源，创造属于我国特有的“中国风”建筑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风俗和展现中国美的重要保证，确保我国民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根本要素。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筑中的应用
现阶段，现代化建筑主要包括钢混，轻钢等主体结构，呈现商务性与装塑性，例如：经贸大厦与环球经融中心等超高层现代化建筑均是以浓重商务气息为主，缺乏建筑灵动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丰厚文化内涵，例如：中国结文化，符号文化等。
1. 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化建筑中的应用
所谓传统符号文化，即以图形，文字为载体的显性文化和数千年历史传承的儒，道思想的隐性文化；纵观我国古代建筑，大多数古代建筑均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古代建筑的形式得以传承与弘扬。
现代化建筑主要包括外观和内部质量，伴随我国施工技术的日益提高和施工结构的日益完善，内部质量得以稳固提升。同样，在外观设计中，以传统符号文化为现代化建筑外观设计理念愈发成为时代趋势。建筑体完美程度与建筑结构，色彩，光影等均有重要关系，
1.1 图案色彩符号
图案或色彩符号传递建筑主体因素和相应视觉信息，在享受现代化建筑带来的舒适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优美图案或色彩设计会带给人们文化传承方面的享受。
在现代化建筑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结图案或以喜庆因素著称的红色等传统中国文化，更凸显建筑重要性和个性化，带给民众视觉享受冲击。
例如：中国馆的中华艺术宫，全体采用红彩配以倒阶梯式，以及中国传统的四方形建筑设计，在整体建筑感觉中，给人以大气磅礴的建筑特效。此外，沙特馆的月亮船建筑，正是将我国传统的木船结构融入建筑中得以借鉴与发挥。
现代化建筑的设计灵感以及设计理念多数来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其中色彩与图案等设计是符号设计最关键因素。
1.2形态符号设计
形态符号设计包括建筑结构，空间以及节奏等建筑元素；以其独特建筑形态和建筑样式向人们展示建筑魅力与建筑风范，并有效传承文化价值。据调查，现代化建筑中融合形态符号设计的建筑会得到民众广泛认可，例如：上海马靴楼建筑，其将中国传统马文化中的马靴造型作为现代化建筑的设计原型，并在无形中展示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传统文化形态符号设计不仅包括自身建筑价值，更在长远程度上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信念展示提供舞台，通过现代化建筑展示更多传统文化，让文化精髓融入日常生活中，享受中国文化带来的巨大视觉盛宴以及视觉冲击。
例如：国家体育馆“鸟巢”，其在外形结构中主要由门式钢架组成，共有24根葕架柱，外观根据普遍的鸟巢形态作为建筑原型，并依据各部位面积大小相应比例组合形成“鸟巢”。
各钢架之间看似错综复杂的叠加象征“团结统一，荣辱与共”的民族思想。鸟巢的设计融合我国古代营造法则和现代化建设理念，充分展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展现建筑艺术美和文化美，是现代化建筑中最成功作品。
2. 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化建筑中的应用
在以我国符号文化作为设计灵感的现代化建筑之外，传统建筑文化和中国特有建筑风格亦是现代化建筑的重要应用或借鉴要素。在地标性现代化建筑中，借鉴中国特有建筑风格与文化传承更具有实际意义。
例如：上海金茂大厦设计师，来自SOM设计事务所的史密斯称，金茂大厦设计灵感正是来源于中国塔建筑。摒弃传统木质结构，将钢混以及玻璃成功运用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原型的现代化建筑中。设计结合中国文化内涵，里面分为十三个塔节点，并配以切角和方正感，给人一种似塔非塔感觉，充分展示不同文化，不同地域设计理念的完美结合。
此外，金茂大厦融合传统文化中的古塔神韵，呈现阶梯式逐层递增之势和圆润感让观赏者在任意角度均能领略“第一高楼”的风范，是继鸟巢之后中国最成功的现代化建筑。
结束语：
“鸟巢”，中华艺术宫，金茂大厦等现代化地标性质建筑均充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在我国建筑现代化和个性化发展同时，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1] 胡冬香：《中国古建筑木构体系一脉相承之意识形态原因浅析》，《华中建筑》 2005年第6期。
[2] 杨娟.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室内设计[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3)
[3] 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西方建筑的意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05.
篇4
论文摘要：帕特南所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一书对民主政治的实现与每一个地区公民的文化传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存在与利用如何能够帮助民主的实现等问题有着精辟论述，此书的理论框架是严谨的。其显著特点是论证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以其新制度主义的理论研究方法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公民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必然关系。
美国政治学家r.d.帕特南是一位大量运用制度经济学思想分析经济成长和政治发展的学者，在其学术名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中，他对意大利的政治变迁做了长达20年的系统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极好的案例，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解释。本书与以往读过的其他政治学名篇有很大差异，最大的吸引眼球之处是作者可以在一个个别国家(以意大利为个案)，用近似外科手术式的严谨填密的实证方式，不惜花费巨大时间代价，试图得到逻辑必然的结论:民主政治在一个特定区域以何种政治文化传统和何种政治行为方式得以实现?历经了20年的漫长研究周期，此书的最终成就终不负于如此的岁月付出。通观此书，的确如评价所言，是一本真正有水平的实证性研究著作。
俞可平在其评作中毫不吝音地给予此书极高评价:"1993年发表了一本轰动整个西方政治学界的著作，书名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学者对此书的评论更加风起云涌，其评价之高令人咋舌。仅举以下两例即可见其一斑。戴维·基尔普说，将任何肉麻的吹捧之词加于其上也不过分，这本书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论美国的民主》。《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这是一本可以与托克维尔、帕雷托和韦伯的著作相提并论的社会科学巨著，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有可能将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民主前景。”
一、本书的理论构架
本书共分六章。从六章的框架来看，作者的逻辑思路非常清楚:第一章是对制度绩效方法的提出，实际上是要解决在政治学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民主政治如何得以实现?
帕特南的实证设计是通过一个较长时期对一个特定国度—意大利的跟踪研究，从其开始的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实验人手，展开经验和实证研究，达到他的设计目的:回答完全是高度理论性的上述问题。第二章是纵向的实证资料收集和描述20年间意大利各地方政府新的政府制度的设立和发展过程，提出一系列具体问题。第三章是很体现作者功力的地方，在研究中，并不单纯地对客观现象进行描述和归纳总结，关键是在种种繁杂的事物和现象中寻找到你所需要的证据，帕特南在这一章中以非常老道的政治科学家的实力运用精心设计的12个指标对新的制度绩效进行了评估，让人信服的是每个设计问题本身和调查者想要了解的对象的真实思想和感受的联系是很切合的，其问卷设计是非常客观并具有说服力的，避免了通常调查中容易遇到的主观随意性。第四章作者的目标是解释制度绩效为什么存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什么原因导致了同一制度设计在不同地区所得到的制度绩效却不同。实际上这个问题也讨论到了经济发展与制度绩效的相互关系，他们发现，制度绩效好坏并不是和经济发展程度一定呈正相关关系，却与公民生活的特性即大量社团组织的存在之间存在非常大的正相关关系。继而，作者在第五章分析了意大利1 000年左右的政治制度变迁史，讨论了政治制度的历史传统影响力。为什么历史传统会如此稳定持久地存在着呢，这个问题就在第六章进行探讨了:如果人是理性的，他们为什么能容许像“囚徒的困境”这样和中最终对集体谁都不利的结果出现呢?作者认为，在历史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社会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都会朝其中一方面发展，要以是社会资本以良性的循环—信任、规范和合作网络的方式出现，要么是恶性的循环—依附、剥削的方式出现。一旦身处其中，理性的行为者就会选择按规则办事。社会选择哪一种稳定的均衡，将由历史决定。
二、本书的特点
1.研究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
在前面我们提到，帕特南写作这本书时一个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逻辑构架非常明晰，这个得益于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学的实证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对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间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实证调查问卷和个案研究数据，同时，也运用了体现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体现。这让笔者改变了对政治科学过于拘泥于行为表象的错误印象，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比如政治生活这样完全属于人类理性思维范畴内的问题时，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学实验那样的严谨，尽量避免调查者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和认识偏见，尽量让结论像数理公式那样必然确定。
2.作者的新制度主义立场
制度分析曾经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历史上的制度主义者强调政府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和制度发展的时序和前因后果。与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学派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模型化技术的工具，将制度当作是一种扩展了形式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行为者的行为受游戏规则的约束。新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两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响政治。构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规则和标准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后果。不能简单地将政治后果归结为撞球般的个人互动，也不能归结为各种广泛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制度影响结果，因为它们影响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历史形成。无论其他因素怎样影响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惯性和“强大的内力”。它们体现为历史的轨迹和转折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源于其“路径依赖”的特性:先前产生的东西(哪怕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偶然发生的)，决定随后产生的东西。个人可以选择其制度，但不能选择产生这些制度的环境，他们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其后人的选择规则。
按照作者们自己的解释，他们对意大利地区实验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上述立论提供经验的证明。首先，他们将制度当作自变量，从经验上探索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的。随后，他们又把制度当作因变量，探索制度行为是怎样为历史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两个步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为近来的制度研究所忽视的第三个步骤。即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多数人对“制度绩效”的定义，即把政治制度看作是“游戏规则”，是控制集体决策的程序。但他们认为，流行的政治制度概念对于政治制度分析而言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帕特南特别强调，制度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达到同意的工具。所以他们在这一研究中，将制度绩效概念建立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治理模型之上:社会需求—政治互动—政府—政策选择—政策实施。
对制度绩效的动力的理解是比较政治科学长期以来的兴趣。至今已经出现了三种解释模式。第一种模式强调制度设计;第二种强调影响制度绩效的社会经济因素;第三种强调影响制度绩效的社会文化因素。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本书作者实际上将这三种新制度学派中的不同解释模式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将新制度学派的解释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
二、本书的特点
1.研究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
在前面我们提到，帕特南写作这本书时一个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逻辑构架非常明晰，这个得益于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学的实证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对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间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实证调查问卷和个案研究数据，同时，也运用了体现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体现。这让笔者改变了对政治科学过于拘泥于行为表象的错误印象，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比如政治生活这样完全属于人类理性思维范畴内的问题时，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学实验那样的严谨，尽量避免调查者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和认识偏见，尽量让结论像数理公式那样必然确定。
2.作者的新制度主义立场
制度分析曾经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历史上的制度主义者强调政府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和制度发展的时序和前因后果。与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学派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模型化技术的工具，将制度当作是一种扩展了形式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行为者的行为受游戏规则的约束。新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两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响政治。构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规则和标准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后果。不能简单地将政治后果归结为撞球般的个人互动，也不能归结为各种广泛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制度影响结果，因为它们影响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历史形成。无论其他因素怎样影响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惯性和“强大的内力”。它们体现为历史的轨迹和转折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源于其“路径依赖”的特性:先前产生的东西(哪怕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偶然发生的)，决定随后产生的东西。个人可以选择其制度，但不能选择产生这些制度的环境，他们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其后人的选择规则。
按照作者们自己的解释，他们对意大利地区实验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上述立论提供经验的证明。首先，他们将制度当作自变量，从经验上探索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的。随后，他们又把制度当作因变量，探索制度行为是怎样为历史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两个步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为近来的制度研究所忽视的第三个步骤。即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二、本书的特点
1.研究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
在前面我们提到，帕特南写作这本书时一个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逻辑构架非常明晰，这个得益于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学的实证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对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间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实证调查问卷和个案研究数据，同时，也运用了体现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体现。这让笔者改变了对政治科学过于拘泥于行为表象的错误印象，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比如政治生活这样完全属于人类理性思维范畴内的问题时，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学实验那样的严谨，尽量避免调查者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和认识偏见，尽量让结论像数理公式那样必然确定。
2.作者的新制度主义立场
制度分析曾经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历史上的制度主义者强调政府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和制度发展的时序和前因后果。与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学派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模型化技术的工具，将制度当作是一种扩展了形式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行为者的行为受游戏规则的约束。新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两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响政治。构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规则和标准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后果。不能简单地将政治后果归结为撞球般的个人互动，也不能归结为各种广泛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制度影响结果，因为它们影响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历史形成。无论其他因素怎样影响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惯性和“强大的内力”。它们体现为历史的轨迹和转折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源于其“路径依赖”的特性:先前产生的东西(哪怕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偶然发生的)，决定随后产生的东西。个人可以选择其制度，但不能选择产生这些制度的环境，他们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其后人的选择规则。
按照作者们自己的解释，他们对意大利地区实验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上述立论提供经验的证明。首先，他们将制度当作自变量，从经验上探索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的。随后，他们又把制度当作因变量，探索制度行为是怎样为历史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两个步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为近来的制度研究所忽视的第三个步骤。即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三、本书的亮点:公民的传统文化是如何影响到政治的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提到本书的第六章: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在这一章中，帕特南的理论创新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概念。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与传统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公共资源，而传统资本通常是一种私人资源。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即是一种兼容的利益，即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当然，公共利益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即相关性: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不仅是我一个人受到损害，而是同一社群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损害。作者在这章讨论的问题核心在于如何来理解人们在理性中，选择一种公共行为或集体行为中的利益损害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行为。帕特南在本书中，也试图为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找到一条捷径，他提供给我们的这条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质性功用是它有助于形成自发的合作。
回到本书写作的起始，作者在考察过程中观察到的意大利南北地区在制度绩效上所表现出来的显著不同，诸如城市公共设施、农业、住房和健康服务等领域的有效性，其原因不在于人们简单想象的经济发展程度，而决定这种区别的是南北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通过第五章对历史的回顾，帕特南发现，制度绩效高的北方各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实行的是城市共和制，而绩效低的南方是君主专制;“在北方，人民是公民;在南方，他们是臣民”。12至16世纪意大利北部实行共和制的城市，大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在中世纪是独一无二的，是“封建沙漠中的绿洲”。这些城市共和国的行政领导是依据一定程序由选举产生的，他们承认自己的管理或统治有着合法的界限。至1250年，在这些主要城市的宪法中，人民即主要是同业公会会员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北方人尽管有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教会只是诸多公共机构之一。在这种公民社会和公共精神环境中，重大的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的忠诚和联合都是横向的，民风也以信任和互助为主。而在南方，包括等级制度、庇护附庸制度等形成的社会秩序都是垂直的，缺乏北方民众建立在基本平等和团结基础卜的横向组织。由于在南方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实际是异族王朝，这加剧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猜疑，并且为了维护垂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摧毁了横向的社会组织纽带。至14世纪初，南北两种政治体制的特征已发展得相当充分。政体和文化传统不是凭空出现的，南北地区的经济基础有很大不同。北方城市国家依赖商贸和金融业，而南方则以农业为基础，前者需要更多的社会信用和相互信任，以保障合同和法律的有效性。
帕特南借用“社会资本”概念具体说明了南北文化差异，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是互相信赖的，就会促进自发的合作。在信任基础上的普遍互惠，不是“我将为你做这件事，因为你比我强大”，也不是“如果你现在为我做那件事，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而是“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你将来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为我做件别的什么事”。社会资本包括制度性因素如法制，但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是“道德资源”。帕特南甚至认为:“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
在1870年国家统一时，北方的农业生产率略高于南方大约15%-20%，由于此后北方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步伐快一些，至1911年，北方的收人已比南方高出50%，经济差异急剧扩大。1980年代中期，北方人均收人比南方高出80%。就是今天，人们仍旧能感觉到这种差异。
南方的不幸并非止于经济落后，互不信任的文化传统，还是导致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国家或政府缺乏效率，不能公正地执法和履行合同的条件下，黑手党就会作为现代庇护制度发挥作用。横向的互不信任和垂直的压迫剥削和依附关系，是黑手党产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帕特南的公民传统论的确有助于解释，在相同的国际背景下，为什么意大利北方比南方做得更好。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意大利南方“永远欺骗”、“永不合作”的社会模式，可能就是世界大部分缺乏或没有社会资本地区的未来命运。“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篇5
关键词:青岛市;地域文化;德国文化;建筑风格
Abstract:Through Qingdao ha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on the analysis of formation of regional architecture and the role since QingdaoKong , summarized a forming factor for unique regional Qingdao architectural style.
Keywords:Qingdao; regional culture;Germany culture; architectural style
中图分类号:TU-0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8-0081-03
青岛从建制至今短短的100余年里,就由一个晒网捕鱼的简陋渔村发展成为在海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并形成了具有本身特色的城市体系及地域建筑风格。这与青岛城市发展过程中,外国文化的强势侵入、中外文化间的对立、不同文化的交融、文化融合后的遗传演替是分不开的,从时间上来说这个过程为四个阶段1、建制初期(1891年―1897年);2、外国占领时期:①德占时期(1897年―1914年);②第一次日占时期(1914年―1922年);③第二次日占时期(1938年―1945年)3、收回时期:①北洋政府收回(1922年―1937年);②政府收回(1945年―1949年);4、解放时期(1949年至今)。其中1891年至1937年是青岛建筑文化萌芽、形成的阶段,具有特殊的意义。
1开埠前青岛的原有建设
关于胶州湾地区的记载虽早就见于史册,但是直到19世纪末这里仍然是以农、渔为主的自然村落,工商活动并不活跃[1]。第二次后,为防范列强对胶州湾的觊觎,巩固海防,北洋大臣李鸿章上报申请在胶州湾驻军并修建炮台。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八(1891年6月14日),清廷在胶州添筑炮台设防 [2],多数学者认为这标志着青岛建制的开始。次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四营移驻胶澳,并在青岛村天后宫侧建总兵衙门,设置了炮台三座,兵营四座,其他辅助建筑如军火库、邮局[3]、电报房等[4],为方便军旅起卸,用旅顺船厂的钢材修建了南海栈桥[5]。在清廷正式驻兵后,青岛逐渐由一个渔村成为了繁荣的小市镇。
据青岛上庄(青岛村)士绅胡存约所著的《海云堂随记》中记载“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四日,商董首事集议本口禀县商铺数目……计车马、旅店七,洪炉一,成衣、估衣、雉发三,药铺二,当铺一……计六十五家。”从中可见当清军进驻后贸易的繁荣程度与商铺建设情况。
2外来建筑文化的强势侵入
2.1德占时期(1897年―1914年)
德国为与老牌殖民国家争夺殖民地,经过长期的策划与周密安排,以巨野教案为借口,于1897年占据胶州湾,次年3月6日与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窃据胶州湾地区。1899年10月12日德皇威廉二世将“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命名为“青岛”。
德国占领之初就着手城市规划为城市划分区域,按等级分为欧人区、华商区、华工区、贫民区。德国在青岛制定的城市规划融入了田园城市与带型城市等当时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顺应地势布置了灵活的路网,并修建了良好的市政基础设施。修筑铁路拓展港口,将港口转移至胶州湾内,使之逐渐成为东亚第一良港[6]。
与此同时具有德国建筑文化色彩的建筑也大量建造,这是西方建筑文化特别是德国建筑文化首次出现在青岛的土地。这一时期的建筑类型大概可以分为①外廊式;②古典复兴形式;③德意志浪漫主义形式;④折衷主意形式;⑤青年风格派[7]。
德占时期的路网结构与建筑式样为其后的青岛市规划与建设奠定了基调。
2.2第一次日占时期(1914年―1922年)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于1914年11月占据青岛。同年12月,宣布青岛对日本本土居民开放,大量日侨涌入,到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时,城市规模已是1910年德国规划时的3倍。规模虽扩展迅速,但由日本侨居青岛的平民私搭乱建现象严重,部分房屋仅以木板简单搭建就开始使用,使得部分日人大为恼火,认为严重损害了日本在华形象,这一现象也使得城市的某些区域发展有更强的自组织性。
这一时期公共建筑以欧洲古典复兴、日本和式、折衷主义、现代主义等建筑风格,住宅则以和式为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为了达到长期占据青岛的目的,1915年在贮水山(日人改名为若鹤山)上修建了具有典型和式风格的“青岛神社”,道旁盛开的樱花更是让人恍然置身于日本。
2.3第二次日占时期(1938年―1945年)
1937 年 7月7日发生芦沟桥,中日战争爆发,1938年1月日军再度占据青岛。1939年日军改称青岛为青岛特别市公署,同年将即墨、胶县划入青岛地区,称为“大青岛市”。
由于忙于侵略战争,日本侵占青岛8年时间,仅将青岛作为军事基地和经济侵略据点,用于大量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这时期的城市建设活动很少,虽定下了 “母市计划”等庞大规划但没有实施,更主要的是在原有街区插建改造。重点建设与军事和经济侵略相关的公共设施,兴建黄埠水源地和四方山水池,筹建白沙河军用机场。
3内外建筑文化的互融过程
3.1德国建筑文化与中华建筑文化的交融
对于中国建筑文化的吸收,德国是谨慎而矛盾的,一方面意识到“中国人的生命和繁殖能力,并不亚于我们,所以很少有人设想我们可以把他们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会成为欧洲过剩人口的殖民场所,而在这里也有不可抗拒的欧洲文明以及其解体中的一些古怪影响 [8] 。”主张“从老中国城市绘画般的美景中汲取任何有益于我们的新建筑的东西 [9] 。”另一方面德国人要把青岛“逐步发展为传播欧洲文化的基地,尤其是德国文化在东亚的中心”,德国总督托尔博尔(Truppel)曾明确提出新城市应强调德国民族特性。另外德人对于胶州湾当地原有建筑的舒适性与洁净程度也大为不满,比如改建胶澳总兵衙门为德军临时司令部时,就有类似的记载“看到肮脏的中国人的窝棚,变成欧洲人住的漂亮的住所真是妙极了……至于舒适,那是根本不存在于中国官员住的房子,一个德国家庭甚至不愿叫他们的仆人在里面住,随从人员住的房间就像我们不愿叫奶牛住的洞穴一样 [10] 。”但无论怎样,文化的融合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①早期的被动影响
德国占领青岛后,由于缺乏熟悉的建筑材料,而建筑机械与专业施工人员也要从德国本土运来,使得头三年建筑速度缓慢。起初的建筑材料多为中国旧式的青砖灰瓦,所用工匠多为中国人,建筑装饰上较为简朴,石刻装饰较少,外形规整[11]。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许多德国水兵也参与了建筑活动,按德国的居住模式改造中国旧式官署与兵营为己用。正是这种施工材料、施工机械、施工水平的匮乏与差距,决定了在占据早期的建筑活动中这种被动式影响的存在。
②中后期的主动接受
随着欧洲折衷主义手法的兴起与浪漫主义的东方倾向,许多在青岛的德国建筑师抱着猎奇的心态将传统中国建筑中的一些细节与符号运用到了建筑设计上去。比较典型的有始建于1900年的亨利王子饭店,外廊的木梁结构模仿中国传统的形式。建于1906年的亨利王子饭店礼堂在檐口处设计有中国传统的线脚装饰。总督府童子学堂在阳台雕刻有精致的中国传统木雕。此外总督副官住宅、麦克伦堡疗养院、阿里文住宅等都模仿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
但这种模仿更多地是体现在细节与形式上,整个房屋的格局与功能安排上还是西方的。
3.2日占时期建设与青岛的融合
日本对青岛建设最多的是第一次占据时期,这一时期除了部分公共建筑质量较高外其余大部分住宅等建筑物质量较低。由于此时青岛建筑风格趋于欧洲,城市格局肌理已经初成,日本在此建造的房屋以古典复兴、折衷主义为主,与德国建造的房屋相比,更注重经济性,一般公共建筑层高在3m左右(德国建筑4m-5m)。细部装饰用卵石取代部分花岗岩成为这一时代建筑的特征。
此外也有部分完全“和式”的建筑出现,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贮水山上的“青岛神社”,但都逐渐消失不见,现在市区内早已没有和式建筑的遗存。
3.3中国收回期间在青岛建设中对西方建筑的兼收与包容
1931―1937年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期间实施的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市区与乡区兼筹并进的城市发展政策,迎来青岛第一次全面发展的,并使青岛走上现代化城市的自我成长之路。[12]这一时期活跃在青岛建筑界的有寓居青岛的德籍、日籍建筑师,还有从欧美学成归来熟悉西方建筑理论的中国建筑师,如庄俊、陆谦受、董大酉等,这也使得此时期青岛建筑兼容并蓄全面发展。
①中国传统建筑在青岛的复苏
自1897年德国占领开始,青岛区内有规模的中国传统建筑只保留有充当临时司令部的原胶澳总兵衙门与天后宫,其余建筑一并拆除来适应德国的规划与建筑要求。此后的三十余年间也仅建设有三江会馆等少量中国样式的建筑,这就造成了中国建筑文化在青岛区内的严重缺失。
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界出现了“中国的文化复兴”思想,很快在青岛市内就出现了一批中国传统式样的建筑。比较典型的有栈桥回澜阁、水族馆、红字会、湛山寺等。在这其中也出现了部分传统建筑借用西方建筑构件细节,例如湛山精舍门面上的“柯林斯柱式”,虽然有些似是而非,但这毕竟是对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融合的尝试与探索。
②对西方建筑的吸收与发展
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革命频繁,内战四起,租借地就成了相对平稳与安全的地方,大批前清的遗老遗少,失意的政客军阀寓居青岛,因此营建了大量的仿洋别墅。
30年代中国建筑师在青岛建造了为数众多的公共建筑,其中大部分使用的是古典复兴、折衷主义,以及在西方刚刚兴起的现代主义等建筑形式,其中也出现了用中国传统细节与西方建筑形式结合的折衷主义探索。
4 青岛特有地域建筑风格的形成
青岛作为一个殖民城市,青岛特有地域建筑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影响的结果。作为侵入文化本身的特性、被侵入地的环境特点等是文化侵入的基础。为文化的侵入与遗传提供了环境与机会。
4.1建筑文化融合后的遗传
德国建筑文化与中国建筑文化的融合为青岛地域性建筑提供了建筑基因。德国建筑文化成为青岛主要建筑文化遗传主体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这是由于①本土文化的缺位,由于清朝的海禁政策,对沿海地区开发不够,导致大陆文化对沿海地区辐射较弱,特别像青岛这种开埠前较为荒芜的地区,为德国文化顺利登陆、居留、发展提供了前提。②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18世纪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例如在青岛同样作为入侵文化的德国文化比日本文化更有侵入性,这也导致了德国文化在青岛遗存成活而日本文化却逐渐消褪。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连,大连作为沙俄租借仅有6年(1898―1904年),而日本殖民者从1905―1945年整整40年的占领期间,对沙俄规划中已形成的部分未作改动,对未形成的部分继续细化和调整,延续了沙俄风格的城市建设。[13]这些都说明了在优势的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下,同样作为侵入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不自信、妥协,最终导致消亡成为不成功的侵入文化。③德国文化在青岛的西方唯一性,相对于天津、上海等殖民城市,由于侵入的西方文化较多,并未形成单一的文化特性,只是按租界来划分文化的势力范围,比较笼统与模糊。而德国文化在青岛是唯一的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决定性的,使得整个城市充满德国色彩。
4.2对青岛自然环境的适应
一种外来建筑文化能在异地生存必定与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便于利用的建筑材料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外来建筑文化本身发生一定的适应性改变。
①对青岛地貌的适应与利用
青岛处于海滨丘陵区域,其中山地约占全市面积的15.5%、丘陵占25.1%、平原占37.8%、洼地占21.7%。东高西低的起伏地势形成青岛的地貌,东北部高,西南沿海低,中部丘陵起伏,形成如观海山、信号山、青岛山、太平山、贮水山、湛山等山。
德国在1900年青岛总体规划中采取城市规划与道路兴筑并举的做法。道路网结构顺应不同区域的地形,顺坡就地,有机地将各功能分区连接,并与市外村道相连,形成青岛市内外交通网络,这与中国传统街区的棋盘式道路有很大的不同,具有较高的技术性、艺术性和经济性,充满了青岛的地方特色。
②对青岛地方材料的利用
青岛盛产花岗岩,而近代德国建筑流行花岗岩装饰,大量的花岗岩运用,成为了青岛建筑的一个代表符号。建筑所需要的大量砖瓦,也由青岛本地匠人利用德国机器烧制而成,据胶澳志记载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有些窑厂已可每年制成 “洋砖、洋瓦六百万万块”。这些青岛原生、原产材料的运用,使建筑散发出青岛的气息。
5结语
康有为曾谓青岛“青山、碧海、红瓦、绿树,中国第一”,这是对青岛景色由衷的赞美。昔日中德文化交锋的场所,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与城市肌理,有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在旧城保护和更新建设中,一定要重视传统环境文化内涵的延续和旧城场所精神的保护,这样才能使青岛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独特的建筑文化及其多样性并促进城市向前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雳.德租时期青岛建筑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26.
[2] 青岛市博物馆等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 :45.
[3] 袁荣叟.胶澳志(交通志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923.
[4] 袁荣叟.胶澳志(交通志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926.
[5] 袁荣叟.胶澳志(沿革志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26.
[6] 李东泉.青岛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研究(1897-1937).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64 .
[7] 陈雳.德租时期青岛建筑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114-126.
[8] 胶州消息.北华捷报(英文).1897年12月31日.
[9] 博克曼.青岛的城市设施,殖民月报――殖民政治、殖民法律、与殖民经济杂志.第15:11期,1913年:477.
[10]胶州消息.北华捷报(英文).1898年1月7日.
[11] 汪坦,徐飞鹏.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青岛篇.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2.
篇6
东亚地区建筑文化历史悠久、遗产丰富、体系独特并且长期相互交流接触。随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亚洲城市和建筑在急剧发展过程中，东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存在着新的矛盾与问题，吸引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学者、建筑师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随着21世纪东亚在世界地位上的日益突出，东亚建筑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东亚文化的研究也正日益显其重要。
1999年，以中国东南大学郭湖生、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韩国成均馆大学李相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Joseph Rykwert、泰国Thammasat大学Vimmolsiddhi Horayangkura等建筑历史界著名学者为主要发起人，1999年在香港召开东亚建筑文化座谈会，并于2000年1O月在中国深圳举办了首届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并宣布每两年一次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轮流举办。2002年，以“现代亚洲的传统建筑”(“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ModernAsian”)为主题，由韩国建筑历史学会主办、韩国各高校联合承办的2002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召开。2004年以“东亚建筑遗产的过去和未来”(“History&Future of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East Asia”)为主题的第三届研讨会，在中国东南大学召开。
本次是第四届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日程安排紧凑，除大会主题发言外，共设立了15个分会场进行交流与讨论。面对许多东亚城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大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和跨学科研究的平台，鼓励相关整个东亚地区的讨论交流和通力合作。主题发言分为三个版块：版块1“都城论”，东亚各国首都，历史上一直承担着京都的功能，现在从都市市民的视角透视城市的历史和未来以及私有化等诸多问题：版块2和3则试图超越任何国家的历史局限来检验城市和建筑的文化和历史教育，以一个新颖的框架来探讨这些问题。下面将三个版块的研究内容大致介绍如下
一，东亚“古都”论：在权力与私有化之间
主持人：青井哲人(AOI Akihito人间环境大学，日本)
包慕萍(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
亚洲著名文化古都西安、南京、北京、京都、汉城等，具有明显的中华模式，表现出一整套命名体系以及形态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系列的鲜明特征，例如：里坊制、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相应的防御体系、皇家宫殿和祭祀坛庙、严格的商业规定以及著名的风水地理学观念等等。
从各方面的历史信息中可以看出，公众权力和礼制在建构这几个大城市中起到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单独看公共权力一项无法确定这些城市以及任何其他城市的构成和发展，必须从存在私人个体和利益团体方面进行考虑，例如：流动商贩、商业店铺是如何进入里坊的？特别是在公众权力既存在又不明显的情况下，这些实体是如何相互作用以适应和重组社会城市空间的？“私有化”这一词汇在这里使用，不仅是指从公众部分向私人部分转换财富和责任，也是指私人力量上升以后对城市形态的要求。
当然，从已有论文中也能看出，这里对公众和私有力量在进行概念规定时，有一系列理论上的局限，事实上，它们通常是完整的、不可割裂的统一整体，只有通过调查存在于两种力量之间的社会、政治、商业机构才能使我们分析出潜在的、全面的理论。
无论如何应该注意的是，假设这些城市保留着同样的“宇宙中心”模式，以往从权力观念上理解亚洲都城的相似性和不同点上投入了巨大努力，而忽略掉了同时要考虑“私有制”在某一特定地区和城市中的实际作用。
参加演讲的研究者都是在都市“私有化”方面非常知名的东亚学者，从各自的论文中透视“私有化”现象。其中有东亚都城总体研究王权弱化、市民经商活动加强，古代的都城结构因此转换，古老的封闭呆板的道路变成中古时代开放的富有活力的街道，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马路转变成有商业空间的街道，这是最好的私有化的例证。中国古都北京，提供了新的动力来考虑城市的行为。北京商业活动的兴起深刻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使得突破城的南部边界构筑外城。韩国汉城地位独一无二，因为在朝鲜时代，街道两边发展出一种尚未明确的店铺房原型。中国台南，作为地区的政治中心，被描述成为一个官方的政府机器与非官方的当地社会政治结构相互紧密作用的地方。
这里不打算强调中华模式的核心是由国家权力给予的，宁可试图强调从“私有化”这点上，寻找重新评价东亚都城历史的可能性，也没有设定划分历史时期的规范。总之，目的是产生建设性的学术交流以求得出所谓“都城论”的内涵。
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东洋文库，日本)：东亚大都市政府机构的存在和都市化过程中私有化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陈薇(东南大学，中国)：南部商业结束皇朝统治：嘉庆32年(1553)前后北京外城商业活动和城市形态；
包慕萍(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从蒙古王都到商贸集镇：呼和浩特城市空间结构转换；
宋寅豪SONG Inho(首尔大学，韩国)：地形学和庭院1800年代地图和绘画中的汉阳：
徐明福HSU Min-Fu(国立成功大学，中国台湾)：一个未被束缚的和被束缚的城市，台湾城市转型(1661～1875)：
高桥康夫TAKAHASHI Yasuo(京都大学，日本)：东亚中古时期的“都城”。
二、相关东亚城市和建筑在建筑学上的词汇
主持人：清水重敦(sHIMIZUShigeatsu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日本)徐苏斌(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天津大学，中国)
这一部分目标是通过建筑历史的脉络，比较亚洲城市和地区中的命名体系，检验对城市和它们的建筑学的认识。
在东亚国家，以往表示城市和建筑的词可以通过汉字的象形文字字型表现出来，如“都市、城市”，“建筑”。这些词从古至今都在用，然而它们现在却又是从西方系统中翻译过来的当代词汇。
词是发展变化着的，以日语的“都
市”和“建筑”为例。“都市”一词是这样产生的首先，它是“都”和“市、街市”的并置：其次，它是从西方著作翻译过来的作为“city”又不同于原有的都市一词“町”的汉字，以示与以往都市概念的区别。从“都市”一词的形式变化过程来看，可以见证日语当代词汇是由日语传统的命名体系、西方概念和汉语命名系统三者混合在一起构成的。
同样“建筑”一词在19世纪中叶作为“architecture”的翻译，其形成过程与“城市”一词类似。首先在翻译西方著作的出版物中出现过，相当于“房子building”本身，不是“建筑学”。日本公共工程部造出“造家”一词用在建筑师教育中，但是感觉上由于过于强调物质性而使得应用范围并不广。相反，“建筑”一词使用频繁广泛，甚至到19世纪末把“建筑学”作为“艺术Art”的意思使用时已习以为常。1900年前后，“造家”一词被“建筑”取代，“Architecture：建筑”的概念建立了。1900年以后，随着中国建筑学学科的出现，“建筑”一词作为“architecture”的翻译又从日本返传到中国，显然这与中国历史上原有的“建筑”一词在含义上变化很大。
可见词汇的构成一方面是从西方概念中翻译过来，另一方面又基于汉语中已有的词汇，通过理解传统词汇和与西方概念中的相同和不同，在它们之间调整得到的新词或新含义。关于城市和建筑学的名词解释，可以说它们由三部分特征混合在一起构成的汉字、每一地区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概念。因此，与“都市、建筑”有关的名词概念的形成过程，每个亚洲国家或地区都是相互关联的。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必须认识到使用汉字词汇的意义和起源在国家和地区间变化非常大。这不仅适用于基本概念“都市”和“建筑”，也适用于具体的地方，如镇、街道、小巷等等。指出相同和不同可以直接反映出东亚及其他地区城市和建筑的某些特质。
这一版块的目的是在讨论有关城市和建筑研究时的名词概念背后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决定因素，试图通过寻求词汇及其含义的核心要素的解释以期对研究东亚城市和建筑有一个基础性的重新认识。
伊藤毅ITO Takeshi(东京大学，日本)：日本在现代以前与城市形态相关的词汇；
田凤熙JEON BongHee(国立汉城大学，韩国)在韩语中相关建筑学和城市化词汇的冲突和调和：
朱光亚(东南大学，中国) 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几个关键词之解读建筑学、规划、广场、景观和自然。
三．东亚城市和建筑历史拓展
主持人中谷礼仁(NAKATANINorihito，大阪市立大学，日本)禹东善(WOO Don-Son韩国艺术综合学校，韩国)
建筑历史研究一般会紧紧跟在已经建立的而且受当代国家政治因素影响的历史叙事的后面，尽管事实上城市和建筑能轻而易举引领当前的政治秩序。建筑历史超越地理和政治。如果能从这点看问题，我们就能得到相当丰富的对建筑学重要性的理解。
这个版块试图讨论城市和建筑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以期达到一个标准的、跨区域的叙述，目标是考虑建筑史在东亚实践过程中的未来发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研究建筑和城市问题中曾经相互影响。当把东亚建筑和城市化放在地球村里的时候，什么样的研究是一个恰当的研究？通过全球历史来探讨东亚建筑和城市历史，可能得到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在这部分，我们寻找这些观点、方法和含义，在全球文脉下看东亚建筑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如此，是作为相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地理和政治中的较大的部分来描述城市和建筑学。
村松伸Shin Mttramatsu(东京大学，日本)：我们现代――我们怀疑和我们实践――建筑史研究起的角色；
Johannes WIDODO(国立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华侨和早期东南亚城市形态的形成：
Christophe POTTIER(法国远东学院，柬埔寨)：早期吴哥城市居民：
Roxana WATERSON(国立新加坡大学，新加坡)：环太平洋中南部诸岛和日本的木屋建筑传统关系、相似性和连续性。
建筑史学科多受到时间、空间和学科这三方面的局限，针对这个问题，村松伸认为必须以一个新的视角，即超越某个具体国家之空间、过去之时间、建筑史之学问领域这三个障碍并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法。他召集构建的亚洲近代建筑网络平台(mAAN)，旨在打破地区国家的限制，以东亚地区为研究对象，或者以儒教文化圈为研究对象，甚至跨越儒教文化圈，以打破当前的时间、空间和学科界限，进行广泛的建筑方面的成果交流。考察自己周边地区，建立脱中心的曼陀罗的组织形态，自律分散。研究――实践――理论化，“评价、保存、再生、教育”。发动群众，关注周边环境，在网络的支持下，共建研究信息库，对自己周边的建筑进行记录研究和分析这显然是对近代建筑最好的研究方法。
建筑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中外建筑文化成果，传承中国建筑文化，为创造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现代化城市和建筑提供历史的和理论的借鉴。当前史学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东亚建筑文化、城市史研究、建筑史研究、园林研究、近现代建筑史、建筑师和工匠、大木体系与工艺、城市化进程中的建筑遗产保护策略、传统建筑的现代调适与保存等诸多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建筑史学研究随之蓬勃发展，中国大陆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最多，理论上的繁荣与严峻的现实挑战是中国当前建筑史学界的现状。例如在传统建筑的保护中问题就极为突出，保护意识欠缺，保护法规不健全，建设性破坏有目共睹，无法抑制，保护的技术和手段不合规范等等；西部地区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以避免大城市走过的弯路也是问题，无论从制度法规上还是在公众意识上都有待加强。
中国大陆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乎以往，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在写作规范和写作深度上仍有待提高。日本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多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继承性，自始至终，前仆后继，虽然研究面相对狭窄，但是在各个专题上能够细致深入：中国学者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方向常有变换，不利于学术纵深发展。
总之，东亚各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交流活动可以促进与其他各国建筑史学研究者的沟通、合作与相互。
欢迎仪式上代表们观摩了日本传统的建筑开工仪式，这也表明对传统建筑工艺、匠人和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在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步加强。会后代表们参观了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金阁寺、平等院凤凰堂、日野药师寺、醍醐寺、二条城、伏见桃山城，并且参观了大德寺、东本愿寺、知恩院及唐招提寺的修复现场，日本对传统建筑文化不遗余力地保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篇7
关键词：“九间堂”传统建筑文化和空间继承与回归
引言
空间，是我们接受现代建筑教育时开始接触到的词汇。现代建筑的空间概念是以笛卡尔三维直角坐标系为背景,从牛顿经典力学的物理空间概念中演生出来的,它指的是经人建造的,从几何化的物理虚空分划出来的部分。
我国易经中早有“变易．不易．简易”之说，在引发有中国特色的时空观方面起着重要影响。无论古今，我国值得称道的建筑与规划大都体现了易经思想的精辟的空间概念。“变易”指建筑应顺应时间，空间的变化，如季节，气候与地理环境等的变化。“不易”指在千变万化中有不变的东西，例如无论建筑还是规划，尽量满足使用要求这点不会变易，建筑应尽量的考虑到满足长时间的使用要求。“简易”指好的建筑应该简洁大方，力避繁琐。
其实，在中国传统建筑理论中，空间是被忽略的概念，这个被古代匠人们忽略的部分，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文人趣味的影响下却形成了一些颇有意思的特征。前人的理论沿袭至今，再经后人的不断完善，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理论。
一、“虚”空间的比重
西方建筑注重营造建筑内部的空间，而中国古代建筑，似乎更加倾向于“室外”空间的营造，如庭院、天井等。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一段话：“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有；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对中国建筑中的虚实空间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奠定了“虚”空间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地位。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建筑，其建筑单体简单明了，而整体建筑群则虚实并融，呈现出了丰富的空间特征。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以群体组织关系见长，将相似的单体建筑置于建筑群体之中，形成复杂多变的院落空间，体现出中国人独有的整体的环境观念。
“九间堂”承袭中国传统园林大宅的建筑意象，从建筑布局、材料运用还 内庭式园林这三大中式要素中，都进行了自我反思和创新。通过不同的视角，从建筑、园林、文化、内蕴多个方面深入诠释现代中式民居。其对中国传统建筑文明的研究，从“居无竹而俗”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从“君子择邻”到“智者乐水”，从“天圆地方”到“小桥流水人间”，对华夏民族五千年文明中提炼精粹的建筑文化，赋予了深层次的内涵，而不仅是简单地借用了浮华的外表。
二、空间的秩序感
中国传统建筑中，整组建筑群，乃至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的建筑，都被一个统一的思想――礼制思想规范着。礼制思想强调一种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与下、主与从、内与外。就四合院来讲，从照壁、垂花门、庭院、正楼到后院，轴线贯通，左右对称。就故宫来讲，通过对一条明显的中轴线上的一系列建筑单体、院落空间的序列，建筑、空间序列的交替变化，使建筑群获得一种节奏感，从而在雄伟壮丽的气势下，渗透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
在中国的民居设计中，与宗法制度一样，在一个群体中，无论是大的社会群体，还是宗族家庭的组织生活中都有纵向和横向的坐标位置。在一组建筑群中，依然对应着这种纵横排列的方位。由于这种组群的空间设计方式使单体建筑在群体的建筑群中的主次位置一目了然，甚至是点缀都清晰而秩序井然。
正是由于中式建筑物强调全面系统地呵护居所中的族群和家庭，以及从自然到超越自然的各个层面的信仰，因此，作为中式大宅，“九间堂”强调的是精神内涵――德威并举的礼孝文化。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设计建造具有中国传统空间意境的住宅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对传统作简单的保留和复制“老古董”的层面上，“九间堂”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做到了有舍取的继承传统。理解中式宅院的精华，保留其中符合时代精神的部分，摒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糟粕，在传承中有所创新。
“九间堂”屋舍自带一个庭园的设计，将主人的私密生活独立于客人的视线之外。玄关处的隔断近似于传统的照壁，从室外过渡到室内，略做了一处停顿。但正如“礼”有“乐”的相对一样，宅院也并非处处设限，它必会有“和”与“同”的释放。因此，在起居之外，会有主客“同乐”的客厅；私密的庭园，也会出现祖孙共用的“天伦之乐”。转过玄关以后，隔池相望的大宅就兀自呈现在眼前，明亮开阔，一份由衷的因一段压抑之后也会骤然而起。这就是中国人所尊崇的建宅哲学：对外不事张扬，与内则自成天地，先须克己，而后随性。
三、空间的内向性特征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有言：“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而大陆国家的人民易满足，不喜变革，重农业而轻商业，喜定居不喜漂泊。”因此在古代中国，自然而然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内向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建筑上则表现为内向性的特征――人们用高高的围墙把内部空间包围起来，形成内向的空间。在一组单体建筑围合出的群落建筑群中，建筑的群体呈现出内向的独立的性格特征，而在这种群体的布置组织关系又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形成思想和物质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又是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的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文化意识在物质生活中的升华。
“九间堂”的建筑主要是在平面上延伸，从单栋房屋来看，多为长方形。简单规整、却各司其职，由院墙为何而成一个空间功能丰富的建筑群。从空间上讲，国外的建筑处于空间中央，是“向外看”的，而“九间堂”的中式大宅，建筑在周围，空间是通过建筑物围合而成，是“向内看”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住宅中心设有天井，人对其所处的土地、空间有强烈的归属感，这正与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化息息相关。“九间堂”的内庭私园，在自己的生活居地经营起具有山水之美的小环境，正所谓“虽由人作，宛如天成”。
四、空间中的时间观念
中国传统建筑中空间的营造，非常关注人在移动中的体验。在园林建筑中，廊引人随、步移景换；在官式建筑中，建筑空间变化的节奏感也是在人通过轴线时得到的一种心理感受。
在建筑空间组织设计中，建筑以群体取胜，注重群体的组织关系。同时，也注重与环境的关系，虚实结合，以内敛的线条与大地相依，横向铺陈的组织形象体现了与自然相适应的相协调的观念。而建筑外部造型是虚实相济，轮廓柔和，线条流畅。屋顶设计为反曲线和轻巧多变的翼角，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观念。在建筑设计中注重与周围环境山水树石之间形成和谐一致的关系，形成中国所特有的人与自然朴素的哲学美学观。
“九间堂”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园林建筑作为艺术强调意境，园林中的山水植物，各种建筑和它们所组成的空间不仅是一种物质环境，而且是一种精神环境，一种能给予人们思想感悟的环境。“九间堂”别墅精妙的布局更让人、宅与自然合一，其中式园林建筑按照不同的需要，穿插安置不同形式的功能空间，建筑物之间用曲折的小径、优雅的游廊连接，创造出具有不同景观的景点：它们或是古木一棵，或是翠竹一丛，或移境或借景，安置得宜，在有限的范围内，扩大了自然空间。
结语
住宅是居住者生活模式和审美习惯的体现，设计符合中国人自己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式设计的独特之处，处处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传的美学光芒。西方设计界流传着一个观点；没有中国元素，就没有贵气。中式风格的魅力可见一斑。随着中式文化的复苏，中式文化在设计界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篇8
关键词：昭陵；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G353文献标识码： A
清昭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初步完工，此后在康熙、乾隆及嘉庆各朝又对之进行了增建和改建,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和格局，可以说它是一座积累式建筑群。清昭陵与清福陵、清永陵并称为“清初关外三陵”,清昭陵是其中占地最多，规模最大的。陵区内的建筑下马碑、石华表、石狮、神桥、石牌坊、东西院落门、正红门、石像生群、石望柱、神功圣德碑亭、东西朝房、隆恩门、方城、东西果楼、东西配殿、隆恩殿、二柱门、石五供、明楼、月牙城、宝顶、宝城等，多为清初建筑，保存了原有的真实性，特别是宝顶下的地下地宫，保存完好，真实地展示了清初关外帝王陵寝规制布局的完整性。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传统建筑中的体现：
一、中国传统建筑中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1.宇宙之“势”
《周易》中有“大壮”卦,《易・系辞下》称此卦为：“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周易・说卦传》“乾为天，震为雷、为龙，震在乾上，则大壮卦的卦象为雷在天上轰鸣，龙在天空升腾，其势大且壮也。”古代先哲将这一审美作为品评建筑艺术的标准之一。
作为时空之意的宇宙，其特性之一即为“大”。“宇者，大也”，说得一针见血。“宇，弥异所也” 说宇弥满于一切，包容一切，其广大无比之程度，当可想而知。中国古代建筑史，但凡宫殿、陵墓等皇家建筑，只要经济条件、建筑材料、技术水平等条件允许，都尽可能的建造得宏伟、博大、华美、威严，以雷霆万钧的大壮之势及天地宇宙之大体现其恢弘之大壮。
清昭陵是随着历代皇帝建陵寝的发展，而逐渐扩建而成现有的规模，因此可见宇宙之势在陵寝中的体现。
2.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与建筑组群
在影响中国传统建筑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根本性的，中国传统建筑类型丰富，宫殿、宗教、民居、陵墓等，虽种类和使用功能不同，但都遵循传统的礼教秩序和等级观念，一般会有中轴线，布局规整对称，讲究均衡和等级差异，始终流露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其他明清陵寝相比，清昭陵建筑布局严格，陵寝主体建筑全部在南北中轴线上，其他附属建筑则均衡地安排在中轴线的两侧，在东、西配殿旁建东、西配楼也是清代盛京三陵中仅有的。
二、中国传统建筑体现出的理性精神――传统哲学思想与单体建筑形式
从先秦开始，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开始贯穿着一个总思潮、总倾向，这便是理性主义。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注重人生(现实)，强调“实用理性精神”。“便生”，就其意来讲，一是便于现世的人，二是便于生活。这种思想，也是中国哲学思想中关注现实人生的写照。从皇帝的寝宫，到衙署的后宅；从寺庙的方丈院到村野的农舍，虽等级千差万别，但其“便生”的思想，却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从生活的方便，生活环境的良好出发，创造出便于人们生存、生活的空间。
清昭陵建筑单体运用了大量的楼阁式建筑形式。一方面是出于营建一个城堡式陵寝的需要，作为进入方城通道的隆恩门和用于守望的角楼，他们的防御性均举足轻重，建高既可以望远，又可以使观赏功能得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了满族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喜好楼阁的审美定式。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严格的对称结构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它确实低矮，比较平淡，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
三、中国传统建筑体现礼制的象征
宫殿中的“前朝后寝”,住宅中的“前堂后室”,是“男女之礼”的一种体现。
盛京昭陵的总体布局也是“前朝后寝”的陵寝规制。
四、中国传统建筑哲学的《周易》思想
1．传统哲学思想与建筑材料
中国古代人们思维方式多数受到了《易经》的影响，认为将任何事情放在易学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可以发现它规律性的东西。在建筑上，也是这样。比如说，中国古代建筑为何喜用木构而不用石材，这并不是技术问题，是种社会文化现象。“金、木、水、火、土”，“木”象征春天、绿色、生命，用于给生者建造房屋；而“土”即是砖、石，“此生归无，可再生”，多用于为死者修建陵墓、墓室。八卦、阴阳五行、风水等对中国古代建筑都有诸多影响。
昭陵的方城与宝顶两者由封闭小院自然联系在一起。由于此小院平面呈月牙形，故名：“月牙城”。昭陵月牙城高二丈二尺七寸四周长二十七丈七尺。月牙城为十分封闭的小院，特别是最后的工序所用工匠为哑巴，故名哑巴院。
宝城，是一座半圆形的城，青砖垒砌，上面有起象征作用的女墙和垛口。宝城中间的丘冢为宝顶，用三合土夯筑而成。
2.传统哲学思想与建筑装饰
石牌坊全部为仿木架结构，其造型为四柱、三间、三楼，歇山式顶子。各部位还浮雕有花卉图案，如云龙纹、吉祥八宝、缠枝莲、蕃草等。四根柱脚上雕有座狮四对，獬豸一对。其中，南北相背者是狮子，东西相背者是獬豸。它们相背蹲踞在须弥座上，昂首挺胸，虎虎有声，令人望而生畏。整个牌坊雕琢穿透，集平雕、园雕、浮雕、透雕等各种雕刻技法于一炉，是一件石雕艺术的巨型神品。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表彰功德，引导人们进入膜拜帝王的境界。
3. 传统哲学思想与选址
皇太极所以看中昭陵这块地方是因为这里是风水宝地，生有百泉、百花、百果、百鸟，百兽。缺一不可成为陵地。百泉最大者名“大泉”，虽天旱不干涸，水质比八王寺水有过之无不及；百花之中有一种叫金钟梅，花小而味香；百果中只少花红一种；百鸟中有鹏鸟；百兽中有白狼一条，不时出没等等。
其实，昭陵的选定者是杜如预、杨洪亮二人。据《盛京通志》记载：“昭陵，自城东北，叠献层峦，至此而宽平洪敞，有包罗万象、跨驭八荒之势。辽水右回，浑河左绕，佳气轮，葱郁万年，帝业非偶然也。
通过对盛京昭陵的游览与观看，认识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传统建筑中的一些体现，中国传统建筑所建立的基础是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哲理精神、审美心里则是其发展绵延的文化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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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伯超，支运亭．特色鲜明的沈阳故宫博物院．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2003：1．
篇9
关键词：中国风 ，中国文化，中国音乐，建筑
建筑与音乐的关系不言而喻。两者都以那种种和谐的比例关系演奏出美妙的旋律，而之于观者抑或听者，艺术的情感就在理性与精确中流露着。
从礼乐春秋谈起：
汉宝德曾在《中国建筑文化讲座》提到：“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国度，而填补宗教的是礼教”。周朝，即中国文化的幼年时期，“礼乐”居首，是上层的文化精髓。而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和谐稳固，必“合乎礼、正乎乐”，又一次将“礼乐”推进到一个高度。这样说来，中国最初的文化中心可以定位为音乐，而当其发展到高峰后，逐步从一种敬畏的制度过渡为消遣娱乐之用。
1古典音乐
从《中国古典音乐年鉴》中，可以总结出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乐风，每个时期和朝代所固有的特质又让我联想关乎建筑的方方面面。
（1）先秦 古乐遗响
一种文化越是纯粹，越是单纯，或许就越能接近于人类的本真。先秦时的音乐未被过分修饰，只是单纯的骨笛、埙、抑或编钟。但震动让空气碰撞的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灵性的话语，令人神迷。那时之声可与非洲音乐相比拟，简单却极具冲击力，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音乐不仅是娱乐，更属于神圣。
正如大家对安腾忠雄的着迷。他用几经沉淀的纯粹手法回应自然、解读自然，建筑最原始的状态抽出，展现给大家处理加工的现代传统。在中国建筑身上，那种纯粹早已被深埋于各种娇柔的模仿和国际风格的进军，而丧失了对本源的持续解读与再造。
（2）唐 霓裳羽衣
唐，可能最得到中国人的肯定。唐的文化，无不体现出一种大气脱俗。而在音乐上就更给人心跳加快却又阳光明丽的感觉。一个国家的自信，正是体现于我行我素，无所畏惧。
一提唐之大气，想必印象最深刻的不过佛光寺的飞檐，而同时出现的还有柯布西耶的朗乡教堂。也许只有大师，只有自信的国度才能成就如此之完美。中国的建筑和营造它的建筑师们缺少的何尝不是一种强烈却不坚定的自信呢，他们甚至失去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
（3）宋 杏花天影
若说唐是中国最自信之时，那么宋朝就便属内敛自谦。文化的更迭是反复却在升华的，仅凭文化，宋当居首。宋朝的音乐彰显着一股柔美，一股精致，恰如宣和画院的工笔画。
说到精致，赖特建筑没有柯布的张扬，没有密斯的简洁，但当你触摸它们之时，必能感受到它的细微。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浮躁的今日，宋的精致和柔美若能在当代建筑身上有着一席之地，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便被传承了一半。
（4）元 潼关怀古
元朝有着气吞山河的历史，在这短命的王朝中，蒙古人始终不肯包容中国的文化，但正是这短短的一百多年，中国的文人得以因寄所托，放浪形骸。音乐上自然呈现出一股新风气，更是推出了“元曲”的奇葩。
元朝文人的心境，让我不由联想到高迪。同样不理世事，同样专注于自己的作品，走自己的路，偏执着抒写自己的童话。当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像文人对待生活的社会一样被建筑师所偏执的坚守着，当没有什么低级官方的胡乱干涉，或许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在创造着奇葩。
(5）明 洞庭秋思
看《中国人史纲》和《明朝那些事》，对比柏杨和当年明月对明朝的态度，颇有玩味。明朝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爱的人捧得很高，恨的人贬得却又很低……不过总体来说明的文化偏于成功，而政治偏于黑暗。但不论怎样，六百年丝毫没洗去“昆曲”的色彩，水磨调依旧使多少人的心迹纠结着……
同样具有两面性的，拿密斯来说。对于密斯的“流动空间”“少即是多”，没人有异议。但是他的建筑手法未免单调。相比于中国绘画的“留白”，密斯关注更多的或许是“白”，而中国画关注的却是留白周围的风景。
(6）清 平沙落雁
我们对清朝可谓爱恨交加，爱是因为“清朝是一个勤奋的王朝，三分之二的皇帝很勤政，三分之一的表现一般，没有昏庸的”。但因它使中国的古代文化走向末路，所以国人亦对之无甚好感。我们时常提起的是“明清文化”，因为清朝的文化似乎难以走出明朝的背影，不过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曾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带入过高峰。
贝聿铭可谓流着中国文化的血，但受到的却是纯正的西方建筑教育。他的思想也基于西方现代主义，但为何中国本土的新建筑总觉得少了点韵味，而贝的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却有着特殊的底蕴。或许只能归结为那句老得发土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真正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又要跳出中国文化的束缚。
2现代音乐
而对于现代中国音乐，在民国初年，有一个中国本土的音乐家将音乐推向了属于自己的高峰。一个落寞的人，孤独的甚至卑贱的人，他从未走出过自己出生的城市，未受过西方一点教育。但他却把握了中国音乐的主脉，一枝独秀。他就是阿炳。聂耳，冼星海等虽与其处同一时代，但因接触西方音乐，并投入革命歌曲的创作，艺术上受了局限。阿炳则不理世事，独自抒写生活。年轻时的风流不羁，年老时的凄凉落魄……这不正是中国当时的最好写照？
曾感叹个人在几千年历史中的渺小，而今越来越相信这历史长河中的个人魅力。是那几个人吟唱着自己的绝唱：阮籍，王勃，嵇康，朱耷，齐白石，郑板桥，纳兰性德，阿炳，柳永……他们都是浪漫之人，奇人哉……也只有这些人在推进着历史的进程。
中国音乐继续着它的道路，走过了革命歌曲，走过了民族歌曲，走过了小虎队，走过了邓丽君……21世纪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中国风流行音乐。音乐中国风即中国乐风，为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歌词具中国文化内涵，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在节奏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风格。中国风让歌曲创作的范围一下子拓展开来，音乐创作者，不只停留在现代人的情感基础上，而要从历史中学习中国文化，把国粹一一挖掘出来，可谓有意义的方向。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德国哲学家谢林在《艺术哲学》中这样说。中国音乐的内容与建筑并无直接联系，是其表现形式及特征与建筑艺术有着互通的相融性。更重要的是中国音乐的历史中出现的顶峰和转折点给了我们建筑行进中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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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震.中国建筑文化之根基―儒、道、佛（释）与中国建筑文化[J].华中建筑2003，02
篇10
论文摘要：本文归纳了地域化建筑的环境特征、文化特征及经济技术特征，探析了国内外地域化建筑创作思潮中的创作思想和价值取向，并对建筑形式的创作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前言：
地域性建筑创作原本是指建筑创作回归到朴素的本原，是试图将建筑的发展引向一条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脚踏实地”为作风的稳定发展道路上，也以此对抗科技全球化造成的趋同现象。但是在目前建筑创作多元化发展潮流的影响下，对于地域性建筑创作本身也逐渐出现了多样化的繁乱趋势。
在建筑创作的设计思想上，现代主义建筑创作思潮以其“国际式”建筑风格宣告了某种建筑价值的普遍性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从而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内成为主导建筑领域的一种思想体系。地域化建筑创作设计思潮扎根于“当时与当地的现实生活”，其生命力蕴藏于“当时与当地的现实生活”之中。其建筑创作作品体现出了建筑所处地域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背景。在地域化建筑创作思想中，包括了对于建筑含义的更广泛的认识，突破了建筑本体的局限，强调了建筑与自然的融合，及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
一、地域化建筑创作的特征 地域化建筑创作思潮中包涵了一个广义的建筑概念，相对于现代主义建筑创作思潮中的“国际式”建筑中的普遍性特征，它更强调建筑的地域性的特殊性和客观性。它体现了地域性的环境特征、文化特征和技术、经济特征。
1. 地域化建筑的环境特征。建筑产生于环境中，建筑与环境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千百年来人类建筑活动最基本的矛盾关系。自然环境是建筑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人类的建筑活动就是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之利。从人类早期的聚落选址以及其原始建设形式演变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它们是如何在特定的地域中取自然之利，避自然之害。展现环境特色。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随着人类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这种对地域性环境特殊性的表现从最初的无意识或被动的行为，逐步转化成自觉和积极的进取与创造而延续至今。
2. 地域性建筑的文化特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都有其各具特色的文化，“每一文化有它赖以成长的肥沃土壤，有缔造它的伟大人民，还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也必然有其杰出的城市建筑与园林作品，在这些杰作的背后。更蕴含有智慧、哲理，反映着民俗、风情”。文化根植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之中。正是它们孕育了地域性建筑文化与场所精神。“文化是经济和技术进步的真正量度”；“文化是是历史的沉淀”，建筑创作观念的地域化趋向意味着在世界文化丛林中找出地域文化环境中那些既根深蒂固又充满活力的设计思想。
3．地域化建筑的技术经济特征。当今社会是一个多种技术并存的时代，由于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使得建筑技术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丰富多样性，例如高新技术、传统技术等。从而不能单纯地认为建筑中体现的经济与技术特征对于建筑的决定作用。建筑技术经济的特征应深深的扎根于“当时和当地的现实生活”，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技术条件，发挥创造力，挖掘技术潜力，创造富有特色的地域性建筑，这就是地域性建筑的技术经济特征的内涵与意义。
二、研究方法地域化建筑创作的涵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作为一种设计思潮被人们所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中的国际式建筑风格对于人类社会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同时，该创作思潮本身就是反对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中所宣告的某种建筑价值的普遍性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强调地域的特殊性和多元性的价值观念。这就造成了地域化建筑创作概念上的宽泛性，它包涵了诸多的设计流派和设计手法；追求多元性的价值观念作品散布于世界各地，形态和创作手法上丰富多样。这也造成了分析的难度。
建筑设计语言作为建筑创作的落脚点，清晰地表达了建筑创作的思想。某一特定的建筑设计语言是关于某一特定的建筑在设计构思、建筑的空间与形式、及设计观念的综合。就建筑设计语言本身而言，内容也极其丰富。不同的地域之间。设计语言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同的建筑师所使用的设计语言也各具特色；另外，设计语言中存在着传承性，它含有先前建筑创作之中沿用至今的习惯做法和前人的经验。这就造成了在界定具有地域化特色的建筑设计语言的范围中存在着模糊性，和它内部所含内容的宽泛性。但是，建筑设计语言清晰地表达了创作者的设计思想。在地域化建筑创作思潮中，建筑设计语言体现了建筑师所面对的具有共性的实际问题，和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具有共性的价值取向。因此，本文通过建筑室内与室外的关系、“原型”的引用和建筑与自然的对话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归纳了建筑师在创作地域建筑中的几个出发点，即“处于起源状态下的概念或形式”。继而探讨其形式生成的逻辑性，对建筑形式的创作进行理性的分析。
1. 处于起源状态下的概念或形式 。其指建筑师在进行建筑创作时的出发点，是建筑师对于设计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后，对于建筑设计的总体构思。它对于建筑所采用的设计语言具有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
(1)建筑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 从建筑创作历程来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创作思潮的影响下，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中，对于这一矛盾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在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内外有别”的礼制的影响下，中国典型的民居“四合院”呈现出对外封闭，对内与自然亲和的水平延展的院落形态：在现代建筑运动中的建筑大师勒 ·柯布西耶在萨伏依别墅的创作中体现出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对于建筑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理解。以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中相对于这一矛盾所呈现出的设计概念、空间与形式为出发点，在地域化建筑设计思潮的影响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地域环境中，不同的建筑师发展了诸多的建筑设计概念，运用到他们的建筑创作中。
(2)“原型”的引用。“原型”是一种普遍存在着的心理活动的基本模式，这种基本模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遗迹，那些典型经验的积累和浓缩。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来看。原型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储藏，它来源于同一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在建筑学领域内，“原型”是存在于传统建筑文化之中的一种典型的形态，它凝聚了聚居在当地的人们所特有的哲理、情感和艺术修养，体现了在传统建筑文化中，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等多种深层次的矛盾关系的理解。
(3)建筑与自然的对话。建筑与自然的对话反映了地域化建筑设计思潮中探求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设计观念。风、光、水等自然要素和环境景现在建筑创作中，作为构筑空间的同位体，展示出建筑师对于建筑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和主张。
2．形式生成的逻辑性。在建筑作品的创造过程中，逻辑思维抓住了建筑创作的共性和普遍性．它体现在建筑作品的创造过程中对于诸多矛盾处理的整体把握。形式是建筑创作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最终落脚点。通过对于形式生成过程中所具有逻辑思维的分析，使我们能够透过纷繁的建筑作品的表象，对地域化建筑创作思潮中，具有共性的形式生成规律进行总体的把握。在地域化建筑创作思潮中，建筑师在新的设计观念的指导下，面对了许多新的设计问题，新的建筑设计要素也随之引入到建筑创作之中。使得建筑学的含义和内容得到了扩展。
3．形式与空间的文化含义。在文化层面上，地域化建筑设计作品的深层意念中有着地域文化环境中那些既很深蒂固又充满活力的文化含义，这些文化含义物化为丰富多彩的建筑作品中的形式与空间。它们决定了建筑师在进行建筑创作时的价值观念。地域化建筑创作思潮所具有的文化含义表现出诸多表面上自相对立的性格特征，它反对现代主义建筑创作思潮所宣扬的某种建筑价值的普遍性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从而追求其地域的特殊性，同时，各地域之间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并存：它力求延续地域性传统文化。同时又关注当时与当地的现实生活，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原创性：它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合理内容和地方传统文化价值兼容并蓄，同时又追求自身所特有的、符合当今社会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本奈沃洛西方现代建筑史邹德侬、巴竹师、高军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